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15日

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不仅要求彻底改变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方式，而且要求国家必须改变对事业的管理方式。例如产生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社科基金就应该由直接管项目、直接资助项目转为促进出成果、奖励已经推出的成果，国家社科规划办应该由领队（股东）转为裁判。特别地，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不适合以基金资助形式进行。

目前国内搞社科研究的人中，相当一部分喜欢与自然科学研究进行攀比。比如自然科学、工程科学有院士，他们就认为社会科学也应该有院士（实际上搞科研是不应该追逐“名份”的，可以有名誉，但不应该有终身制的“身份”；可以有执业资格，如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但不应该画蛇添足，还搞出什么高级教授、资深教授、院士式教授。院士的贬值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让所谓的“最高”走开。如此社会科学再去搞出什么院士，岂不是院士扫地？）自然科学有基金，他们就认为社会科学也应有基金。实际上此论差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固然都是科学，因而有相同、相通、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自然与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别。这表现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上的本质区别。从研究对象上看，自然科学研究可以做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分离，而社会科学研究却难以做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分离，研究对象是人或人的行为，研究者自己则是人的一分子。从研究方法上看，自然科学研究可以用化学试剂、可以用物理上的显微镜、可以用医学上的手术刀、可以用高温、高压或低温、低压，而社会科学却只能用抽象的分析方法。由此，设立自然科学基金是合适的。因为，一是研究对象比较清楚，这表现在可以用项目描述，比如歌德巴赫猜想，什么用作灯丝的材料，费马大定理，纳米材料应用，原子核裂变与聚变，合成材料，生物工程等，二是研究方法涉及到材料、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相反，设立社会科学基金（除去考古学、历史学）基本上是不合适的。因为，一是研究对象并不清楚。这表现在最终的研究成果究竟是什么事先无法预计，不可能预计有哪些突破。而计划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完成更是反科学的做法。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创立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这样的最终成果的，而是在不断的思考中逐步形成的，根本不可能事先设立一个任务明确的研究项目。二是研究方法是查阅资料（跑图书馆）、社会调查，可以不需要什么经费，至多有一点差旅费。如果马克思真的经常开着小汽车到工厂调查，恐怕写不出《资本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是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也许可以认为，钱多了并不利于社会科学研究。钱多了大概有利于政策、对策、决策研究、非社会科学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史上公认的重大理论成果几乎都不是在资助条件下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这么多年来，我没听说过有什么重大突破。这也许是一条社科研究规律。当然，现在搞社科研究已经比马克思时代好多了。首先，有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饿着肚子搞科研。其次，公立与民办大学都能保证教师的收入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社科基金的边际效用不大。而且从经济上讲，如果不用基金也能取得同样的成绩，则利润率更高。当然，不要基金资助，不等于不要奖励。对于成果突出的，应该且必须给予奖励（至于这笔奖励金如何使用，则是得奖者的私权，此处不作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资助类似于相马，奖励则类似于赛马，相马不一定确证千里马，但赛马一定会确证千里马。

社会科学研究中设立项目资助基金还有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风险，即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可能受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基金资助的项目中，其课题要求是明确的。比如必须制造出什么或证明出什么。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你几乎不可能事先提出明确要求。此时，课题申报人可能会提出预期要搞出一个理论成果以及具体研究方法。这样申报人的理论发现就可能在申报过程中失密、扩散，失去自己的知识产权。

鉴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鉴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虚大空从而过多过滥，鉴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运作过程引发更大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基本取消国家社科基金，只保留对考古学、历史学等极个别学科的资助，将国家社科基金改造为国家社科奖励基金，可谓中国的社科诺贝尔奖，大多数社科学科如需资助，由有关主管部门或社会基金解决。比如，宗教学由国家宗教局、党史党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经济由计委财政部等用户性部门负责，亦可由企业、贤达设立基金扶持。总之，尽力减少国家的介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需要切记：奖励的成果必须是10年以前的创制(这样有足够的检验时间)，奖励的过程必须是民主的，最好是民办的。否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而且会进一步阻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100872 北京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 顾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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