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深刻反映出普通百姓在上海房地产热潮中的窘境，中国需要更多的平民经济学，来关注广大的市民群体。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抽时间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不要再犯违反常识的错误。]

上海的房地产要尊重常识

----上海市民的收入、支出、住房问题与宏观调控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鍊利

2004年6月26日

常识基于事实。我们认同常识，简单的常识往往无道理可讲。1加1等于2，就是常识。但为什么1加1等于2，没有道理可讲。但在今天某些有话语权的政府官员中间，常识已遭轻视，常识已遭鄙薄，常识已被不屑一顾。不顾常识的言论决策在冠冕堂皇的场合被隆重推崇，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了中国的“国情”。因此，中央只能再次祭出“宏观调控”的法器，即使“宏观调控”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也只能在所不惜。因为此代价比起不顾常识的言论决策所造成的代价，最终要小得多。而宏观调控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正是对藐视常识的惩罚。

一、上海居民收入能力与支付水平之间的差距，

房价飞涨已过早透支了普通百姓的消费能力，

偌大个上海，已经没有了可供中低收入者选择的住房。

昨天妈妈给小明买了2个苹果。今天爸爸给小明买了3个苹果。问小明一共有几个苹果？答：小明一共有5个苹果。昨天妈妈给小明买了2个苹果，小明吃了1个；今天爸爸给小明买了3个苹果，小明吃了4个，问小明今天得到的苹果比昨天多多少？小明一共还剩几个苹果？答：小明今天得到的苹果比昨天多一个，现在小明没有苹果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抄录幼儿园和一年级小朋友做的算术题，这并不是笔者的无聊和恶作剧，而是因为上海某些有话语权的人们，已经缺乏幼儿园和一年级小朋友的见识。

“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职工年平均工资19452元，比上年增长9.5%……城市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3250元，按可比口径算，比上年增长11.2%。”“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2883元，比上年增加9.9%。”

以上文字，分别见于《2002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200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些文字告诉公众，上海市民的收入增长比起同期的GDP增长还要可观。谁也不会去怀疑上海市民的收入增长，人们坚信：收入增长就等于生活水平提高。

一些专家学者以此为据立论：上海属国内消费能力最强的城市，上海市民有承受高房价的能力，上海人可以大胆消费、超前消费、贷款消费而无后顾之忧。结果是，偌大个上海，没有了可供中低收入者选择的住房。

挣了收入是为了用、为了生活，这也是常识。小朋友吃苹果时可以放心大胆，因为有父母给他买。工薪一族的成年人在使用钱时不可以放心大胆，因为他们受到来自收入和支出的两方面约束。其实，从上海城市居民收入支出结构分析，上海居民离放心“用明天的钱”还差得很远很远。笔者从三个方面来说明问题。

1. 低收入者在上海市民收入结构中的比例在扩大增长。

我们每天的劳作都与“收入”有关，对“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类名词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收入”、“人均可支配”具体包括那些内容，恐怕知之者不多。

在统计学意义上，收入分为以下几种：实际收入 = 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性收入。可支配收入 = 实际收入-记账补贴-个人所得税。现金收入 = 实际收入+借贷收入。实际收入又分为工薪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四个栏目。

表一：2001年、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

注1：2001年 “经营净收益”单指“个体”经营。2002年未加定语。注2：2001年的可支配收入为实际收入-记账补贴-个人所得税，2002年的可支配收入为实际收入-记账补贴-个人所得税-社会养老保险金中个人缴纳部分-出售房屋财产收入，表中的2001年可支配收入计算口径已调整到与2002年相同，因此有可比性。2001年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12981.53）-记账补贴（41.32）-个人所得税（56.75）-社会养老保险金中个人缴纳部分（200.39）-出售房屋财产收入（779.07）=11904，2002年可支配收入：实际收入（14395.8）-记账补贴（86.4）-个人所得税（59.4）-社会养老保险金中个人缴纳部分（392.64）-出售房屋财产收入（607.56）=13249.8。资料来源： 《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人均实际收入详表显示了在上海的收入结构中，工薪收入加上退休养老金收入要占到实际收入89~90%的比例，特别是退休养老金要占到实际收入27~28%，这样的收入结构首先是在提醒我们，上海已提前进入老年社会、面临养老保险支出逐年递增的严峻局面。其次，劳动收入已占到市民收入的“绝大多数”，退休养老金这些低水平的收入已在实际收入中占了相当可观的比重、并且还在继续递增（2002年比2001年增加了0.9%），这说明市民整体的实际工资水平是在下降。其三，上海这样一个社会保险机制在全国占领先地位的城市，其市民的社会保险收入只占实际收入的0.3%，辞退金倒要占到实际收入的0.9%，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保险积累有捉襟见肘之忧、就业状况不容乐观。

从收入结构组成中还可以看出，“人均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那么多收入项，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即使同时发生三种收入，实际收入也不一定高。一个退休工人可以既享受退休金，又从事“退休再就业”再得一份薪金，同时还有着储蓄利息收入，象这样三种收入兼一身，也不一定都能达到公布的上海职工平均工资19473元的水平。如果把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去掉，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远远低于13250元，因为在2001年和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中等偏上收入者的收入也只有最高收入者的45%--46%（引自《上海统计年鉴》数据）。

上海市民收入结构还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那就是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实际收入的比重低，2001年才占1.2%，2002年也才占了3.7%，这说明上海市民的收入结构中资本收入占的比重低，低到与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很不相符（美国个人收入中资本收入比重为25%）。这里恐怕很难排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特别是财产收入中的股利收入被少计算的可能。举个例子，上海2002年不包括个体经济的私营经济单位有22.47万个，股东有47.8万人，根据《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的调查表，上海2002年人均股利收入才5.16元，《上海统计年鉴》公布的上海2002年人口是1334.22万，计算下来，上海私营经济单位一年的股利收入才6885万，把这些股利分给私营企业47.8万股东，每个股东平均只得到144元，这可能吗？

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提供的数字，上海2002年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1619元，2001年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615元。2001年、2002年各档收入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入下图：

表二：上海2001年、2002年不同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

恐怕绝大多数的上海市民会对“上海2002年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1619元”不以为然，会对最低收入户收入数与最高收入户收入数只相差5倍不以为然。光以国有企业举例，同一个企业的最高收入者的工资与最低收入者的工资差别往往远不止5倍。

统计年鉴告诉我们，上海2002年有373.42万职工，职工年平均工资19452元，相当于月均工资1621元；在岗职工290.59万，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23959元，相当于月均工资1997元，绝大多数的上海职工会对这些“平均工资”数还是不以为然。当然，职工到手的收入中已经扣除了社会保障的个人支出部分。也就是说，平均工资中包括了社会保障的个人支出部分（单位代缴部分）。上海2002年的人均社会保障个人支出部分金额是1000.2元，其中包括养老基金个人缴纳部分393.12元，住房公积金个人缴纳部分435.36元，医疗基金个人缴纳部分110.52元，个人缴纳失业基金57.96元，其他社会保障支出3.24元。但即使这样，1000元“平均”到12个月中，每月是83元。“到手”的职工月平均工资就是1538元，“到手”的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就是1914元。但事实上，底层社会中三口之家每月能拿到手的收入数如果能到3000元，是属于很不错的了，相当多的家庭月收入在1800元--2300元之间。

我们可以相信年鉴提供给社会公众的数据都是抽样调查的结果，但是，当抽样结果与我们的常识距离太大时，我们该怀疑常识、还是怀疑统计调查结果？

也许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那是500户的抽样结果，并不是统计推断数。但如果不能从抽样结果中得到统计推断，抽样干什么用？其实，决策部门是把统计抽样当成统计推断使用的，每年统计公报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是500户的抽样结果。

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少部分人的“工薪收入”高到足以能把绝大部分人的中低工薪收入“平均”上去，特别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层一年的工薪收入，就比普通职工一辈子的收入还要高许多；当前一些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比普通职工一辈子的收入要高出许多；当然还有少数“白领精英”。最近，笔者听了一堂面对信息产业、广告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计算机产业的人力资源总监的培训课。讲坛上，台湾著名人力资源专家周昌湘先生问那些精英荟萃行业的人力资源总监，一个外地人到上海， 要多少生活费用？回答是：“至少三千吧？不然怎么生活？”问他们，对单位有用的人才要多少工资才能留住？有一个广告行业的总监回答是60万，最低，也不下20万。

中国当然需要精英，也需要给真正的精英以高薪酬，问题在于，不要把“精英”才能有条件得到的收入平均到或者强加到“非精英”的名下，这样决策层会被误导，决策就会与常识脱节。

2.支出增长远超出收入增长

与收入对应的是支出。下面的实际支出统计是根据上海500户住家的抽样调查得来的。

表三：2001年、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的“人均支出”表：

资料来源： 《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注：《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2年）》中2001年上海的购建房支出数是1618.54元，1295.92元是笔者根据《上海经济年鉴》数据计算而得，之所以取1295.92元， 是笔者经过计算后认为取1295.92元能与统计年鉴中实际支出数相符，与“按可比口径算，比上年增长11.2%”的说法相符合。

我们已经知道，上海200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11.2%，从“表五”上，我们看到2002年的实际支出比上年增加27.3%，消费性支出比上年增长12.1%；但消费性支出占实际支出的比例比起2001年要足足减少9.3个百分点，也就是消费倾向减少了9.3个百分点。

在非消费性支出中，人均购房消费比上年增加1427元，是上年的1.1倍，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比上年增加529元，是上年的1.1倍强。在消费性支出的增长中，人均支出增加绝对值在100元以上同时人均支出增长幅度在30%以上的有4个具体支出项：住房支出（包括房租、物业管理费、维修、水电燃气，不包括购房支出）的绝对值增长417.5元，增幅203 %；文化娱乐服务的绝对值增长195元，增幅175 %；电讯费的绝对值增长102元，增幅30.9 %；交通费（仅指车费部分，不包括家庭交通工具和为交通工具充电充燃料部分）的绝对值增长110元，增幅30.9 %；如果把学杂费的增长绝对值97元、粮油支出增长绝对值是79元、滋补品增长绝对值74元、在外就餐增长绝对值72元一共算上，8项支出的增长绝对值是1147元，这样，2002年8项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数就与2002年全部消费性支出的年增长数1128元差不多相等，分析8项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原因就等于分析了2002年全部消费性支出的年增长原因。

这8项消费性支出增加的原因除了谁也不会否认的生活水平提高因素外，还有同样不可否认的拆迁因素、行业垄断因素、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费用缴纳基数增加等因素而导致，后面的这些导致支出增加的因素，把“收入增加”的现实好处抵消了好多。

表四：2002年与2001年相比人均收入与人均支出增加情况

表中所示，2002年人均实际收入比上年增加了1414元，人均实际支出同比增加了3270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加了1345.8元，属于可支配收入部分负担的支出同比增加了3075元（1127.9+1426.8+336.07+183.72）。实际收入比上年增加10.9%，实际支出比上年增加27.3%。与2001年相比，2002年人均实际支出的增加部分要超出2002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部分达1.31倍，2002年人均实际支出的增加数要比2002年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数多1855.8元。如此，市民是只能负债消费了。那就请看市民是怎样借债还债的。

3.借入款远高于借出款，人均住房贷款数几乎等于人均赤字

现提供2001年和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借贷收入和借贷支出表。按照统计口径，全部借贷收入指：提取储蓄存款、借入款、收回借出款、收回储蓄性保险本金、兑有价证券、回收资本金、借入住房贷款、其他借入款。全部借贷支出指：存入储蓄款、借出款、归还款、储蓄性保险支出、购买有价证券、归还住房贷款、归还车贷款、其他贷款。下面表中提供的是2001年、2002年部分项目借贷收入和部分项目借贷支出。

表五：2001年、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借贷收入

资料来源： 《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3年）》

表六：2001年、2002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借贷支出

资料来源： 《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2年）》、《中国价格及城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2003年）》。

表七：2002年与2001年相比借贷收入与借贷支出增长情况

2002年比起2001年，借贷活动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借贷收入大幅度增加，借贷支出大幅度减少，且增加绝对值要大于减少绝对值。

借贷收入中住房贷款和借入款增长幅度分别在人均422元、人均229元基数上达到112%和443%的增幅，占当年借贷支出的比例从2001年的12.3%、6.1%激增到2002年的20.3%、11.1%。而借贷支出中储蓄性保险支出和购买有价证券的支出大幅下降，占借贷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14.5%、15.9%下降到2002年10.9%、2.1%。归还住房贷款数额则增长了142%，占借贷支出的比重从2001年的2.8%增加到8.6%。人均存入储蓄款有显著增加，但比不上人均提取储蓄款的增加，存入储蓄款的增长幅度仅是提取储蓄款增长幅度的一半。

根据上海市民2002年借贷情况能看出，2002年一年中上海城市居民人均住房贷款数与人均赤字数很为接近。2002年居民人均实际收入14396元，人均实际支出15247元，人均实际支出超出人均实际收入851元，也就是人均赤字851元，这个赤字数，略小于2002年人均住房贷款893.04元。也就是说，全体市民入不敷出的那部分钱略小于全体市民借款买房的那部分钱。事实上，2002年上海市民的人均负债数是1379.88元。

计算式：人均住房贷款893.04元加上人均借入款和其他借入款486.84元，总和1379.88元。

没有错，上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在“继续提高”，是在“稳定增长”。但请不要忘记， 伴随着收入提高的，是住房贷款、借入款和提取储蓄款也在“继续提高”，住房贷款、借入款是以1倍、4倍的倍数在增长，而且是飞速增长，提取储蓄款则与可支配收入增长保持同步。“用明天的钱”是“看起来很潇洒”，实际太悬乎，因为这关系到“明天的日子咋过”。有谁敢在不能保证明天有收入的情况下“用明天的钱”，这不但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那些盲目鼓动“用明天的钱”的人，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是对社会的安定、稳定不负责任，是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不负责任！

我们不要忘掉一个常识：苹果是给小明吃的，“收入”是需要“支出”的。要生存就会有支出，为了应付支出， 才去挣收入。我们如果能时时记住世上还有常识存在，也许不需要化大力气“宏观调控”的。

二、上海居民消费能力与香港和美国的比较

好些专家学者喜欢把上海与其他先进国家地区的经济状况相比，比较下来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完全有理由象人家那样消费。事实真是这样吗？任何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请诸位与笔者一起进入调查研究过程。

首先，笔者认为分析消费行为首先要看各类收入阶层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特别要看我们“吃”占了多少比例、我们比人家相比，在“吃”上多化了多少，这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志。即使对于上海这样的“景观城市”也不例外，也要这样相比。只有这样比，才不会与常识相差太远。笔者还认为，为了真正明白人家是在怎么消费的，我们应该对“自家的”和“人家的”“消费”解剖麻雀。先看“自家的”。

表八：2002年上海各类收入消费者人均消费性支出结构构成  单位： %

表九：

上海2002年最低收入者、低收入者、中等以下、中等收入者的食品消费连住房消费（指房租、物业管理费、水电燃料费、房屋修理费，不包括购房费，下同）占消费性支出比例都在52.8~56.3%之间，中上收入者和高收入、最高收入者的住房消费比例在45%~48.5%之间。收入高的那部分人比起收入低的那部分人在食品消费、住房消费比例中的不足部分，由收入高的那部分人在交通通讯和家用设备上的多支出弥补了。根据细项分析，在交通通讯方面低收入者和中等以上收入者也在提高消费，但主要是提高在车费消费上，因为交通消费在消费性支出中占的比例是5.3%，而车费占交通消费比例是70%。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动拆迁，车费支出已经占到很多工薪族收入的1/10甚至更多，不少月收入千把块钱的上班族为了节省这方面支出，连空调车都不舍得乘坐而宁愿等普通公交车，就为了能省下一元钱。

在教育娱乐消费上，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比例超过其他收入者，那是他们为“教育产业化”作的贡献。娱乐消费则与他们基本无缘。

通过表十、表十一可以看出，2002年虽然“人均”恩格尔系数是39.4，但约有55%的家庭其恩格尔系数是在42和42以上的（2002年人均恩格尔系数是按照人均食品消费在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3250[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元]中的比例而定，中等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是42了）。与美国相比，上海市民2002年中等收入和中等以下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相当于美国102年前的水平，1900年时，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是43。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尔是19世纪的人，100多年过去，世界各国的消费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譬如手机消费、网络消费、网络通讯消费、电子商务等，都是恩格尔时代根本不发生的消费，这些消费内容增加了，食品消费的比重自然会减少，如果考虑了这些因素，上海2002中等收入和中等以下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其实要高过美国1900年的水平。

在与国际先进社会横向比较中，信手拈来与香港、美国相提并论的，往往是上海。但我们在比较时，对香港、对美国甚至对上海是否真的了解了？是否在“了解”两字上盲点还甚多？笔者光是为了把香港、美国和上海的人均支出作相互比较，曾收集了不少这方面数据，但是由于很多数据只有结论而缺少得来的过程，被笔者舍弃了。因为笔者不清楚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数据其统计口径是否相同。最后，笔者采用的比较数据是《2002年港澳经济年鉴》中《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的数据和《美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7年美国的人均支出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使“人均支出”有可追溯性，这样笔者可以对不同国家地区数据根据同一统计口径调整，可以使这些数据具备“类比”的条件。

根据《2002年港澳经济年鉴》登载的《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1997年香港的本地市场内货物及服务的消费开支是8072.23亿港元，私人消费开支8068亿港元，两数相差4.23亿港元，相差百分比0.05%；1997年香港的本地居民在外地的开支是781亿港元，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场开支是785亿港元，两数相差5亿港元，相差百分比0.5%，故笔者认为把1997年的《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用来作为计算香港市民消费性支出的组成误差较小，能得到比较清楚的香港市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结构情况。

关于美国的食品消费，一般认为占消费15%的比例，这个说法没有错， 但是不能与上海食品消费占的比例作比较，即美国的15%与上海的39.4%缺乏可比性。因为美国的“消费”概念包括了捐助、包括了人身保险养老年金、包括了住房抵押贷款、也包括了财产税，总之，除了个人所得税外，所有的花消都属于“消费”，而我国的“消费”是分“消费性支出”与“非消费性支出”的，捐赠、养老保险、赡养支出、税金都属于“非消费性支出”，要让我国统计口径上的“消费性支出”与美国的“消费”同口径，必须在美国的“消费”中扣除那些“非消费性支出”，才能看到清晰的美国消费结构。而根据《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对香港的消费结构分析就没这么麻烦，因为各种消费数据直接来自消费市场，不需要扣除“非消费性支出”。下表是笔者根据上述资料整理后得到的上海、香港和美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