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状评析及两岸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

陈国栋

2006年6月23日

guodongchen@vip.sina.com

    年初以来，执政仅六年的陈水扁家族及其亲信屡屡爆出弊案，陈水扁的“一妻二秘三师四亲家”纷纷涉案（一妻指陈水扁妻子吴淑珍，二秘指“总统府”前后两任副秘书长，三师指陈水扁的会计师、律师和医师，四亲家指女婿赵建铭兄弟及其父母）。

    这一系列弊案经国民党立委邱毅揭露并通过台湾媒体广泛曝光后，引起了台湾国亲两党、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自2000年实现首次政党轮替以来台湾最受瞩目的政治事件。

    截至目前，台湾检调单位对陈水扁家人、幕僚等涉及的弊案尚未完全查清，台湾媒体正在对整个案情进行深入的挖掘，泛蓝阵营开展的罢免行动尚在进行中，民进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运作也正紧锣密鼓。不过，对于观察台湾政治发展历程及其未来走向来说，无论这些弊案的最终结果是陈水扁主动辞职还是罢免下台，也无论是在“总统”位置上呆到2008年甚至陈水扁本人难逃弊案而最终锒铛入狱，这些结局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一事件折射出了以下几个看点：

    一、威权体制到民主体制，过渡的道路有多长？这一过渡，需要一个前提：民主化。而民主化有两个实现方式：威权者主动放权自上而下推行民主化或者要权者（普通民众中的精英分子起着领导作用）通过街头运动自下而上推动民主化的开始，但很多时候是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共同推进民主化；这一过渡，需要完成两个任务：民主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意识的培养，两者互为硬件和软件，需要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二、以政党竞选为核心的民主体制，需要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新闻相配合，才是善治的民主。民进党上台六年，陈水扁身边亲信犯下如此大的弊案，让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检视之前对台湾民主进程的高度评价；但是，经历过威权统治的台湾人民、尤其是在新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台湾中产阶层，通过陈水扁身边的亲信一个个弊案被揭发、直至女赵建铭被羁押禁见，则看到了台湾社会未来的希望：独立的司法与自由的媒体，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尤其是威权统治下“刑不上大夫”的中国政治铁律。

    三、政治纷争下的台湾中产阶层。从威权到民主、从“一团和气”到弊案丛生，今日的台湾中产阶层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产阶层能否跟随政治民主化的脚步不断前进？反观今日之大陆，政治“鸟笼”下的中产阶层，面对日益狭小的政治生存空间、日益紧绷的社会生存环境，我们有多少的力量与多大的作为呢？

    四、大陆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目前，大陆经济转型已经成功、社会转型正在进行、政治转型尚未开始。那么，面对台湾这一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民主样本，我们该如何转型呢？台湾著名政治评论家东方朔认为，台湾今日之乱始自“巨调”（社会政治形态的巨大调整），而相应的“微调”则能保证社会转型的顺利、快速推进。如何把握转型的速度与幅度、如何维持发展与稳定的平衡，成了今日大陆推进转型的关键所在。

    通过这一系列看点，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自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历程，而且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可以看到台湾所走过的“经济自由、中产阶层崛起、政治民主化”道路对于今日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有着高度的参照性。

一评台湾现状：台湾乱像的根源在于政治领导人民主诉求的工具化扭曲

    台湾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民主化改革以来，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党外力量不断成长，直至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实现政党轮替，标志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取得实质性成果。与政党选举的实质民主相配套的新闻自由不断提升，独立的司法体系逐步建立，军队的国家化、非党化进程取得实质进展，成为台湾民主化的四大支柱（政党选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

    台湾宪政体系确立的四大民主支柱，构成了台湾民主的制度化组成部分，台湾民主建设的硬件设施构架基本完成。

    然而，仅仅有制度架构的民主是不完善、不完整的，还需要民主的的软件设施：政治领导人的民主诉求、普通民众的民主素养。这一民主的软件是目前台湾所缺少的，也是目前台湾乱像的根源所在。

    政治领导人的民主诉求，体现在他们是把民主作为争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还是将民主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人民富裕的价值原则。民众的民主素养，体现在他们能否摆脱民粹主义的蛊惑，理性地行使民主权力。

    以陈水扁为代表的民进党人，在当年国民党的威权体制下冲锋陷阵摇旗呐喊，为民主遭受牢狱之灾。然而，当民进党为之努力的民主理想实现后，却将通过民主力量获来的权力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摆脱不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这种民主诉求的工具化扭曲成了台湾民主初期的政治剧痛。

    曾经独霸政权的国民党，则在丧失政权的初期毫无民主体制下的生存能力，无力扮演民主体制下在野党的监督与制衡角色，更让台湾为政治转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经历过威权统治的台湾民众，在迎来民主化的同时，则迷失在了政党竞争的选举操弄中，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判断，在蓝绿阵营的恶斗中成了民粹主义的工具。民众的行为及其后果，都与对民主追求的初衷背道而驰。

    政治领导人民主诉求的工具化扭曲、社会民众民主素养的迷失和欠缺，是台湾民主化初期乱像横生的两大根源，成了所谓民主化过渡时期“成长的代价”。

二评台湾现状：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让人们看到了台湾的未来

    以政党竞选为核心的民主体制，需要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自由的新闻媒体相配合，才是善治的民主。民进党上台六年，陈水扁身边亲信犯下如此大的弊案，让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检视之前对台湾民主进程所做出的高度评价；但是，经历过威权统治的台湾人民、尤其是在新经济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台湾中产阶层，通过陈水扁身边的亲信一个个弊案被揭发、直至其女婿赵建铭被羁押禁见，则看到了台湾社会未来的希望：独立的司法与自由的媒体，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尤其是威权统治下“刑不上大夫”的中国政治铁律。

    在一个非民主的威权体系中，司法体系完全依附于政权体系，成为国家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完全不具备对执政者的监督与制衡能力。威权时代的台湾即是如此，执政者的行为可以肆无忌惮，享有绝对的权力而不受任何的监督，此种绝对的权力带来了绝对的腐败。

    同样，在一个非民主的政权体系中，新闻媒体完全依附于、受制于政权体系，“用一个声音讲话”、成为政权的传声筒，背离了新闻媒体最原本的功能——全面、客观、公正、快速的传递新闻信息。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凭着官方通讯社、党报党刊，完全垄断了民众的信息来源；而新闻媒体“只说对的、不说好的”，只唯上、不唯实，只要保证政治正确即可。新闻媒体的“万马齐喑”人为地创造了社会的一团和气，却掩盖了当时的种种社会弊端。

    民进党通过民主运动最终成为台湾政权的主人，颠覆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此时的民进党，在执政快感的冲击下、面对缺少在野党制衡的政治格局，党内部分权力分享者走上了贪腐的怪圈。正如上文所说，民进党上台六年，就从一个自称廉洁反黑金、为台湾人民打拼的所谓“进步党”，变成了贪弊频繁的执政党，让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检视之前对台湾民主进程所做出的高度评价。

    然而，观察陈水扁亲信、家族所犯弊案的揭发过程，起作用的并不是民进党的内部监督机构、更不是作为在野制衡力量的国亲两党，而是国民党立委邱毅凭着个人的力量，充分利用媒体的配合才使得弊案不断的浮出水面；更重要的是，当弊案被揭发后，作为司法系统的台湾检调单位可以相对独立的展开侦查，并最终将陈水扁女婿及其他亲信羁押禁见。台湾媒体、司法在这一过程中，完全没有威权体制下的那种受制于政权的尴尬，可以自由的表达、独立的侦办。

    更进一步说，台湾新闻的自由、司法的独立，得益于政党的自由竞争，没有哪一个政党可以长期垄断政治权力。因此，在台湾政党竞争制度初步确立的制度环境下，才有了新闻的自由与司法的独立。

    因此，如果说陈水扁亲信、家庭成员所犯弊案为台湾的民主化带来了阴影，那么可以说弊案被揭发、相关责任人被惩处的过程则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未来和希望：在政党自由竞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保证了台湾社会可以沿着良性轨道继续前进。

三评台湾现状：政治纷争下的台湾中产阶层

    根据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中产阶层是维护稳定、避免社会剧烈动荡的中坚力量。不过，从相反方向看，在一个由于政治转型而导致剧烈动荡的社会中，中产阶层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去减少政治转型带来的社会成本，传统社会学理论却没有提供现实的理论指导。

    台湾的中产阶层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当时正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起步阶段。随着台湾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产阶层也逐渐壮大，直到台湾经济并列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时，一个占据社会主体的台湾中产阶层初步形成。

    台湾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遵循经济政治两个脉络：第一、台湾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台湾经济的对外开放和不断成长同步完成的；第二、台湾中产阶层的形成过程，稍早于台湾的政治转型；随着政治的开放，中产阶层队伍初步定型，最终发展成为一个稳定、成熟的社会中坚阶层。

    从这两个脉络来看，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中产阶层；在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则促进了台湾政治的自由和开放。中产阶层作为“人”的因素，在这一“经济——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不仅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推动力量，更是台湾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的台湾中产阶层，见证了台湾经济从国民党政府退台时期的封闭低迷发展成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全球经济链重要一环的全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台湾政治从国民党的全方位威权统治到逐步的民主化、直至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全过程。

    2000年，当民进党通过宪政体制内的选举上台执政实现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时，台湾的中产阶层曾经欣喜若狂，他们终于看到了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硕果，终于看到了台湾走上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的良性发展轨道。

    然而，上台执政仅仅六年的民进党，却不断爆出最高执政者家人、亲信的贪腐弊案，不仅让国际社会重新检视对台湾民主化进程的评价，更让台湾的中产阶层似乎陷入南柯一梦的尴尬境地：原来努力为之奋争的民主，不过是用所谓民主外衣下的贪腐来代替威权体制下的贪腐而已了。

    威权体制下的中产阶层，变成了民主体制下的中产阶层。这种政治环境的改变要求中产阶层改变自身的努力目标，从过去威权体制下对民主的追求过渡到民主体制下对良性政治互动的追求，提高民主素养、扮演好民主体制下的选举公民、避免落入民粹主义的圈套更为重要。

    如上所述，现在台湾弊案的根源，不仅仅是政治领导人对民主诉求的工具化扭曲，更与台湾民众民主素养的缺失有关。因此，作为社会中坚阶层的中产阶层，努力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为良性的政治互动提供必要的民意基础，则是现阶段台湾中产阶层最重要的任务。

四、台湾与大陆

     回顾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历程，除了最初几年国民党当局为了政权的生存而实行的非常规统治以外，台湾社会的变迁基本上遵循三条主线：第一、经济上的不断对外开放，国家政权从经济领域逐渐退出，实行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第二、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中产阶层；第三、中产阶层作为新兴的社会力量，在享受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及其带来的丰硕经济成果的同时，开始追求政治领域的自由与开放，成为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中坚力量。

    台湾地区发展进程中的“经济自由——〉社会阶层崛起——〉政治民主”模式，在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得到印证，被证明是后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的有效途径，也成为西方经典政治学理论中研究政治民主化的样本之一。

    不过，以2000年政党轮替为分割点的台湾民主化进程，仅仅完成了民主制度的构架，而与民主制度紧密相连的反对党制衡、中产阶层独立自主的政治诉求等尚未建立。台湾尚处于后民主化阶段，即对民主体制的完善阶段。

    因此，我们可以将1940年以来台湾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1949年——1950年代末期，国民党的非常规统治阶段；第二、1950年代末期——2000年，经济自由、社会阶层崛起、政治民主化阶段；第三、2000年以来，后民主化阶段。

    考察大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可以发现，1949年到1950年代末期，大陆与台湾都很相似，基本上都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生存而进行非常规统治的时间段。然而，遗憾的是，在经历了政权成立之初最艰难的时间后，台湾开始推行经济政策的改革，而大陆则在1950年代末期以后的20年中，不仅在经济上延续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体制，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基本处于发展停滞阶段。

    1970年代末期的大陆经济改革，类似于1950年代末期台湾的经济改革，政府权力逐渐退出经济领域，实行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同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阶层力量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层的出现为政治的民主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与台湾相比，大陆的经济改革晚了20年，社会阶层力量也弱了20年的积累。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今天的大陆正在以比台湾延缓20年的历史时差，重复着台湾已经走过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道路。

    今天的中国大陆，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尚未开始，目前正处于最为关键的社会改革阶段。如果我们将改革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定义为一个政经的静态平衡，将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良性互动定义为一个政经的动态平衡，那么目前我们正处于静态平衡已经打破、动态平衡尚未建立的历史时段。这种政经的不平衡状态可以解释目前的诸多官商勾结与贪腐案例：政治与经济从来都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在改革前的政经一体化阶段，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就是政治；在民主化较为完善的体制下，经济与政治能够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正常运转；而在目前的非平衡状态下，则只有通过权钱交易来实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规律了。(完)

  （作者介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获得硕士学位，现在传媒单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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