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白益民先生一年多来没有动静，最近却突然抛出一篇系统性的大作《三井帝国在行动》，这本书与宋鸿兵去年出版的《货币战争》有异曲同工之美，都是中国人对外国的深入研究，中国这些年里幸亏出了些白益民和宋鸿兵式的人物，为“海龟”争了点荣誉。白益民和宋鸿兵现象说明，出国者还没都混成外国鹦鹉，还有一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志士。我们衷心感谢白益民先生的十年寒窗，给中国社会奉献出这样一部旷世之作。再来谈本书的内容，上世纪80年代，日本曾经有过一波全球出击，趁着日元升值，日本到国外收购了不少企业和资产。自90年代之后，日本到西方国家的海外投资减少了，但对中国的投资和出击却增加了。整个九十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日本在中国都是悄悄地出击，日本目前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势力范围有多大，现在谁也不清楚，因为这一切都是在一种隐蔽的方式下进行的。白益民先生此书的出版，算是对日本行动的一个揭密。大家认真看看吧，定有很收获。] 《三井帝国在行动》 ——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白益民 2008年9月 很少有中国人知道，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NEC都是三井财团体系的重要成员，在他们看似激烈竞争的背后，却有着更多的共谋。从基础制造业、高科技产业到能源矿产，三井财团已经在中国展开了令人震惊的精妙布局，中国企业已经被三井层层“捆绑”。陆、海、空三位一体的准军事化财团体制始终是日本经济的脊梁，而不被中国人所知，到了该研究日本的时候了！一位深入三井财团12年，高喊“向日本学习”而“让日本畏悸”的中国人，揭开鲜为人知的内幕，并宣称“日本不再有秘密！” 本书电子版由以下网站联合编辑与推广：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www.dajun.com.cn）、乌有之乡 （www.wyzxsx.com）、草根网 （www.caogen.com）、新法家 （www.xinfajia.net）、中华理财网 （www.12818.com）。欢迎书评，请联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87b7290100afv4.html 阅 读 提 示
内 容 简 介 《三井帝国在行动》这部书，把日本当作一面镜子，用“三井”、“综合商社”、“财团”这三个概念作为一条主线，将众多热点事件、中日企业竞争与合作、重点产业分析等以案例的写作形式联系起来。这部书将告诉读者，丰田集团并非是丰田家族一手创建和经营起来的公司，背后另有其人，他的名字叫“三井”。 除了丰田汽车外，书中提到的东芝、索尼、松下、三洋、NEC等也都是三井财团的成员企业或重要关联企业，这的确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识。此外，三井住友银行、商船三井、三井造船、石川岛播磨、新日铁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也都归于三井财团这个大家庭，他们在书中的故事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本书不仅仅揭开了这些三井财团企业的身世之谜，更重要的是暴露出他们之间相互配合在中国众多产业上的隐秘布局和扩张战略，以及他们拓展市场和控制商权的手段，从而展现三井财团在钢铁、汽车、信息产业、石油、核电、高速铁路等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上开辟出的一个又一个战场。 对于很多坚持发展中国自主品牌的企业来说，《三井帝国在行动》这本书的推出，进一步展现了“商战”的波诡云谲。在中国和全球市场上，面对一个比丰田集团还要大数十倍的三井财团这样一个“大帝国”，我们的企业如何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一个迫不急待要研究的课题，涉及到了经济体制的层面。 作者简介: 白益民，男，196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
1993-2005年，就职于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2006年，他创建了“超级主义者”网站（www.superist.com），率先提出东方经济学的理念，并推出了介绍日本经济模式的《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一书；2007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的理事，并组建了“财团经济研究室”，还同时担当多家财经类杂志媒体的特约撰稿人。
对外开放30年，进入中国的外资早已告别“散兵游勇”状态。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与制衡，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通过各种途径，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介入了中国重大事务，并带来一系列复杂影响。然而，一些大型中资企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充当日资的“铺路石”与“敲门砖”。 媒体关注
三井物产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似乎是个全球性的迷。三井物产中国副总代表魏杰是这样介绍的：“问我们做什么，不如问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弹药这些违犯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做。”
—— 摘自《环球财经》2006年8月期/梁志坚 难怪人们常说，商社从拉面到火箭、从卫星到鸡蛋都做。甚至更有比卫星大的宇宙，比鸡蛋小的芯片和肉眼根本看不见的生物工程。那么，“综合商社”到底是什么？综合商社，是日本独有的企业形态。从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这两家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企业可以发现，“综合”就是这类独特企业的金字招牌。——摘自《中外管理》2007年4月期/王缨 目 录 《三井帝国在行动》—— 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 自 序 前 言 （略） 三井财团成功地将上海宝钢纳入到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中，并将其打造成一部
“超级提款机”，从而在铁矿石涨价、海运费上升和钢材物流布局中享用着一道道美味大餐。在分享中国钢铁红利的同时，一个更庞大的战略正在酝酿，三井财团推进的“大东亚钢铁共荣圈”开始逐步形成。
中国著名的“新浪网”是由四通集团创立的，而四通的发展历程以及它辉煌一时的产品“四通打字机”却与三井财团密不可分。因为四通最初的贡献，富士通、松下电工、瑞萨、ALPS公司、Ferrotec公司等一批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如今已经在中国市场茁壮成长，枝繁叶茂了。
三井财团目标是将曾经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彩电的“上广电”（SVA）打造成“中国的索尼”。在此过程中，索尼、东芝、松下、NEC等三井财团的重量级企业借助上广电这棵“摇钱树”，都参与到了对中国电视产业链的战略统合之中。时至收获季节，曾经种下的摇钱树开始哗哗作响了。
以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为首组成的6C联盟和3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擎起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利剑。此后，针对中国民间企业主导的EVD联盟的反抗，三井财团又通过“东芝HD-DVD阵营”和“索尼BD阵营”分别整合清华大学和中国华录集团的力量，实施“以华制华”的战略。
三井财团曾经错误地估计中国3G手机牌照发放的时间，也低估了中国政府对国产标准的支持，造成了早期的市场战略被打乱。NEC、松下、东芝、三洋这些三井财团的企业在试水中国2G手机市场之后，采取“以退为进”战略，隐身中国3G市场。其中，NEC摆开了“3G，以中国为核心”的棋局。
人们熟知的丰田集团是三井财团的重要成员。深受三井商业文化影响的丰田集团向来以夺取商权为根本目标，其商业能力集中体现在丰田通商（隐藏的三井）身上。丰田通商与丰田汽车如影随形，在中国悄然投资了120多家企业，分布在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并不断延伸到其它领域。
中国燃料油垄断企业“中航油”，曾经被《求是》杂志盛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却浑然不知地掉进了三井财团的大网中，在石油期权交易中亏损5.5亿美元。随后，三井财团的期货公司和战略研究所在中国境内展开行动，对中国能源市场和政策施加影响。
为争夺京沪高速铁路项目，日本财团组建了“中国高速铁路日本企业联合”，基本上是“台湾新干线日本企业联合”中的原班人马。有所不同的是，在台湾出面领头的是“三井”，而在大陆换成了“三菱”。
以台湾的“市场换政治”和大陆的“市场换技术”为背景，日本财团两岸通吃，满载而归。
根植中国电力市场多年后，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以54亿美元收购了有“核电鼻祖”之称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从而顺利地从中国政府手上获得了80亿美元的核电设备合同。与此同时，三井财团还借助中科院和韩国企业的力量切入中国电力装备市场，并且在中亚地区与中国展开“核原料”的争夺。
以三井为代表的日本财团，围绕“全套完整产业链”而构造组织结构，以主办银行、综合商社和制造企业“三位一体”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原料、技术和市场。这种财团体制充满着家族文化和商帮文化的浓厚色彩，而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则直接称之为“日本型社会主义”。
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后很快成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强国，更在二十世纪70年代迅速从战败国的灰烬中，重建、复原、振兴、一跃为经济强权。如今，美国借助金融实力控制着宏观经济领域，日本则一改当年锋芒毕露的气势，扮成一个“失去10年”的虚弱巨人，暗中把持着微观经济的命脉。
《三井帝国启示录》书评 ——本书之姊妹篇 •••••••••••••208
作 者 自 序 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FESCO）的推荐和一次简单的面试，我无意中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现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粮油食品部工作。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上一年度的世界500强企业，三井物产名列第一，紧随其后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是另外几家日本综合商社，印象中分别是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 1996年4月，我被派往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研修和工作，主要学习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粮食贸易和美国的粮食期货操作，以及三井物产在日本国内粮食储运和物流体系等。学习这些业务知识让我受益匪浅，然而更加震动我的是三井物产总部的核心运作机制以及那里日本职员的精神风貌。记得教授业务的大江先生对我说：“如果没有综合商社，日本经济就会垮掉了。”更让我吃惊是，他说：“日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贫富分化”。 2004年9月，我被聘为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院的兼职教师，讲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2005年3月，我又参与了选拔应届大学毕业生进入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工作的面试。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几乎所有在校的学生和面试者（包括日语专业的学生）都没有听说过三井物产。当我告诉学生们，丰田、东芝属于三井财团，而三井物产是三井财团的核心领导成员时，学生们的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此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充斥了美国教材，几乎无人关注日本经济模式。 2005年10月，看到中国经济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同时意识到当代的中国企业界和教育界对日本经济模式研究的极端缺失和漠视，我决心辞去在三井物产的工作，公开我的研究网站“超级主义者”（www.superist.com）。此时，曾经12年前招聘我进入三井物产工作的内田龙太郎经理又调回北京工作，我正式向他递交了辞职报告。内田先生想挽留我在三井物产继续工作，我对他认真地说：“我已经在三井物产学习了12年，请允许我毕业吧。” 离开三井物产之后的半年中，我将一些自己的研究文章传到互联网的几个论坛上，很多青年学生反应热烈，纷纷进入“超级主义者”网站来求知，并且进行互动学习。不久，在媒体工作的翟玉忠先生找到我，希望我将网站上文章整理成书，以便更好地让企业界和学术界了解以综合商社为代表的日本经济模式。这时的三井物产已经将很多重要部门独立出来形成新的产业公司，世界500强排名在2005年降到了148位，似乎是有意识地隐藏起来。 2006年6月，《环球财经》的执行主编梁志坚突然打电话来，提出要采访我。此时，我正在专心创作第一本书《三井帝国启示录》。梁志坚解释说，他已经两次采访了三井物产驻中国的总代表，但是没有了解到关于三井物产经营方面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发现三井物产的中文网站也处于关闭状态。在网上查找资料时，他发现“超级主义者”网站提供了关于三井物产为代表的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的详细研究资料，由此提出对我进行采访。 通过这次采访，我又结识了《环球财经》的主力编辑邵振伟先生，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开始尝试写作财经类文章。从2006年11月开始，我的两位得力助手袁璐和张凌协助我不断收集和整理出大量资料，而且建立了“财团经济研究室”，由此暴露出日本财团（特别是三井财团）近年来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强力扩张活动。根据这些资料，我们陆续在《环球财经》、《董事会》、《中国财富》、《经济》、《商界评论》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文章（见书后列表），而且被网络媒体广为转载和传播。 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北大商业评论》的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去商谈合作撰写日本企业经营管理的文章。当时非常高兴，因为曾经听说该杂志在中国号称拥有如同《哈佛商业评论》的学术地位。然而，当我与这位编辑交谈后，发觉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交流障碍。随后，我们勉强商定以“三井物产国际化”为题，尝试完成一篇研究文章。交稿后，在编辑的要求下，经过8次面目全非的修改后，我实在无法接受学术权威们对日本综合商社的美国式描述，最终遗憾地放弃这项合作。 2007年6月16-17日两天，我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的“第八届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年会”，被推选为理事，而且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很多官方研究机构和著名高校的学者。从收集到的论文看，所有针对日本的研究似乎还只是停留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上。人们的视点都集中在日本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缓慢增长上，却对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两位数的增长视而不见。 在这次会议中，有一位10年前曾经专门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大学教授疑惑地问了我两个问题：“日本综合商社在做什么？日本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在减少吧？”其实，我明白他是想说“日本财团经历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已经被拖垮了”。他的想法代表了整个中国经济界对当代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模糊认识，表现出对日本经济体制的强烈质疑，由此激发出我写作《三井帝国在行动》这本新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袁璐和张凌这两位助手的协助下，2008年4月我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初稿。 白 益 民，2008年5月12日， 前 言（略） 第一章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在1999年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上，主持人提问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上岛重二：“很多公司没有冠以三井公司的名字，但是他可能也是三井的成员或者说是下属企业？是不是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三井的企业？”。上岛重二回答说：“在中国我们的老朋友是宝钢”。 上海宝钢与三井物产之间同样存在着类似总经理会议一样的定期交流和战略协调机制。宝钢所必需的铁矿石原料，大多由三井物产等日本企业参股控制。可以说，在宝钢的资金、原材料、生产制造、运输、销售的每个环节都能看见三井的影子。当上海宝钢与三井财团形成利益共同体时，不是 “中国财团对等日本财团”的合作，而是“中国独立企业被日本财团统合”的事实。 第一节 启动中国攻略 建设宝钢，千载难逢的机会 1971年，三井物产驻纽约的人员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新闻受到启发，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发现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大量地从英国和加拿大进口废铁，而英、加对废铁出口似乎有所限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废铁出口国。于是，三井物产的就频繁与美国、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当世界上大多数商家还在认为美中经济交易往来为时尚早的时候，三井物产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分别与美、中谈判成功，1972年3月，大批废铁从美国运往中国。 5年之后，发生了一件对后来中国钢铁行业影响深远的事情。1977年1月下旬，冶金部明确在上海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宝钢集团的前身），主要从日本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引进技术装备。经过一年多的筹备、考察和谈判，1978年3月19日，中技公司和新日铁在京签订《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协议书》。宝钢建设之时，正逢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地攻城略地，日本经济全面繁荣的时期。那时的中国，也正处在千方百计重振经济的状况。 1978年6月28日，中技公司和日本的新日铁、朝阳贸易株式会社、三一企业株式会社签订《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第二号技术协作合同——设备订购规格书、报价、评价、设计审查与审核》，标志着上海宝钢的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此时的三井物产因为与台湾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和政治联系，被中国政府认定为“非友好商社”，所以在上海宝钢的建设初期没有在中国大陆公开露面，而三井财团的骨干企业东芝和石川岛播磨重工则与新日铁合作成为宝钢的设备供应商。 宝钢项目对日本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太大了。当时的经团联会长、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的社长土光敏夫曾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像宝钢一样的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宝钢一期工程原料输入、炼焦、烧结、炼铁、炼钢、初轧的成套设备和技术，都是从日本新日铁引进的。 新日铁正是看准了中国钢铁生产大量高档产品必须进口的现实，以提供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先导进入了中国的钢铁行业。纵观国内的大型钢厂，几乎都从新日铁引进过设备和技术：宝钢几乎全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引进自新日铁；武钢王牌产品硅钢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来自于新日铁；山东莱钢的中型轧钢机工业设备和电气设备分别来自新日铁和东芝；太钢的1549毫米热轧技术由新日铁提供…… 然而，某些“意料之外”的麻烦，也为中国钢铁行业日后出现的困境埋下了伏笔。例如，日本先进的钢铁生产设备无法“消化”中国低品味的铁矿石，因此建成后的宝钢只能选择从澳大利亚和巴西进口高品位的铁矿石。为了满足大规模进口铁矿石的需要，上海宝钢建设的计划中也包括了可停泊十万吨以上矿砂船的港口和配套设施，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同样成为了这些项目的收益者。 时至2007年11月5日，《宝钢日报》在一篇题为《宝钢与新日铁携手走过三十年》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宝钢一期和二期工程建设期间，宝钢引进了新日铁成套先进设备。新日铁社长三村明夫在与宝钢30年合作庆典仪式上说，新日铁在尽全力协助建设宝钢一期工程的过程中，加深了双方的信赖关系。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则表示，宝钢与新日铁30年的友好合作，已成为两国经济界合作共赢的一个典范。因此，宝钢与新日铁的合作意义非凡，任重道远。” 谁在扶持宝钢快速成长？ 1992年，宝钢与三井物产签署了综合合作协议，建立定期干部交流机制。从那时起，双方定期举行干部交流和各项专题业务交流，尤其是在剪切加工中心领域拥有多项合作。同时，双方还互派骨干员工赴对方公司进行培训，迄今为止双方互相培训已达300多人次。为了巩固和深化三井财团与宝钢的合作关系，三井物产一直在进行着十分细致的协调工作，在总经理会议、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与宝钢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在新日铁和三井物产为宝钢提供技术、物流服务和人才培训的同时，三井财团又开始“帮助”宝钢进行新的产业“扩张”。1993年时，宝钢以9000万日元建立了自己的日本子公司宝和通商，主营宝钢所需的钢铁生产设备、零部件，以及钢铁产品的出口。除此之外，宝和通商还涉足集装箱贸易、港口投资等多个领域。在日本，宝和通商是中国主要集装箱生产商的代理商，经营规模达到了15000TEU标准箱。 当然，想要在铁板一块的日本市场打开缺口，没有三井等日本大财团的默许，根本是不可能的。1990年代，大型国有企业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宝钢却已经表现出领军企业的气质，这与三井财团的全力支持分不开。在帮助宝钢练好内功的同时，三井物产还积极扶持宝钢对外扩张：一方面，帮助宝钢建立自己的商贸企业；另一方面，与宝钢一道进行资本运作，以合资方式借助宝钢切入中国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那么，新日铁和三井物产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三井物产拥有新日铁商事（新日铁的商社）20.132%股权，而且拥有新日铁5%以上的股权。与此同时，新日铁又是三井物产的独立董事。在钢铁贸易方面, 三井物产是新日铁最大的钢材代理贸易商，平均每年代理比例达到新日铁产量的35%以上。早在1988年12月，新日铁商事、三井物产、阪和兴业等日资企业与中国的合作者招商港务（深圳）在深圳特区内成立了一家名为“深圳深日钢材有限公司”的高级薄钢板加工中心。
新日铁虽然不是三井财团二木会（总经理会议）的成员，但实际上它与三井物产以及三井财团其它成员之间的相互持股、共同投资、贸易代理等的实质联系，已经形成了利益共生关系，这表明新日铁作为在三井财团“准成员”的地位。事实上，三井物产从来都是低调的说三井财团是松散的组织，但其合作的渗透能力极强，并直接进入所有微观经济领域。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正是三井财团的真正核心，充当财团成员之间的纽带作用。 软硬兼施的布局 1994年4月20日，三井物产、宝钢集团、宝山区月浦镇工业公司以及意大利塞柯成套咨询工程公司合资兴建了“上海意达彩涂钢材制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总投资952万美元，1995年初建成投产，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专业生产彩涂钢板制品的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总投资为952万美元，其中宝钢（集团）公司投资额57%，全套引进意大利九十年代设计制造的全液压自动控制的彩板门窗型材轧制生产线、钢制家俱生产线等设备。 在与宝钢合作的同时，三井物产还不忘记带领更多日本企业一起进入中国市场。1994年12月，三井物产、新日铁、伊藤忠、丸红钢铁、香港北海集团、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发展集团、广州啤酒厂合资兴建的“广州太平洋马口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合资企业投资总额10800万美元，注册资金3600万美元，于1997年4月25日全面投产，年产能力16万吨高质马口铁，产品主要用于饮料罐、化工罐、食品罐等容器包装。事实上，新日铁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马口铁生产企业。
1995年1月，三井物产、新日铁、宝钢集团、南通市投资管理中心合资13.85亿元人民币，建立了“南通宝钢新日制钢有限公司”（简称：南通宝新），各方分别占有5%、20%、67.5%和7.5%的股份。南通宝新的产品主要销往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广泛用于国家重点标志性工程，如上海交银、中银大厦、APEC会议中心主会场、上海东海大桥、福州闽江大桥主塔、浙江舟山大桥、苏通大桥、上海地铁6号线、上海A30外环高速等重点工程。 宁波宝新目前由三井物产、日新制钢（新日铁的关联企业）、阪和兴业分别出资7%、21.9%、5.1%，宝钢集团出资54%，浙甬钢铁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出资12%，共5方合资组成，主营生产冷轧不锈钢薄板。合资企业前四期工程总投资73.5亿元人民币，设计年产量60万吨，单厂产量居世界第一。事实上，新日铁与日新制钢之间存在相互持股关系，且新日铁拥有日新制钢9.2%的股份，日新制铁象征性持有新日铁的0.54%的股份。 宝钢不仅在‘硬件’上与新日铁合作，在‘软件’上也不例外。1998年11月，宝山钢铁公司联合重组上海冶金控股公司和上海梅山公司，成立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时任新成立的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总经理的谢企华开始进行重组后的统一规划、统一经营、统一管理，花费8900万美元引进新日铁的管理软件。因此，宝钢对外宣传时，经常称自己将新日铁的管理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新出了“集中一贯管理”模式。事实上，这也方便了新日铁更加深入地了解宝钢的一举一动。 多方渗透，蓄势待发 新日铁和三井物产相互配合，“帮助”宝钢不断扩张，只是他们“中国战略”的一部分。除了新日铁和三井物产这样的老面孔，三井财团的其它成员企业如丰田集团等也参与到中国钢铁产业链中。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没忘记提携其它日本中小企业，共同在中国钢铁行业进行扩张。相对于为第一梯队提供的周到服务，三井物产对待第二梯队则更像一般的业务客户，钢铁生产设备和铁矿石贸易是进行最多的业务。 俗话说“不能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三井财团在中国的合作伙伴自然不止宝钢一家，而且介入中国钢铁产业也并非开始于宝钢的建设。1974年，新中国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开始，武汉钢铁公司（简称：武钢）从新日铁引进冷轧硅钢生产成套设备，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冷轧硅钢片的历史。武钢项目的实际总投资达到创纪录的近27.7亿元，占整个第二次引进总投资的一成以上，仅次于用以解决穿衣问题的辽阳石油化纤项目。 时至1995年12月，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与武钢有了进一步合作，双方合资5000万元人民币，建成主营钢材深加工的合资企业武汉兴井钢材加工有限公司（简称：武汉兴井），其使用的大型纵剪机组、包装缠纸机组等主体设备均从日本引进，年加工能力5万吨。武汉兴井的主要产品是硅钢片，客户集中在电机、变压器、大型发电机以及家用电器等行业。其实，三井财团的新日铁和武钢历来就有硅钢生产的合作，武汉兴井的建立巩固了二者的关系。
首钢作为另一家中国大型钢铁企业与三井财团也有着合作关系。1994年12月13日，首钢总公司、电装（株）、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和丰田通商合资29.5亿日元，在烟台建立了生产汽车空调的首钢电装有限公司。各方出资比例分别为50%、30%、15%和5%。电装（株）隶属于丰田集团，是与丰田汽车休戚与共的众多配套企业中的一员。而丰田从创立之初，就与三井物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且是三井财团主要的成员企业之一。 第二节 向全方位和纵深发展
从2002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钢铁行业增长的火车头”。迅速增长的中国钢铁市场，反映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大趋势。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出口钢材激增，2002年对华出口钢材656万吨，相当于出口总量的18%，相当于全国生产量的6%，比前一年增长41%。中国钢材消费量在2003年达到2.66亿吨，相当于排名第二的美国的2.5倍。受到持续旺盛的中国国内需求的带动，2003年钢铁原料相关商品的价格都有所上涨，其中废铁价格上涨30%。 事隔不到半年，上海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于2002年12月2日在宝钢大厦隆重揭牌，宝钢董事长谢企华和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为宝井公司揭牌。上海宝井注册资本金1225万美元，三井物产和宝钢分别占有35%和65%的股份，公司主要从事金属材料的加工、配送及管理服务。自此，三井财团告别了单纯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供应者的角色，以宝钢为“敲门砖”打头阵，以新日铁为主力，开始全方位地对中国钢铁行业进行渗透。 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首席运营官渡边清贵对该项合资的解释是：“通过与宝钢的合作，三井得以实现在中国逐步建立覆盖全中国的钢铁加工物流网络，其中包括将中国国内的钢铁服务中心都纳入到我们高效的系统中来。” 三井物产的钢铁制品本部下属19个分公司，包括三井物产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新津田株式会社、立臻亚洲有限公司等，与其有股权相关联的企业包括新日铁通商、上海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等16家。 三井物产钢铁本部的产品通过这些子公司和关联公司的贸易网络，被广泛用于汽车、电子、运输、建筑以及能源领域。以立臻亚洲为例，2004年1月，三井物产将自己收购的丰隆亚洲的钢铁结构部门与立臻钢铁材料合并成为立臻亚洲，目前主要客户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海事与海外工程建筑商，因此三井物产收购立臻亚洲的主要目的就是满足亚洲市场对钢铁批发业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在2003年度年中决算中，新日铁、JFE、神户制钢、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四大钢铁企业的经常性利润比前年同期扩大了2倍。其中在中国旺盛的需求中得益最大的新日铁和JFE增益情况更加明显，其经常性利润分别达到前年同期的5.4和3.5倍。中国这个巨大的“吸铁石”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资企业，更加激发了三井财团逐鹿中国的决心和意志。在整个三井财团主导的利益共同体中，宝钢和三井物产合资的宝井系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 按照上海宝井的战略规划，在2005年之前将在全国主要钢材消费地建立加工中心体系，构筑一个能够向中国国内外用户提供迅速的钢材配送和高质量服务的物流体系，并达到年加工300万吨的目标。时至今日，上海宝井已经成长为钢铁物流市场的佼佼者，其下属的重庆宝井、广州宝井、福州宝井、杭州宝井、东森分部、无锡宝井以及青岛宝井分别在当地形成了稳固的影响力。 称雄中国汽车板市场 经过多年的发展，宝井系在中国汽车板材、家用电器用板材等高档钢材领域的号召力已经非常强大，基本控制了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高档钢材市场。在宝井系兼并其它钢材加工企业的过程中，三井物产总是不离左右。宝井的成长伴随着三井物产势力的扩张。在广州宝井、福州宝井、杭州宝井和无锡宝井中，三井物产都拥有平均30%的股份。借助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以及丰田汽车等三井财团关联企业对钢铁产品的需求，三井物产得以有效地掌控宝井系。 中国的汽车市场从2002年开始呈现出繁荣景象，汽车钢板的需求激增。然而，中国钢铁企业并没有生产这种钢材的能力。2002年4月，三井财团的丰田汽车决定在中国生产乘用车时会首先以较低廉的价格从宝钢采购车门用钢制部件，此后还考虑采购车身用的表面处理钢板。另外，丰田汽车表示，将从以往的主要依赖日本本土供应钢板，转向宝钢、武钢、鞍钢和邯钢四家钢企采购车用钢板。这些中国钢企都与三井物产有不同程度的贸易与合作关系。 为了应对因中国汽车销量增长带来的钢板缺口，除了丰田以外，其它日本汽车制造商，如本田、日产也都不同程度表示将向中国本地钢企采购汽车板，以保证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对于日本汽车三巨头的表示，宝钢予以积极回应，表示旗下的五钢公司已经与日本大同特殊钢株式会社签订策略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从2005年至2007年五钢将替代大同特钢，为广州本田供应汽车用特殊钢。以此为契机，作为三井财团主力部队的新日铁开始与宝钢携手并进。 2004年7月30日，宝钢、新日铁和法国阿赛洛共同投资建立了“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简称：宝新汽车板），投资总额为65亿元人民币，宝钢出资50%，新日铁38%，阿赛洛12%，注册资本为30亿元人民币。合资公司年生产规模达到170万吨汽车板，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并采取新日铁的管理经验建立了多次检查制度，目标是要打造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级汽车板，并成为专业汽车板供应商。 在生产汽车板的同时，与新日铁合资的宝新汽车板公司还成为了宝钢汽车板产品的销售窗口，并涉及宝钢其它的高级钢板相关业务。三井财团的丰田汽车在当地的工厂便是以宝新汽车板公司的成立为契机，开始与宝钢在汽车板供应方面开展合作的。因为拥有20多家三井物产与宝钢合资的汽车板产品的加工点（宝井系），宝新汽车板公司的做法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价格竞争，该战略得到了宝钢和新日铁的共同认可。 借助三井物产和新日铁的帮助，宝钢在中国汽车板市场上所向披靡。2005年，宝钢的代表产品冷轧汽车板全年销售172.6万吨，其国内市场份额由2004年的47.3%提升到了51.6%。一汽的载重汽车、小红旗轿车、捷达轿车、上海大众桑塔纳以及神龙、广州本田、风神汽车等都整车或大批量采用宝钢汽车板。其间，全面繁荣的汽车板市场也给深入其中的三井物产带来了无限的商机，宝井钢材加工配送公司忙得不亦乐乎。 事实上，中国钢铁老大宝钢已经垄断了汽车钢板市场的半壁江山，与宝钢合作意味着新日铁在华销售业绩也有不俗的表现。新日铁从19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设立了事物所，并投资设立的工厂近十家，包括南通、无锡、苏州、大连、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域，其布局沿海区域的版图格局开始日益清晰，同时逐渐向内陆延伸。除宝钢之外，新日铁还与国内的鞍钢、武钢等企业进行“亲密接触”，图谋更大的发展。
在汽车钢板市场独占鳌头的宝钢，自己获得了多少利益呢？宝钢、新日铁和阿赛洛三家共同建成宝钢新日铁汽车板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及核心技术均来自新日铁，甚至部分钢板母材也一度从日本进口，宝钢也没有掌握多少话语权。事实上，宝钢只是日本财团全球产业在中国利益链的一个分子。通过与宝钢的合作，新日铁为其它日本企业构建了一个利润通道，从丰田等汽车企业，到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都成为最大的得利方。 汽车企业和钢企的协作，只是三井财团梳理钢铁产业链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把产业链组织起来，形成顺畅的利益链条，并不断加固强化这种联系，是日本财团在经营当中始终贯穿的基本思想。从三井财团在华钢铁行业合资企业的布局图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沿海地区，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合资企业最为密集。除了三大经济圈，在武汉、长春这样的工业重镇，三井财团也建立了合资企业。由此，三井财团的一张隐形的大网已经悄然铺开。 此时，在钢铁产业链的另一头，由于有着三井财团的血统，商船三井公司（MOL）和宝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双方铁矿石长期运输合约持续时间大多超过20年。和一个外国船公司签订如此长期的运输协议，在世界航运市场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商船三井拥有各类海上运输船只500多艘，载运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为了满足来自宝钢的需求，商船三井大量订造船舶。利用宝钢的巨大需求和高昂的海运费，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近年来的发展顺风顺水。 2003年11月14日，商船三井和宝钢正式签订铁矿石委托协议，从2004年起的15年内，负责从西澳大利亚向上海每年运送500万吨铁矿石。这是宝钢第一次和非中国的船运公司签订的租船合约，并且15年的期限也是当时中国钢铁生产商签订的最长的合约。宝钢和商船三井表示双方要以此签约为契机，进一步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此后不久，2004年4月，商船三井又与宝钢签订了承运巴西进口矿石20年的长期运输协议，每年为宝钢承运巴西进口矿约130万吨。
时至2007年1月，商船三井与宝钢再次达成一项长期承运合约，为宝钢订造第5艘超大型矿砂运输船，预计2009年交付。这是双方签订的第五份长期租船协议（COA），合同期超过22年。加上此前签订的3艘20万载重吨散货轮（2007年交船）和一艘30万载重吨矿石货轮（2009年上半年交船）协议，商船三井将投入5艘新造货轮服务于宝钢集团。届时，商船三井将为宝钢每年承运1000万吨以上的铁矿石。 第三节 占据上游制高点 （略） 资源的力量； 三井物产与巴西淡水河谷（CVRD）走向联合； 亲密无间的伙伴； 提携新日铁，在巴西布局。 第四节 高明的玩家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2005年全球6.6亿吨海运铁矿石贸易量的68.2%流向亚洲，其中中国钢铁企业进口铁矿石2.75亿吨，占全球铁矿石海运贸易量的43%左右。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和钢铁生产国，中国在每年的价格谈判中处处被动。而日本几乎不受铁矿石涨价的影响，甚至成为铁矿石涨价的受益者。在铁矿石的主要产地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乃至印度，日本财团直接或间接拥有大量当地铁矿石企业的权益。 历史性涨价71.5%的幅度让铁矿石贸易成为2005年最引人注目的经济话题之一。宝钢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的领导企业，在出众的业绩表现背后，隐藏的却是对外来资本的依赖和共生。利用中国开放的经济结构，三井财团以新日铁和宝钢为切入点，深入到中国钢铁产业的各个领域，对中国企业的成本和利润了如指掌。此时，如何提取中国钢铁业的巨大红利成为三井财团的主要课题。 在世界各地精耕细作的三井财团一贯低调谨慎，它们在中国的行动已经印证了这一点。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的力拓公司和必和必拓公司这样的铁矿石巨头企业也是以三井为首的日本财团的合作者，而且是战略伙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整合的中国钢铁行业对于日本财团来说，所具有的意义就远远超越一般的经济利润。然而，三井财团的行动及其造成的影响，却并不为常人所熟悉。 2005年2月22日，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简称：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就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达成协议，上涨幅度达71.5％。此次新日铁“先下手为强”，率先锁定矿价涨幅，在资源占有上“抢得先手”，又进一步巩固其亚洲价格谈判的“主导地位”。2月23日，在中国最大钢铁企业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就新日铁率先提升铁矿石价格发表“不满”讲话之际，坐在听众中的三井物产的一位员工却开心地笑了。 不久，宝钢集团于2005年2月28日下午在其网站上正式发布信息，宣布其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澳大利亚力拓公司这2家世界上最主要的铁矿石生产商已就年度矿价达成了最后协议，价格涨幅为71．5％，与此前新日铁率先“锁定”的价格涨幅完全一致。此时，三井物产一方面在中国以宝钢为前锋、新日铁为后援进行着雄心勃勃的“植根中国战略”；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投资铁矿石生产企业，大幅提升原料价格。 三年后，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2008年2月18日，巴西淡水河谷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与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制铁达成的2008年度铁矿石基准价，巴西图巴朗粉矿、南部粉矿上涨65%；高品位的卡拉加斯粉矿则涨了71%。第二天，《东方早报》以“铁矿石谈判中国钢企再遭日本暗算”为标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而《21世纪经济报道》的标题是“宝钢称铁矿石涨价65%基本合理”。22日，宝钢与巴西淡水河谷正式达成一致，接受2008年度铁矿石价格上涨65%。
谁在分食“涨价”的美餐？ 正如前面提到的，巴西的铁矿石生产企业与三井物产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自1971年开始，三井物产开始投资巴西第二大铁矿生产企业Mineracoes Brasileiras Reunidas公司（简称：MBR）。1997年开始，三井物产拥有巴西Caemi Mineracao e Metalurgia公司（简称：CMM）40%的股权，而CMM公司拥有MBR公司84.8%的股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井物产拥有巴西Valepar公司（巴西淡水河谷的母公司）18.24%的股权。 就在与巴西淡水河谷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即2005年2月23日这天，新日铁与澳大利亚力拓公司（Rio Tinto）在谈判中也锁定了71.5%的矿石价格涨幅。事实上，三井物产在澳大投资经营铁矿山已经有很多年。1965年，三井物产投资澳大利亚的罗布河（Robe River）铁矿山，1967年继续投资澳大利亚的纽曼（Newman）铁矿山。目前，位于西澳大利亚纽曼西北112公里处的西安吉拉斯（West Angelas）铁矿山和潘纳旺尼卡（Pannawonica）的罗布河矿山由力拓公司、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共同拥有和开采。 随着全球钢铁需求扩大，铁矿石的争夺日益激烈，三井物产、新日铁、住友金属工业三家公司计划确保自己专有的矿山权益，在与力拓公司联合运营的罗布河矿山开发新的矿区。权益分配率方面，力拓为53％、三井物产为33％、新日铁为10.5％、住友金属为3.5％，包括现有矿区在内，合计产量2010年达到每年3200万吨，总产量的约四分之一由新日铁获得，一半将出售给中国的钢铁厂商。 2005年4月13日，以上海宝钢为代表的16家钢铁企业又不得不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矿业公司（BHP）达成矿石年度合同价格71.5％涨幅的协议。此时，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三井物产、伊藤忠三家共同拥有距离黑德兰港（Port Hedland）以南353公里的Mining Area C铁矿，纽曼以东15公里的BHP-OB23/25铁矿，纽曼西北90公里处的BHP-Yandi铁矿，黑德兰港以东175公里处的高兹沃斯（Goldsworthy）铁矿，以及位于纽曼的瓦列拜克（Whaleback）铁矿。 三井物产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双方在更多领域存在紧密的合作。例如，2006年11月，必和必拓向三井物产出售了其在纳米比亚油气田15%的利益。出售交易完成后，必和必拓持有勘测区75%的利益，三井大西洋能源公司（Mitsui Atlantic Energy BV）持有15%的利益，南非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PetroSA持有10%的利益。此宗交易也标志着日本公司首次参与纳米比亚的勘测许可。 通过宝钢这样一个庞大的建设项目，三井财团把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巴西三地的事业连结在一起。作为国际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中国为铁矿石生产商输送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利润，同时也体尝到了铁矿石价格上涨的痛苦。受71.5％涨价幅度的影响，2005年中国钢铁企业多付出了300亿元的进口成本；与此同时，国际铁矿石巨头从中国捞到了30亿至40亿美元不等的利润大单。 就在上海宝钢代表中国钢铁企业接受71.5％铁矿石涨价后的一个月，三井物产社长枪田松莹、专务执行役员多田博于2005年5月20日率领40余名干部来宝钢进行为期一天的干部交流，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谢企华、总经理徐乐江参加了交流会。交流会上，宝钢向三井物产汇报了《宝钢的一体化改革和钢铁发展规划》，双方总结回顾了上届干部交流会以来合作的进展情况。此时，上海宝钢与三井物产在总经理会议、干部互派、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已经是非同一般。 “首发定价权”是馅饼，还是陷阱？ 与中国不同，几乎100%依赖进口铁矿的日本在2005年71.5％的涨价中几乎毫发无损，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拥有海外大量的铁矿石资源。在巴西的铁矿中，三井物产和新日铁占有很大股份；而在整个澳大利亚矿区里，到处可以看见新日铁、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伊藤忠这些日本公司的名字，他们已经在逐步控制钢铁业的上游产业。虽然涨价也使日本的钢铁企业利润受损，但上游铁矿石的利润却可以弥补钢铁企业的损失。 2006年5月15日，巴西淡水河谷与欧洲第二大钢铁公司德国蒂森—克虏伯达成协议，铁矿石粉矿价格在2005财年上涨71.5%的基础上再上涨 19.0％；高炉球团矿价格下降 3％。这是世界钢铁业从4月1日开始的2006年度第一个铁矿石价格协议。蒂森—克虏伯球团矿用量比例较大，铁精粉涨价的损失可以在球团矿的降价中得到弥补,平均成本实际只上升不到10%。尽管这个“面粉涨价，馒头降价”的一揽子价格协议确实充满戏剧性，但是这个协议的产生毕竟从外围打开了与中国铁矿石谈判的缺口。 在这次巴西淡水河谷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旷日持久的铁矿石谈判中，印度最大私营铁矿石出口商Sesa Goa公司表示，该公司将把供应给日本客户的铁矿石价格上调19%，从而积极策应巴西淡水河谷的价格谈判。其实，三井物产拥有印度Sesa Goa公司51%的股份。印度Sesa Goa目前年产矿石量大约900万吨，其市场多元化，覆盖日本主要的钢铁厂及欧洲大的钢厂。中国大陆主要客户是宝钢、马钢、重钢、昆钢、南钢。 2006年12月21日，宝钢在谈判的开始阶段就急忙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2007年度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格”上达成了一致，接受上涨9.5％，首度取得所谓的“定价权”。此前的两年，新日铁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谈判，接受了71.5％的价格涨幅，获得2005年铁矿石首发定价权；德国蒂森—克虏伯达又接受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19％的涨幅，而获得了2006年首发定价权。新日铁和蒂森克虏伯达都曾因为能从首发定价权中得到好处，更愿意在价格谈判中妥协。
铁矿石连涨了三年之后，也是在中国产业界对宝钢获得2007年度铁矿石的首发定价权大加赞赏之际，三井财团已然悄悄改变了策略。中国钢铁企业产能巨增，同时对于海外铁矿石的海运需求也高速增长。三井财团的利益点恰恰就在于“帮助”中国钢铁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了对于钢铁产业链（以铁矿石为源头、以物流为纽带）的控制能力。于是，铁矿石连续3年涨价还未落幕，2007年的海运价格就开始翻番。 2007年9月5日，作为国际海运价格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已经到达8090点，创历史新高，但在2003年底之前，BDI还没有突破过2400点。而当日的巴西、澳大利亚至中国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也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巴西图巴朗港至北仑、宝山港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为68.563美元/吨，比2006年全年平均运费上涨148.15%；澳大利亚西澳港至北仑、宝山港平均铁矿石海运费为26.123美元/吨，比2006年全年平均运费上涨120.01％。 海运费的大幅提高，再次让中国钢铁企业陷入夹缝中，日本企业却很平静。日本钢铁企业多数与船运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能拿到更便宜的海运价格。日本钢铁行业和海运行业的重要企业，甚至造船企业，都是互相交叉持股利益共同体，同属共同的财团成员，即使涨价也是钱从左手移到右手，对整体利益没多大影响。而且，日本有很完善的海运市场和中介服务体系，能通过对运输价格的期货买卖锁定涨价风险，甚至操纵特定领域的运价。不仅如此，海运费的大幅提升还为三井财团的商船三井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为其扩充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6年5月30日，日本最大营运商商船三井宣布，该公司计划建造43艘铁矿石运输船，以满足预期中铁矿石运输长期增长的需要。这一大规模的投资将加强商船三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好望角型新船经营者的地位，使该公司至2010年从事铁矿石和炼焦煤运输的船队达110艘好望角型船和30艘巴拿马型船。 商船三井（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为商船三井的全资附属子公司，总部设于上海，在中国有27个分公司/代表处，分布在沿海各重要口岸及城市。2002年，商船三井（中国）有限公司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中国事务战略委员会”和秘书处，专门研究、制定和实施在中国拓展业务的战略。商船三井做为全球最大的矿石运输企业，对中国和全球的海运市场了如指掌，显然有足够的能力对海运市场的价格施加影响。 在2003-2008年铁矿石和海运费价格大涨中，日本作为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始终胸有成竹。这是因为，三井物产和商船三井等财团企业相互配合，始终把持着铁矿石资源和物流，又渗透到钢铁产业和贸易的个各环节，无论价格如何变化，都能化解价格波动的风险。另外，新日铁等日本钢铁企业凭借高端技术、高端产品优势还可以将资源价格上涨传递到全球市场上。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掌握主导权比争取定价权更为重要，没有“产业主导权”根本谈不上“定价权”。 2008年1月23日，国内各大网站转载了《商务周刊》的一篇题为《隐者三井》的文章，其中提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零售研究中心李飞教授的看法，他说：“三井物产的优势之一主要体现在它对商品价格的控制力度上，三井物产力求价格稳定，部分情况下甚至可以控制商品价格走势，从而挟制下游企业。”该文章还评论说：“三井财团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股份投资聚集大量连带企业，这种持股方式尽管不能完全控制对方，但也使得三井物产可以参与到更多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从而利用自己在信息和网络上的优势来影响对方。” 第五节 梳理中国钢铁产业链 （略） 三井物产纳入新成员; 统合中国汽车产业链; 与中国钢企亲密接触; 为“新的事业”谋篇布局 日韩同盟，外加宝钢; “浦项制铁”真的姓韩吗？; 背靠大树好乘凉; 割舍不断的日本情结 第七节 谁来主导中国钢铁联盟？ 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如果仔细观察宝钢、新日铁和浦项制铁相互之间在对方国家投资与经营的状况，不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中国市场门户大开，而日本和韩国对宝钢的欢迎相当的有限。另外，更加重要的是，日韩两国的钢铁行业通过本国财团的整合，已经具备了与上下游行业牢固的利益联系和灵活有效的协作机制。以三井财团为例，其内部的三井物产、新日铁、商船三井、丰田汽车以及其它众多的成员企业，围绕着如何获取全球钢铁产业链的主导权而精耕细作。 身处并购与全球化竞争的大时代，中国钢铁究竟会走向何方呢？2005年的铁矿石暴涨，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71.5%的涨幅证明的不仅是国际贸易的变幻无常，更是中国钢铁乃至世界钢铁行业主导权的得失和争夺。与日本三井财团的默不作声相对应的是中国钢铁股的喧嚣和国际资本的动作。中国企业是成为钢铁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都没有控制力的国际粗加工基地；还是提高科技含量和市场控制力，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谁将主导中国钢铁产业的未来？ 2007年1月15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意味着宝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徐乐江时代。这天，谢企华卸任宝钢集团董事长一职，接替者为宝钢集团原总经理徐乐江。在此前的多个公开场合，徐乐江强调了技术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而且，徐乐江接管宝钢集团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与中冶集团、中钢集团、中远集团、中海集团以及其它中国大型钢企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协作关系，显示出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钢铁产业集团军的雄心与魄力。 就在徐乐江正式接任宝钢集团董事长之职的20天前，即2006年12月25日，宝钢股份与中冶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上海宝钢大厦举行。中冶集团决定将承担宝钢股份检修业务的二十冶、十三冶、五冶等三家检修大队，以增资扩股方式成建制并入上海宝钢冶金技术服务公司，并更名为“中冶宝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实现中冶集团宝钢检修业务资源的重组。徐乐江在签约仪式上对中冶集团对宝钢建设的支持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没有冶建单位的支撑，就没有现在的宝钢。徐乐江希望宝钢与中冶之间的合作更广更深，实现双赢目标。 随着中国钢铁工业的高速发展，对原料需求的不断增加，钢铁企业越发意识到掌握资源的重要性，不少的钢铁企业逐步开始在澳洲、美洲、东南亚等地区投资开发矿山。2007年5月23日，宝钢与首钢、武钢、鞍钢在北京签署合资协议，设立北京钢企联矿产资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钢企联）。钢企联的成立或将改变目前国内钢铁企业在海外拓矿单打独斗的局面，开启我国钢铁企业联合境外投资、开发矿产资源的时代。 在国际海运费暴涨的形势下，中国钢铁工业进口原料面临极大成本考验的情况下，宝钢集团与中远集团作为钢铁领军企业和海运巨头实现了的国内企业的首合作。2007年8月7日，宝钢集团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在海南签订《进口煤炭运输3年合同》、《沿海运输9年协议暨3年合同》、《30万吨级巴西/中国铁矿石20年运输合同》。宝钢方面表示，此次合同的签订标志着双方战略合作关系提升到了更高层次，迈向了更广阔的发展领域。 不是缺乏行动，而是没有思考 2005年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巨变，给中国钢铁行业带来空前压力。经过铁矿石和海运费暴涨，三井财团给中国企业上了很好的一课，众多相关行业的中国企业应该从中领悟不少。2005年和2006年这两年，中国参加国际铁矿石谈判都是采取由宝钢出面谈判，平时16家国内大钢厂会组成智囊团与宝钢进行商议，共同组成谈判队伍，实际上中国谈判方的底牌无意中通过宝钢全部交给了日本三井财团。 就在2006年铁矿石谈判前两个月，当时任宝钢集团董事长的谢企华于2005年9月接替了前任会长吴溪淳出任新一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简称：中钢协）会长。由此，中钢协一改以往不插足企业经营的原则，开始“严控”谈判方宝钢的举动，要求“问题及时汇报”。谈判之前，中钢协已经对宝钢提前开过“通气会”，确定了一些重大的原则，而且谈判的进展和结果，宝钢都要请示中钢协。表面上看，这是中钢协在制约宝钢，而实际上是宝钢在主导着中钢协。 目前，中国进口的铁矿石价格存在两种定价机制，长期协议与贸易商两个定价体系左右中国市场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领导的钢铁企业其上层机构是发改委，而五矿商会与下属的贸易企业的上层主管则是商务部。两个并行的定价机制造成了钢铁业的价格困局。2007年这一年，作为钢铁和铁矿石进口贸易商代表的五矿集团和中钢集团也申请加入谈判队伍，希望使中国的铁矿石谈判队伍的主体由钢厂转向到流通商。中钢集团，五矿集团作为流通商一直在资源等进口方面拥有一定的影响。 2007年8月29日，由国务院国资委、北京大学联合主办，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协办的“商贸类中央企业转型与发展研讨会”召开，其中中国五矿、中钢、中粮、华润等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在座的商贸企业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在尝试转型，当时转型的方向是想搞“综合商社”，中国五矿、中国化工两家进出口总公司作为国家的试点企业，但没有成功。因为，综合商社最需要金融支持，但我们国家的金融当时没有放开，转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中国五矿集团10年前就制定了“走出去”战略，并提出“以建立全球矿产资源保障体系、支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己任”的口号，但是它的商业模式基本上与过去垄断经营时期没有太多变化，而且在海外的行动始终进展缓慢。特别是在铁矿石领域，中国五矿仅仅与毛里塔尼亚国家矿业公司进行了一项成功合作，通过共同开发当地铁矿资源，获得每年大约150万吨的铁矿供应。虽然，中国五矿集团为中国市场每年供应总计约1300万吨的铁矿砂，但主要是代理中国企业的采购，铁矿石供应商则分别是巴西淡水河谷（CVRD）和南非PMC等。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五矿集团在钢铁产业上非但没有“走出去”，却很快将日本的综合商社“引进来”了。2005年10月18日，五矿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日本美达王（Metal
One）株式会社（三菱商事与双日合资的钢铁流通企业）合资成立了“五矿钢铁（武汉）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钢铁制品在中国国内的批发、零售贸易；钢铁制品的进出口贸易；仓储、加工、配送服务等。随后，中国五矿与三菱商事于11月9日在北京签署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协议。 2007年12月5日下午，宝钢与中钢集团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特别强调在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结成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将进一步加强在原料和资材备件供应、资源开发贸易和技术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副会长刘振江，宝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徐乐江、前董事长谢企华，原宝钢集团董事长徐大铨等出席签约仪式。 中钢集团作为一家向钢铁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系统集成服务的集资源开发、贸易物流、工程科技、设备制造、专业服务为一体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似乎具备综合商社的某些雏形，但关键还是缺少金融的支持。像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的大股东都是财团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和信托等。在日本，综合商社被称为“第二银行”、“幕后银行”或“影子银行”，具备投融资功能。 无论如何，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由于中钢集团的介入，宝钢的发展似乎正在回到中国自主的轨道上来，显示出中国企业正在大步走向联合。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在致辞中指出：“当前，保障原料供应安全和提高装备技术水平将是宝钢应对市场变化、实现新一轮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宝钢愿与中钢集团建立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增强彼此的竞争力，谋求双方更大的发展。”有媒体报道认为，此次中钢集团与宝钢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促进中国钢铁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然而，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2006年7月1日，中钢集团旗下的中钢贸易公司与印度Sesa Goa、三井物产在北京华彬庄园签署06-07年度合同和长期合作意向书。三井物产控股的印度Sesa Goa公司是中钢集团在印度铁矿石业务上最早的合作伙伴之一，已有15年的合作历史。显然，中国钢铁企业始终难以摆脱三井物产的影子。中钢与宝钢的合作真能加强中国在钢铁产业链上的主导权吗，还是又一次成为被三井财团统合的对象？人们拭目以待。 三井物产正是通过所谓“互利共赢”的长期贸易协议，从上游对巴西淡水河谷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资源控制，到下游钢铁分销的影响，实现了对中国钢铁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个钢铁体系。不仅如此，2008年的新年致辞中，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首席运营官渡边清隆提出，希望将在中国的这种模式（指与宝钢合作）在俄罗斯、印度以及巴西等新兴的经济体内复制。这样的新年寄语可谓意味深长。
中国已经连续10年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并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国际贸易追求的最优化目标是实现双赢，如果在铁矿石贸易上中国总是处在为他人买单的位置上，那么就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沉默坚硬的钢铁背后，是众多从业者的不懈努力和细致协作。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综合商社作为产业组织者、没有中国企业自己的财团体制，中国钢铁只能沦落到产业分工的最下层，成为贡献资源和劳力的打工者。
三井物产一直在全球钢铁领域扮演一个“跨境的供需组织者”角色。三井物产的“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共有17个子公司，以及其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12个相关联公司。同时，三井物产的“钢铁制品本部”下属还有19个分公司，其中有“立臻亚洲公司”。2004年1月，三井物产将自己收购的丰隆亚洲的钢铁结构部门与立臻钢铁材料合并成为立足于新加坡的立臻亚洲公司，目前主要客户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的海事与海外工程建筑商。 在控制核心流通企业的同时，三井物产还着力打通生产链条上的各个辅助环节，以保证自己对整个上游资源领域的驾驭。在与废钢、硅锰等其它钢铁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合作过程中，三井物产仍然以少量持股的形式进行参与。其中，三井物产参与了美国的太平洋西海岸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废钢储存业务，这一废钢出口终端对于亚洲日益增长的钢铁需求非常重要，目前，该公司由三井物产麾下的原材料发展公司全资控股。 三井物产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首席运营官饭岛彰己说：“作为一个中介，三井既知道供应方的条件，又知道需求方的需要。三井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资源发展的贸易中介。”而根据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首席运营管渡边清贵的介绍，三井物产已经超越了仅仅提供分销服务的功能。例如，钢铁产品部在全球建立了很多钢铁服务中心、镀锌钢铁厂以及镀锡厂，以满足汽车、电器以及大型电子机械的需求；同时三井物产还提供各种附加服务，包括IT设备和系统的安装，以及供应链管理系统（SCM）的应用。 上岛重二，这位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曾经诠释过自己企业的定位，他说：“日本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资源的国家，我觉得这就是日本综合商社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如大家所知，大约百年前日本以现代工业化国家为目标进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因为日本没有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要炼铁、炼钢，也没有铁矿石或者煤，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日本必须依赖外国的资源，必须把外国的资源运到日本。出于日本没有资源这样一种情况，为从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创立了三井集团，这便是当时的初衷。” 在上世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钢铁企业的资金、人才都很缺乏。铁矿石价格谈妥后，钢厂即专注于生产，随之而来的各类事务一律交由十几家窗口商社来代理。这些商社进一步选出一家干事商社来提供信息、协调船舶配送计划、参与矿山开发。与此同时，综合商社在对矿山出资的过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一般采取少量入股方式，其余资金的来源由有政府背景的日本输出入银行作为干事银行，把各个城市商业银行组织起来，以协调融资团的方式出资。
近年来，三井物产的经营重点呈现加强“两端业务”特色。就钢铁产业而言，三井物产“钢铁/金属原材料本部”的功能是争夺全球的铁矿石资源，而三井物产钢铁制品本部的目标是掌控全球钢铁产品的物流体系，进而控制商机和国内外钢铁制造业的命脉。三井物产如今的核心功能定位在强化信息、服务等非价格竞争力。一是运用IT技术构筑电子商务平台，形成遍布全球的原材料采购及商品销售体系，并提供与之配套的物流、金融、保险以及法律服务；二是强化广域信息的收集分析功能，在日常商业经营活动中加以充分利用。 第二章 踏上四通八达的跳板
新浪网的前身可以追溯至1996年4月29日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第一个正式中文网站的启动。这个四通利方公司是四通集团1993年创立的。然而时过境迁，在新浪已经成长为中国互联网的著名企业时，四通在过去的十年中却已经变得暗淡无光了。 松下电工、富士通、乐天（LOTTE）、三菱电机等日本企业纷纷在三井物产的帮助下，与四通合资建厂。四通在客观上成了三井财团带动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一块跳板，而“与巨人同行”的四通却没能跟上巨人的步伐，最终丧失了所有筹码。 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但它缺少中国本土资本的扶持，只得充当三井财团的战略棋子。因为四通最初的贡献，富士通、松下电工、瑞萨、ALPS公司、Ferrotec公司等一批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如今在中国市场已经茁壮成长，枝繁叶茂。 在1999年上海举办的财富论坛上，三井物产的前任社长上岛重二谈到在中国的三井企业成员时，除了提到“上海宝钢”，再就是“四通集团”了。人们熟知段永基，是因为他是著名的新浪网创始人、前任新浪网联席董事长。但是，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提起段永基曾经受到深谙多元化投资扩张之道的三井物产的启发，尝试发展中国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制的第一人。 第一节 “慷慨”的帮助 初识日本商社
作为中国最早的高科技企业之一，四通集团以开拓者的身份走过了20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它与三井物产的不解之缘尤为值得一提。四通集团的历史尽管纷繁复杂，但有一条线索却十分清晰。这条线索就是以三井物产为首的日本财团企业与四通合作的历史。三井与四通建立起的关系还要从开发“四通MS-2400打字机”谈起，王缉志（四通打字机主要研发人）在他的《开发四通打字机的故事》一文中透露了很多线索。 其实，王缉志本人也并不一定知道，他与三井财团的缘分早在参加上海宝钢工程建设就开始了。上海宝钢的技术和设备来自与三井财团的关联企业——新日铁。为此，王缉志曾在1979年底被冶金部自动化研究所派往日本学习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并准备参加宝钢的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因为计划调整，宝钢的二期工程被推迟，于是就从日本撤回了上海，不久又撤回了北京。当时我国刚开始进口微机（又称：个人电脑，PC机），王缉志所在的小组也在考虑购买一台微机。 经同事介绍，王缉志认识了微机设计者、澳籍华人邝振琨先生，从他的DATAMAX公司购买了DATAMAX 8000主机。在一位朋友王安时（曾任四通集团董事，香港四通公司总经理）的推荐下，王缉志买下了美国的TeleVideo终端。然后，从港商那里订购了日本伊藤忠商事（第一劝银财团的综合商社）推销的一种新型打印机，而且可以先拿去试用，不合适还可以随时退货，满意了再付款。 当时国内用的一般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abcd这样的英文字母，而这台伊藤忠商事提供的打印机是图形打印机，可以打由点阵组成的图形。王缉志连夜编了一小段程序，在打印纸上居然打出了“冶金部自动化所”七个汉字。随后，王缉志动员他的研究小组，经过一个月钻研，做成了一套包括国标一级汉字的16x16点阵字库。不久，王缉志研究出了一个简单但实用的拼音输入法，解决了汉字录入问题。
由于王缉志用伊藤忠商事的打印机打出了中文，当时在华推销该打印机的田中先生，到处拿着王缉志打印的样张去宣传伊藤忠的打印机。此时，王缉志意识到应该开发一种中文打印机，很想找伊藤忠商事合作来做这件事，为此他找田中先生谈过多次，但都没有结果。从与前面提到的几位商人的合作中，王缉志体会到，和国外公司合作可以很快得到很新的信息，所以那时凡是来华做电脑展览的外国厂商，王缉志都找过、谈过，但都没有什么进展。 1984年，王缉志进入四通公司后，马上就被任命为总工程师。此时，刚成立的四通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打印机。那时，电子部官方进口的能打印汉字的24针打印机是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生产的3070打印机，售9000多人民币。而四通为Brother公司的24针打印机配了汉字驱动软件，每台仅售4000多元人民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其实，四通公司销售的Brother打印机是通过三井物产物资部进口的，这也是双方合作的开端。 四通公司选择了以做打印机为主兼营电脑的策略，这一正确的决策为刚成立的四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1985年初，四通公司又从日本伊藤忠商事引进了1570型彩色打印机，该打印机原来能打印日文的汉字，四通要做的工作是使它能打印中文汉字。这一年，四通公司以1570型彩色汉字打印机为主要产品推向市场，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元。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和市场占有率，1985年3月，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和总工程师王缉志两人到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与从东京来的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先生讨论合作问题。在会谈中，四通公司希望与三井物产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由三井物产投入开发费。万润南分析市场认为，产品开发成功后，将会有每年10万台的销量，而四通可从三井物产进口大批文字处理机的硬件。万润南还表示，如果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它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日方的损失。
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对市场有敏锐的嗅觉，不会放过这样大的商机。谈判仅花了2个小时，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邦夫当场决定出资100万美元支持四通公司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后称：四通打字机），双方签署了备忘录。因为四通是民办公司，按当时的规定，民办公司不能直接与外国公司签约，所以四通公司与三井物产的备忘录不是正式合同，只能是君子协议。这次三井物产的慷慨出资，对四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贴牌生产的“四通打字机”
三井物产作为综合商社是投资者，自己本身并没有研究开发的力量，所以选择了一家日本公司做具体的产品开发工作。三井物产向四通公司提出了三类开发方式供选择：一类是索尼（SONY）这样的大公司，他们技术实力强，名气大，但开发费用也高；一类是小公司，他们费用低，但技术差；还有一类是被称为“OEM”（贴牌生产）的公司，他们为别人开发产品，不打自己公司的商标，技术力量介于前两者之间，费用也介于前两者之间。 现在看来，索尼、三洋、ALPS电气这三家公司实际上都是“三井-住友”这个大财团体系下的重要关联公司。索尼创业的初期，三井财团在索尼的融资和投资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三井银行积极的购买索尼的股票，为索尼公司日后的腾飞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因为三洋的创始人与松下关系密切的缘故，在三洋初创时期的多个关键时刻，都是住友银行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ALPS电气的大股东主要来自三井-住友财团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也是三井物产的大股东。
四通打字机的开发工作从1985年的8月份开始，三井物产北京事务所为四通公司与ALPS电气双方联络提供了通信上的方便。那时候还没有传真机，一些重要的图纸文件通过三井物产的文件传递系统来往于北京和横滨之间。三井物产拿来了一台当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参考，并提供了一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产品的名称定为“四通MS-2400”，M代表三井（Mitsui），S代表四通（Stone），24是打印头的针数，00表示第一代。 然而，在一次会议上，四通集团总工程师王缉志听到三井物产的负责人是这样分析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硬件解决原理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原理是全世界相通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从三井物产的话外音中，似乎听到这样的暗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只应该从事软件开发。 市场网络才是真金白银 四通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栏目叫“四通的第一”，专门介绍四通光辉的历史。其中，除了“第一个真正民有民营的高科技企业”和“第一个推出自主知识产权、年产值超亿元的电子信息产品——四通打字机”之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第一个建立遍及全国的营销网络和技术服务系统”。就算是到了现在，有相当多四通旗下的企业仍然具有贸易职能，销售的产品大多数都是外国的进口产品，来自日本的产品更是占据了绝对的多数。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1987年，三井物产和四通公司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以半散装件（SKD）方式生产打字机的公司——“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索泰克），把四通MS-2401打字机的生产从日本移到中国。该合资公司总投资100万美元，四通占75%，三井物产占25%，其中四通的打字机技术占了25%的股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以中方的技术占有股份的情况可以说是四通开了先河。 由于段永基更会与政府官员打交道，被任命为合资公司的总经理，王缉志任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三井物产派东京总部的中入纯先生和北京事务所的郗建民任副总经理。从那时候起，四通MS-2401连同后来以MS-2401为原型开发的MS-2411一起，畅销了很多年，共售出了20万台以上，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和几亿元的利润。四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庞大的多层次的销售体系，一时间在办公自动化领域确立了龙头的地位。 在三井物产这样的综合商社眼中，市场网络才是真金白银。1987年底到1988年期间，四通名下出现了24个二级法人单位。比较知名的有四通电源、四通自动工程化、四通PC等公司。此后，四通陆续建立了包括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在内的庞大销售服务网络。到1992年底为止，共销售四通打字机10多万台，占据了国内高达80%的市场份额。 不仅要有销售网络，更重要的是要有人脉网络。而对于三井物产来说，选择四通作为合作伙伴时，最为看重它的人脉。众所周知，经营企业离不开人脉的建立和维护。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仍然受到很多政策体制和观念的制约。在这样的情况下，四通能够开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河，除了创业者的个人素质之外，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具有的独特身份和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 多方面的资料显示，四通创业的资金是从四季青乡借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时任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的贾春旺的居中协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四通初期，创业元老沈国钧和李文俊（四季青乡长李文元之弟）专门负责政府关系的协调，由此可见四通对政府资源的重视。在四通1997年、1998年陷于严重财务危机时，有着深厚政府背景的四通总裁段永基被市政府请到“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科技)去当了总裁。 第二节 搏弈、竞合、抛弃 在与三井的斗争中打了败仗 在1988年，四通MS-2401打字机SKD散件的进口价格大约为700美元，四通和三井物产合资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在组装之后的出厂价约8800多元人民币，出厂之后销给四通集团的办公自动化部（通称：OA部），OA部加价之后以11000元左右销给四通各地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卖给最终用户的价格为13500元左右。此外，打字机中的有些元件如汉字字库等是通过香港四通公司进口的，进口时已经加了很高的利润。 四通并不满足于MS-2401打字机的旺销和眼前的利润。1988年，四通的领导专程赴日本对打字机部件的成本进行调查，得知MS-2401的机芯产自富士通公司。四通假借其它公司的名义按每年数万台的订货量向富士通公司询价，获知这种机芯的价格在150美元左右，并计算得出MS-2401的全部材料成本合计仅300多美元。于是，四通要求三井物产对进口打字机散件进行分项报价，如果某项的报价高于四通调查得知的最低价格，就自行采购。 精明的三井物产拒绝了分项报价的要求，于是四通就向三井物产施加压力，甚至停止了从三井物产进口MS-2401打字机散件。由于没有了货源，市场上的四通打字机一度脱销，变成了紧俏商品。僵持进行了一段时间，三井物产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分项报价，即四通可以自己根据情况从日本市场选购部件，但条件是，三井物产不再在进口前对从日本提供的散件进行质量检验和保证，散件的质量控制由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自己解决。 四通公司接受了三井物产设下的条件后，三井物产的分项价格报了出来，富士通的打印机机芯为300美元/台。四通认为自己到富士通去采购打印机机芯，可以降低150美元的成本。但是，当四通再次向富士通询价时，该厂的报价是300美元而不是原先报的150美元，其他各部件生产厂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最后，打字机所有部件材料的价格成本之和，差不多仍然等于700多美元。其实，三井物产已经和所有的部件生产厂协商过了价格，统一了口径。 这时候，四通公司发现自己在与三井物产的斗争中打了败仗，于是向三井物产要求恢复过去的传统做法，三井物产的答复是，倒退已经不可能了。由于要自己进行部件的质检和筛选，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成本反而比以前提高了。这件事之后，四通的领导便决定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开发新一代的打字机，新产品的型号定为MS-2406。但是，直到1991年花了三年时间，MS-2406才面世，各地的经销商都纷纷反映该机有质量问题。 本来MS-2406是为了取代MS-2401而推出的，但采用日本技术的MS-2401始终还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后来以MS-2401为原型机又推出了MS-2411，四通对于三井物产的依赖程度并没有降低。即使四通公司自己研究开发的MS-2406，也需要从香港大量进口打字机零部件，从而使得香港四通公司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在北京的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SOTEC）还将大量开发费转到香港四通公司，等于是被香港四通掏空了。 在此期间，由三井物产、四通集团公司、香港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深圳合资兴办了一家所谓高新技术企业“深圳索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现在的深圳四通电脑技术有限公司），三方分别占25%、5%、70%股份。该合资公司注册时间是1989年4月1日，资本金500万元人民币，投资总额700万元人民币。截止1993年12月，创产值7亿多元人民币。显然，这家公司很少的投资却有如此高的产值，说明其实质上是贸易型的组装企业。 掉进合资的陷阱 尽管在四通打字机项目上，四通与三井物产、富士通因为分项报价曾经产生过不愉快，但三者的合作仍然继续了下去。1989年10月份左右，在三井物产的大力协助和推动之下，富士通派遣人员到中国考察四通及其合作伙伴，研究是否可以在中国进行投资。在与四通合作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充分认识到了四通所具有的各方面的价值，这也是并不熟悉中国打印机市场的富士通最后决定与四通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1年6月，在北京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特机部的基础上，四通、三井物产、富士通合资成立“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简称：深通打印），从事打印设备的生产制造，公司注册资本300万美元。深通打印最早在国内掌握了打印头组装、检测及打印针焊接等关键技术，其生产的四通打字机核心部件——打印头、机架产品曾占全国市场的80％以上。在深通打印的历史上，主要的合作对象是第一劝银财团的富士通和富士财团的OKI（冲电气株式会社），合作的方式都是以加工组装为主。 然而让四通恼火的是，在深通打印建立后不久，富士通就开始另立门户。深通打印总经理范为强的文章《三次股权转让深通彻底和日资拜拜》透露：“从1991 年深通成立后不久，四通和日方股东的关系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富士通又跟南京734 厂合资成立了他们占60% 的股份打印机公司，并把其打印机放到这家公司生产。”深通打印也曾积极争取过生产富士通品牌的打印机，但被富士通拒绝了，理由是深通打印在为四通打字机提供配套，不能够生产打印机整机。
富士通给出的回答尽管刺耳，但这却是它对四通价值真正的定位。在富士通眼里，深通打印本来就是一个打工仔的角色。富士通这一不起眼的举动实际上相当重要，这意味着富士通和四通公司合资的定位大有文章。合资是为了赚钱，但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目的，只不过是四通没有看到罢了。对于其他来自日本的合作者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在它们看来，四通可以算是合资伙伴，但实际上“作为进入中国的跳板”才是四通真正的价值。 当四通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富士通控制之后，香港四通于1998年决心收购富士通在深通打印的全部股份。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四通甚至还将深通打印做成大幅亏损，最终以16万美元的代价获得了富士通拥有的全部股份。借助深通打印，富士通实际上早就成功地获取了所需的渠道资源和客户信息。此外，富士通早已经通过技术、设备转让和零部件供应贸易等方法收回了投资。原本就精于开拓市场的富士通，在得到想要的东西后，放弃深通打印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结局是为他人铺路搭桥 前来四通公司淘金的日本打印机企业不仅只有富士通一家，其传统竞争对手OKI也加入到与四通合作的行列。2001年，日本OKI DATA公司（日本冲电气（OKI）株式会社的打印机工厂）希望收购深通打印60%的股份。OKI希望通过投资深通打印以加大对中国市场份额的占领。他们组成了强大的收购工作班子，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摆出了一幅势在必得的架子，甚至公司名字都起好了，叫“OKI DATA（中国）有限公司。 也许是从与富士通的合资中吸取了教训，四通公司这次没有轻易答应OKI公司的合资要求。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谈判，在经历了多次的瞪眼睛、拍桌子、摔资料之后，OKI公司终于丧失了对深通打印的信任。尽管双方在合资的大方向上没有分歧，但由于利益分配等具体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最终导致谈判的破裂。2001年9月12日，OKI公司单方面决定退出谈判，放弃收购深通打印的工作，而准备采用独资方式到深圳设厂。 在合资的过程中，四通公司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培养和锻炼，而经营管理团队的素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最终彻底丧失了独立自主发展的契机，沦为一个干瘪的躯壳。作为四通与日方最早的合资企业，深通打印的经历充分表现了日本企业实用主义的作风。尽管借助四通打字机的辉煌，深通打印曾经风光过一段时间，但当三井财团发现深通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时，便果断地抛弃了四通这个合作伙伴。 曾经促成四通与富士通合资的三井物产分为两个阶段退出了深通打印。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深通打印的大股东深圳索泰克（SOTEC）电子公司到期清算。三井物产持有索泰克25% 的股权，当索泰克经营期满转入清算的过程中，三井物产得以让出了自己间接持有的深通打印的股权。第二阶段，也是三井物产从深通打印完全撤出，那是深通打印停止组装四通OKI 打印机的2004 年。三井物产象征性地以不到5万美元的价格将自己持有的25%的股份转给了深通打印，最终完全退出了深通打印。 到此为止，四通公司圆满完成了作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协助富士通登陆中国专业打印机市场的任务。由此可见，实际上从一开始，四通公司就是一个壳，富士通正是通过四通公司才顺利地进入了中国。概括地讲，日本财团跳板战略的基本步骤就是：积极扶持——>逐步控制——>彻底抛弃。对于四通公司来说，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尽管获得了暂时的发展，但结局只能是为他人铺路搭桥。如今，富士通在中国市场上却已经是“大红大紫”了。 2007年12月，南京富士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的DPK500宽行通用打印机再次在众多竞争品牌中脱颖而出，中标中国银行总行打印机设备采购项目，签订了近4000台量的大订单。在此次合作之前，南京富士通与中国银行还在窄行通用打印机方面有着紧密的合作。富士通DPK300窄行通用汉字打印机在中国银行总行上半年的采购项目中成功入围，目前仍被中国银行各省分行陆续的批量采购。 满怀收获喜悦的富士通，在其中文网站上写道：“富士通公司于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在通信、计算机、软件开发、半导体以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三十年来，富士通在中国的总投资金额超过19亿人民币，共设37家公司，员工18000多人。1995年5月成立的富士通（中国）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强了富士通在中国事业的统合和战略制定。” 第三节 鸠占鹊巢，借壳生蛋 “四通”成为孵化器 在新兴高科技产业之外，被外人视为最善于资本运作的四通集团领导人段永基很早就开始涉足金融业务，这是段永基在向三井物产咨询海外扩张思路时得到的答案。1987年，段永基升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裁，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年12月，四通就成立了作为企业金融服务体系的“四通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四通财务公司具备了筹资和融资的功能，类似日本财团主办银行的雏形，但是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 1991年，段永基就任集团公司总裁，全面接掌四通集团，推行“与巨人同行”的二次创业战略，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时期，这里所谓巨人首先就是“三井物产”。1991年至1996年这段时期，四通、三井物产共同与富士通合资成立“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与日本松下电工成立“四通松下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与日本LOTTE和韩国LOTTE制果合资建立“乐天四通食品有限公司”；与三菱电机合资成立“三菱四通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四通的创业者大多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其拥有的人脉是普通的创业者所不具备的。作为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接触到政府、学术界、国有大型企业等等各个方面的人和资源。事实上，作为三井财团核心组织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选择四通公司为孵化器，在中国本土培育出众多合资企业，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以合资为切入点，三井物产率领的日本财团企业群借助四通这个壳，得以把握各种网络资源，从而顺利登陆中国。 “松下电工”的历史，可追溯到1918年松下幸之助所创建的“松下电气器具制作所”，与“松下电器”都起源于同一个母公司，互相之间是“兄弟公司”的关系。截至到1999年，松下电工集团拥有日本国内关联子公司64个、海外关联子公司40个、以及符合“持分法"的公司8个，开展了照明、信息设备、电器、住宅设施建材、电子材料、控制设备等范围宽阔的业务活动，具有从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设计施工、直到维修服务的一条龙体制。 通过与四通的合作，使得松下电工获得了中国市场的第一手情报，也逐步与四通的经销商建立起直接的联系。由此，松下电工开始积极推进在中国的投资和营销战略，1997年9月独资成立了“北京松下照明光源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松下照明）。这是一家全部承担日本松下电工在华投资的“投资性公司”，注册资本4,649万美金，1998年7月开展业务，自1999年8月开始经销在华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2000年3月，北京松下照明全面开始销售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并以大连、北京、苏州、上海、福州、厦门、广州为生产基地，投资建厂15个。 北京松下照明的市场极其广泛，从办公楼、商业设施、工厂、住宅、公共设施到街道、城市景观，经销的产品涉及家用电器、照明灯具、信息装置、住宅设备、电子材料、控制装置等领域。北京松下照明在经营策略上采用“代理公司”加“分销”的渠道模式，提供优厚的售后服务，并建立了以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大连、成都、深圳的七大地区为中心的营销网络。在松下电工的悉心培养下，松下品牌在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中拥有了良好的口碑，并与欧司朗、GE和飞利浦共同成为了中国照明市场上的佼佼者。 侵占和接管网络资源 2000年10月，松下电工开始改变在华投资的策略，从前期分散独立式的投资向后期的集中统合转变，并着手建立各合资公司间的网络联系。在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对此的描述如下：今后将继续集中各合资公司的总设机能，统扩财务、人事及法务部门业务，统一管理售货管理，支援各合资公司的高效运营。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因为有了利用四通等中国合资伙伴培养起来的销售渠道和制造企业，松下电工的转型才能够水到渠成。 在同一时期松下电工开始了针对经销渠道的“授权”行动。对于没有松下电工授权的经销商，将采用严厉的措施，制止其经销松下电工的产品。与其说松下在“授权”，不如说是在“收权”。在强势的松下电工面前，分散的经销商根本就无力抵抗这样的清剿，于是纷纷投降。最终，四通与松下电工的合资企业“北京四通松下”的网络资源几乎被松下电工全部侵占和接管了。 如果打开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的网页，查找经销商名单的话，你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在这份名单中，有10家经销商的名字中带有“四通”二字。经过调查，这些经销商的身世原本的确与四通有关。个别企业的历史甚至能追溯到1984年，那时松下电工还没有在中国投资设厂。然而现在，这些企业已经被纳入到了松下电工的势力范围，和四通没有一点儿关系了。 此时，在松下电工积极的市场运作下，四通集团很快失去了松下产品的分销权。为此，香港四通电子开始积极拓展以四通为品牌的照明产品。但是，2002年9月25日公布的中期财报上，对于四通有这样不利的描述：“本集团于2001年推出‘四通’品牌的照明产品，于2002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的销售比2001年同期下跌，主要是由于在2001年上半年终止对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松下’产品的分销权所致。” 注重营销的日本企业，尤其是三井物产这样以贸易为主业的综合商社，更是不可能低估四通网络的战略价值。如果仔细观察，四通俨然就是三井物产培育起的一个“小综合商社”，只不过它缺少中国本土大资本的支持，不得不依赖于日本财团谋求发展。一旦他的渠道、人脉被松下电工所熟悉和掌握后，四通的价值也就不存在了。无论四通愿不愿意，它都会被日本财团边缘化，最后结局也就只能是将手中的股权廉价转让给日本财团企业，换得一些现金去投身新的资本运作。 2001年，四通集团将四通松下35%的股份转让给松下电工，仅剩象征性的5%的股份，获得约1.349亿元的现金。北京四通松下电工公司中的“四通”两字被抹去，在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网站上也仅能见到这样的介绍：“北京松下电工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1月19日，是由世界一流企业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松下电工（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出资兴建的大型现代化企业。注册资本为4000万美金，公司英文名称缩写为BJMEW。” 在收编北京四通松下之后，松下电工并没有收手。2006年，松下电工又聘任朱希铎为松下电工（中国）公司总裁。朱希铎有在四通工作的15年经历间，曾经有3年是以四通常务副总裁身份出任四通松下电工公司的董事，曾经参与过四通跟三井物产、三菱电机、富士通、OKI、日立等的合作，并作为四通松下电工产品中国销售的总负责人，使松下电工的产品销售在中国市场从零起步，逐渐形成中国的著名品牌。因此，四通松下电工的照明产品和配线产品的市场做到了全国名列前茅，月销售额最高可达3000多万元。
对于朱希铎的加盟，松下电工的解释是希望选择一个曾经与之有良好合作经历的人来做高管，这样彼此会相互信任。至此，松下电工利用四通进入中国的全过程得以结束。四通不仅丧失了企业的控制权，而且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人，落得一个人财两失的境地。此时，松下电工已经在中国相继设立22家企业，其中包括16家制造厂。目前，整个集团在华从业人员约7000名，2006年度中国地区的总销售额已超过45亿元。 虽然四通的身影已经远去，但是关于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在中国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寻找一个新的重量级伙伴，代替四通的角色，成为三井物产新的任务。2006年，中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并致力于楼宇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普及。看到“节能、环保”正在成为中国政府和社会关心的经济热点，三井物产找到了一个像当初的四通那样期望“与巨人同行”的新伙伴。 2006年9月1日，三井物产，松下电工与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豪科技）正式签署合资协议，决定成立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泰豪科技是一家涉及智能建筑电气、智能发电机组、软件、军工等多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泰豪科技此次携手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被认为是泰豪科技在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举措。泰豪科技想借助日本财团企业，为其全力开拓中国建筑节能市场提供有力保障，也为投资方企业共同打造建筑节能产业的发展平台。 这个被称作“清华之子”的泰豪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是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有着深厚的人脉背景，从签字仪式到场的嘉宾中不难看出一二。在盛大的签约仪式上，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丁文武副司长、日本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堂之上先生、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节能中心刘前光副主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张伯旭主任出席会议，他们分别就目前我国在大力推广建筑节能工作的有关政策做了发言，并对公司的发展寄予了厚望。 再看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对合作伙伴“泰豪科技”有着多么高的期待。三井物产常务执行官、信息产业本部长小川真二郎、松下电工副社长野村淳二出席了签约仪式，并分别代表日本投资方介绍了各自公司的状况和产品，并针对此次签约进行发表。出席此次签约仪式的还有，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兼三井（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岛宏利、日本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北京事务所的气贺泽所长等。 北京市发改委节能中心副主任刘前光在签字仪式上介绍，我国政府就有关节能的10大重点项目，发布了照明、空调等方面的楼宇节能方针，并致力于楼宇能源管理系统的推广和普及。且不说新建筑的设计、材料、节能电气和其他节能设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仅仅我国400亿平方米的既有建筑，如果有三分之一需要进行节能改造，按照每平方米改造费用200元计算，就有26000亿元的市场。 三井物产常务执行官、信息产业本部长小川真二郎发言时说，“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需要从产品本身，另外还有构成产品的零部件以及生产零部件所使用的原料，都要坚持符合节能的要求。生产这样的节能产品，需要有相应的技术给予强有力的支撑。此次组建合资公司，三井将引进国外先进节能技术，这有助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显然，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的产品将会通过这个新成立的合资企业平台大批进入中国市场。 “此次组建完成的中日合资公司，将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指示，并依托泰豪在建筑电气节能设备和智能建筑系统集成领域的本土化优势、松下电工在节能技术领域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三井物产的资金优势和技术引进能力相结合，实现强强联合。从而为我国的建筑提供先进的节能控制系统，在解决我国建筑大能耗问题的同时，使合资公司在2010年成为我国建筑节能行业里的领头羊。” 泰豪科技总裁李春生的这番话完完全全说到了三井物产的心坎里。 泰豪科技对北京泰豪进行了增资重组，再由日方企业受让北京泰豪其他股东持有的部分股权。增资后，北京泰豪的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亿元人民币，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松下电工株式会社分别受让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清华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1000万股、1490万股、1490万股，最终形成泰豪科技的出资比率为70.2％，松下电工和三井物产各为14.9％的股本结构。 为了培育中国建筑智能化与节能市场，泰豪科技作为新组建合资公司的控股方事前已经进入该领域多年，并依托清华大学的技术实力，成长为国内智能建筑电气的行业龙头之一，先后承担人民大会堂智能化改造、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北京大学科技园等300余项项智能建筑与节能总包工程，近期又中标人民大会堂节能改造项目。在三井物产和松下电工的眼中，这个泰豪科技就是一个“当代的四通”。鸠占鹊巢、借壳生蛋的好戏又要重演了。 第四节 大中国工程（略） 第三章 种下一棵“摇钱树”
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曾对媒体表示：“三井物产已与上海广电集团（简称：上广电）签订战略协议，目标是将它打造成中国的索尼。”上世纪60年代，索尼公司正是依靠三井财团的支持，借助欧美市场发展壮大的一家日本消费电子产品的制造企业。 三井财团从事国际化投资与经营的“商人道”集中体现在三井物产一贯采用的“商业反控产业”手段。三井物产这家综合商社确立的是一种紧密结合、柔性控制的纵向调控模式。从三井物产将上广电打造成“中国的索尼”的过程中，就可以清晰的发现它的主要功能和手段。在广泛存在以相互持股关系结成产销相对一体化企业集团的日本，三井物产这种模式具有完全的日本特色。 第一节 重复“引进-再引进”的老路 谁在打造“中国的索尼”？ 2006年5月30日，日本三井物产驻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三井物产是一家贸易类公司，其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多为负责‘推销’。三井物产在全球贸易上的优势可以帮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三井物产已与上海广电集团（简称：上广电）签订战略协议，目标是将它打造成中国的索尼。”上世纪60年代，索尼公司正是依靠包括东芝在内的三井财团企业群的支持，借助欧美市场发展壮大的一家日本消费电子类制造企业。 三井物产通过发达的商业网络时刻关注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变化，为日本财团企业的扩张提供坚实的基础。仔细查看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信息电子公司”（原MBK Microtek公司）的80多位交易客户，就会发现很多熟悉的名字，其中包括：东芝、索尼、NEC、富士通、松下、三菱电机、佳能、三洋电机、夏普、日本IBM、富士胶片、中华映管 (台)、三星（韩）、LG（韩）、上广电NEC（中）、京东方（中）、联想（中）、龙腾光电 (中)、英特尔（美）、苹果（美）、德州仪器（美）、西门子。 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上广电和日本财团的合作都仅限于生产设备的引进。1978年，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上广电的前身）从日本富士财团的日立公司引进全国第一条彩电生产线，1982年10月份正式竣工投产，生产出第一台“金星牌”彩电。1987年，三井物产携手其财团旗下的东芝公司，帮助上广电成立了投资额达27亿元的“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其设备全部从东芝公司引进，项目完成后成为1992年的上海市1号工程。 在当时，27亿元的投资是相当巨大的，但是三井财团没有参与投资，三井物产只是将东芝的设备卖给了中方。此后，“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由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永新彩管（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上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久事公司和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资经营。但是，围绕“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这个钱箱，许许多多的中外合资零部件企业相继发展起来，其中最典型的是中日合资的“上海新芝电子有限公司”。 1993年2月，“上海新芝电子有限公司”（简称：新芝电子）正式成立，由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三井物产、东芝公司、东芝（中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投资比例分别为65%、17.5%、15.75%、1.25%。合资公司一、二期总投资7,983万美元，注册资本3,159.9万美元，引进了东芝公司荫罩生产线成套设备及技术，采用先进的光化刻蚀方法，主要生产和销售彩色显像管用平板荫罩。新芝电子生产的平板荫罩是彩色显像管的关键部件。 三井财团的一贯做法就是在这样的关键零部件企业中进行投资，可以用很少的资金投入渗透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很多环节，同时建立起与当地众多相关制造企业的联系，及时把握市场的需求和变化。新芝品牌的荫罩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三分之一，先后与咸阳彩虹、天津三星、上海永新、长沙LG、东莞福地、深圳三星和深圳赛格日立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德国等国建立了全新的销售渠道及供货关系。 除了“新芝电子”以外，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还先后投资成立了另外几家配套企业，如上海永新爱奇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永新灵奇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新李园电子玻璃有限公司等，分别提供彩管用电子枪、金属零件和与显示器件相关的产品。其中，上海永新爱奇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为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股份有限公司配套生产电子枪，有多条日本东芝、三菱和韩国LG的流水线。 紧跟三井财团的步伐 1993年9月，索尼公司作为三井财团的重要关联企业，与上广电旗下的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建立了“上海索广电子有限公司”（简称：索广电子），注册资金1000万美元，总投资额2500万美元。这也是索尼公司在华的首家合资工厂。目前，索广电子是以生产制造8mm摄录放一体机、DV摄像机、数码相机、DVD、组合音响、Play Station（游戏机）用的光学拾音头和与此配套机芯等为主，同时导入组合音响等制造工作，又逐步向DVD、DV摄像机等数字化家庭影视系列产品拓展。 索尼（Sony）数码摄像机2002年在中国的年销量约15万台，已占有中国市场约50％的份额。为此，索尼（中国）有限公司秘密制定了一个“长城计划”，其核心内容就是要通过数码摄像机的本地化生产，降低产品成本和售价，将专业摄录机产品向专业用途以外的消费者推广。 然而，2002年初时，索尼公司把由上海索广电子负责生产的8mm摄像机等产品，迁回日本国内的幸田制造厂和美浓加茂制造厂生产。有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是为防止相关核心技术被中方企业获取。 借助“索广电子”这家组装企业平台的支撑，索尼公司先后在中国成立了产业配套和产业延伸的几家企业。如，1994年4月，索尼化学株式会社设立了独资企业“索尼凯美高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生产挠性印制线路板，扁平电缆、异向性导电膜等产品；1995年10月，索尼与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成立了“北京索鸿电子有限公司”，生产GSM数字移动电话、电视台用数字摄录放机、锂离子电池等；1995年11月，索尼成立了独资企业“索尼精密部件(惠州)有限公司”，生产光学拾音头、机芯、马达等精密光学电子部件。 1995年12月，索尼与上广电旗下的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了视像产品合资企业“上海索广映像有限公司”（简称：索广映像）。合资公司总投资为4.1亿美元，注册资金1亿美元。投资比例为：中方投资30%（其中上海广电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0%，上海真空电子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0%），日方索尼公司出资70%。公司主要产品：彩色电视机、高分辩显示器、彩色显像管、高分辩显示管及相关的关键件。
索广映像是国内率先生产平板彩电，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生产彩色显像管和彩色电视机的制造商。1998年以来，索广映像陆续推出了多种尺寸和款式的索尼贵翔平面特丽珑彩色电视机；2004年以来，开始导入平板显示和高清电视产品。2007年起，索广映像开始专业生产“BRAVIA博大晶深”高清晰度液晶彩色电视机和数字液晶彩色背投电视机。此外，索广映像还从事专业用视像类产品的生产：液晶前投影机、网络摄像机、电视会议系统等。
1996年11月，紧随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尼，富士财团的丸红商事、三菱财团的旭硝子（株）与上广电旗下的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久事公司四方投资建设的生产彩色阴极射线管用玻壳的大型企业“上海旭电子玻璃有限公司”建成开业。该合资公司总投资31.54亿元人民币，其中日方投资65％（旭硝子40%、丸红25%）、中方上广电投资35％，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日方委派），引进日本全套设备和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旭电子玻璃有限公司”这家合资公司中投资的丸红商事（简称：丸红）是与三井物产类似的日本大型综合商社，属于富士财团。人们所熟悉的日产汽车（NISSAN）、日立制作所（HITACH）、佳能（CANON）与丸红商事一起都是富士财团的重要成员。其实，早在1993年11月，丸红商事、共荣商事、旭硝子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已经成立了“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 全力投入到“新事业”中 受到中国国内经济调整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财团在1997年后的5年间收敛了在中国市场的扩张势头。1999年10月14日，住友财团的住友银行和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透露，双方正在考虑结盟。这一时期，住友财团的松下公司和上广电于2000年10月合资成立了一家“上海松下等离子显示器有限公司”，上广电与上海工业投资银行合计持股49%，松下持股51%。合资公司以等离子面板至整机的生产为主，成为拥有中国国内第一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的企业。 谁也想不到，如今的上广电还在重复着“引进-再引进”的老路，又开始在液晶显示屏产业上烧钱。2004年10月8日，投资总额达10亿美元，从日本引进的国内首条第5代薄膜液晶屏（TFT-LCD）生产线在上广电与日本NEC合资的公司试验投产。实际上，液晶屏生产线的投资规模都相当巨大，被业界人士戏称为“大钱坑”。作为高投入、高风险的大投入项目，液晶屏生产线只有不断扩大投入和规模，才能产生效益。此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已经提高了中国企业赢利的门槛。 回顾上广电的繁荣，离不开电子信息产业的两次大规模的引进。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电子工业部斥资200多亿美元大规模引进和模仿日本的彩电工业，相比1980年时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的举动堪称是倾全国之力。1987年，上广电从三井财团东芝公司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成立“上海永新彩色现象管公司”。然而时至2005年，上海永新这家 “中国最大彩管生产厂商”在彩管业务上一年亏损了5.2亿元，此时它已经花巨资引进了五条彩管生产线。 2005年11月27日， 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出公告，决定转让控股子公司上海永新彩色显像管公司45%的股权和上广电电器分公司、管理分公司的全部资产给大股东“上海广电集团”（上广电），由此变相地将彩管亏损的包袱甩给了上海市政府，进而全力投入到液晶屏产业的“新事业”中。作为上广电的大股东，上海市国资委和上汽集团早在2005年1月对上广电进行了增资和股权结构调整，表现出全力支持的态度。 来到21世纪，在三井物产这家日本综合商社的带领下，上广电这一次又要走在了国内同行的前面。此时，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战略指导下，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在电子信息产业上的投入越来越大，上广电又是作为这个区域的龙头，自然会当仁不让，成为这一战略实施的主要承担者和受益者。单就电子信息产业来说，上广电几乎就是长三角地区的代名词。 在三井物产信息产业本部官方网状站的“显示器事业部”一栏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广电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上海广电三井物贸有限公司”被认定为三井物产的关联企业。其中，网站上有特别的说明：“上海广电三井物贸有限公司从事以显示器相关业务为中心的上海广电集团的产品的销售，以及显示器相关零件、材料的采购业务，兼顾上广电的电子产品的销售和集团内部的战略企画、实施功能。” 三井信息电子公司的显示器事业部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显示器领域的‘综合性商社’。在电子领域，该本部有优势，首先是顺延价值链的丰富的产品系列；其次是SCM（供应链管理）可最大限度的运用VMI（供应商管理的库存）、EMS（电子制造服务）等本公司物流、金融功能的服务能力；最后是整合上述内容后发挥纵向综合效能的规划开发能力和事业推进能力。”三井物产正是通过其子公司“三井信息电子公司”的统筹将上广电纳入到日本财团在全球的液晶产业布局之中。 第二节 种下一棵棵树苗 从“吉林彩晶”到“台湾奇美” 三井物产的信息产业部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一家专门从半导体、光通信、液晶制造设备以及检查设备的贸易公司，名为“MBK Microtek 股份有限公司”，MBK是三井物产（Mitsui）的英文简写。2005年，MBK Microtek公司被归入三井信息电子公司（Mitsui Electonics），该公司总部设在东京，在韩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有联络事物所和分公司，提供液晶产品关联的材料、电脑和外围设备的组装，零部件的采购及相关软件的配备等业务。 1998年11月，计划投资13.2亿元的中国大陆第一家生产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TFT-LCD）和显示模块的中外合资企业“吉林彩晶数码高科显示器有限公司”（简称：吉林彩晶）的先导工程竣工，这背后是引入的 “日本DTI公司”成熟的大生产技术和设备。项目的合作方中有：三井物产、东芝、日本IBM公司，以及东芝与IBM的合资公司“DTI公司”、丸红商事和三洋电机公司，还聘任了多名TFT-LCD领域具有资深经历的日本技术设备开发人员。 液晶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很多业内人士形容该产业为超级烧钱的行业。所以吉林彩晶成立后，面临最大问题无疑就是资金问题。2000年7月3日，承载着圈钱使命的“通海高科”出现了，它手握国家“九五”重点项目——液晶显示器的“王牌”，头顶吉林电子企业龙头的光环，发行1亿社会公众股。但证监会在接“内部人士”举报其非法集资后，发出通知暂停其上市，“吉林彩晶”几乎还没有正式投产就夭折了。 “吉林彩晶”项目的失利并没有阻挡住三井物产在中国液晶产业上布局的脚步。1999年11月18日，在三井物产的组织下，“上海广电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简称：广电液晶）正式成立。这家合资公司由三井物产、上广电旗下的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日本神田工业株式会社共同投资2,991万美元，注册资金1794.6万美元，其中三井物产25％、上海广电电子70％、神田工业5％，主要从事中小尺寸平板显示器的制造和销售，适用于移动电话、寻呼机、PDA、手持终端、OA、掌上游戏机等。 三井物产本想携手财团旗下的东芝公司，通过“吉林彩晶”和“广电液晶”项目推动在中国大陆的TFT-LCD产业布局。但是，由于“吉林彩晶”在融资上的意外出事，三井财团不得不改变策略，通过培育台湾企业的方式，寻找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一种新的途径。此时，台湾奇美电子公司（CMO）正在台湾当地大规模新建和扩建TFT-LCD工厂，并正在中国大陆建设液晶模块生产基地。由此，日本财团拆分DTI公司的进程已经开始。 2001年7月3日，东芝与日本IBM解除了在TFT-LCD领域的合作关系，并将姬路和野洲两个工厂进行了分割，姬路工厂归东芝，野洲工厂则作为日本IBM的全资子公司划入IBM旗下。仅隔一天，日本IBM与台湾奇美电子发表了合作声明，双方合资成立新公司“International Display Technology”（简称：IDTech），利用野洲工厂的设备，进行TFT-LCD的开发制造。日本IBM对新公司提供技术援助，台湾奇美电子公司由此获得了日本IBM的相关技术使用授权。 新成立的IDTech公司的目标是融合日本DTI公司的制造技术、日本IBM公司的设计开发能力以及台湾奇美电子公司的高效生产体制，提高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双方已决定将日本DTI公司的职员、日本IBM的野洲事业所和大和事业所的大部分开发骨干划入新公司，所以IDTech公司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全盘接收了DTI公司的优秀TFT面板技术——从人力资源到开发制造。对台湾奇美电子而言，此番合作使它获得了继富士通、NEC之后的第三个强有力合作伙伴。 顺便提一下，台湾奇美集团旗下的奇美电子与日本企业如此密切的联系是与其发展背景和政治立场分不开的。台湾奇美于1953年由许文龙创办，与日本三菱财团的三菱油化和旭化成建立了合资公司。奇美集团除长期深耕石化业外，并跨足包括奇美电子、佳美贸易（商社）在内的不同产业。许文龙在台湾本土出生，从小受日本教育，被称为商界“独派”老大。许文龙多次为民进党及“独派”慷慨捐赠，帮助李登辉筹组李友会，力挺陈水扁2000年和2004年竞选“总统”。 “芝浦机电”与“三井信息”双管齐下 2001年11月，三井物产与日本芝浦机电株式会社（简称：芝浦机电）共同出资组建了“芝浦机电（上海）有限公司”，面向全中国销售芝浦机电的产品，包括液晶生产设备、半导体生产设备、YAG激光加工装置等，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芝浦机电（SHIBAURA）的前身是创建于1939年的重型电机制造企业“芝浦制作所”。通过事业构造改革，芝浦制作所在1998年从以马达为主的公司转变为信息机电设备制造厂商，并更名为“芝浦机电株式会社”。与此同时，芝浦机电整个事业的基轴确定为“数字信息时代的基础设备供应商”。 如果翻开三井财团旗下东芝公司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芝浦机电株式会社与东芝公司之间的联系。日本国内第一家电报设备制造公司是由田中久重于1875年创立的“田中制作所”，由于1893年经营发生困难而被三井财团收买，1904年更名为“芝浦制作所”。在1939年，同属三井财团的东京电气与芝浦制作所正式合并为今日的东芝，称为“东京芝浦电气株式会社”（简称：东芝）。然而，一直到了1984年才正式开始使用简写的“东芝”这个新品牌名称。 目前，三井财团的东芝公司是芝浦机电的最大股东，占36%的股份，其它主要股东中包括三井财团的关联金融企业和三井物产这家综合商社。“芝浦机电（上海）有限公司”成为三井物产向包括上广电在内的中国液晶显示屏（TFT-LCD）生产企业提供制造设备、相关原材料的一个通道。同时，“芝浦机电（上海）有限公司”也是将三井财团的三井物产、东芝和芝浦机电三家企业在中国市场联系起来的一条纽带。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2002年上半年，三井物产、住友商事、丸红商事三大日本综合商社有大动作，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分别成立了三井信息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住商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和丸红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等，业务范围涉及：国际贸易、转口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保税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务咨询服务；保税区内以半导体、显示器、计算机、移动通讯器材等相关的电子设备，零部件，材料为主的仓储、展示、分拨、技术开发、技术培训、售后服务及咨询服务等。 2002年3月，由三井物产信息产业本部100% 出资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三井信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从事TFT-LCD及相关配件、半导体设备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技术服务，业务范围主要涉及到液晶、半导体、计算机、移动通讯设备等电子产品。事实上，三井物产早在一年前，将其下属的有关从事电子领域的部门合并成立了电子事业部。自该部门成立初期，三井物产就把中国作为优先考虑的市场，并通过创建三井信息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作为重要据点而稳定地打入了中国市场。 在液晶设备方面，包括清洗设备、显影设备、湿刻蚀设备和抗蚀膜剥离设备等，相当一部分也掌握在日本厂商手中。以曝光设备为例，目前只有日本佳能与尼康可以为第5代线以上的TFT-LCD进行配套，而佳能又占据70%以上的份额。台湾奇美电子与韩国三星同一时间上马新一代TFT-LCD生产线，其中的曝光机就是由佳能支持。实际上，三井信息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就是佳能液晶制造设备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总代理。 卡住物流命脉的“三井物贸” 2002年12月3日，三井物产与上广电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日本财团在中国市场新一轮扩张的开始。上广电希望借助三井物产对产业链、供应链、销售服务链进行全面疏通和整合，并通过与三井物产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人员交流等诸方面的协作，全面提升上广电在物流、销售、品牌管理等关键节点上的竞争能力，最终对现有的经营服务方式乃至整个市场反应机制进行深刻变革。 作为战略合作的第一步，双方计划于2003年春季合资建立物贸公司，上广电集团持60%，三井物产占40%，总裁由三井物产派遣。该合资公司不仅承担销售任务，而且还要致力于销售战略的制定和上广电集团SVA品牌的树立。三井物产在商业计划、实施、管理等方面对SVA的商业和销售战略为上广电提供帮助，同时分享上广电在中国国内外IT和电子领域的销售、采购、物流、系统构筑等方面的资源。 三井物产与上广电合作协议的具体条款如下： 1 合资建立“物贸公司” 根据双方的“战略合作协议”，合资成立的物贸公司应该最终成为电子信息领域内全面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并且是三井物产与上广电合作的基石。此时，上广电乐观地表示：通过依托三井物产在全球850多家分公司和遍布94个国家224家办事处，可以获取来自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上广电的销售策略，从而为上广电产品全面走向世界和实现近、远期战略目标装上强劲的“引擎”。 2003年11月3日，三井物产和上广电合资成立的“上海广电三井物贸公司”宣布正式营业，注册资金2000万美元，其中中方出资60%，主要从事与上广电产品相关的国内外贸易、资材和物流服务、信息等服务。与此同时，上海广电计算机公司收回旗下6家直营店转给合作伙伴经营，原隶属上海广电计算机公司的液晶屏（LCD）销售业务，也已于当年下半年改由上海广电三井物贸有限公司销售，上海广电计算机公司仅负责供货。 上海广电三井物贸公司是中国本土第一家具有外资成分的国内贸易企业，得到了商务部的“特批”，并取得了在中国国内代理销售其它国内外产品的权利。此时，三井物产希望将更多的日本电子产品引入中国，在这方面，上广电在国内的成熟销售渠道，为其提供了便利。然而，上广电的想法似乎很简单，集中精力投入技术研发、产品规划，市场推广交由合作伙伴（分销商）承担，这也正是三井物产所期望的。 上海广电三井物贸公司的成立终于使三井财团在中国构建完成“制造业—物贸—金融”三位一体的财团经济体系，这种体系的威力会慢慢体现出来。三井物产的市场开拓能力和产业培育能力十分强大，作为日本综合商社必将把上广电的产业组织规划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完成了对中国物流和贸易体系的渗透之后，按照惯例，三井物产将不断地帮助日本财团企业登陆中国，不断地在中国的各个行业中培育日本的力量。 第三节 不由自主的 “龙头” 经过近数十年的演化，上海的彩电产业不断集中。1995年，在原上海电视机一厂基础上成立了上海上广电集团（上广电），这标志着这种集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上广电的官方网站，其全球雇员超过25000人，2004年销售收入达423亿元，利润16亿元，出口25亿美元。除了主业电视机，上广电还生产包括白色家电、数码产品、网络设备等在内的类型众多的电子产品。这样的规模和实力，使得上广电连续数年名列中国电子信息十强企业前茅。 2003年
10月24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上广电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TFT-LCD）项目情况汇报。徐为熩董事长对上广电建立新型平板显示产业新高地的总体规划及一期项目实施情况作了汇报。陈良宇充分肯定了上广电TFT-LCD项目对发展上海高新技术、建立“躯干”产业、“科教兴市”的重要作用，表示将研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来支持扶植上广电在这一产业上的发展，并对上广电下一轮发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2003年12月10日下午，正值上广电与三井物产长期战略协议签约一周年之际，三井物产和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在东京举办了“走进中国，走进上海”大型战略研讨会。日本通产省等政府部门、金融证券、电子信息企业、新闻媒体等社会各界250余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李良园，市外经贸委、市外资委副主任徐逸波、广电集团董事长徐为熩、广电三井物贸公司总经理土屋哲雄等出席了会议。此次研讨会在日本相关业界引起很大反响。 此后不久，2003年12月28日，由NEC公司（25%股权）与上广电（75%股权）合资的“上海广电 NEC 液晶显示器有限公司”（简称：上广电NEC）宣告成立。由此，总投资 80亿元的国内第一条第5代TFT-LCD生产线在上海正式开工建设。该合资公司运用NEC公司的第5代 TFT-LCD 生产技术和研究技术，专业从事液晶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等的显示屏及模块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 住友财团旗下的NEC公司与三井财团打造的上广电（中国的索尼）建立合资企业实际上是顺理成章的事。早在2001年4月2日，三井财团的樱花银行与住友财团的住友银行正式宣布合并为三井住友银行。总资产达100万亿日元的三井住友银行成为三井财团和住友财团的核心企业。2002年12月，三井住友银行通过股份转移方式设立三井住友金融控股公司，从而增强了三井和住友财团所属企业的进一步统合。 按照上广电的规划，上广电NEC的大股东——上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中游产品液晶面板产品的投资以及参与一部分上游企业的投资；上广电的关联公司“广电电子”，参与上游控股合资企业的投资，以及其它等离子显示屏（PDP）、有机发光显示屏（OLED）产品的投资；另一关联公司“广电信息”则具体负责下游产品的制造和营销。然而，对于上游的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上广电不得不依赖NEC公司先前与日本材料供应商的关系，在日本进行采购。 以关键材料和部件强化控制 合作伙伴的选择直接影响公司在材料采购上的成本。上广电NEC的第5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TFT-LCD）的生产技术及专利全部都从住友财团的NEC公司引进，这些技术与专利并不属于上广电，技术上对日籍工程师依赖程度非常高。上广电NEC的技术量产部门大多由日本工程师担任，而只在日常管理和业务部门上由中国人担纲。上广电NEC在自己的上游关键零组件配套上也主要是与日本三井-住友财团企业的产业相配套。 为了充分掌握对合资企业的主导权并最大限度地提取利润，日本财团通过掌握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对合资企业的供应，来强化实际控制。2004年5月，住友财团的住友金属工业公司和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广电住金微电子有限公司”，从事平板显示器和电视、笔记本电脑、手机及其它电器用印刷电路板模块的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项目总投资2700万美元。上广电在这个关键的合资项目中仅拥有30%的少量股权。 不仅在中国大陆如此，韩国与中国台湾虽然占据全球绝大部分TFT-LCD市场份额，但他们相当一部分上游关键原材料和设备采购都掌握在日本厂商手中。而那些为TFT-LCD做配套的韩国、中国台湾厂商材料厂商的背后也往往都是日本厂商的技术支持。韩国信息业的拳头产品半导体器件和液晶屏的出口近年来不断增长，然而上述产品出口的越多，相应地从日本进口的相关制造设备和零部件也越多。据韩国产业资源部统计，2004年韩国的对日本贸易赤字由2003年的47亿美元增加到237.2亿美元，此后几年还在不断增加。 虽然韩国、中国台湾许多厂商都能够自主生产彩色滤光片（CF），但专业滤光片厂仍然以日本凸版印刷、大日本印刷为主。此外，占TFT-LCD成本高达23%~38%的背光模组，其本身组成成份就非常复杂，关键材料如CCFL灯管、增亮膜、导光板等，绝大部分都掌控在日本厂商手中，如80%的导光板市场由日本旭化成、三菱螺荣、住友化学分担。TFT-LCD成本的12%～15%偏光片的主要供应商也是以日东电工、三立、住友化学等大厂商为主。 日本财团在中国的材料和零部件生产厂家通常是控股企业或独资企业，借助“整合型” 的技术优势，控制关键设备、部件、材料的生产，使中国企业“空芯化”。在“Made in China”的外壳之下，是“Made By Japan”的内核。中国企业始终处于最下端的组装，而利润丰厚的设备、零部件、材料基本上掌控在日方手里。日本企业利用与中方合资企业的销售网络扩大销售，并向合资企业提供先进的基干部件和技术协作。 值得一提的是，住化电子材料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是由住友财团的住友化学株式会社投资设立的100%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26日，总投资额3.2亿美元，主要生产偏光膜、导光板、扩散板等液晶显示产品所需的关键材料和零部件，向中国国内客户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客户提供各种高品质信息电子部材。该合资公司正在逐步导入研发中心及物流中心，把这家在无锡的公司培育成为“住友化学”在信息电子方面的中国战略基地。 在东亚地区，2005年11月4日，住友化学全部收购了东元电机公司在液晶彩色滤镜产销公司“新STI Technology公司”（简称：新STI），使其变为住友化学100%子公司。12月，住友化学又将位于韩国的彩色滤镜产销公司东友STI（出资比例：住友化学为60%，新STI为35%）并入住友化学100%子公司东友Fine-chem。由此，住友化学目光不仅放在韩国的国内需求上，而且还锁定了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出口。 2006年5月，住友商事（住友财团的综合商社）带领住友财团的电气硝子株式会社和上海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电气硝子玻璃（上海）广电有限公司”，专门从事液晶用玻璃基板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1550万美元，总投资4550万美元，其中电气硝子、上海广电光电子、住友商事、住友商事(中国)分别持有65%、20%、12.5%、2.5%的股份。显然，对于技术含量低的这类产品，日本财团并不在意让中方控股。 被“三井-住友”牢牢绑定的“上广电” 2006年6月9日，日本大和证券SMBC株式会社宣布向上广电NEC有限公司注资2500万美元。完成增资之后，大和证券SMBC成为上广电NEC的新股东，上广电NEC的注册资金达到714.8亿日元，其中上广电旗下广电光电子出资75%，NEC出资21.36%,，大和证券SMBC占有剩下3.64%的股份。大和证券SMBC此时入局，显然身负二职：不仅要为广电光电子在资本市场进行私募，同时也需要为其第二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TFT-LCD）生产线筹集资金。 在合资之外，大和证券SMBC担任了上广电集团的财务顾问，为上广电的经营战略、财务战略的策划和实施提供全面的支持性服务。仅仅在大和证券SMBC注资上广电NEC的三天前，即2006年6月6日，以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为牵头行的7家银行筹组了包含人民币、日元两个币种，境内外投资方担保和设备抵押的贷款担保方式相结合，构架相当复杂的TFT-LCD项目银团贷款，为上海广电NEC公司的第五代TFT-LCD增资扩产项目提供总额为220亿日元（约合15.68亿元人民币）的银团贷款。这次融资成功与大和证券SMBC的努力分不开。 大和证券SMBC是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与大和证券集团合资组建的日本顶级投资银行。在证券金融业务方面，自1984年中国首次在海外公开发行债券起，大和证券一直致力于参与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及企业进行海外融资，曾参加过90%以上的中国海外债券发行业务，并在其中担任过21次主承销商(约占16%)。2004年5月，大和证券SMBC株式会社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成功参入A股市场。 此时，其它日本企业借助三井-住友财团搭建好的这个上广电的平台开始登陆中国。2006年8月，上广电和富士胶片合资成立“上海广电富士光电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大尺寸TFT-LCD彩色滤光片（CF）。该项目主要是为了满足上广电NEC第5代TFT-LCD生产线70%以上的彩色滤光膜配套需求，并为中国国内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及电视等TFT-LCD的生产配套。 综合一下上广电的合资企业，不难发现，在生产加工、配套产业链、物贸、金融和咨询诸多方面，上广电实际上已经被牢牢绑定。只要是上广电还想要从政府圈钱，就不得不按照日方定好的路线前进。上广电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举足轻重的支柱性企业，该区域的任何国民经济活动都必须考虑和照顾到它的利益。利用这一点，日本财团就可以通过上广电对长三角的区域经济施加深入、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上海市政府把上广电NEC为核心的平板显示基地确定为“十一五”单产投资最大和产出最大的支柱产业。该基地计划吸引国内外平板显示产业上下游企业集聚，预计年销售额逾千亿元。目前，苏州、南京为主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成为全球TFT-LCD后工序模块的重要生产基地和配套产业聚集区，年生产能力达到3200万台。三井-住友财团牵住上广电这个“龙头”，把长江三角洲组织起来为日本企业打工，这样的战略得以实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第四节 暗中的统合 2004年初，为满足北京地区和上海地区重要用户的需求，三井物产旗下的三井信息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公司与中国电子进出口国际电子服务有限公司（CIES）合作，由CIES为其在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和上海张江地区建立寄售型保税仓库。其中，北京保税仓库位于北京海关中电亦庄保税中心，面积约为250平米；而上海保税库位于上海张江中电保税中心，主要功能为储备零备件，提供备件借用及其它相关的维修寄售服务。 紧接着，2004年8月，三井信息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芝浦机电（上海）有限公司分别与位于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工大软件园签署了正式入园协议，在园区设立技术支持及售后培训中心。由此，三井财团已经将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液晶平板电视业务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三井信息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液晶显示屏（TFT-LCD）及相关配件、半导体设备等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技术服务，是“京东方TFT-LCD项目”的主要生产设备供应服务商。 “京东方TFT-LCD项目”于2003年9月26日破土动工，是北京东方科技集团（简称：京东方）投资额高达12.5亿美元的第5代TFT-LCD生产线。京东方共花费自有资金10.87亿元、信贷资金33.34亿元，合计44.21亿元，完成了对TFT-LCD技术、销售服务体系的整合。京东方第5代线2005年1季度投产，原材料和辅料都是依靠进口。由于生产成本太高，面板市场价格快速下滑，同时产业升级换代迅速，国外同业竞争加剧，京东方从开工就一直亏损。 由丸红商事、丸红（上海）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早在2002年7月组建了“丸红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电子材料国内、外贸易为主营业务。该公司集中经营显像管、液晶半导体、IT电子元器件等相关电子材料，并通过供应链平台模式将产品分销至中国国内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丸红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依靠商社强大的资金后盾和网络系统优势，在中国飞速发展的电子材料市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随着中国国内显示器产业的不断发展，为适应市场需求，丸红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丸红商事（富士财团的综合商社）的商务平台及全球化资源管理体系，销售从日本，韩国，台湾等进口的显像管、液晶屏、等离子屏等相关材料（玻璃、荫罩、彩膜、FILM、化工品等）以及显像管、液晶屏模组等显示器件。特别是在液晶领域，丸红以投资京东方为契机占据重要领域，在上下游一体化的产业链中广泛开展业务。 丸红商事与三井物产分别是富士财团和三井财团的综合商社，在很多领域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日产汽车、日立、佳能属于富士财团，而丰田汽车、东芝、索尼属于三井财团，也经常可以看到富士财团和三井财团在汽车产业等装备制造领域展开争夺。然而，他们之间在对外竞争中也经常通过“经团联”和“日本商会”的组织进行统一协调与合作。矶贝真理是丸红专务董事、中国总代表，是现任在华“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前任是三井物产中国总代表副岛利宏。 “上广电NEC”拥抱“龙腾光电” 2005年1月，索尼与台湾奇美电子公司旗下的IDTech公司液晶面板制造部门达成协议：IDTech公司把面板制造业务作为一家新公司于2005年3月底独立出来，而索尼则采取以185亿日元（约14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新公司全部股票。其实，IDTech公司就是当初参与“吉林彩晶”的由三井财团东芝公司部分持股的DTI公司，经过台湾奇美电子之手又转回到三井财团索尼公司的手上。此举的意义在于，向海外转移液晶平板制造生产能力的同时，其核心技术的升级能力被牢牢控制在了三井财团的手中。 奇美电子出售IDTech公司液晶面板制造部门给索尼后，担任奇美电子技术顾问的桥本孝久便率领IDTech公司的部分团队出来组建了国际显示器科技公司（NVTech），专门向液晶面板厂提供技术咨询顾问服务，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也大都为原IDTech和奇美电子的员工。由于NVTech公司有许多日籍技术人员，与被索尼收购的IDTech公司有长期的人脉联系，其技术团队被业界认为是进入中国内地最有建厂实力和经验的团队。 2005年7月，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简称：龙腾光电）第5代TFT—LCD生产线项目落户昆山的消息，终于得到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承认。这是继上广电、京东方后国内第3条量产的第5代TFT—LCD生产线。从索尼IDTech公司分离出的NVTech公司负责龙腾光电先期的建厂、无尘室与设备采购等关键工作，并以技术投资的形式参股。不久，上广电光电子公司总经理施岳志（台湾人）在一份2005年9月29日写给上广电董事长徐为熩董事长的报告中提到：“龙腾因聘请大量的日本、台湾人，因此没有技术转移，无须负担技术转移费。” 施岳志在报告中还透露龙腾光电当时的人力资源配置如下：龙腾光电有25个日本人，130个台湾人（其中30人负责建厂），500个大陆人；NV Tech 有30个日本人（负责面板开发）；View Sill 10个人（负责人是韩国华人，拿台湾执照，美国留学）。此外，该报告还提到“增资的350M（3.5亿）美金来自目前的投资方及新加入的战略投资者。此战略投资者为一家日本大型企业，销售涵盖欧美，目前从友达、奇美拿面板，对面板尺寸的需求为低于17’英寸及大于32’英寸。” 龙腾光电的主要投资方是台湾宝成集团以及台湾中强集团等，注册总资本为2.99亿美元，一期生产线项目总投资为6.99亿美元。宝成集团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国内显示器市场是在NESO诞生的时候，当初宝成集团联合精英集团、太平洋光电以及英群企业几家台湾赫赫有名的IT企业创办的NESO，并以 “索尼特丽珑显象管第二品牌”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上，显然与三井财团的索尼公司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宝成集团目前组织架构以鞋业为主，采用维持鞋业与电子事业双轨策略。液晶显示器相关产业主要是以代工为主。 2006年6月22日，上海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简称：上广电光电子）与台湾宝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Mindtech”签署协议，双方在上海平板显示产业基地内合资成立一家专业生产TFT-LCD模块的工厂——上海广电元盛电子有限公司。同时，上广电光电子对宝成集团子公司在昆山独资的模块工厂——元盛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增资入股。这两家模块工厂的总投资均为9500万美元，上广电光电子均占股60%。这两家工厂主要为中国大陆各液晶电视整机企业以及华东地区的OEM/ODM代工厂提供模块产品。 此外，为在上海与昆山之间打通一条TFT-LCD完整的模块生产线，上海广电集团（简称：上广电）一口气与台湾宝成集团签下了三份协议，分别是：“上海广电元盛电子有限公司”和“广电元盛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合资合同、章程；“上海广电光电子有限公司”（上广电光电子）和“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龙腾光电）战略合作意向书；上广电NEC、龙腾光电、上广电光电子、Mindtech四方“Cell买卖基本合同确认书”。 上广电与台湾宝成集团全新合资设立的“上海广电元盛电子有限公司”，为同在上海平板显示产业基地内的上广电NEC做上下游配套；而“广电元盛电子（昆山）有限公司”，则使上广电光电子成为龙腾光电的上下游配套。与此同时，上广电与台湾宝成集团在龙腾光电上的战略合作意向，将龙腾光电建设的一条第五代TFT-LCD面板生产线纳入到上广电液晶产业的阵营内，使上广电液晶阵营的产能迅速提升。 日本财团的大会师 三井-住友财团通过相互协作，利用统合战略将上广电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