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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石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 ----良心值多少钱一斤？ 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研究员 陆一 2006年9月26日
我国政府部门和石油企业与此同步不断以国际油价上涨为由，来调整成品油价格： 3月23日 汽油出厂价格每吨提高300元 ； 5月10日 提高柴油价 每吨涨150元； 5月24日 降低汽油价 每吨降150元； 6月25日 上调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每吨200元和150元 ； 7月23日，调高汽油、柴油出厂价格，每吨分别提高300元和250元。 从上图可见，自8月30日以后开始国际油价一路下滑，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从每桶将近70美元一路跌到11月底的58美元左右。 但从7月底以后，中国的石油企业和政府管理部门就再也不见谈论国际油价下跌的趋势，也没有任何下调油价的意思。与此相反的，却在11月底仍旧高调宣称“国际油价仍在高位运行”，以此作为延长收取航空燃油附加的理由。 既然国际油价不断上涨是国内成品油价上涨的前提，而且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在今年每次调整油价时总是以国际市场三个月以后的期货油价上涨作为说辞，那在国际油价连续3个月下跌、而且原来预计的冬季油价上涨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见我国政府部门出面下调油价？ 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消费量的1／3依赖进口。2004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突破1亿吨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2005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突破了40%。这是见诸官方的、几乎耳朵要听出老茧的说法。 而胡锦涛2005年11月份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说： 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更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总自给率始终保持在９０％以上。 即使胡锦涛讲的是一个大能源概念，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计，2005年中国石油消费增长仅为3.2%，增幅较上年大幅回落；而今年前9个月中国原油进口仅增长4%，增幅不到去年的零头，出口原油则大增27.1%；进口成品油下降16.4%，而出口成品油大增38.2%。 有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高调宣扬和制造油价上升、石油恐慌？想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垄断企业是否应该挟持市场来要挟政府、政府是否应该纵容垄断企业去操纵市场？在今年，各国政府在面对全球石油价格上涨中都自觉或被迫地以稳定本地市场油价为国家和社会政策目标；只有中国，垄断企业挟持政府一起在本地石油产品市场的价格上兴风作浪。 根据中国海关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中国成品油进口达到2048万吨，其数量同比下降19.1%，金额上升5.4%；而同期中国成品油出口达到1047万吨，数量同比上升42.3%，金额上升89.9%。在国内成品油供应偏紧的情况下，海关统计数字再次显示出国内成品油市场“一边缺油一边出口”的现象。 广东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一省的成品油社会需求量约为1800万吨，比海南、广西、云南和贵州的四省区需求总量的总和还多200万吨。但是，广东恰恰是出口成品油最多的省份。 据媒体报道，在“油荒”初显苗头的7月，广东各口岸成品油出口24.8万吨，同比激增92.5%。广东省经贸委的统计称，广东当月成品油消耗量在157万吨左右，月成品油出口量达到月耗油量的15.8%。 广东海关的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经广东各口岸出口成品油共计117.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39.2%；进口成品油974.3万吨，下降19.1%。在广东口岸出口的成品油中，汽油出口41.3万吨，占35.2%；航空煤油出口36.9万吨，占31.4%。 与此同时，用于出口的还不止成品油。据统计，今年1至7月，经广东口岸出口原油280.7万吨，同比增长了19.6%。 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在产量增加有限的同时，我国大量本来应该用于国内市场的成品油，被出口到了国际市场。而在资源被抽空的同时，国内成品油需求却在持续增加。据估算今年全年我国成品油需求比2004年增加8%以上。 上述情况显然说明，国内油荒的主因之一，是由于资源大量出口，压翻了国内油品供求平衡的天平。 于是2005年9月1日，由五部委联合下发的调整成品油出口政策的通知要求：今年9月1日至12月31日间，暂停汽油、石脑油的出口退税。国家发改委同时表示，在这段时间里，原则上不再批准新的原油加工贸易合同，以进一步限制成品油出口，保证国内供应。 既然国际油价上涨造成国内炼油企业价格倒挂这样的充分理由是逼迫政府上调成品油价格的出发点，为何在制造国内“油荒”的同时却用已经无法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成品油和原油去出口赚取差价？如果老百姓这么做，就有一个现成的罪名叫“投机倒把”，那昧着社会责任的良心这么干的企业应该按个什么罪名呢？而纵容国有企业这么干的政府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中国三大石油垄断巨头之一中石油，2004年实现净利润1029.27亿元，同比增长47.9％，创下上市以来最好水平。中石化2004年的净利润也同比增长了69.77％，为人民币322.75亿元。另一家巨头中石化200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06.32亿元，同比增长41.57%.2003年中国石化净利润为190亿元，2004年实现净利润322.75亿元，增长132.75亿元，增幅69.77%。据汤马逊金融分析，两家石油公司业绩的大幅提升主要得益于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 2005年上半年中石化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92亿元，净利润180亿元，同比增长19.98%，每股收益0.208元。而中石油2005年上半年净赚616.24亿元，同比增长36.1%。上半年，该公司共实现销售收入252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5%。实现经营利润8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1%。 中石油有理由对2005年上半年的业绩感到自豪，因为中石油一家公司创造的利润，就相当于中国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半年净利润的1/5。国家统计局7月2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净利润为3099亿元。目前，中国有169家中央企业，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则远远多于这个数字。 而在2004年，中石油和中石化共实现净利润1352.02亿元(中石油1029.27亿元，中石化322.75亿元)，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所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311.9亿元。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净利润占了1/4。 今年上半年，随着国际油价的高企，中石油的炼油和销售板块经营利润亏损59.49亿元。根据中石油的上半年报告，除了炼油与销售板块亏损外，中石油其他三个板块都实现了盈利。其中，勘探与生产板块经营利润为846.93亿元，化工与销售板块经营利润57.56亿元，天然气与管道经营利润14.78亿元。而且由于原油价格提高、销量增加和天然气销量增加，四大板块之间的销售收入增长51.3%。因此，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对于中石油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利好。中石油上半年的半年报显示，中石油平均原油销售价格，从去年上半年的每桶平均29.76美元，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每桶平均43.42美元，同比增长了45.9%。 炼油企业的亏损一直都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不断向外界诉苦的主要内容和政府据此上调成品油价格的主要理由，喊“亏损”和要求继续上调价格的声音还相当响。可是，石油公司上半年的漂亮业绩说明，炼油环节的亏损，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巨额盈利来说，显得微不足道。中石油和中石化都是上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公司，勘探与生产、炼油与销售、化工与销售以及天然气与管道四个板块都存在互补关系，完全是“堤内损失堤外补”。 中石油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其股权结构十分清楚，中石油集团握有其约90%的股权，其余股权为海外股东所有。而根据我们前面所引用的中石油的盈利数据可以轻易地估算出，大约有100亿港元的利润流向海外。 据中石油董事长陈耕透露，2005年1月份，作为全球第二大富豪的沃伦.巴菲特给他写来了一封感谢信，信中说道：“我的基金持有十多亿美元市值的中石油股票。很高兴中石油兑现了上市时的承诺。”而此前，巴菲特去年曾先后4次斥巨资购买了中石油股份，手中握有中石油13.35％的H股，成为中石油的第四大股东。那么，为什么巴菲特要给陈耕写感谢信呢？当然不只是因为中石油公司业绩优秀的缘故，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中石油上市时有过什么承诺，但巴菲特从对中石油的投资里获得了巨额的回报却是一个客观事实。3月24日中石油收报4.75港元，而据此前媒体消息称，有专业人士粗略估计巴菲特买入中石油的平均买入价为每股1.68港元。以此计算，巴菲特在中石油这只股票上的账面利润已经高达70亿港元。不仅如此，巴菲特从中石油获得的股息收入也相当丰厚。根据中石油2004年下半年期内派息1.47511元人民币计算，巴菲特股息一次进账便达3.46亿元人民币。如果以2004年全年派息约0.2485港元(约0.26343元人民币)计算，巴菲特全年股息净收入高达6.18亿元人民币。因此，面对这种丰厚的回报，难怪巴菲特要写来感谢信了。 同样应该感谢中国公司的还有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和壳牌集团这些国际大腕，绩优的中石化在发行H股时，它们分别以很低的每股1.61港元价格持有大量股份成为“战略投资者”。结果埃克森美孚赚了112亿港元，英国石油则从中石油和中石化身上赚了108亿港元。 我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都是在海外上市的石油企业。近一年来不止一次听到这些企业的老总振振有词地这么说：在这次国际油价高涨潮中，全球石油公司的业绩都直线上扬。如果我国石油企业利润不但不大幅增加，相反却报出亏损，如何履行当初国内外上市时对全球投资者的承诺？如何向国内外投资者交代？但是国内市场的消费者呢？你们是本土市场的国有控股企业啊，你们对本土市场的上亿消费者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呢？你们这些国有企业的老总、作为国家所有股份的代表者，你们对这个国家及其所有者 人民履行了什么样的承诺呢？
我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将近30年来走了一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道路。 从政府角度来讲，为了从形式上消除“计划”政府的形象，“企业能够决定的东西”政府就不再干预；而从企业角度讲，市场化成了一场“去国有化”的过程和企业“去社会责任”的过程。 但是，市场是否真的可以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 与我国对国有企业大加针砭的改革趋势不同的是，去年底今年初OECD公布了一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不仅承认国有企业的合理存在、而且要求国有企业承担比私有企业更高的社会责任目标和治理要求。 OECD认为：如果有足够的公司治理实践和合适的制度结构安排，私有化只是经济有效运行的条件之一。尽管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出现大量的私有化行为，但在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国家仍然是商业企业的大所有者。即使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在一些OECD国家里，这些国有企业仍占有20%的GDP，大约10%的就业机会以及40%左右的市场资本总额。国家所有权在一些部门里表现得很明显，它通常最普遍地存在于一些公共事业和基础行业中，比如能源、交通和电信等重要行业。一些非OECD国家也有大量的重要的国有部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决定着经济的未来。 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良好的效率不完全取决于所有制，更取决于足够的公司治理实践和合适的制度结构安排。而从历史上来看，实践证明无论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计划经济国家，国有企业都因为其必须承担部分或全部“全民的”、“国家的”、“社会的”公共服务义务，从而与私有企业有着根本的区别。 更何况，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近年来“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西方有所谓“社会责任性投资”、也被称为“对社会负责的投资”，是存在已久的概念，受重视的程度一直不及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现在却有后来居上的趋势。它指的是将融资目的和社会、环境以及伦理和社会公正问题相统一的一种融资模式。它要求企业在对其盈利能力加以“合理”关注以外，同时也关心另外两项对所有企业生存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因素：环保和社会公正。公司治理和责任性投资，同样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公司治理在此以前主要强调的是董事会的责任，而责任性投资则包含更广的范围，兼顾股东和环境的因素。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因为在这个概念中也包含了一个在中国大陆耳熟能详的提法：“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上个世纪末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掀起了一股社会责任国际运动的热潮。西方企业管理也从工具人、经济人进化到了社会人、观念人的阶段。《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思想逐步在企业和社会公众中扎下根来，资本主义早期的血腥管理逐步被人本管理取代,“血汗工资”、“血汗工厂”的做法逐步被摒弃，利润最大化不再是惟一的目标。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逐步成为企业从被迫到半自觉的选择，如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公众就会迫使其承担。 于是在1997年，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CI: 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 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其宗旨是协助公司建立、维持和改善公司政策和程序，在公司可以控制和影响的范围内，管理有关社会责任的事务，从而实现社会责任和经济目标的统一。它不是公司质量认证标准，也不是一般的商业伦理标准，而是一项公司人权认证标准，其具体条款绝大部分源自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并得到国际公认的《劳动者基本权利宣言》（ILO Declaration on Fundamental Labour Rights）。 1998年，可持续性发展（ Sustainability）研究的权威John Elkington出版了《拿叉子的野人：二十一世纪企业的三条底线》（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 21st Century Business）一书（ ISBN -- 0865713928 , Publisher -- New Society Publishers , Publication Date -- 01 September, 1998 ）。书中提出了“三条底线”（ The Triple Bottom Line）观点，就是要让企业在其对盈利能力——财务结算底线——的合理关注之外，同时也关心另外两项对公司生存的影响与日俱增的因素：环境质量和社会公正（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这样的要求不只是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变量去衡量和反映公司的业绩。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它包括了一系列的价值观、问题和过程，企业必须分析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以尽可能减少其活动可能带来的害处，同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这意味着公司必须要具备明确的目标，并考虑到股东、客户、雇员、商业合作伙伴、政府、当地社区以及公众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和责任承担者的需求。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至少在OECD看来，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企业的根本点在于，国有企业在“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这方面的要求和标准要比私有企业要高得多；对国有企业来说，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的、强制的、法定的企业目标和责任。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无论国有全资、国有控股，哪怕是国有非控股企业都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而私有企业则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如战争、自然灾难等社会紧急状态下，被动地担当起类似的责任 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而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承担这样责任的方式和机制：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明确的定价和补偿政策、市场化的招投标方式……正如OECD所说：“这些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可能高于一般公认的标准，也就是说，高于一个一般私有企业通常被期望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OECD推荐“在公共服务义务和超越通常公认标准的特定责任要求方面，任何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承担的特定义务，应该通过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并向公众披露，同时要以透明的方式确定相关的成本。”“这种特殊的要求需要给与适当的补偿，可以通过以特别法律条款为基础的国家预算进行补偿，也可以通过合同机制进行，比如经营管理合同。如果所涉及的企业是在经济中的竞争性部门就更应如此。市场以及一般公众应该被明确告知这些义务的实质和内容。对相关成本的明确确认和披露也很重要。” 同时对于政府，OECD提出“改善国有企业治理是一个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就象政府应该制定政策改善国有企业效率一样。” 当我们带着这些认识回到2005年中国的油价问题上来，就可以明显地发现中国的国有垄断石油企业和中国政府多多少少丢弃了肩上应负的社会责任。 国际油价上涨，作为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稳定本国油价，保护本国市场；而不是先国际期货油价而抬高本国现货油价；也不是国际油价上涨也急着上抬油价、国际油价下跌却不见政府干预高企的油价；更不是借口保证对国际股权投资者的利润回报而用高油价从本国消费者口袋里掏钱；而那种为本企业利润而置本国市场基本供应于不顾，反而将应该供应本国的原油和成品油倒卖到国际市场上赚取高额差价的做法，那简直就是对一个本土国家的犯罪。 更何况我国的能源企业开采本国的资源并不交纳资源税，几乎无偿使用属于这个国家祖先和子孙的资源，用国际上已经包括高额资源税的高额市场价格，取得的超额利润却属于本企业的员工和股东，这是一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和侵吞。企业这么做是企业无良、政府不干预是政府的失职。 中国千百年来有一句老话：做生意要讲良心。这良心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有企业应该履行特殊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及公共政策目标。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保证社会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公共服务目标、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这些是不能在这转型过程中统统都被市场化的。 而在2005年，中国的老百姓却从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的行为中得到了一句“市场化”的回应：良心！良心值多少钱一斤？ 2005年11月26日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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