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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汇编 三峡大坝的致命之忧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编辑 2007年9月4日 目录 Shai Oster：《三峡大坝的致命之忧》 柯堤：《再谈林陈邓大西线调水方案----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工作通报》 胡星斗：《农民变股东，中国面临新的土地革命》 胡星斗：《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警醒中国》 胡星斗：《以民主财政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在财政研讨会上的发言》 易富贤：《优秀的女人多没有好下场---从李清照等的晚景看生儿育女的重要性》 张高雨：《中国的房地产政治经济学》 刘在复：《什么是中国封建仕大夫文化？----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 黎阳：《吴敬琏左派右派两面派》 王力雄：《缺少是非的改革在中国已成怪兽》 刘永佶：《民主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与保证》 黃世澤：《中國企業的貪污無處不在》 -------------------------------------------------------------------------------- 发件人: Chinese WSJ.com Editors [mailto:Editors.Chinese@dowjones.com] 发送时间: 2007年9月4日 9:45 收件人: Flynn6183@GMAIL.COM 主题: 聚焦大中华：三峡大坝之忧 《华尔街日报》文章 三峡大坝的致命之忧 Shai Oster 2007年8月31日 中国最引以为豪的建筑奇迹──三峡大坝项目正面临着山体滑坡和水污染等始料未及的问题，从而使这个代表着中国改造大自然成果的项目遭到新的质疑。 三峡大坝主体工程一年前才竣工，大坝上游640公里的长江水域成为一个大水库。而如今有地质学家称，三峡大坝拦截水量的庞大重力已开始在好几个地点侵蚀长江陡峭的河岸。再加上水位波动频繁，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滑坡灾害，也使得像庙河这些大坝附近的地区的地质结构被破坏。庙河是一个距离三峡大坝上游16公里的村庄。当地官员担心，一旦整个山坡塌入水中，附近的居民将因此丧命，同时还会威胁到至关重要的长江水道运输。 危险因素还不止这些。中国的科学家称，大坝阻挡了淤泥流向下游，使包括上海地区在内的长江入海口收缩，海洋的咸水正在倒灌入内陆。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ldlife Federation)今春公布的一份报告称，通过大坝的水流速度目前正在加快，对下游的防洪大堤造成破坏。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化肥残留物被不断排入大坝水库，导致巨型水藻生长泛滥，并威胁到下游的水供应。而水库水位的波动也被认为是湖南省农民所遭遇奇特鼠灾的根源。 （点击下图查看更多图片） 从三峡大坝暴露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一方面，中国这个正迅速向工业化迈进的国家急于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而另一方面，它为此努力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三峡项目的启用正逢国外生态学界对兴建大坝的做法重新进行审视之时，经济学界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此类耗资巨大的项目只有靠国家补贴才能生存下来。 由于中国面临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长江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正使得局势变得更紧迫。在全国各地，上百万吨未经处理的污水、工业废水和农药残留物将湖泊变成了藻类泛滥的污水池。据官方统计，中国半数以上的主要水道都受到污染，水中的鱼类正逐渐消亡，水也无法用于灌溉或是饮用。中国政府表示，现有超过3亿人（接近中国四分之一人口）缺乏干净的饮用水。 更糟糕的是，据新华社报导，中国8.5万座水库中超过三分之一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今年春天，中国水利部一位副部长将水库比喻成会威胁到下游地区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定时炸弹”。1975年，中国河南某个水坝垮塌事故酿成万人以上丧生的惨剧，而这件事直到最近才被公诸于众。 中国水问题的中心话题正是三峡项目，它是中国最大也是最壮观的水库。中国的新闻媒体已开始对三峡大坝存在的问题进行报导。虽然政府方面一直未对大坝和水库的问题公开表态，却已悄悄地制定了一套塌方事故早期预警机制，并支持对划定高危地区的研究。政府还投入资金用于建设水处理厂、和加固约2,250公里的河堤。 中国负责保护长江环境和水资源的政府部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Yangtze River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Commission)原局长、环境学家翁立达称，我们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但所有的问题都比预想的严重。翁立达现担任长江论坛(Yangtze River Forum)秘书长，该组织是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研究长江流域环境问题而设立的。 负责管理三峡大坝项目的长江水利委员会(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Committee)拒绝接受采访。 在庙河这个世代种植柑橘和梯田水稻的村庄，人们可以察觉到一些变化。在三峡大坝修建过程中，庙河的一百多名村民险些就和130万三峡移民大军一样，离开家园，搬迁到别处居住。 今年春天，村民们发现一条长200米宽1厘米的裂缝横贯稻田。而不久之后，大坝开始放水为夏季汛期作准备。 到了5月初，雨季来临使水库水位再次上升，距离庙河村不远处的地点在5天内发生了4次坍塌。村民反映说，他们可以听到房屋内木质结构由于地面移动而开裂的声音。政府也要求他们疏散。 在1小时路程外的秭归县新县城，政府官员们面临着新一轮的重新安置问题。为了水库建设需要，曾经有大约10万人被安置到新的地方居住，如今当地官员担心的是，还会有更多的人需要重新安置。秭归县三峡移民安置办公室的崔少峰（音）表示，情况的变化速度要快过我们的计划。 长江全长约6,400公里，是全球第三长的河流，它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冰川，穿过华中地区的崇山峻岭后奔流直下华东大平原并最终汇入大海。千百年来，长江河道三峡段重重峡谷的激流和暗礁一直是船家的恶梦。长江流域的洪水更是时常肆虐。有数据显示，仅上个世纪长江洪水就吞噬了约30万人的生命。 建设长江大坝是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的梦想，一方面是想利用其水利资源，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洪灾。现代中国的奠基人孙中山早在1919年就曾设想过建造长江大坝。而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更以“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来表达他的愿望。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曾经数次批准三峡大坝的建造，但因为存在技术难题，又数次被搁置。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该计划仍然面临诸多质疑。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建造大坝和水库不但会迫使大量农民向城市迁徙，还会毁灭当地一批中国最宝贵的历史遗迹和庙宇。 1989年4月，中国政府对批评意见作出回应，宣布将把三峡大坝计划再推迟至少5年。可几个月后发生的天安门事件让反对声音沉寂了下去，于是在1992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完成了最终的环境可行性评估报告，同年晚些时候，该计划经全国人大审议并通过。但在那一次投票过程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投了反对或弃权票。这对习惯于“俯首”的他们而言，实属罕见。 即使到了三峡项目1994年正式动工时，争议仍然存在。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迫于人权组织的压力也撤回了对该项目的支持。2000年，包括参加了三峡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部分工程师在内的中国工程学界顶尖学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抗议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以较原计划更快的速度为大坝蓄水。 问题最早于2003年6月出现，在三峡大坝下闸蓄水两周以后，当大坝水位突破90米后向135米逼近时，峡谷的边坡在水压的作用下开始被侵蚀。 7月14日，一条长江支流发生特大滑坡灾害，滑坡山体长、宽均在1公里左右，而厚度达18米。13名农民被吞没在泥石流中。滑坡体进入长江支流后激起两层楼高的大浪，摧毁了20余艘船舶，并导致11名渔民丧生。虽然官方称此次灾害乃暴雨所致，但地质学家称，是江水水位突然变化导致了河岸岩石松动。 180米高的三峡大坝于2006年5月竣工，耗费至少220亿美元。一旦该水库于今年晚些时候全面投入运转，所容纳的水量将达19万亿公升，相当于美国全年淡水消耗量的五分之一。三峡水电站每年将发电18,000兆瓦，是胡佛大坝(Hoover Dam)的20倍。 翁立达认为，为了防止洪灾，建设三峡大坝是必要的。而现在他最头疼的问题是水库水质的恶化。一份翁立达联合署名的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称，工业废水和化肥残留物造成三峡水体中的氮和磷含量较10年前上升了10倍。 生活污水也被排入三峡水库。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称，长江流域的污水排放量激增，2000至2005年间增长了一倍以上。而在这一地区生活着1.6亿人，其中包括位于三峡大坝上游640公里处全球最大都市──重庆的3,000万人。在1995至2005年间，长江流域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2.6%，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正迅速从农业经济向重工业经济转型。 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声称，该地区有许多污水处理厂，污水在排入水库前会先经过处理，但实际上一些污水处理厂并未与城市排污系统相连。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Three Gorges Project Construction Committee)水库管理部副主任周伟（音）承认，排入三峡水库的污水正在增加。他表示，政府已投入更多资金确保处理厂能24小时运转。 从一开始，泥沙淤积就是工程师们所担心的问题。长江每年要携带5亿立方米的泥沙进入三峡，但其中大部分都无法排出去，水库因此将出现淤塞，三峡大坝进而有可能垮塌。工程师在大坝底部设计了23道闸门用于在汛期冲走泥沙。据他们估计，该系统可保证三峡水库在今后一个世纪维持90%甚至更高的库容。不过有意见认为，泥沙淤积的速度在加快，并最终会导致大坝无法承受洪峰。 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泥沙淤积状况的变化则会产生另外的问题。随着水中沉淀物的减少，阳光可以照到更深的水中，进而促进那些既能吸收污水和化肥残留物养分又具备光合作用功能的水藻旺盛生长。 而周伟认为，大坝并非导致水藻孳生的原因。水藻问题没有工程建设委员会预想的那么严重，只在长江的支流出现小规模的爆发。但他并没有对下游流域水藻增多作出解释。 三峡大坝是否能履行其调节洪水这项主要的功能也受到质疑。今年7月长江上游地区连续数周大雨，形成了自1998年来最大的一次洪水，98年那场大洪水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数千人丧生，当时三峡大坝尚未建成。8月1日政府宣布洪峰安全通过三峡大坝，并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安澜归功于大坝的防洪功能。 然而批评人士称，尽管大坝能起到调节洪水的作用，但却有可能因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酿成下游地区洪水泛滥。当江水冲过狭窄的坝口后，就进入了华中大平原地区。在没有三峡大坝的时代，长江流入该地区后水流流速通常会放慢，长年的泥沙淤积使这段长江成为“地上河”，要靠堤岸来约束，就像美国的新奥尔良。而世界自然基金会称，由于大坝阻拦了大部分淤泥，使江水携带的泥沙量减少，导致江水流入华中大平原时流速加快、冲力加大，进而对这里地上河的堤岸造成威胁。 与此同时，滑坡也是地质学家们关注的问题。长江三峡是在距今3亿至7000万年前通过江水不断侵蚀岩石而形成的，虽然三峡大坝是建于石灰岩结构之上，但在这层石灰岩之下，却是砂岩、页岩和泥岩，这些都是质地较软并容易发生塌陷的结构。随着大坝管理部门按照洪水预报不断调整水位，江水渗入大坝地下岩层以及巨大的水压变化会削弱库区堤岸的强度，进而出现垮塌的危险。 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一个科学小组今年早些时候在《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ngineering Geology and Hydrogeology)发表文章称，边坡失稳是三峡地区最普遍自然灾害的成因所在。他们还警告说，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 该文的作者之一──伦敦帝国学院地质学家伊欧尼斯•弗尼阿迪斯(Ioannis Fourniadis)在观察过秭归、巫山和巴东县（这三个县的总人口超过百万）的卫星照片后发现，3%的边坡处于活跃的下滑状态，7%的边坡因为修路等活动而不稳定，另有15%基本稳定。其余边坡由坚固的石灰岩构成，发生滑坡的危险很低。 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灾难预防研究所(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数十年来研究峡谷地质的科学家汪发武表示，滑坡还可能引发水啸。狭窄的峡谷会起到放大岩石塌落所激起水浪的作用，引发下游巨浪。类似的灾难曾于1963年在意大利北部的维昂特水坝(Vaiont Dam)发生过，导致两千人丧生。 中国国土资源部(Ministry of Land Resources)某发言人将今年泥石流灾害高发的原因归咎于入春以后的大雨。他表示，早期预警机制已经探测到了一些重大泥石流灾害，政府正在教给当地人如何识别将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征兆。 在离庙河村1公里的地方，通往这个村庄唯一的碎石路会经过一个泥泞的隧道。村民们已经暂时安置在这里，睡在塑料帐篷中。地方政府正在附近清理场地供村民们建造新房。新的村址距离同一条河有1小时步行路程。 政府为村民建新房提供了一些资金。但村民们觉得这还不够。他们可以在这里种植水稻、柑橘和茶叶，但他们抱怨这块土地不够好。为解决村民们未来窘迫的生活问题，当地政府将为庙河村的女性出嫁提供嫁妆，鼓励他们嫁到外地。 正在建造新屋的52岁村民韩庆喜（音）停下手中的活计说，“这一切都是在蓄水后不久才开始发生的。他们说这里会更安全。”而在不远处，巨大的推土机正在山腰上平整土地。
再谈林陈邓大西线调水方案 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工作通报》No.2007-25 柯堤 2007年6月11日 一、水资源评价引出的启示 目前，水利部水资源评价最新成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明显减少，其中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显著，其地表水资源量减少17％，水资源总量减少12％，其中海河区域地表水资源量减少41％，水资源总量减少25％。评价同时显示，我国南方地区河川径流量和水资源总量近年来有所增加，增幅近5％，但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区域性甚至流域性缺水的现象。 这个评价意味着什么？按照以往的概念，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24亿方，其中北方片（东北、华北和西北15省市区）所占比例为19.84％，水量为5580亿方；南方片（西南和东南16省市区，未计台湾省）所占比例为80.16％，水量为22544亿方。 根据上述最新成果，如以12％作为北方片水资源总量减少的中限，则近年来，其减少量为670亿方；如此，目前北方片水资源的总量只有4910亿方，已不足5000亿方。南方片增加了约5％，增加量为1127亿方，水资源总量为23617亿方。全国水资源总量增加457亿方，其总量为28581亿方，微增1.6％。也就是说，近年来的趋势是：缺水的北方更缺水，相对富水的南方更富水。 目前水利部规划的南水北调东中西三线总调水量约在450--470亿方，仅能弥补北方片已减少水量670亿方的70％左右。另外，在相对富水的南方片，仅西藏、云南二省区外流的水资源约有7000亿方，其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占南方片水资源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占西南片水资源量的54％。有专家根据上述最新评价成果，得出如下判断：展望未来50年，在这些地区，若不作跨流域调水，其当地水资源的利用程度只能比现状水平提高8％左右（500亿方，不包括水能开发）。 我国北方地区（长江流域以北）面积占全国的63.5％，人口约占全国的46％，耕地占60％，GDP占44％，而水资源仅占19％，缺水干草原面积近40亿亩，占全国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二。近年来，我国耕地面积由22亿亩锐减至18.3亿亩，减少了约3.7亿亩，未来仍呈减少之势。在我国约2.8万亿方水资源总量中，外流水资源近0.9万亿方（其中西北约300多亿方，东北约1400~1500亿方，西南约7000亿方），占全部水资源的比例近三分之一；去掉这部分水资源，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过1000方出点头（以15--16亿人口计）。在我国能源使用结构中，煤炭的比例高达70％，如保持这样一个比例达到现代化，将年消耗原煤约70亿吨，这将面临着减排和地面塌陷治理等环境方面的巨大约束。因此，我国在21世纪的发展实际上面临着三大危机：即水源匮乏、耕地短缺和能源瓶颈。 在这种格局下，如何把西南地区外流的7000亿方战略性的水资源（占全部外流水资源的78％）和西北地区近40亿亩干草原（200多万平方公里）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十亿亩左右的高产饲草能料用地，增产八亿吨左右的生物质能（干重），这将关系到克服三大危机和顺利实现我国在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全局，而其中大西线调水又属于关键环节。 二、林陈邓方案的要点及扩展 在诸多的大西线调水设想或思路中，林陈邓大西线方案最具现实性和系统性，下面简介其要点（详见文献 ）。 林一山的西部南水北调方案。自怒江东巴水库（河底高程3665米，设计蓄水位3940米，坝高约280米）引水，途中经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至贾曲入黄（3440米）；总引水量800亿方，其中自流引水量526亿方，提水量274亿方（提水用电400亿度，其中260亿度可用输水干渠的径流发电解决，另140亿度由附近电网供应）。在上述四江一河北调的水源中，怒江自流引水约200亿方，提水约35亿方；澜沧江自流引水70亿方，提水115亿方；金沙江自流引水130亿方，提水约67亿方；雅砻江自流引水100亿方，提水25亿方；大渡河自流引水27亿方，提水30亿方。林方案的特点是高水北调，高水高用。在怒江以外北调的水量约560亿方，这对这些江河已建、在建或已经列入建设计划的电站发电能力影响不小。 邓德仁的三江并流贯通调水方案。在怒江与玉曲江交汇处下游三公里处筑高坝270米，水位抬升至约2200米，回水至玉曲江，在其上打27公里隧洞，进入澜沧江，然后在该江梯级溜筒江水库大坝处取水，沿江修建106公里傍山隧洞至多果洛附近，打隧洞36公里，进入金沙江拖顶水库下游虎跳峡库区。该方案全程自流，可给金沙江补水300亿方，其中怒江引水量约200亿方，澜沧江引水量约100亿方。邓方案的特点是低水东调，低水低用。 根据我们的粗略观察，邓方案还可沿着2200米等高线向西延伸至独龙江、察隅河、丹巴曲，乃至迫隆藏布，可增加自流或提引水量约400亿方（其中察隅河约200亿方，迫隆藏布约150亿方左右）。如扣除邓方案中从澜沧江引水100亿方，则低水东调的总量约600亿方，这个水量已大于林方案中怒江以东北调的水量（560亿方）。 陈传友四江进两湖的方案。在3700--3900米高程附近，在拉萨河、易贡藏布、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多点提水，加上隧洞工程，翻过巴颜喀拉山，注入黄河上游鄂、扎二湖（4200米），而后取直龙羊峡上游的黄河支流曲什安河入黄，可获得发电落差1200米，作为上述各点提水电能的来源。陈方案的远景引水量450亿方。 我们认为可将陈方案的取水点主要调整至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流域，注入点可考虑不一定全部进入鄂、扎二湖，相当一部分可注入林方案的四江一河输水总干渠，提水量可扩大至600~700亿方。因为在雅江派区的水量约有600亿方，此处的高程约在2900米左右，沿着这一高程，拉月河、易贡藏布大约还有150亿方的水量。 总结一下，扩展后的林陈邓方案大体上北调的水量约为1500亿方左右，东调的水量约为600亿方左右，总调水量约在2100亿方。随着技术的进展，这个量值可能还会增加。另外，在水量的进出平衡方面，怒江、雅鲁藏布江、藏南诸河属于净调出流域，而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属于调补平衡或进大于出的流域，但其在发电水头方面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其量值可以控制在数百亿度的范围。如此，在西南外流的7000亿方水资源中，我们便可盘活其中的2000多亿方，所占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而这是我们应得的主权权益，不容丧失。 三、提水电能：风电为主 在北调的1500亿方水资源当中，提水量约在700亿方左右，平均扬程约为600米（在3500米高程附近，雅鲁藏布江干流和支流的水量约有500亿方，林方案东巴水库的水面高程约3900米），提水电能约为1300亿度，这样大的电能从哪里来？ 以往的看法着眼于在雅江大拐弯处建设巨型电站，该电站发电水头2200米，设计装机能力3800多万千瓦，发电能力2000亿度，相当于两个三峡。但其存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一是技术问题，即超高水头、超大容量发电设备（据说单机容量要达到100万千瓦）的设计、制造尚未有成熟的方案。二是初始投资大，建设工期长，近中期很难实现。三是为了得到1300亿度电能，在派区附近的600亿方水量必须大量下泄，估计约需400亿方，从而大幅度减少了北调的水量；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很难克服。 但若我们转换一下思路，把提水电能主要放在风电上面，则上述三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根据文后的附图，在派区以上600公里的雅江河谷两侧约有不少于一万平方公里的风场，这里每秒三米以上风速的年利用时数可达3000小时，从中开辟约1000平方公里的面积，以装机2000万千瓦计，年可发电600亿度。在派区西北方向约600公里的范围内，是我国陆上风能的第二最佳区域，每秒三米以上风速的年利用时数可达5000小时以上，在这一带只须开辟出600平方公里的面积，装机1500万千瓦，即可年发电600亿度。如此，提水电能可以基本上靠风能来解决。而且，在这些方面已有非常成熟的常规技术，在输电方面也是如此。 风电提水可使很大的初始投资化整为零，利于分期开发和提前受益；此其一。其二，它可使调水线路的布设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利于规避复杂恶劣地质条件的地段，从而使工程建设和维护的难度明显下降，也利于降低工程造价。其三，风电的品质较差，在民用或通常的工业电网中，为保持电网负荷的均衡性和安全性，不得不采取很多技术措施，致使风电的运行和使用成本明显提高；但将其用于提水，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复存在。在这种场合下，只要在相关地区具有相应的调蓄能力（库容），风大多提、风小少提、无风不提，便可将低品质的风能变成高品质的水能，获得能级上的收益。
另外，近来在风电技术上有几项突出进展，值得一说。其一，“磁浮”轴承风力涡轮机可代替滚珠轴承，这可借助低至每秒1.5米的风力来发电；
它可使风场的年利用时数提高不少，即用更小的风场提供同样的电力。其二，风筝发电机。风筝在风力带动下，带动固定在地面上的旋转木马式的转盘，转盘在磁场中旋转而产生电能。据估计，这种风电的成本每度电只有1.5分钱（人民币）。
因为它在50亩的占地面积上能产生5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堪比核电，即相当于每平方公里15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相当于上述常规风电的700倍。其三，风电储能技术。目前澳大利亚巴斯海峡西部的金岛安装了全钒液流电池，可充分利用风能“削峰填谷”以满足用电需求。这套装置一次可持续工作两个小时，发电功率达到400千瓦；金岛的风电使用量也从过去的12％提高到40％（原来88％的电能是靠柴油发电机供应）。在美国犹他州西南部的城堡谷，一座发电量2000千瓦时的储能系统已于2004年竣工，当地的电力公司无需扩充电力线路，就能充分满足高峰时期的用电需求。冰岛多尼戈尔的一个风电场也于2006年同温哥华VRB电力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630万美元的合同，计划建造一座发电量达到12兆瓦时的储能系统。VRB电力设备公司的新生产线每年可以生产2500个五千瓦的全钒液流电池。由于全钒液流电池可以保持连续稳定、安全可靠的电力输出，除了能够解决规模化利用风能、太阳能发电过程中的重大储能技术问题外，还可取代传统蓄电池在很多领域得到广泛利用。 结语 我们可以用24个字对林陈邓大西线调水方案的骨架作出如下概括：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引提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 当1500亿方水量引向西北和华北地区，可为北方七亿多人口人均增加200多方可用水资源，如作为新增的城市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其量大体上够用了。假设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的耗水率为20％，经相应的处理后，还有1200亿方复用水量可用于农牧业和生态产业，这相当于为北方平添了近3000亿方可用水资源；如果按地表径流取用率不超过40％这一常规规范来还原的话，北调的1500亿方可用水量相当于给北方增加了约4000亿方地表水资源，其意义和效用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 附图：中国全年风速大于每秒三米小时数分布图
发件人: "huxingdou" <huxingdou@huxingdou.com.cn>日期: Wed, 5 Sep 2007 20:42:53 +0800收件人: <Undisclosed-Recipient:;>主题: Fw: 胡星斗：中国面临新的土地革命 农民变股东，中国面临新的土地革命 胡星斗 2007年堪称“重庆年”，有两件大事将载入史册。一是重庆与成都于今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成为所谓的“新特区”；二是重庆市工商局出台了俗称“50条”，允许农地经营权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企业。政府部门发文允许土地入股、成立公司，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它唤醒了沉睡的土地，打破了禁锢的枷锁，土地从此变“活”了，农民将很容易成为公司股东、董事长，可以说，重庆正在古老的乡村诱发一场新的土地革命。 这场土地革命的大幕从重庆市长寿区石碣镇麒麟村拉开。2005年，一家澳门公司邀请麒麟村村民种柑橘，公司负责提供柑橘苗和包销到欧美市场。村民们本来大多出去打工，任由土地荒芜，取消农业税后，由于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猛涨，撂荒的良田更多了，达到三四百亩。过去，麒麟村的人也种过各种果树，但由于小户经营和单干，农民没有多少收益。如今，虽然有了柑橘苗、有了市场销路，但如果仍然按照过去的套路种，农民并不感兴趣。于是，在镇政府的支持下，麒麟人发明了“土地入股”、“成立公司”，重庆市工商局特事特办，于2006年3月给麒麟村宗胜果品有限责任公司颁发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362万元，其中500多亩入股的土地以剩余的20年零7个月的承包经营权、按照每亩每年250元的估价折算了200多万元。公司成立后，国家开发银行重庆支行为其提供了惠农贷款。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警醒中国 胡星斗 目前，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正在进一步地恶化并且波及欧洲、日本。8月初，美联储下属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增加了240亿美元的临时储备，欧洲中央银行先后向欧元区各银行注资948亿欧元和610亿欧元，日本央行向货币市场投入1万亿日元。近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也持续跳水，欧洲三大股市指数、日经指数、恒生指数纷纷出现了暴跌行情。有统计称，在短短48小时，世界各地央行已注资超过3200亿美元紧急“救火”。这是自“9·１1”事件以来国际上首次大规模地干预金融市场。 然而，近一年来，美国住房价格逐渐回落，利率却不断上升，这使得“次贷”的借款人越来越难以按期偿付贷款，一些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纷纷出现巨额亏损，甚至倒闭。据美国按揭银行家协会估计，2006年，有30%的“次贷”借款人无法及时偿还贷款。新世纪金融公司、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相继倒下，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几乎完全蒸发，公司总裁已辞职。受此牵连，花旗集团、摩根大通银行、美洲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也损失惨重。 不过，也有分析家认为，美国的金融市场十分发达、成熟，具有各种对冲工具和风险防范渠道，资产证券化虽然传播了风险，同时它也起到了分散风险的作用。一些对冲基金也早已看空市场并建立了空头头寸，他们反过来还会成为危机的渔翁得利者。所以，“次贷”危机不会转化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却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我国少数商业银行如中行、工行因为次贷危机蒙受了一些损失，但据称影响不大。然而，这次危机提醒我们，国内企业在进入境外高风险行业时必须慎之又慎。据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截止到2006年6月底，中国机构购入美国按揭证券1075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是次贷业务。 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必然会成为次贷业务极力促销的对象，而次贷因为高回报，当然也是高风险。日前，央行、汇金公司高层人士批评国内此时购买美国次贷证券，等于是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替美国人买单，为美国人承担风险。 中国自身的房贷风险也不容小觑。目前，国内房价高企，房地产利润空间巨大，对于商业银行是致命的诱惑。各大银行纷纷争食房贷蛋糕。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国内个人信用制度还不完善，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也很差，而且国内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全部由银行提供，房贷风险也由银行独家承担。我们没有建立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更不存在抵押贷款证券化，房贷风险也就不能分散由众多的投资者来分担。 在这样的情况下，防范中国的房贷风险该引起高层的重视了。 2007-8-31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以民主财政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 ——在财政研讨会上的发言 胡星斗 我讲两点。第一点，以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我认为民主财政可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突破口，也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础。所谓民主财政，就是公共财政的决策、资金的流向、使用的程序都应当是公开的，人民或者是其授权的代表可以进行监督，未经纳税人的同意征税都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国家的财政预算和支出也必须经过纳税人代表的同意，公共财政的预算必须详细地列出各种开支，没有列入开支预算的项目，不能够开支，列支的钱不得挪作他用。 但是中国的问题是，纳税只是公民的义务，纳税人缺乏了解税款的去向、用途的权利，纳税人财政公益诉讼制没有建立起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查流于形式，预算也是编制粗糙、笼统，执行十分随意，可以说基本上是长官意志，没有强制性，也缺乏有效的问责、监督制，特别是每年每度都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地方都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官员代表大会，因为70%甚至90%的代表都是官员。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要弄出一个非常完美的报告，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征求到，但是这个报告有多少能够落实，就没有人追究，人民代表大会基本上都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每一年召开，各级地方都要召开，但缺乏事后的监督。审计监督也是治标不治本。 总之就是中国没有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和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怎样建立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呢？1、要借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权力制衡和监督，那就是像前面李教授和秋风所说的，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监督职能和财政预算决算的审批权，要追究超预算开支、非预算开支，改变预算开支项目上的责任。2、要通过民主财政推动代议制民意代表的产生，通过普选强化人民代表的代表性，减少官员代表的比例，杜绝纯荣誉代表的产生，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和专业化，使他有时间、有能力审议政府的财政。3、推动审计和司法的独立性。4、推动财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任何纳税人都有权对浪费公共资金的现象，对违反财金制度的情况提起公益诉讼，代表全体纳税人或者部分纳税人提起公益诉讼，美国和日本都有这样的制度。5、通过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媒体监督，实行财政决策的公开。 总之，通过民主财政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进步。 第二，以民主财政扭转中国经济的失衡。前两天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文章。 1、扭转经济分配机制的失衡。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估计今年要达到5万亿元，上半年就已经是2.6万亿，也就是说今年一年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就在1.2万亿，如果加上预算外、制度外的收费，总收入恐怕在6、7万亿，或者更高，政府不可谓不富，但是劳动者工资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是11%、12%，而世界平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率是40%、50%，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可见，政府的富裕是以人民群众的贫困为代价的，中国收税越多，税收增长越多，人民就越贫困。因为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80%来源于工薪阶层，增值税的70%来自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 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目前达到1.3万亿美元。但外汇储备越多、出口越多，对资源、环境、劳工身体的透支越多，人民就越贫困。 二、扭转经济主体竞争的失衡。中国目前垄断的国企发达，而民营企业步履维艰。一方面是垄断的国企收入非常高，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税赋太重。中国的税收主要是向生产环节收税，民营企业如果不偷税漏税，80%的民企会立马倒闭。所以，中国的民企大多规模小，重复建设，产品雷同，科技含量非常低，利润微薄，缺乏品牌，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特别是没有国外的销售渠道。这些就与对民营企业的收税太重直接相关。 中国很多的垄断的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这不是中国的幸事，而是中国的灾难。那么多的垄断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北京的很多报纸讲，北京有多少企业进入亚洲200强，那都是垄断的国企，没有竞争力，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效率，浪费资源。进入世界500强的国企越多，人民的福利就会越少。 三、扭转中国的经济资源利用的失衡。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消费，三公消费，还有我说的四公消费，占财政支出40%以上，如果加上政党的开支，共青团、妇联、工会、民主党派的开支都算在其中，公务消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实超过50%。而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 我希望，以民主财政为突破口，扭转中国经济方面的失衡。如何建立民主财政？除了刚才所说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改革之外，我想非常重要的还是要建立财政公益诉讼制度，赋予公民对这种财政上的不合理的情况、违法的情况提起诉讼。可能还有其他的途径，我希望在这里能够听到朋友们更多的建议。 2007-7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为什么优秀的女人大多没有好下场？ ----从李清照、陆小曼、张爱玲的晚景看生儿育女的重要性 易富贤 2007年9月6日 familyyi@yahoo.com 鲜艳的花朵，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杨澜观察到：“优秀的女人是没有好下场的，除非你找到一个好老公”，这话是用现代语言复述了“红颜薄命”、“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这些古老的哲言。但这句话并不全面，女人是否有好下场更大程度决定于自己的小孩，而不是老公。 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男人是物质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女人是人口再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物质再生产是短期投资，人口再生产是长期投资。“下场”通常指晚景，是否有“好下场”，更大程度取决于“长期投资”的获益，这个获益不仅仅包括物质获益，更包括感情获益。现在农村还没有建立社保制度，“物质之孝”和“精神之孝”仍然具有统一性；城市已经有社保制度（目前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养城市4000万退休老人，城市老人的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物质之孝”已经淡化，但是“精神之孝”仍然很重要，《常回家看看》说出了很多城市老人的心声。 中国今后中国社保将面临危机（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亿老人得指望社保），城市老人也还得指望儿女的“物质之孝”。社会养老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纵观人类历史，丁克长期受到歧视，只有最近70年才辉煌。再观察各国的人口结构，丁克最多还有30年好日子。由于人口结构的老化，社保面临危机，各国都在延迟退休年龄（拒付社保的手段），美国已经提议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9岁。中国今后人口结构远没有美国好，等到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的时候，退休年龄已经是70多岁了（意味着一半的人到死都领不到退休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有子女的家庭还有子女帮撑，六七十岁的丁克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 男女是天然互补的（生理上、心理上、社会学意义上），男女结合、分工是人性使然，对双方都有利，意义是全面的。人如此，动物也如此。李白在《蜀道难》就说：“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如果说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是对女性的歧视的话，难道鸟也进行性别歧视？就像建筑一栋房子，男人是“建筑工”，构建房子框架；女人是“装修工”，负责装修。从外表看，只看到房子的框架，似乎男人贡献大。其实装修同样费心，只有经过精心装修，才能功能齐备，才能住得舒适。男人猎获的猎物，需要女人精细烹调才能变成美味。同样的家庭收入，有些家庭被营造得非常温馨（很大程度归功于家庭主妇），有些家庭则不然。家中有女人就是“安”，就可以“安家”了，生活就安稳了。家庭安，社会才会安。只是目前只给“建筑工”发工资，不给“装修工”发工资，好像以为“建筑工”贡献最大，越来越多的女人也选择当“建筑工”。 社会要持续发展，在现在的社会，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但是现在人口再生产几乎没有回报，分配极不合理，“造人”的不如“造物”的，没有孩子的职业女性被认为是“强者”，而在家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妇女被认为是“没本事”。事实并非如此，根据美国一项最新的报告指出，全职妈妈一年至少值13.8万美元（注：美国2005年人均GDP为4.2万美元）。由Salary.com所提出的调查报告中，计算了在2007年度期间，若全职妈妈所执行的每项工作都有给薪，那麽她们一年应该获得138,095元的酬劳。一个妈妈通常身兼多职，必要时一人还得分饰多角，包括家管、托儿中心的老师、厨师、电脑操作员、洗衣人员、房屋看照人、设备管理员、驾驶、首席执行官、以及心理学家，这些复杂又专门的工作，都是妈妈必须兼顾的身份。并且她们提供了最重要的产品—人口！她们此生可能“碌碌无为”，但是她们的孩子将世代相传，可能人才辈出；她们本人可能没有机会成为议员、部长、总裁，但是她们很可能是议员、部长、总裁的母亲、祖母。而没有生育的女人，即便此生非常辉煌，但是也只是“到此为止”。 女人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两不误，是人类几千年的追求。牛郎织女和白蛇传的故事寄托了人们的这种愿望。但是普通妇女毕竟不是神仙，难以做到两不误（确实也有少数“牛女”在两方面都做的不错）。农民工需要“讨工钱”，妇女同样也需要“讨工钱”（生孩子的钱）。 看起来好像古代妇女地位低于男性，但是从整体获益角度看，女性并不吃亏。古代男子在户外从事危险性生产，意外死亡率高，平均寿命短，女人晚年依靠子女生活。“母随子贵”，女性可以通过生育孩子而提高在家庭的地位。虽然年轻媳妇地位低，但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后，掌管全家的经济，到老的时候俨然一家之长。男性大多在创造了物质财富之后就去世了，而女性却还能安享晚年，古代文学作品中常说“上有八十岁老母”，而不是“上有八十岁老父”。 现在妇女仍然从生育中获益。生育年龄女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远远低于男性，而绝经期后女性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与男性没有差异；哺乳减少乳腺癌的发病率；乳腺癌的发病率随着初产年龄的推迟而逐渐增高；哺乳、积极的性生活减少得乳腺癌的机率(阴道壁吸收精液能够预防乳腺癌、有利于保持女性激素水平的稳定)；多次生育延迟绝经期；性爱次数多不会增加得子宫癌的机会，但跟许多男人发生性关系的女人（如妓女）较易得子宫癌；子宫内膜癌在收入丰厚而无生育的妇女中常见；分娩次数愈少，发生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可能性愈大，独身者的卵巢癌发病率较已婚者高60%－70%。 现在女人寿命比男人长10岁（比如寿命已经比较平稳的西方国家，1992年男人平均预期寿命为73.7岁，女人却为83.8岁）。通常丈夫比妻子年长几岁（尤其是“成功男人”甚至比妻子年长几十岁），男人去世前大多还有妻子相伴。女人如果没有孩子，在晚年平均将孤独地生活十几年。可见孩子对妇女尤为重要。而现在却是女人不愿意生孩子。 当然也有非常成功的女人，没有孩子也能安享晚年，但是那毕竟是凤毛麟角，比中六合彩还难。并且即便年轻时很成功，不能保证老年时候仍然成功。普通老百姓还得指望晚年能有儿女陪伴。当然有儿有女也不一定保证都有一个好的晚年，但是概率毕竟比较大，如果儿女都指望不上，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上的？ 优秀女人大多没有好下场，一方面是她们很难找到好丈夫（她们要求高，很难有男人达到她们的期望）、甚至独身，一方面是她们往往没有小孩。她们因为破坏了男女天然的分工而受到惩罚。我看看古今三个优秀女人的下场。 南宋女词人李清照（1084-约1155），父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夫赵明诚(1081-1129) 是宰相赵挺之之第三子，著名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曾授鸿胪少卿，先后出任莱州、淄州知州、江宁知府。李清照算是嫁对了一个好丈夫，“夫如擅朋友之胜”，生活优裕，所作词，多写其悠闲生活。《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就是李清照早年金迷纸醉生活的写照。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 赵明诚移知湖州，未赴，病逝于建康。其时李清照才46岁。夫死无子、孤苦无依、身心憔悴的李清照三年后下嫁张汝舟。张汝舟娶李清照不是仰慕她的才名，而是贪图她的古董。婚后李清照便发现“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的错误，毅然讼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并要求离婚。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李清照也进了大牢（多亏亲友搭救，九天后被放了出来）。 1134年李清照避难金华，写下《武陵春》，感概“物是人非”，词中表现了李清照对国破家亡，漂泊转徙，夫死孀居的凄苦生活的感叹。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李清照无儿女，晚年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寄人篱下，孤寂而死。后期所作词，多悲叹身世，情调感伤。其中以《声声慢》最能代表她晚年的心境。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在徐志摩35年的生命中，曾与三位女性有着斩不断的情愫。除陆小曼外，还有一位是原配夫人张幼仪，另一位是以无言结局的建筑学家林徽音。以下资料来源：王少元《徐志摩与他爱过的三位女性》，洁尘《陆小曼究竟有多美？》，车水《陆小曼水性杨花》。 张幼仪出身名门，秀外慧中，1915年在浙江硖石老家奉父母之命和徐志摩结成伉俪。婚后次年，徐志摩出外求学。1921年张幼仪到英国陪读，和徐志摩度过一段温馨甜蜜的生活，直到才艺双绝的林徽音出现在徐志摩的生活里。当时医学不发达，堕胎意味着生命风险，但是为了追求林徽音，徐志摩强迫张幼仪堕胎。徐志摩见张幼仪不答应离婚和堕胎，便一走了之，张幼仪一人碾转英国沙士顿、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独自生下孩子。1922年徐志摩找到柏林，逼着她签下了离婚协议。但林徽音可能觉得徐志摩并不可靠，悄然随父回国去了，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相爱，1928年梁林在加拿大结婚。徐志摩成了孤家寡人。 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张幼仪后与儿子一起在美国幸福生活，活了八十八岁，一九八八年在纽约去世。徐志摩的冷血寡恩，不尽人道、夫道、父道，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但徐志摩抛弃张幼仪的事迹却成了徐志摩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标榜！说这是徐志摩反抗“四千年史髅不绝”的“忠孝节义”！ 对徐志摩影响甚大的是陆小曼。陆小曼聪慧活泼，通外语，会唱歌，是北京上层社会交际花。其父陆宝曾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门生，回国后任赋税司长达20余年。1920年陆小曼父母选中英俊的王赓将军为婿。王赓曾留学于美国西点军校，就职于北平警察局，后任哈尔滨警察总长。王赓办事认真负责。陆小曼生性风流，三天两头到外头游乐。这时王赓的好友徐志摩悄悄地介入进来。陆家和徐家都认为他们是不孝子女，是丑闻，极力阻止。徐志摩、陆小曼认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徐志摩则向世人宣示：“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两人在风气初开的潮流中，受到青年男女的怂恿、喝采，豪气干云地踏上“不思旧姻求新婚”的道路。于是，一九二六年农历七月七日，徐志摩，陆小曼两人在梁启超的证婚下举办了婚礼。新婚后，两人曾有过一段神仙般的日子，但他们的合欢未能长久。陆小曼生活挥霍无度，使志摩入不敷出，狼狈不堪。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失事。 死前给徐志摩沉重一击的是，陆小曼认识了一个名叫翁瑞午的越剧小生。翁瑞午家里有钱，自己有闲，会玩、会吃、懂得哄女人。两个人如胶似漆，整日在烟榻上浑浑噩噩地吸烟。徐志摩多次规劝，陆小曼非但不改，反而大吵大闹。徐志摩死时陆小曼29岁，与翁瑞午自然同居在一起了，但不正式结婚。翁陆两人晚年分裂。翁另有新欢。1960年，陆小曼在上海街头遇到老友、郁达夫的遗孀王映霞，不禁哭诉道，说自己孤身一人，无儿无女，翁瑞午也跑了，“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独啊。”陆小曼是1965年4月3日孤身一人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终年63岁。陆小曼的灵堂上只有一副友人的挽联。她死前惟一的愿望是和徐志摩合葬，但徐家坚决不答应。她的骨灰一直寄存在某处，直至1988年，由其从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堂侄出资，才在苏州入土为安。 不过陆小曼还应该感谢中国政府，因为1960年代，陆小曼作为城市居民，能够享受社保，基本生活没有问题，否则，陆小曼的晚年还要惨。新一代的“陆小曼”的晚景可没有陆小曼那么好了。 张爱玲（1920-1995）是一代文学女奇才，其代表作有《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1952年，32岁的张爱玲以去香港完成学业为由离开上海申请去了香港。1955年秋天，她离开香港去了美国。移居美国几个月后，张爱玲已经充分感受到了在异国生存的艰难。在美国有一种组织叫文艺营，这是一种专门向那些有才华的艺术家提供免费为期三个月短期住宿和创作条件的地方。1956年2月，张爱玲向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信，请求帮助。张爱玲很快被允许进入这个文艺营，分到了宿舍，而且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在这里，张爱玲3月31日认识了一个叫赖雅的65岁男人。张爱玲孤身一人漂泊异国他乡，没有绿卡，举目无亲，寂寞苦闷，而赖雅则是第一个从精神等各方面关怀她的男性，张爱玲可能把赖雅误认作一个能帮助她打入主流英文文学世界的导师和经济的靠山。两个多月后，这一对不同国籍的老少作家恋爱了，并很快怀孕。得知张爱玲怀孕后，赖雅同意结婚，但是要张爱玲堕胎孩子。其实赖雅只是一个过气角色，在事业上已经走下坡路，不断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难于帮上张爱玲。并且经济十分窘困，有上一顿没有下一顿。贫贱夫妻百事哀，写作不能出头，生活就异常艰窘。婚后不久赖雅中风，张爱玲也放弃了回香港发展的机会，一边工作挣钱，一边照看赖雅，直至赖雅1967年去世。 由于语言和文化氛围的原因，张爱玲在美国的奋斗没有什么像样的成功。性格怪癖，没有什么朋友，生活能力差，不会开车。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 她因为“虱幻”的强迫症，辗转流离于洛杉矶大地区的汽车旅馆间“躲虱子”，过着半流浪的生活。 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一代文学女奇才张爱玲在公寓中孤然离去，终年75岁，无儿无女，身边没有亲友，没有熟人，甚至连一个生人也没有。好几天后，公寓管理员觉得不对劲，这才发现…… 附：《养育孩子的价格》 （这是一篇在网络流传多年的文章，作者不详） 美国政府最近公布了一项估算，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总共约需16万美元。那么16万美元这么高的付出，我们买到些什么呢？ 你买到命名权，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孩子命名。你可以每天感觉新生命的活力。你每天晚上可以在被子里挠痒痒，听窃窃的嬉笑。你可以得到真诚的爱，超越自己心灵的承受。你可以得到最甜蜜的亲吻、最温柔的拥抱。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可以看到对石头和云彩，甚至热饼干的永无止境的好奇。 你时刻有一双小手握住，那手上常有的果酱或是巧克力。你总有个伙伴陪同，一起吹肥皂泡、放风筝、挖沙洞。你可以不顾一切地欢笑，即使那天老板骂人，或者股票跌得一塌糊涂。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能够刻南瓜脸，玩捉迷藏，抓萤火虫。你有借口，可以百读那些自己年幼时喜爱的读物，星期六早上看动画片，看迪斯尼电影，对着星星许愿。你还可以拿吸铁块在冰箱门上摆出虹、心、花的形状。 你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英雄，从车库顶上取下飞盘，从脚踏车上取下助轮，从手上挑出小刺，给游泳池放水，或者做小球队的教练，虽然那个队从来没有赢过，但每场赛后都能得到冰淇淋奖励。除此之外，付出16万美元，你坐在历史的头一排座位上，见证人行走的第一步，讲出的第一个字，第一次约会，第一次开车上街。你能够成为不朽。 你为你的家族之树添加了一个新枝，如果你幸运，那枝上将长出更多的小枝，代代相传。你接受到大学里得不到的教育，心理学、护理学、司法学、沟通学。在孩子眼里，你是上帝之下的第一人。你具有最大的力量，能够医治伤痛，驱赶床下的恶魔，安抚破碎的心灵，巡视过夜聚会，处罚一切犯规，同时给予无限度的爱。有一天，你的孩子，他们也将同你一样去爱，决不考虑代价。养育一个孩子，18年，16万美元，真的昂贵吗？ 说明：2005年美国人均GDP为$41,800，中国是13919元人民币。社会越发达，养育孩子的相对成本越高、压力越大。因此按道理说，现在中国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应该压力不大。但是由于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中国养孩子压力非常大。
发件人："tallrain zhang" <tallrain@gmail.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9-04 10:34:2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从房地产开发看当前的社会利益及财富分配 中国的房地产政治经济学 张高雨 (1) 最近不得不开始关注物价和汇率，读了网上的不少文章，也开始渐渐整理心得，希望与大家一起讨论交流。在下面的系列文章中，我将从房价着手，分析物价、汇率等诸多因素，以及交易过程中的诸多利益关系。首先，我们从最简单的案例着手，普通市民购买商品房。流程很简单，政府拍卖土地，开发商竞拍后开发，市民购买商品房。假设土地使用费折合楼面均价为每平米2000元，施工费用1000元，销售价4000元，商品房交易税费60元。 下面我们计算一下各方收支。 政府收入：2000+60=2060元。 假设项目施工带来的GDP增加为1000元(购买原材料，人工费，建设费)，那么此项目带动的GDP数额为4000+1000+1000=6000元。考虑到GDP是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此项目为政府官员带来了GDP的重大收益。 我们可以看到财富转移的过程：个人的财富被转移给开发商、政府和建设环节。那么为什么购房者还觉得交易划算呢？因为他用这部分钱得到了等价的实物商品房。也就是说，除了所有交易方的总体收支平衡外，实物代表的社会财富也增加了。那么这部分财富是怎么多出来的呢？ 秘密在于，土地在拍卖之前，其价值是无法用货币表示的，也就是说其货币价值等于0。而在开发完成之后，其价值就等于房产的交易价格。简单地说，就是土地在开发后变现了。 因此，在政府、开发商、购房者、建设环节的后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利益者，即土地的拥有者。按照我国的宪法，城市土地属于全民公有，也就是全体公民都有一份。但是房产开发的操作过程中，全民的角色由政府的国土资源局执行。这部分财富变现后，被分配到政府、开发商、购房者、建设环节，而财富的原主人分文未得。 那么土地的原主人损失了这部分财富，为什么却无动于衷呢？这是因为尽管他名义上拥有这部分财富，但是却无权动用，也无权变更或变现，因此其实际货币价值为0，自然就不关心啦。因此，商品房开发的实质是，将土地包含的社会价值释放出来，转换为政府或个人实际拥有的货币价值。国有企业的拍卖也是一样的道理。 (2) 下面我们在分析中再加入一个因素，银行的参与。我们看到开发商收益1000元，支出3000元，也就是说用3000元的投资获得1000元的收益。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开发商投入的资金是远远少于这个数的，因为开发需要的大部分钱他都可以从银行贷款。 假设开发商自己出1000元，从银行贷款2000元，开发完成后支付10％=200的利息和其它费用，那么他的收益是1000－200＝800元，他的支出是1000，也就是说用1000元的投资获得了800元的收益，风险大大降低，资金的周转率大大提高。而银行增加了一笔2000元的借贷。 假设购房者也是从银行贷款买房，借贷70％也就是2800，如果10年还清的话，那么他的月还款额约为每平米32元。而银行增加了一笔2800元的借贷。因此银行在开发前的收入为0，支出为2000(贷给开发商)，净收益为－2000。银行在开发后的收入为开发商的还款＋利息＋个人还款额＝2000＋200＋32＝2232，支出为贷给购房者的2800元，净收益为2232－2800＝－568。 因此，银行不管在开发前还是开发后，短期的收益都是负的。它必须通过购房者的长期还款来慢慢弥补。 我们还看到，一旦银行把钱贷给开发商以后，它只能指望开发商将楼盘顺利销售出去以后才能收回贷款，因此房地产的风险被绑定到了银行。另外，即使开发商的借款打回银行了，银行也必须把钱借给购房者，不然平民百姓买不起房。所以一旦银行把钱投到房地产上了，它的周转资金立刻变给很少。 实际的情况还带来一个问题，许多的开发商在楼盘销售完成以后，并不急着还银行的钱，而是用这笔钱去开发第二个楼盘。因此房地产越是开发，银行里的钱就越少。那么，为什么银行还愿意把钱投到房地产业呢？ 首先是因为房地产对GDP的带动作用巨大，政府必然通过银行扶持。其次是部分借贷的审批人员，能够利用职权从中收取好处。尽管银行承担了风险，但是个人却实实在在收到了好处，更何况银行的风险不须个人承担。一旦银行收不回贷款，即形成了所谓的坏账，由于我国的银行是国有的，不允许破产，必须由国家财政拨款填补。而国家财政的来源即是全民的社会财富。所以即使有坏账，受损失的是大家，得好处的是个人。 我国银行的坏账来源主要是国企和房地产企业的借款。一些国企老总贷到款后，通过与关联的私人企业高买低卖，将银行的钱转到个人的账下。因此腐败体现了财富转移的社会效应，加深了贫富分化。因为国有银行的亏空最后总是要用老百姓的钱去填补。 (3) 前面说了，房产开发的实质是将土地变现。因此，伴随着房产的开发，社会财富随之增加，因而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也随之增加。那么为什么前几年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发生通货膨胀呢？考虑一下影响货币流通量的因素。除了土地变现和国有企业资产变现以外，还有2个重要因素会增加货币流通量。 1是引进外资和贸易顺差。外资进入中国，必须通过政府银行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流通，企业出口赚的外汇也必须兑换成人民币。对于这部分人民币，政府并不是从国库里拿的，而是直接增加印刷量，从而造成供应量增加。2是银行坏账。政府除了财政拨款外，也会通过增发人民币来填补银行的坏账。而下面的3个因素会减少货币的流通量。1是居民储蓄，存入银行的钱多了，用于消费的钱就少了。2是国债，购买国债就是将钱直接存入国库。3是加息，鼓励国民将更多的钱存入银行，并抑制投资。 老百姓为了抵抗房产、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不得不选择将自己的更多收入存到银行，并因此节衣缩食，努力减少在其它方面的花费。在社会投入总量变化有限的范围内，投到房产、教育、医疗的钱越多，那么投到食品等日常消费领域的钱就越少。 对比一下我国的改革和俄罗斯的改革，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东西。俄罗斯采用休克疗法实现私有制，也就是通过将国有资产拆成全民股份，然后一人一份分了。因而国民财富通过这种方式一次性折现，造成通货迅速增加，货币对内迅速贬值。为了对付通货膨胀，政府逐年提高国民工资收入，从而加强国民的购买力，打开国内市场。 两国的改革有以下共同点：一是本质都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明确产权。二是引入外资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三是改革的结果造成了贫富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团体。 两国改革的不同点有：一、俄罗斯采用剧烈变革，中国是渐进变革，前者是短痛，后者是长痛。二、俄罗斯在改革前后保障国民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因此老百姓可以承受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我国由于受8.9事件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特别敏感，所以通过住房、医疗、教育来抑制通膨。三、俄罗斯通过卖石油来引进外资，而我国通过廉价矿产、劳动力来引进外资。四、俄罗斯的改革名义上人人受益，但是引发政治的动荡。中国的土地和国有资产拍卖老百姓无份参与，但是他们用这部分损失换来了政治上的稳定。 (4) 下面尝试分析一下为什么通货膨胀突然变成了突出的问题。其实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还有2个重大的差别，即银行和外汇管制的区别。作为休克疗法的一部分，俄罗斯的银行也一步到位实现私有化，外汇直接放开。因此改革初期卢布承受了重大的冲击，俄罗斯的金融系统相当于重新建立一遍。 而我国一直没有放开外汇管制和银行国有，因此外汇储备逐年增加，银行坏账逐年增加，并且人民币在世界市场的实际购买力也不能得到真实体现。 考虑到我国对外贸的依存度相当高，而外贸的顺差又非常之大，长期积累必然带来国际关系问题。 比如中美贸易，顺差达数千亿美元，也就是我国输出了对应的社会财富，而美国输出了对应的美元。美国只要不断地将美元贬值，它以后要支付的实物资产就越少，因此通常顺差对美国有好处。但是由于我国的贸易顺差是建立在廉价矿产和劳动力基础上的，对于美国的同行业就形成了不公平竞争，因此贸易问题在选举的时候就变得非常严重。美国要保护国内的自然资源和劳工，因此资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而中国的国有资源几乎是零成本，劳动力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0%-20%，这就形成了对美国同行的重大冲击。因此，美国在通过全球化进程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也采用了贸易保护的政策来保障部分行业的利益。所以说，美国要求中国企业实施环保和劳工保障的条款，其实是要求平等竞争，最终保护国内的工作岗位。 美元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通，成为事实上的世界货币，在于美国政府用实力保证了其支付信用。所以美国一要控制石油等重要资源以保证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二要控制美元的流通量以控制汇率。美国政府就这样通过美元所代表的信用，从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换取了商品。而中国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对美元的控制力构成威胁，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一可以增加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二可以使这部分外汇储备对应的财富大大缩水。由于我国经济过于依赖外贸，因此不得不向美国一再让步。 一旦确认人民币对美元的逐步升值成为事实，外资就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以期从中获利。假设人民币对美元从8:1升值到4:1，那么1亿美元进入中国，兑换成8亿人民币，升值后再换回2亿美元，获利100％。而中国不仅损失了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时增发了8亿人民币的流通量，带动了通货膨胀。外资进入中国后，考虑到通膨的因素，把兑换到的人民币进一步投资到房产、股市，加大了房市和股市的泡沫，使其资产进一步升值，可以在撤退时兑换成更多的人民币，进而换回更多的美元。 外资正是清楚地看到了人民币升值的前景，因而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最终将中国外汇储备的损失和通膨带来的社会财富损失洗动一空。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是因为进来的外资太多。外资进来，是因为看到了人民币要升值。人民币要升值，是因为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和中国的外汇管制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5) 讨论一下拆迁的问题。前面说过，房地产开发的实质是土地的变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土地是新开发的，也就是把土地的性质从国有规划用地转变为商业用地。在开发之前，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全民，土地的使用权归于政府。在开发之后，土地的所有权不变，土地的使用权归于开发商。在销售之后，土地的所有权不变，土地的使用权归于业主。名义上，土地是国有的，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全民被政府代表了，因此全民的角色隐藏了，只有政府、开发商、业主(和银行，按揭的情况下)在打交道。 而拆迁房的问题比较特殊。在拆迁之前，土地的使用权实际已赋予了拆迁户。因此，在开发之前，政府必须把使用权收回，才能把土地拍卖给开发商。拆迁，其实是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和开发商没有实质的关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往往在土地使用权真正收回之前就把土地拍卖了，从而把拆迁的矛盾转移到开发商的头上。 现在我们单纯地考虑政府和拆迁户之间的利益搏弈。为什么通常拆迁户不肯拆、不肯迁呢？通常，政府在拆迁后，给予拆迁户现金补偿或者经济适用房等实物补偿。也就是说，原房子在拆迁后变现，转变为一定数量的货币或等价实物。因此，拆迁的实质是商品交易。造成拆迁的矛盾也就是商品交易的矛盾，如价格矛盾、质量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价格矛盾，就是说政府"买"拆迁户使用权的价格不能被拆迁户接受。通常而言，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拆迁矛盾中，拆迁费不是按市场价决定的，而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的，自然不能让拆迁户满意了。 另外，政府之所以要搞拆迁，肯定是这片土地有升值的潜力。但是土地的升值部分是谁创造的呢？对于拆迁户来说，他们切切实实地通过自己的投资及劳动，让土地的价值得到了提升。因此，他们不仅关心房子的市值，还关心房子的升值空间。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把赔偿金定得比市价高。而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它对拆迁的考虑也是多方面的。 一、拆迁的地段通常较好，土地拍卖价高，配置设施齐全，开发周期短，销售周期短，银行给开发商的贷款收回风险小。二、由于不动用新的国土储备，审批流程上更为顺利。三、拆迁有利于城市整体规划分布。拆迁的好处多，造成的矛盾也多，那么为什么政府还如此频繁地操作呢？ 让我们退一步，看看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土地拍卖如此依赖。在改革之前，政府的收入来自于税赋、国有企业利润、工农业剪刀差等。随着改革的进行，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控制渐渐放开，调整了税赋的结构，使得大部分的税收由中央控制。在国有企业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只保留了有竞争力的垄断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利润来源其实是低价甚至无偿的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由中央集中控制，而地方政府编制下的老国企则大量甩卖。因此，地方政府的财力就变得非常有限，收支就难以平衡了。 可以说，土地拍卖是维护市县财政的主要来源。镇乡由于土地拍卖价值低，财政赤字非常严重。所以说，地方政府要拍卖土地，实在也是没有办法。更何况除了带来大量现金流之外，土地开发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一、房地产作为龙头企业，带动了GDP的总体增长。二、土地的整合，有利于城市总体规则，方便实施政绩工程。土地开发，其实是深层次地反映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分配中的矛盾。 (6) 讨论一下经济适用房的问题。房子是一种特殊商品。如果房价超越了大部分人的承受能力，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政府也要考虑买不起商品房的市民需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为这部分人提供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其中，经济适用房的政策经过几年的实施，现在被普遍认为失败。经济适用房的实施流程是这样的：政府专门划一块地，以较低价格卖给开发商，然后要求开发商低于限价卖给符合条件的购房者。政府牺牲了土地拍卖中的部分收益，希望以此降低购房者的支出。 造成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开发商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住宅面积越大的单元房，其单位造价越低，因此倾向于造大房子，反正又不愁卖。二、经济适用房的适用条件很难验证，许多经济适用房最终被一些有钱人买走了。这两点其实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经济适用房最终是卖给谁的，因为商品最终是按照用户的需求开发的。 考查一下为什么经济适用房的适用条件很难验证，不难发现主要原因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的差价，其实就是这部分社会福利的货币化。如何将社会福利施惠到每一个具体的市民，就需要建立严格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在资本化、商品化的社会里，每一份信用都代表着将社会财富变现支取的权利。 伪造经济适用房适用条件，其实是牺牲信用以骗取这部分福利能够支取的社会财富。 一个近似的例子是，伪造个人收入证明，骗贷买高价房以使售房者获取差价。这个例子其实是牺牲信用以骗取这部分信用能够申请的银行贷款。这两个例子都是将牺牲个人信用以求变现。在一个高度资本化的社会里，它必然要求所有的资源都能够货币化，如矿产资源、通讯频段资源、人力资源。同时它要求建立严格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样个人对社会财富的支取才能够被其它社会成员接受。 通过汇率的分析，我们认识到货币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实力，而货币归根到底，其实是货币发行机构在流通范围内承诺支取社会财富的一种信用。为什么许多国家在经济危机时引入美元救市？因为坚挺的美元意味着可以随时随地地换成食品和其它商品，在美元的后面有一个强大的美国政府在兑现承诺。而目前我国糟糕的信用体系，造成了大量的银行坏账，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可能。 通过房产开发，我们看到土地在变现，福利在变现，信用在变现，那么是什么在兑换成现金呢？是宪法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一份国民财富。 过去的积累已经分配得差不多了，现在的积累正在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化在重新分配，将来的积累正在因为银行、汇率的原因造成重大的流失。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发件人："thxj2008" <thxj2008@163.com> 收件人： "zdjun@263.net"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7-08-26 18:19:3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文摘 什么是中国封建仕大夫文化？ ----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返回古典，就是返回我的六经 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现旅美学者 刘再复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9日11:07 南方周末 《金刚经》 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 中国文化有两大血脉 前年秋天，我到台湾中央大学担任驻校学者与客座教授，去年又到台中市东海大学担任讲座教授。此次台湾之行，其因缘首先是正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刘全生教授的邀请。他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副校长，1996年我到马里兰探望也在该校任教的女儿剑梅时，结识了他，并一见如故。他本是物理学家，可又很有人文理想。谈吐之间，我感受到他那种整个身心拥抱教育事业的赤子之情。他告诉我，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临终前嘱咐，倘要铭记他，请在墓碑上写下他是《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之父，不要外加一个字。当然也不要外加“总统”这一至尊名号。这是奠定美国自由思想的天才领袖的价值观，也是刘全生校长的价值观。这很容易融入我的情感深处。于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此次我应邀到他主持的大学，既是遵从友人的召唤，也是遵从内心的命令。 中央大学的工作尚未结束，刘全生校长又把我介绍给东海大学校长程海东。这两位校长精神气质非常相近，而且都是在美国深造自然科学取得成就之后再转向教育，不同之处是程海东教授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东海大学有贝聿铭设计的教堂，我在那里听他阐释《圣经》，其声音之纯正让人如闻天乐，一下子就把我在台湾听到的政治噪音全都化解掉了。 全生校长非常谦卑，我到达台湾的那一天，他亲自到桃园机场迎接。一上小车，他就介绍中央大学对故国人文传统极为重视，大学本科一年级的学生都在诵读四书五经。台湾未经历大陆那种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的人文香火一直没有熄灭过。校门外虽常有政治喧嚣，校园内还是念念不忘“子曰诗云”。听他这么一说，我立即回应说：中国文化整体，具有两大血脉，如同人体有动、静两脉。一脉重秩序、重人伦、重教化。这是以孔孟为灵魂的四书五经和之后的程朱理学，一直延伸到曾国藩、康有为等；另一脉则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此脉以老子、庄禅为灵魂，上可追溯《山海经》，下可连接《红楼梦》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我到台湾，想多讲第二脉，可给现有的教学内容结构作一平衡和补充。他听了很高兴，说有了另一脉，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就更为完整了。 通过“六经” 重返生命本真之路 中国文化的两大血脉都极为丰富，不管讲哪一脉，都很难在一个学期里讲清楚。所以我早在美国备课时就想好，第二脉就讲“我的六经”。 我不喜欢沿袭他人的习惯性思维，所谓六经，也是我自己的选择与界定。这六经包括《山海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六祖坛经》、《金刚经》和我的文化圣经《红楼梦》。六经中，唯《金刚经》属大乘般若体系中的佛典，产生于印度，但因为它早在公元402年便由鸠摩罗什从梵文译为中文，一千六百年来在中国广泛流传，不仅中国化，而且中国心灵化，完全成为中国精神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血肉。而禅宗伟大的思想家慧能，则因闻他人诵读《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豁然开悟，投奔弘忍后又以《金刚经》为精神基点，把禅的思想推向顶峰，也才有深刻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坛经》。一千多年来，中国的佛教著作虽多，但唯有六祖的《坛经》被尊崇为“经”，于是，抓住《坛经》则抓住构成中国大文化“儒、道、释”三维中的释家一维，倘若再抓住《金刚经》这一经中经和典中典，那就离“佛”很近了。 [1] [2 人的智慧并非人们熟知的那些概念 历来的禅宗研究者，都把慧能视为宗教改革家，而我的朋友高行健，则彻底地把他视为思想家。行健发现慧能创造了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这就是无须逻辑、无须实证、无须分析也有思想的可能性，即通过感悟而抵达真理的可能性。此外，他又发现慧能给中国智者树立一个伟大典范，这就是通过自性的开掘达到把握生命本真当下存在的典范。高行健的戏剧代表作之一《八月雪》，其主人公便是慧能。他是个宗教领袖，但拒绝任何偶像崇拜；他名满天下之后，唐中宗、武则天请他入宫当“大师”，更是拒绝。最后他甚至打碎传宗接代的衣钵。慧能很了不起，他拒绝进入任何政治框架，拒绝参与任何权力游戏。他的清明意识告诉他，一旦进入就会失去人间最为宝贵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慧能的人格力度，不是表现在“造反”，而是表现在力透金刚的拒绝。《八月雪》表现的正是人如何得大自由、大自在的真理。 我在课堂上讲《金刚经》、《六祖坛经》，正是把这两者视为个体生命得大自在之经。在我看来，《金刚经》与《坛经》分别完成了两大发现。《金刚经》发现人的身体是人的终极地狱，而《坛经》则发现语言(概念)是人的另一终极地狱。身体产生欲望，有欲望，才有各种烦恼与妄念，才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媚俗之相。所谓“空”，就是去掉欲望和它所派生的各种妄念俗相而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对空最大的误解是以为空是空虚，不知“空”恰恰是拒绝妄念遮蔽的内在智慧的充盈。 在此基础上，慧能还发现，人的智慧并非人们熟知的那些概念，其实，许多大概念都是大陷阱，都可能让你产生语障、眼障、心障，让你的慧根善根全然灭绝。“本来无一物”，是说生命本来是没有概念的，有了概念，才有尘埃，才有毒素，才有遮蔽与堵塞。我对同学们说，我和我的同龄人，正是在概念的包围中迷失的一代，整个青年时代全在“继续革命”、“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的概念地狱中穿行。如果不是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迷失和地狱体验，如果不是尝尽概念的苦果苦汁，就不能理解《坛经》，也不会认识慧能这个主张“不立文字”的天才。 对于《道德经》与《南华经》的理解，其实也是尝尽概念苦汁的心得。台湾的国学家们对老庄两经很有研究，也曾在东海大学任教过的学者徐复观先生，他的名著《中国艺术精神》对庄子的阐释就极为精彩。抓住庄子《逍遥游》中的一个“游”字，把庄子逍遥自在的游世态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人生一世，不过是到人世间游览一回。地球之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地狱之行”。名利场，权力场，政治较量场，哪样不是地狱？面对地狱，只可游观，不可卷入。徐复观先生自然也有自己的人生遭遇，但就尝尽概念苦果一事而言，其体验未必有我们深刻。也许因为切肤之痛，所以我在《道德经》中就读出一个文眼，一个精神之核，这就是“反”字。“反者，道之动”。反，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根本规律。“反”字如此重要，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汇集了历来的种种解释。在多重意义中，它的主要意思是“相反相成”的“反”，还是“返回”的“反”呢？ 没有《山海经》，就不会有《红楼梦》 我敢斩钉截铁地回答，是返回的反，是复归的反。《道德经》的主题就是返回，就是复归，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复归于太极。扬弃人为的东西，返回自然状态，返回赤子状态，返回质朴状态，不仅要返回质朴的生活，而且要返回质朴的内心。对于人来说，最难的是拥有财富、权力、名声之后仍然保持质朴的内心，仍然保持生命之初的那片婴儿的天真天籁。守持生命的本真，这才是诗意的存在。海德格尔晚年那么崇尚老子，就因为老子告诉他，人应当怎样诗意地栖居在人间大地之上。关于如何“诗意栖居”这个大哉问，老子比海德格尔所喜爱的荷尔德林回答得更加清楚，而且早了整整两千年。我真感谢老子，正是这个“返”字，使我找到了生命的大方向。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对我来说，就是知道这个“返”字。所以我把返回童心视为此生此世最大的凯旋。 在返回生命本真的路上，什么是真正的障碍呢？老子和庄子的回答是一样的：障碍就是那些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不仅是技术和技术派生出来的兵器、战车，而且是概念和概念派生出来的巧智、心机和权术。一部《南华经》，说尽了人生的悲剧和历史的悲剧，而悲剧的根本，便是人被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所主宰、所统治、所消灭。“绝圣弃智”的命题与其说是反文明，不如说是反野蛮：反对机器对人的异化，反对在神圣概念掩盖下使用先进武器所进行的血腥战争。反对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历史事实所作的一切知识包装和知识面具，反对阻挠人们向生命本真靠近的各种理论和理由。我感谢庄子，想起他的名字，不仅坐卧往来很自然，连颠沛流离也很自然。 台湾的教授与学生，大约没想到我会把《山海经》也列入一经，对《红楼梦》也称为经。《红楼梦》一开篇就讲大荒山，就讲女娲补天的故事，直接连上《山海经》。其实，《山海经》不仅是《红楼梦》的审美原型，而且给庄子、楚辞等许多中国文学典籍也都提供了审美原型。《山海经》是神话，不是历史，但它却是中国最本真的精神历史和最本真的精神文化。与希腊、希伯来的神话相比，《山海经》显得单薄，然而中国的原始神话虽少，却很有力度。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这些失败的英雄全都力透乾坤。所以，它既是审美原型，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原动力。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苦难，为什么不会灭亡？关于这个问题，钱穆等历史学家做了许多精深的研究，但都没有揭示出一个原始原因，这就是中华民族在它的童年时代就有一种伟大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补天、填海、逐日，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把不可能化为可能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中华民族从未被艰难困苦的命运所击倒，数千年来终于不依仗上帝的肩膀而靠自己的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和挑起历史的重担，一直走到被称为21世纪的今天。 我曾说过，没有禅宗，就没有《红楼梦》，其实，没有《山海经》，也不会有《红楼梦》，至少不会有《红楼梦》的连接鸿濛之初的恢宏与苍茫，也不会有那一块多余石头的奇丽想象。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一是因为它是中国文学与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是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同一级的反映人类精神水准的坐标。二是因为它的情节大框架与《圣经》同构。其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来到人间之前也有一个伊甸园时期，他俩就是中国的亚当与夏娃，不过，曹雪芹赋予他们更富文采的名字，叫做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伊甸园的上方也有一个造人的创世纪之神，不过，她不叫上帝，而叫做女娲。更为重要的是，《红楼梦》中也有一个基督，只是尚未成道。这个准基督就是贾宝玉。他爱一切人、宽恕一切人。他疏远一些人只是出自本能，而非仇恨。他是一个没有敌人、没有偏见，没有妄念，没有功名心、报复心、机谋心的特异生命，换句话说，在他身上没有常人的嫉妒、贪婪、猜疑、算计等生命机能。探春称他为“卤人”，其“愚鲁”就在于缺少这些机能。 打通中西文化血脉 巨著中的诗意生命，除了宝玉之外，还有黛玉等一群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青春少女。曹雪芹发现了青春少女的绝对价值，塑造了一群具有高度生命质量的“女儿”形象。西方《圣经》的主角基督的十二门徒全是男性，《红楼梦》这一文学圣经的主角周围则是布满青春气息的“十二钗”，全是女性，清一色的女性。曹雪芹在自己的伟大作品中，惟一牵挂的就是这些女子的生命。在曹雪芹的审美眼睛里，所谓美，就是青春生命。《红楼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青春生命的颂歌与挽歌。它不仅具有说不尽的文学内涵，而且具有说不尽的哲学内涵。它太特别了，它既吸收了庄、禅甚至儒的哲学精萃，又完全超越了各家哲学的局限，它大于儒、大于道、大于释，它高于道德、高于政治、高于种种理念，从而获得宇宙般的没有时空边线的大境界。它有宗教般的恢宏与境界，有信仰，但不是宗教。它信仰的是美，是人之美与情之美，是青春生命和诗意情感之美。曹雪芹是自古到今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以审美代宗教的伟大发明者，他的卓绝千古的文学实践导致了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有《红楼梦》作参照系，一切文学作品的高低深浅，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伟大作品，不是文学圣经是什么？我一直庆幸自己出生在《红楼梦》之后，倘若在这之前，人生没有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等相伴，日子该多乏味。 在课堂里讨论时，我对同学说，你们熟读四书五经，再加上这六经，灵魂就有了张力场，不仅生命会更为完整，而且想什么、写什么都会深一些。在《红楼梦》里，薛宝钗投射的是四书五经文化，林黛玉投射的是“我的六经”文化，两者都有充分理由。林、薛之争可视为曹雪芹灵魂的悖论。说“钗黛分殊”是对的，说“钗黛合一”也没有错，只是曹雪芹心灵的天平更向黛玉一边倾斜而已。就个人而言，我更是倾心于绛珠仙子，拒绝向薛宝钗靠近。 我把出国前界定为第一人生，出国后界定为第二人生。于是，常与朋友开玩笑说，第一人生中我天天读“老三篇”(毛泽东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第二人生则天天读“老三经”(指《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甚至老六经。由于天天读，这六经便融入自己的身心，整个生命感觉便全然不同了，连吃饭睡觉的感觉也不同了。时至今日，我与六经仿佛已是血肉一体，真分不清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正如分不清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此时我着笔说六经，是我注六经，而放下笔，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读书思想，又觉得六经注我。王夫之说“六经责我开生面”，我也常有此种感觉。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的六经，只进入心灵深处，就感到解脱，感到新的活力又如黎明升起。很奇怪，离故国的土地愈远，愈觉得故国古典文化的魅力。西方文化确有它的长处，尤其是它的逻辑文化与理性文化。其逻辑文化发展到极致，便产生电脑所负载的程序文化，从而给人类世界又开辟另一番天地。但是，人毕竟是人，人需要听程序的指令，更要听从内心的绝对命令。因此，程序文化还需要感悟文化的补充与平衡。我相信将有更多的西方智者会像海德格尔那样倾心于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 近几年，我与李泽厚先生常常一起呼唤“返回古典”，这一古典主要是指故国的古代人文经典。不过，他落脚的重心，第一是孔子，第二才是庄子，而我则是先返回“六经”，再参照四书五经，换句话说，厚重“六经”，不薄五经，并努力打通中西文化血脉，这便是我今天的精神之路。
吴敬琏左派右派两面派 黎阳 2007．8．31． 鲁迅说过：“‘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 岂止是作家文学家，其他人又何尝不如此。许多如今出名的右派自由派，当年可都是“左”得出奇的主儿。 ——比如，是谁最先“发明”的那个58年“大跃进”中最有名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毛泽东，不是刘少奇，不是邓小平，而是——胡绩伟。身为当时“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提出了这一口号，发了社论，狂热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左”不“左”？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当时“左”的发狂的主，后来摇身一变就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你发明鼓吹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算不算在内？不提。此公如今又成了“民主斗士”，开口闭口“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从极“左”到极右，够典型的吧？ ——又比如，当初是谁最先“发明”的“两个凡是”？就是那个“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号称“党内一支笔”的郑必坚——此公当年信誓旦旦“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则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而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则公开夸奖郑必坚：“我很高兴地认识这么一位有识之士。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从“两个凡是“到“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算不算从极“左”到极右？ ——更有名的应该算是吴敬琏。此公今天号称“吴市场”、“学者的良心”，当年呢？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有人或许争辩说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事，不算数。那么“文革”之后呢？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大义灭亲”的“无良心”成了今天的“吴良心”；当年起劲批判“市场经济”的“无市场”成了今天“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不过“左”也好，右也罢，其实都是表面现象。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谋私利。什么“学者的良心”、“理性思维”，全是信口开河；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说是为民请命，实际全是假公济私。普通老百姓愁的是买不起房子，人家愁的却是自家的停车场不够大，放不下五六辆汽车。俗话说“狡兔三窟”，人家护照随时都备上五六本，比狡兔更狡。所以说所谓“左”派右派其实全都是两面派。只要有利可图，需要“左”就“左”，需要右就右，根本没有一定之规。正如鲁迅所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有些人开口闭口骂批判“主流精英”的人是极“左”、“文革余孽”。其实真正的极“左”、“文革余孽”往往恰恰正是这些“主流精英”：当年闹极“左”，如今变极右，从头到尾一个两面派。不信翻翻这些人的老底子，历史地看，全过程地看，保证一目了然。 “左派”=右派=两面派不是什么新鲜发明，“古已有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总是这种人吃香？简单得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权的喜欢两面派，两面派怎么可能不吃香？ 那为什么当权的喜欢两面派呢？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蠢货，要么自己也是两面派——看不出两面派而用之者是蠢货，明知其为两面派还偏要用之者则是更大的两面派。这就叫“臭味相投”。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2007，9，4，9:19 AM | 0 comments
缺少是非的改革在中国已成怪兽 王力雄 是非判断对于社会和个人都非常重要，没有是非的社会是紊乱的，人生也找不到依据。理想、信仰、主义一类属于“大是非”，即使在强权即公理的社会，掌握“大是非”也抵得上百万军队。例如蒋介石消除军阀割据统一政权，很大程度就是靠“抗日救亡”的大是非。 当今中共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只剩招牌，实际准则是唯利是图，一切为了权力，说法也只剩下“稳定”和“发展”。然而这种形而下的说法回答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稳定和发展有多种模式，没有理由非实行中共的一套。况且中国以往的不稳定和欠发展，中共也脱不了干系。 因为失去主义支撑，没有思想体系，当今中共无论面对西方意识形态还是毛泽东的基本教义都处于下风，只能强词夺理，成为笑柄。“三个代表”是自封，“与时俱进”是投机。而如果没有大是大非的承托，实用主义的改革最终会变成失控怪兽。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之所以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意义，为的就是能够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而进行递进民主制变革，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等眼下各种政治制度皆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可以独辟新空间，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相比之下，当前通行的代议制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递进民主制却有“矢量型求和”、“理性的逐层提炼”等诸多价值依据，能够形成自立于世界的新体系，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连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跨入更高层次。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系列连载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9:55 AM | 0 comments 民主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与保证 中央民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刘永佶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中国的民主对于人类的民主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基础上，在21世纪加速民主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要求与保证，也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重要环节。古代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是农业文明中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制度，中国才得以保持农业文明的领先地位。集权官僚制在形式上看是君主制，但官的作用又是相当突出的，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系中皇帝只是最大的官，同时又要受官僚系统的制约。因此，不能简单套用孟德斯鸠关于君主制的定义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从其特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制是君主和官主的结合，或者是以君主名义的官主制。这种政治制度是在变革了封建君主制之后形成的，与之相应，它废除了封建领主的特权，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大三角”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因此，在没有强大外力冲击的情况下，集权官僚制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历史上有若干次因农民起义和异族进犯而导致某一王朝的灭亡，但结果也只是改换皇帝，官主制度依然。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中国元、清两朝的统治时，发现如果用西方人的种族观念来解释元、清两个异族王朝，是说不通的。满洲人在全中国只占人口的2%，却可以统治98%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他通过对清王朝的探讨，指出： 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关系都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费正清：《传统与变迁》，第25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他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我将中国从秦至清这两千余年时间内的社会制度规定为集权官僚制，而非国内某些史学家按苏联人观点所说的“封建制度”，是经过10余年的反复探讨得出的结论。费正清的上述论证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差异。 集权官僚制是社会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对社会的统治，保证了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阶级社会要缓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旧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这样，两千余年的中国，就在这日益保守的制度中缓慢地演进着，一直到明朝末年，虽然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但尚未找到变革的方向和途径。满洲人的统治，阻断了变革的思路。对于中原汉人已经相当陈旧、腐朽的集权官僚制，对于“未开化”的满洲人来说却是新的、先进的制度，为了统治多于自己近50倍的汉族人，清王朝所能做的，只有强化集权官僚制。这样，就使集权官僚制得以延续。也正是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欧洲开始了由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文化变革，与之相应的以重商主义导引的经济变革，又为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到19世纪，英、法、美、德等国，都已展开了工业革命，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要求不断地扩张以增加利润和增殖资本，于是，在18世纪还盛行“全盘华化”的西方列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可以向中华帝国挑战，并侵入这庞大帝国的腹地。更为重要的是，列强在进行军事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掠夺时，又将其文化带入这古老国家。至此，集权官僚制的根基开始动摇，面对内忧外患而焦虑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方略，其中先进分子经过痛苦的抉择，不得不承认作为民族敌人的列强在制度和文化上的优越，“向西方寻求真理”。从康有为到孙文，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展开了一场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以民主政治取代集权官僚专制。但对这一点的认知和实践，却充满了曲折。这里既有民主势力自身的思想、组织，以及斗争方式等问题，又有旧的统治势力从外部和内部的阻挠和破坏。20世纪的中国，是在民主运动中迈开其前进脚步的，而这种前进又因没有深厚的民主文化根基，以及受旧统治势力与外国大资本财团勾结的干扰，显得相当不稳和曲折。虽然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却也以压缩的形式，经过了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明显地失败了，后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又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和旧的统治势力的攻击，更来自那些“混进”民主运动中谋取私利者从内部的破坏，因此步履艰难。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认为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民主政治，就是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现的在公共权利机构供职者中的少数人所破坏，以至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宪法颁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宪法中规定的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等民主权利，依然不能完全落实。相应的，少数人以权谋私者的行为，则日益有恃无恐，在猖狂地侵吞国有财产形成其官僚资本的同时，又以各种理由，如“民主种族论”、“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等，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也只有全面展开民主运动，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消除腐败和官僚资本。 这个道理，以权谋私者明白，广大民众也明白。但是，由于民主思想对中国来说迄今依然是外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其理论的论证都来自欧美国家，虽然其中有世界的一般性，但也有国度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是必须注意的。但由于救亡和建设的急迫性，中国人并没能对民主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通过对传统官文化的批判，形成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因此，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民主的含义是模糊的，既不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能对民主政治与公有经济的统一进行规定，而且没有关于民主权的系统论证。以致直到今天，一些人所积极鼓吹的“民主”，还是以财产私有权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民主，孰不知这种民主已成过时的、保守的，在中国鼓吹这种“民主”，就和鼓吹对私有财产的自由竞争一样，不仅不能触动官僚资本，反而有助于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毕竟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它是不可能倒退的。既不能退回“君主立宪”，也不能退回资本主义民主，中国所应有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导引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也是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每个国家的劳动者都可以，也都应该在概括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同时，根据本国的特殊矛盾，对社会主义民主做出规定。当然，在这过程中，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经验，但这是从一般意义的学习，而非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民主文化和民主运动中先行的一步，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中包含着世界的一般性，同时也有国度和时代的特殊性。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外国先进民主文化和经验中的一般性成分的同时，还要注意其特殊性，更要分析本国现时代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即在特殊性中体现世界一般性的民主文化。 今天中国人民主的观念已普及，从民众到政要，都在谈论民主，并把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思想界几乎没有人谈民主，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孙大炮”，也只能提出“民权”。当时的中国，谁个说出“民主”二字，必定犯下重罪。而今天的思想界，则几乎无人公开反对民主。但这并不等于民主文化在中国已居主导地位，其一，对民主的理解歧义纷乱，不仅有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观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差异，更有将儒家“民本”思想说成民主，甚至有人把民主视为一种“工作方法”。其二，传统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仍普遍存在，有的对民主文化的抵制与歪曲，时而可见。 中国的民主运动，绝非只是思想界的议论，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次。中国民主运动的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完善民主制，改革依然保留着的行政集权体制。与古代不同，今天的行政集权体制是在初级民主制之下的政治体制，但由于民主制的不健全，民主权威的不充分，不能掌控和监督集权体制，甚至会出现该体制中的少数人以权谋私和对民主制的干扰、破坏。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根本就不理会民主，也不认为他们所任职的公共权利是由民主权派生并控制的，而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类似“天命”的观念的代表，或者只承认授予其官职的“领导”。这样，他们本人的私利就成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他们也就可以为了私利而为所欲为了。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很少受到制约。 强化民主权，健全民主制，确立民主权威，是改革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的重点。为此，首要的一点，就是探讨并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这是有条件的，不仅宪法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而且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说明在中国探讨和论证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这种探讨，必须在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概括中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同时要借鉴外国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经验。第二，就是展开民主文化的大讨论，区别两种民主文化的差异，与那些仍坚持已过时、保守的资本主义民主的人论争，由此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更为明确和深入人心。第三，进一步从法律上完善民主权的规定，规范民主权所派生的各种公共权利机构的职责，规范在其中任职者的行为。第四，也是基本的一条，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保卫和改革、发展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脚点和归结点，都是公有制经济，民主运动由此而发，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真正地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同时，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由此而发展生产力。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内容就是全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而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则是提高和发挥全民族素质技能的内在机制。20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能否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扩展，关系中华民族总体的振兴，也关系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发展。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9:55 AM | 0 comments 中國企業的貪污無處不在 黃世澤 近一兩年，筆者不少朋友都會問無線IPCam怎樣安裝。所謂的無線IPCam，就是那些使用無線網絡的閉路電視系統。當然這些朋友很多是在中國內地設廠的，他們把工廠中下層管理工作下放給當地人，不會經常回廠監察生產狀況，但怕工人會偷東西，因此想用IPCam作遙控監察。 從上到下腐敗成風 筆者在提供IPCam報價時，往往同時問他們，基層工人有IPCam去監察，但當地管理人員的操守，又可以用甚麼來監察？ 中國員工廣泛並公然收取供應商回佣的行為，才是不少公司的隱患。法國家樂福集團在中國的分公司，發現分店貪污嚴重，決定收回分店的採購自主權；改革之後，將生鮮貨品採購權收到城市採購中心手上，怎知又出狀況，現在要請求公安介入調查，但未知如何進一步改革下去。 現時真正問題在於，中國的社會道德風氣，已經發展至由高層到平民百姓，人人腐敗，不負責任。你以為給予管理人員優厚的薪水，他們就會不貪污？那就錯了；就算他們的薪水何等優厚，都不及得上貪污，以至炒作所得的收入。 沒有有效防貪機制 貪污的後果，可能是整間公司的前途斷送。就像最近港商玩具含鉛油漆事件，連自己長期信任的合作夥伴，都會供應不合規格的含鉛油漆；向公司管理層提供回佣的那些供應商，就更談不上有任何責任心。 海外抽查，發現產品不合規格時，外界只會指摘老闆們沒有做好內部監控工作，不會給予任何同情。當然，在中國撲滅企業貪污，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中國既沒有像香港廉署般的防止貪污機制，可以就管理上的漏洞向企業提供改善意見。然而，對業務遍及全國的大企業而言，不斷地收權也不是辦法。像家樂福，把採購決策權收到城市採購中心手中，就城市採購中心有貪污，難道最後生鮮貨品都要集中在家樂福中國總部負責？搞得不好如果連中國總部都出問題，難道要由巴黎總部遙控嗎？這些IPCam看不到的企業之賊，才是最令人頭痛。 其實這種無處不在的企業貪污現象，才是「Made in China」近日變得如此聲名狼藉的主因之一。如果中國在這方面的貪污問題沒法解決，天下間有廉價勞動力的地方多得是，把廠搬到別處是遲早的問題。為了一時低成本，把公司的聲譽賠上，還得面對美國式集體訴訟，確實是很不值的一件事。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9:19 AM | 0 commen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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