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与社会主义的合力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伊藤诚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程恩富 教授

2005年11月14日

：2005年3月，应上海财经大学的邀请，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日本东京大学伊藤诚教授访问了上海几所学术单位，期间程恩富教授与伊藤诚教授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新自由主义给日本带来的严重影响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前苏东国家等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日本原来是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政府的行政指导、产业政策和终身雇佣等措施，但是，90年代初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国民经济世几年都无法重新进入较快发展的轨道，有人把它归因于政府主导，您的看法是什么？

伊藤诚：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政策的基本立场就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日本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官方的行政改革旨在取得国民预算的平衡，来解决国家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通过行政改革来裁减公务员，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在很多领域解除政府管制。

支撑这一改革的重要思想体系与撒切尔主义和里跟经济学是以至的，即认为竞争性的市场原则可以带来最有效率、最理性的经济秩序。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是大公司更容易进行贸易、融资、投资，并可通过采用信息技术来雇佣价格更低的临时工人，从而使工资成本更为“合理”，日本工业企业的跨国经营者也更为便利。

然而，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则日益恶化和不稳定，日本工会成员的数量也不断减少，就业工人的组织率也由1970年的35.4%下降到2003年的19.6%。由于私有化对公共部门工会的沉重打击，工会的力量也大为削弱。1985年，日本的三个国有企业，即日本国有铁道公司、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和日本烟盐专卖公司实行私有化，据说其政策目的是减少它们对国家预算的赤字压力，提高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然而，这种私有化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实际效果就是削弱公共部门工会的战斗力。

程恩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都反对私有化（有的国家叫民营化或非国有化），不过，各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宣传这会使劳资双赢，最终也有利于劳动者，这在日本体现出来了吗？

伊藤诚：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谎言。日本的结果很明显，政治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不断增加，这就使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过分要求得到了满足。国家财政危机的负担不断转移到普通工人的肩膀上。1989年，日本开始征收3%的消费税，1997年则上升到5%。1997年，医疗服务的个人承担比例也由10%提高到20%，2003年则达到30%。相比之下，公司税则由42%降低到30%，边际所得税率由最高的75%降到37%，同时遗产税率也大大降低，使富有阶层获益颇多。1998年，对劳工保护的法律普遍放松。对就业中介公司的限制也放宽了，对它们开放的公众也得到增加。工人超时工作也得不到相关制度的阻止。取消了自由支付报酬和非全职就业期限为一年的限制，以便使公司可以让非全职的女工工作更长的时间。显然，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劳动政策增加了资本主义企业使用廉价劳动力的自由。

程恩富：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预测日本经济会不会出现若干年的经济停滞时就引用列宁揭示的一个经济学真理，即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时是发展占上风，有时是停滞占上风，指出受“冷战”刺激的日本经济不可能一直较快发展。后来的日本印证了这一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

伊藤诚：是的，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失去的十年”里，日本经济急剧恶化。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跌至1%，甚至有几年为负增长。“失去的十年”一直持续到21世纪，虽然自2002年以来日本政府宣布，日本经济一开始复苏，但这种复苏实际上是很微弱且不稳定的。2005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1.6%。通过将尖端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系统引进工作场所，使用廉价的非全职工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临时工，日本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的调整，导致了日本经济的恶化。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对凯恩斯主义失败的一种反映，而且还是借助信息技术来恢复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市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为日本三分之二的工人都受雇与中心企业，这些企业的财务困难是造成日本事业率上升的最重要的原因。此外，由于日本公司加快了跨国经营的速度，1992年后日本制造业工人的绝对数量开始减少，结果日本的失业率由1990年的2%上升到2002年的5.7%。尽管经过一段微弱的经济复苏，到2004年底失业率已降至4.5%，但这种失业的减少主要是由于退出求职者行列的认输的增加以及临时非全职工作的增加，并不表明稳定的工作真正增加了。不断增加的失业率、奖金和加班工资的减少以及廉价非全职工人的使用，导致了居民家庭收入的急剧减少，2002年以来的经济复苏还不足以解决日本经济螺旋式上升的通货紧缩问题。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经济政策难以治本

程恩富：我们综观近10年左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机器经济全球化途径富裕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交替或者综合运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这两个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政策，至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可以搞得很好。对此，日本的实证分析能否提供证明？

伊藤诚：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经济政策难以治本，由小泉领导的本届日本政府从2001年5月开始掌权，小泉的基本立场是新自由主义的。本届政府侧重与取消政府干预，废除官僚机构，并大力促进邮政系统的私有化。小泉内阁还承诺，从2002年财政年度开始将每年新发的国债数量控制在30万亿日元之内，并在两到三年时间内解决银行坏帐问题。

然而，这些政策都是建立在对日本经济恶性循环的不充分的分析基础之上的。投机泡沫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之间的联系被忽视了 。新自由主义改革使日本的社会秩序以公司为中心，扩大了收入和财富的经济不平等。日元升值引起全球竞争压力日益增大，日本的制造基地逐渐向国外转移，居民家庭收入减少使消费者需求不足，政府对此毫不关心。只要日本民众担心未来生活会处于通货紧缩螺旋式上升的经济萧条中，就很难引导他们将家庭积累的金融资产用与消费（总计14，000，000亿日元）。

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采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前后不一致，为了减少赤字，政府便通过消费税来增加普通民众的负担。强调“个人责任”，以便削减对医疗服务和教育的政府支持。养老金政策也有可能转为强调更多的“个人责任”。

程恩富：您说的“个人责任”这一点很重要。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思潮不仅主张非调控化，即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敢于，主张私有化，即宣扬“私有产权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主张全球自由化，即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且主张福利个人化即强调暴涨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反对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高税收政策的“福利国家”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动机，“充分就业”政策减少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应，使经济发展缺乏弹性，以养老、就业和医疗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民福利摧毁了个人自我照顾的能力，增加了个人依赖国家的惰性。

伊藤诚：您说的对，不仅如此，而且同时用以缓解建筑公司困难以及土地价格下跌的紧急经济政策也不断出台。日本政府除了1998年以来向银行注入的300，000亿日元，1992年至2000年年间用与经济复苏的政府支出达到1，200，000亿日元。同时，公司税和边际所得税率大大降低。因此，税收情况不好。结果尽管新自由职业的政策目标是减少财政赤字，但已发行的政府债券的价值由1980年的705，000亿日元不断增加，道2005年底将达到5，380，000亿日元（超过GDP）。

奇怪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日本政府在实践中采用的是凯恩斯主义式的财政赤字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却不明了。一方面，日本投机泡沫的破灭没有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起源于日本的全球性“大危机”被避免了。另一方面，日本的通货紧缩被延长了，大量的政府开支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并未收道明显成效。

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相比，政府支出的内容的确很重要。在日本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支出的构成还不足以消除工人阶级对他们未来的基本担忧。来抚养小孩、接受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照顾老人的经济负担没有通过政府支出得以减轻，这些负担还在不断加重。其后果之一就是，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由70年代初期的2%以上下降到2003年的1.29%，从而导致了日本社会快速老龄化。日本社会世代繁衍的基本活力正在大幅度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需求不断下降且难以恢复，国家财政赤字增加，最终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三、中国经济在抵制新自由主义中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主义背景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应该被理解为是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削减政府职能的单一政策，

程恩富：您在近日的演讲中肯定了中国经济在抵制新自由主义及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的历史作用，阐述了市场经济宽广的历史性质，指出了21世纪中国面对的挑战，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成就，是对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驳斥，而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在于消除西方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多方面影响。这些观点十分重要。

伊藤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实现象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期望的经济效率和和谐分配。相比之下，中国从1978年改革以来，坚持走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政策和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成功地实现了大约9%的年增长率，保持了经济的稳定高速增长。虽然中国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但于苏联和许多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悲剧性的混乱和经济生活的崩溃相比，中国在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持续成功，成就仍然是十分显著的。前苏联和不少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迅速和全面过渡到资本主义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系统变革，这被称为“休克疗法”，并且总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反复不断的、不稳定的萧条局面。

上述事实是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有力驳斥。但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往往容易被解释为完全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结果，而与社会主义背景没有任何联系。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占主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相适应的，中国正自然而然地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轨道运行。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自身增长必然会形成一种适合人类活动的最自然的经济秩序。同时，如果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不会系统运行。这种观点由于受到狭隘的意识形态框架的限制，而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做是最终的、合乎自然的、自由的经济秩序。

程恩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调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是一种陈腐的传统经济理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就是构建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包含资产在质上和量上的优势），发展中外私有制经济。它应当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我国应当在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动态发展中保持这一“主体—辅体”的宏观所有制结构，而非简单地控制私有制的上升。但如果私有经济占的比例过高，就必然引起就业等一连串经济问题和由此派生的社会不和谐。斯蒂格里茨也认为，正是“私有产权神话”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导致了苏东国家和拉美等国家的经济不和谐和各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在反思和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经济理念中振兴和健康发展。

伊藤诚：我想说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主义，在私营企业的产值持续上涨到50%以上时，就有解体的可能。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角度讲，对私营企业的规模增长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是十分必要。例如，对个体企业雇工的人数应有严格限制。同时我们应该关注，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中国的国有、集体和私有企业有哪些主要特点和优势。在承包责任制下，如果国企经理人在市场中可自由追求的社会职能与在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人的追求没有太大区别，那就将极大损害企业的社会主义形式。

程恩富：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有少数经济学家著书立说，宣传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主张私有化，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替代关系而贬低社会公平，神化自由市场而轻视国家宏观调控。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早日实现跨越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都是不利的。

伊藤诚：社会主义力图克服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过去被等同于苏联模式，或者说被认为是构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全面计划经济模式，它力图系统地解决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那时被当作苏联模式的一种替代模式而提出，认为应当把市场经济灵活的调节职能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在很多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比其他任何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更复杂、更灵活，它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似乎追求一种更实际的战略。但是，中国的改革被普遍认为是通过实际上的社会主义自我毁灭而走向资本主义的步骤，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也经常受到怀疑和批评。这些怀疑和批评不仅针对中国，同时也针对世界上那些努力寻求社会主义未来的人们。我们应当进行国际合作来反思中国所进行的实践，反思中国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行性所包含的理论含义，并思考这个实践中出现的、需要以社会主义方式去解决的实际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应该被理解为是遵循新自由主义的、削减政府职能的单一政策。

四、在超越新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

程恩富：您怎样看待日本乃至世界在超越新自由主义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景。

伊藤诚：目前日本的悲剧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批判并替代有利于富人和资本主义企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除了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和团体的力量越来越弱小，而且四分五裂。如果日本的工人要有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那么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者就更应该加强国际联合合作，这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程恩富：著名思想家安德森说得好，西方左翼要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下逆风起飞，必须彻底检讨自身理论的成败得失，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立自身的理论基础，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理论战略。当前，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西方激进的经济学家正在联合，将逐渐整合成强有力的理论力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园地里，理论批评与理论创新并举，必将全面超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人类的经济和社会良性发展作成积极贡献。

伊藤诚：我们刚才详细商量的计划很好，明年4月我们将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国际论坛，联合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好好探讨一下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建议，还可以在大会与分会研讨一向具体议题，如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中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当代军国主义及其经济影响，不同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及其趋势，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女权马克思主义等等。

（注：此文摘自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国外理论动态》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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