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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公众心态与社会稳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北工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联合课题组 执笔:唐 钧、王 婴、张时飞、龚维斌 一.研究的背景 在发展中维持社会稳定的问题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直面而无法廻避的现实问题。国际经验表明,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到1000美元这样一个发展时期,是社会问题频发、因而也比较容易引发社会动乱的时期,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从这个国际经验出发,近年来,国际国内各类相关研究不断地提醒我们关注各类社会问题。世界银行在世纪之交发表的题为《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迄今为止这两个转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然而快速增长和结构变化在解决许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有不完全改革引起的时而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就业得不到保证;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社会不公平增加;难以削减的贫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它们会削弱持续增长,从而使中国的前景黯淡。”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题为《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与扶贫·1997》的报告中也同样提到:“中国也面临人类发展方面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中,有过去遗留下来的,也有在近二十年——即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新产生或变得更加复杂了的。其中最严峻的是诸如失业率不断增长、社会和经济的不公平的加剧、没有保障体系足以应付变化的条件、妇女承担了变化带来的不公平的负担,中国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和毁灭等问题带来的威胁。本报告出版之时,国企改革正举步维艰,它将使上述一些问题进一步恶化,陷入危机。” 在世界银行的另一份报告《共享增长的收入: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专门谈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对中国的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决策者应该为收入的两极分化担心吗?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严重的收入不均阻碍了增长,削弱了扶贫活动而且助长了社会紧张局面。中国的收入不均仍属中等。……但是,如果不加控制,中国收入不均的某些方面可能阻碍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在高速发展中维持社会稳定的问题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以后,由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而引发出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于是,社会稳定问题更被放到了一个突出的地位。2000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指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在2001年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再次强调,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他指出,这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在江泽民主席2001年发表的“七一讲话”中,专门论述了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全党同志和全国上下要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要求,努力实现‘十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始终注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 党和政府对社会稳定问题再三强调的原因,除了前文提到的国际经验以外,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新世纪,我们更提出了要在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要走的路,既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走过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正在走的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如前所述,我们要面对“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的挑战;另外,我们还要面对在经济体制转轨引发的问题,要面对“在近二十年——即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新产生或变得更加复杂了的”问题的挑战。同时,我们还要面对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后工业化时期的特殊问题,譬如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的挑战。正像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日益融入世界市场之中,虽然这在总体上来说对中国有利,但它同时也将中国置于世界市场力量(比如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那些力量)的潜在不稳定性的影响之下。” 综上所述,在新世纪,我们实际上是要继续三步并作一步走,而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稳的。正因为如此,维持一种动态中的稳定必然成为高速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二.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从社会学的立场看,当代中国所要追求的社会稳定并不是一种静态和固态的稳定,不是社会的凝滞不动;而是一种动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社会稳定就是要始终保持社会系统处于正常有序的运行状态,也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系统各个要素,譬如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均衡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所以,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是:以“稳定”的环境来求“发展”,又以“发展”为动力来促“稳定”。 从上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讲话和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社会福利,二是社会制度。也就是说,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福利两个维度上的合力来决定的。 这里所讲的“社会福利”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福利或幸福指的是人们达到了某种客观的状态,如满足了基本需求”,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切旨在改善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社会措施。社会福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资金层面,包括劳动收入、社会保障,等等;二是服务层面,包括增加就业、社会服务、医疗保健、公共设施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福利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其目标是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对此,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在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保持人们平等享有社会服务,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以及建立保护穷人和易受伤害的人的方案,使社会上人人都分享到增长带来的好处。 借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社会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共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而得以贯彻”。社会制度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内在制度,“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制度”。内在制度包括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正式化内在规则;二是外在制度,“外在制度被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外在制度包括专门指令和程序性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其目标是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社会运行的秩序。因此,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有四大功能:有效协调和建立信任、保护个人自主领域、防止和化解冲突。平衡权势和保护选择权。 图1[略]:社会稳定是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两个维度上的合力造就的 然而,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这两个维度上,中国目前都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在社会福利方面,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各类公共服务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在社会制度方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执法不力、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社会治安的恶化和各类事故频发,以及“黄、赌、毒”种种毒素正在腐蚀共和国的肌体。这些不安定因素如果任其发展,便难保没有积重难返、引发社会动乱之虞。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能指望一个完全没有“细菌”、“病毒”的纯粹洁净的发展环境,我们必须在有污染的环境中保证我们有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因此,研究的重点可能不应该放在如何使社会稳定,而要放在如何防止社会不稳定。因此我们要着重研究社会稳定的临界状态,有人称之为“社会预警”。 关于社会预警,国外有一些经验指标,但是,对当今世界的现实,尤其是中国的现状来说,它们可能又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譬如,常用的“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一般认为超过10%就会引发动乱,但现在许多发达国家仅失业率就在10—15%,也没有引起明显的社会动乱。因此我们产生一个疑问,单纯用客观指标来分析社会稳定问题可能不能达到目的的。 其实,在社会稳定的研究中,对与社会稳定相关的社会心理的折射作用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社会心理往往像一面凸透镜,它会将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各种反应通过折射放大,进而影响人们的情绪和行为。所以,研究大众对社会稳定的主观判断在社会稳定的研究中是十分重要和十分必要的。本研究的重点将会偏向于研究公众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国内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大众心理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的文献资料颇多。最常见的是江流、汝信、陆学艺、单天伦等人主编的《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从1994年问世以来,每年总有若干篇与此相关的研究报告。 近年来零点调查公司也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如在《观察中国》一书发表的《1996—1997:中国都市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公众心态分析》,以后每年他们也都在继续这方面的调查。 上述这些报告都非常全面地分析了几乎所有与社会稳定相关的影响因素。 因为追求全面反映影响社会稳定的诸多要素,大多数调查研究报告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遗憾,这表现在他们大多是将所有的调查对象视为一个整体来作统计分析,而没有对调查资料作进一步开发。但是,因为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他们的心态也是各异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造成社会不稳定乃至社会动乱并不一定是受全体社会成员整体的心理影响,也不一定是受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理影响。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因为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本研究试图把重点放在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对一些社会热点或敏感问题的看法上。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如下: 1.研究社会稳定问题的重点应该放在如何防止社会不稳定上。 2.研究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因素,不能局限于可观察的客观指标,客观指标只是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外部因素。 3.研究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社会心理,即社会公众的心态,可能是找到防止社会不稳定的对策,进而完善我们的社会政策的捷径。 4.研究大众的社会心理,不求全面,而求公众反映最强烈的相关因素。这可以循着两条途径去探求,即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 5.研究公众的社会心理,不求全面,而需要了解各个主要的阶层和群体的心态,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穷的、易受伤害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 循着以上思路,我们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 1.根据对1994年以来的《社会蓝皮书》和其他一些与社会稳定相关的报告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中,以下问题是公众反应最为突出的。在社会福利方面,有就业难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的问题;在社会制度方面,有腐败问题、社会治安恶化的问题、老百姓缺乏安全感的问题。这些将是我们调查的重点。 2.在当前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中,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感受,贫穷的和易受伤害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感受,尤其是后者,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最大。因此要作为调查的重点。 根据以上研究框架,我们设计出调查问卷,在2001年7、8月间,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北京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民政部管理干部学院在对用随机的方法抽出的北京市东城区、朝阳区、崇文区、通州区和昌平县12个居委会中的600户居民实施了入户问卷调查。然后用计算机对调查问卷进行了数据处理。 三.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分成两个部分,其一是对所有的数据进行一次总体分析,我们将总体分析分为4个方面,首先是再证实以下我们所确定的调查重点。然后,是从社会福利和社会制度两条途径进行探讨,在社会福利领域,讨论是比较直接的,提出了一些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领域,讨论是间接的,最主要的考虑是贴近老百姓,而避免用空泛的政治术语。最后,是直接询问对阶级阶层问题的看法。其二是将所有的调查样本主要根据他们的职业状况分成12个阶层,即党政干部、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工人、农民、农民工、乡村管理者、离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然后按照总体分析所列出的4个方面,进行一次交互分类。再将各个阶层的统计分析结果与总体分析的结果以及在相互之间进行比较,并作出评论。 ㈠.总体分析 作总体分析的目标是作出一个一般描述和分析,然后作为一个标准来评判与比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心态。以下的统计分析将分成4个方面进行,即:1.调查重点的再次证实;2.社会福利;3.社会制度;4.阶级阶层。 1.调查重点的再次证实 为了证实我们所确定的调查重点无误,我们向调查对象发问: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调查对象可以从“社会治安恶化”、“干群关系紧张”、“经济纠纷增加”、“人际关系紧张”、“信任缺乏”、“腐败”、“就业缺乏稳定”、“社会不公”、“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自然灾害”、“社会保障不健全”、“法轮功现象”、“重大事故”等13个指标中选择3项,并将它们按重要程度排序。 调查对象的第一选择主要集中在“腐败”(46%) 和“社会治安恶化”(22%);调查对象的第二选择主要是“腐败”(23%)、“就业缺乏稳定”(16%)和“社会治安恶化”(14%);调查对象的第三选择排在前5位的是“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17%)、“社会保障不健全”(13%)、“法轮功现象”(11%)和“就业缺乏稳定”(11%)。如果给第一选择打3分,第二选择打2分,第三选择打1分,那么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腐败”、“社会治安恶化”、“就业缺乏稳定”、 “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 以上的调查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基本吻合。 2.社会福利 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当让调查对象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经济形势作出判断时,认为“很好”的分别占5%、9%和26%;认为“比较好”的分别占26%、54%和43%;认为“一般”的分别占50%、33%和18%;认为“不太好”的分别占18%、4%和10%;认为“很不好”的分别占2%、1%和2%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总体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比较乐观的,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持积极评价的比重从31%到63%到69%,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持消极评价的也分别有20%、5%和12%,这些数字似乎不容忽视,尤其是对现在经济形势的消极评价较90年代更高。
图2:对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经济形势的评价 ⑵.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与预期。 当问到“与1995年相比您现在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时,回答“好了许多”的占42%,回答“好了一点”的占34%,回答“几乎一样”的占12%,回答的“差了一点”占7%,回答“差了许多”的占5%。当问到“您认为您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会不如现在”时,回答“会比现在好许多”的占40%,回答“会比现在好一点”的占39%,回答“几乎一样”的占13%,回答“会比现在差一点”的占6%,回答“会比现在差许多”的占2%。 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自己的生活,与5年前相比,积极评价超过四分之三;对今后的预期,积极评价也占五分之四。因此,就调查总体而言,可以说对自己的生活的评价与预期是乐观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分别还有12和8个百分点的调查对象对自己的生活的评价和预期不怎么乐观,这个持消极态度的社会群体从数量上来说是不容忽视的。
图3:对自己的生活的评价和预期 ⑶.对收入差距的看法 当问到“您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时,回答“完全应该”的占17%,回答“应该”的占67%,回答“不太应该”的占13%,回答“完全不应该”的占3%。当问到“在您看来您所在的市县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时,回答“差距太小了”的占2%,回答“差距适中”的占22%,回答“差距太大了”的占76%。 这一组调查数据很有意思,反映了调查总体的一种矛盾心理。从道理上说,84%的人都认为一个社会应该存在收入差距;但具体到自己身边的现实生活中,又有76%以上的人认为差距太大了。这提醒我们,调查总体虽然倾向于承认收入差距,但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限,至少是对目前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不认可。 ⑷.对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评价 当征求调查对象对“工资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9%,认为“会有好处”的占53%,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38%。当征求调查对象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9%,认为“会有好处”的占66%,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25%。当征求调查对象对“医疗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36%,认为“会有好处”的占35%,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29%。当征求调查对象对“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14%,认为“会有好处”的占40%,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46%。 以上的调查数据表明,认为工资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自己“有好处”的大有人在,分别占到53%、40%和66%;但是,也有9%、14%和9%的人感觉到“有损失”,这个社会群体的感受和心态我们也不能忽视。另外,对于医疗制度改革认为“有损失”和“有好处”的人基本相等,而且超过了三分之一,这个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图4:对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评价 3.社会制度 ⑴.对社会形势的判断 当让调查对象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社会形势作出判断时,认为“很好”的分别占9%、6%和16%;认为“比较好”的分别占44%、36%和34%;认为“一般”的分别占37%、40%和23%;认为“不太好”的分别占10%、17%和21%;认为“很不好”的分别占1%、2%和6%。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总体对社会形势的判断虽然也比较乐观,持积极评价的比重从53%到42%到50%,但对现在的评价高于90年代却低于80年代。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上升,从11%、19%到27%,尤其是对现在的消极评价已经将近3成,必须引起注意。
图5:对社会形势的判断 ⑵.对高收入者的看法 当问到“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哪三种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时,每个调查对象可以在“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当官的人”、“有资产的人”、“”、“脑子聪明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胆大敢干的人”、“吃苦耐劳的人”等9项指标中作出3种选择,并将它们排序。在第一选择中,调查对象的选择集中在“有文化有学历的人”(45%)和“当官的人”(44%)。在第二选择中,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当官的人”(30%)、“有资产的人”(18%)、“有社会关系的人”(17%)和“有技术专长的人”(13%)。在第三选择中,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家庭背景硬的人”(23%)、“有技术专长的人”(23)、“胆大敢干的人”(16%)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有14%)。如果给第一选择打3分,第二选择打2分,第三选择打1分,那么排在前6位的依次是 “当官的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资产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 当问到“您认为应该是哪三种人获得高收入”时,每个调查对象还是在“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当官的人”、“有资产的人”、“有社会关系的人”、“脑子聪明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胆大敢干的人”、“吃苦耐劳的人”等9项指标中作出3种选择,并将它们排序。在第一选择中,调查对象的选择高度集中在“有文化有学历的人”身上(78%)。在第二选择中,调查对象的选择相对集中在 “有技术专长的人”(48%)。“脑子聪明的人”(16%)、“有资产的人”(10%)和“当官的人”(9%)也由一定的票数。在第三选择中,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吃苦耐劳的人”(44%)、“有技术专长的人”(24%)、“胆大敢干的人”(10%)和“脑子聪明的人”(7%)。如果给第一选择打3分,第二选择打2分,第三选择打1分,那么排在前6位的依次是“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吃苦耐劳的人”、“脑子聪明的人”、“有资产的人”、“当官的人”。 这两组数据更有意思。它们可以与上述有关“收入差距”的那一组数字互为印证。在被调查总体选择排在前6位的“最容易获得高收入”人和“最应该获得高收入”的人中,有4种人是一致的,即“当官的人”、“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有资产的人”和 “有技术专长的人”,但排列的顺序不一样,这反映了改革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分配方面的权重不相上下。但是与调查总体所期望的相比,“权利资本” 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权重显然超过了调查总体的认可。这还反映在“有社会关系的人”、“家庭背景硬的人”容易得到高收入而调查总体却不怎么赞同。而在调查总体看来,“吃苦耐劳的人”、“脑子聪明的人”应该得到高收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然。 ⑶.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 当问到“您认为当前我国‘最不公平’、‘第二不公平’和‘第三不公平’的现象是哪些”时,对问卷列出的“因性别造成的不公平”“因年龄造成的不公平”、“因学历造成的不公平”、“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因阶级阶层造成的不公平”、“因单位造成的不公平”、“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因地区造成的不公平”、“因家庭出身造成的不公平”、“因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公平”、“因所有制造成的不公平”等12种现象,调查对象的第一选择排在前6位的是“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30%)、“因学历造成的不公平”(14%)、“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9%)、“因单位造成的不公平” (8%)、“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8%)、“因阶级阶层造成的不公平”(8%)。调查对象的第二选择排在前6位的是“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22%)、“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14%)、“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13%)、“因学历造成的不公平”(12%)、“因单位造成的不公平”(9%)和“因阶级阶层造成的不公平”(8%); 调查对象的第三选择排在前6位的是“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16%)、“因学历造成的不公平”(11%)、“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10%)、“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10%)、“因单位造成的不公平”(10%)和“因地区造成的不公平”(9%)。如果给第一选择打3分,第二选择打2分,第三选择打1分,那么排在前6位的依次是“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因学历造成的不公平”、“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因单位造成的不公平”、“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和“因阶级阶层造成的不公平”。 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总体的选择中,对“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的强烈反映是最为一致的,在第一选择、第二选择和第三选择中它都排在第一位。“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因单位造成的不公平”和“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的入选,并且排在第三、第四、第五的位子上,反映了“两个转变”时期的特殊现象,应该说,这种不公平是计划经济体制惯性造成的。“因学历造成的不公平”是近年来凸现的,当学历成为最重要的资本之一而实际的素质和能力反而被忽视时,考虑到中国高等教育的严重短缺,由学历划出的小圈子就是不公平的了。近年来,中国的阶级阶层正在重新组合之中,现代社会是鼓励社会流动的,而当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路径变得越来越窄,关卡越来越多时,不公平也就愈演愈烈了。当社会流动的路径完全被堵塞时,动态的阶层就变成了静态的阶级,这可能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 ⑷.对近年来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的看法 当征求调查对象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13%,认为“会有好处”的占33%,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54%。 当征求调查对象对“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4%,认为“会有好处”的占57%,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39%。 当征求调查对象对“精简政府机构”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4%,认为“会有好处”的占49%,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47%。 当征求调查对象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1%,认为“会有好处”的占51%,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48%。 当征求调查对象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评价时,认为“会有损失”的占3%,认为“会有好处”的占34%,认为“没有好处或损失”的占63%。 对与老百姓日常生活距离比较远的“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精简政府机构”和“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有好处”的人都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认为“有损失”的人极少;对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认为“有好处”的人就大大下降了(三分之一),而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对自己“会有损失”的人占到13%,也应该引起重视。
图6:对近年来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的看法 4.阶级阶层 ⑴.对阶层之间的差别的看法 当问到“您认为阶层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些方面”时,每个调查对象可以在“金钱财富”、“社会地位”、“权力”、“教育水平”、“家庭出身”、“职业”、“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住房”、“道德修养”等10项指标中作出三种选择,并将它们排序。在第一选择中,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金钱财富”(50%)、“权力”(18%)、“社会地位”(11%)和“教育水平”(8%)。在第二选择中,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社会地位”(25%)、“权力”(20%)、“金钱财富”(9%)和“教育水平”(9%)。在第三选择中,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权力”(19%)、“社会地位”(17%)、“住房”(13%)和“消费水平”(有10%)。如果给第一选择打3分,第二选择打2分,第三选择打1分,那么排在前6位的依次是“金钱财富”、“权力”、“社会地位”、“教育水平”、“消费水平”和“住房”。 在当前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社会阶层正在解体,而新的社会阶层甚至阶级正在形成。而调查总体用以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可以划为两个层次:一是较为抽象的,如“金钱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二是较为具体的,如“教育水平”、“消费水平”和“住房”。而较为抽象的三个标准列在前3位,“金钱财富”则超越了“权力”被列在首位,它既表明了一种社会的追求,也表明了各阶层的差距的根本。 ⑵.对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的看法 当问到“您认为阶层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时,有54%的人认为“部分阶层之间有利益冲突”,有29%的人认为“所有阶层之间都有利益冲突”,有17%的人认为“所有阶层之间都没有利益冲突”。 虽然持“部分”说(54%)的大于持“全部”说(29%)的,但阶层和阶级之间有利益冲突还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可,而事实上这种利益冲突也确实客观存在。这种阶层之间利益冲突怎样被控制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限度之内,是制定政策的人们必须认真考虑的事了。
图7:对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的看法 ㈡.分层分析 在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再进行分层分析,即将定量分析尽可能地与具体的社会阶层结合起来。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心态作出更为详尽的描述,有助于我们把握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来龙去脉,这对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设计将是很有用的。为了进行比较,分层分析与总体分析一样,也分成四个部分:1.调查重点的再次证实;2.社会福利;3.社会制度;4.阶级阶层。 1.调查重点的再次证实 关于调查重点,在前四位的选择上,社会各阶层的看法与调查总体非常相近,即大多选择了“腐败”、“社会治安恶化”、“就业缺乏稳定”和“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见表1): 表1: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严重的问题是哪些?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除了农民工以外,社会各阶层都把“腐败”问题列在首位。而农民工可能是由于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他们将社会治安问题看得更重,而将“腐败”问题放到了第二位。社会各阶层这么一致的选择,说明腐败问题真是老百姓深痛疾恶的。 “社会治安恶化”被大多数社会阶层列在第二位,看来老百姓普遍需要更多的安全感,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给老百姓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心理感受。经理人员将“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放到了第二位,可能与他们的“责、权、利”的不对等并对他们造成威胁有关,因此他们宁可将“社会治安恶化”下放到第三位。下岗失业人员也将“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放到第二位,可能是因为他们更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工作岗位的竞争上处于劣势。私营企业主将“干群关系紧张”放在第二位,可能是对来自政府机构的压力感受更深。 “就业缺乏稳定”被半数社会阶层列为第三位,看来对这个“21世纪初中国的最大难题”,老百姓已经给予特别的关注。社会弱势阶层,如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看重这个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但从调查数据看,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个体经营者和乡村管理者也已经感觉到就业不稳定的威胁。而党政干部和办事人员都把“社会保障不健全”放在第三位,实际上很可能是从他们的工作考虑出发对就业不稳定的呼应。私营企业主将“社会不公”放在第三位,农民工把“干群关系紧张”放在第三位,可以联系到他们在社会上获得的社会支持不够。农民把“法轮功”现象放在第三位,可能与法轮功对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危害更大有关。 半数以上的社会阶层将“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放到第四位,而且明显为处于弱势的社会阶层所看重,可能是因为这种提法可以理解得很宽泛,譬如社会保障问题、贫困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等等似乎都可以理解为“权益没有保障”,所以这个指标被选择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而到具体的问题上选择反而倒分散了。党政干部、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放在第四位的是“社会不公”,其实可以理解为“权益没有保障”的另一种提法,前两者可能还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而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切身体会。经理人员担忧“经济纠纷增加”和私营企业主担忧“人际关系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下岗失业人员在第四位上放上了“社会治安恶化”。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最严重的问题,社会各阶层的看法基本一致,并且与总体分析的结论也基本上相一致,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第二是“社会治安恶化”、第三是“就业缺乏稳定”、第四是“老百姓权益没有保障”。这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四大问题。 2.社会福利 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在这里,我们把各阶层对经济形势的主观感受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之一来看待。从统计数据看,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各阶层之间差异较大(见表2—表4)。 表2:请您对我国80年代的经济形势作出评价。
表1表明:除了乡村管理者和个体经营者,大多数社会阶层对80年代经济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多在二成到四成之间。对80年代经济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31%)及以上的阶层有:乡村管理者(72%)、个体经营者(61%)、下岗失业人员(36%)、工人(35%)、专业技术人员(34%)和离退休人员(32%)。另有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农民略低于平均数6个百分点。对80年代经济形势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20%)及以上的阶层有农民(27%)、办事人员(24%)和工人(20%)。另有专业技术人员、党政干部、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略低于平均数3—5个百分点。 表3:请您对我国90年代的经济形势作出评价。
表3表明:所有的社会阶层对90年代经济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都在四成以上。对90年代经济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61%)及以上的阶层有:乡村管理者(86%)、个体经营者(84%)、党政干部(79%)、农民工(73%)、离退休人员(68%)、经理人员(64%)、专业技术人员(64%)和工人(61%)。另外,还有农民(60%)和办事人员(57%)略低于平均数。对90年代经济形势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5%)及以上的阶层有:私营企业主(20%)、下岗失业人员(9%)、经理人员(7%)、农民(6%)和工人(6%)。 表4:请您对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作出评价。
表4表明:除了下岗失业人员,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都在六成以上。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68%)及以上的阶层有:专业技术人员(81%)、私营企业主(80%)、党政干部(78%)、个体经营者(77%)、农民工(77%)、农民(77%)、离退休人员(74%)、经理人员(74%)和乡村管理者(72%)。另外,还有办事人员略低于平均数2个百分点。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12%)及以上的阶层有:下岗失业人员(30%)、私营企业主(20%)、工人(15%)、个体经营者(14%)和农民(12%)。 对于经济形势,从与调查总体的平均值的比较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现在,持积极评价的调查样本的比重越来越大,涉及到的阶层也越来越多。可以说,社会各阶层的判断总的倾向是积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消极因素也在增长。农民和工人中有一部分人对经济形势从80年代至今一直不看好,他们可能是在改革中社会经济地位受到一定冲击的那一部分人。工人中对目前的经济形势作积极判断的比重缩小,也说明他们从自身的生活体验中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除了农民和工人外,对90年代至今的经济形势持消极评价较多的则增加了私营企业主和下岗失业人员,而对现在的经济形势持消极评价较多的又增加了个体经营者,这都是应该加以关注的。下岗失业人员对目前的评价持消极态度的上升至三成,则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 ⑵.对自己生活的评价与预期 当问被调查者对生活的评价与预期时,各阶层回答各异。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各个阶层得失大不一样,主观感受也就很不一样。(见表5、表6)。 表5:与1995年相比您现在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从表5中可以看到:除了下岗失业人员外,其他社会阶层持积极评价的比重至少也接近六成。社会各阶层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76%)及以上有:乡村管理者(100%)、农民工(100%)、农民(89%)、专业技术人员(89%)、党政干部(87%)、办事人员(82%3个百分点。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12%)及以上的阶层有:下岗失业人员(45%)、私营企业主(20%)和工人(15%)。另外,还有离退休人员、个体经营者和办事人员略低于平均数2—3个百分点。 表6:您认为您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会不如现在?
从表6中可以看到,除了私人企业主和下岗失业人员以外,其他社会各阶层对5年后的生活持积极评价的比重都在六成以上。社会各阶层对5年后的生活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79%)及以上的有:乡村管理者(100%)、农民工(100%)、办事人员(97%)、农民(89%)、党政干部(87%)、专业技术人员(82%)和个体经营者(82%)。另外,还有工人略低于平均数3个百分点。对今后的评价持消极态度的比重在平均数以上者(8%)的有私营企业主(20%)、经理人员(14%)、工人(10%)和下岗失业人员(9%)。另外,还有个体经营者(6%)和离退休人员(6%)略低于平均数。 从调查数据看,对于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预期,绝大部分社会阶层都是持乐观的态度的。但是,资本(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劳动(工人、下岗失业人员)双方对现在生活的稍嫌不满以及未来信心不足,前者可能是与对中国企业加入WTO以后的前景不明朗有关,后者则是因为已经感受到丧失劳动机会的压力。尤其是在下岗失业人员中,90年代中期以来,竟然有四成半的被调查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有6%的被调查者认为今后年中还会“差许多”,这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⑶.对收入差距的看法 人们对收入差距的认可程度和容忍程度如何,对今后的改革进程影响很大。在这个问题上,各阶层的认可度和容忍度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表7、表8)。 表7:您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
从表7看,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对“收入有差距”持肯定态度的人的比重都在五成以上。对“收入有差距”持肯定态度的比重在平均数(84%)及以上的阶层有:党政干部(97%)、经理人员(93%)、专业技术人员(92%)、办事人员(92%)、农民工(90%)、个体经营者(89%)、下岗失业人员(88%)和农民(86%)。另外,还有离退休人员(83%)和工人(79%)略低于平均数。对“收入有差距”持否定态度的比重在平均数(16%)的以上的阶层有:乡村管理者(43%)、私营企业主(40%)、个体经营者(23%)、工人(21%)和离退休人员(18%)。另外,还有农民(14%)、下岗失业人员(12%)和农民工(10%)略低于平均数。 表8:在您看来您所在的市县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
在触及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实时,差不多所有的阶层中认为“差距太大”的人都在五成半以上。认为“差距太大”的比重在平均数(76%)及以上的阶层有:经理人员(87%)、私营企业主(80%)、工人(84%)、离退休人员(78%)和下岗失业人员(76%)。另外,还有个体经营者(72%)、农民(71%)、专业技术人员(70%)和农民工(70%)略低于平均水平4—6个百分点。认为“差距太小”的比重在平均数(2%)及以上的阶层有:办事人员(5%)、个体经营者(5%)、专业技术人员(3%)、工人(2%)和离退休人员(2%)。 在收入差距问题上,我们以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一是“认可度”(“应该有差距”),二是“容忍度”(“可以接受的差距”)。所有的阶层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其一是认可度较大而容忍度又有限的,如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经营者、农民、农民工、乡村管理者和离退休人员,其中尤以离退休人员的态度反差最大;其二是认可度和容忍度都比较小,如工人和下岗失业人员,这从他们目前的社会经济地位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其三是认可度和容忍度也比较小,但对比其社会经济地位,其态度似乎有矛盾,如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这说明收入差距拉开实际上对他们形成了很大压力。 ⑶.对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评价 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政府政策行为。因此考量在这些改革中哪些阶层会受益,哪些阶层会受损,很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各个阶层的回答差别很大(见表9—表11)。 表9:在工资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表9显示,除了乡村管理者置身度外,其他的社会阶层分成了两个层次:一部分是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在五成到九成的,其余的都在二、三成上下。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53%)及以上的阶层有:党政干部(90%)、办事人员(74%)、专业技术人员(71%)、农民(58%)和离退休人员(53%),工人略低于平均数3个百分点。在工资改革中,认为自己会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9%)及以上的阶层有:农民工(25%)、工人(14%)、离退休人员(9%)和下岗失业人员(9%)。另有办事人员略低于平均数3个百分点。 表10: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表10显示,除了乡村管理者和个体经营者,其他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五成到八成以上。认为对自己会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66%)及以上的阶层有:党政干部(89%)、办事人员(82%)、专业技术人员(77%)、农民(76%)和离退休人员(71%),工人略低于平均数4个百分点。认为自己会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9%)及以上的阶层有:农民工(14%)、工人(13%)、下岗失业人员(13%)和离退休人员(10%)。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略低于平均数1—2个百分点。 表11:在医疗制度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表11显示,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的社会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接近三成到七成以上。在医疗制度改革中,认为自己会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35%)以上的有乡村管理者(75%)、农民(61%)、农民工(50%)、党政干部(48%)、私营企业主(40%)和专业技术人员(35%),另外,略低于平均数的还有经理人员(33%)、办事人员(33%)、工人(32%)和下岗失业人员(32%)。在医疗制度改革中,认为自己会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36%)以上的有离退休人员(50%)、工人(46%)、办事人员(45%)、专业技术人员(39%)和党政干部(38%)。另外,还有下岗失业人员低于平均数4个百分点。 表12:在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表12显示,对于这个问题,除了离退休人员以外,其他的社会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接近三成到七成。在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中,认为自己会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40%)及以上的阶层有:农民(69%)、党政干部(67%)、私营企业主(60%)、办事人员(53%)、乡村管理者(50%)、专业技术人员(42%)、下岗失业人员(42%)、个体经营者(40%)和农民工(40%)。在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中,认为自己会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14%)以上的阶层有:工人(20%)和农民工(20%),另外,办事人员(13%)和专业技术人员(11%)也与平均数极为相近。 近年来,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上述调查数据和分析看,除了医疗制度改革之外,其他改革都得到大多数阶层的肯定。但是,也要看到,改革结果对相对弱势的阶层——离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并不利。而医疗制度的改革则使一般工薪阶级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看来这些方面的政策还有进一步斟酌和改进的必要。 3.社会制度 ⑴.对社会形势的判断。 在这里,我们把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形势的褒贬作为社会制度运行的结果之一来看待。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一样,对社会形势的判断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见表13—表15)。 表13:请您对我国80年代的社会形势作出评价。
表13表明:所有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接近四成到七成以上。对80年代社会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53%)及以上的阶层有:私营企业主(75%)、党政干部(64%)、工人(62%)、离退休人员(58%)、乡村管理者(58%)和专业技术人员(54%),另有下岗失业人员略低于平均数6个百分点。对80年代的社会形势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11%)及以上的阶层有:经理人员(23%)、农民工(23%)、办事人员(16%)和下岗失业人员(13%),另外,离退休人员略低于平均数1个百分点。 表14:请您对我国90年代的社会形势作出评价
表14表明:对于这个问题,除了农民工以外,几乎所有社会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接近三成到七成以上。对90年代的社会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42%)及以上的阶层有:乡村管理者(72%)、农民(51%)、专业技术人员(47%)、离退休人员(43%)和党政干部(42%)。另有办事人员(39%)、私营企业主(40%)、工人(39%)、个体经营者(36%)和下岗失业人员(36%)略低于平均数2—6个百分点。对90年代的社会形势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19%)及以上的阶层有:私营企业主(40%)、个体经营者(19%)、工人(21%)、农民(21%),另有下岗失业人员(18%)、办事人员(18%)、党政干部(18%)、离退休人员(17%)、专业技术人员(15%)、经理人员(14%)和乡镇管理者(14%)略低于平均数。 表15:请您对我国现在的社会形势作出评价。
表15表明:对于这个问题,所有社会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接近三成到七成以上。对现在的社会形势持积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50%)及以上的阶层有:乡村管理者 (72%)、农民工(67%)、专业技术人员(62%)、党政干部(60%)和经理人员(53%),另有农民(52%)、离退休人员(52%)、个体经营者(48%)和工人(47%)略低于平均数。对现在的社会形势持消极评价的比重在平均数(27%)及以上的阶层有:私营企业主(40%)、下岗失业人员(35%)、离退休人员(32%)和工人(31%),另有农民(26%)、办事人员(25%)、党政干部(24%)和专业技术人员(21%)略低于平均数。 对社会形势的评价,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现在,总的趋势是持积极评价的人数超过平均数和略低于平均数的社会阶层数量上都在半数上下,勾勒出一条比较平缓的曲线。同时,对社会形势持消极评价的社会阶层的数量在平均数以上的变化也不是很大,但是,变化大的是略低于平均数的社会阶层,评价80年代时只有1个,评价90年代时和评价现在时分别为7个和4个。看来对90年代社会形势的评价较低,对现在又有回升。在评价社会形势时,私营企业主、下岗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工人这几个阶层中持消极评价的人数较多,常常会在10—20%左右,应该引起关注。 ⑵.对高收入者的看法 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社会各阶层对当前的收入分配是颇有微词的,。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人们对当今社会中事实上的和理想中的高收入者的态度。 表16: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哪几种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
这个问题是让人们选择事实上的高收入者,“当官的人”和“有文化、有学历的人”稳占前两位。大多数社会阶层还是把“当官的人”放在第一位,把“有文化、有学历的人”放在第二位。只有个体经营者、农民和农民工把次序颠倒了一下,这也许是因为“官”与他们的距离要相对更远一点并且隔了一层。当然,这两个指标并不对立,而是有其一致性。因为在当前的社会中,没有文化没有学历就已经很难当上官了。有半数的社会阶层,包括经理人员、办事人员、个体经营者、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失业人员,都把“有技术专长的人”列在第三位,而工人和离退休人员则把“有社会关系的人”放在第三位,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则将“有资产的人”放在第三位,只有乡村管理者将“胆大敢干的人”放到了第三位。放在第四位的,主要由“有社会关系的人”和“有资产的人”平分秋色,前者得到党政干部、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的支持,后者得到工人、农民、农民工和离退休人员的青睐。专业技术人员和私营企业主投了“有技术专长的人”的票,但个体经营者和乡村管理者把这个位置给了“脑子聪明的人”。 表17:您认为应该是哪三种人获得高收入
这个问题是让人们选择理想中的高收入者,所有的社会阶层众口一词地把“有文化有学历的人”和“有技术专长的人”推到了第一位和第二位。在第三和第四的位置上,也是“吃苦耐劳的人”(第三位—5次;第四位—3次)和“脑子聪明的人”(第三位—3次;第四位—6次)占据了上风,在这两个位置上得到提名的还有“有资产的人”(第三位—3次)、“当官的人”(第四位—2次)、“有社会关系的人”(第三位—1次)和“胆大敢干的人”(第四位—1次) 从分层统计的结果看,对高收入者“现实的选择”和“理想的选择”差距之大,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这提醒我们,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其一,社会上的一般意识是“当官的人”肯定“升官发财”,但这种价值观念却仍然不为当今中国社会所容,目前这种观念只有在经理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中还有市场。其二,在现实中,很多人都认为“有资产的人”可以发大财。但要论价值观念,资本、劳动和技术这三个基本的经济要素,为国人认可的第一是技术、第二是劳动,而资本却只为少数社会阶层,如经理人员、办事人员、乡村管理者所认可。其三,虽然在社会上利用社会关系来赚钱发财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这种价值观念仍然要被打入另册。以上几个问题,实际上都隐含着现实存在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是潜在的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 ⑶.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 对社会不公平的认识和评价,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社会不公平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通过人们心理上的折射被放大或缩小,而这种心理折射又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关。下面,且看社会各阶层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表态的: 表18:您认为当前我国最不公平的现象是哪些?
很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把“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不约而同地放到了第一位。但是在后三位的排列中,就比较乱了,这恐怕说明了各阶层实际上的利益不一致。其中被多个社会阶层选择的只有“因学历造成的不公平”(第二位—4次,第三位—3次,第四位—4次)。另外,在第二位的“单位”,在第三位的“职业”,在第四位的“行业”都被选中3次。还有,在第二位的“阶层”、“单位”,在第三位的“户籍”、“地区”,都被选择2次。其他的,如在第二位的“行业”、在第三位的“单位”和“阶层”以及在第四位的“年龄”、“性别”、“地区”、“阶层”和“职业”都在各自位置上被选中1次。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大的不公平莫过于“因权力造成的”了,这是所有的社会阶层一致公认的,所以权力的滥用是中国社会的第一大隐患。重学历而不重实际才能因而造成不公平,是近年来蔓延开来的一种“时尚”,但是高学历在中国毕竟奇货可居,所以尽管几乎所有的社会各阶层(除了私营企业主)都对此不满,但也只能在嘴上嘟嘟囔囔而已,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则可能会造成很大危害。“单位”、“职业”和“行业”所造成的不公平又是一个层次,但他们所表达的意义极为相近,如果这种不公平是由于垄断而造成的,那么它实际上还是与权力相关;如果是市场造成的,那么实际上这种不平等(不是“不公平”)可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其他的被少数社会阶层选中的“阶层”、“户籍”和“地区”,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先天”的特点,因此最主要的是在政策上不要使它们形成一种社会排斥的壁垒。 ⑷.对近年来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的看法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制度改革的涉及面也逐步拓宽,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政府精简机构和户籍制度改革是上个世纪后半期推出的社会影响很大的改革措施。社会各阶层对此的看法又是如何呢?(见表19—表22) 表19: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除了私营企业主和乡村管理者认为与己无关以外,其他的社会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部分在四成以上,其余的都在二、三成上下。认为国企改革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33%)及以上的阶层有:党政干部(65%)、经理人员(40%)、专业技术人员(36%)、农民(58%)和农民工(33%),另外工人(32%)、离退休人员(32%)、个体经营者(29%)和下岗失业人员(27%)略低于平均数1—6个百分点。认为对自己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13%)及以上的阶层有:下岗失业人员(18%)、工人(17%)、离退休人员(14%)个体经营者(14%)和专业技术人员(13%) 表20:在教育科技体制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除了私营企业主,其他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可分成两个层次:一部分在七到八成,其他的都在五成上下。认为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57%)及以上的阶层有:农民(81%)、办事人员(76%)和党政干部(72%),另外,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略低于平均数3—5个百分点。认为对自己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4%)及以上的阶层有:农民工(25%)、办事人员(7%)、专业技术人员(6%)、个体经营者(6%)和工人(5%)。 表21:在精简政府机构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除了乡村管理者不置可否以外,农民工和私营企业主的比重也比较低,其他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四成到七成以上。认为精简政府机构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49%)及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农民(73%)、党政干部(68%)、下岗失业人员(52%)、工人(51%)、经理人员(50%)和办事人员(50%),另有离退休人员(46%)、专业技术人员(43%)和个体经营者(43%)略低于平均数。认为对自己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4%)及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农民工(25%)、办事人员(11%)专业技术人员(8%)和个体经营者(7%),另有工人和离退休人员略低于平均数1—2个百分点。 表22: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有趣的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居然与上个问题差不多,乡村管理者还是不置可否,农民工和私营企业主的比重也还比较低(二成上下),其他社会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都在四成到八成。认为精简政府机构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51%)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办事人员(81%)、党政干部(73%)、经理人员(67%)和农民(68%),另有工人(49%)、离退休人员(46%)和下岗失业人员(45%)略低于平均数。认为精简政府机构对自己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1%)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农民工(25%)、工人(2%)和离退休人员(2%)。 表23:在户籍制度改革中,您将会获得好处或有所损失?
对于这个问题,除了私营企业主和乡村管理者,其他的社会阶层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明显分成两个层次:在六成到七成的有农民、农民工和个体经营者,其他的都在二成到四成以上。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对自己有好处的比重在平均数(34%)以上的社会阶层有个体经营者(68%)、农民(68%)、农民工(60%)、办事人员(48%)、党政干部(43%)、下岗失业人员(42%)和专业技术人员(35%)。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对自己有损失的比重在平均数(3%)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农民工(20%)、工人(5%)和离退休人员(6%)。 上述种种改革虽然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一定的距离或不那么直接,但是大多数社会阶层还是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的。然而,还是有一部分人人认为这些改革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事实上可能也是如此。尤其是社会上的相对弱势阶层,如下岗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农民工等等,甚至有时还包括工人、个体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对各项改革可能会抱有疑虑,甚至有一种恐惧感。对于他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决策者不能不重视。 4.阶级阶层 ⑴.对阶层之间的差别的看法 阶层之间的差别也可以理解成阶层之间的划分界限,关于这个问题社会各阶层回答的答案各异。 表24:您认为阶层之间最大的差别在哪些方面?
在所有的指标中,“金钱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这4项指标是被选中最多的。绝大多数社会阶层都把排在第一位的差别定位为“金钱财富”,而乡村管理者和私营企业主可能为“避嫌”因而分别把这个指标降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在这个位置上,私营企业主选择了“教育水平”,乡村管理者选择了“社会地位”。排在第二位的最多的是“权力”,有7个阶层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包括党政干部、私营企业主、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离退休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在这个位置上,“社会地位”也得到了经理人员和农民、农民工的青睐。同时,除了乡村管理者选择“金钱财富”以外,还有个体经营者选择了“教育水平”。在第三位上,有6个社会阶层选择了“社会地位”这个指标,包括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工人、离退休干部和下岗失业人员。有4个阶层选择了“权力”,他们是经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农民和农民工。在这个位子上,除了私营企业主选择“金钱财富”以外,还有乡村管理者选择了“教育水平”。在第四位上,又有5个阶层选择了“教育水平”这个指标,包括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在这个位置上,还有私营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选择了“社会地位”,工人和离退休人员选择了“住房”。在第四位上其他还涉及到的指标有“消费水平”(党政干部)、“道德水平”(农民工)和“权力”(乡村管理者)。 各社会阶层都主张用“金钱财富”、“权力”、“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来划分阶层,可以说把“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3个维度都被包括在内,应该是比较全面的了。当绝大部分社会阶层都把“金钱财富”放在第一位时,我们看到了“现代”和“市场”威力无穷。但大部分阶层又把“权力”放在第二位,我们又看到了“传统”和“计划”惯性犹存。这就是当前的客观环境,我们仍然处在两个转变时期,这是我们制定政策的现实基础。 ⑵.对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看法 既然有阶层的存在,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利益冲突呢?对于这个问题社会各阶层的看法还是不统一。 |
表25:您认为阶层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 所有的阶层之间都有利益冲突 | 部分阶层之间有利益冲突 | 所有的阶层之间都没有利益冲突 | |
| 党政干部 | 30% |
60% |
10% |
| 经理人员 | 36% |
43% |
21% |
| 专业技术人员 | 27% |
58% |
15% |
| 办事人员 | 43% |
53% |
5% |
| 私营企业主 | 0 |
75% |
25% |
| 个体经营者 | 0 |
67% |
33% |
| 工人 | 31% |
52% |
17% |
| 农民 | 30% |
48% |
23% |
| 农民工 | 22% |
44% |
33% |
| 乡村管理者 | 33% |
50% |
17% |
| 离退休人员 | 21% |
46% |
15% |
| 下岗失业人员 | 21% |
58% |
6% |
在这个问题上,持“部分有”观点的比重在平均数(54%)以上的社会阶层有私营企业主(75%)、个体经营者(67%)、党政干部(60%)、专业技术人员(58%)和下岗失业人员(58%),另有办事人员(53%)、工人(52%)、乡村管理者(50%)和农民(48%)略低于平均数。持“都有”观点的比重在平均数(29%)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办事人员(43%)、经理人员(36%)、乡村管理者(33%)、工人(31%)、党政干部(30%)和农民(30%),另有专业技术人员略低于平均数2个百分点。持“没有”观点的比重在平均数(17%)以上的社会阶层有农民工(33%)、个体经营者(33%)、私营企业主(25%)、农民(23%)、经理人员(21%)、工人(17%)和乡村管理者(17%)。另有专业技术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略低于平均数2个百分点。
无论持“都有”或“部分有”的观点,阶层之间有利益冲突是被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所认可的。其实阶层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差别,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就会形成利益上的冲突。这也是当前的客观环境,这也是我们制定政策的现实基础。
四.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研究结论:
㈠.社会各阶层主观感受总的倾向是乐观的和积极向上的
从以上的定量分析看,北京市的社会各阶层的主观感受总的来说是乐观的和积极向上的。
首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从总体看,调查对象绝大部分是比较乐观的,发展趋势是向上的;从分层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现在,持积极评价的社会阶层的比重越来越大,涉及到的阶层也越来越多。
其次,对社会形势的判断,从总体看,调查对象也比较乐观,持积极评价的比重虽然在90年代一度下沉,但现在已经恢复;从分层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现在,总的趋势是持积极评价的人数集中在平均数上下。
再次,对于自己的生活,就总体而言,与5年前相比,积极评价超过四分之三;对今后的预期,积极评价也占三分之二,可以说对自己的生活的评价与预期都是乐观的;从分层看,绝大部分社会阶层也都是持乐观的态度的。
第四,对工资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自己有好处”的大有人在,分别占到四成到接近七成;从分层看,这些改革也都得到大多数阶层中的大多数人的肯定。
第五,对教育科技体制改革、精简政府机构、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从总体看,虽然上述种种改革与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一定的距离或不那么直接,但是大多数社会阶层还是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的。从分层看,“认为有好处”的人都占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上。
北京市社会各阶层乐观的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与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是分不开的。2002年1月举行的北京市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上传出消息,2001年是北京申奥成功的一年,也是“十五”计划开始执行的第一年,北京市全面推进各项工作,较好地完成了主要预期目标: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运行质量明显提高”;2.“结构调整取得成效,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增强”;3.“投资需求增长强劲,城市建设迈出新的步伐”;4.“市场环境得到改善,消费需求更加活跃”;5.“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6.“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品质稳步提高”。在这样一片大好形势下,北京市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㈡.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利益是不一致的
我们正处在“两个转变”的特殊时期,因此,一来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社会各阶层正在分化、重组,二来改革实际上正在对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发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逐渐拉开,各自的既得利益也就有了差异。
从分层分析看,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大多数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回答是很不一致的。
譬如说,大多数社会阶层对收入差距拉开的认可度较大但容忍度又有限,而工人、下岗失业人员、私营企业主和经理人员对收入差距的认可度和容忍度都比较小,这自然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前两者的心理很可以理解,后两者貌似矛盾的态度却可能反映了他们为此而感受到的社会压力。
又如,在对社会不公平的提问中,社会各阶层除了对“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看法一致外,对其他不公平的原因的选择和排位就非常的不一致。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不公平原因的解释和认识的不一致,正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利益的不同。
总之,无论从总体看,还是从分层看,阶层之间有利益冲突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其实阶层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差别,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就会形成利益上的冲突。所以,当我们宣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还要解决怎样才能代表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
㈢.社会分配机制不完善会加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落差
社会分配机制不完善会加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落差,而“两个转变”时期的观念滞后又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差距。
譬如,无论从总体看,还是从分层看,绝大多数人或阶层都认为应该存在收入差距;但回到自己身边的现实,绝大多数人又认为差距太大了。这反映出他们的一种矛盾心理。
又如,从总体看,在对高收入者的现实选择中,“当官的人”和“有资产的人”都被列入前四位,但在理想选择中,却被“吃苦耐劳的人”和“脑子聪明的人”淘汰出前四。从分层看,结果也是一样。在这里,对于“权力”的不认可,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对于“资本”的不认可,一方面反映了“计划”的惯性犹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市场”的不完善。我们更应该看到这里隐含着的现实存在和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是潜在的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
再如,从总体看,用以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准中金钱财富、权力及社会地位名列前茅;从分层看,结果也一样。当把“金钱财富”放在第一位时,我们看到了“现代”和“市场”已经深入人心;而把“权力”放在第二位,我们又看到了“传统”和“计划”惯性犹存。
我们应该看到上述种种分析中隐含着的现实存在和价值观念,以及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之间的矛盾,这都是潜在的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
㈣.腐败或滥用权力是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中,我们就列出了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的“菜单”,而调查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基本吻合。尤其是无论从总体看,还是从分层看,腐败都被列为首恶。
如上所述,在划分阶层的指标中,权力名列前茅;在高收入者的现实选择中,“当官的人”又被排在第一位,可见其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引人注目的地位。但到选择理想的高收入者时权力又被抛弃,在对社会不公平的提问中,“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无论在总体分析中,还是在分层分析中,被不约而同地推上第一位。可见老百姓对权力没有好感。事实上,滥用权力正是腐败的根源,这对孪生兄弟是中国社会的第一大隐患。
㈤.社会各阶层之间要有流动的通道
现代社会应该是鼓励社会流动的,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发奋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这也就是要研究社会阶层的本意)。而当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路径被各种各样的壁垒,譬如“行业”、“职业”、“单位”、“户籍”和“地区”,等等分割和阻隔时,不公平也会愈演愈烈。
在总体分析中,学历造成的不公平被列在第二位;在分层分析中,几乎所有的阶层也都对此表示不满,联系到严重短缺的中国高等教育,由学历划线的不公平就可想而知的了。同时,当实际的素质和能力反而被忽视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可能会造成危害。
无论在总体分析中,还是在分层分析中,因“行业”、“职业”和“单位”造成的不公平都被排在第三、第四、第五的位子上,这种不公平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惯性造成的,尤其是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业”和“单位”对普通老百姓的不公平,实际上是权力的延伸。
其他的被选中的如“阶层”、“户籍”和“地区”,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先天”的特点,它们形成了一种社会排斥的壁垒。
社会学学说中有“阶级”和“阶层”的分歧,是否可以把“阶级”和“阶层”理解为同一事物的两种形态:前者是一种静止的、凝滞的形态,而后者是一种活跃的、流动的形态。当社会流动的路径发生栓塞或梗阻时,动态的阶层就变成了静态的阶级,这可能引起社会冲突,这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㈥.关注保护相对弱势的社会阶层的权益
因为社会各阶层利益不一致,占有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寡就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必然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相对弱势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容易收到损害的,而且他们自己无力保护,所以就必须由国家来进行干预。
在对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进行评价时,在对自己的生活作出评价和预期时,无论是总体还是分层,总有10—20%甚至30%的人或少部分社会阶层,如离退休人员、下岗事业人员和农民工乃至工人,发出一些不和谐音,他们对此持消极态度,而且发展的态势是对“现在”持消极态度的更多。
在对各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或其他社会制度的改革作评价时,也是这10—20%的人或少部分社会阶层,如离退休人员、下岗事业人员和农民工乃至工人,感觉到“有损失”,尤其是对医疗制度改革认为“有损失”的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实在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