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政府对社会稳定问题再三强调的原因，除了前文提到的国际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新世纪，我们更提出了要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要走的路，既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走过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走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如前所述，我们要面对“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挑战；另外，我们还要面对在经济体制转轨引发的问题，要面对“在近二十年——即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新产生或变得更加复杂了的”问题的挑战。同时，我们还要面对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后工业化时期的特殊问题，譬如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的挑战。正像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日益融入世界市场之中，虽然这在总体上来说对中国有利，但它同时也将中国置于世界市场力量（比如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那些力量）的潜在不稳定性的影响之下。”

这里所讲的“社会福利”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福利或幸福指的是人们达到了某种客观的状态，如满足了基本需求”，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切旨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社会措施。社会福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资金层面，包括劳动收入、社会保障，等等；二是服务层面，包括增加就业、社会服务、医疗保健、公共设施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其目标是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对此，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在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保持人们平等享有社会服务，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以及建立保护穷人和易受伤害的人的方案，使社会上人人都分享到增长带来的好处。

借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社会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社会制度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内在制度，“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制度”。内在制度包括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二是外在制度，“外在制度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外在制度包括专门指令和程序性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其目标是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社会运行的秩序。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有四大功能：有效协调和建立信任、保护个人自主领域、防止和化解冲突。平衡权势和保护选择权。

图1[略]：社会稳定是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两个维度上的合力造就的

然而，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这两个维度上，中国目前都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在社会福利方面，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各类公共服务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社会制度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执法不力、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类事故频发，以及“黄、赌、毒”种种毒素正在腐蚀共和国的肌体。这些不安定因素如果任其发展，便难保没有积重难返、引发社会动乱之虞。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能指望一个完全没有“细菌”、“病毒”的纯粹洁净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在有污染的环境中保证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因此，研究的重点可能不应该放在如何使社会稳定，而要放在如何防止社会不稳定。因此我们要着重研究社会稳定的临界状态，有人称之为“社会预警”。

关于社会预警，国外有一些经验指标，但是，对当今世界的现实，尤其是中国的现状来说，它们可能又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譬如，常用的“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一般认为超过10%就会引发动乱，但现在许多发达国家仅失业率就在10—15%，也没有引起明显的社会动乱。因此我们产生一个疑问，单纯用客观指标来分析社会稳定问题可能不能达到目的的。

其实，在社会稳定的研究中，对与社会稳定相关的社会心理的折射作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社会心理往往像一面凸透镜，它会将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各种反应通过折射放大，进而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所以，研究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在社会稳定的研究中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本研究的重点将会偏向于研究公众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国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大众心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文献资料颇多。最常见的是江流、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人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从1994年问世以来，每年总有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报告。 近年来零点调查公司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如在《观察中国》一书发表的《1996—1997：中国都市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公众心态分析》，以后每年他们也都在继续这方面的调查。 上述这些报告都非常全面地分析了几乎所有与社会稳定相关的影响因素。

因为追求全面反映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要素，大多数调查研究报告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遗憾，这表现在他们大多是将所有的调查对象视为一个整体来作统计分析，而没有对调查资料作进一步开发。但是，因为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他们的心态也是各异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并不一定是受全体社会成员整体的心理影响，也不一定是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理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因为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本研究试图把重点放在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对一些社会热点或敏感问题的看法上。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如下：

1．研究社会稳定问题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防止社会不稳定上。

2．研究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因素，不能局限于可观察的客观指标，客观指标只是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外部因素。

3．研究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心理，即社会公众的心态，可能是找到防止社会不稳定的对策，进而完善我们的社会政策的捷径。

4．研究大众的社会心理，不求全面，而求公众反映最强烈的相关因素。这可以循着两条途径去探求，即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

5．研究公众的社会心理，不求全面，而需要了解各个主要的阶层和群体的心态，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穷的、易受伤害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

循着以上思路，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

1．根据对1994年以来的《社会蓝皮书》和其他一些与社会稳定相关的报告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中，以下问题是公众反应最为突出的。在社会福利方面，有就业难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的问题；在社会制度方面，有腐败问题、社会治安恶化的问题、老百姓缺乏安全感的问题。这些将是我们调查的重点。

2．在当前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中，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感受，贫穷的和易受伤害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感受，尤其是后者，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最大。因此要作为调查的重点。

根据以上研究框架，我们设计出调查问卷，在2001年7、8月间，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在对用随机的方法抽出的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崇文区、通州区和昌平县12个居委会中的600户居民实施了入户问卷调查。然后用计算机对调查问卷进行了数据处理。

三．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一次总体分析，我们将总体分析分为4个方面，首先是再证实以下我们所确定的调查重点。然后，是从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两条途径进行探讨，在社会福利领域，讨论是比较直接的，提出了一些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领域，讨论是间接的，最主要的考虑是贴近老百姓，而避免用空泛的政治术语。最后，是直接询问对阶级阶层问题的看法。其二是将所有的调查样本主要根据他们的职业状况分成12个阶层，即党政干部、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工人、农民、农民工、乡村管理者、离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然后按照总体分析所列出的4个方面，进行一次交互分类。再将各个阶层的统计分析结果与总体分析的结果以及在相互之间进行比较，并作出评论。

㈠．总体分析

作总体分析的目标是作出一个一般描述和分析，然后作为一个标准来评判与比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心态。以下的统计分析将分成4个方面进行，即：1．调查重点的再次证实；2．社会福利；3．社会制度；4．阶级阶层。

1．调查重点的再次证实

为了证实我们所确定的调查重点无误，我们向调查对象发问：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调查对象可以从“社会治安恶化”、“干群关系紧张”、“经济纠纷增加”、“人际关系紧张”、“信任缺乏”、“腐败”、“就业缺乏稳定”、“社会不公”、“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自然灾害”、“社会保障不健全”、“法轮功现象”、“重大事故”等13个指标中选择3项，并将它们按重要程度排序。

调查对象的第一选择主要集中在“腐败”（46%） 和“社会治安恶化”（22%）；调查对象的第二选择主要是“腐败”（23%）、“就业缺乏稳定”（16%）和“社会治安恶化”（14%）；调查对象的第三选择排在前5位的是“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17%）、“社会保障不健全”（13%）、“法轮功现象”（11%）和“就业缺乏稳定”（11%）。如果给第一选择打3分，第二选择打2分，第三选择打1分，那么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腐败”、“社会治安恶化”、“就业缺乏稳定”、 “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

以上的调查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基本吻合。

2．社会福利

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当让调查对象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经济形势作出判断时，认为“很好”的分别占5%、9%和26%；认为“比较好”的分别占26%、54%和43%；认为“一般”的分别占50%、33%和18%；认为“不太好”的分别占18%、4%和10%；认为“很不好”的分别占2%、1%和2%

当问到“您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时，回答“完全应该”的占17%，回答“应该”的占67%，回答“不太应该”的占13%，回答“完全不应该”的占3%。当问到“在您看来您所在的市县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时，回答“差距太小了”的占2%，回答“差距适中”的占22%，回答“差距太大了”的占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