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8水灾看中国人的生存成本
仲大军
1998年9月
世界上有一些火山经常喷发地区,尽管火山喷发时火山灰经常淹没田地和村庄,但由于火山灰覆盖后的土地特别肥沃,当地的居民仍然不肯轻易离去,仍然一次次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这里边有个生存成本问题。如果一年一度遭受火山喷发影响,每年重建家园成本太高,居民们最终会选择背井离乡,另选他地居住。但如果火山数年才喷发一次,造成的损失可以通过再次发展经济获得弥补,那么,这里的居民会世世代代选择在火山地区居住下去。尽管如此,生存在这种自然环境下的人民其生存成本是比较高的。他们多年辛勤劳动积累的成果随时会被火山爆发付之一炬。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自然灾害经常袭击的地区,人们几乎不需要付出额外的生存代价。因此,人类的生存居住地需要选择。从漫长的几千年人类历史上看,地球上的人类无时无刻不在以迁徙和流动的形式,对自己的生存居住地进行选择。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到欧美大陆之间的人口大移民,人类都是以生存成本为核算标准,进行生活居住选择的。
中国人的生存成本是否太高？
如果按这种自然选择的标准看问题,中国人目前的居住环境的确需要上升到生存成本的高度来看待了。例如,居住在长江中游分洪区的居民从经济帐上算是否合算？是否再有居住下去的必要？一些建在临江临河地区的工厂是否因环保成本太高而需要搬迁？更重要的是,从战略发展的高度看,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些高风险的地区继续发展工业经济是否代价太大？中国人已经走到了对自己生存环境进行全面思考的时候了。华北、华中、华南这些大河流域是否能承受和容纳得了这么高密度的人口和工业？1998年一场全流域的长江、嫩江、松花江大水,给中国人敲响了思考的警钟。
今天,长江地区的中国人似乎也面临着火山地区人们的命运了。尽管大水一淹再淹,也守着湖区和河道不肯离去。湖北石首市附近,有一7万多人居住的民垸,位置就在长江的泄洪道内。想一想,7万多人要占据多少河道才能满足生存啊？记者问当地人,为何要占泄洪道,老乡回答说:“这么肥的土地,平时闲着也是闲着。”在这些人的思想里,即使发大水也不是年年都发,5年里发上一次就够本了,10年发一次大水就赚了。可是,由于生态恶化,今天长江流域发水的次数和机会大大增加了。
由此使笔者意识到：中国人的生存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到目前为止,由于上游植被破坏和下游围垦加剧,导致整个长江流域的居民生存成本都抬高了。年年防洪,年年修坝,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再在这种条件下生存已经得不偿失了。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从今年以后,长江大堤是否要按百年一遇的洪水筑坝？如果接受今年的教训,那就要重修大坝,但要花多少钱呢？一两千亿元肯定不够,要都修成百年一遇的标准,没有上万亿元拿不下来。这样就等于在中国修筑另一条长城。看看,古代秦始皇修长城,汉人生存代价就太大了。今天修堤坝,生存成本又高不高呢？在世界上到哪找一个没有自然灾害的地方居住呢？
众所周知,修三峡水电站并不仅仅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缓解长江中游的洪水压力,调节洪水。工程一上马,几千亿元的资金就投进去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防洪已成了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已需要通过宪法来制定一些国家法律和政策来全面规划中国的防洪任务。坦率地说,中国的洪灾已不仅仅是修筑堤坝的问题,而是全面环境保护、国土整治和移民的问题。
人水争地的巨大矛盾
举个例子,洞庭湖和鄱阳湖这两个大湖是怎样形成的呢？就是长江每年发水时积水而自然形成的。刚建国时洞庭湖方圆5,000多万平方公里,今天已被围垦成2,0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缩小了一半多。鄱阳湖也是如此。为什么湖区面积大量缩小？完全是人口增长的原因。
据统计,几十年来,鄂、湘、赣、皖四省共围垦了1,700万亩湖区湿地,使长江中游一带的湖泊调节洪水的能力大大下降,仅洞庭湖区的储滞洪区就住进了1,500多万人。处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及河道, 在30多年中的盲目围垦之下,现在已减少蓄洪面积530多平方公里,致使1991年大水到来之时不得不炸开多处大堤进行泄洪,导致下游地区大面积的农田和村庄被淹。
不仅如此,长江上游地区也已人口密集,除了开垦荒山野坡就是砍伐原始森林,到今天为止,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已找不出几片林区了。大地失去了植被,便失去了截留雨水的功能,每到大雨滂沱,洪水便直流而下,汇聚到河道后便形成暴涨暴落的洪水,这都增加了下游地区防洪任务的艰巨性。
可以说,中国的水灾损失是与经济发展同步上升的,几乎是同比例,越是经济发展速度快,水灾损失越大。特别进入90年代,水灾损失大大加重了。人们记忆中比较深的可能首先是1991年的江淮大水,这场水灾主要发生在江苏、安徽和浙江地区,损失上千亿元,香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捐款活动。
接下来是1994年的珠江大水,广西和广东受灾严重,加上北方地区的水灾,这一年全国的总损失据说高达1,400亿元。1995和1996年湖南洞庭湖地区又连年发水,光是湖南一省一年水灾损失就高达500亿元。旋踵之间来到1998年,今年的的大水将损失多少财产,加上东北地区嫩江流域的洪水,估计至少在2,500-3,000亿元人民币之间。
从建国初到今天,中国人口多出8亿人来,在这么短时间里膨胀出来这么多人口,能不需要消耗各种资源吗？就说居住这一生存需求,要盖多少房子、占用多少土地才能容纳下上十亿的人口啊！至于开荒种地、伐木用材、采掘矿藏、工业生产、交通道路等,无不需要掠取巨大的地表资源,占据巨大的自然空间。
这样算下来,中国土地上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平均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了。在东部和南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稠密度达到了600-1,000多人。几乎除了房屋就是农田,以往的荒坡、沼泽、林地和河床几乎已被蚕食净尽。并且,这种趋势今天仍然在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就是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内地劳工的涌入,更加重了这一地区的人口稠密度。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 在西部产生的巨大的降水,无法在短时间内由狭窄的河道通过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奔向大海。在河道无法及时排泄洪水时,巨大的降水就要夺路而走。在古代,泄洪的形式一般是以淹没大片荒地和沼泽地为结果的。以黄河古道为例,历史上不知改变过多少次。一会儿从连云港南部入海,一会儿经山东北部的渤海湾入海。而在今天,洪水再也没有古时那么多自由排泄的空间了。只有沿着狭窄的河道走,稍一决堤,便要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工业布局面临巨大威胁
这种情势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已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合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 东部地区地形平坦,是工业生产的密集区,也是经济发展迅猛的地区。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这一地区与周围的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形成了一个约2亿人口的经济发达地带。在1990年到1994年期间,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占全国的整整四分之一,它的人口规模比日本和印尼的都要大,是另一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的三倍,国民生产总值也比广东省多一倍,并且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除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淮河下游、海河入海口和辽河中下游都是经济发达的地带。这就是说,越是沿海地区,工业设施越密集,人口越密集,财富也当然越密集。但沿海地区偏偏是洪水入海的必经之路。这就使中国的工业生产布局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西部和中部的水要东流,东部的工业设施却难以西迁,避开洪水。
并且,这种矛盾至今仍然在继续加剧。以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地域分布来说,1988年,这500家中有317家位于中国东部和沿海的12个省市,占500家的63.4%,而到了1992年,这个数字已达到328家,占总数的65.5%。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地区梯级分布的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并且,沿海地区的工业企业还要相对集中。由于中国的最大工业企业继续向东部沿海倾斜,整个人力和资源也必将进一步向这一地区集中,从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势将进一步拉大。这给沿江沿河下游地区的空间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并使人水争地这一矛盾变得愈发不可解决。
从人口分布上来看,中国12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居住在华东、华北、华中和华南。西部缺少洪灾的高原地带基本上是渺无人烟。然而,偏偏是东部的低地地区命里注定了要年年遭水害。由于人口密度增大,财富密度的增大,今天一发生洪水,人们经受的损失也就越大。如湖北荆江地区,1954年仅有17万人口,工农业总产值仅2,275万元,但今天这一地区的人口已达50多万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几十亿元。至于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种地方更是淹不得也淹不起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大片农村地区被开辟成新兴的工业区,乡镇企业星罗棋布,人民的财富和资产日益增多,使得防洪战线越拉越长。如果说在康熙年间,大水冲走的只是林地中的树木、耕地中的泥土和简陋的房舍,那么在今天的洪水威胁下,将是成千上亿的生命和财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水患问题已成了一道难以解开的难题。堤坝可以年年修,但人口和经济发展能年年降吗？！无论如何,洪灾现已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生产布局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也成了中国日后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制约因素。在大江大河的上游山区地区大力植树造林,在东南沿海合理进行工业布局,是中国目前需要认真考虑的基本国策。
直到今天人们对水灾的危害可能也认识不足。许多人还没认识到这是人水争地的结果,是人为地盲目发展经济的结果,是贫穷的结果,说到底也是中国人生存危机的表现。面对这种局面,再采取年年小修小补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现在需要大科学家用数学模型全方位地计算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量,到底能容纳得了多少人口,多少工业。超过了这一限度便不能再发展了,便需要腾让空间,便需要移民,便需要封山育林。
情形是可悲的。通过水患,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再盲目发展,再不进行生态保护,后患无穷。直到今天,四川省政府终于明令禁止在长江上游地区砍树,可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历史的回顾
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哪？古代华夏民族的主要生存地在哪？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 黄河流域。从甘肃走廊一直到山东半岛,沿着40度的纬度线,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生活聚集地。认真思考一下,为什么与40度纬度线平行的黄河流域早年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居住栖息地？在很大程度上是气候的关系。在这一纬度,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温度冷暖适宜,并且有着黄河干支流滋润和孕育的大片肥沃土地和森林。于是这一纬度线毫无疑问地成了早期人类的最佳选择地。
那么,在这一纬度线生存是否就不需要付出生存代价了呢？水灾对这一地区的人类构成第一大生存威胁。从中国上古历史神话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看出,古代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类的确遭受过黄河流域洪水的许多折磨,但经过治水,洪灾损失逐渐减少。但不管怎么说,黄河流域的水灾对这一地区人类的危害还是相当大的。
对于生存在这一地区的华夏民族来说,另一大生存成本来自北方其他民族的侵扰,这一生存成本是以构筑长城这样巨大工程而表现出来的。所以,在历史上生活在40度纬度线一带的汉人,其生存成本也是相当高的,他们随时准备北方民族的入侵,他们的生命财产随时都处在外族入侵的威胁之下。于是,由于有着抵抗北部威胁的巨大生存成本,汉族人才被迫开始了南方迁徙。
至于说当时的长江流域以及岭南地区,在中原人的心目中,往往是瘴气弥漫,酷暑难耐,疫疬流行,难以适合人类的居住。只有那些犯了罪的人才被贬镝到岭南地区进行恶劣自然环境的改造。苏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他被贬放到了海南岛。而他之前的唐朝诗人韩愈,被贬到广东的潮州,今天的汕头,便象是受到灭顶之灾的惩罚。可见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南迁南下是一部多么被动、被迫而无奈的迁移史。
只是在受到北方民族的侵逼和战乱之下,华夏民族才逐渐南迁,而偏于西南的诸多小数民族,实在是古代部族战争的结果,一部分胜利了,留住中原,一部分失败了,迁徙南方荒蛮的地方,去适应那里的气候和自然环境,慢慢生存下来。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自然选择史。到了现代,中国人的居住格局已经大变样了。早年富庶繁华的40度纬度线和黄河流域,由于自然环境受到长期的人为破坏,植被减少,生态破坏,人口密集,水源减少,许多地方已经变成荒漠和不毛之地。例如,早年的丝绸之路已经黄沙莽莽,楼兰古国早就消失在戈壁荒漠之中。许多当年水草肥美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沙漠。今天,你乘坐火车从北京出发,经过包头,进入宁夏和甘肃河西走廊,便可以看到铁路两侧大片的干旱的荒漠沙滩。一望无际,贺兰山周边地区已成为人类难以生存的地区。缺水,降雨量少,尽管有着40度纬度线四季分明的气候,有着充足的阳光,但人类无法在这里生存。
地表的变化和生态的恶化,大大影响了40度纬度线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尽管这一带地区今天已没有洪水的威胁和外族的袭击,没有较高的生存成本,但干旱和风沙迫使这里的人们向中原以外的地区扩散。于是,长江和珠江流域便挤满了人群,长江中游的储洪区洞庭湖和鄱阳湖成了人类生存的富庶家园,沿长江三峡以上,直到长江的上游山地都挤满了人群。珠江流域从广西盆地的周边山区到下游的珠江三角洲都成了人口密集居住区。
这么多人涌进当年长江大河泛滥流经的地方以及源头山区,他们的居住环境必然要随时经受着洪水的威胁。但是,为了生存,这些地区的人们也就忍受了洪水一次又一次的灾害。久而久之,问题便越来越严重。因为人类是在高速繁殖着的,建国之初仅5亿人口,今天已增长到近13亿。当年5,000多平方公里的洞庭湖地区可以一次性容纳1,000多亿立方米的洪水,而今天被人类围垦得只剩下2,000多平方公里,储洪分洪能力大大下降,来水几百亿立方米便要溃垸破堤。
而那些迁移到长江大河上游的人们,要吃要喝只能向山坡索取。斧斤没有一日不在山坡上出没。先砍倒原始森林的大树,再是将30-45度角的山坡地开垦出来,种庄稼,种蔬菜。于是,长江珠江上游的雨水涵养林大面积地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童山秃岭。大雨一来,不仅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而且使山洪在最短的时间内爆发,毫无阻拦地向下游河床直泻,形成下游河道的洪水暴涨暴落。总之,是上游砍树垦荒,下游跟着遭殃。
毫无疑问,从黄河流域和40度纬度线迁徙出去的华夏子民,不管其生存条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其生存成本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面临着长江和珠江两条大江大水的冲击和威胁。特别是到了今天,在多年高筑坝的围堵措施之下,长江、珠江和黄河都成了河床高出地面十几米的悬河。事实上,今日中国的这几条大河,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头上悬着的几支利剑,早年的母亲河已经成了威胁民族生存的心腹大患。中国人已置身于高成本的生存条件之下,某些地区的生存环境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可以承载的极限。中国已经需要考虑全方位、大面积的移民和调整。
中国人是否具有再次北迁的可能？
但中国人迂回周旋的空间又是狭小的。时至今日,可以说中国人可以迁徙转移的生存空间已经荡然无存。长江中游储洪区的几千万人口向哪分散？到处都是人满为患。连长江上游的四川山地边缘都挤满了人群。洪泛区多余的人口向哪里迁移呢！
有人提出建议,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将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以及怒江的水调往黄河上游,储蓄到青海地区,灌溉甘肃、新疆和黄土高原地区的大片干旱土地,使早年40度纬度线这一人类繁衍生殖的摇篮再次焕发生机,使中华民族再来一次人口迁徙。不过这一次人口迁徙是一次历史的人口倒流,将南下的人口再次迁回40度纬度线一带。如果年调水量达到2,500亿立方米,那么,整个40度线地区可能容纳1-2亿人。减轻一两亿人口的压力,这对今后三十年的中国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啊！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国土治理大政决策。就中国目前的现状看,除此之外几乎就再无别的选择。但实施这样一项巨大工程,需要解决工程上所需要的巨大资金。已经有人核算出, 每年调动2,500亿立方米的水到北方,这项工程大约需要2,000亿元的资金。但有人认为2,000亿元远远不够,要真正完成这项巨大的工程,大约需要1万亿元的资金。中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大工程吗？如果不能实行或无财力实行,那么这一设想便是一张画饼,便是天方夜谭。
实际上今天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资金和工程实施上,而是人们至今并未真正认真地考虑过这一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国家政府决策层,还根本没将这样重大的国土治理安排提上议事议程,更没有科学技术界进行过精确的调查测算。
今年长江嫩江大水过后,人们考虑最多的当数如何投资修建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如何将原来的水利防洪设施从5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或200年一遇的防洪能力。这种只是“堵”的防洪办法可以说是下策的下策。长江大河决不能只是一味的堵,因为堵到最后,必将带来更大的灾害。西方国家的大江大河治理措施往往是将堵与泻结合起来,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某些重要城市要通过堵的手段来保护,另外一些地区只能是让洪水适当地疏泄。
已经有科学家指出,全流域的大水漫灌实际上也是生态环境上的一件大好事,它可以冲涤掉多年的垃圾和污泥浊水,清洁人类生存的环境,给人类的家园实施一次自然的清洁,并极大地充实地下水。这是一种自然的新陈代谢,人类不可违背自然意志一味地抵抗自然的荡涤。但我们中国目前的状态,即人口高密度的拥挤状态,已经使我们失去了任何选择,唯一的选择只剩下了围堵。这一手段毫无疑问隐藏着更大的隐患。
因此,中国人的生存已经真正地发生了危机,中国人已经到了跳出固有思维考虑问题的时候了。要在大的国土治理上做文章。要进行生存成本核算。看看在哪一地区生存成本低,收益高。然后进行全面的规划布局和工程实施。如果实施南水北调可以获得巨大的收益,即使是工程资金要花5,000亿元,也是合算的,也有坚决实施的必要。
19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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