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什么样的市场化？

----中国的市场化需要健全的社会组织[如工会等]相配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年11月19日

一、如何看待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如何认识我国的市场化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一直在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争来争去。就目前我国的微观层面看，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在相当多的领域还存在着一定的政府管制和干预。所以说中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肯定不相符，但说中国是非市场化国家也不符合事实。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不是在为一个名称活着，而是为本国的经济如何能运行得更好在努力。在微观层面上，民营企业的经济活动基本上已经市场化，政府的干预和管制已经十分微弱。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说，中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国家。但从宏观上看，目前政府有所作为的地方主要在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上千家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大国有企业又对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从管理角度看，这些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还较低。

那么，中国今后变革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不是把所有的企业都私有化？是不是把政府的作用和参与缩小到最小，是不是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好呢？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政府对市场的宏观干预是不可缺少的，这已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总结出的经验。任何国家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是政府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依然很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国有化的程度依然比较高，国有资产仍然有10几万亿元，占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只要这一部分经济没有私有化和民营化，政府的参与就不可避免。

最近中央政府对四大电信公司进行了领导人大换班，为什么这样做？在国外一些人的眼里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这样的动作却或有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

二、应当及时粉碎国有企业正在形成特权利益集团

有研究表明，目前在国有企业中，各级领导者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与普通员工已经不再是利益共同体。如果说改革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对经营管理者激励不足，那么近年来的主要问题则是对经营管理者约束不力。在近年来在政府将国企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国企内部的利益关系则发生了新的变化，已经形成了普通职工群体和企业领导阶层这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一边是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岗职工的收入相对减少，一边是企业各级领导者收入的绝对增加。并且，某些国企经理的高额年薪完全不与业绩挂钩，与普通工人竟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差距，还有名目繁多的职务消费和各种补贴。

事实无不表明：国企领导者和普通员工之间不仅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收入已经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没有普通职工的下岗和收入减少，就没有国企领导的升迁和收入增加，这在眼下的国有企业里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利益集团的分化既不是市场竞争自然出现的局面，也不是报酬与业绩挂钩或奖惩分明的责任制度客观形成的差别。他们的出现是因为约束机制的缺失。工人的利益无法保障，连形式上和程序上的保障都没有，所谓的“监督”就更谈不到。普通员工是命运被决定的一群，他们没有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企业的所有者应当由政府和企业职工来代表，但现在我国的做法是政府部门充当所有者的唯一代表，直接指派国企一把手，致使委托人缺位、代理关系混乱，普通职工这些真正所有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和实现。

同时也缺乏来自政府部门、行政司法和新闻等多方面的有效监督与约束，致使国企内部出现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官僚阶层。这个在国企内部新生成的利益主体，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利益群体。这个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致使国企内部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正在朝着进一步恶化的方向转化，而且其转化的速度超过了国企改革推进的速度，国企改革的有限收益正在被日益严峻的新利益格局所造成的利益冲突所抵消。

三、中国社会对市场化程度认识的误区：

市场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放权，还要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约机制，

如此看来，真正的市场化包括两个含义，一是企业减少来自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二是企业内部增加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如果仅仅诉求减少政府管制，而缺少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机制，那么企业就会发生内部人腐败、领导人专权的问题。

因此，在中国国企改革进程和内容里，既要让政府放权，适当进行产权多元化，又要建立起企业自身的和社会的权力制约机制。譬如上市公司有股东大会的制约，有董事会、监事会的制约，还有职工工会的制约。这些制约机制的完整建立才是真正的市场化。

可是，当前我国社会的认识只停留在政府放权这一个层面上，对企业这个利益共同体的权力安排关注和研究甚少，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问题研究甚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放掉了管理和监督的权力，企业便会出现内部人腐败现象和特殊利益集团。

四、中国的市场化需要健全的社会组织[如商会、工会等]相配合，

否则，任何政府进一步放权的改革，都会导致的资本绝对专制，

这样的“市场化”只能是打引号的市场化。

中国市场化的建立既取决于宏观领域的改革，更取决于微观领域的改革。尤其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合。如果中国永远是一个行会、商会、协会、工会和劳动员工不发生作用的国家，那么中国的企业可能永远是一个权力不平衡的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府进一步放权的改革，都会最终导致的资本绝对专政和专制。这样的“市场化”只能是打引号的市场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市场化”将引起社会矛盾加剧，增加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

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问题，不在于有多少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而在于有多少企业真正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标准的权力制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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