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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新的一年2007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将目光集中到公平与发展上。如何认识过去一年的世界？如何思考我们今后的发展？为此我们发出世界银行去年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这份报告对整个世界进行了详尽研究和叙述，对于仅仅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们来说，尽可以到别的国家去作一些浏览，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比，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命运和状况。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世界，我们将这份内容巨大的报告分成四篇，第一篇包含了报告的开头与结尾，由于这两部分内容比较接近，我们把序言、概述、第十章和结语放在一起。下面是第二篇，内容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遗憾的是，由于时间限制，我们未能将图片全部刊出。特此说明。] 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 （2） ----世界银行工作报告（第1-2章）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7年3月3日
第一章 概述 此报告开篇所假定的两个南非儿童恩塔比森和彼得，他们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非常不同际遇，这种情形并不少见。一个出生于达卡贫民窟的女孩，与一个在该城市的高尚社区成长，有着受过良好教育并和蔼可亲的父母的男孩相比，一生中所面临的发展机会有着巨大的不同。一个在津布巴韦郊区长大的艾滋孤儿与哈拉雷的一个健康、有教养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相比，他（她）生存的机遇和人生选择少得可怜。这些差别在国家之间更为明显：在瑞士、美国或日本出生的孩子的人生机会将比恩塔比森的同龄人多得多。 如此令人惊愕的机会不平等是非常难以被人们所接受的，出于各种理念和目标，几乎所有的文明、宗教和哲学体系都给公平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另外，本报告的第二部分还给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公平同时也是追求长期社会繁荣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在我们描述不平等，或者评价其对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影响之前，我们需要给公平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本章给出了我们对公平的定义，并简要讨论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机会平等的涵义。然后我们将介绍本报告另外一个关键的词汇：不平等陷阱。这个概念囊括了各种不平等因素，这些因素彼此之间会相互加强，从而使得不平等现象持续下去，最终导致不平等的发展轨迹。 公平和机会不平等：基本概念 什么是公平？和许多概念一样，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得公平定义。公平是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概念，在历史上，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有着不同的内涵。经济学家将公平与分配相联系，律师则会直接想到法律概念，哲学家则是从思想的高度来定义这个概念。实际上，西方政治哲学的基础，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对公平社会的性质有所表述。同时，在各种大型宗教中，包括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以及其它种种信仰，都将公平作为其核心理念。近年来，社会选择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也逐渐将群体选择与所谓的“社会优化（Social Optimum）”结合起来。 概括这些长期存在并有细微差别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些不同的定义和观点却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无论是小到家庭和社区之间，还是大到国际社会的国别之间，公平的含义都与平等（fairness）有关。我们将在第四章详细分析公平的重要性，但是本章的重点不在分析公平的各种定义。在本报告中，我们认为公平基于以下两个原则： l 公平的机会。一个人的成就，应该是她或他努力以及才能的结果，而不是由其所有用的背景决定。一个人的天生条件（包括性别、人种、出生地和家庭背景）以及她或他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等因素，不应该决定此人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政治上的成就。[1] 2 没有绝对的剥削。对绝对贫困的厌恶，以及在产出方面的罗尔斯主义（Rawlsian[2]）都说明即使公民的机会是平等的，但是社会试图通过干预来保护它的极端贫困人口（即在绝对生存需求线下的群体）。从机会到产出的途径往往是扭曲的。如果遭遇了坏运气，或者由于个人的失败都可能导致非常低的产出。无论是出于保障还是补偿的角度，社会都不希望自己的成员遭遇饿死的命运，因为有些人即使享有平等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努力事与愿违。 从概念上来说，机会均等原则是非常容易解释的，一个人的出生背景与其一生的机会没有关系就可以理解为机会均等。但是如何衡量机会不均等却是非常困难的。第二章将简单介绍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从统计角度将收入不均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与其先天条件（如种族、出生地以及父母的身份地位等）有关，而另一部分没有关系。其中，前者受收入不平等的机会比重的约束较小。但是通常来说，精确测度家庭背景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无法用受教育的年限或者职业选择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家庭所拥有的人力、物质或者社会资本。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说明机会不均等的内在多重性和群体基础本质。决定一个人一生中各种机会的因素，包括获得健康和教育的途径，联系世界和感知世界的能力，可获得服务的数量，以及社会制度对待他们的方式等等，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这些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有怎样的区别？这种方式不仅仅关注单一变量（如收入不均等或者预期寿命）的离散程度，还关注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如健康结果如何随着不同经济群体而变化？）。这是第二章中讨论的最多的方法，并总结了各种机会不平等现象，以及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表现。 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分析，本报告发现先天条件，或者说特定群体的成员资格通过如下两个途径来影响机会： l 一个人的出生环境对其起点有很大的影响，如物质财富（包括土地和资产），家庭背景（包括父母所有的人际、社会和文化资本）以及获取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途径（即地缘资本）。 2 群体资格及其内在环境决定了该群体成员如何为其所处社会制度所对待。假定有两个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有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公正的法院，合适的警力。但是如果这在其它方面都一样的两个人，由于他们的性别、人种、信仰、性取向、政治信仰、居住地点或者其它精神上不相关的原因，而导致他们在同一劳动力市场上同工不同酬，或者在法庭上为法律所歧视，或者遭到了警察的区别对待，那么社会规则就是不公平的；换言之，这两个人面临这不同的机会。公平要求过程也是平等的。 平等的禀赋、平等的过程以及被剥削状态的保护并总是相互加强的。在政策层面，常常存在三者的权衡。实际上，一些旨在加强其中一个的政策或者制度往往可能削弱其它的。 举例来说，一项试图改变过去某个群体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政策往往使得那些条件更为合适的（但是来自于其它群体）的成员被排除在外，这种政策是禀赋公平型的，但是它带来的后果确实过程不均等。再举一个例子，那些增加政府收入，并对穷人进行转移支付的税收，本意是避免剥削，但是这些税收确实剥夺了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部分劳动成果；这可以看成是侵犯财产权利，或者是他人适当使用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因此也造成了不公平的分配过程。 当存在这种权衡的时候（这往往是大多数的情形），没有一种教科书上的政策方法可以借鉴和使用。每一个社会都必须考虑它对公平和效率的权重。本报告不会得出对任何社会都是公平的灵丹妙药。这种解决方法必须由社会成员所公认为公平的决策制定过程来最后决定。 不平等陷阱 如果人们重视公平，并且如果政治系统将人们的偏好作为社会发展重点，那么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分配体系仍然不是最优选择呢？为什么既然机会不均等是不公平的表现，而且它阻碍长期经济繁荣，但是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呢？这些不平等又是如何自我复制的呢？简单的说，原因在于政治体系并不是总是给予每个人的需求同等的权重的。政策和制度并非由那些希望获得社会财富现有价值最大化的社会规划者来制定的，它们是各个群体争夺和保护自身利益过程的结果。一些群体的权利比较大，因此它们的观点和偏好就成为社会的主导。如果统治群体的利益与广大群众的目标一致，那么政策决定就是好的；但如果相反，那么政策肯定是不公平，也不是有效率的。 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平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所有社会的制度和规则。这些制度作用的方式影响了人们所面临的机会，也影响了他们投资和创造财富的能力。不平等的经济机会将导致不平等的劳动产出，进而加强了不平等的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权利所形成的制度和政策，往往又会加强不平等的初始条件的持续性。（图1。1） 图1。1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不平等之间的互动 以妇女在父系社会中的地位为例。妇女一般没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同时，她们的行动自由为社会舆论所限制，这些舆论认为的给男性和女性划分了“外在的”和“内部的”活动领域。这些社会不平等导致了一定的经济后果：女孩很少可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妇女极少可能在家庭之外获得劳动机会，而且通常获得比男性少的多的劳动报酬。这些都局限了妇女选择婚姻的机会，同时使得她们往往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存在。另一方面，政治后果也很明显：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在社会上，妇女往往都没有机会参与重要决策过程。 这些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往往非常容易重现。如果一位妇女没有受过教育，并且相信社会舆论对“好的，体面的”妇女的定义和标准，她很可能将这种观点传输给她的女儿，并且要求她的媳妇也照着这种标准行事。一个不平等陷阱就这样导致一代代妇女无法接受教育，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也由此限制了她们获得自由，自主选择和发挥她们作为个体所有潜能的能力。这就加强了权利在性别之间的差异，并使得这种差异长期存在。 同样的，权利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或者说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配也有利于富人继续控制资源。以一个为有权势的地主工作的农业劳动者为例，一字不识和营养不良很可能是他打破贫困循环的重要障碍。但是他也有可能是欠了地主巨债，从而不得不终身处于地主的控制之下。即使法律允许他挑战地主的权威，但是由于一字不识，他会发现他很难利用政治或法律的手段来获得他的权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地主和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往往还与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地主通常属于由种族或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统治阶层，而佃户和劳动者则往往属于被统治阶层。因为被统治阶层的成员面临着由社会舆论所不容的通婚等限制，基于阶层带来的不平等往往是在该阶层中代代相传的。 在很多国家，那些处于偏远地区的贫困个体，或者是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可以行使的政治权利往往也非常少，表达政治权利的渠道更是不通畅。这影响了这些群体提议或推行可以减少他们劣势的政策的能力，即使这种政治能力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得到了一定的加强。[3]因此资产、机会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彼此相互加强，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即使这种现象是低效的，并为社会中绝大多数群体认为是不公平的，这样的恶性循环仍然导致不平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4] 经济和政治不平等植根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平等。[5]穷人可以接触到的社会网络与富人是截然不同的。举例来说，一个穷人的社会关系主要是让他得以度日，而几乎不可能让他有机会获得良好的工作或其它机会；而与此相反的，富人却可以从其祖辈处获得一些可以继续维护他经济地位的社会关系。富有的父母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来保证他们的子女进入好的学校，或者通过朋友使得其子女获得体面的工作。但是穷困的父母则无法做到这一点。良好的社会关系才能够减少生存障碍，获得进入社会的渠道。 社会关系与文化制度是紧密联系的（我们这里的文化制度是指生活中，群体内或群体间产生的个体之间的，介于观点和看法之间的关系）。被统治阶层也许面临着不利的社会印象（terms of recognition），但是这正是他们与其它社会阶层相互作用的机制。[6]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歧视会直接导致机会的丧失，以及对该群体投入的减少。 但是这个过程也许并没有这么明显。一个出生于社会底层家庭，或者社会边缘阶层的人可能接受并融入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7]宗教信仰可能会推动这种情形：妇女可能接受关于他们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性别观念，而社会低层人士也可能接受高阶层人们给他们所下的“低等阶层”的观点。在学校，穷孩子们的遭遇可能已经成为惯例，因此接受被统治的命运。[8]所有这些都会影响被歧视阶层“奋发向上的能力”。[9]这也说明，那些最终影响个人命运的能力在群体之间也是分配不均的，而“后天的努力”和“能力”并不是必要的外部条件。[10] 这些不平等陷阱的存在－同时，它们还相互加强了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等的不平等－对本报告的分析有两个主要的意义。首先，因为市场失灵，以及制度作用的存在，不平等陷阱不仅仅会影响分配，而且会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总体进程。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公平和效率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11]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信息不对称和合同履行问题表明，一些拥有优秀想法（同时很可能带来高的资本收益率）的人受限于他们可能获得的资本多少；而另一些人资本回报要比应该收获的成果要低。以农业部门为例，土地市场的失效说明，当农民的身份是佃农的时候，他们不会尽力耕种；一旦他们变成了土地所有者，他们往往能够创造更多的产量。[12]家庭之间争夺往往导致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常常是低效分配的，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缺乏资本的家庭无法确保自己的孩子健康成长，并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往往会减少部分群体的教育投资回报。这些不同的市场失灵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它们引起了初始资源禀赋，包括家庭财富、种族或性别的差异，进而导致投资是低效的。 政治和制度的因素也可以解释从长期来看，公平和效率是互补的。市场并非社会中唯一的制度安排。政治权利（或者影响、观点）在社会中的分配结构可以影响那些赋予公民财产权利，调节社会纠纷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国家、法律体系和管理机构等等。那些保护权势阶层利益的资源控制能力以及制度政治影响能力的不公平分配，有时候会对其它群体的利益造成损害。[13] 那些无法保障权利的群体几乎没有动力进行投资，因此将持续贫困的状态，有时还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反过来，那些可以保护和加强所有人的人权和财产权的好制度将带来持续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因此，公平使得社会增长和发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就消失了。在一些情形中，公平可以立即（也是长期）带来效率。如果我们在一些特定的劳动力市场，如经理人市场，能够减少对妇女的歧视，并且如果这一改变能够使得有能力的人进入该市场，那么效率在短期内能够立刻体现出来。[14]但是，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机会，需要伴随着更多高成本的机会重新分配。例如为了资助那些父母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在非常差的学校读书的人，提高教育质量，政府也许需要提高其他人的税收负担。认为这类税收歪曲了税收出发点的经济观点是正确的。这种政策尽可能在公平的效益要远高于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的情形下才能被实施。[15] 在政策设计的过程中，忽视追求公平带来的长期收益才是问题所在。实际情况是，人们注意到了有些来自贫穷的、弱势家庭的但是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孩子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但是人们很难注意到如果他们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可以使得社会制度更加包容，从而可以提升弱势群体在社会中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减少冲突，并且增加社会投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使是一个最为慈善的政府，这种可以增进公平、带来间接（但是非常重要）的收益的政策往往被忽视了。 如果发展中国家将公平置于发展战略的中心位置，那么它们可以寻找到一条持续增长和发展的轨迹。这种公平增长途径可以全方位的减少贫困，这正是发展的中心目标。[16] 不平等陷阱现象的第二个应用是让人们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政策或制度是完全外生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者政策理念的应用可以在纯技术的基础上得以实施。所有的政策和制度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政治系统需要它们或者允许它们的存在。政治体系是特定时期，或者特定地方的权利分布结构的综合反映；而与此同时，社会中财富、收入以及其它社会资本或产出的分布也会对这种权力分布结构产生影响，甚至起到决定作用。这种财富、收入、社会或文化资本以及权利之间的“循环因果”通过制度安排来调节，并不断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了解历史和社会政治制度对避免政策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用极端的宿命论来解释世界不仅仅是错的，而且是一种倒退。在没有深刻理解历史，或者推进政策的现实背景就提出所谓的“发展政策”必将导致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这种观点才最终会导致停滞，因为它没有意识到有目的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可以实现非常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变化。 历史并非在永无休止的重复，正如本报告所指出的，许多国家正在试图打破不平等陷阱，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弱势群体改变了它们的生存环境，从而改变了社会和政治制度。这些成就包括美国的人权运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民主运动，一些巴西城市中出现的参与式预算行为，以及在喀拉拉邦(印度西南部城市)所展开的土地、教育和地方政府改革等等。政策所面对的挑战式如何维持这样的改变。 报告简要概览 报告的第一部分总结了一些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第二部分分别从本质和表象两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对发展而言，公平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三部分转向了政策应用。如果不公平的机会和绝对的剥夺不利于长期繁荣，那么势必会导致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公平。 透视公平有三个主要观点。首先，在富有的有权势的群体和缺乏机会的贫困群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是必要的；其次，如果考虑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政策权衡，我们必须重视公平带来的长期收益（包括影响更好的、更具包容性的制度的发展）。第三，各种经济政策，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都会对效率（增长）和公平（分配）产生影响。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减少贫困，本报告中的政策建议主要是一些减贫政策，这些也是世界银行自从1990年以来的世界发展报告中一直所强调的。[17]这些建议也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三大支柱－机会、权利和安全是一致的。[18] Focus1．Palanpur的例子 不平等陷阱抑止了经济发展：以一个北印度村庄为例 在提升福利的机会，以及使用已有资产和禀赋这两个方面，各个村庄显然是非常不同的。从村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展情况，以及各种试图改革的政治途径来看，可以发现那些植根于社会中的不平等使得这些村庄无法提高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水平。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对位于印度北部Uttar Pradesh邦的Palanpur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早期进行了详尽的研究。[19]学者们不断的参观和访问这个村庄，并且收集了详细的定量和定性信息。虽然对一个特定村庄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印度乡村的发展情况，但是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一段时期内公平和增长关系。 研究表明，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均收入的缓慢增长，以及收入贫困的下降。但是伴随着这种缓慢增长的却是某些福利的停滞，甚至是恶化。 村庄中不同群体的人，包括不同的等级或性别，接触经济或社会流动的机会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禀赋不一样，从而受到的教育、健康程度、职业流动性以及影响或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能力都有非常大的不同。上述任何一个方面的劣势都会加强其它方面的劣势，从而使得不平等在每一代之间承袭。 这些深层次的机会不平等导致了村庄的市场缺陷，反过来，这些市场缺陷又加强了这样的不平等，最终导致次优的投资和低效的发展。村庄的制度安排也反映了这种不平等。由于存在权利和影响的不均等分配，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政策到达村庄层面时，不可避免的被歪曲了。因此这些政策不断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反而加强了这种不平等的现状。 等级（Caste） 在Palanpur，等级决定了村民所追逐的机会以及采取的行为，这种决定关系甚至不受到来自职业、教育和其它个体特征的影响。Palanpur的三个最大的等级分别是Thakurs，Muraos和Jatas。 Thakurs是一个军事性质的等级，处于村中的最顶端，在1993年该等级的人数几乎达到了总人数的四分之一。Thakurs多半与其军事传统一致，从事军队和警察的工作。他们通常反对在村庄推行带薪雇佣，因为这种制度的应用将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同时借助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通常也会愿意从事村落之外的一些非农工作。 在Thakurs等级之下的就是Muraos等级，他们以耕种为特征，同样大概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Muraos是传统的耕种者，长期以农业为业。由于他们工作努力，因此他们逐渐积累了财富，在村庄中的地位业不断上升。虽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如Thakurs，但是由于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他们也在不断挑战Thakurs原本不可动摇的政治和经济统治权利。 在等级制度中，Jatas是社会底层，占总人口的12％。Jatas早先多是皮革工人，现在主要是农业工人。他们不像Muraos一样具有社会流动性。他们基本没有土地，教育成都很低，而且无法到村落之外获得工作。虽然这些年他们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Jatas仍然承受着非常多歧视，有些甚至来自政府官员。 性别 Palanpur的性别差异是非常著名的。在1993年，there are 84 females for every 100 males挣扎在社会的最低端，这个比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高。女孩的幼儿死亡率远高于男孩。正如研究者们所写道的，“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形下，女孤儿无人关心，最终死去，但是处于同样情形的男孩则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帮助。”[20] 年轻的女孩离开自己的村庄，嫁入丈夫的家庭；在这个意义上，婚姻是“女儿的礼物”。在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之后，女孩的处境变得非常脆弱，她们没有收入机会，没有任何财富，也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娘家。生育是提高她们地位的一种途径，尤其当她们为家庭产下男婴时。但是由于缺乏计划性，生育率居高不下，两次生育期间的间歇也缩短了。不断的怀孕对妇女们的健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们在生育过程中甚至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同时，高龄寡妇现象也非常常见，部分的来源于丈夫与妻子之间往往存在非常大的年龄差距。这些高龄寡妇几乎都是依靠成年的儿子而得以生存。 在Palanpur，妇女参与劳动的概率非常非常低。1993年，在313个年龄超过15岁的妇女中，仅有14名以非家庭劳动作为自己的第一或者第二职业。这种妇女在劳动和社会中参与率极低的现象产生了很多衍生问题。举例来说，由于成年妇女很难得到工作机会，女性的生存困境要比男性高很多。同时，由于在绝大多数政府机构中都没有女性官员，当地政治和公众行为对妇女权益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教育 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是非常广泛的，但是这种不公平的消除却非常缓慢。在20世纪50年代，男性识字率不足20％，而女性仅仅有1％；到了1993年，男性识字率上升到了37％，而女性识字率仍然不足10％。但是在Palanpur教育程度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接受过几年教育的人在村庄之外的地方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的机会大增，即使在农民中，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农民在Palanpur的技术创新和传播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 一般来说，对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男性，因为通常认为女性大部分的成年生活都将在家务劳动中度过。虽然有研究表明即使是家务劳动中，一定的教育程度也能够产生作用，但是这种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的，如生育知识对婴儿健康的作用并不为人知。即使人们认识到了这种效果和作用，父母们也通常不会重视，因为女儿出嫁后就离开了村庄，因此父母无法享受到女儿受教育而带来的好处。 Thakurs认为教育对低等阶层的人来说是不重要的，这种观点在村庄里相当流行。虽然在教育系统中已经不存在对低等阶层家庭儿童赤裸裸的歧视，但是那种实际上的歧视还是随处可见的。例如，高等阶层的教师认为每一次与Jatab家庭的孩子的接触都是非常令人厌恶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她/他对孩子的评价，也间接打击了孩子们上学的积极性。 工作 随着Palanpur由一个纯粹的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占30－40％的混合型经济体转变，Palanpur的工作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在1957－58年，528个村民中，有13人从事非农业的工作。而1993年，总人口翻了一番，但是从事非农业工作的人数已经增加了4倍，达到了57人。 与出外工作直接联系的是更高也更稳定的收入，同时相对农业工作来说，出外工作的劳动强度和危险性都大大降低。但是获得非农工作的机会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个人如果想获得稳定的工作，他除了支付一定数额的贿赂以外，还必须获得来自朋友或家人的推荐。即使在同等教育水平、技能和禀赋条件下，这种人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使得那些低等阶层的人们竞争性大大减弱。 在Palanpur，从事农业劳动的工人是劳动人口中最为不利的一部分。其中农业临时工是人们最差的，只有那些实在没有其它选择的人才不得已从事。虽然农业工资也逐渐上升，但是上升幅度非常小，上升速度非常慢；不仅如此，农业工作还往往伴随着季节性失业。 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假定一些个体特征（包括阶层、性别、教育、土地等）是既定的，那些十年前就开始从事农业的人继续从事农业的可能性要比其它人高50－60％。职业的不平等伴随着收入的不平等，并且将长期持续。 收入、资产和债务 从1957－58年到1983－84年，Palanpur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大致为2％，同期收入贫困率从47下降到了34个百分点。收入不平等在村庄内的分布格局与印度全国的分布格局大致相当，同时，这种不平等已经持续了相当时间。 一份基于财富的经济不平等的分析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土地及其它生产性资产价值的上升说明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债务也大幅增加，而且非常不均衡。Palanpur的基尼系数变化非常大，1962－63年为0.46，而到了1990年，上升到了0.55，这说明净财富分布的不公平程度增强了。 许多债务都是由国家提供或补贴的信用贷款，这些贷款在过去几年中急剧增长，但是也伴随着许多腐败和破产的情况。低等阶层，如Jatabs，往往是欺诈性贷款的主要对象，这往往导致了借款人债务的堆积，并极大的提高了他们借贷的成本。那些无法从正式借贷机构获得贷款的人，往往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者。 “集体不为” Palanpur中社会阶层的不同基础导致了多种小团体的存在。这个村庄社会高度碎片化，几乎没有任何集体行为，无论是合作还是反对。这种集体行为的缺乏是该村庄发展及其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举例来说，村务委员会应该每几年就举行一次，但是实际上它几乎从来都没有召开过。1984年，法律要求在村务委员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代表，但是Palanpur从来没有选出这样的女性代表，甚至女性几乎都没有出席过村务委员会。所有的决定和决议都由村长－他通常来自村庄中的掌权阶层－来作出。村庄中还成立了自治安全组织。现代制度（选举、低等阶层席位、村务委员会中的女性代表要求）几乎没有对当地政治中的经营统治和非参与性特征产生深刻的影响。 特权阶级对集体事务的统治权利已经产生了深远的效果。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早期，多于18种政府项目在村中得以建设，包括公共道路建设项目，义务教育，免费基础医疗，养老，平价商店，农业合作等等。绝大部分项目并没有发挥作用，尤其是那些包含再次分配效果的项目；而只有那些有强有力政治支持的项目才得以成功实施。研究人员们总结道，“如果政治权利的分布不发生深刻的变化，政府干预行为几乎没有可能得到改善，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地方层次都是这样。”[21] 资料来源：Dreze, Lanjouw 和Sharma (1998) 第二章 国内的不公平：个体与群体 从世界范围来看，个体和群体都面临可以改善他们经济和社会状况的机会方面的不公平。如果劳动产出仅仅与个体努力程度相关的话，不公平也许就不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从第一章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要考察的正是个体或群体所面临的机会的系统差异，这些个体或群体，仅仅是在皮肤的颜色，等级，性别，或者居住地，以及那些可以认为“精神上不相关（morally irrelevant）”的因素方面有区别。正如我们所举的叫做Palanpur的印度村庄的例子中所反映的，一旦这种机会不平等非常明显的时候，它们就会长期存在，直接影响社会财富，同时还会对人类发展和经济增长非常不利。 如果在群体之间没有机会的系统性差别，那么群体的先天性条件应该如何来确定呢？显然，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Roemer（1998）认为社会必须通过某种民族的、政治的过程做出选择。这样的结果将包括个体将无法控制的一些社会变量，如性、种族、等级、父母所受到的教育和工作、财富以及出生地等等。Cogneau（2005）注意到社会关于先天性条件的选择形成了机会均等和代际传承之间的直接联系。在本章中，我们确保使得数据可得性确实反应了我们所定义的群体特征，从而我们可以反映一国内全面的根本的不公平现象。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考察一个国家内部，而是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因此我们这里使用广义上的群体定义。 虽然经济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报告所主要讨论的一个部分，但是本章不仅仅局限于此，而且将讨论机会不平等的其它方面表现，包括健康，教育，人们参与和改造社会的自由和能力。我们尤其关注那种使得个体或群体之间差异长期存在，代代相传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往往导致了“不平等陷阱”，后者在许多国家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平等陷阱虽然能够让我们加深对平等本质的认识，但是由于它们降低了经济的活力，因此对发展过程是十分不利。 本报告的关键目标是说明各种不平等是如何通过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过程不断相互作用，彼此结合并且不断延续。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对这些过程的影响能力不一样；实际上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连施加影响的能力都不尽相同。本报告强调上述的“代理机制”也是机会的一个方面，正如教育、健康和财富一样。而这种不平等的代理机制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机会不平等可以在长期内不断的流传和延续（专栏2.1）。 本章将给出许多发展中国家机会不平等的例子，这些不平等有多方面的，包括健康、教育和收入。然后，我们将着重介绍权力，或者说代理机制的不平等。在整章中我们反复强调从长期来看，不平等的各个方面会相互作用，彼此增强。为了说明这些关系，我们在本章结尾的地方将举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例子。 专栏2.1 巴西代代相传的机会和产出不平等 作为本章的开篇，我们将在入户调研所获得的数据的基础上来定量描述巴西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和持续情况。巴西的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足0.6，并且长期保持这个水平，因此它可以看作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巴西最主要的入户调研叫做Pesquisa Nacional por Amostra De Donicillios（PNAD），在1996年设计了一整套面向父母访谈对象的补充问题。这有利于我们对不平等的代际存在情况进行分析。利用四个环境变量（即父母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种族和出生地），Bourguignon，Ferreira和Menendez（2005）地大量成年人进行调研，以了解机会不平等是如何导致最终的收入不平等的。他们利用一个类似我们第一章中所使用过的概念框架，成功的将收入不平等分解成为四个环境变量和一个残差，后者主要包括个人努力，运气，测量误差，转移支付以及其它不可观测的变量。他们发现在性别样本中，收入不平等的1/5可以有这4个环境变量来解释；而这四个变量中，家庭背景又是最为重要的。 某种机会对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性存在于代际之间。当学者们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测算教育和种族、出生地、父母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父亲的职业之间的相关性时，只有父母的教育在不同的样本间迅速下降。换言之，种族，出生地和以及父亲的职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同时，就教育本身来说，一代代人总是有相类似的教育水平，贫穷的群体中这个现象尤其突出。 巴西强调重视产出范围，即收入仅仅是产出的一种，教育、健康以及各种服务都是非常重要的。与此同时，它还非常强调各种过程，认为以收入和经济财富为基础的社会机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群体间的互动与家庭和个体的条件、行为以及特征等等都是社会的中心概念。 资料来源：Bourguignon，Ferreira和Menendez（2005） ﹡巴西的极度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还源于他们计量收入的方式。基于其它福利指标的测度不平等的方法表明，巴西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拉丁美洲的特立独行者。请参考专栏2.5或De Ferranti等（2004） 健康不平等 作为福利的一个部分，健康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佳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一个人的机会－她或他的生存能力，在学校的表现，照顾孩子的能力，参与社区活动的能力等等。因此在健康方面的不平等很容易就通过上述机制演变成在福利其它方面的不平等；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不平等不断重现。虽然社会地位、财富和健康的区别主要是针对成年人而言，但是我们这里主要是关注儿童。 人口和健康普查（DHS）数据说明了在不同的人口群体中健康状况是及其不同的。在由先天因素决定的不同群体（当然它们也彼此独立）中，健康有多大程度的不同？我们通过DHS在60个国家的数据来考察由于母亲教育程度、城乡居民身份以及父母经济状况的不同而引起的儿童健康情况的差异，这里我们使用的指标是普通居民户的数据。（在第三章，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国别差距） 婴儿死亡率。在这些国家中，婴儿死亡率的差异非常大，最低的是哥伦比亚和约旦，每1000个活着出生的婴儿中，只有25个会死亡；但是在马里、尼日尔和莫桑比克，高达125（见图2.1）。但是即使在那些总体婴儿死亡率非常高的地方，这些孩子的母亲是接受过中等或更高等教育的很少。举例来说，在马里获得良好教育的母亲所生的孩子，其死亡的可能性与印度尼西亚的平均水平差不多。而虽然巴西总的婴儿死亡率不足50，这些孩子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的比重却几乎达到100。进一步分析来看，虽然这份报告没有得出如下的结论，但是可以看出由于城乡区别，经济地位的差异，婴儿死亡率在不同的群体间也是存在巨大的差别的。 发育不良。作为健康的另外一个纬度，各国极度发育不良（年龄身高比比参考样本低三个标准方差）的现象也千差万别。巴基斯坦和也门的总体比重达到了30％，但是在特立尼达岛和多巴哥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约旦、亚美尼亚、巴西和哈萨克斯坦也非常的低（见图2.2）。 儿童发育不良的情况在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尤其是那些总体发育不良率比较高的国家。在危地马拉，城市儿童发育不良率为10％，但是在农村该比率是城市的3倍。很显然，危地马拉的孩子不可能选择是在城市还是乡村出生，但是如果他们出生在乡村，他们拥有良好健康的机会显然低于城市的孩子。与婴儿死亡率一样，发育不良率也随着母亲的教育程度和家庭的经济状况的不同而不同。 获得免疫。很显然，那些出生在家庭财富为前20％的儿童有更多机会可以获得健康服务，假定这里的健康服务是至少进行三项儿童防疫中的一项（图2.3）。平均来看，无法获得免疫的儿童比例高达40％。那些收入在最低层的父母往往不愿意给孩子们支付这种基础医疗保护。以摩洛哥为例，摩洛哥总体的未能接受任何免疫服务的儿童比例是5％，但是对最穷的20％的家庭的孩子而言，这个比重为15％。 高影响健康服务（High－Impact health services）。世界银行（2003j）利用30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DHS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穷人与非穷人相比，接触到高影响健康服务的途径要少很多。高影响健康服务包括熟练的家庭看护，胎教以及补充饮食等等。同样的，Wodon（2005）对15个非洲国家的入户调研数据表明，虽然所有的城市家庭离医疗机构都有不到一小时的车程，乡村地区的比重通常只有一半，在尼日尔和埃塞俄比亚甚至只有35－38％。 残疾。一些国家的数据表明，残疾人更容易致贫。Hoogeveen（2003）的研究表明在乌干达，有残疾人的城市家庭贫困的可能性比没有残疾人的家庭高38％。塞尔维亚反贫困战略指出，70％的残疾人是没有工作的。而另一份对八个国家10户家庭的调研表明，残疾与辍学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高于性别和居住地。[1]Sen（2004）强调说残疾人士不仅面临由于就业机会少、就业补偿低等因素带来的“收入困境”，而且还遭遇“转化困境”。他指出，为了获得同样的生活水准，生理残疾的认识需要比正常人更多的收入。 社会不平等对健康的损害。在实际情况中，不仅健康情况与不平等的其它方面直接相关，社会不平等也会反过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况。[2]Deaton（2003）对过往文献做了一个综述，指出虽然各种不平等（如权力分配）会导致健康水平下降，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收入不平等是主要原因之一。他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如果控制一个人的收入水平，那么组建的收入不平等不会独立的对个体的健康情况产生影响；因此，影响健康的主要不平等因素就不是收入。他引用了不平等的其它因素作为例证，包括土地所有权、妇女机构（印度的健康和多产）以及人权（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总的来说，通过动物和人类试验都可以看出，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健康状况相关。来自侮辱的持续压力和由于低的地位引起的控制权力的缺位很容易引起生理的失衡。[3] 糟糕的健康的结果将在教育成果、经济财富和未来子女等方面得以体现。以南非的艾滋病孤儿为例，他们将不得不面临完全的机会不平等，以及来自公众的各种压力（专栏2.2）。 专栏2.2 不平等的资产，不平等的机会：南非的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少于他们，但是他们可以获得的资产和机会却比别人少很多。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有的甚至是双亲，在长期的病痛折磨、难以忍受的痛楚，而且是治疗费用及其高昂的疾病折磨中死去，这导致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因此虽然他们的人数并不是非常多，但是他们的情况仍值得我们给予关注。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估计，南部非洲的艾滋孤儿在2003年就已经达到了1230万人，在当地人口中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大的比重。UNICEF进一步预测到2010年，南非的艾滋孤儿将达到150万人；到2014年，赞比亚将达到100万。 非洲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代人，如果他们足够幸运的话，他们是由他们的祖父祖母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抚养承认（这些自己也可能生活在贫困、压迫和疾病之中）。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在孩子成群的家庭中成长，甚至，他们吃饭、穿衣、基本医疗等最根本的权利也无法得到。 遗嘱与学校 为了克服艾滋孤儿与生俱来的不利条件，我们需要关注许多问题（专栏7.11给出了一些政策选择）。从法律角度来看，应该鼓励那些孩子年幼但濒临死亡的父母（即使他们是文盲）准备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保护他们孩子的继承权，避免家里的成年人通过暴力手段抢夺他们的土地、储蓄以及其他财产。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孩子能够留在校园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可以接受一些基本技能，从而帮助他们脱离贫困。但是一旦儿童成为一家之主，甚至成为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时，他们所面临的辍学压力就非常大了。许多研究都表明，艾滋孤儿的辍学率是非常高的。肯尼亚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艾滋孤儿中的52％不得不辍学，而正常儿童中辍学率仅仅为2％（UNAIDS，2002，135）。 即使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看，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将帮助儿童融入社会，并教给他们参与更多社会活动的能力和自信心。没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化过程，儿童和少年很容易成为那些可以给予他们保护和地位的街头流氓帮派、犯罪组织或暴力活动的吸纳对象。如果艾滋孤儿的辍学比例仍然居高不下，那么，正如以为联合国官员所说的，“我们将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孩子们没有接受过教育，甚至无法承担最基本的工作…最终，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为他们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而反对社会。我们的下一代面对剥削和疾病更加脆弱无力，因为他们甚至没有自我价值这样的观念”（引自Fleshman，2001.1）。这些艾滋孤儿在积聚财富方面的能力非常差，因为他们过早的承担了生活的重担，而成年后发展机会又少的可怜。 避免感染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艾滋孤儿不被感染，从而有利于切断这个循环。但是艾滋孤儿面临着另外一个困境，因为HIV/AIDS往往就意味着人们总是假定那些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一定也被感染，从而远离他们、羞辱他们或者剥削他们；甚至有些艾滋孤儿被学校、医疗机构拒之门外。这些承受丧亲之痛的孩子们往往在面对那些宣称可以给他们安慰和帮助的人的性骚扰时也会脆弱无力。实际上，如果还同时遭遇其它的不行，如自然灾害，这种在绝望中成长的孩子很容易沦落为性服务提供者。 艾滋孤儿的悲惨遭遇生动的说明了不利条件的循环时如何阻碍个人的发展，社会孤立和排斥（尤其是青少年阶段）是如何破坏一个人获得资产的渠道，以及摧毁他或她参与社会以脱离贫困的能力。 资料来源：Avert.org (2004) http://www.avert.ort/aidsorphans.htm。（2004年12月14日）；Fleshman(2001); Hargreaves和Glynn(2002)；Lewis(2003)；UNAIDS(2002)；UNIEF(2003)； USAID,UNAIDS和 UNICEF(2004)。 DHS数据 (图 2.1－2.3)深入的解释了健康不平等与一些关键的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样本数量的局限性，它们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带来的影响，如出生地，总体不平等情况等等。为了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柬埔寨结合了DHS中的人口统计数据，以社区为单位，按照统计方法来预测儿童的身高。[4]这个研究说明在柬埔寨1600多个社区中，五岁以下儿童的发育不良情况和体重超轻情况是非常不同的（图2.4）。这个分析证明了在柬埔寨儿童拥有良好健康的机会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相关的。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可以决定他或她出生的地点。 趋势 在20世纪，大部分国家的平均健康水平都得以提高了（第三章）。Deaton（2004）的研究成果表明健康水平的提高是与经济增长非常相关的，但是他同时也强调知识的全球化、当地政治的加强，经济和教育条件的改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20世纪的80和90年代，健康改善的进程明显放慢了，这是由于艾滋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和传播，以及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中心血管病症死亡率提高等原因造成的结果。 在一个国家内，健康不平等的现象是如何演进的呢？DHS的数据可以提供一些解释。对一部分国家来说，多组可得的DHS数据说明了婴儿死亡率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在36个健康程度发生了变化的国家中，有将近25个国家健康水平的提高是通过降低了的婴儿死亡率来体现的。虽然在这25个国家中，总体健康水平得以提高，但是城乡群体，母亲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以及那些资产所有权时限不同的群体的婴儿死亡率的差距并没有随着国家整体情况的下降而下降。[5]换言之，健康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在国家中所有群体中均衡分配。 正如Cornia和Menchini（2005）的研究所指出的，只有将政策重点真正放在公平上，群体间死亡率的差异才会真正的缩短。没有这样的前提假设，平均水平的提高不一定会缩小群体之间的差距。举例来说，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总体婴儿死亡率已经下降到了1994年的7.9%，但是与此同时，黑人与白人婴儿死亡率之比却有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91年的2.2。健康不平等的状况不是必然随着总体健康水平上升而下降，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过程是可能出现的。（专栏2.3） 专栏2.3秘鲁健康水平的提升以及随之出现的健康平等 Paxson和Schady（2004）通过对DHS数据的多轮分析，说明在秘鲁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婴儿死亡率是不断下降的，除了在1988年和1992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有突然的上升，但是每当危机过后，下降的趋势又继续显现。即使按照母亲的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城乡状态进行调整，下降的趋势仍然很明显，这说明秘鲁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不是教育、人口年龄结构以及城镇化水平中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综合效益。另外，1990年前后的婴儿死亡率突然上升，（修正后的数据变化趋势也是如此）更是说明了家庭收入和公共健康支出的变化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相对来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秘鲁的婴儿死亡率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变化还是很大的（见图）。在危机期间，母亲教育程度低的婴儿死亡率上升的最快；危机过后，不同教育程度母亲对应的婴儿死亡率之间的差距又开始逐步下降，说明在整体死亡率下降的同时，死亡率的不平等也开始下降。 一些研究认为社会项目公共支出的数量和组成最终促成了这样的改善。从1991年到2000年，这类公共支出增加了2.5倍，同时，这样的公共支出并没有忽视贫困群体。 图 按母亲教育程度调整的婴儿死亡率 教育不平等 在评估种种机会不平等的情况时，教育无疑是一个具有内在重要性的方面。不仅如此，在个人收入、健康（及其子女的健康）以及与他人交流互动能力方面，教育也占据着重要的决定性地位。因此，教育方面的不平等会影响有关福利的其他方面不平等状况。 衡量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绝非易事。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与调查数据可以大致包含诸如受教育年限等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这类信息不能让人很好的把握教育质量本身，以及教育如何因人而异等方面的内容。同时，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受教育年限上可能千差万别且内涵不同，因此，在国家间比较受教育年限也并不容易。 检验结果：尽管面临测量方法的困难，还是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教育不平等的状况。下面将考察厄瓜多尔2至6岁儿童在测试当中的表现，考察对象根据父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以及家庭财产状况分组。（参见专栏2.4） 专栏2.4：厄瓜多尔儿童测试成绩：家庭财产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的影响 教育成绩依据不同人群而有明显改变——而这具有诸多极其深远的意义——这一点，已经被最近的一项由Paxson和Schady（2005）所做出的研究强有力的证明了。他们指出，通过一项识字能力测试（TVIP）表明，厄瓜多尔3至6岁儿童认知发展，由于他们各自的家庭经济状况、居住地以及他们父母双方受教育的程度，这些因素的差别而产生了显著的不同。这些环境变量与认知测试表现之间的联系程度，对于相对年长的测试对象明显更为显著。 即使在控制了儿童健康以及家庭环境这些变量之后，这些社会经济学的特点与认知发展之间仍具有非常显著的联系。研究者指向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证据，即，在厄瓜多尔，不考虑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五分位数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那些最年幼的儿童普遍的与他们的对照组表现相当。但是，随着厄瓜多尔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认知发展相对于这个基准便有了明显的衰退。只有那些处在在财富分配前半部分，并且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才能够与他们的对照组保持同步。到了六岁，绝大多数抽样儿童都在认知能力上落后许多，他们如何能够赶上，甚至是否能够赶上对照组的水平，都是不确定的。 图 最富裕与最贫穷的25％人口 母亲教育程度 来源：Paxson and Schady（2005）。 在非常年幼的儿童群体进行测试所得的结果，很好的表明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但是，此数据尚还未能广泛应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因此，作为替代，我们参考一下根据性别以及城乡居住地差异而做出的，在家族首领当中未受教育的百分比数据。 男性与女性家族首领。在所有家族首领当中，未受过教育的家族首领很显著的集中分布在60多个国家当中。（表2.5）。而高收入国家中，未受过教育的百分比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另一个极端，例如，布基拉法索以及马里，这个百分比却高达80%以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许多国家，当家族首领是女性的时候，其未受教育可能性的百分比则较平均数有明显的增高。例如，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总体未受教育家族首领的百分比是20%，而在这其中女性人数便占到了将近70%。 乡村与城市的家族首领。类似的模式也可以从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照中发现（表2.6）。总体上，较之城市当中家族首领来说，农村家族首领未受教育的可能性则要大很多。纵然在那些总体未受教育百分比很高的国家当中，城市地区家族首领所占据的比率也可能是惊人的低。例如，在布隆迪，如果单算城市家庭首领的话，那么这个百分比则可以同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巴西的全国百分比总数相比较。 获得教师。最近一项在孟加拉、厄瓜多尔、印度、印度尼西亚、秘鲁以及乌干达进行的关于小学与诊所的研究表明，教师缺勤是一个重要的、普遍的问题。研究发现，通常高收入地区教师缺勤比率较之贫困地区来说要低[6]。同时也发现，通常受到过更高教育、经验更丰富的高收入教师，似乎同那些合同教师或低薪酬教师的缺勤率相同，甚至还可能更多。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教师认为，在他们身上，因为缺勤而导致被开除的风险更小。同时，虽然在乡村地区的收入要比城市地区高，教师在这些地区的出勤率仍旧明显的低于城市地区，基础设施质量以及监管频率这些因素，似乎对于低出勤率有所影响。 倾向 评估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另一个方法是计算出一个受教育年限不平等的总体指标，并且评估总体的教育不平等达到怎样一个程度就能导致“精神上不相关”群体之间的差异。Araujo, Ferreira和Schady（2004）发现，根据124个国家的受教育年限数据，成人教育不平等现象毋庸置疑。他们还发现，这种现象还强烈地（和相反地）同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关。[7] 由这些作者收集来的数据同样也表明，人口中各个特定亚群体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可以改变。虽然，在最年长的群体当中，特别是次撒哈拉非洲、南亚，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中亚和北非，在女性受教育年限上取得的成果相对要明显的低于在男性受教育年限上取得的成果，但是，在相对年轻的群体当中，这样的差距则要明显小很多，特别是在次撒哈拉非洲（表2.7）。除此之外，城乡地区之间受教育年限上的差距，在某些地区出现了缩短，情况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中亚以及北非还有欧洲东部、亚洲中部。但是，在次撒哈拉非洲这种变化即便存在，也微乎其微。这种（城市-乡村）组间影响在这些地区常保持在所有被检对象当中的30%左右。 经济不平等 个人消费、其收入或财富，这些都是指示个人对于商品以及可供市场交换的服务的掌控能力的数据，而这也直接关系到福利问题。同时，还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个人的经济地位可以在许多方面决定并形成各种机会，帮助个体提高其地位。经济福利同时还有助于发展教育产出以及健康保健。相应的，健康以及良好的教育还明显地决定着经济地位。 一个评估经济福利是否不平等的理想方法会着重于个体在长时段层面上的经济地位。但事实上，处理这样复杂的数据却是一个难题。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讲，通常说来，当前收入或者从家庭调查数据当中抽出来的消费量统计是两个比较常用的衡量值。虽然消费与收入不平衡被认为与长时段福利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但是，这两个数据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效力的问题却不完全清楚。并且，基于收入，消费，或财富总额基础上的另一种经济福利衡量方法则能够对于不平等问题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估结果（参见专栏2.5）。 例如，根据 Claessens, Djankov, 和Lang（2000）提供的证据，Sudjana和Mishra（2004）指出，在印度尼西亚，财富不平等的状况远远比基于消费额所得出的比较数据要集中的多（表2.8）。1996年，在印度尼西亚，超过57%的股市资本被10个家族所控制。这与邻近的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但是与菲律宾相比，两者又相差无几。更加概括地说，Davies和Shorrocks（2005）援引Merrill Lynch和Forbes出版的报告指出，约有20%的世界百万富翁来自发展中国家。类似地，Morch，Stangeland和Yeung（2000）发现，在拉丁美洲、加勒比以及东亚，亿万富翁的财产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更高，但是，同类情况没有出现在印度以及南非（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第6章和第9章内容）。这些数据表明，相比发达国家来说，在发展中国家，财富的分配一般说来更为集中。当财富与政治影响相联系之后，这种不平等则又转化成为政治资本，由此则可以为这种额外的机会打开一扇窗。 专栏2.5 注意对跨国不平等的比较 由于国家之间在数据蒐集体系上的差别，跨国经济不平等数据一般基于各种不同的指标之上，这些指标之间相互交换处理过。在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经济不平等状况时缺乏一种统一的基础，这一点很严重的影响了互相之间的可比性。 不平等的不可比性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在一些国家当中家族收入被用以作为福利的指标，而在另一些国家，则用消费支出来表示（Atkinson和Brandolini，2001）。这两种指标分别把握了经济福利的不同方面，前者或许是一种衡量福利机会的较好方法，而后者则有益于衡量福利成果。在大多数国家，在收入基础上衡量出来的不平等状况要高于基于消费额基础上衡量出来的数据。但这也不是必然的，并且，国家与国家之间，这两个指标之间的不一致程度也多有差异（见右表）。 可比性的问题不仅限于福利指标的选择上。一个重要，但却未得到正确评价的附加议题是，即便对于一个给定的指标，其界定也因国家不同而产生差别，甚至在国家内部，此指标也因时间变化而产生变化。由于对消费的界定不同，消费不平等也会因此而产生显著差别，并且，也会依赖如下的这些不同因素： ·调查时段的长度及所涵盖的被记录的消费额。 这些附加因素影响了可比性，同时，附加因素也包括在全国普查过程中无反应的比率（这也有可能影响不平等的衡量——参见Korinek, Mistiaen和Ravallion即将刊出的成果）。不同国家间在空间价格（Spatial Price）指标可用性上的差别也会影响结果。Thomas（1987）证明，有关收入或消费不平等程度的结论会受到调整空间价格的变化影响。空间价格变化是否被调整或者如何被调整这些方面，在国家间的比较中，倾向于呈现较小的统一性。 国家间针对经济不平等的数据设置通常会融合一些促进可比性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明显在获得精确可比性上大大不足。如果没有共同努力以促进国家间数据收集的协调，那么这样得出的全球数据库除了可以用来提供一个国家间不平等差异的尝试性图景之外，别无它用。 不平等：针对部分国家的概要性衡量：消费与收入
来源：作者自制。 在意识到在专栏2.5当中所提供的警示之后，可以看到，表2.9为经济不平等在国家间的分布状况提供了一个大致的图景。在非洲，不平等程度最高，其次是拉丁美洲。但是拉丁美洲衡量不平等的方法主要来自于收入数据，而在其他地区，例如南亚，主要则来自于消费数据。正如专栏2.5所显示的，由收入数据做出的分析会倾向于使得不平等状况相对较高。在地区之间，数据显示，不平等状况会因国家不同而出现显著差异：在毛里求斯的消费不平等甚至比欧洲经合组织国家还要低。 在国家内部，经济不平等的总体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群相关？与健康以及教育不平等不同，不同群体中收入不平等的系统分解是一个长时间在经济学著作当中被讨论分析的问题。这些分解的尝试目的在于理解究竟是哪些不平等状况构成了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又是哪些不平等状况构成了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用这种方法研究特定人群，比较国家间数据，有一些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在此，我们的兴趣在于借用环境来界定群体，我们也需要将“精神上不相关”纳入考虑范畴，并以此来为经济圈内机会不平等的重要性打开一扇窗口。除此之外，与确定不平等程度相比，分解结果对于界定潜在福利指标的差异来说，其敏感性要小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在专栏2.5中描述的国家间差异比较则由于亚群体分解而被削弱了。 总体不平等的群间比 虽然总体不平等“群间”比是一个颇为引人注意的指标，它显示了在总体对于不平等的估计上，群体间存在的显著差异。但是，对于如何诠释这个指标，还有不少关注。[8]尤其在于，对于群间比得到的实证测量结果通常很小（参见表2.10和2.11）[9]。对于群间不平等的传统表述与总体不平等相关。然而，Elbers等人（2005）指出，如果全部人口中，每一个家族都构成一个独立的群体，便能够观察到总体不平等可以被视作等同于群间不平等。显然，如果与这个基准相反，那么很难发现一个较高的群间不平等之比。 Elbers和他的同事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将实际群间不平等与最大可能不平等相比较，这一点将可以通过将群体总数与其大小控制在实际层面上达到。例如，对性别差异在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的估计比较了实际情况中性别间的不平等和假设的性别间不平等，这可以通过排列收入分布来获得，因此，所有男性便都出现在分布的一个极端，而所有女性则在另一个极端。这一分布比率提供了一种衡量方法，来看实际组间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低于在既定现存组群结构中可行的组间不平等的最大值。 经济不平等可以在基于数个人口分类细目的大量样本国家中分解，在这些分类细目中，有两个列于表2.10和2.11：即家族首领所处的社会群体和教育程度。这种分解可根据传统分解方法来进行，同时，Elbers等人的可行组群分解方法进一步完善了传统分解的方法。 不同的人口分类细目对总体不平等形成了不同的维度。总的说来，传统计算群间比例的方法显示，群间差异在整体影响中效用甚微。但是，在某些国家，甚至传统比例本身也非常高。例如，在巴拉圭，当不平等状况根据家庭使用语言进行群间分解之后，传统的群间份额大约在30%左右（表2.10）。另外，在危地马拉，当不平等状况依据5个粗略的教育群体进行分解之后，群间份额便达到40%以上。（表2.11） 在许多国家，对于那些基于替代性的，“可行的”计算基础上的分解方法来说，群间比例较高的情况非常显著。根据这种方法，观察到的群间差异在许多国家是相当高的。就判定为“精神不相关”的情况而言，其结果表明，在经济生活领域，正如健康和教育方面一样，在众多发展中国家观测到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与机会不平等相关联的。 空间差异 正如在健康不平等那样，传统调查数据仍无法过多说明总体不平等的高度详细的空间异质性——这是由于样本大小所造成的。在一项类似的对柬埔寨进行的健康考察当中（图2.4），调查人员通过大量的研究，应用统计技术，将调查数据与人口普查相结合，以求得到在社区与地区不同层面的不平等状况的估计。Elbers等人（2004）用材料证明，在厄瓜多尔、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等国中，各个亚地区的平均消费的差异对总体估计不平等的影响。他们提出，亚地区间影响对于总体估计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不一，从最低的莫桑比克的22%到最高的厄瓜多尔的40%（表格2.1）。基于相似方法，世界银行（2004e）报告指出，摩洛哥的社区间差异在总估计消费不平等当中占据40%。根据一般的印象，地区间空间差异随着地区数量的增长，在不平等总量中会占据更大比重。分析证实，对于一部分国家来说，不平等的空间维度具有明显的重要性。而在全球层面上，这个结论甚至更为强大。国家间差异对于全球不平等的影响极其显著。（参见第三章） 另一些研究与方法论进一步确证了国家内地区间差异的重要性。采用对中国农村家庭进行的统计数据，Jalan和Ravallion（1997）明确了所谓“空间贫困障碍”这一概念，即相对贫困的地区，其相应的基础公共设施（例如道路）也较少，同时，由于这个原因，这些地区的家族在其投入上的生产力也相对较低。各种研究表明，即便在控制了家庭非地理因素的特点之后，空间仍旧能够影响生活标准。Ravallion和Wodon（1999）证明，在孟加拉，居住地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他们也指出，即使在城市地区，也能发现重要的空间差异——在达卡地区的家族明显的要比处在本国其他城市地区的家族状况要好。 许多研究表明，收入的空间差异受到政策的驱使。Kanbur和Zhang（2001）发现，在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在沿海地区一系列非地理因素与广泛的地区间不平等相联系，这些非地理因素包括，在某些特定省份发展重工业，贸易放开，以及在沿海地区进行政府投资等等。Escobal和Torero（2003）对秘鲁沿海和高地地区进行了比较，发现，两地区人口平均支出差异显著，而这种差异与高地地区较少、较薄弱的基础设施服务之间密切相关。 由此看来，基础设施所扮演的角色占据中心地位。虽然地理因素毫无疑问也会对贫困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在贫困方面的地理差异与在获得基础设施方面的地理差异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明显的。相应的，由一些意见认为，地区地理位置对于不平等的影响将会由于交通与通讯状况的改善而减小；由于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有助于补偿距离的遥远，因此地理位置的孤立则相应带来的问题便会小一些。[10] 表格2.1 在社区间与社区内对不平等状况的分解
来源：Elbers及其同事（2004） 注释：在厄瓜多尔，我们所采用的社区概念，在城市地区是指zonas，而在乡村地区是指parroquias。在马达加斯加是公社（firiasana）模式，在莫桑比克则以官方邮政局为标准。分解采用传统方法进行。 群间差异与不平等的关系 正如我们这里所清楚讨论的，我们对于群间差异对整体不平等的影响并不限于一般对于公平和公正的考虑。在群体之间的差异也被看作解释总体不平等的结果，特别是不平等随时间的传承效应。举例来说，基本观点认为，在群体之间收入的不平等，会同样反映出群体之间健康和教育的不平等——以及影响其环境的代理机制的不平等（见下）。这些族群的差异也会相互加强。比如，教育的差异，将导致收入的不平等以及政治发言权和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反过来又会影响群间教育的不平等。这样就产生了“不平等陷阱”。这个观点的推论就是减轻总体不平等的努力会也许需要关注减少群体之间的差异。 进行系统记录群体差异的作用是困难的。图2.12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尝试。总体的不平等与进行采样的国家内群体的组成部分之间的部分相关联，这些部分显示在图2.10和2.11中，它们控制了这些区域以及这些基本的福利指数收入或者是支出。计算系统中没有要总体不平等与群间差异部分之比相关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些样本国家，更高的总体不平等与总体不平等中的更大的群间不平等部分相联系，这些不平等性又导致了城乡分化，以及在社会群体和教育上的分化。并且（微弱）导致了家庭首长的广泛占据等级的差异。11 有一个对于这些发现是群体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明，并且可能解释，一个不可忽略的总体不平等的部分。着与本报告的广泛的主题一致：群体的差异会导致这些差异互相加剧，并且进而导致了随着时间进展的对这些不平等的复制。但是这些简单的关联，当被提出来之后，也可以被用于与其他的的过程的解释。而这些关联本身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解释的可能性。 不平等和增长，经济结构和贸易 对于群体间部分对总体不平等影响系统性研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为一个经验性研究的主要课题。对于。在经济学中一个存在了很久的话题是不平等如何随着经济增长变得更加广泛。Kuznets在20世纪50年代的开创性的著作中，进行了关于这个问题非常多的现实工作，模拟进行了许多这样的思考。然而仍旧没有达成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长期性增长过程与总体不平等之间系统性联系的一致意见 专栏2.6). 专栏2 . 6 对 Kuznets 对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假设的重新回顾 这篇文献的出发点与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性联系。这写讨论可追溯到两个诺贝尔获奖者,W.Arthur Lewis (1954)和 Simon Kuznets (1955).广为人知的著作。Lewis 1954年的文章中认为：伴随劳动力的无限制供给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个理论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双元经济的增长和积累将产生在一个现代的工业部门中。在此部门中资本家将在一个给定的工资水平上雇佣工人，并且重新将他们的一部分利润进行再次的投入。传统的农业工人进入到高生产率高工资的部门中去的意愿被认为是无止境的。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只要这些假设存在，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将随着平均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这些将成为转折点，在这之后，不平等将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减少，而双元的经济将变成一个部分，完全的工业化的经济。 尽管Kuznets没有明确的把这些跨行业从业人口的变化作为发展的过程进行建模，他确实在这些的基础上把他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性关系的反U型曲线的基本见解（Kuznet 曲线）进行了说明。他在1954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的主席发言中，他假设随着增长和工业化的，不平等将首先加剧。这是因为农业和乡村的人口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然后会在返回平衡的部分减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