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现发出《维权风云》网刊发来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很多历史的经验。值得一读。]
台湾民主转型与政治现代化对大陆宪政改革的启示 ——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 张博树 2007年9月10日 研究中国宪政改革有两个重要参照，一个是前苏东各国的民主化过程，另一个就是台湾的民主转型和政治现代化。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曾经在台湾长期执政的国民党原本就是大陆的执政者，被共产党打败后"退守"台湾，并给台湾带去了一整套"党治"传统。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和共产党的党专制本来都是效法苏俄的产物，两者可以比较的地方很多。但无论如何，当20世纪晚期世界民主化潮流奔涌之时，是台湾的国民党先于大陆的共产党迈出了走向民主的关键性步伐，实现了从"党国"体制（一个"行宪"与"戒严"并行、实际上仍然体现传统"党治"特征的旧体制）向真正体现民主宪政原则的多党竞争体制的和平转型，使台湾步入民主社会。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情，值得认真总结。对大陆改革者来说，台湾民主化还提供了在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经济发展相对良好的条件下从事宪政改革的经验，这是台湾经验与苏东民主化经历十分不同的地方，也需要梳理、咀嚼、回味。台湾在民间自由力量发展，利用合法渠道建立并整合组织化的反对派力量，形成与统治集团内的改革者有效互动方面，也颇有成功之处，可供大陆的改革者借鉴、参考。总之，台湾是中华民族走向民主、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块"试验田"，而且收获颇丰。虽然与大陆相比，台湾有其特殊之处，"试验"规模也似乎小了一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台湾的民主转型仍然给大陆深刻的启示，无论是其成功的地方，还是不太成功、甚至略显幼稚、仍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本文将就以上诸方面台湾民主化的基本经验做一研讨。当然，同上一篇研究苏东民主化的文章一样，我在分析台湾民主化的背景、阐释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内涵时，将始终把中国大陆宪政改革和民主化的历史需求当作讨论前设，在这个自觉的前提下展开我们的研究。本文不涉及目前台湾执政当局的具体政策，而着力于探讨作为历史过程的台湾民主化本身。我想，作为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报告的一篇"附件"，它的定位也理应如此。 本文的研究顺序是：1、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制度背景；2、台湾自由力量成长的特点；3、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4、宪政民主框架内的台湾两党政治；5、结语：台湾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制度背景 研究台湾民主转型的历史-制度背景，有一点必须首先明确，那就是国民党虽然也以"党国"统治体制著称，但国民党的理念和意识形态中，一直含有鲜明的宪政指向，并把它作为追求、奋斗的目标。这与共产党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传统意识形态是截然不同的。 孙中山创"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所谓"民国"，就是指"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为了彰显民权、落实民权，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分立"的一整套制度设计：人民（通过国民大会）掌握"政权"，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具体民权；政府（通过五院）行使"治权"，即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项权力（其中，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设置取自西方，考试、监察两权是对中国古代政制的借鉴）。孙认为，"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 1 诚然，孙文晚年主张效法苏俄，搞"以党治国"，这是他屡次革命失败后的新的选择，但孙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而一直坚持自己的三民主义理论，强调要"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以党治国"在这里只是手段、作为"方法"被强调的。在1924年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建设之程序"被明确划分为三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实施宪政仍然是国民党最终追求的目标。 应该承认，孙中山师法列宁，搞"以党治国"，有其认知和理想层面的幼稚性一面。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坚忍不拔的实践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似乎缺乏对政治生活复杂性和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也没有能够对一党训政可能导致的危险做出必要的前瞻。孙的继承者仍然存在这个问题。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也是国民党党内重要的理论家。他在继承、发展孙文的"党治"思想方面做出不少贡献。比如，胡汉民强调，训政时期也要建立五院制政府，但它与宪政时期的五院制不同，"现在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乃是由党授政权于政府，使分别组成五院，而仍然合起来成为一个国民政府。将来宪政时期的五院，是完全分立的"，训政时期的五院"彼此只收联络之功，而不应有对抗之势"，它们都最终统一于国民党的党权之下。2 然而，后来的历史演变证明，恰恰是被置于权力之巅的国民党的"党权"与国民党原本追求的宪政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蒋介石执掌南京国民政府大权后，国民党的"党权"已经蜕变为蒋介石个人的独裁权力。对"国父"和"总裁"的顶礼膜拜，既有中国前现代皇权文化传统作祟的因素，也有非常实际的现实政治的考虑。"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之类的当权者意识形态，则成为国民党压制其他政治力量的大棒。只是由于抗战的爆发，包括共产党和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政党在内的政治力量才获得了在"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框架内"共商国是"的合法机会，这是当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大进步。抗战胜利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甚至已经达成在中国建立多党联合政府的协议，可惜握有重兵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打算真的落实这个协议。但政治协商会议仍然有一个重要成果，那就是彻底清算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使它变成了众矢之的。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便是处于巅峰状态时的国民党的"党治"，与后来中共建政后的党专制体制相比，仍然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理念上，国民党自命为全体国民利益的代表者，并不主张"阶级专政"。在组织建构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层级实行"以党统政"，地方各层级则实行党政分治，地方党部不能干预地方行政事务，这使国民党对地方权力的渗透大打折扣，也降低了国民党实施民众动员、控制整个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国民党理念中的民权、宪政指向，要求政府承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承认社会各群体都有组建独立维权组织的权利，这必然导致"党治"范畴所内含的极权要素的弱化。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劳资双方和政府的复杂互动验证了这一点。3 在这个案例中，强大的资方联盟和强大的工会都在依法伸张自己的权利，这是民主社会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只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调解或仲裁，而不是党治的权威。当时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曾试图以非常手段强迫资方做出妥协，但遭到上海资本家的联合抵制，指责国民党将党权置于法律之上。这件事说明，开放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与国民党的"党治"是相矛盾的，国民党之所以被认为是"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之所以远低于当时和后来的中共，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实在是与这个事实有关。中共以"阶级专政"的代表者自居，搞起镇压来自然无所顾忌；国民党则声明自己最终要走向宪政，独裁之举（哪怕是以"党治"、"训政"的名义）当然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也会遇到正在建设中的民主社会结构的种种限制。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就是在后来台湾的政治演变中，这个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及其控制下的民意机关、政府机关正式"制宪"和"行宪"，是在战后国共两党公开分裂、全面内战已经打响的背景下进行的。1946年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召开，这个会共产党自然不会参加，民盟也进行了抵制，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派代表出席。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1月1日公布）采纳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关于宪草修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变1936年"五五宪草"中的总统制为行政院有条件地向立法院负责的内阁制。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则于1948年3月29日开始举行，4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在蒋当选总统的前一天，行宪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该文件解除《宪法》第39、43条关于总统权力的限制，使总统有权在他认为必要时宣布戒严或发布紧急命令，而不受立法程序方面的制约。考虑到当时正处于国共内战之时，通过这样的文件似乎并不足怪，不能把它完全解释成蒋介石只是为了敛权。但这个"临时条款"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又继续存在了40余年，且多次增补，它的存在确实使国民党政府的行宪框架大打折扣。直到1991年台湾民主化风起云涌、民主政治转型已取得颇多成就时，这个"临时条款"才最终被废止。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至台湾算起，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建构都有哪些特征。读者不难发现，这些特征的形成继续反映着前述国民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间的深刻矛盾，也和国民党在大陆经历的悲惨失败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国民党痛定思痛、进行深刻自我反省、并结合台湾实际"重新打鼓另开张"的产物。恰恰是这一切，构成70年代后台湾民主化再起波澜、台湾民主转型终于进入轨道的政治-社会背景。 先来看政治方面。台湾国民党政权施政的法理框架奠基于这样三个文件：1947年的《宪法》、1948年的"临时条款"、1949年的"戒严法"。根据《宪法》，台湾仍然是一个"行宪"之邦，有名义上的"多党政治"存在（除国民党外，民社党和青年党都是合法政党）。中央政治的运作由国民大会、总统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构成。其中，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均为民意机关，它们合起来大体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议会（这与训政时期是不同的，在训政条件下，五院均为"治权"机构，五院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定程序任免，而现在的立法、监察两院的院长分别由各自成员互选产生）。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任期6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临时条款"则是为加强总统的权力特意搞出的法律文件，国民党退至台湾后又根据蒋介石的需要反复修订，比如，蒋于1954年连任第二届总统，到1960年第三届总统选举时本来已不可能再次连任。为了突破此限，国民大会于1960年3月修改"临时条款"，使总统任期不受原来宪法规定的约束，结果蒋介石一直干到第五届总统未终而逝，才算完结。这显然已经不全是"反共抗俄"的需要，而的确和"老蒋"敛权有关了。"戒严法"则是国民党为了确保台湾地区安全、对付中共"颠覆"而由台湾省政府暨台湾省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布的法令，当然，鉴于1947年台湾曾爆发本土民众反抗国民党统治当局、遭到当局严厉镇压的"二二八事件"，这个文件也有恐吓台湾本地人、继续维持高压态势的明显意图。根据戒严令，任何聚众集会、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等行动，均在严禁之列；居民无论家居外出，都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造谣惑众、聚众暴动、鼓动学潮、罢工罢市者将被处以重刑。立法院亦通过"惩治叛乱罪犯条例"等辅助戒严的法规。总之，"戒严法"使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充满肃杀之气，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许多权利被重新剥夺。这个戒严令从1949年5月20日开始实施，到1987年7月15日才正式废止，时间长达38年，创下现代史上最长的戒严纪录。在戒严期间，特别是在50年代，国民党军、警、特横行，"情治机构"（情报和治安单位）气焰熏天，许多人以涉嫌"匪谍"被捕、处决，而事后证明大部分属于冤假错案。4 但是，另一方面，台湾"行宪"框架内的民主建设并未因戒严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对峙而终止，这主要指台湾地方各层级的民主建设。在孙中山的宪政构想中，地方自治就具有重要地位。1949年7月，台湾省政府成立"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拟定地方自治方案。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村（里）民大会，由村（里）全体公民组成，事实上，早在1946年，台湾就实现了"村官"（村里长）的村民直选。1950年，台湾实现乡镇、县市两级民意代表和行政官员的公民直选，1954年又实现省议员的公民直选。当选者并非全是国民党员，无党籍人士也有很多通过选举渠道进入地方政界。比如21个县市长选举，第一届（1950～1951年）无党籍人士占了3席，第二届（1954年）占2席，第三届（1957年）占1席，第四届（1960年）占2席，第五届（1964年）占4席。县市议员中无党籍人士的比例还要高得多，大体可以达到议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平。5 国民党开放地方选举，拓宽基层参与渠道，无疑有策略方面的考虑，那就是整合、吸纳台湾本土的地方精英，填补"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地方政治真空，巩固自身执政基础，同时亦起到社会"减振器"的作用。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这些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民主建设，从长远看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事实上，后来构成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越来越大的"组织"威胁的，恰恰是通过地方选举形成的"党外"组织化力量。这个问题，下文还要详细分析。目前，我们至少可以说，台湾的地方自治，构成台湾政治的一道重要景观，也是大陆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至今未能实现者。概括1950～60年代的台湾政制，也许用"二元体制"这个词更确切些，也就是，台湾政治在中央层面上，是一个党政军高度一体化的封闭系统，而地方层面上则有相当的政治开放性。 国民党的"党务改造"也是解读50年代台湾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内战，国民党在短短3年时间内惨败于比自己弱小的共产党，最终丢掉了大陆统治权，这个事实自然令蒋介石痛彻心扉，夜不能寐。蒋深刻反省、痛定思痛的结果，是决定再一次彻底改造国民党，使这个党重获"新生"，以完成"反共复国"大业。蒋介石曾在多种场合坦陈国民党为何失败：除了"三民主义信仰动摇"以外，党内派系纷争、组织涣散、党政军干部分立且相互冲突等等都是重要原因。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纲要"，确定国民党的性质为"革命民主政党"，党的组织原则采民主集权制，每个党员都要为实现党的"主义"而奋斗。1947年《宪法》公布后，国民党本来已经弱化了对国家机关的垄断，取消了军队中的党代表制度。现在的"党务改造"则重建党政、党军关系，实现"以党领政"和"以党领军"，恢复乃至部分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国"传统。当然，蒋介石也充分意识到现在毕竟已经开始"行宪"，必须承认政党政治的合法性。蒋在1952年国民党七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就曾指出："本党民权主义当前的任务，一方面要巩固党内政党政治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同时还要对于反共抗俄的友党，辅助其长成壮大，为本党反对党树立典范，与我们携手偕行，共同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我们认为，只有尊重政党政治，才能发挥政党的力量，走向民主建国的坦途。"6 虽然这些话不无"作秀"成分，在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毕竟证明国民党最高决策人承认民主体制内执政党需要反对党的道理。这再一次凸显国民党执政理念和现实间的深刻矛盾，也为后来台湾的民主转型埋下了伏笔。 再来看台湾经济。国民党政府刚刚迁台之时，台湾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村中普遍存在土地租佃关系，租金高达生产物收获总量的50～70％，且租期短，承租关系多不稳定。国民党吸取大陆失败的教训，迁台伊始，就推行实实在在的土地改革政策，以换取农民的支持。1949年1月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4月即开始实行"三七五"减租，即将农产品租金率降低至37.5％，规定租期不得少于6年。继而又实行"公地放领"，就是将日本占领时期的大量"公地"（后来这些"公地"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出售给农民，分期偿付，以扶持自耕农的成长。再就是和平改造地主，除保留必要出租耕地外，其余土地由政府征购，再转给承租户承购，同样采用分期偿付形式，以使普通农户买得起土地。同时，又推出政策，将水泥、造纸、农林、工矿四大公营事业转为民营，作为支付政府向地主收购耕地的价款，此举既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又刺激了地主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兴趣，成为台湾民营工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总之，就在大陆强力镇压"地主阶级"，"贫雇农"先是无偿得到土地、后来又被"合作化"、整个农村政策在毛泽东乌托邦社会改造的狂潮中越搞越"左"时，台湾的非暴力土地改革却获得了非凡成功，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无怪乎土改后的地方选举中，农村成为国民党候选人稳定的选票来源。 工业方面，台湾光复时，虽然国民党从日本政府手中接收大量在台资产，后又有美国经济援助，建立了庞大的公营企业群，但高层决策者们还是清楚意识到了推进工业化，必须建构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战略意义。1953年11月12日，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在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施政报告中指出："我们认为，凡能由民众经营的企业，皆应尽可能转让给私人所有。这不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彻底消除官僚资本主义病根的有效方法。" 7 当时担任工业委员会召集人的尹仲容刻意扶持民营工业的成长，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使台湾的民营企业增加了6000家。而同期的中国大陆正是"三大改造"热火朝天的时候，"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正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直到20多年后的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的认可才在大陆羞答答地重新开始。台湾没有经历过此类戏剧性的变迁。到1963年，台湾的工业产值比例已经超过农业产值，台湾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台湾经济进步的乃是台湾中产阶级的成长，在随之发生的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这个阶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此话容后再叙。 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最初10余年"自由地区"的社会文化状况，更足以反映"行宪"与"戒严"并行造成的体制性紧张。一方面，由于戒严令的存在，公民的言论空间受到极大限制。早在1949年5月，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就制定、颁布了《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中共分子"和"附共分子"写的书一律被查禁。1955年有关机构甚至要求各机关、学校的图书室彻底清除此类书籍，开列的作者名单竟多达千人。1959年启明书局负责人沈志明只是因为翻印旧书《中国文学史》中有"无产阶级文学兴起"一节，就以涉嫌"为匪宣传"而被治安机关逮捕，可见当时台湾"白色恐怖"之烈，并不亚于大陆同时期搞的"红色恐怖"。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又毕竟一直在讲要实施"民主政治"，来自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压力也迫使政府保持起码的"行宪"外表。这就给有胆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某种机会，去阐释、弘扬民主宪政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基点，批评政府当局的某些施政行为，甚至批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在这方面，《自由中国》杂志是一个十分值得引证的典型。 《自由中国》创刊于1949年11月，大名鼎鼎的胡适任杂志的发行人，实际主持者是国民党元老人物雷震。这个刊物开始时还以"反共抗俄"为主题，但没过多长时间就把锋芒指向台湾岛内政治。1951年底《自由中国》创刊两周年时特刊发社论，强调"我们虽然拥护政府，我们并不忘记规箴政府……。有许多时候，规箴的话是人们所最不喜欢听的，但我们绝不敢怕人家的不喜欢忘却了自己的责任，忘却了国家危亡。""一个刊物最重要的任务，是养成健全的舆论。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舆论，比完全没有舆论还要危险；那非特是人民的耻羞，也是这个国家危亡的征兆。" 8 在其后的数年间，《自由中国》"规箴"、批评政府越来越大胆，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阔，从倡导自由民主，到主张司法独立，到批评国民党的"党霸教育"（党化教育）和要求军队国家化，甚至发展到公开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维护宪政正常体制，乃至最终提出建立反对党的明确主张。当年台湾自由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之大胆深刻、痛快淋漓，就是今天读来，仍给人拍案叫绝之感，诸如： ――关于"打击民营报纸"："近几年来，国民党党政当局由于对民主缺乏信心，连带的对言论自由也缺乏认识，根本不愿扶持和鼓励民营报纸，更不知道从民营报刊上探求民意民隐，进而以其为政治改革的凭藉；却企图用尽一切办法打击民营报刊，以求一味利用党报和官报来控制和操纵民意，进而作为掩饰政治上一切腐化恶化、贪赃枉法现象的工具。老实说，这是近年来政治不进步的主要原因，也是国民党党政当局之所以渐渐失去民心的主要因素。" 9 ――关于"党霸教育"（党化教育）："今日台湾的大专和中等学校，除几个例外之外，完完全全在私人御用的党团控制之下，安全室几乎无校无之……。我们请问：这种勾当，对于'反共抗俄'有何必要？除了共产国家以外，哪一个稍讲体统、尊重教育的民主文明国家有这等可怕的事？""教育是国家的公器，不是任何党派推行政治的私器。青年学子是国家、社会的人，不是任何党派的工具。任何党派藉着霸占政权之便，把它的政治目标透过教育方式灌输给青年，并且按照几个私人的意图塑造青年，这就是'天下为私'的作风。从前君主专制时代都没有这样的毒恶作风。"10 ――关于"军队党化"："一个政党，靠武力夺取政权，已经乖离了民主的政党政治的常轨。如果一个政党取得政权以后，，还要长期地靠武力来把持它的政权，而不信赖人民的自由选择，这更说明这一政党的精神堕落。精神堕落的结果，外形的武力也要瘫痪，而政权也要随之瓦解的。""取消军队党化，才可以使军队脱离政治漩涡；取消军队党化，才可为建国打下一个安安稳稳的基础……。国民党在三军中的任何活动都是违宪的，应该一概停止。现役军人应该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只知有中华民国宪法，不知有何党义。" 11 ――关于"党国体制"和"党国观念"："所谓'党国观念'，即是'党'即是'国'。'国'是'党'造的，所以'党'骑在'国'头上。而'国'必有'政府'，所以'党'必骑在'政府'头上。于是乎'党'、'国'与'政府'成了'三位一体'。"当权者奉行的是一种"唯控制主义"，他们的基本心理状态是"因为我们能控制你们，所以我们总是比你们有理。""只要我们能控制你们，怎么样干都没有关系，你们不同意，其奈我何？"12 ――关于建立反对党的必要："在民主政治下，政府不过是人民欲实现其集体意志的工具而已，所谓公仆也者，其意亦在此。不论工具也罢，公仆也罢，人民必须有对此工具或公仆有取舍选择权，才有贯彻集体意志的机会……。今天我们一方面高唱民主政治，同时人民又无选择的对象，显然是不符事实。什么是人民实现集体意志的代替品呢？那就是在政治制度上，有反对党的存在。""大家须认清反对党者，是反对在朝党之意，不是反对国家，而只是一方面反对在朝党的政策，同时求本身政策之实现。……就国家的前途言，反对党之存在，只有利而无害，所谓统一意志必以民主的方式行之，才能发生精诚团结的力量。反对党尽管意见上与在朝党不尽相同，只要人民支持在朝党的意见，他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认输，因此更加强在朝党推行政令的力量。执政党如能反复三思大陆的教训与天下为公的教条，应以无反对党之存在为耻，而不应以有反对党的存在为惧。" 13 和大陆相比，当年台湾的自由知识分子其实还是幸运的。台湾至少还有"民营报刊"，可以让知识分子为之鼓噪。大陆即便是在今天，自由的民间出版物仍告阙如。党化教育、军队国家化之类话题，在今日大陆仍是"禁区"，当年的台湾却竟然有刊物可以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当然，说到底，《自由中国》敢在国民党的警察、特务眼皮底下公开批评时政，除背景确有特殊之处以外（比如胡适这个"保护伞"的存在），台湾的"行宪"框架和国民党当政者仍时时以"民主政治"自许、自期的意识形态还是给自由知识分子帮了忙，为之提供了基本的民主话语合法性舞台。而这正是台湾与大陆根本不同的地方。1957年大陆最大的"右派"发表的最最"右派"的言论（诸如储安平的"党天下"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等），与同时期的台湾自由知识分子比，仍然是非常温和的，甚至是战战兢兢的。他们只不过是给当政者提出善意的批评、建议，而绝没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意思，但毛泽东仍不能容忍之。大陆可以堂而皇之、大张旗鼓地在报纸上"反击右派"，把它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狂犬吠日；台湾则至多是在国民党党、军内部搞一些清除"毒素"的小册子，14 或派特务搞些骚扰。政府当局也知道，根据宪政民主法则，这些做法均见不得阳光。只是因为后来雷震的倡言反对党由"言论"变成了"行动"，国民党当局才最后下决心彻底封杀了《自由中国》，并把雷震送进监狱。 观察1950～1960年代台湾国民党政权在意识形态与具体政策、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间暴露出的深刻紧张，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体察这个政权曾经面临的困难和自相矛盾的尴尬处境。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由于国民党从未否认过自己的"民权"理想，从未抹掉自己的"行宪"光环，台湾社会毕竟存在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空间，又有开放地方选举之类实实在在的行宪制度安排，这就给台湾的民主化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据和制度性扩展的可能。70年代以后台湾自由民权运动的再起波涛，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台湾自由力量成长的特点 本文把台湾岛内一切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力量通称为台湾自由力量。在研究这股力量成长的具体特点之前，有两点需要提醒读者注意：首先，台湾的反对派人士虽然也生发于民间，但并不仅仅停留于民间，而有进入政界、成为"公职人员"的可能，并且，这是个历史事实，这与共产党国家的民间自由力量和"持不同政见者"在形态上是有区别的。在台湾，人们强调的是"党外"（非国民党籍），而不是"体制外"，这与今天的大陆很是不同。其次，台湾自由力量有鲜明的"省籍"特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的人士是台湾本地人，他们既是在反对一个专制政权，又是在反对一个"外来的"（从大陆溃败到台湾）的政权，正是从这里，从这样两个"政权特征"的并存中，引伸出后来民进党的"住民自决"诉求。 理解上述两条，对理解台湾问题，十分重要。现在，我们开始分析台湾自由力量成长的一些具体特点。我把这些特点归纳为四条： 第一，通过办报办刊弘扬理念、组织队伍、扩大影响。这其实是所有专制国家中自由力量生长的共同特点，只不过对共产党国家来说，民间办报、办刊往往采取"地下"的形式，因为公开申请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比如在中国大陆，政府行政法规明令申请办报必须"有符合新闻出版总署认定条件的主管、主办单位"15 ，实际上就是禁止私人办报）；而在台湾，有"行宪"框架在，民间办报纸或办刊物在法律上是允许的。这是台湾自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优势，虽然在办报办刊过程中，他们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台湾异议报刊始于1950年代的《自由中国》。雷震案后，又有《文星》不断发出批评政府的声音，最终于1965年遭到查禁。经过短暂的沉寂，1968年又有《大学》杂志诞生，这个杂志开始时只是个讨论文化、艺术问题，不关心社会痛痒的小型同仁杂志，并没有多少社会影响。它的步上社会政治舞台是在创刊后的第四年（1971年）发生的。当时即将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大力推行"革新"新政，放宽言论尺度，鼓励年轻人问政，又有保钓运动激发了台湾校园青年的爱国热情，加之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改善使台湾陷入外交困境，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大学》杂志的转型，由知识分子小圈子内的杂志变为面向社会的政论杂志。在组织上，这个杂志经过1971年元月的改组，吸收了大批青年才俊，比如后来"党外"运动中赫赫有名的许信良、张俊宏，台湾大学哲学系的激进教师陈鼓应等等。该杂志先后发表了多人联署的"国是诤言"和"国是九论"等文，对国体、政体、法统、人权、国计民生诸方面问题均进行了大胆讨论，提出多项革新主张。 《大学》办刊的时间并不长（1968～1973），却造就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日后投身"党外"运动。1975年，又一个民营杂志《台湾政论》诞生，自命要"搭起民间舆论的发言台"。时正值蒋介石去世、南越"沦陷"、台湾内忧外患加剧，《台湾政论》更多表现出倡言朝野合作、共度危难、推进体制内改革的温和倾向，远不及当年的《自由中国》激进；但它毕竟填补了《大学》之后的言论空白，仍然受到台湾知识界和民众的普遍欢迎。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杂志只存在了5个月，却标志着"党外"力量的一次重要整合。担任《台湾政论》杂志社社长的康宁祥，原来只是个加油站的工人，由于其出色的参政活动，在1969年11月台北改为"院辖市"后的第一届市议员选举中脱颖而出，当选为无党籍市议员；1972年又在"自由地区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中高票当选为立法委员，1975年再次当选，连任此职，成为以"党外"身份进入政界的重要代表。担任《台湾政论》发行人的黄信介也曾连任两届台北市议员，后又在1969年"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补选"中当选中央立法委员，资格比康宁祥还要老。这两位都是拥有较高公职身份、后来又在台湾党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的元老级人物。《台湾政论》的总编辑张俊宏、法律顾问姚嘉文则是当时活跃的知识分子，后来均成为党外运动的中坚。台湾学者韦政通曾这样评价《台湾政论》的作用：由于"它的组成分子中包括发迹于民间的政治运动家和知识分子"，这种"在野的'力'与'理'的结合"，预示着"台湾的自由民主运动即将面临一个新的转变"。16 康宁祥自己也认为，从台湾的几次选举以来，借助《台湾政论》，"已经形成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与从《大学》杂志时期政治改革运动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才得以结合，这个结合使党外的力量、素质提高了"。17 当然，更成为台湾自由力量办刊标志的，是赫赫有名的《美丽岛》杂志。这个杂志创刊于1979年8月，用黄信介的说法，该刊就是要办成一份"党外机关报"，以统合各种党外反对派力量。18 创刊号封底列出的社务委员是61人，到第四期杂志出版时，社务委员已经增加到91人，几乎囊括了台湾各地区主要的党外反对派人士。该刊在全省11个县市设立了服务处，许多县市还成立了基金委员会，筹募、营运杂志的基金。另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设有总经销处，在短短4个月内，即赢得大批读者群，同时获得可观经济收入。 也要看到，《美丽岛》的创刊背景中，还有极其严峻的一面。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与中国大陆建交，自然引起台湾朝野的极大震动。蒋经国发布"紧急处分令"，停止当时正在进行的选举活动，同时加强了对舆论的管制。事实上，在1979年一年中，先后遭到封杀的出版物数不胜数，杂志类就有《夏潮》、《这一代》、《长桥》、《潮流》、《鼓声》、《消息》等，书籍类则有姚嘉文、陈菊合编的《党外文选》、张俊宏著的《大军压境》、吕秀莲写的《台湾的过去与未来》等被查禁。难怪曾担任《美丽岛》杂志社副社长的吕秀莲后来回忆说，虽然该杂志的栏目十分丰富，内容也洋洋洒洒，"然而就它所宣扬的思想来说，如以目前台湾言论尺度的开放，重阅当年的文章，我们发现其实它对国民党的批判，仍然十分迂回委婉，一种敢怒而不敢尽言的委屈尽在其中。"19 寥寥数语，当年台湾自由办报人面临的风险和内心积压的紧张已经跃然纸上。 《美丽岛》政团的组织和民众启蒙、动员工作亦值得一谈。在杂志社总经理、民权斗士施明德等人的领导下，借助各个市县办起的服务处，《美丽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组织了一连串群众集会和演说活动，这些活动撩动了台湾普通民众的问政、参政热情，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党当政者，使他们感到如鲠在喉，寝食难安。当然，关于党外运动的策略，《美丽岛》政团的组织者们也曾做过省思和检讨，并总结出包括"间接原则"、"弹性原则"、"实力原则"、"集中原则"、"团结原则"在内的"党外运动五原则"，希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台湾民主化，减少街头政治可能带来的盲动性和刺激性。然而，在专制体制下，有些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善良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国民党情治机构的不断挑衅，迫使民主力量一方不得不做出公开反应。这种冲突的极端结果就是1979年12月10日爆发的"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国民党地方当局动用了警察和镇暴部队，对当日《美丽岛》政团在高雄组织的纪念世界人权日集会进行了干预、甚至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现场的大批民众。虽然无论在规模上、在镇压者达到的残暴程度上，"美丽岛事件"都不能和大陆后来发生的"六四事件"相比，但它仍然是台湾岛上的专制当局对自由力量的一次重大打击。《美丽岛》政团的核心人物几乎全被逮捕、判刑，身为《美丽岛》杂志发行管理人的林义雄律师甚至付出家人（林的老母亲和一对孪生女儿）被"不明身份者"残忍暗杀的血的代价。 这是当代台湾民主运动中不能忘却的一段历史。但，正是在这带血的历史中，才最终结出台湾民主化的美丽的花朵。 第二，充分利用合法选举渠道，形成"党外"参政力量。 前文已经指出，台湾"行宪"框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自治的实际推行。而在地方自治条件下，选举（包括地方民意代表的选举和地方行政官员的选举）都是开放的，这就给民间自由力量充分利用合法的选举渠道，形成"党外"参政大军提供了制度性的可能。这是台湾有别于所有共产党国家中自由力量生长的重要经验。 早在1957年台湾举行第三届县市长及省市议员选举时，就有人筹组成立"党外候选人联谊会"，专事研究选务，举办民众座谈会和举办巡回演讲。经过《自由中国》被镇压后60年代的冬眠期，中产阶级有了长足的发展，国民党上层政权也正值新旧交替之际，"万年国会"和"万年国代"更是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于是，党外选举活动又渐成势头，并且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地方层级。康宁祥、黄信介之成为"中央立委"，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到了1977年，党外选情更是掀起高潮，在各项选举中党外候选人的得票率竟高达37％。在组织上，这时的党外竞选已经不再是单个个人的单打独斗，而发展为一批候选人的联合竞选。这是党外反对派力量组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进步标志。 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国民党选务的腐败和一些传统陋习，也开始受到冲击，并反过来帮了党外的忙，成为民主化的促进剂。1977年的"中坜事件"就是一个代表。这个事件的主角是国民党叛逆、后来成为党外力量翘楚的许信良，他的目标是竞选台北市桃园县的县长职位。选举日，由于国民党籍监选主任的舞弊行为被人当场抓获，支持许信良的10000多选民愤怒之极，乃至袭击了警察局，烧毁了8部警车，此事成为台湾民众自发地以集体行动抗议选举舞弊行为的开端，当时曾轰动海内外。尽管警方也抓了几个人以"妨害公务与秩序"罪将之判刑，但选举本身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许信良以党外身份高票当选桃园县长，这在中国大陆――即便是今天――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 1978年台湾"增额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选举"，党外的选举组织工作又上了一层楼。11月24日，台湾"全省党外助选团"总部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希望各位候选人共同为此次选举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前提下，以推动人权为中心，以促进党外大团结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俾革新政治，造福民众。"20 助选团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设"作为党外候选人共同政见，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选、省长和院辖市长直接民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思想学术超然化、言论出版自由化、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令、禁止非法逮捕和囚禁公民、保障公民隐私权、实施全民医疗及失业保险、兴建长期低利贷款的国民住宅、废止田赋、制定劳动基准法、承认劳工对资方的集体谈判权、改善渔村环境，保障渔民的安全与生活、制定防止环境污染法和国家赔偿法、反对省籍和语言歧视、大赦政治犯，反对对出狱政治犯及其家人的法律、经济和社会歧视等极其广泛的内容，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还有人为助选团设计了红白蓝三色大型宣传海报，海报正中是一只紧握的人拳，周围有橄榄枝环抱，上印"人权"两个大字。根据海报的说明，这个图案的象征含义是： ● 人拳与人权同音，暗示人权乃用人拳争取而来；拳头紧握，象征党外人士紧密团结，决心为人权斗争到底。 ● 橄榄枝代表和平，表示党外反对以暴力争取人权，也反对当权者以暴力统治人民。 ● 白、蓝、红三色，既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古典含义，也代表党外对人权的新概念，即政治人权、经济人权、社会人权。 21 在组织建构上，助选团开始设立常设机构，委员主要由1977年当选的党外省市议员担任。助选团采取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委员不分职位高低，均享有平等地位。1978年12月5日，"党外候选人座谈会暨记者招待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各地党外候选人、助选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共约500人齐集一堂，开党外人士集体公开亮相之先河，可谓壮观。这样，有了共同纲领，有了常设组织机构，有了大型集会和公开亮相，党外活动更具成熟和规模，已经具有现代政党的某些轮廓。可惜的是风云突变，中美建交和蒋经国的"紧急处分令"使正在进行中的、轰轰烈烈的选举戛然而止。然后才有《美丽岛》的问世，党外反对派不得不借助另一种形式继续他们的事业和斗争。 高雄事件后，《美丽岛》政团的核心人物被判刑，但台湾的民主运动并没有被吓倒而就此止步；恰恰相反，党外又产生了两股新的力量来接续民主运动的香火。一股力量是在美丽岛案军法审判中为8名被告辩护的律师团，这个律师团由15位辩护律师组成，其中包括了后来在民进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今天已经成为台湾执政者的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辩护律师们的法庭辩护有这样一句话非常著名："审判官们！今天你们在法庭上审判8名被告，别忘了，全国同胞在外面审判你们。而明天，历史会审判你我大家。"22 另一股力量则是高雄事件受难者的一些亲属。1980年当局恢复被中断的选举，这些受刑人家属纷纷参加竞选，颇有向当政者挑战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的周清玉在竞选时身穿黑色旗袍，肩披写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带，向选民这样表达她的政治诉求："一年以来，清玉和家人遭受极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与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奋斗的勇气。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详的态度，继续走那嘉文没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机会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实。""清玉和党外人士别无所求，我们只要求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动改变，党外民主运动就是在为这个必须付出牺牲的改变而奉献，希望全体民众与我们一起走那没有走完的路。"23 这些话是令人感动的，既感动了今天的我们，也感动了当时的台湾选民。1980年的选举，党外人士获得巨大成功，康宁祥、许荣淑（张俊宏之妻）、黄天福（黄信介之胞弟）等当选为中央立法委员，周清玉等人当选为国大代表，尤清（美丽岛案辩护律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是台湾民主力量的重大成就。――当然，还要强调一遍：这个成就的取得，除了党外人士的不懈努力外，台湾的"行宪"体制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没有选举的合法性制度通路，没有当政者对这个制度的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遵守，没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从而使美丽岛案的真相借助传媒大白于天下，一批政治犯人的亲属和为政治犯辩护的律师是不可能获得选民支持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央级民意代表机构的。这再一次凸显了台湾政治与大陆政治的不同。在大陆，迄今我们也不可能看到一个在押政治犯的亲属还能继续高举异议者的旗帜，以选举等方式公开参与政治生活。这并非异议者一方缺乏勇气，而是大陆的现行体制使然。大陆不允许对党专制体制的公开批评，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那些被党的组织部门所控制的形式上的"选举"则不可能把异议分子或同样具有异端思想的他们的亲属列为"候选人"。而在台湾，"行宪"制度决定了一个人即使以"叛乱"罪被判刑，他（她）的亲人、朋友仍然有参加选举、自由竞争公职的权利；只要有足够的胆略和勇气，他（她）们仍然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大旗下继续公开前行。我们在总结台湾民主力量成长的历史经验时，不要忘了这种经验所依托的制度背景。 第三，不断加强党外力量整合，提高党外组织化水平，直到最终建立反对党。 台湾的民进党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在此之前，它经历了长达十数年的力量积聚和组织整合过程，最后宣告成立的这个党，可谓集党外各种反国民党一党统治力量之大成。 1981年，台湾举行第九届县市长、第七届省议员、台北市（院辖市）第四届市议员和高雄市（院辖市）第一届市议员的公民直选，党外利用这个机会，乘上一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取得重大胜利的东风，筹划以更高的组织化水平面对这次选举。具体做法是： ● 成立党外推荐团，成员包括1980年当选的党外各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由推荐团向选民推荐党外候选人。 ● 制定候选人推荐的4个原则：对选情较简单的地区，集中力量联合推荐；对选情复杂的地区，保持超然，不公开推荐，而做侧面支持；尊重各选区的协调与安排；根据现有实力，决定被推荐人的数量。 ● 提出共同竞选主张，以制衡为中心，包括"党外、制衡、进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等鲜明的竞选口号。宣传旗帜以绿色为统一色调，这也是后来绿色成为党外乃至民进党阵营标志的缘由。 在推荐团精心组织下，此次选举又获可观成果。有3位党外人士获选县市长，苏贞昌、游锡堃等11人当选省议员，谢长廷、林正杰、陈水扁等8人当选台北市议员，"新党外"赫然走上台湾政治舞台。集体推荐制度增强了党外的凝聚力，亦成为党外组织化进程的重要推力。 1980年代台湾党外势力成长、整合以及组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两个机构不能不提。这两个机构，一个是1984年5月成立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即"公政会"），另一个是1983年9月成立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即"编联会"）。"公政会"的建立源于下列考虑：党外力量不仅在选举时期需要组织，而且应该吸取以前的经验，建立一个常设机构，以便领导选后的工作。"公政会"的组成人员都是具有公职身份的党外人士，即便如此，这个机构也一直承受着被政府当局取缔的压力，但取缔毕竟没有成为事实，"公政会"就在这种既未被承认、也未被否认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后来还在全岛到处设立分会，形成了强大的整体网络。"编联会"的组成背景和人员结构则大为不同。参加"编联会"的大多是党外各种杂志的编辑和作者，他们年轻，有朝气，理论素养好，又富于激情，但不具备公职身份，在政治性格方面迥异于资深党外大佬。一般而言，非公职的党外新生代更激进些，不像党外大佬多坚持温和、稳健的改革路线。1980年代初由这批年轻人发动的"批康（宁祥）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康一直主张渐进、务实的改革战略，反对激进的街头斗争。 然而，面对共同的对手，党外两股力量最终还是携起手来。1985年，台湾又逢县市长、省市议员的换届选举年，两会在新上任的公政会理事长尤清的撮合下捐弃前嫌，共同筹组建立了"1985年党外选举后援会"，共事党外人士的选举推荐和组织工作。张俊宏是这个机构的7位执行委员之一，他事后曾这样评论说："这次党外后援会很难能可贵地，由于大家的共识，不忍心党外在野势力的纷乱，而愿意努力迈向组织化的初次尝试。""提名的过程十分民主，无论是推荐提名或是开放竞选，一律由会员投票决定，追求内部民主化、法治化，大家也都表现出维护团体纪律的精神。"24 显然，这样的提名方式已经离正式的政党组织产生选举候选人不远。此次选举，党外再获大胜：后援会推荐的18名省议员候选人，有11人当选；推荐的11名台北市议员则全部当选；高雄市议员，推荐6名亦有3人当选。 这样，当1986年到来的时候，党外组织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离正式组党近在咫尺。蒋经国不顾国民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决心推进"革新"、力主与党外力量"沟通"而不是镇压的态度，也为党外走向正式组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背景。1986年5月1日，许信良在美国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表示准备迁党回台，以实际行动突破党禁，此举亦刺激了岛内的党外人士修改建党时间表，加快组党步伐。1986年9月28日，由130多位党外人士共同发起组织的民主进步党终于在台北正式宣告成立。11月10日，民进党召开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通过党章、党纲，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一任党主席。民进党正式登上台湾政治舞台。 民进党的成立，乃是前此一系列党外力量整合和组织化的最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党外各种力量、各个"派系"之间也有矛盾，但还是成功实现了整合，共同完成了在一个传统的、但又是变化中的党治社会里建立起反对党的伟大任务，这是台湾自由力量了不起的成绩，也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经验之一。 第四，注重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界以及"草根"民众的结合，建立民主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 台湾中小企业的大发展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受惠于政府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大量外向型中小企业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在70年代就已经达到80万家，占台湾企业总数的98％以上，在中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口达就业人口总数的75％，产值则达到台湾工业总产值的60％。这是台湾经济结构的一个很大变化。从政治-社会角度看，台湾成长中的中小企业家阶层成为台湾中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经济地位的上升必然导致产生更多的政治诉求，因为这是保护、发展他们的经济利益所必须的。而台湾的"行宪"框架，包括开放的地方选举和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则为这个阶层追寻上述目标提供了可能。 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律师、新闻从业人员等）也是台湾中产阶级的组成分子，他们与中小企业家阶层在政治诉求方面有天然的联系。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支持反对运动的中产阶级当中，知识分子与中小企业家的角色最重要。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推动台湾政治改革的最主要最活跃的中坚力量，也是反对运动的领导者与策略提供者，他们均受过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法学与社会学的训练。中小企业家具备投入政治活动的财力，也以其个人财富为反对势力提供政治基金与可作为退路的职业。二者之间经由各种社会关系而挂钩，且有一隐约的分工。"25 以1970年代的《台湾政论》为例，这个杂志不仅得到中小企业家阶层的大力捐助，高雄地方的中小企业家们还担负起该杂志在台湾南部6个县市的总经销任务。而从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草根民营企业家始终是党外候选人的重要票源。根据1986年的一项调查，支持民进党候选人的选民主体由中小企业家和劳工阶层组成，二者合计占到民进党选票的79.1％。 26 说到劳工，这个阶层也是党外（特别是编联会系统）知识分子工作的重点。长期以来，国民党利用工会控制工人，这和大陆有相似之处。突破御用工会对工人的控制，建立真正独立的、自主的工人维权组织，成为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编联会系统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深入到劳工基层，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经济、政治诉求，协助劳工组织同资方谈判。这份执著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上个世纪早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不惧艰险、深入工农、播撒革命火种的历史。当然，时代背景、时代任务都不同了，但台湾的青年知识分子仍能承继这样一种精神，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事实上，编联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潮流系"知识分子群体，很多人深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影响；"新潮流系"有"三大主张"，即"台湾独立、群众路线、社会民主主义"，后面两条都与草根民主有关，都可以导致重视基层社会运动的政治结论。 知识分子深入社会的做法加强了知识者与劳工、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的联系，扩大了党外民主运动的影响力。在80年代风起云涌的台湾大众运动中，很多都有党外人士的身影，比如1984年的"台湾劳工运动支援会"、1987年的"台湾农权会"和"妇女进步联盟"等等。此外还有教师人权运动、生态保护运动、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原住民权利保障运动、新兴宗教运动……，种类繁多，不一而足。这些组织的蓬勃生长使台湾社会日益走向多元化，有力地解构着国民党的戒严体制和党治统治，同时给党外推进民主化以巨大的支持。民进党的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台湾走向政治和社会多元化、加速全社会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没有草根民主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反对运动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一条，亦足以为大陆的民间改革力量所汲取。 蒋经国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当政者一方。极权社会或威权社会要实现理性、和平的民主转型，除了在野知识分子和民间自由力量的努力外，当权者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事实上，正是因为统治者手中握有权力，他（或她）能够发挥主动性的历史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他可以推进历史进程，也可以延缓历史进程。虽然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谁也改变不了，但最高当权者的有识或无知、勇敢或怯懦、机敏或愚顽、胸襟博大或鼠目寸光，仍然会直接影响他的政治选择和行动方式，从而影响历史的现实走向。试想，如果1989年的邓小平不是一个政治上顽固的传统共产党统治者，或者赵紫阳掌握了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权力，六四的历史就完全可能改写。越是在专制体制中，最高当权者的这种历史"使动性"就越突出、越明显，只不过有的是在正向（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发挥作用，有的是在反向（违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上发挥作用罢了。 蒋经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台湾民主转型和政治现代化的官方推动者。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能产生这样一位顺应时势、勇于做时代的弄潮儿、推动历史向前迈进的人物，颇值得大陆的当政者深思。马英九在最近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自经国先生1988年1月去世后，"台湾经历了许多变化，政局起伏，政治人物几度春风、黯然，唯一没有改变的是经国先生所受到的历史评价。十五年来，在任何一个'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调中，经国先生始终高居第一。""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27 "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这个提法很值得玩味。蒋经国虽身为"太子"，但年少多难，15、6岁就远赴俄国，在苏联特工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监视下渡过了12年光阴，当过工人、士兵，下过乡，去过劳改营，可谓大难不死。但也正是在苏联，蒋经国接受了系统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小蒋"自己曾回忆说，早在1925年由上海赴海参崴的轮船上，他在读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同时，就开始认真阅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28 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又系统学习过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军事科学等一系列课程；在列宁格勒的红军托马契夫中央军事及政治学院学习过军队行政、军队政工和苏共党史，还发表过哲学论文。蒋经国加入过共青团和苏联共产党。可以说，他既亲眼目睹了斯大林体制的罪恶一面，又曾耳濡目染且亲身卷入这个体制内部的各个环节，深受它的影响。1937年回国后，蒋经国受到乃父蒋介石的精心栽培，恶补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修养，又被放到基层进行锻炼。在抗战期间和战后，蒋经国在地方建设、对外谈判、打击官场腐败、直至协助乃父退守台湾等方面均有不凡表现。"小蒋"的人生经历是丰富的，个人也极其勤奋，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他自己接管大权以前，这位蒋家公子仍然是一个"党国" 体制的忠诚拥护者和践行者；在他的大量政治活动中，我们还很难见到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影子。 比如，在抗战期间的江西赣南，蒋经国曾大力推行"赣南新政"，在整顿政风、改善吏治、打击土豪劣绅、禁毒、禁赌、禁娼、发展经济、土地改革、推进教育、建设新文明等方面做出很大成就，被誉为"中国战时政治的一项奇迹"。"小蒋"当时的身份是赣南行政督查专员，他一到任，就在自己的专署门口立两块石碑，分别刻上"大公无私"和"除暴安良"几个大字。大门口设"民众询问处"，接待老百姓来访，平时由专职秘书负责，每周四则自己亲自接待访民，回答问题。又在赣州城四门挂4个意见箱，贴上封条，上写"本专员亲自开箱"，鼓励百姓问政。蒋经国还制定了"新赣南"建设蓝图，提出要用"吃苦、冒险、创造"的精神，建设三民主义的新赣南，实现"五有"，即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他还把专署、司令部、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半天办公，半天学习，还要分小组讨论，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研究怎样搞好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治安等等。从这些做法中，我们似乎很容易发现过去苏联生活的烙印，包括内部的"组织学习"和外部民众动员的方式。在政治方面，蒋经国也曾试图建立民意机关，健全政治机构，但他更多强调的是干部要成为民众的公仆，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他自己也亲做表率，深入民间，访贫问苦，颇有亲民作风。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一位国民党专员，但他的身上却有不少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影子。这就是当时的蒋经国。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套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多于"法治"，1945年蒋经国调离赣州后，新政也很快没了踪影。这可能与战时条件的局限有关，但也和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套路有关，这个套路中有苏维埃的因素，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政"、"纳谏"、"为政清廉"和"大同"理想的因素，但似乎缺乏宪政民主因素。 再看一个例子。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后，蒋介石鉴于大陆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军队政工制度（用今天共产党的语言就是恢复"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50年3月，蒋经国被任命为军队总政治部主任，成为这个领域的主要操盘手。台湾风雨飘摇的恶劣形势，自然促使蒋经国倾全力担负起此项"重任"。他把工作重点放在这样4个方面："肃清共谍，提高军中文化，推行克难运动"，"严密军队组织，改善官兵生活"，"健全一切组织，推行实践制度"，"要求全体官兵把思想变成信仰，把信仰变成力量，要做到在政治上永不屈服，在战场上永不投降。"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要参加政治课的学习，军官每月18课时，一年198课时，士兵每月24课时，一年264课时。士兵课程中的必修课包括"国文"、"三民主义"和"领袖言行"，以使军人们明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1952年，由蒋经国担任主任的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介石称这个组织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教育性的组织"、"战斗性的组织"，该组织必须"加强革命信念"，担负起"反共抗俄、救国救民的责任"。在蒋经国的亲自指导和周密部署下，"救国团"的组织渗透到台湾每一个市县，遍布于机关、团体、企业、农场和学校。"小蒋"充分利用赣南时期青年工作的经验，开展各类适合青年特点的活动，使其颇具吸引力。"救国团"还大量出版《三民主义基本教材》、《领袖对青年的训示》之类书籍，要求团员必须深入学习，认真领会。 这一套做法，大陆从事军队政治教育和共青团工作的人都不会陌生。在强调信仰"主义"、"听党的话"、"服从领袖"，用愚蠢的或精致的手段实施"洗脑"和"精神灌输"等方面，海峡两岸的统治者可谓如出一辙。不管"灌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其出发点和组织运作方式都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难怪"救国团" 这一套"党化教育"的做法当时即遭到《自由中国》的严厉批判。 可以说，作为国民党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和"青年反共救国团"首领的蒋经国绝对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不管他如何努力，如何勤奋，他只是在为"党国"体制效劳，甚至是在为蒋家天下效劳。他的个人优点在这个体制下反倒变成了缺点。 然而，时代总是在向前发展的。局限人人有，有局限并不可怕。聪明的统治者只要善于学习，善于"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的东西，抛弃那些过时的东西，突破自身局限，他就有可能跟上时代，乃至领时代之风骚，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人物。蒋经国即有幸成为这样的人物。 尽管蒋介石在世时，蒋经国言必称"总裁"、"领袖"，但他自己接班、特别是1978年登上总统宝座后却一反乃父传统，表现出更开明的姿态。就在"小蒋"就任总统的当天，他曾通过宣传机构表达下列三点愿望：其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今天已经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该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无个人的时代。其二，今后不希望人们称自己为"领袖"。国民党历史上只有两位领袖，一位是"总理"（孙中山），一位是"总裁"（蒋介石）。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普通国民，只愿以党员和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党员和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其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三民主义和国家民族的万岁，而再无个人的万岁。29 应该指出，当蒋经国试图翻开历史的新的一页的时候，又是台湾的"行宪"体制给他的"开明"和"新政"提供了现成的制度性通路。 早在蒋介石刚刚去世的1975年，蒋经国在一次国民党党务会议上就曾这样谈到选举问题："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本党革命以来，所要建立的民主政治基础，就是要经由选举来达成。一个政党，尤其本党是执政党，对于国家的政治责任和风气无可旁贷，所以我们担负最艰巨的政治责任，要树立最良好的政治风气。就选举来说，本党参加竞选的同志虽则由党提名，但当选与否，完全决定在选民。"尽管"以今天本党的力量，在复兴基地可说有绝对把握选举出提名的人，但是为了要将党的风度和开放性的政党作风，昭布于人，对于这次增额立法委员的选举，中央有一新的规定：就是凡属三年前当选的立法委员，无论属于党内同志或党外人士，本党都愿意支持。"至于竞选方式，蒋经国特别强调："本党候选人在竞选中发表政见，一定要力求平实，尽量反映民众意见，提出积极性的建议，这点非常重要。我为什么说发表政见要力求平实呢？就是绝对不可虚伪夸张，对于党和政府的成就，要做正确平实的报导，不必做过分的渲染；尤其政见要注意到是不是有实现的可能，是不是超越了本身的范围；至于良好的风度，平实的谈吐，诚恳的态度，在竞选中尤其重要，要这样竞选，才能显示党的民主风度。"30 正是由于蒋经国的开明，大批台湾本岛人士和青年才俊开始被重用，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台、澎、金、马地区"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和改选亦不断加大对党外的开放程度，扩大了政治参与；对党外势力的成长甚至"挑战"，蒋经国本人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以前文提到的中坜事件为例，选民在愤怒之中烧毁警车的事情发生后，蒋经国明确表示：对此事"要切切实实、公公正正地调查及依法处理，绝对不可徇私偏袒或欺上瞒下。""现在国民的水准均有足够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因此，中坜选票纠纷事件尤其需要慎重，务须使全体国民对于政府往后的处置，完全满意。"31 当然，也有论者认为，蒋经国对中坜事件表现大度，是因为总统选举在即，蒋不愿意给自己的形象抹黑；后来稳坐总统宝座后，对党外就不那么客气了，镇压美丽岛政团即是明证。32 这个说法也有部分道理，毕竟政治人物是复杂的，他的政治选择和行动要受到种种因素的牵制。然而重要的是，许信良并没有因为中坜事件中的警民冲突失去做县长的机会（半年后许确实从县长的位子上被拉下来，不过那另有"事由"）；美丽岛案在押犯人的亲属们也堂堂走上中央民意代表候选人的讲坛，并纷纷赢得了选举。这是制度的力量，是制度提供了这种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蒋经国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当权者尊重这个制度，且在不断地开拓、完善之；即便当这个制度产生似乎不利于统治者的结果时也没有停止这种努力，更没有去破坏它。在"党国"统治的威权时代，做到这一点已经不易。 蒋经国执政时期台湾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亦有目共睹。在一次同媒体记者的谈话中，蒋经国这样解释"台湾经验"的基本内含：首先，"我们崇尚自由民主，坚守宪政体制，政府与人民相互信任，和谐团结，提供了民主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其次，"在计划性的自由经济政策下，鼓励私人企业，激发人民勤劳的工作意愿，与企业家进取的创新精神"；再次，"教育机会人人平等，实施普及而良好的教育制度，并致力科技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最后，"贯彻均富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提升生活品质，建立了公平而和谐的社会"。33 这些说法，时人、后人还可以有不同评价，但台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的过分拉大，基本做到了"均富"，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台湾没有经历过大陆文革这样的动荡，也没有过经济政策的大幅度偏转，所以也不会遭遇大陆改革开放必然面临的深层次紧张。这个偏安之地在国民党一党威权体制内启动市场经济起飞却没有造成大面积的官员腐败，在促成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兼顾了社会公平。所有这些经验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不管怎么说，台湾提供了一个在"行宪"框架内发展经济、又在经济建设相对良好的基础上推进宪政改革的例子，这对今日的中国大陆显然具有重要的对比和借鉴价值。 当然，从本节所论主题的角度看，蒋经国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人生即将谢幕之际亲手启动了台湾民主转型的关键闸门，这就是结束"戒严"状态，解除"党禁"，为台湾进入多党和平竞争的宪政民主社会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人们关心的问题自然是：蒋经国晚年的关键一步是如何迈出的？走出这一步又如何可能？ 这里，有认知的进步，有对世界大势的清晰把握，有对民众的深切责任感，也有对社会剧烈变革之际从本集团出发的关于统治成本与收益的认真"计算"。 蒋经国本人勤于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中，本来就有民权主义内容，台湾的"行宪"体制，亦部分地回应了民权制度建构方面的要求，这对蒋经国当然有影响；对当年苏联经历的反思和数度出国访问（特别是对美国的几次访问），使蒋经国逐渐在内心真正认同了民主政治和自由的价值，也是一个可以大体追溯清楚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潮流的再次奔涌，亦肯定对蒋经国的政治选择发挥了作用。除了拉美、南欧许多国家纷纷发生民主转型以外，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从80年代初开始，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出现多元化的政党政治发展趋势。1980年，韩国国会颁布《政党法》；1987年，卢泰愚总统发表历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韩国进入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于1986年被推翻，随即开始民主政治的建设。泰国也发生了向军人政权挑战的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一党独大体制颇为成功的国家，反对党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经历了10多年由清一色的执政党议员控制国会的局面后，1981年，新加坡国会中第一次有了反对党议员。中国大陆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至少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其发展势头还是颇给人以希望的。蒋经国作为一个具有开放胸襟、对民众富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这样一个全球民主化的大潮必然对其执政理念构成强烈的冲击，促使其做出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调整、修正。 当然，除了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清晰把握以外，一个领导人在做出推进民主转型的关键决策时，还少不了从统治者自身角度出发的，对这个转型进程应否进行、如何进行以及该进程可能付出的代价和收益的认真"计算"。 关于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孙代尧曾援引罗伯特•达尔的有关理论进行过有意义的探讨。达尔和其他一些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促成多元政体产生的可能同该国统治者对"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的合理"计算"有关。当预期的"压制成本"过高而"容忍成本"降低时，政府就有可能接受多元化，甚至主导这个改革进程。用这个观点分析台湾问题，我们就会看到，80年代中期的蒋经国面临着如下情势：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党外运动已成气候，并正朝着有组织的反对党方向演变；台湾的社会运动亦风起云涌，中产阶级都支持民主化；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其国际地位正在提升；邻近国家的民主化方兴未艾，对台湾岛内亦产生相当影响；还有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态度，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所有这些，都是导致预期"压制成本"升高的要素，也就是，继续采用压制手段，将使统治者处于越来越不利、越来越被动的境地。另一方面，主动改革将使国民党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放开高层选举，凭藉执政党的实力，仍然可以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且提升执政的合法性；台湾本来就有"行宪"框架，又有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社会相对富足、稳定，宪政改革不致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改革还可以加强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抵消大陆发展带来的冲击，使台湾在两岸制度对抗中继续处于有利地位。所有这些，又都是导致预期"容忍成本"降低的要素。蒋经国的政治改革，正是在对上述两方面因素认真"计算"后的结果。无疑，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34 上述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综合，应是对蒋经国何以可能迈出宪政改革历史性一步的合理解释。 1986年始，蒋经国加大了在全台湾岛推进"政治革新"的力度，明确"革新必须是前瞻性的、是突破性的，但也必须是承前启后的、是继往开来的"，并从国民党中央常委中指定12人，专门研究、拟定"政治革新"的内容和相关政策。大体上说，蒋经国决心推动的革新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解除"戒严"，二是开放"党禁"，三是改革、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四是地方自治法治化，扩大地方民主（比如省主席和院辖市长由官派改为民选），五是革新党务，六是调整经济、社会政策，进一步推进社会改革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建设。 这几条，特别是开放"党禁"一条，无疑是动了"党国"体制的命根子，是从根本上对旧体制开刀，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是做不到的。1986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台湾"行宪纪念日"发表书面致辞，表示改革必须大刀阔斧，自己将不惜"个人的生死毁誉"，也要"向历史交代"。蒋经国的继任者李登辉则根据亲身体验把前任总统晚年处理大政方针的原则归纳为三条： 第一，一切作为围绕如何"向历史交代"，不计目前毁誉，重在将来历史的评价；第二，作为最高决策人，必须考虑国家长远利益，不受他人影响或左右；第三，努力建设良好制度，不求一时之方便或短程之利益。 最高当政者既然有这样的决心，当权者一方与党外自由力量围绕民主化而展开的正面互动就可以启动、形成了。1986年5月，蒋经国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亲自促成了执政党与党外贤达的面对面"沟通"。9月份，民进党宣告成立，蒋经国并未进行干涉，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的采访，当对方问："您认为反对党会构成政治上的挑战吗？"蒋经国坦然答曰："我不认为它是一种挑战，它只是政治过程中的一种现象。"36 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正式解除已经持续了38年的"戒严"。1989年1月，台湾执政当局颁布《人民团体组织法》，民进党的成立终于合法化。虽然蒋经国已经在此前的1988年因健康状况恶化突然去世，但他开启的宪政改革大门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再能把它关上。 今年是2007年，蒋经国离开这个世界尚不足20年。然而，他的"向历史交代"的壮举和他自身的历史地位，已经得到公正的评价。现在，我们不妨做个简单的比较。 蒋经国与中共"第二代"领袖邓小平年龄差不多，早年经历亦有相似的地方。二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邓小平还曾是蒋经国的团小组长。在以后漫长的人生征途中，邓、蒋二人分别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在晚年又各自成了海峡两岸的最高决策人。然而，蒋经国以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宪政改革而名垂青史，邓小平却因镇压了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而铸成历史大错。这是邓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共作为统治者的悲剧。 平心而论，在推动社会民主转型、担当起一个执政者应该担当的社会转型主导者的责任方面，共产党本来就有比国民党天生不利的地方：国民党至少承认民主宪政是它追求的理想，而迄今为止，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仍在拒绝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不可小觑这个区别，比如，国民党既然自称台湾是"自由复兴基地"，它对来自美国等民主国家要求落实人权、加快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不能漠然置之；而共产党却可以把同样的压力解释成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混淆意识形态冲突和国家利益冲突之间的不同，甚至成心把二者搅在一起。这种状况提醒我们，也提醒有意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要承担起中国民主化改革的历史责任，抛弃陈旧的意识形态教条、认可人类普世的价值观和制度文明观是当务之急。有了这个前提，一切具体操作中的策略、手段、步骤等都可以另议。 我相信共产党高层领导者中不乏有为之士。他们应该有当年蒋经国那样的胸襟，那样的魄力和勇气。虽然客观地讲，在今天共产党这个体制内产生这样的领导人有相当难度，但当历史产生这种需求时，也一定会创造出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剩下的就看每个具体的历史行动者的"道行"了。 即便是退一步，从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身的利益着眼，宪政改革也势在必行。这里，我建议中共领导人也去算一笔账，关于中国民主化之"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孰轻孰重的一笔账。毫无疑问，与台湾相比，大陆统治者在计算民主改革之"压制成本"和"容忍成本"时，有更多、更复杂的变量需要考虑。但总的讲，随着整个社会的日益开放和进步，民主化的"压制成本"会越来越高，"容忍成本"则会相对走低，是一个必然趋势。当然，也可能有人认为，威权统治（或后极权统治）之统治手段、统治策略的"精致化"似乎有助于"压制成本"的降低，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从历史长程看，任何专制政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倒行逆施，最终都将引发社会的反弹，从而造成"压制成本"总量上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错过了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的良好机会，在六四镇压后形成威权主义社会的权贵集团，这又是造成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统治者"容忍成本"提高的一个因素，因为宪政改革势将引起权贵集团的拼命反对。这一点与当年的台湾亦有不同。然而，历史已经走到这一步，夫复何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明确的，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是不可违逆的。还是"主报告"中讲的那句话：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做过可歌可泣的努力，这个党后来发生的变化是它自身创造的体制造成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真的想保存先辈的容光，而又能"与时俱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历史的误区、泥沼中走出来，勇敢承认过去犯过的错误乃至犯下的罪恶，丢掉包袱，轻装前进，从独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变中国宪政改革的阻碍者为中国宪政改革的推进者。相信历史仍有这样的机会。 宪政民主框架内的台湾两党政治 民进党成立并合法化后，台湾开始有了名副其实的政党政治；由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共同努力，台湾的宪政改革亦在波峰浪谷之间有了扎实的、大幅度的推进。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台湾已经完成了初期的民主转型，进入民主制度的巩固期。这当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包括： ● 1990年3月，台湾爆发"三一六学潮"，学生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拟定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要求。李登辉与学生代表进行对话，承诺近期内召开国是会议。 ● 1990年5月，李登辉当选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在这之前一个月，李登辉已经以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与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进行了两党高层的首次正式会晤；6月，召开不分党派的国是会议，达成宪政改革共识。 ● 1991年4月，第一届国民大会（老"国大"）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止案"，这个实行了40多年的法律文件终于成为历史。年底，举行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原资深国代全部退职，这意味着同样延续了40多年的老"国大"终于被彻底"换血"。 ● 1992年5月，立法机构修订"刑法第100条"，排除言论叛乱行为。 ● 1994年12月，台湾省长、台北和高雄两市市长首度直接民选。国民党籍的宋楚瑜当选台湾省省长，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当选台北市市长。 ● 1995年，李登辉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对"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表示道歉。 ● 1996年3月，台湾首次进行总统全民直选，共有4组候选人参选：国民党候选人李登辉、连战，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谢长廷，独立参选人林洋港、郝柏村，独立参选人陈履安、王清峰。李登辉获得54％的选票当选第九任中华民国总统，也是首任全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总统。 ● 1998年，北高两市换届选举，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击败民进党籍的陈水扁，接任台北市长，并连任两届；国民党籍的吴敦义则败给民进党籍的谢长廷，失去高雄市长的宝座。谢长廷接任，亦于2002年连任。 ● 2000年3月，陈水扁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和独立参选候选人宋楚瑜等，当选第十任中华民国总统，台湾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原执政党和在野党和平交接执政权。 ● 2004年3月，第十一任中华民国总统选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吕秀莲以微弱优势（50.12％对49.88％）战胜国民党、亲民党联合阵营候选人连战、宋楚瑜，民进党获得继续执政权。 原来国民党"党国"体制的特点是"党"（独裁者）牢牢掌握"枪杆子"并尽可能地控制"笔杆子"（之所以只是"尽可能地"，因为控制言论毕竟与"行宪"相矛盾）。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改观。台湾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军队不再是哪一个政党的工具，在政党竞争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严守中立。军中不再有原来意义上的"政治学习"，军队国家化则成为官兵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说，跟"党指挥枪"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完全不同，今天台湾的国军官兵不会被要求去学习某政党领导人的讲话或者某政党的文件。总统的讲话，亦只有跟军队建设有关时或者有重大政策宣示时，才会在政治教育中向官兵播放。37 台湾的媒体也已经实现了多元化。据2002年台湾《经济年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台湾总共只有31家报纸，其中，由政府垄断的报纸（含党报、官方报纸、军队报纸）就占了15家，另16家为民营报纸。1987年宣布"解严"后，台湾传媒业得到迅猛发展。2001年，台湾已有451种报纸、7220种杂志、7816家出版社、267家通讯社、146家广播电台、37家有线电视台和5家无线电视台。2005年连战到大陆访问，台湾媒体东森电视台作跟进报导，这个东森电视台隶属东森华荣传播公司，而后者又是目前台湾最大的民营电子媒体集团东森媒体集团的子公司之一。一家民营电视台对一个在野党领导人如此敏感的访问作全程报导，本身就说明了台湾政治的开放程度。当然，台湾各媒体政治倾向不同，有的支持"泛蓝"，有的靠近"绿营"。在政党竞争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也都会充分利用媒体力量为自己造势，内中包含的种种机巧或者陷阱，它们对民主转型的贡献拟或挑战，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媒体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今日台湾社会的一个现实，而且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台湾民主化的重要成果。 政党政治还意味着在现实的权力格局中，执政党和在野党都会分享公共权力的某些部分。比如，2000年的总统选举，国民党虽然失去了最高执政权，但在随后的2001年地方县市长换届选举中却获得重要胜利，一举拿下9个县市的执政权，比原来增加1个，民进党则从原来的12个县市降为9个。在2002年举行的县市议员和乡镇市长换届选举中，国民党又拿下382个县市议员议席、194个乡镇市长的席位，民进党的相应成绩为县市议员147席，乡镇市长28席。 在中央立法委员方面，2000年和2004年两届"立委"改选，国民党和亲民党获得的总席位均超过执政的民进党，更何况还有连续当选十届"立委"、蝉联三任立法院长的国民党人王金平，这与民进党人当家的行政院恰好构成权力上的两相制衡。 在政治人物的行为方式上，台湾的政党领袖和行政官员们也正在逐步适应政党政治带来的变化，区分不同的角色担当。马英九就是个例子。2004年总统大选时，发生了"3.19"枪击案，国、亲方面怀疑其中有鬼，遂发动"4.10"大型集会，要求成立"枪击案真相调查委员会"。马英九身兼国民党副主席，当然要以这个身份参加合法集会；但他又是台北市长，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当集会时间超过申请预定的时间后，又不得不命令警察强行干预，以至发生冲突。这样两种角色的并存，似乎会令当事人有些尴尬。马英九本人则表示：一方面，作为行政长官，他必须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另一方面，他也会向国、亲高层作必要的建议。"不管用哪一种身份，法律都是要遵守的。" 民主政治下的法治社会运作，的确会给当权者提出很多新的议题，要求他们去探索，去回答。这个过程在今天的台湾，仍在继续之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民主转型后多党竞争的现实给各个政党自身带来的深刻变化。 我们先来看原来在野、2000年后执政的民进党。 民进党刚刚成立时，其组织架构在很多方面模仿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刚性特征的政党。比如，民进党有明确政治理念，每个党员都要认同这个理念并为之奋斗；党员有严格的入党标准、程序；党员必须接受党的纪律约束；不允许存在双重党籍；党通过严格的组织层级实施领导；等等。但另一方面，民进党又试图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避免国民党的领袖独裁问题。这样的制度设计包括：党主席实行短任期制，1989年以前，民进党的党主席任期只有一年，后来改为两年，且最多只能连任一次；议事规则采"合议制"，重大事项必须经集体讨论、多数通过才能做出决定。当然，合议制的产生也同民进党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关：原来的党外运动本来就存在不同派系，成立后的民进党在中央领导层形成所谓"派系共治"也就显得很自然。不管怎样，作为一个"革命"起家的政党，刚性政党加上"软弱的党主席"恰恰是民进党的组织特色乃至组织优势，因为它同时满足了组织的强有力和避免领袖独裁这样两方面的要求。 然而，这个情况在民进党成为执政党后逐渐发生了变化。2000年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曾表示要做一个"全民总统"，一旦当选将辞去民进党中常委职务，不再参与民进党的党务运作。当选后的陈水扁也确曾一度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建立起"清流共治"的"全民政府"。但这个时间并不长。由于台湾的政党政治刚刚起步，公务人员尚不适应政党轮替后的政治格局，立法院和行政院的工作关系缺乏合理的张力，强调制衡有余，理性配合不足，凡此均导致行政效率大受影响。在这个情况下，陈水扁不得不接受时任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提出的"以党辅政"和建立"党政协商"机制的建议，由民进党党主席主持，定期召开有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和党中央秘书长参加的"党政协商会报"。后来，这个机制又扩大为包括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民进党主席、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等在内的"九人小组"会商机制，主持人也变成了陈水扁本人。然而，陈并未把"九人小组"定位为决策机构，只是把它当成沟通、咨询和协商机构。党政关系如何处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4月，民进党召开第九届第二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第15条修正案，规定党主席产生方式采双轨制，即执政时期由总统任党主席，非执政时期党主席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40 这样，2002年7月1日，陈水扁正式接任民进党主席，开启了民进党执政后的"党政同步"时期。陈水扁集总统和党主席身份于一身，不但否定了原来上台时做"全民总统"的承诺，而且导致民进党内部关系的重大变化：原来的合议制传统有衰微之势，取而代之的则是"阿扁"的"一人独治"。从民主政治角度看，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民进党过去在野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推进台湾的民主化；至于真的执政后怎样处理党政之间的关系，大概并没有做过认真设计。这应该是个教训。在宪政框架内规范政府权力结构的类型（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规范执政党影响政府政策的途径、方式，是每一个转型国家（或政治实体）都会遇到、且必须处理的问题。而且，这里面并无一定之规可循，必须根据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做出适合于自己的选择，并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民进党这方面经历的坎坷，倒是给未来的大陆宪政改革者提了个醒。 现在，我们再来看国民党。 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作为总统和国民党新的掌门人继续了宪政改革事业的推进，在短短8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全民直选总统，这是执政的国民党为台湾民主化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内部也不断发生分化。先是有所谓"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角逐，蒋家时代的国民党元老逐渐淡出政治舞台；90年代初立法院内又成立"新国民党连线"，一批国民党少壮派不满主流派政策，于1993年自立门户，成立了"新党"；1998年则有"废省"之争，结果是宋楚瑜愤而出走，国民党再度发生分化。这种因政见不同或利益矛盾而发生的政党分化，在民主体制下本来是正常的，但它却对2000年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宋楚瑜独立参选，分散了蓝营的选票，国民党候选人连战惨遭败绩，只有23.1％的得票率，执政大权只能拱手让给正式成立仅仅14年的民进党。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这是首次实现的政权和平交接和政党轮替，国民党虽败犹荣；但国民党毕竟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党，竞选失败不能不引起党内上上下下的深入反思。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已经成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开始踏上"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励精图治的新的征程。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的职务后，代理党主席连战在2000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临时大会上当选党主席，随即启动大刀阔斧的党内改造，包括党员重新登记，重整组织架构，精简专职党务人员，推动干部年轻化，鼓励党员深入基层，经济方面进行"党产信托"，拟定排黑条款，重建党的清廉，等等。在组织建设和扩大党内民主方面，特别推出了党主席的直选制度和公职人员提名的改进机制。2001年3月，国民党进行了本党历史上的首次党主席党员直选，有53万党员参与投票，投票率达58％，虽然只有一名候选人，连战以97％的得票率当选，但此举仍然标示着国民党的党内民主有了巨大的进步。国民党参加各项公职选举候选人的提名机制也得到改进，规定这些提名人必须先经过党内初选，初选结果由党员投票和民意调查共同决定，两项权重各占50％。这些党务改造的举措收到明显成效，上文提到的国民党在历次地方或中央公职人员选举中取得的成绩就是证明。 2004年，国、亲合作试图夺回执政权的努力受挫，使国民党再一次面临考验。于是才有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再调整，包括2005年4月连战作为国民党主席的首次大陆之行。2005年7月国民党又逢党内选举，这一次是有两位候选人竞选党主席的位置，同样开了国民党历史上的先河。结果，马英九以37.5万张选票战胜王金平（14.3万张选票），成为新一任国民党的掌门人。国民党的党内民主化也扎扎实实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目前，国民党正积极备战 2008年总统大选。前不久，执政的民进党和在野的国民党都已经确定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民进党的谢长廷、苏贞昌对国民党的马英九、萧万长）。无论结果如何，国民党都将继续在台湾政坛发挥自己的影响。 回首国民党从威权时代高高在上的执政党，到失去执政权成为在野党，再到重新振作、试图东山再起的整个历史，可以给大陆的改革者以重要启示。今天中国共产党内仍有一部分人把多党制视为洪水猛兽，来不来就用"亡党"的"威胁"说事儿，强调"居安思危"，其实无非是为了保住自己那点特权和利益。国民党成为在野党但并未自甘堕落、更没有"亡党"的事实，充分说明宪政民主体制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这个体制将为所有政党提供合法活动的制度空间，并激励各个政党（无论是执政还是在野）兢兢业业地去工作，去奋斗。这些本来都是常识，然鉴于至今大陆仍有那么一批人总是置常识于不顾，故意造出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来欺蒙大众，本文才不得不借国民党近年来的历史演变加以引申、说明，以正视听。 除了国民党、民进党外，目前台湾还有其他一些政党在政坛上发挥影响，比如属于"泛蓝"阵营的亲民党、新党，与民进党主张更接近的台湾团结联盟，等等。不过总体而言，台湾的两党政治框架还是明显的。"蓝"、"绿"阵营各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也有各自的群众基础。这种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持续下去。 毋庸讳言，迄今台湾的两党政治仍不能说很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由于威权时代台湾走过的特殊历史道路以及它对当事人造成的深刻的心理影响，无论国民党人还是民进党人，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承载着某种互不相容的历史余绪，一有对抗产生，就往往互视对方为敌人，这使得宪政民主体制内的政党竞争和政党合作，均缺乏必要的理性基础。民主政治强调有实力的执政党和负责任的反对党应该并存，且相互意识到对方存在的价值。这是宪政民主体制能够有效运行的重要先决条件。台湾的政党政治目前还不能说已经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甚至，在议事过程中的情绪控制上，台湾政坛亦常常显得不够成熟，乃至不够"绅士"，大陆媒体就间或报导些台湾民意机构开会时，对立双方来不来"拳脚相加"的新闻，颇有嘲笑之意。这当然有些滑稽。与大陆政坛的"官话""套话"充斥、"一言堂"以及必然伴随的万马齐喑相比，台湾的民意机构无论在议事、辩论过程中还有多少"不文明"的幼稚举动，也已经比大陆政坛先进、文明了许多。在这个意义上，大陆媒体本来是没有资格嘲笑台湾的。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台湾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在这个前提下再指出人家的缺点，这才是大陆方面应该采取的态度。 其二，黑金政治对今天的台湾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民党当政时，权钱交易、选举中的腐败等就一直是个顽症，蒋经国曾花了很大的力气加以整治。民进党本来以追求民主、自由起家，但当它走上政治舞台后，却也很快和黑金政治发生了关系。以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党内初选制度为例，这个制度就其初衷而言，本是为了扩大党内民主化，使基层党员都能参与候选人的甄选过程。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是"人头党员"泛滥，即某些候选人通过花钱替人代办入党手续、代缴党费的办法，为自己增加"伪党员"数量，甚至在投票时把这些"伪党员"集体送到投票站投票，成为所谓"铁票部队"。这个问题在1996年民进党举行总统候选人的党内选举时就已经暴露，那时民进党还不是执政党。2000年民进党夺得执政权后，选举中的黑金政治现象有越演越烈之势。当年7月民进党召开第九届全代会，进行该党执政后的首次中执委和中常委改选，结果选风恶劣，彼此挖票、买票，尔虞我诈竟达匪夷所思的地步。党员选党代表，一票可值3500元，党代表选中执委，一票更突破百万大关。41 在其他各类选举中，"绑票"、"养人头"等贿选现象亦屡见不鲜。 选战中令人触目惊心的种种肮脏现象，凸显了人性的阴暗面，也使民主政治内含的悖论充分暴露了出来，这就是，选举之争毕竟又是权力之争；求胜不择手段，则会诱发人性中最卑劣的东西。它同时提醒我们，健全的政党政治需要优良的选举文化作为保证，否则，制度设计再好，也难免发生走形。 民进党发生的上述"变化"还提醒我们，即便是一个从追求民主事业起家、且为这个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政党或组织，在成长过程中或夺得执政权后，也有走向"退化"乃至"堕落"的可能。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就有评论家分析过这个问题，比如孙庆余就曾指出："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里斯说'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是不可能犯罪的。即使他的行为破坏了整个法律，整个自然秩序，他仍创造了意义更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足以从旧世界的废墟中建立一个新世界。'人们对革命领袖或改革先驱的期待正是这样。党外'美丽岛时期'的表现也是这样。不幸的是，80年代以来，党外阵营不断扩充，量变带动质变及数量限制品质的结果，'高贵'的精神及品格已近消失，连带政治英雄的正面形象都一变再变，渐渐出现了'有什么样的执政党，就有什么样的反对党'。" 42 这个批评当然是很重的。不能说被批评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十数年来民进党不断修改党内选举办法，也是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对大陆改革者（特别是海内外的民间自由知识分子、民运组织和异议人士）而言，均是前车之鉴。作为政治反对派，我们似乎还没有碰到（或至少没有如此尖锐地面临）此类问题；中国大陆和海外异议人士的当前任务仍主要是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扩大自己的组织和影响力，以利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推进。但我们不可忘却人性的弱点，不可忽视未来发展道路上可能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既来自反民主势力一方的种种阻遏，也来自我们自身，来自作为改革者的精神变异乃至组织蜕化的可能性。我们今天反对的对象已经走过了这样一个轮回（当然是在专制主义语境内）；我们自己在建设未来中国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则要避免这种轮回的改头换面的再度发生。 结语：台湾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大陆宪政改革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本文已经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这里再把这些经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强调如下，供所有有志于大陆宪政改革的人士参考： ● 台湾与大陆同文同种，同有一党专制、领袖独裁横行的历史。台湾实现了和平的民主转型，对大陆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说明我们这个延续了2000年专制文化传统的民族，并非不能告别昨天，走上民主与制度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建政后推行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建构与真正的宪政民主正相反对，所以在可预期的中国政治转轨中，这个党将会遇到比当年国民党决心改革时更多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内的官方改革者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政治智慧，首先突破自己编织的意识形态牢笼，其次是突破几十年铸就的制度和组织牢笼，才能真正飞向自由的彼岸。在这个过程中，民间自由力量恰恰是党内改革派的坚强盟友。 ● 经济的良性发展，是顺利推进宪政改革的重要条件。台湾做到了在"均富"基础上完成民主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大陆已经失掉这样的历史机会。但大陆毕竟有了相当经济积累，实施宪政改革的条件已经比当年的苏东好了许多。关键是尽快下定决心，否则权贵资本对改革的掣肘会更加难缠。 ● 台湾经验证明，地方和基层宪政改革不一定非要以政党政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它反倒有可能为政党政治的产生创造条件。开放地方和基层选举、实行真正的自由竞选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前提。 ● 民间自由力量的组织化是反对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反对党形成的基本途径。几乎在所有地方，自由办刊都是这种组织化的开始，台湾也不例外。 ● 台湾党外力量成长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在非暴力抗争的民主转型斗争中，要合理把握街头政治与议会政治、抗争与妥协的关系，使民主运动有理、有利、有节，并获得最广泛的民众基础。 ● 前执政党变成在野党，对这个党也是好事，因为它有助于自己痛定思痛，励精图治，在宪政民主框架内东山再起。所谓"亡党"一说，不过是专制统治者欺人和自欺的逻辑。 ● 即便是民主派起家的政党，执政后也面临变腐的危险。所以，实现政党轮替，只是民主转型的初步成功；建设健康的选举文化和政党政治，才是民主体制更长远、更艰巨的任务。 无论如何，台湾已经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先行了一步。下面就看大陆的了。 （本文作于2007年7月5日～9月1日，北京） 注释： 1、《孙中山文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页2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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