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的警示
2000年4月
仲大军
2000年4月6日,对于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人民都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可以引申出许多当今中国社会头等重要的问题。那一天,北京上空尘土飞扬,沙尘暴肆虐整个中国北方。由于白天没出门,我对外面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只知道天空情况异常。把门窗堵的严严实实,屋内空气还是充满了细密的粉尘味。
下午四点半,我去国际贸易中心的中国大饭店,参加英国方面举行的一个高层酒会。汽车驶上长安街,才看清了北京的天空,黄尘弥漫,西风浩荡,可以想象到上百吨的尘土正在华北大地降落。我立刻产生一种担心:要是日后年年春秋天刮黄土,天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那日子怎么过?
开春以来,有过几次扬尘天气,但都没有今天这么厉害,特别是没有象今天这样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对西部环境,我总是往好处想,溢美性的媒体报道也往往在帮助自己树立信心。但这次沙尘暴的降临,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愿望不等于现实,我国西北部的生态环境在继续恶化。
早在1993年我就开始写生态环保方面的文章。1994年夏天,去包头南部毛乌素沙漠的恩格贝和宁夏的腾格里沙漠走了一遭,清楚地知道西北地区的植被、生态是副什么样子,并对北京有什么影响。六年过去,情况严重了许多。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季风气候,冬春季刮西北风,北京正处在下风口。年年如此,损失就大了。
反思中国的发展观
上游得病,下游吃药。现在人们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不仅是中国人开始明白,人家日本人早在10年前就提防中国环境破坏对他们的影响。这些年来,日本人每年都有大批的人前往毛乌素沙漠恩格贝基地义务植树。1994年我在那里栽的树恐怕也已长大。可我们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北京人、天津人,前些年何曾想到义务地到西北部植树搞绿化?为什么非要等黄土把家门口都淹没了才行动?
说到底,还是个发展观问题。我这些年一再写文章呼吁:产值增加不等于发展,增长不等于经济进步。并且,不科学的发展,增速越快,损失越大。但我们这些年里的发展目标就是产值至上,数量第一。岂不知数量的增加是以消耗环境资源得来的。传统经济学有个最不科学的地方是不统计资源消耗,更不统计环境消耗和对生态破坏的补偿。因此,有学者把代表国民生产总值的GNP说成是“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或者叫做“自然资源毁灭总值”[gross nature perish]。
譬如在搞统计时,只统计牧民们牛羊头数增加了多少,不统计草场草量减少了多少。只统计新开垦了多少亩荒地,不统计因沙漠化损失了多少草场和耕地。只统计挖出了多少煤,不管地下减少了多少资源储备。这种模式的高速增长,速度越快,资源消耗越快,生态环境破坏越厉害。到头来,受到报复的只能是人类自己。
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产值的确翻了几番,但这是以破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财富。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靠粗放经营和资源投入发展的国家,有多少GDP,就有多少资源和环境消耗。增长与消耗和破坏几乎是成正比的。看看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最近的介绍:生态恶化趋势仍在加剧,土地退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38%,且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年失去一个县。植被破坏严重,草地沙化、碱化面积占总面积的1/3,沙尘暴呈上升趋势。
最近一个朋友写文章这样说道,“This ancient land is exhausted from supporting a civilization for five thousand years. The desert is only 70 kilometers from Beijing. China is torn between the desir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eventing the continued strain such development puts on the country’s ecology and its natural resources.”第一句话我特别欣赏,这句话可以说揪住了中国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历来为自己5000年悠久历史而自豪,但很少想到为了这漫长的历史,中国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丝绸之路上的青草绿舍不见了,黄土高原上森林不见了,多少水草肥美的地方变成了荒漠。看一下当今世界上那些古老文明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原因何在?这就是为文明承担的代价和付出的代价。而那些年轻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正充分展示出年轻的青春。
可悲的是,直到今天不少中国人的眼睛还只盯着GDP,很少注意由于环境破坏每年失去多少生存空间。中国人最缺少的是什么?我早就说过,是生存空间,是土地。但即使这样,每年仍要失去一个县的面积。这一财富值多少GDP?没人统计,没人计算。掠夺式的增长,看来GDP增加了,但失去的比增加的还要多。
反思城乡二元结构
思索着发展模式的体制原因时,汽车驶进中国大饭店的门廊。总算没象大街上的行人那样藏头缩脑地躲避尘土。进到大饭店,就完全进入另一个豪华世界。酒会大厅富丽堂皇,可以使人暂时忘却外面的飞沙走石。出席酒会的都是些重要人物,有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西方一些大公司的头头脑脑和国内一些著名学者。
端着酒杯跟人交谈,一眼见到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刘福垣副院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先生。他们俩的理论观点对治理沙尘暴也有重要作用。刘先生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将城乡两元结构列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因素。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乡两元分割,今天正制约着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不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减少中国农民的数量,不打破僵死的户籍制度,中国经济将在旧体制的桎梏中难以自拔。
刘先生的观点从另一个方面告诉人们,要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如果用户籍制度将农民们死死地固定在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就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直到把山上的植被啃光,把地表的资源吃光。中国农民可能是世界人均占有资源最少的农民,人均只有一亩多地。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所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但僵死的户籍制度使人口难以自由流动,只有困死在那狭小的生存空间里。这就是我国今天西北一些地区的真实写照。
相比起刘福垣,社科院人士的观点要温和一些。去年秋天,以刘国光、王洛林等撰写的社科院中国经济形势秋季报告,将将技术创新问题摆在阻碍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因素的第一位,城乡两元结构排在第三位。但既然中国政府的几家最高智囊部门都将城乡差别问题提了出来,这说明中国社会二元化问题已经成了中国的大问题。
反过来看看我们北京市的表现,规定了一百多个工种不许外来人口涉足。那好吧,你城市人不是不让我们进城吗?我们只有在上游毁林开荒,在土里刨食。最后造成发洪水,沙尘暴,反正环境恶化了大家一起遭殃。根据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城市人要向边缘地区的兄弟们伸一把手了。在一个环境共享的时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值得庆幸的是,去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终于写出了一份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迁徙研究报告,开始系统地解决西北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就在4月6日当天,首都经济圈的学者们又聚集在一起,旗帜鲜明地提出城市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要加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在这种大形势大环境之下,反思北京市的户籍政策,是否有些太不近人情了:不仅夫妻分离户口不能办理,至今连子女随父亲落户口的政策都不执行。全国各地都实行了随父随母自便的政策,唯有北京拒不执行。这说明北京市的一些管理者在新形势下,不仅对经济发展动态不了解,甚至连基本的人情和人性观念都不具备。
酒会散后,在步出大厅时碰到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他说他正要去香港参加中国石油公司股票上市的活动,但去香港的飞机因沙尘暴不能起飞,只好到大饭店来暂时过夜。回家后看电视,得知这一天北京机场有数百架飞机不能降落和起飞,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场黄尘对北京的危害有多大。
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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