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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石小敏 2003年12月12日 在未来的10～20年内，中国所面对的最为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是：1，创造1亿～2亿新的非农就业岗位，其中大半是为进城农民提供的。相伴随的是特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网带的复杂的管理问题；2，覆盖全国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落后地区真正落实九年义务制教育；为此要建立一整套高效有力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与调剂体系，把贫富差距约束在经济良性循环与社会公正所要求的限度内；3，环境保护、国土整治与水资源的调配与节约洁净利用；初步扭转自然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势头；4，避免财政、金融危机，使传统体制转型中形成的财政金融性成本得以逐步消化吸收；为此要坚决而稳妥地改革国有银行体制和构造一个好的资本市场；5，重建社会信用体系，培育契约精神与职业道德。 以往渐进式改革的内在矛盾总是表现为从未间断过的争论。“不争论”的表面状态要靠权威力量来维持。实际上，每一次较大的争论之后，便有经济改革目标的一次有限的提升。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今天的正式认可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各种有生命力的混合经济形式为主要方向的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每一次较大的争论都带有布坎南所说的“立宪性层次”问题的味道，最高层面对这种问题的争论，一般都要运用力(量)、(道)理、利(益)的手段来处理，但较多地是靠“力”上的优势、辅之以“理”、“利”的手段来解决的，并且十分注意把争论及其结果，严格约束在经济改革领域，防止冲击到其他方面。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了。 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的讨论将会溢出纯经济领域，浸漫到教育、科技、行政、文化乃至政治领域，解决问题更多地要靠以综合实力为后盾的多种社会力量的充分博弈，要靠合理地调节权、责、利关系，以理服人来解决。能否以一种适度超越、平和的心态，因势利导地将各种社会争论引向改革和新制度建设工作上去，便成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能否继续走下去，走到底的关键。 换言之，中国能否大胆借鉴25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更加果敢地放手允许社会在更多领域的改革实验与探索，并且按照与经济发展联结紧密与否的顺序，逐次展开；能否通过努力提高最薄弱环节的社会承受力，从而把这种争论与实验约束在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承受力范围内，并通过一种新的改革、发展与制度建设，培育起新的权威基础与法治秩序，将成为今后世人热切关注的焦点。 其实，在经济改革的带动下，25年来，许多非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有了或大或小的进展，但是由于这些领域的改革多是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名义展开的，在思考解决自身的相对独立领域的整体性体制问题时，便难免有所偏侧，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则拖下来了。比如，我们已经鲜明地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号召，相应地，是否也要提出通过改革加快建设一个现代教育体制与现代科技体制？再比如，25年来，几次精简政府机构的结果都很不理想，是否与缺乏一个建设现代政府体制的明确的总目标及逐步试验的改革设计有关？ 无论如何，中国已经改革了25年，积累了整整一代人的实践与经验，而对于现代化和民族富强的追求则不弃不休，持续了一百余年。不管今后情势如何，这一进程都无法逆转。“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的改革一定要成功，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全部希望所在。 （注：此文原载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宏观中国》2003第42期。）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