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是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和记者萧三匝先生《孙大午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京鼎律师事务所 杜兆勇 2005年10月22日 孙大午的企业实践，今年又有长足进步，丰富了日益多元的当代史，也提高了我们与世界对话的档次。引来著名记者萧三匝先生写出《孙大午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的雄文，论及孙大午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窃以为，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一个有着深远意义的历史问题。 所谓企业家，当然是先有企业，然后有企业家。何谓企业家，此在西方不成问题，然在东方则是展开企业家话题的基础，是属于哲学层面的本体论问题，与今日中国建立起好的市场经济乃至和谐社会关系甚大。 我国传统并不缺乏各种管理人才，然缺乏自然生长的企业。所以严格来说，中国向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必须是与外界边缘明确的实体，或与外界有一正常的交换关系。由是观之，范蠡能弃官经商，富可敌国，然仍以内部管理擅长，处理外部之关系有得有失；吕不韦以政治为商人最高诉求，是自降品格，等而下之；至于明代徽商一旦失去外部官场资源支持，立即败北；清朝晋商票号钱庄仅以汇兑为传统商业服务，其输在管理不能适应时代变化，与洋行一比信贷，其信用基础不稳，立即崩盘无余。以上说明，没有真正的企业，无从产生企业家。企业家真是组合资源的能手，但是外部环境不容真正的企业存在，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的硬伤。翻检古史，罕见有商人能放出如美国汽车大王艾科卡“我不要当总统”那样的天音。 然近代以来，从清末到民国，中国企业家横空出世，是在洋商的熏陶、竞争、合作下的产物。洋商的出现，功绩在于打破了原来帝制时代政企不分的格局，确切说是改变了政完全压倒了企的局面，即给企业松了绑，承认企业作为一个实体独立存在。然中国企业家有独立人格存在，首在近代企业制度得到政府确认、法律保护、社会认同，外资以竞争对手平等对待之，其次在于中国企业家有不同于世界企业家的过人之处。中国企业家生命力强，无论是从买办资本、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过渡发展而来，均有优秀者出，其事迹有感天地动鬼神之雄大业绩，共同书写了一部鲜活的近现代史。一代味精大王吴蕴初能由发明人成为老板，乃在于当时政府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其知识结构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来源于上海兵工学堂德国老师杜博的传授奖掖；中国企业家有与外资合作之优良传统，中国企业家有为全世界服务之宏大理想与弥天实践，如一代船王卢作孚，战后短短数年越洋业务做到与加拿大政府合作共赢。上海租界之繁荣，聚集中国财富太半，乃中外企业家共同合作之成果，产权保护与自由交易之市场制度领先远东，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企业家有与政府合作之深刻实践，青史有痕。国民政府即使出资大半，仍然不控制民营企业，一任企业自为，1927年--1937年乃中国企业黄金时代；即使中央银行仍然对民股开放，并对其应得权益给予充分尊重；政府对优秀企业家较少疾辞厉色，绝少禁止性命令；即使政府遇到绝大风险，也没有动摇市场经济制度，将民间企业收归国有。盖因那时中国企业制度已经卓然建立，其“总管理处”管理模式乃能厉久弥新。今台岛第一商王永庆，弘扬总管理处之优良传统，能开新花结硕果；又如旧“中国银行”章程岂亚于今日“中国银行”的管理制度？ 大陆实行公有制以来，企业无非国家之生产车间而已，无从产生企业家。也不需要企业家精神，但有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足矣。 改革开放以来，邓、江、胡三公顺天应人，以极大勇气面对亘古未有之变局，其巨大成就在于所有制之变化，催生出一代代企业家，其中孙大午为真正之企业家。真正企业家即事业家，其独到之处在于结合国情，超越西方传统之所有制，创立“私企君宪制”，既承认企业资合本性，又不否认企业需要人和，二者结合又派生出权力制衡制度，此三子即“私企君宪制”的实质内容；同时孙大午先生还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勇于探索处理企业与外部环境之关系，这是检验企业是否为市场良性主体的试金石，这是为中国数千年商人争人格，这是为中国近现代企业家光复旧物，这是为中国当代企业家立新标，这是为中国和谐社会建大同。 如果没有制度的积累，我们可能有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四大书院”，我们可能有“千古一丐”武训那样的教育家，但我们却没有产生洪堡，没有产生现代教育制度。 如孙大午能克服“小延安”之局限，将开创中国的“公司时代”。不止一位美国总统表示过这样的意思，美国就是一个公司。中国人能否做得更好？中国人都关注孙大午，这里也将吸引世界眼球，孙大午=孔夫子+华盛顿。 （杜兆勇，88578277 88578925，海淀中关村南大街魏公村街1号 京鼎律师事务所 100081，） --------------------------------------------------------------------------------------附文： 孙大午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中外管理》杂志记者 萧三匝 2005年10月
孙大午是不是企业家？ 家兄是一个开音像店的小老板，有一回我们请我的一个堂兄、一个表兄吃饭。堂兄当时开着一个小饭馆，表兄和我那时正在一家知名企业当经理。所以说起来大家都还只是无产阶级，但家兄的气魄不小，在席间劝酒的时候，家兄幽了一默：“哥儿几个也都是企业家了，喝酒就爽快点噻！” 这是一个真实的笑话。不过我从此到开始留心起所谓的企业家的称谓来了。到底什么人可以称之为企业家？老板？总裁？抑或二者皆可名之？倘若只有老板可以称之为企业家，那么，家兄和堂兄就是名正言顺的企业家，而杰克.韦尔奇则不够格；倘若只要是总裁就可以算做企业家，国内很多老板事必躬亲，喜欢紧攥权柄，总裁反倒成为虚职，要说这样的总裁是企业家，似乎倒有些开玩笑的意思了。 孙大午出狱后，我跟他有过一次深入地交流，主要讨论的话题是企业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孙大午说，在大午集团高层几乎全部入狱的情况下，集团各子公司能照常运转，而财务帐目几乎没有出任何问题，靠的就是企业员工的道德素质。如果没有道德维系，经此变故，大午集团也就不存在了。我当时就想，三株、飞龙、巨人当年遭遇的危机并不比大午集团更为严重，为什么它们都灰飞烟灭了？大午集团挺过来了，孙大午算不算一个真正的企业家？ 为了求解这个严肃的命题，我曾请教《商务周刊》主编高昱先生的意见。高昱说，他更愿意将孙大午定位成一个农村致富的能人，而不是企业家。企业家都以追求利润为天职，而孙大午说他的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高昱的言下之意好象是说，孙大午的追求有悖于企业家精神。 但是，我总认为这样的理由并不充分。 “企业家”一词本是西方舶来品，中国从前并没有企业家阶层，自然更没有“企业家”一词。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家？在西方经济学家中，熊彼得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在熊彼得看来，企业家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在于立足现实，超越历史。 对照熊彼得的定义，结合大午集团经营实际，在我看来，孙大午显然有资格被称为企业家。 作为思想人物的孙大午 应孙大午先生的盛情邀请，今年国庆期间，我去了大午集团。 令我完全没想到的是，去大午集团度假考察的客人没有企业界人士，基本上都是人文知识分子，当今思想界各派代表人物去了不少。大午集团一年前刚完成公司治理结构变革，孙大午的新职务是集团监事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他有时间来组织这样的神仙会。 在10月1日和2日晚上，孙大午专门安排了来宾沙龙。沙龙主要是采取无主题漫谈的方式，不过，最后大家讨论的重点却集中在了人文思想上，比如如何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比如民主、自由、宪政、儒家文化的旧统新命等。而谈论问题的出发点又集中在大午集团公司治理结构的转型上。或者说，大家是针对大午集团的实践来谈论更为形而上的一些话题。 关于大午集团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问题，简而言之，如果孙大午以前实行的是儒家集权化的管理的话，当孙大午假释出狱后，大午集团现在的公司组织结构则充分体现了民主、分权的精神。大午集团新的公司组织结构分为监事会、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实行的是监督职能，由孙氏家族成员构成，理论上拥有大午集团的所有权，实际上资产却是集团成员共有。孙氏家族成员在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后领取集团员工平均工资的三倍左右，年底并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分红。集团现在的监事长是孙大午，以后将由孙大午的后代世代继任。董事会拥有决策权，理事会行使执行权，理事长实际上就是总经理。所以，现在是三权分立，各司其职。据孙大午讲，这套新体制的制度设计是很严密的，新体制运行一年多来，成效非常好。 显然，大午集团现在实行的这一套公司治理结构与目前企业界比较流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此之前，在全球企业界并没有出现过这种公司治理结构。两相比较，大午集团的公司治理结构虽然在名称上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几乎完全相同，但实质内容至少有三点是截然迥异的：一是公司的所有权在监事会而不在董事会；二是公司不采取股份制形式，财产的所有权其实属于共有；三是“三会”的负责人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 自然，这种组织结构从理论上讲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其运行效果也不是一年时间能够完全验证。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隐藏在这种组织结构背后的孙大午的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 据孙大午介绍，2003年底他出狱后，考虑最多的是企业如何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的问题。经长时间思索，他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方式治理企业。比如英国女王，她是英国的象征和名义上的统治者，但宪法规定她不能参与实际政治，现实政治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孙大午认为这样的治理形式既能解决历史贡献问题，又能保证治理的稳定而充满活力。从家族利益的角度讲，“君主立宪制”也能保证孙大午的后代能够长久享受丰衣足食的体面生活。 由此可知，单以企业家的标准来衡量孙大午是不够的。因为，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情结，他的言行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作为一个企业家的本位。所以，孙大午不单纯是在经营企业，企业不过是他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现实载体而已。按孙大午自己介绍，他的中期目标是在家乡建成一个大午城。他不认为自己正在搞乌托邦，但他不太拒绝“桃花源”这个提法。因为在他看来，乌托邦推崇的是平均主义，而桃花源则体现了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的思想。 如果我们可以把孙大午当成一个思想人物来看，那么，他的思想究竟由哪些成分构成？他自己很清醒：“我的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制度的结合”。但如果细分起来，我们会发觉，孙大午的“君主立宪”，体现的是他所谓的“共和”思想，而这共和思想实际上至少包括三种思想渊源： 一是儒家思想。在大午集团，孙大午把儒家的格言帖遍了公司各处，而且他还专门修建了“敬儒祠”使儒家思想具象化。他的共同富裕的思想也源于此。但是，孙大午也承认，他对儒家思想是有反思的。他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从学理上讲，他信奉的是民间儒，而不是政治儒。也可以说，他信奉的是儒家思想适应现代化的部分，而不赞成儒教。同时，他也认为，儒家伦理不能“开”出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民主、法治思想。这一点，从“三会”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可以看出。相对民主而言，孙大午更看重法治。他认为，没有法治的民主可能导致混乱。 三是道家思想。对此，很少有人提及，孙大午本人可能也并没有认识到。但孙大午关于大午城的设想不可避免的具有老子的“小国寡民”的影子。 孙大午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孙大午的实践前路到底如何，现在下定论似乎为时尚早。但是，抽象而论，孙大午的出现是有其不容忽视的标本意义的。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孙大午的实践体现了中国企业家面对全球化浪潮下的独立地、综合性地思考。杜拉克认为，管理不过是实践。但是，多年以来，中国企业界要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管理思想，要不就是主张完全的“中国式管理”，简单的两分法并不能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孙大午的实践，至少体现了中国企业家“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的独立人格。 从公民社会的建立的角度看，孙大午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主动觉醒。北大资源管理学院院长阎雨先生认为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第二种力量的兴起，而第二种力量包括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普通民众三股力量。我们如果承认孙大午既是一个企业家，也是一个思想人物的话，我们同时也不能忽视作为农民的孙大午更是普通民众的一员。所以，孙大午一身兼具阎雨所谓“第二种力量”的三股力量。中国并不缺乏这三股力量的任何一股，但中国缺乏身兼这三种身份的人物。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企业家，他是反对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家所遵循的丛林法则的；作为思想人物，他又没有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偏狭、狂傲；作为普通民众，他又绝不仅仅为一己的利益考虑，他是有兼济情怀的。 因此，孙大午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独特，而且在于他昭示着一种希望，也就是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希望。公民社会的基础是有亿万公民的存在，公民不同于“老百姓”，公民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国家的主人。所谓公民精神，实际上就是主人翁精神。而在孙大午坎坷的人生旅程中，他所追求的，不外乎就是自己的公民角色确认。 如果我们在过往的和当今的中国企业家中寻找孙大午的影子，可能有人会说，孙大午很象牟其中。因为，他们都喜欢思考理论问题，都崇尚简朴的生活，同时都有坐牢的经历，只不过牟其中还在服刑，而孙大午早已出狱。这样的类比是没有道理的，相信孙大午也不会承认，就象他反对别人将大午城和南街村对比一样。我认为，孙大午和牟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总是将脚跟紧扎在泥土上，他虽然也在北京大学演讲，但他绝不会提出炸西玛拉雅山的构想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牟其中的狱中上书看成是痴人说梦，而当孙大午入狱后，却会有各界知名和不知名的人士的慷慨襄助的根本原因。 殷海光把人分成思想人物和行动人物，但我们这个时代显然更需要脚踏实地、知行合一的人物。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