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新的一年2007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将目光集中到公平与发展上。如何认识过去一年的世界？如何思考我们今后的发展？为此我们发出世界银行去年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对整个世界进行了详尽研究和叙述，对于仅仅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们来说，尽可以到别的国家去作一些浏览，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命运和状况。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世界，我们将这份内容巨大的报告分成四篇，第一篇包含了报告的开头与结尾，由于这两部分内容比较接近，我们把序言、概述、第十章和结语放在一起。下面是第三篇，内容包括第三章至第六章。遗憾的是，由于时间限制，我们未能将图片全部刊出。特此说明。]
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 （3） ----世界银行工作报告（第3-6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7年3月3日 目录
第二部分：为什么公平有影响？ 在报告中的第一部分，我们从几个维度总结了不平等的若干现象。另一方面，从对福利的直接作用上看，诸如健康、教育、收入、发言权和服务的可及性等维度影响着人们再未来获得进步和成就的机会。我们强调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联系。不仅是收入分部、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的不平等，而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呈现相互关联的趋势。富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要优于其他人。最贫穷的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低，健康状况的部分指标也是最差的。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关联关系也扩展到公共服务领域，穷人在获取基础设施、电力、供水、卫生和垃圾处理服务方面都比其他群体差。 因为教育和财富帮助个人获得社会影响，发言权和政治权力也被认为与经济状况相联系。这些相互补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不平等引发了代际依赖。第二章讨论的例证中显示，依据国家和衡量细节，存在10%经济差异的两个同一代家庭在下一代会持续出现4－7%的经济差异。机会显然没有从社会、家庭背景和群体属性中独立出来。 这样的不平等会产生影响吗？人们关心在获取教育。健康和经济机会上巨大而显著的差异，还是仅仅是低水平的收入、受教育年限和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事实本身？政策制定者是否会关心由于歧视、司法不平等和其他不公平的过程引起的机会不平等？是否有机构像世界银行这样，在以消除绝对贫困为己任的同时，关注机会、产出和过程的不平等？ 上述问题的答案十分宽泛。例如，支持机会平等长久以来就是美国国内政策的主题。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说，我们知道个人能力的平等从来没有，也从来不会有，但我们坚持追寻机会的平等。1参加本报告研讨会的专家曾经因为“为什么公平有影响”这一问题而不愉快，因为他们认为答案应该是“当然是”。一位与会专家认为，“我们正经历一种可怕的容忍”。2 本报告接下来的三章讨论以下问题：好的发展政策是否与公平相联系？第一章中讨论的公平在这里被认为是追寻机会的平和，并避免严重的剥夺。公平不同于收入、健康状况或其他特殊产出的平等。公平追寻的是个人的努力、偏好和动机，而非家庭背景、阶级、种族或性别因素，决定了人们在经济成就上的不同。在这一状态下，所有制度都是“色盲”，非市场制度平等的对待富人和穷人。人权和财产权平等地得到加强。可及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能够平衡他们在市场中的生产力和成功的机会。 我们这里评论的例证在理论组合上涵盖了从经济学到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总而言之，这些例证建议追寻持续的、长期的繁荣与像社会大多数或全部成员扩展经济机会和政治发言权是分不开的。这一结论的一系列原因来自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失灵。这一失灵反映了生产的机会并不是由基于才能和思想的最高潜在回报决定的，而是与财富、关系和大片土地相联系的。这种情形在完美运行的市场中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资源会流向最具生产性的投资项目。但对于不完全市场而言，机会源自有效的再分配制度。 第五章的案例表明，总体效率可以通过向贫穷或边缘的群体进行财富和权力再分配来提高。有时，低效现象在企业间边际生产率上出现不同。我们知道较小企业的利息支出要高于其他企业的边际生产率。我们还知道农民会在小块土地间分配精力，因为他们在耕种自己拥有的小块土地同时，还作为佃农在其他土地上耕作。我们有实验性的例证建议，群体歧视导致其产出低于自身能力，因为他们内化了传统，或预期自身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些观点都是细致研究的实证性论据，同时第五章还提出了为什么较为公平的社会，其经济也更加有效率？ 第六章使用历史证据补充上述图景，在政治权利和权力上的不公平在外在上削弱了制度的发展过程。相应地，较强的政治平等在各个社会中建立了有力的避免掠夺行为的机制。这会为社会底层成员的进步和流动带来社会运行层次的提升和机会的提供。 如此的制度与持续的增长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是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对矿区中央美洲侨民的劳动力开发实践，为早期移民提供了较大程度的自由和广泛的机会。另外一个国家对公众不平等对待的例子是在加纳、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几十年前流行的国有或半国有农业市场对农民课以重税，并付出巨大的效率成本。 公平和平等的影响不仅是它们对长期繁荣的补充。显然大部分人是出于个人兴趣而关心公平。一些人认为平等的机会和公平的过程影响社会公正，这是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在第四章，我们简要的讨论的争论和证据显示，大部分社会都成现出对公平深入而持久的关注。 第三章 从全球的眼光看公平 在考查各国机会的不平等时，前一章强调了人们的"先天环境"或者说在他们控制之外的因素，这与个人的“努力”和“天分”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先天环境因素之一就是出生地。例如，在许多国家里，农村比城市所能得到的基本公共健康服务要少得多，而这对一个人能否顺利度过人生的第一年可能很重要--1996年里约热内卢婴儿的死亡率是3.3%，而巴西东北地区是7.4%，前者比后者的一半还要低。 正如出生在乡村还是城市是人生中的先天环境因素，出生在哪个国家也是另一个先天环境因素。为什么讨论土耳其女性比男性机会少、收入少时会遭到反对，而如果这一比较发生在土耳其男性和英国女性之间时就没有那么多反对的声音？毕竟在福利的许多方面，机会和收入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国家的公民之间，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差异比同一国家里不同团体之间的差异要大。 本章试着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一个人出生的国家对他获得机会的影响有多大？第二，与较近或较远的过去相比较，现今这一影响是否变小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讨论了全球健康、教育、收入、权力的不平等。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依然是惊人的。 例子与概念 毋庸置疑，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每个人获得自由、健康、满足的生活的机会是非常不平等的。正如Angus Deaton所写，我们生活在惊人的不平等中，患上艾滋病的穷人会因此死去，更普遍的情况是，穷人会因一些别处容易治愈的疾病死去，甚至在穷困国家里为富人提供服务的高级医院和诊所也很容易治愈这些疾病[1]。 2000年，塞拉利昂、博茨瓦纳公民的平均寿命分别为37岁、39岁，还不到美国平均寿命（77岁）的一半[2]。1975年到1979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教育年限（不考虑学校教育的质量）少于6年，而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国家则超过12年，世界不同地区之间收入的不平等也很高[3]。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全球的平均大幅进步与各国之间惊人的不平等？这两种现象明显对立。Sen（2001）为了使全球水果更公平分配做过一个案例，在这一案例中他描述了世界的现状：“虽然我们的世界与以前任何时候相比都无比富有，但它却依然是一个充满着极度剥削和惊人不平等的世界。”他认为收益是否公平分配比整体是否得到收益更重要。富裕程度的不平等以及各国之间政治、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是全球化争论的中心话题。只要很多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潜在收益分配不公平，那么本章阐述的不平等就不可接受，因为尽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绝对贫困已经降低——却决不是一致降低。 给全球福利的不平等画一张透视图，我们会发现两个处于相反极端的国家——马里，全球最贫穷的国家；美国，全球最富裕的国家。2001年出生在马里的婴儿一岁前垂危的比例约是13%，即使出生在资产分配前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婴儿，这一数值也仅仅下降了一点（9%）。与此对比，同一年里出生在美国的婴儿一岁前垂危的比例还不到1%。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对比则更为惊人：马里24%的孩子在五岁前死去，而美国的这一比例还不到1%。甚至出生在马里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孩子五岁前死亡的比例也是美国平均水平的十六倍以上。 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在1975年至1979年间，美国平均学校教育年限超过14年（男性与女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情况大致相同），而同一时期马里公民的平均学校教育年限不到两年，其中女性受教育的比例不到男性的一半，农村教育基本为零。如果考虑到教育的质量，学习成绩的不平等可能更大。 因此下面的情况并不让人惊讶。马里的许多公民在孩提时间就生活得非常艰难，由于又没有受到多少教育，成年之后就很难维持生活。1994年马里人每天的平均生活费用少于2美元（一个月54美元）。与此相比，美国人均月收入是1185美元，是马里平均水平的20多倍。 健康、教育、收入、发言权的不平等可能已经被全球公认，但人们对不平等是变大了或是变小了并没有达成共识。与20年前、50年前或者200年前相比，一个人出生的国家对她今后生活机会的影响究竟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当你阅读本报告时，人们正对福利各个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它们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进行着激烈的争论[4]。的确，我们很难断言在过去的时间里不平等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首先我们就需要回答各种问题：什么方面的不平等、考虑哪一个时期、采用不平等的哪一概念？有结果证明全球健康和教育的机会正趋于一致，收入方面则有一些分化（至少没有趋同性），因为缺少一些资格证明这些结果还没能发表。Box3.1介绍了一些首先需要澄清的概念。 Box 3.1 研究不平等时用到的三个相似的概念：全球、国际、国家间 在考虑全球化带来的福利收益时，争论双方经常做出完全相反的声明，而他们一直在调查的却是相同的材料。即使材料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和问题，也无关大碍，在这一话题上他们的观点存在广泛差异的根源是双方对哪些要素组成了全球化收益的公平分配持不同看法。 Milanovi（2005）和Ravallion（2004a）提出了不平等的三种不同的概念，他们和广大的全球化问题争论者一起在收入问题上讨论了这些“相似的概念”。这些概念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方面，例如健康和教育（尤其适用于研究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研究福利的每一个方面都依赖于不平等概念的选择。争论双方若不首先弄清楚这些概念，就不可能进行沟通。 全球收入不平等是否增大？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定义我们所说的全球不平等，并把它与国际、国家间不平等区分开来。 全球不平等：忽略国家之间的界限，个人收入为真实收入 全球不平等很容易定义：忽略国家之间的界限，把全世界公民依次排列起来，计算真实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真实收入是指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过的个人收入[5]。全球不平等测量系数属于普通熵系数组（general entropy class），像平均对数方差系数或者泰尔（Theil）系数一样，全球不平等测量值可以巧妙的分解为两部分：每一个国家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各国之间收入的平均差（Shorrocks 1980）。 如果各国之间的平均消费没有差别，而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不平等，那么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即是世界上全部的不平等。如果每一个国家内部的所有公民都有相同的消费水平（国家平均值），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可以认为是世界的不平等。全球不平等即是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之和，每一部分与总不平等的比值就是国家之间不平等与国家内部不平等在总不平等中所占的百分比。 国际不平等：把国家的平均收入当作个人收入 在本报告的其他部分，我们提到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即是国际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涵盖范围是全世界公民，但是个人收入用他/她所在国家的平均收入代替。全球不平等是国际不平等与国家内部不平等的简单加和。 国家间不平等：把具有平均收入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然而，国际不平等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这两个概念并不足以解决争论。让我们来看一个支持全球不平等增大的论述“1870年，全球最富裕国家GDP的总和约是最贫穷国家GDP总和的9倍，1990年则增大为45倍[6]。”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似乎提到了一个类似于国际不平等的概念，但实际上它和国际不平等有微妙而重要的区别。这份陈述没有考虑到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口的多少，无论最富裕和最贫穷的国家是帕劳群岛和牙买加，还是中国和印度，都没有差别。 这就是提出第三个概念的原因。在这个概念中，每一个国家拥有它的平均收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代替所有的公民）按顺序排列。我们称这一分配中的不平等（全世界大约有200个国家）为国家间不平等。Milanovic（2005）把国家间、国际和全球不平等概念分别看作概念1、概念2和概念3。（见下面的图表） 三种不平等概念的图示： 国家间不平等：三个国家和三个拥有平均收入的代表（高度） 国际不平等：包括全部人口，个人拥有平均收入 全球不平等：所有拥有实际收入的个人 数据来源：Milanovic (2005) 和 Ravallion (2004a). 为什么应用国家间不平等 用国家间不平等概念代替国际不平等隐含着的这样的价值判断：在评估全球收益分配时国家而不是人民应该占有相同比重。国家间的不平等概念被批评全球化的人们广泛采用，这种度量方法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观察对象。之前我们论述过，全球不平等可以分解为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两个部分，然而其中每一位公民均应占有相同的比重，无论他们生活在中国还是乍得湖。 应该注意的是在全球化争论中，选择哪一种方法度量不平等取决于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感兴趣的对象是一些“全球化”政策对国家经济增长或者产出分配的影响，则采用国家间不平等的概念更为合适。 本报告中为什么采用国际不平等的概念 如果尝试解决的问题是“全球化”政策是否造成了世界贫困以及不平等的减小，我们则更倾向于采用国际不平等概念。 选择哪一种概念没有对错之分 当评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时，应该选择两种概念中的哪一种可能存在分歧。事实上选择哪一种没有对错之分。在评估不平等时，是国家还是人民应该占有相同比重，人们的看法可能不一致——Ravallion（2004）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要点如下：人们的观点或者是感兴趣的问题会影响到工作中对不平等概念的选择，同时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当今全球化进程公正性的评价。 健康的全球不平等 未加权和加权后的国际平均寿命的分布曲线（忽略国家内部的平均寿命分布）在1960年都显示了一个清晰的“双峰”[7]。数据显示有50个国家平均寿命在35岁到45岁之间，41个国家在65岁到75岁之间。只有少数国家分布在两者之间。 到1980年，左手分布模式已经不明显。分布曲线开始右偏、出现了一个单峰，在加权后的国际分布曲线上表现得更为显著：有73个国家平均寿命在65岁到75岁之间，31个国家在55岁到65岁之间，35个国家在45岁到55岁之间。但是到2000年，左手模式又一次变得显著起来，这一点在未加权的分布曲线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依然有更多的国家分布在曲线的右侧。 图3.1 平均寿命曲线中双峰逐渐消失 数据来源：Schady（2005） 1980年，四个地区——中东、北非、东亚（除去中国和日本）、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寿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8]。在1980年到2000年间，前三个地区平均寿命的快速增长减小了全球不平等，然而，20世纪90年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寿命的下降严重增大了全球不平等，这使得分布曲线的底端尾部部分拉长。到2000年，仅仅只有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寿命低于世界平均值，同时这两个地区平均寿命的差值从5.8岁增大到了15.6岁。直到90年代早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在减小，到2000年则又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20世纪90年代撒拉哈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平均寿命大幅下降的影响比南亚平均寿命增大的影响更大。 Bourguignon、Levin和Rosenblatt（2004a）向我们展示了长时期内（1820－1992）平均寿命的急速增长（从大约27岁到61岁）。起初平均寿命的分布很不均衡，在十九世纪末到1990年之间（研究时把这段时间分为三段）逐渐趋于均衡。平均寿命在一个多世纪内一直持续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急刹车（表3.1）。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达到了1960年以来的最高值。 表3.1 20世纪90年代平均寿命的增长出现了戏剧性的减速
虽然20世纪90年代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以及一些欧洲、中亚国家因为艾滋病损失了大量人口，平均寿命在长时间内依然是趋同的[9]。分布顶端的发达国家达到了生物学限制，同时许多地区正在赶上它们，因此全世界平均寿命的不平等将变成一个随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健康水平、人口增长变化的函数——除去其他地方主要的健康灾难（在本章的末尾我们会再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两个平均寿命有着显著差异的世界：2000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欧洲、北美之间平均寿命的差距比1950年更大[10]。 贫困国家里甚至富人的健康结果也明显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例如，在人均GDP低于一天2美元的国家里，最富裕20％的家庭中6岁孩子的死亡率超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值10倍[11]。当然这只是一个包括了许多其他指标的特例，很难说明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有多大差别。与收入不平等不同，健康不平等不能分解为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两部分[12]。 但下面的简化实验还是可以对此提供一个大概的说明。2000年4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健康统计资料显示，如果它们的婴儿死亡率能降低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将会有490万婴儿存活下来。如果消除同一国家内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使全国的婴儿死亡率与前10%富人家庭的相同，将会有310万婴儿存活下来[13]。当这些贫困国家里富人婴儿的平均死亡率大约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值的5倍时，消除国家内部贫富差异（提高穷人的健康水平）所减少的死亡人数，至少在这个特例中，是所有可以存活人数（使每个人都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健康水平）的2/3。 因此，当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健康结果存在很大差别时，要明确指出这两部分在全球健康不平等中占多大比重是不现实的。可以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不一定比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大。在本章的后续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一发现与收入领域相反却与教育领域相符。 虽然个人和公共健康方面的技术进步对于整体健康的提高更重要[14]，在贫困国家里收入却可能更重要，因为它意味着甚至并不昂贵的技术，适当的营养，水和卫生设施。贫困国家里平均寿命随收入增长急剧上升[15]。（图3.2） 图3.2 平均寿命与收入高度相关，在贫困国家里尤为明显 平均寿命，2000 数据来源：Deaton（2004） 注意：曲线用人口加权过，并进行了非参数拟合。曲线显示了二十一世纪之交各国的平均寿命（用圆圈表示人口，尺寸大小与人口总数成正比）与用购买力平价（PPP）调整过的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但是收入增长的差异并不是影响平均寿命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清洁的水、医疗卫生体系、维持医疗设备正常运转的能力以及基本的卫生知识，后两个因素与教育尤其是女性的教育紧密相关[16]。 虽然平均寿命继续增长，婴儿、儿童的死亡率继续下降，但是在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里富裕、贫困国家之间出现了差异[17]。欧洲和中亚国家在过渡时期面临的困难，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以及国内冲突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18]。Cornia和Menchini（2005）认为健康投资，公共健康计划、家庭结构、家庭稳定性方面的变化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减速的可能原因。 教育的全球不平等 未加权的成人的学校教育水平的分布曲线在1960年呈现明显的左偏（图3.3）。这反映了许多国家，尤其是许多非洲、亚洲国家，平均学校教育几乎为零。加权后的学校教育水平的分布曲线，与平均寿命的分布曲线一样，是一条双峰曲线，一个峰在平均学校教育约为2年处，另外一个小一些的峰在约8年处。 图3.3 二十世纪后半期教育年限的分布有了很大改善 数据来源：Schady（2005） 上述国家中许多入学率在20世纪60、70、80年代出现了大的增长。当这些年轻人成年之后，这些国家的平均学校教育年限加长了，未加权国际学校教育的分布曲线的左偏消失了。需要注意的是学校教育的分布（用人口加权后）在90年代依然是双峰曲线，直到2000年才变成单峰。 采用任意度量方法都能发现，在1960到2000年间国际学校教育的分布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几十年内，当平均值上升时，不平等在减小（图3.4），全世界的平均教育年限从3.4年增加到了6.3年，几乎是原来的两倍（表3.2）。起初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中东、北非和南亚的不平等很高（此处没有显示），随着时间的增长，不平等在减小——中东和北非地区尤其明显。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东亚也存在一些不平等，但在样本的最年轻一代身上不平等已经基本消除。与此对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的平均教育教育水平依然很低，甚至在最年轻一代中都是如此。 表3.2 教育不平等减小的同时平均教育年限持续增长
数据来源：Schady（2005） 注意：Theil-L和Theil-T是普通熵系数组中的两种系数，参数分别为0和1（未加权） 图3.4 不同时期，教育不平等减小的同时平均教育年限增长 数据来源：Araujo, Ferreira, Schady（2004） 注意：教育年限的不平等用GE进行测量（0.5），也即是采用普通熵系数组不平等测量方法，回避不平等喜好参数为0.5 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贫困国家的教育水平明显向富裕国家靠拢，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国家内部教育水平的差异也很大（第二章），事实上，在1935年到1979年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成人的教育不平等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并且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直在稳定减小。当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都减小时，国家平均教育水平更趋向一致。 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变化也是如此。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教育不平等是由男女教育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但这一差异也在随时间减小，样本的最老一代中男女之间的差距为31%，到最年轻一代则下降为16%。但在趋同性上不同地区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图3.5）。拉丁美洲、加勒比海、东亚、欧洲和中亚在教育上几乎已经达到了性别平等，同这些发达地区相比，南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中东和北非进展缓慢，女性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男性。 图3.5 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在一些地区依然显著 男女教育比率 数据来源：Araujo, Ferreira, Schady（2004） 我们不应当假定长教育年限必然带来高成绩，反之亦然。对27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加上巴西）教育年限（测量25岁至34岁之间的人达到中等以上教育的百分比）和成绩（测量15岁孩子的读写熟练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之间的自相关系数为0.57。显然按照这两个变量把这些国家排列起来，所得到的排名顺序并不相同。韩国和日本（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分布的顶部），墨西哥、葡萄牙和土耳其（在底部）教育年限和成绩上的排名一致。但是捷克共和国、挪威和美国成绩排名比教育年限排名要低。澳大利亚、芬兰和爱尔兰成绩排名比教育年限排名靠前很多。 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间成绩的差异依然非常显著。Pritchett（2004b）让各个国家的孩子做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阅读、数学、科学测验，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处于学习分布的末尾，实践能力也比最贫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要差得多。例如，阿根廷、墨西哥和智利的孩子实践能力比希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贫困的国家——的孩子低两个标准差。印度尼西亚学生的平均阅读能力（2001年PISA）是法国七年级学生的水平。加上从没有上过学的孩子，注册但又退学了的孩子，以及那些完成了九年课程但测验分数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学平均水平一个年级以上的学生，Pritchett发现摩洛哥15岁到19岁的孩子中96%的人进行了“足够的学习”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成绩[19]。 收入和消费的全球不平等 对一些基本问题——例如收入不平等在增大还是在减小——的回答取决于我们选择下列概念中的哪一种：国家间不平等（未加权的国家平均值的分布），国际不平等（用人口加权后的国家平均值的分布）还是全球不平等（个人收入的分布）。 我们将从下面的问题入手展开讨论。让我们看看1997到2002年间按区域选择的国家的中等、平均收入以及每个国家内部收入的分化情况（图3.6）。很明显，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差异是惊人的。例如，美国排名在第十分之一的人的收入比巴西或者阿根廷的平均收入还要高[20]。中国农村人口平均收入与柬埔寨相近，而城市人口平均收入与巴西相近[21]。南非处于收入分配底部的人收入与马里的平均水平相当，而处于收入第十分之九的人生活水平（收入方面）与爱尔兰中产阶级相当。 图3.6 不同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异极大 数据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意： 对1997到2002年间的人均月收入（蓝框）或者人均月消费（橘黄色框）进行了调整（按1993年PPP$）。每条线的最左端处表示收入的第十分之一，紧接着是中等值、平均值（每一个框的两端）和第十分之九（每条线的最右端） 国家间不平等（未加权）与国际不平等（加权）在1950年到2000年间呈现不同的演化趋势——引自Milanovic（2005）。他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所有不平等争论之母”——来描述这一现象（图3.7）。当把国家作为基本研究单元时，不容否认，（国家间）不平等在加大，从80年代年开始尤为明显。但是国际不平等却一直在稳步减小，出现减小趋势的原因是人口稠密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收入在增长。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1980年以后国家间不平等和国际不平等很接近，这与下面的事实一致：80年代以来这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快速增长，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产出则在下降。 图3.7 1950年以来国家间不平等加大而国际不平等减小 基尼（Gini）系数 数据来源：Milanovic（2005） 卢森堡和尼加拉瓜是处在全球收入分配两个极端的国家，如果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它们经济年增长率都为2%，那么卢森堡人均年收入会从17,228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调整过）增加到28,264美元，增加幅度为1万多美元。与此对比，同时期内尼加拉瓜的情形就很不乐观，人均年收入从573美元增加到940美元，仅仅增加了375美元。Atkinson和Brandolini（2004）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为5%，美国年为2%，那么在未来的41年内，两国收入的绝对差值会一直增大，72年之后收入才会相同。” 在评价全球化带来的分布的变化时，影响评价结果的关键要素是我们考虑的是绝对值还是相对值。不会有经济理论说不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同样，我们也不会说国家间不平等和国际不平等这两个概念哪一个对哪一个错，这两种不平等也不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度量方法，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选择哪一种概念反映了一个人在什么组成了收益的公平分配这一问题上的价值判断。只有先用坦率、批判的眼光仔细观察这些价值判断，人们在争论中才会获得尊重。 用不平等的绝对测量值来考查国际不平等，我们会发现在长时期内以及最近几十年内不平等一直在稳步减小——后一个结果与国际相对不平等趋势相反。Atkinson和Brandolini（2004）发现不平等的绝对系数，例如绝对基尼系数和Kolm系数[22]（回避不平等的喜好采用不同的参数），从1970年开始一直在稳步增大（图3.8）[23]。 图3.8 与相对不平等不同，绝对不平等一直在稳步增大 指标，1970=100 数据来源：Atkinson和Brandolini（2004） 人们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在过去大约二十年内全球不平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大概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些人[24]声称全球的不平等稍微增大了，而另外一些人[25]则声称全球的不平等减小了。 考查全球的不平等需要获得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的分布的资料。家庭调查是一种相对比较新的搜集资料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甚至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普遍采用这种方法。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把全球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的收入的分布，就只能把时间限制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与Milanovic采用的方法类似，我们选择了三个时间段：1986-1990，1991-96，1997-今。 虽然全球的不平等在1993年到2000年间稍微下降了一点，但总体来说，在这段时期全球的不平等（用平均对数方差测量）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图3.9）。如果除去中国和印度，全球不平等的平均对数方差将会增大，这与文献中公认的观点——这段时期内国际不平等的减小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相一致。如果全球的不平等大致不变而国际不平等在减小，那么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一定增加了相似的数值——下面我们将会讨论这个问题。 图3.9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的增大抵消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减小 数据来源：作者的计算 全球收入的不平等的主要部分是国家平均值的差异——即是国际（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我们发现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全球不平等中所占的比例在稳定的下降，1988年左右为78%，1993年左右为74%，2000年左右为67%。同时全球的不平等在这些时期内大致大同，团体内部的不平等在稳步增大（图3.9）。这些结果与第二章提到的材料一致，包括孟加拉国、中国、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地区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增大。 我们得出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所占的比例也与Milanovic的结果一致，他计算得出1998年的比例约为71%。Milanovic假定十分位数内的家庭都有相同的收入，而没有用洛伦兹曲线估算（百分点），因此他可能过高估计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我们的结果在三个方面比Milanovic的数据精确。第一，对许多国家，我们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资料来计算福利值，而Milanovic（许多其他人也是如此）采用的是分类资料。第二，我们加入了更多当前时期的最新资料，这可能提高了资料尤其是东欧国家资料的质量。第三，对采用分类资料的国家，我们用洛伦兹曲线估算，而不是假定分类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收入[26]。国家之间收入的不平等是全球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部分的观点似乎已经被大多人承认，这与健康和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Bourguigmon和Morrisson（2002）认为全球的不平等在更长一段时期内（1820-1992）一直在稳定的增大，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不平等一直飞速增大，在1970年到1992年间国际不平等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增大速度才减小[27]。他们也认为十九世纪之交国际不平等基本可以忽略（在全球不平等中占得比例约是12%），但之后它开始飞速增长，飞速增长的趋势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以缓慢得多的速度继续增长。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1910年达到了顶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平等显著减小（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发达国家的平衡作用），直到70年代才开始缓慢增大。这些变化的综合作用使得国际不平等所占的比例从1820年的约10%增大到1992年的60%多。 图3.10 长期以来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变得越来越重要 数据来源：作者对Bourguignon和Morrisson数据的处理（2002） 简要的说，当世界财富增加时，收入不平等——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国际的还是全球的——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1820-1992）后急剧增大。但在更近的一段时期内，增大的趋势并不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家间不平等（未加权）继续增大，而国际不平等（用人口加权）却在减小。国际不平等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十年里也在减小，因为中国和南亚收入的增长减小了不平等，现在的发达国家收入稳定的增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收入的下降增大了不平等，但前者的效应比后者的要大。 Pritchett（1997）在考查1870年到1990年这段时期后，指出当今发达国家（Maddison在1995年称其为“高级资本主义”国家）中收入正趋于一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他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来证明他的观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布在一个窄带内，而在相对不发达国家里，一些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另外一些则在急剧降低。[28]” Schultz（1998）采用了更多的资料来证明富裕国家收入趋于一致而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他认为1960年到1990年间国际不平等大约占全球不平等的三分之二（测量对数变分），但是区域之间依然存在很大差异。在这一时期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再加上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欧洲其他国家）之间不平等所占的比例下降了50%，最后仅占总不平等的三分之一。同一时期内，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中国际不平等在总不平等中所占的比例从20%增加到36%，几乎是原来的两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总不平等依然很高，高收入国家则显示出趋同的迹象。 除去用匿名的方法进行不平等比较，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国家收入的变动情况来考查不平等的趋势。研究贫困国家收入的变动时我们把范围限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内。除去中国，其他六个在1980年处于收入最低十分之一的国家（用人口加权过）——全部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收入增长的迹象很不明显[29]。 在1980年到2002年间一些人的收入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表3.3中处于第一收入区间的人有97.8%的比例进入第四区间，数据来自中国——同时另一部分人的收入呈现下降和停滞趋势。注意在过去的二十年内第二和第三收入区间里均有大约8%的人跌入收入的最底层。“很明显在1980年到2002年间世界上的收入没有出现柏拉图式发展，这使得人们对世界福利、不平等和相对贫困的判断出现了分歧。”[30]Milanovic（2005）也指出，在过去大约四十年内许多国家出现了“向下变动”。那些不同意过去的二十到二十五年内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减小的人——也即是那些用“不加权”的眼光看世界的人——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些变动。 表3.3 1980年到2002年间，各国绝对人均收入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Bourguignon, Levin和Rosenblatt（2004a）。 注意：收入为人均收入（固定购买力平价） 在过去大约二十年内，绝对贫困率已经下降，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趋势（图3.11）[31]。每天收入低于一美元的人2001年比1981年减少了大约4亿，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一人数则从大约1.6亿增加到3.13亿，几乎是原来的两倍。一些人口稠密的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分布在亚洲，例如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显著增长，这使得这些国家内部的绝对贫困大大降低。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则变得更加贫困——尤其是那些最初的人头率高的国家[32]。在较大的国家中，人头率正在增大的是尼日利亚、南非和坦桑尼亚。 图3.11 全球绝对贫困已经下降，但并不是每一地区都是如此 数据来源：PovealNet（http://iresearch.worldbank.org/PovcalNet/jsp/index.jsp）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千年发展目标——使每天收入在一美元以下的人口减半——将会实现。但是只有东亚和南亚能达到这个目标，即使达到了这一目标我们也不能满意，我们希望看到贫困率在世界范围内以相同的步调下降，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当前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处于饥饿之中，健康状况堪忧，缺乏教育、清洁的水等必需的服务[33]。 权力的全球不平等 本报告最后一章里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全球市场的规则和进程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一个国家在多国银行中的权力经常和它的经济实力相联系。甚至在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同代表权的国际团体中，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强权也可能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通过单独的双边协议）。在许多方面发展中国家做决定的能力是有限的。 贫困国家缺乏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源，这使他们在国际团体中不能与其他国家占有同等的地位，而这些国际团体做出的决议会影响他们。除此之外，制定国际体系运作规则时，贫困国家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34]。 在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IBRD）中——世界银行向外贷款的渠道——一个国家投票的权力依赖于它在IBRD资产中所占的股份。最大的股东美国拥有16.4%的投票权，日本是7.9%，德国是4.5%，法国和英国分别是4.3%。它们中的每一个国家在董事会中都有一个代表。相反，所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总共只有两个代表和5.2%的投票权。中国和印度都分别拥有2.8%的投票权[35]。在提出公共机构议程时国家权力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会议席位的多少。Filmer与其合作者（1998）在1998年的研究中指出，世界银行中大约三分之二的高级管理职位被第一类国家（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据，虽然这些国家只拥有全世界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且成员国数量所占的比例更小。 在国际贸易组织（WTO）中，每一个成员国都有一票投票权，决议由多数意见决定，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能有效的行使投票权。所以，WTO，至少从文件上看，大概是最民主的国际组织。实际上，国家对日程和决议影响的大小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参与事务、从事谈判、告知事务以及充分理解各种复杂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的能力。国家地位的一个粗略的指标就是常驻日内瓦代表的数量。Blackhurst，Lyakurwa和Oyejide（2000）研究发现，在WTO常驻代表名单中，38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国家中仅仅只有8个人数接近5（WTO平均数）。更糟糕的情况是，38个国家中有19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成员国的一半——在日内瓦根本没有常驻代表。只有尼日利亚有一个代表独自处理WTO事务[36]。 即使在国际舞台上充分考虑国家代表的重要性，这些代表是不是完全对他们代表的公民负责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我们希望每个国家的政治、法律机构都能为公民提供公正、透明、自由的环境以增大、平衡公民的资产，事实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在试着度量这一差异时我们会遇到许多问题，Kaufmann，Kraay和Mastruzzi（2004）在目前最全面的比较评估中，把来自18个组织（包括商业的和非商业的）25个独立渠道的材料整合在了一起。这些数据为作者评估不同国家“管理”质量的相对差异提供了经验基础。 图3.12汇总了被选国家（与图3.6中的国家相同）的“发言权和责任”的信息，图中的数值由标准方法测量得到。这里的“发言权和责任”涵盖了更广的范围，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公开选举几个方面。每个国家对应的上面的横条表示国家在“发言权和责任”的分布中的百分值，与其相交叉的黑线表示置信区间。下面的横条表示每个国家在收入的分布中的百分值[37]。“发言权”排名的前面部分都是富裕国家，例如丹麦、美国、爱尔兰和以色列。南非、波兰、尤其是马里和印度在发言权的分布中的排名比在收入的分布中高。中国、巴基斯坦、俄联邦则相反，柬埔寨和也门共和国在发言权和收入上的排名都很靠后。显然在国家平均收入和公民发言权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图3.11 发言权和收入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数据来源：Kaufmann，Kraay和Mastruzzi（2004） 注意：这里的“发言权和责任”涵盖了更广的范围，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公开选举几个方面。统计数据的基础是工业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大量企业、公民和专家研究对管理质量的看法，就像一些调查机构、智囊团、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报道的那样。很明显国家在这些指标上的相对位置受误差边界的影响，因此精确的国家排名顺序不应当从这些数据中得出。 对未来的展望 尽管在长时间内取得了一些进步，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依然非常高。如果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富裕国家，那么每年有1,050万孩子可以避免死亡的命运[38]。1975-79年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成人的平均教育年限为5.4年，同时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为10.1年，发达国家为13.4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的另外一个巨大的挑战是要在全球规则和进程上发挥影响，这与他们公民的福利息息相关。 教育的国际不平等在稳步减小，健康方面也是如此——出生在哪个国家在五十年前比现在对生存的影响更大。在这一层面上，国家之间的机会趋于均衡。但从90年代早期开始平均寿命的增长开始出现逆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灾难效应、过度经济中人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主要原因。与此相反，在十九世纪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收入的分布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因为战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开始急剧减小，近阶段，由于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不平等也在减小。然而仅仅只有这两个国家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因此国家之间收入的不平等在继续增大。 我们怎么解释健康、教育的趋同和收入的分化？Deaton（2002）指出，虽然收入增长对增强营养、提供清洁的水、建立卫生设施系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不是唯一的作用，一些国家甚至在经济没有增长的情况下降低了儿童死亡率。这些进步来自于知识的全球化和局域政治、经济、教育的推动。为了解释教育趋同、收入分化的不相关性，人们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教育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本，每一个工人教育的提高只占他产出增长的一小部分[39]。 我们已经知道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现状是由国际不平等的减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的增大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种作用互相抵消，结果取决于哪一种作用占主导。国际不平等的减小主要是因为中国和南亚收入的快速增长[40]。但当中国和南亚的收入赶上世界平均值时，它们的均衡作用就消失了。而且如果它们按照类似于过去二十年的增长率继续发展，它们所起的作用将变成增大国际不平等[41]。减小国际不平等的因素消失后，全球不平等将再一次呈上升趋势，除非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减小，或者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经济开始健康发展。这表明未来的全球不平等将变成一个随非洲经济增长变化的函数（包括一些其它低收入国家），如果非洲人口增长率依然高于世界平均值，这一依赖性会更强。现在非洲地区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正受到艾滋病困扰。 对当今贫困国家停滞的经济会不会起飞，一些研究者持乐观态度。Lucas（2003）指出那些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他把这归因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律制度的缺失和贪污盛行）的国家未来将出现经济奇迹。他估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非常高。当今发达国家曾经经历人口过渡期，他认为这些国家也将经历类似的过渡期。世界人口将停止上升，直到自由贸易和技术传播使所有国家的经济都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国家。 Pritchett——称上面的思想为“后发优势”[42]——要显得谨慎的多。在承认那些国家经济有可能快速增长的同时，他也指出“历史上，落后国家尤其是最落后的国家取得领导地位的例子是非常少见的。”[43]他注意到在这些国家里也存在引起“闭塞的”下降的因素，这意味着后发也可能带来“严峻的劣势。” 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健康状况，联合国人口署的规划的说明是非洲的平均寿命在未来的5到10年内会降低，然后将会再次升高，到大约2050年达到65岁。[44]这些计划假定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率在2010年前达到顶峰，之后将下降。但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评估结果显示，2000年博茨瓦纳43%的孕妇的艾滋病毒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南非为19%。[45]因此，数百万婴儿在出生时将被感染，但是如果采取正确的措施大部分是可以预防的。如果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比我们估计的更严峻，那么非洲的平均寿命将不会增加多少，而且显然速度也不会很快。 南亚的平均寿命已经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除非世界的其它地方发生大灾难，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将成为唯一显著影响国家之间健康不平等的地区。[46]所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平均寿命的提高成为未来国际健康不平等减小的关键因素。第二章我们谈到了国家内部的各种不平等，包括出生在贫困或者富裕家庭、母亲有没有受过教育、出生在农村或者城市等等所引起的健康不平等。在许多国家里，这些因素使人们获得健康的机会和健康结果都存在巨大的差别。要在健康不平等方面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非洲之外的许多贫困国家在健康、教育、收入方面继续保持原来的发展趋势，不平等最大的挑战将依然来自非洲和其他地区的一些贫困国家。全球萧条的经济需要公平的复苏；艾滋病灾难（连同其他可以预防的疾病）迫切需要解决，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更是如此。这些依然是当今全球发展最大的挑战。 聚焦二：赋权 地方层级的公众参与与平等转型 通过公共行动促进平等要求改变现有的权力和影响力配置。因为业已建立制度会赋权于特定利益群体而排斥其他群体，使治理制度更加民主、更加强调公平要求改革增加传统意义上受排斥群体有效参与的可能性。 地方政府是实践民主权利，促进有效公共选择的重要推动力。但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因素阻碍地方政府的良治、民主和公平进程。地方精英的社会、经济力量经常会对政治过程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同时由上至下、封闭的、不透明的决策制定结构使普通公民很难具有声音。1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往往是以地方政府的民主化为开端的，在印度的喀拉拉邦和巴西的一些城市中正尝试进行参与式治理活动。 在1996年，喀拉拉邦政府实施了被广泛认为是在印度最具雄心的民主化分权运动——分权计划民主阵营。政府不仅向长老会（村委会）和城市下放足够的资源和权力，而且通过要求村集体和市民委员会决定地方发展支出的预算和计划来促进公众直接参与。 在巴西，波尔多阿来格力市发起了一项参与式预算活动，这一方法已经被巴西400多个城市所借鉴。这一过程以居民集会商讨并决定预算优先级开始，以直选代表制定城市范围的预算结束。波尔多阿来格力市的成功在于这一做法被广泛扩散，包括圣保罗在内的至少一百多个城市在1996至2000年间实行了形式多样的参与式预算活动，在2000至2004年间估计又有250多个城市实行了这一做法。 这两种做法具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他们都以直接的、有意识的努力来促进民众参与，引导政策的重新分配来打破精英主导的地方政府政治。因此，他们都改变了政治机会结构和相关的行动来加强下属群体的代理机构的作用。2用向市民社会开放制定形成的民主参与形式补充民主的代表形式。通过增加民主决策的深度和范围来加强公共权威和公共行动。 加深民主 实际显示，这种做法加深了民主，扩展了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舞台的范围。在波尔多阿来格力市，据估计有10万左右的成人以各种形式参与了预算集会。其他城市对过程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调整，也动员了公众的参与，包括尚未建立公民社会的城市。在喀拉拉邦，近四分之一的家庭参加了阵营头两年的的村民集会，尽管其后的年份里这一做法成为常规性的活动，但集会仍吸引了大量参与者。成百上千的公众接受了计划和预算培训，并且委员会已经设计并资助了大量包含公民社会首要要素的项目。 制度性激励和新动员体系的设计使村民集会中妇女参与的比例达到40%，Dalits基层（预定的阶层）参与的比例超过了其人口比例。3而且，这两类活动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草根政治结构（如巴西的代表），和过去无权而现有得到赋权的民众体系（在喀拉拉邦有14000名选举出的长老会议员）。地方的公共领域——无法参与到有活力的民主中——演变为更加广泛的，更加包容的，更加影响深远的民主体系。 拓展民主 这些活动具有显著的拓展民主作用，过去政策制定的权威舞台是由私人和国家精英主导的。寡头政党和狭隘的部分利益决定了巴西的城市预算。喀拉拉邦的长老会长久以来仅仅起到形式的作用，是国家机构设计和执行的自上而下项目的被动接受者。在两个例子中，目前市民具有能力去决定公共资源的分配。在非常成功的参与式预算案例中，整个城市预算由代表讨论并通过，这一过程是建立在由长老会集会等基层民主组织建立的政策优先级和市民对于预算资金的使用和操作的深思熟虑基础之上的。 在一些城市，直接参与已经扩展到更为主要的领域，如经济发展、公共交通、教育、社会服务和城市规划。在喀拉拉邦，长老会可以决定经济发展预算的35%，是其掌握资源的5倍。长老会一年内已经在发展领域评价、设计并实施了数以百计的项目。这包括为贫困者提供住房，小型水利工程，地方道路和基础设施，农业项目，教育和卫生领域的支持性服务，一系列目标群体为妇女和低阶社会成员的项目。 加强公平 这些活动都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加强公平的作用。在波尔多阿来格力市，最知名、最详尽的例子是在贫困地区引入参与式预算使城市公共支出稳步提高。在其他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大城市，如贝勒姆和贝罗霍瑞左特，支出也以贫困人口为重点。一项对巴西所有城市1997-2000年数据的统计研究发现，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城市在直接影响贫困人口的支出方面显著高于其他城市。4 在喀拉拉邦，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显示，改革计划的首要受益者使贫困群体。案例研究显示，长老会强调需要使全部居民达到基本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强调提供卫生设施、舒适得居住环境和像需要得家庭提供安全得饮用水。 在两个案例中，都十分强烈的显示出寻租现象在急剧的下降。5更加透明的预算过程提高勒掠夺和保护行为的交易成本。 为最边缘的群体赋权 喀拉拉邦和波尔多阿来格力市的案例勾画出提高地方政府可及性、透明性和问责制。可是，尽管这些活动得到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但最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如寡妇、贫民窟居民、性工作者、赤贫群体，仍可能被继续排斥。可以做什么？挑战是当上层的共识和下层的执行比上述两个案例小的情况。 如同第二章讨论的内容，最边缘化的群体经常被“不平等陷阱”更加眼里的形式剥削，一种可以形容为可怕的物质环境、关于优先灵活机会的理性期待、内在合法性的信心和他们所处环境的永恒不变性。穷人通过得到其他人在“愿望能力”和“执行能力”上的共识来达到削减“不平等陷阱”和提高条件的目的。6这包括有能力去设想并选择未来，具有摆脱贫困的渴望和可能，有能力更为深入参与决定其福利的政策制定过程。 获取“立志的能力”是在穷人和精英间发展广泛的接触和平等互动机制的重大成果，这一机制反过来有促进了在协会互动中获取更大的影响。它在群体组织和公共对话中得到繁荣，并提供实践、重复、探索、猜想和反驳的机会。 在加尔各答的一个性工作者协会，给予其成员一种声音、一次公共活动和一种能力去使他们认识自己可能被拒绝的利益和渴望。7青年和女性经常非法移民，被强制为残酷的老板长时间工作，面对家庭对他们逃脱和回家的拒绝，性工作者实际上没有能力去声张自己的利益。将妇女们组成团体的持久努力，最终使她们具有自信和能力在要求客人使用避孕套的问题上产生了好的变化。 在印度尼西亚，在全国28000多个乡村实施的Kecamatan发展计划（KDP）寻求提高“公认的条款”和边缘化机构的政治代言人。8这一项目在区以下层级收集勒大量的资金，一些贫困村民群体（其中两个必须是妇女群体）受邀在正式子项目建议的基础上完成资助内容。KDP的程序、机构和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分权化的，他们着眼于共同解决公共问题，他们实行广泛的参与和详细的审查，或多或少的采取连续性和制度化的形式。9 最近一些评估KDP项目对地方政策制定影响的研究发现，KDP项目帮助边缘化的群体得到获取更多定位项目和非项目冲突的建设性空间和程序的渠道。这一转变的最初阶段——不平等的群体间通过相互影响进行能力建设——对于发展项目而言是微小的，但并非没有价值的成果。 第4章 公平与福祉 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似乎都同样关注公平问题，这反映在其宗教和哲学传统，以及国内、国际的法律制度上。从伊斯兰教到佛教的宗教源流、从柏拉图到森的久远的哲学传统，都显示出对公平的关注、对绝对剥夺的憎恶。在现代法律制度中，公平也仍是其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 对公平的关注跨越了文化、宗教以及哲学传统的界限，成为深深植根于人类当中的基本偏好。实验性的证据表明，许多人以货币价值来衡量“公平”，当他们感到某一过程不公平时，宁愿放弃实实在在的金钱。主观评价调查的数据进一步支持了我们的判断，主观满意度调查的结果表明，平均而言，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高，主观满意度的总体水平就越低。 收入不平等与减贫之间的实证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对不平等的厌恶和试图避免绝对剥夺之间的概念联系（conceptual link）。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经济增长期不平等程度降低，与不发生什么变化相比，减贫的幅度会更大。我们也要提到另一个不太明显的事实，即较高的经济不平等会降低未来经济增长在减少绝对贫困方面的效率。 对公平的伦理和哲学分析 关注公平、避免剥夺的最古老的表达或许是来自宗教。世界上几个主要宗教都强调社会正义和对穷人的责任。佛教主张关照穷人，基督教主张“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在希伯来语中，“慈善”（charity）和“正义”（justice）是同一个词。扎卡特（zakat，伊斯兰教徒每年一次的慈善捐款）是伊斯兰教的五个支柱之一，捐献所得即是提供给穷人和最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人。世界宗教发展对话组织（the World Faiths Development Dialogue）指出“所有的宗教都把当今世界上极端的物质贫困看作是对当代人性的道德控诉、人类家族的信任裂痕”。对公平的宗教观点并不仅局限于贫困问题上。尽管存在多种解释，并且观点之间有大量不同之处，但对人类基本尊严的信仰仍是大多数主要宗教的神学原则。尽管不同宗教关于这一信仰的表述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也不尽一致，但一些分析家认为，不同宗教都越来越重视平等这一原则。[1] 公平也是长久的哲学传统的重要主题。比如，西方的政治和伦理哲学长期关注分配问题。在古希腊，柏拉图曾指出“如果一个政体要避免社会瓦解，就不能允许在公民共同体的任何部分出现绝对的贫困和富庶，因为这两者都会引发祸乱。”[2]罗马法尽管歧视奴隶阶层，但如同所有的古代帝国一样，也同样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已经在许多国家成为现代法律的基本准则。这些原则当时仅适用于罗马的自由民，但在现代国家，它们已经适用于全体国民了。 西方现代的社会正义思想深受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源于边沁，认为社会目标应该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尽管从本质上讲功利主义并不关心幸福的分配，仅是把社会简化为个体效用之和的最大化，但由于其暗含的平等主义倾向，这一范式仍或多或少受到人们（至少是经济学家）的非议。[3] 分配正义的现代理论很大程度上已经远离了功利主义的范畴，部分原因是由于其从根本上缺乏对福利分配的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和约翰·罗默尔（John Roemer），在各自工作的基础上对公平的研究做出了独到而重要的贡献。尽管他们提出的关于正义和社会选择的理论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差异，但其彼此之间也存在很多共通之处。 他们四人都反对把最终的福利（或者效用）作为判断一个既定的分配系统公平与否的适当标准。他们都承认个体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在资源转化为最终产出（包括福利）方面的重要性。他们倾向把个人的自由和可用资源实现某种程度的联合，以形成社会判断。他们似乎都在不同程度的诉诸于哈桑伊（Harsanyi，1955）提出的“无知之幕”（veil of ingorance）的争论，即认为所有的社会预期人员（prospective members of society）在不知道其自己社会处境的前提下同意的资源分配才是公平的。他们利用这一思想来论证，正义就是指一些基础概念（fundamental concept），例如初级产品（primary goods）对全体公民的平等分配。 罗尔斯、森、德沃金以及罗默尔存在分歧之处是社会正义的概念应该是什么。罗尔斯（1971）认为，社会正义需要包括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4]二是要求机会——他所指的初级产品的概念——应该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在差异原则下，罗尔斯提出被选择的分配方案应该是使最少数特权群体的机会最大化的方案（差别原则也被称为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原则”）。 森认为，不同的人在从资源到行动和福利的过程中应该有不同的转换因素。他指出，所有物品，包括罗尔斯的“初级产品”，都是一个人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投入，这里的功能性活动是指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或达到的多种多样的事情或状态。对森来讲，人们之间平等化的概念，就是一个人能够选择的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集合（他也称之为“可行能力集”）。 德沃金（1981b，1981a）指出，个人在那些其不能控制或者不能得到负责照顾的方面，应该得到补偿。他赞成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即对那些力所不及的先天差异、包括能力上的差异，给予适当的补偿。 罗默尔（1998）认为公平要求能够获得平等机会的政策。他承认个人应该为其自身的福利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他也指出，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外部环境不仅影响到其投资的努力程度，而且影响到其最终能够达到的福利水平。因此，他主张公共行为应该致力于使有利条件在不同境况的人们之间实现均等化，以使他们能够自由的配置其努力程度。 尽管相互之间存在重要（但微妙）的差别，但上述四位思想家对社会正义的关注都集中在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上。我们也来看一下诺齐克（1974）的观点，他通常被认为是反平等主义者。诺齐克认为，正义理论通常过多的强调结果的重要性，如福利、效用，甚至能力等。他提醒我们注意一个明显的事实，即结果是过程的产物，因此，对争议理论的关注应该集中在过程公平方面。如果某一分配起于一种公平状态，且经过了一个公平的过程，那么这种分配结果就应该被认为是公平的，即便其是不平等的。 本报告中所采用的公平的概念，吸收了四位思想家的贡献，即侧重对机会的讨论，而不是福利、效用或其他类似的个体结果概念。我们也不会详细讨论森的“可行能力”和罗默尔的“机会”之间的差异。正如这两个框架一样，本报告中我们承认个人责任感和努力程度在决定结果方面的核心作用。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消除那些个人所不能控制的、但对结果和追求结果的行动有强大影响的外在环境对个体产生的不利条件。 这些关于社会最优应该为何的不同视角，点出了本报告的一个重要论点——这在第1章中已经明确提到了。我们并不是在建议各个国家严格的建立一套平等的社会分配制度。相反，我们的目的在于指出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公平现象，提醒各国注意减少这些现象与实现更大的效率和长期繁荣是密切相连（甚至或许是必要）的。专栏4.1以图例描述了公共经济学关于这些哲学观点的经典讨论。 专栏4.1 公平之不同概念的简单综述 下图（由Atkinson和Stiglitz（1980）的图11-1修改而得）*有助于我们了解本报告希望完成哪些内容，而不能完成哪些内容。假定一个社会由两群人构成（1和2），而图中的坐标轴表示每组的机会水平。显然，机会是多维度的，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的设想把这些不同维度集合为一种有实际意义的“机会指数”，O1代表第1类人的机会指数，O2代表第2类人的机会指数。现在以曲线AC表示社会的“机会可能性前沿”，**其反映了在可利用的资源和技术约束下，第1、2类人能获得的最大机会指数。由A点到C点并不是单调下降的，这表明，当第1类人只有很有限的机会时，第2类人也可以从第1类人机会扩大的过程中获益；反之亦然。在一定范围内，改进最穷的一类人的机会是能够帕累托改进的，也就是说，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换言之，再分配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效率和增长。 但是，最终存在一种平衡。在P点和R点之间，如果社会处在机会可能性前沿上，那么，第1类人的任何改善都意味着第2类人的减少；反之亦然。B点、P点和E点分别是Bentham、Rawls和完全的平等主义者所主张的福利概念的“机会地带”（opportunity space）。 如果社会希望总体机会指数之和最大化，那么，其应该把目标定在B点； 相反，如果社会希望最穷的群体的机会最大化，那么其应该把目标定在R点； 如果其强调机会的绝对公平，那么其应该沿着通过原点的45度线，即把目标定在E点。 本报告并不是要报告哪个国家社会正义的标准是什么，也并不是要建议哪个国家应该把目标定在何处。实际上，人们对机会不平等有不同的厌恶程度，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上述三个点都可能是合乎逻辑的。 以下是本报告希望实现的目的： 描述在社会中实际观察到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比如在X点上）。 讨论这些差异（在本土中差异的受益者为第2类）是否可能会阻碍社会拥有更高的总体机会（和福利，在其他点上）。 提出可能的政策和制度渠道，以有助于从诸如X点移动到社会认为公平的、处于机会可能性前沿上的某一点。 注：*Atkinson和Stiglitz（1980）借鉴了Buchanan（1976）中的图1。 **在Atkinson和Stiglitz（1980）中，使用的是“效用”而不是“机会”的概念。尽管这两个概念在几乎每个方面都有根本性差别，但这并不是这里所关心的，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正义标准意味着不同的最优配置。 图 对两组人之间机会选择的图解 公平和法律制度 世界范围内对公平的关注在道德、宗教、伦理等争议中占据重要作用，这反映在真实世界的制度中，人们通过这些来尝试推进贯穿历史的正义概念。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在法律制度中，公平被赋予了清晰而明确的解释，即指导和纠正法律执行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根据Kritzer（2002）的研究，在这些原则如何融入法律文本的问题上，不同的法律传统下被变成法典的法律千差万别，但是关于公平的核心理念却是一个跨文化的本体。实际上，这些定义通常偏向于特定公共体（particular commynity）[5]中的共有价值，如在法律面前人们不应该存在不平等的议价能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6] 在西方哲学界，亚里士多德首次对正义和公平作出了区分。[7]他认为，法庭依据法律作出正义的判决，也就是说，通过运用一定的规则，在大部分的案件中作出公正的判决。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判决结果是不公平的，这时只要法律由于其通性存在某种缺陷，这时公平理念就可以对法律作出某种矫正。[8]罗马法通过区分严格法（strict law）和衡平法，使公平理念得以付诸现实，其中后者被用来解释和执行法律。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通常占据上风。 在现代法律传统中，衡平仍然是法律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原则。在普通法体系中，在历史上衡平法一直是大法官法庭（Chancery Court）所适用的独立法律分支。[9]英国1873年颁布的司法法把普通法和衡平法结合起来，作为法庭的两个独立部分，当衡平法和普通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衡平法具有至高的优势地位。建立在道德和公正之上的公平原则，得以继续发展，并且在世界上适用普通法的国家，被用来纠正在特定案件上适用正式法律规则带来的过分严厉或不公正的结果。[10] 一般来说，在欧洲大陆市民法传统下，衡平法用作法律来源的限度要小于普通法传统。市民法，起源于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 Era），目的在于把公平理念整合进正式法律，也就是说，通过制定法律来产生公平的结果。因此，公平被看作是法律的一部分，应该通过应用正式法律规则来实现。然而，就如同在普通法律体系中一样，倾向公平的法律条文被用来纠正应用其他正式规则产生的不公平结果。 普通法和欧洲大陆传统的成文法已经遍及全世界各个国家，公平已经成为世界法律体系的基本理念。在拉丁美洲的法律体系中，诸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就像欧洲大陆一样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公平；而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日利亚则遵循普通法传统同样实现公平的理念。重要的是，公平并不是纯粹的西方概念，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中都能看到它的印迹，包括那些不是源于欧洲传统的国家。[11]例如，在伊斯兰法律中同样存在正义和公平的区分，其中前者被称为adala，后者被称为insaf；在犹太法律中，也存在din和tsedek的区分。[12] 在当今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上，对公平的法律理解也在影响着国际法律，成为个体正义的基础，建构起公正性和合理性的特定原则，或者被作为资源分析和福利再分配的国际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公平原则发展的一个例证或许当数国际人权体制。国际人类权利法律植根于对保护“人类家族全体成员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允诺，这一允诺被作为“世界上自由、正义和和平的基础。”[13] 联合国宪章将其作为当今国际人权法律的基础。宪章的导言部分写道，联合国共同体“再次重申对基本人权，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对男性和女性、大民族和小民族的同等权利的信仰。”[14]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认为是“……联合国现有的人权保护手段取得进步的灵感的来源和基础”。[15]其中的道德、种族和政治标准在国际上引起高度关注，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16] 当前国际人权体系是由一大批法律规定组成的，[17]其中许多是由联合国机构运行。另外也包括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地区性人权保护体系，如《欧洲保障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美洲人权公约》（Inter-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The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Rights and People’s Rights）。另外，其他国际实体（如欧盟）的法律，也致力于人权标准一体化，如尼斯协定（Treaty of Nice）、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总之，这些不同的法律工具都致力于保护人民免受各种各样的伤害，包括其政府潜在的伤害，以此实践公平和非歧视的基本原则。 人们偏好公正 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或许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在关注公平和公正。这表明，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近期多项经济学文献使这些共享的人类偏好清晰的显示出来了。它以可控的实验室实验为基础，收集了令人信服的个人偏好公正的证据。在这些实验中，个人通过实验行为游戏相互作用，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与真实的货币打交道。通过大约10年的实验得出的结果，否定了以往标准经济学模型中的假设，即所有的个体在物质上都是自利的。关于这一结论有大量丰富的文献支持，但是其主要发现可以简要概述为以下三点： 首先，一些人的行为方式明显与理性自利的假设不一致。根据Fehr和Fischbacher（2003）的研究，诸如此类的人经常自发从事两种特定形式的行为：“一是利他性奖励，即对他人合作性的、遵守规范的行为进行奖励的倾向；另一是利他性惩罚，即对他人违反规范的行为进行制裁的倾向”（785）。在期望能够得到互惠或者对名誉比较关注的情况下，消除个人动机是可能的，这时就能看到上述行为。尽管在很多情况下，互惠和名誉是实现合作的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实验资料表明，它们并不是影响合作行为的唯一因素。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最后通谍”游戏（the Ultimatum Game），在这一游戏中，要求一个参与者（提议者）在他（或她）与另一参与者之间一次性分割一定数量的金钱（比如说100美元）。第二个参与者（回应）有权力简单的表示接受或拒绝第一个人的提议。如果第二个参与者接受就可以实施该提议；反之，如果拒绝，两个参与者就都一无所得。筹码是一样的，两个参与者都不知道另一参与者的真实身份。这两个参与者都被告知他们永远不会跟对方再次打交道。 在这种情况下，标准的博弈理论预测唯一的平衡是：出价方应该提议分给对方尽可能小的份额，而回应者则应该接受（因为寥胜于无）。但是，在高度异质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了几百次实验，数额从一小时的报酬到一个星期的报酬都有，反复出现的情况是，出价方分割给对方的比例都很高，而即便是这样，仍会经常出现被拒绝的情况。[18]在很多实验中，频繁出现的分割比例竟然是50％。图4.1显示了两个系列“最后通谍”博弈中提议者的实际分配比例，一个系列是较低的筹码（左边的柱状图），另一个系列是较高的筹码（右边的柱状图）。 图4.1 “最后通谍”游戏中出价方的分配情况 最后通谍游戏中在高筹码和低筹码情况下的出价和拒绝 资料来源：基于Hoffman，McCabe and Smith（1996）的数据。 第二，人是异质性的。在许多实验（20％到50％）中，相当部分的人都进行利他性给予或利他性惩罚，即以对其来讲成本明显很高的方式花费真实的资源，如果另一个人是理性自利的话，他就没有希望得到任何个人收益。但其他人（大多数）的行为是符合理性自利的。在独裁博弈（Dictator Game）中，这一点赤裸裸的显现出来了，在这一游戏中，回应者处于纯粹的被动地位，是一个简单的接受者，没有任何拒绝出价的权利。在独裁博弈中，也会出现正向的出价，但平均而言，与回应者可以惩罚出价方（总是以一定的成本）的“最后通谍”博弈相比，这种情况下的出价要罕见得多，也少得很。这些结果表明，更加准确的调查人们表现出自利或其他相关行为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有公正思想的人也会有自私的举动，自利的人也会公正的做事。游戏规则决定行为。在引入竞争压力的游戏中，模拟一个竞争市场，做游戏的人会迅速集中到那些自利的行为上。存在多个参与者的“最后通谍”博弈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回应者能够在不同提议者给出的不同出价中进行选择的话，所有没有选择权的提议者都只能接受“零”，人们的行为会迅速趋向纳什均衡。在这个纳什均衡中，所有者的提议方都会提供全额筹码（或者非常接近全额），尽管这是很不平等的分配方式，回应者会获取全部剩余，而所有的提议者都一无所获。然而，在其他博弈设置中，如Fehr和Gachter（2000）设计的带有惩罚措施的公共物品重复博弈，即便只有很少量利他的参与者也能维持合作平衡。 这些发现表明，大多数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不仅仅在乎他们自己的个人机会和结果，而且在乎“公正”。推而广之，很多人认为公正在于对他人的关心，尽管许多学者认为公正是其他人基于自己的机会或结果、对我们施以奖励或惩罚的意图。[19]这些研究并不常常明确的对结果和机会进行区分。但是，可以推断，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人们对很不平等的报酬分配的厌恶情绪，源自出价者和回应者在地位的初始配置所隐含的能力（或权力）的独裁或不平等的性质。 这些试验也表明，人们对公正的看法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仅仅依赖于结果。一些参与者得到的份额比别人多的时候，就已经准备惩罚那些不合作者，因为他们感到与在游戏过程中他们的作为相比，这种分配是不公平的。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即我们看到的一定结果的分配（例如收入）是复杂过程的产物，他们所关心的首要利益并不是结果，而是在其一生中他们所参与的过程的公平性。在类似的机会下，一些人由于其工作更加努力，从而比别人更加富有，这样的收入分配可能被认为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富裕群体有得到更好教育或更好工作的途径，或者仅仅是因为其父母的财产或关系的缘故，带来了他（她）的富裕的话，同样的收入分配也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在社会心理学（见Haslam, 2001）和流行病学（见Marmot, 2004）的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文献中，有一独立但与此相关的论点，即个体行为和绩效的重要条件是群体身份（例如等级、性别、职业）、一些群体是否被看作另一些群体的从属（例如医生和病人、少数民族共同体的地位）、不同群体间能否互相流动（例如，雇员能否以及如何获得升迁、移民能否以及如何成为市民，等等）。那些地位低下、没有什么向上流动机会的人常常要面临高死亡率的威胁。[20]那些面临被兼并的低位企业的雇员更乐于接受新的组织架构，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而高位企业的雇员们则更可能以其兼并前的身份反抗这种变化，采取集体行动。[21] 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关于实验性的主观满意度的文献提示我们，对公正和公平的体验有深层次、基础性的一些东西。Fehr和Fischbacher（2003）在《自然》上所讨论的“人类的利他性”，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与其他动物种群相比，人类社会在合作模式上更为复杂。（见专栏4.2）看起来，公平对人类发挥着内在的、根本性的作用。 专栏4.2 连卷尾猴（Capuchin Monkeys）也不喜欢不公平 学者们正在研究人类利他主义和厌恶不平等的起源，无论是文化上的还是遗传学的。但是已经有证据表明，并非只有人类厌恶不公平。在《自然》（Nature）杂志最近的一篇文章“猴子拒绝不平等的报酬”一文中，Brosnan和De Waal（2003）报告了利用棕色卷尾猴进行交易实验的结果。实验人员给猴子一个代币，如果猴子把代币还给实验人员的话，就能立刻兑换成食物。他们被安置在相互邻近的分隔间里，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视觉和声音进行接触交流。 在基准交易中（平等性测试），两个样本组都是每个代币可以换取1/4个黄瓜片。 在利益交易中（不平等测试），第一个猴子得到了一个葡萄，而第二个猴子还是像往常一样得到黄瓜片。在之前的实验中，已经确认卷尾猴在葡萄和黄瓜片之间更喜欢葡萄。实验结果是惊人的。在平等性实验中，约有5％的猴子不愿意拿代币交换食物；而在不平等实验中，这一比例上升到50％以上。 而在可选择交易，即“控制努力程度”的情况下，这种拒绝交易的比例甚至更高（达到80％以上）。在这种交易中，第一个猴子毫不费力的得到了一个葡萄，即不需要拿代币，然后才能去换取食物。尽管实验中所利用的猴子为数不多，但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在上述两种实验中，当实验被重复多次之后（但每天不超过一次），拒绝交易的比例也随着时间上升了。有意思的是，只有雌性猴子能够完成这些实验，因为更早的实验表明雄性卷尾猴对报酬分配的敏感度远不如雌性。 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在食物分配和合作规则发展完备的时候，有容忍度的有机体种类，例如卷尾猴……对报酬分配和社会交换具有情感上的预期，这使得他们不喜欢不公平”（Brosnan and De Waal 2003，299）。 资料来源：Brosnan and De Waal（2003）。 无论个体真实动机的具体形式如何，本报告从这大量的实验资料中得出的重要含义是，在大多数社会相当比例的人看上去都很不喜欢不公平的结果和行为，因此，他们中打算对那些应为此负责的人施以惩罚。如果在实验室里人们准备耗费实实在在的金钱来缩减在他们看来不公正的不平等，那么，现实生活中巨大的不平等似乎也会降低他们的福利（特别是如果这种不平等并不止是努力程度或应得回报的差异的话）。这为主观福利文献中关于收入不平等与自我评价的幸福感之间的统计学关系提供了支持。下面我们将转入这一议题的讨论。 收入不平等和主观福利 受到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所显示出来的人们对公平的关注范围，在正常人（regular people）的态度、感觉和观点中也得到了证明。美国最近关于劳资冲突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人对自己是否得到公平对待的感受，在许多重要方面会影响到他们的努力程度，从而影响其产品质量。（见专栏4.3） 专栏4.3 工人对不公平的感知、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安全 在实验室之外，当人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是否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如果是的话，这是否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美国伊利诺斯州一项对产业关系的研究表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 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火石轮胎厂（Firestone tire plants）坚持在行业范围内与劳工联合会进行议价。但是1994年当商议订立一份新合同时，普利司通/凡士通公司在公司利润上升的时候，提出了恶化劳工利益的条款，背离了行业范围的议价。公司提议工作时间从每天8小时提高到每天12小时，并且还提议新雇用合同中的工资报酬降低30％。伊利诺斯州迪卡特劳工联合会号召罢工，不过刚刚罢工不久，公司就雇用了新的员工来替代他们。 迪卡特厂劳工斗争导致产生了低质量的产品和有缺陷的轮胎。2000年8月，火石公司宣布回收1400万ATX和AT轮胎，其中大部分用在福特Explorer上。美国政府报告说，据调查火石论坛与271起死亡、800多起受伤事件有关。被收回的轮胎最主要的问题所在是轮胎面分离，即橡胶胎面与轴承突然分离导致轮胎爆裂。 Krueger和Mas（2004）比较了在迪卡特厂和其他两个同样生产火石ATX轮胎的北美工厂（魁北克省的Joliette和北卡罗莱纳州的Wilson），其生产的有缺陷轮胎被报告出来的数量。这两个工厂在相应时期没有发生劳工冲突。结果发现，迪卡特在劳工争议时期（1994－1996）所生产轮胎的故障率大大高于Joliette和Wilson，而在争议发生之前和之后时期迪卡特和其他两个厂所生产轮胎被报告出来的故障率相类似。这表明，技术变化并不能解释人们对迪卡特轮胎的抱怨增加，因为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Jolietter和Wilson身上。 这似乎也不能归咎于替换后的工人缺乏经验。1994年上半年，当原来的合同期满，应该订立新合同时，报告故障率出现了一个峰值，但这发生替换工人被雇用之前。而整个1995年初期，当大量的替换工人在从事轮胎生产时，迪卡特厂的报告故障率并不比其他厂多。直到1995年底，当许多罢工工人回到工厂，与替换工人肩并肩工作时，报告故障率变得很高了。基于此以及更广泛的分析，似乎是被召回的工人与替换工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是劳工斗争在总体上的累积影响，为生产大量有缺陷的轮胎创造了条件。 该项研究的作者“提醒读者要小心把我们的研究结论扩展到其他方面；我们的论文只提供了一个企业在其历史上一个时期的详细案例研究。”（Krueger and Mas 2004，257）但至少在这个案例中，其表明对不公正待遇的感知影响到工人的态度——以及产品质量和消费者的安全。 资料来源：Krueger and Mas（2004）。 其他研究考察了较狭义的收入不平等与主观福利测度之间的关系。近期在欧洲国家和美国有一项研究，是基于被调查者个人对下述问题回答：“在下列选项中，你认为自己在过去这段时间里——认为自己非常幸福、比较幸福还是不太幸福？”[22]Alesina、Di Tella和MacCulloch（2004）基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被调查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同时测量了客观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发现，但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的时候，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不幸福的，即便在控制了个人收入、一系列的个体特征以及年份、国别等虚拟变量之后也同样如此。[23] 不平等或许会导致人们较低的幸福感，即便在控制了绝对收入水平之后也是如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解释是不平等违背了人们的公平感。或许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感到，很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反映了不公正的过程和不平等的机会分配。智利一家著名的民意调查公司Latinobarometro在2001年曾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被调查者回答以下问题：“你认为你所在国家的收入分配很公平、公平、不公平，还是很不公平？”结果，平均89％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或“很不公平”。在18个被调查国家中有17个国家，不到20％的被调查者回答“公平”或“很公平”。[24] 这一结果或许在拉丁美洲国家表现的尤其严重，因为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但其他地区也基本如此。近期根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的数据，对几个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的不平等程度较弱）进行了分析。Osberg和Smeeding（2004）建立了测量不同国家对收入不平等主观态度的替代方法，他们询问有些不同职业的专业人士[25]“他们应该赚多少”以及“他们实际上赚多少”。他们发现，平均而言，多数高收入国家[26]的公民表现出对不平等的类似态度，即通常认为较低收入的职业应该得到更多报酬，而较高收入的职业应该适当降低其收入。 Osberg和Smeeding（2004）的发现加深了我们的认识，即人们对收入分配的标准偏好（normative preferences）并不单单基于实际收入，也基于获得收入的过程；某些结果差异可能被认为是公平的（如因为努力程度的不同导致的差异），但另一些结果差异可能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如因为机会不同导致的差异）。人们清楚的知道，收入的微小差别能够对工作和投资提供激励，有时也包括教育，如果其与获得工作（或投资）报酬的机会联系在一起的话。人们对最近一次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中一个问题的回答能够非常清晰的表明这一点，这一问题将世界范围内的被调查者分为两类，一类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太大了，另一类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太小了。 收入不平等与激励：人们是怎么认为的？ 世界价值调查是由建在密歇根大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高校团体（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设计和发起的，是对多个国家的个人调查。该调查旨在对多个主题的价值和规范进行跨国比较。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已经先后开展了四轮主要调查。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Inglehart等人（2004）对69个国家的代表样本人群进行了调查，让他们根据自己的观点在1分到10分之间选择，其中1表示同意“收入应该更加平等”这一表述，而10则表示同意“为了激励个人的努力程度，我们需要进一步拉大收入差异”。 图4.2a显示了在对不平等的看法上出现的相当大的两极分化现象。中值选择是“6”，这表明对正反两方面的表述并没有强烈的倾向。但是，被调查者中约有20％同意处在两极的观点，即选择“1”或者“10”的各占近20％。图4.2b显示出在得分（这与对不平等的厌恶程度负相关）和被调查者的个人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印证了相对收入对福利的重要性，即如果你比较富有，相比你较为贫困而言，更不倾向于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图4.2 世界价值调查中被调查者对不平等的看法 1. 收入：更加平等还是更加不平等 2. 不同收入组对不平等的看法有所差异 资料来源：“人类信仰与价值”，Inglehart等人（2004）。 注：作者的计算是基于1999－2000年的数据。对不平等的偏好处于1（表示“收入应该更加平等”）和0（表示“为了提高个人努力程度的激励，我们需要更大的收入差异”）之间。 世界价值调查的结果告诫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即收入不平等在任何地方都是天生不受欢迎的。当明确的问及收入差异可以作为个人努力程度的激励时，（许多）人们似乎都乐于接受这种说法，事实上，还想把差距拉得更大一些（尽管在不平等程度很低或很高的国家，较少提及这种倾向）。 调查结果总体上比较平衡，这表明，尽管收入不平等程度似乎与主观福利总体水平较低相关，但人们对不平等应该降低有否的看法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异质性。比较穷的人，以及在不平等程度很高或很低的国家生活的人，似乎更倾向于降低不平等程度。人们意识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投资或个人努力程度产生激励而言是重要的，但是，当被问及不同职业间的相对报酬时，平均来说他们更倾向于较小的差异。例如，在拉丁美洲大部分人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但他们却不认为世界各个地方的收入差距都应该被缩小。这总体上印证了如下观点，即对伦理评判起作用的不是收入，而是公平的过程和机会。 收入不平等与减贫 通过对公平的哲学和法律维度的讨论，以及以调查为基础的、实验型的证据资料表明，公正从根本上作用于人类。这里我们进入最后一项讨论：不平等程度越高，会使得减贫越加困难。首先，我们要强调如下事实，即在经济增长周期如果不平等程度下降了，通常比增长中性的时候，贫困减少的效果更明显。第二，我们要证明如下发现，即由于初始经济不平等，未来经济增长对减少绝对收入贫困的效果会降低。 在增长周期，不平等程度下降会促进减贫 经济增长通过收入分配提高人们的收入和消费，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减贫的主要推动因素。从图4.3可以发现，贫困的平均年变化率与平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与增长较慢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率较高的国家减贫的速度更快一些。[27]两者之间简单回归曲线的斜率为－2.4，这是经济增长对减贫的总体平均弹性。这说明，在不控制任何国别特征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该国的贫困程度会下降2.4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强关系是发展经济学中程式化的核心事实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已经理解了他们之间的定性关系，而最近Ravallion和Chen（1997）、Dollar和Kraay（2002）以及其他研究者又将这一关系定量化。事实上，增长－减贫之间的关系或许比预想的更强有力：平均来说，它仅仅是反映了穷人收入的增长与平均收入增长情况类似时候的一种事实（见图4.4）；换言之，平均而言，总体的收入增长是分配中性（distribution-neutral）的。[28] 图4.3 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关键……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图4.4 ……并且，平均而言增长是分配中性的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但是，在平均水平上下有很大的浮动。在减贫中约有一半的方差可以被经济增长解释（见图4.3中基础回归的解释力）。[29]另外一半则反映了相对收入的潜在分配。这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增长模式（分配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所致。两个平均收入增长率相似的国家，经济增长对其国民的影响是很不同的。正如人们所期待的，在既定的增长率下，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有助于把“再分配因素”加进“增长因素”中，从而进一步加快总体的减贫效果。 突尼斯（1980－2000）的增长影响曲线与塞内加尔（1994－2001）增长影响曲线的比较，表明了不平等程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见图4.5）在两个国家中，家庭调查得到的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都接近2.5%。在突尼斯，增长的再分配相对而言更倾向于穷人，其总人口的贫困发生率减少了67％（从总人口的30％降至10％），平均每年下降5.4%。在塞内加尔，增长的再分配过程对上面的50％人口更有利，因此其贫困发生率仅减少了15％（从68％降至57％），年平均下降2.3%。尽管这一差异一定程度上可以归于突尼斯年增长率的边际效应更高（2.7%，而在塞内加尔为2.3%），但是更多的应该归于增长模式的不同，这一点在图4.5中表现得很明显。 图4.5 突尼斯（1980－1995）和塞内加尔（1994－2001）国民收入影响曲线 资料来源：突尼斯的数据来自Ayadi等人（2001）的研究，塞内加尔的数据来自Azam等人（2005）的研究。这是世界银行“使增长利于穷人”项目对14个国别研究中的两项研究。 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对减贫有持续性的贡献。根据Datt和Ravallion（19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