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文明、仁义文明与丛林文明之比较

----蒋庆现象评论：儒学复兴的障碍是什么？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7月28日第一稿，2007年5月4日修改

     内容摘要：此文旨在讨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中的竞争精神，自从摈弃了法家和墨家文化，中国文化显然缺乏竞争精神，更缺乏颠覆精神，以致后来不仅败于蒙古、满族之手，更败于西方基督教、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日本武士道法西斯。中国文化从总体来说属于一种文明过度的文化，儒、道、释三教的总体特征是禁欲、无争与软弱，它们是竞争性最弱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在遇到外部蛮力侵略时只能是一种失败文明。

    于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抛弃缺乏竞争精神的传统文化，转而向西方学习竞争之道（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之道），改革开放之后又大学西方市场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全面掌握西方的竞争法则和淘汰之道。有人担心中国按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很可能在未来与世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于是要求回到儒学中去，以中国君子文化对冲西方的丛林法则。作者也赞成这种观点，但对当前新儒家学者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商讨，并通过大量的史实综述了两种文明或者说两种精神在我国历史上的表现，指出了中国人学习竞争之道和丛林法则的必要之处和复兴儒学的必要之处。

    另外本文也讨论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民主性和宽容性问题，中国当代的学者为什么总显得心胸狭窄、包容性不够？是否与传统文化影响有关？文章对此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君子文明，仁义文明，丛林文明，竞争精神，颠覆精神，竞争程度，文明程度。

一、对某些新儒家学者的质疑，

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任务是“古今结合”和“中外结合”，

    今年7月份，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里看到了蒋庆先生讲儒学的用处，又在凤凰卫视网站上浏览了一下听者和读者的反馈意见，但所看到的读者评论大多数是反对和批评。譬如：“蒋先生在文化上过于保守和极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原教旨主义者”,“100年前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蒋先生为什么没有深刻的分析这一点呢？......（见文后附件）

       这样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却遭到后生们如此的数落，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国学复兴在今天遭到了这样的反对和冷落？是年轻学子们学识浅薄、受西学影响太深？还是蒋庆先生的主张和方法出了问题？此现象值得思考。

    复古学者受揶揄的现象，已经不只发生在蒋庆身上。去年在孙大午农庄的一次聚会，另一个儒学研究专家张祥平先生就受到同样是文化学者的张耀杰先生的讥笑和嘲讽。目前的中国，局面非常明显，尊儒派和反儒派各有一批人马，尊儒的劲头和反儒的劲头都很大。要想调和中国不同学派的意见，是比较难的事情。

    我国古代的传统文化的确是要继承和发扬，但如何恢复发扬？怎么做？是否非要象蒋庆先生那样，到贵州龙场，在当年王阳明悟道的地方修建一个阳明精舍，以这种形式来传播儒家文化？或者走“上层路线”，通过政府力量强行推行儒教崇拜，全民颂经，在社会上恢复儒家的文化礼仪？这些问题都要研究。形式问题值得注意，学习和提倡我国传统文化是否非要穿上唐装或长袍马褂，穿着西装是否就不能学习儒家文化？是否就没有儒家文化？

    我曾写过为儒家辩护的文章（见《为儒学辩护：不要误读中国历史文化》，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ruxuewz.htm)，但我又十分反感将儒家再次神圣化，宗教化，这不符合现代精神，并且也不是真正的尊重儒学，也不有利于传播和学习儒家文化。特别重要的是，我国的一些学者在还没有搞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时候，就大呼复古，这也未免让许多人不能信服。

    我怀疑蒋庆等先生是否读懂了儒学，是否真正研究了中国历史，是否弄清楚了文明之间的不同特点，如果搞不清楚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就盲目坚持一端，这恰恰不是儒学精神。《论语》中的“攻乎异端，斯害也矣”，意即不要钻牛角尖。所以，如果想真正地秉承儒家文化，首先不能对一种学说持过度崇拜迷信的态度。

     正是传统的拜神、拜教行为，使中国大地屡屡兴起种种宗教迷信热。凡是真正了解儒家文化的人一般都持中庸之道，都不愿走极端，做学问也比较客观。但就目前我国一些新儒家的做法看，他们恰恰走了一条与儒家精神不同的道路----他们身上存在着过多的宗教情结，过于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缺少包容与宽容，不能全面地看问题，而有偏激之嫌。他们只看到儒家文化好的一面，没有看到客观上起另外作用的一面。对于外部文化，他们也只看到坏的一面，而缺少对正确一面的肯定。特别是这些学者大多是法理出身，缺少对历史的深刻了解，因此，除了讲理论就谈抽象。儒家学说只是成了他们的哲学话题。

     由于这些问题，导致新儒家们的学说并不可爱，通俗，他们拿不出可以吸引人的内容来吸引社会大众参与，他们传播的只是一些抽象的哲学理念，对儒学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我很怀疑他们的古文阅读能力是否过关，因为在他们所写的文章中，连篇累牍地全是现代抽象的词汇语言。象康晓光先生的文章，一句儒家原话没有，却在大谈儒家文化。包括蒋庆先生这次在凤凰卫视的讲课，居然也没引证一句儒家原话。所以我很怀疑建国后文革期间长大的这批学者是否真有治学功底和史学功底，是否真能成为当代的大儒？

     特别是当代新儒家并没有搞清两种文明的在世界上存在的必要，一种是竞争文明，一种是大同文明。竞争文明要求建立一个竞争的社会制度，通过竞争而不是靠身份地位和血缘关系，激发创造性，提高效率，分出强弱。这种竞争文明我国早已有之，那就是法家和墨家文化。而大同文明（也就是共产主义文化）不愿意看到社会上强者与弱者拉开太大的距离，希望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社会制度，平均分配社会财富，以共产主义的方式来生活。但这种社会缺乏创造和积极性，惰性较大，是一种发展慢的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放弃。

    当前对西方丛林文明的批判和对东方儒家文明的强调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如果完全抛弃竞争原则，那么我们可能又会倒回建国前30年的状态。但如果完全放纵竞争，很可能走向一个残酷的不择手段的“市场经济”社会。因此，对任何一种文化的推崇，都要看清楚这一历史背景。如果一味地追求一端，都可能带来相反的效果。我们必须综合地来运用这两种文明精神，各种精神都不可或缺。

    但由于知识的偏狭，今天的中国，几派学者各自走了一条“独尊”的路，新儒家打起复儒的大旗，新法家打起复法的大旗，占据主流文化的海派学者力图引进基督文化和西方文明。在这一片喧嚣之中，唯有墨家至今倍受冷落。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尽管是时代自由的表现，也是人类思想偏狭的表现。就学者来说，至今也未见到有几个将诸子百家融会贯通的大家。或许是由于精力和才能所限，大多数学者都是各钻一门，各立门派，互相排斥，互相征伐。

    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传统！封建专制的大一统不好，门阀群立的思想偏执也不好。当今的学者要有善采百家之长的思想，从今天的角度看，我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要吸取百家之精华，创造中华现代之文明。

     恢复儒学文化，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不是为了重新造神，重新搞孔子崇拜，不是为了与当代世界文明分庭抗礼，而是为了“对冲”竞争文明，缓和过度竞争。这就需要我们真正搞懂儒家文化，将其融合到世界文化大潮中去。

    中国的新儒学的目标不是搞分化、分裂，而是文化思想融合。东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必须交融，取长补短，相互包容，这样才有希望。因此，我在这篇文章里对世界上几大文明和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家文化的特点做一比较，特别就现代西方国家代表的丛林文明或者说叫竞争文明与东方中国代表的君子文明或者叫君权等级文明做一些比较。看看丛林文明是否就不好，封建君子文明是否就完全正确。

   中国社会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学者们不应痴迷于偏激和分歧，而是共同努力把一些基本观点弄清楚，这样才能走出迷茫，走出混乱，中国才能变得强大。内部认识不一致的国家是最虚弱的国家。当前我们国家最大的虚弱是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晰，而解决不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洋、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日后便不会顺利发展。因此，每一个有爱国心的学者都要端正态度，摈弃偏见，偏激，寻求共识，在古今结合和中西结合方面作出贡献。

      中国今天已经有条件进行古今结合与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就是要把历史与现代融合起来，把割断的历史与现代联系起来，中西结合是把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融合起来，化解其中的冲突。要做好这两件事，就要做到既不完全否定历史和夸张历史，又不完全崇拜西洋和否定西洋，要纠正自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化思想选择方面走极端的现象。

     总之，清末以来的冲突时代和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建设的时期。今天的中国学人如果不能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抓住大好时机进行有益的良性的思想文化建设，那就实在有愧于这个时代。本人不揣浅陋，抛出这篇文章，浅谈一下引起当前争论和分歧的一些认识问题。

二、丛林法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的表现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文明？它是否象有人攻击得那样一无是处，还是象蒋庆等先生推崇得那么美好。它的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我们要找出中肯的答案。

     蒋庆先生讲，中国的现代化只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底线公正的意义，而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只有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会从以前追求底线公正的消极力量，就是说从单纯的救亡图存的力量，变成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积极的力量。

    在蒋庆先生看来，西方的现代化不过是建立在“丛林法则”之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现代化充满了霸道和以强凌弱。这种现代化还是一个科技对人的异化过程,人类在客观的科技法则威慑下，过分强调科技的力量，财富的力量，因此这是一种缺少亲情、过分崇拜物质的现代化。

    蒋庆先生在这里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划开了一条界限，这个界限就是“丛林法则”还是“讲理法则”或者“君子法则”。丛林法则的世界是以力量大小来决定胜负，君子法则的世界是以谁有道理来决定胜负。说到底是以力服人还是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的问题。

     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程度。但在一个发展并不均衡的世界上，走出丛林法则的文明很可能无法抵挡野蛮文明的攻击。中华民族的历史告诉我们，失去竞争精神的文明其下场是可悲的。

     丛林法则始终主宰着中国历史，表现最明显的有三次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是秦始皇征服六国，以强权、武力、屠杀、镇压的手段最后统一了天下。第二次是金灭宋和蒙古灭宋，成吉思汗凭借武力最后征服了汉族等民族，建立了一百多年的元朝统治。第三次是满族灭明，也是以武力称雄华夏，建立了版图更大的中华帝国。

     丛林法则在中国历史上一再表演着。不仅表现在各民族的关系上，也表现在汉族内部。最典型的例子是汉朝末年，三国时期。刘备以武力侵蜀，孙权强力攻陷荆州，曹操统一北方，这一时期的群雄争霸，赤裸裸地表现着“丛林法则”，只不过在后人的说书中加上了一丝仁义色彩。

    这些历史说明，丛林法则从来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在中国而是古已有之。并且，按翟玉忠先生的观点，在先秦时代，中国古典文化的主流是法家的竞争文化，或说是竞争文化。

     但丛林法则最大的一次表现发生在近代鸦片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这几次战争虽然最终没有使中国亡国，但西方文明已经在中国取得了近乎决定性的胜利。今天的世界以及中国已经毫无保留地被竞争文明所主宰。中国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文明和政治经济文明。但正在中国朝着西方模式的现代化大步迈进高歌猛进之时，一种瓦解性的力量却油然而生。

    尽管丛林法则在中国历史上一再表现着，却始终有一种瓦解性的力量在起着矫正的作用，这就是自尧、舜、禹、周传承下来的君子文明和仁义文明。暴力和仁义两种力量，构成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战乱与和平史。每次暴力和征服过后，都有一种文明将人性拉回，来自外部的野性每每消化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之中。目前的中国，似乎正行进在第四次文明大矫正的过程中。

     但是，自周朝之后形成的华夏文明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文明，我用了一个词“君子文明”来描述它，君子文明比仁义文明更形象，容易理解。那么，中国的传统文明能否对今天的现代化起到矫正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明是否会再次崛起？它有什么力量、魅力、内容和特点？下面让我们进行分析。

三、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

       可以说没有农耕时代的到来，就没有中华文明的诞生。中华民族早在五千年前就进入了农耕时代，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性情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饮毛茹血到食用五谷，对人的性情有很大的改变，喜欢禽杀的野性逐渐被和平性、仁爱性所替代，体力被智慧力所替代。因此，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人类进化有极大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北京周口店山洞里有原始人的头盖骨，为什么山洞里找不到人身上的其他骨骼，只找到头盖骨？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早期遗址中也都发现这种现象：只有头盖骨而没有其他骨骼。有专家认为很可能在这一时期，原始人还停留在人吃人的阶段，而吃人脑是当时的一个习惯。人类这种动物实际上是比自然界其他动物都要凶残的一种动物。不要看人类很发达进化，但自然界中所有的动物都没有象人类这样在同胞中间相互屠杀和虐待。看看非洲大草原上的所有动物，没有一种动物互相残害。只有人类这种动物自古以来就互相厮杀，秦赵战争，赵国失败，秦军坑杀40万赵兵。项羽战败章邯率领的秦军后，也将20万降军坑杀。近代以来，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数千万人，光是二战期间，犹太人就被德国纳粹杀死500多万。动物界最凶狠的动物如虎狼狮豹也不伤害自己的同类，但人类这种动物从一开始就互相残杀。

    人类如同动物一样，都需要食物、物品来维持生存。为了生存资料，人类不仅要与自然界的敌人斗，还与同类争夺生存空间和自然财富。这种争夺主要凭借的是暴力，自古以来，人类就通过暴力与同类争夺资源，这种模式到今天也一直未变。当今的美国在世界上称霸，凭仗的就是武力和财力。

     那么如何解决人类间的残酷争夺，如何克制人类本身存在的自私、贪婪、野蛮与暴力呢？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各自摸索出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法。譬如在印度，由于亚利安种族主义的问题，在阿育王等统治者残酷的统治之下，释迦牟尼寻找出一套退让、妥协、避世、超脱的与世无争的佛教思想。这是一种忍让、服从的处世文明，通过忍让和自我精神解脱来消除社会矛盾。

    可也是在那同一时期，中国产生了崇尚军功和事功的法家文化，古希腊也产生出一种强者文明：斯巴达文明，这种文化要求人民充满勇气和战斗精神，不向任何势力屈服和妥协，要以最大意志战斗到底。这种充满竞争精神的文明后来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并至今主宰着世界。日本在二战时期提倡的“武士道”精神都与斯巴达文明一脉相承，只是野蛮精神更有甚者。

    到了后来，中华民族也在纷乱的争夺与杀戮中进行痛苦的思考，中国放弃了法家文化，并且通过历史实践摸索出了一套不同的解决纠纷的方法，这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君子文明----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来约束身体的行为。至此，法家、道家、墨家等文化逐渐成为辅助性的文化支流。在汉代之后，在某些历史时期尽管法家和墨家思想也时常被起用，但统治者更多地倾向了儒家文化。

    与儒家文化同时存在的还有道家和佛教，这些学派主张天下无争，清静无为，都有消极避世的色彩。而儒家学派采取了另一种不同的态度：积极参与世事，以道德、礼节和伦理来规范各个等级社会群体的行为，以仁爱孝悌忠信来维系社会成员的关系。

     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方面，儒家提倡相互尊重，强不凌弱，公平分配。这种思想最典型地表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家思想和儒家思想里。墨家是最反对战争的，而儒家也是坚决反对恃强凌弱。《论语·季氏》中有段话最清楚地表明了儒家的思想：

    季氏将伐颛臾（鲁国境内的一个小国），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段话最典型地体现出儒家的国际关系思想。那就是对于小国寡民，要修文德以来之，而不是动干戈以伐之。可是环顾当今的世界，一些称霸世界的西方大国哪里有这样一点精神！因此，中华文明的可取性昭然若揭。儒家思想的最高理想是平均，无争，柔远人。要想远人来归，首先国内要做到均衡发展，社会和睦，科技发达，远人才能羡慕这种和平环境，才能崇拜这种物质和精神文明。

    但对于野蛮民族来说，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诱导使其归顺谈何容易！和平归顺得到的物质财富远不如武力劫掠。从汉朝的匈奴，到宋朝的金、辽，无不是以武力相争。这就是汉族的柔远人文化屡屡失败的原因。蒙、满两次灭国性的入侵严重暴露了君子文明的弊端。这是一种文明过度的理想主义。

     现在我们用竞争程度来比较印度佛教文明、古希腊斯巴达文明与中国儒家文明，可以看出，这三种文明分别处在文明的三端：高----中----下，它们的竞争程度分别是：弱----中弱----强。为什么说佛教文明处在人类文明的最顶端呢？这是因为佛教对人性欲望的克制最大，竞争精神最弱，距离兽性最远，它已远远脱离了恶的人性，它是人类文化修养的较高境界。天主教也是遏止人类欲望的一种文明，这些文明都是为了遏止人类性格中的恶的欲望而诞生的。

     而竞争精神适中但偏弱的一种文明便是儒家文化，这种文化要求温、良、恭、俭、让，按照社会等级和礼仪来划分自己的物质利益，既不与世无争，也不依仗暴力。

     竞争精神最强的当属斯巴达文化，中国的法家文化也属于竞争精神较强的文化。近代世界上的日本武士道和德国法西斯都属于精神精神极强的文明。这种文明充满了野心、欲望、贪婪、和嗜杀好斗性。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和比较三种不同竞争程度的文明的好坏。应当说佛教文明最缺乏竞争性，最仁慈友爱，但人类社会缺少了竞争，又很难前进。就象今天的市场经济，如果完全采取计划经济，又会出现低效率的现象。因此，适当竞争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还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

    再来看斯巴达文明和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文明充满了竞争性，因此也充满了野蛮性。它以力量为标志，以力量（暴力）主宰天下。这种文明早晚是要被人类抛弃的。中国早期的秦始皇和世界近代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武士道军国主义都被人类抛弃了。

    今天的世界选择了一条崇尚竞争但又符合人性的中间道路，这就是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中国的儒家文化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庸文化，不走极端的文化。在各种文明类型中，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中间类型的文化，只是竞争性偏弱，容易导致民族软弱和国家软弱。如果整个世界是个大同世界了，我们可以仁慈软弱，但如果当今的世界仍然是个以强凌弱的世界，仍然是拳头说了算的世界，那么中国人便不能不向竞争性偏强的文化靠拢。

    今天的中国人在文化选择上，既不能选择竞争性太强的文化，也不能选择竞争性太弱的文化。这就是我们正确的态度，也是我的文化观点。今天，我们在经济上已经选择了具有竞争机制的市场经济，我们在政治上也要选择具有竞争性的民主政治，政治官员的选拔也要通过竞选的方式。只有具有竞争性，社会才有动力和活力。

四、中国早期文化之比较

    应当说中国先秦时期的儒法墨道诸子百家都是君子文明的分支，只不过这些文化有的距丛林文化近一些（如法家文化），有的距丛林文化远一些（儒家文化）。

    在黄河流域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过一个圣王时代，这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早期的人类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根据能力和品德推选出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都尽心尽力为社会服务。这一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思想。

   由于在上古时期曾经有过伟大的君主尧舜禹，中国后来便成了崇尚圣王政治的国家，崇圣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学的核心。崇圣政治崇尚的是统治者的道德和治国能力。从相传下来的尧舜禹故事可以看到，古代先王都是部落里选拔出的优秀人才。古代的政治权力更替不是父子世袭，而是“禅让”给有德者。因此，从上古时期，中国“尚贤”的崇贤文化便出现了。

1，崇圣、尚贤和亲亲文化。

    孔子曾经说过：“吾从周。” 即孔子继承了周朝的文化价值体系。周文化应当说是君子文化的起源。司马迁说：“文王厄而演周易。”从《周易》的内容看，早在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君子文化思想。而周文化的核心是遵天道而行，修养君子之德，崇尚贤明。到了孔子时期，孔子又发扬广大了这一传统。

    看看孔子在《论语》中对尧舜禹三代帝王的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这里，孔子歌颂尧帝效法于天地自然法则，制订礼乐典章，施恩德于民，取得了丰功伟绩，使人民对他无比赞美。

    这一时代的帝王都是大公无私的领导人，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是舜禹掌握国家大权却丝毫不为自己。

    至于大禹，孔子更是崇拜地五体投地，下面这段话最能表现大禹的伟大和崇高：“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文：对于禹帝，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吃的饭食非常简单，但祭祀祖先和神明却十分丰盛。他平时穿的衣服很破旧，但祭祀时穿着却极为讲究。他住在低矮的宫室里，整天在外面尽力修治沟渠水道。大禹啊，我们真的无法再形容他了。）

    崇贤和崇圣文化孕育出后来的君子文化，由圣王到天下普通人民都要进行自身修养。于是一种可以称做君子文化的文明诞生了。这种文化除了崇尚圣人和贤人，还特别亲近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因此诞生出了儒家特有的亲亲文化。

    周代社会是一个地道的家族血缘封建社会，亲亲原则居社会的主导地位，降爵继承没有制度化，庶民参政机会很少，政治录用主要是贵族世袭制。《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大宰》中规定了八条选官原则：“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因此周文化是一个以血缘世袭为主、功勋制居次要地位的文化。儒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

 2，尚法文化和尚功法则。

   但在儒家文化之外，法家却不这样看问题。法家认为象尧舜禹这样的圣人一千年也出不了一次，大多数帝王和君主是中等人才，必须用制度来辅助他们，才能治理好国家。。（见《韩非子·难势》一文：“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法家文化更看重的是尊天道而制定的法律和人的功绩才能，而不是家族血缘关系。在先秦时代，更多的时候各国是被尚法文化和尚功法则主宰着的，君子不但需要美德，更要遵守上天的法度，需要有才能和功绩，严格按“天道”行事。

    这种文化主要是以法家为代表。从德和功两个角度看，法家更欣赏功，儒家更欣赏德。从理的角度看，法家欣赏客观自然的法度，儒家倾向骨肉亲情，重视血缘关系和身份地位。

    古籍《黄帝四经》记叙了这样的思想：“法度者，正（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苛事，节赋敛，毋夺民时，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尽民之力。父母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 这里的意思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法度，只有按照法律制度理政，不随主观愿望役使民众，才会实现天地之德——上兼爱，民亲上。

    而至高无上的法度又来自何方？1973年底出土于沙马王堆三号墓的《黄帝四经》（抄写于西汉文帝初年，约公元前179-168年）这样写到：“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废。□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宇宙本原的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度是自然界客观的规律，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

    法家持性本恶观点，人性之所以变善，主要是靠法律，因此法家认为道德是从法度而来的。只有有了好的社会法律规范，才会有好的道德品行。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教导百姓，去掉淫恶的行为，清除坏的习俗，使他们能够行善。（《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凡法律令者，以教民，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於為善

   《商君书·说民第五》里更有这种说法：“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 由于如此崇尚法令和刑法，古代法家制定了严格的苛刑和酷法。《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记载说：“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从这里可以看出，周初每一种道德原则都是用法律来支撑的。只有有了严格的刑法，人民才会改邪归正，弃恶向善。

    春秋时期，齐景公问宰相晏子，你知道市场上货物的贵贱吗？晏子说：“假肢贵，鞋子贱。”为什么假肢贵？就是因为当时齐国的刑罚太狠，犯了法就要砍脚。齐景公因此减轻了刑罚。在秦国，有人偷摘了别人不到一钱的桑叶，也要罚服徭役30天。（《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或盗采人桑葉，臧不盈一錢，何論？貲�╗徭]三旬。”） 

    在这种严刑苛法之下，秦汉时期，社会的犯罪率几乎为零。反观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防盗窗已经装到六楼窗户之上的时代，我们还在崇尚西方的所谓“人道”的法律，这种情况怎能不使我国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厚颜无耻的状态呢！ 

    总起来看，法家文化与丛林文化很接近，尚力的丛林法则和尚德、尚亲、尚法和尚贤的君子文化的区别在于：丛林法则崇尚暴力，崇尚力量，以拳头大小论英雄，而君子文化是以贤明程度、能力大小论高下，崇力法则与崇贤法则是不同的两种文明。崇圣和崇贤文明已经从以力服人阶段上升到以理和以德服人阶段。这就是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

3，崇俭、尚同、尚贤、尚功的墨家文化

    墨子政治观点的第一要义是“尚同”治乱。墨家是下层社会平民大众的思想，看问题的方法与出身于贵族的孔子不同。墨家认为乱自上起，天下混乱是由于没有符合天意的好领导，因此主张选择仁人、贤者把他们立为里长、乡长、国君和天子。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思想与世袭制的周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冲突，是严重颠覆贵族王权统治的思想。

    “兼爱”和“非攻”是墨子的另一核心思想。墨子认为，混乱的总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要“兼相爱，交相利”，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不仅要“兼爱”，还要“非攻”，就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墨家文化也是尚贤尚功文化，墨子宣扬“使能”的用人路线，墨子公开申明，“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无疑是对贵族血统论的猛烈冲击，也是对贪官污吏、平庸无能之辈的鞭挞，同时也对平民百姓中的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最值得关注的是墨家“节用”、“节葬”、“非乐”等的利民思想，墨家是中国最早的反铺张、反浪费的代表。发展生产、尚俭抑奢是墨家的最大特色，也是劳动人民的本色。正是这一特色，使墨家成了那一时期对王家特权文化批评最大、对封建统治威胁最大的社会力量。也正是这种特点，使墨家在秦始皇时期遭到了灭顶之灾，大批墨家人士被杀和逃跑（如渡海远避日本），墨家势力自此一蹶不振。

    墨家也更不被汉代以后的王权政治所容忍，因此，如同法家一样，墨家自秦汉以后逐渐被屏蔽出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视野。中国的君子文化只剩下了儒家一支。

    历代统治者长期对儒家的独尊，使法家和墨家知识遭到极大的打压。因此，今天中国大兴国学不是再重新独尊儒学，而是要从墨家和法家的学说里寻找合理的治国之道。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荼毒太深，今天社会里官场里许多弊端源于儒家，譬如尊老这一点，导致许多老干部下台之后，仍然控制着下几任领导。亲亲这一点又导致刑法不重，纪律不严，不能以重刑惩罚犯罪和失责，导致法纪松弛，腐败盛行。因此，乱世之际，法家和墨家的复兴已经是必然的。新法家学派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认为还要有新墨家，光法家传统还不够，还有发扬墨家反浪费、反奢侈、反专制的平民大众精神。

4，《周易》中的君子文明思想

      经过漫长的数千年的进化，到了周朝末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仁义文明。这种文明的特征是不嗜好杀戮，不崇尚暴力，讲究仪礼，崇尚文化，重视亲情，富有仁爱之心。又经过上千年的总结和摸索，到了汉代以后中华文化逐渐形成了儒、道、释为一体的君子文明体系。

     中华文明的最大特点便是君子文明。君子文明经过东周西周春秋战国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到汉代时期才基本成型。中国的古代先人在远古时期便总结了一套完美的政治文明和修身之道，概括起来讲，就是君子文明。翻开《易经》看一看，里面充满了君子之道。这说明早在周文王时期，君子文明就已经形成。

    君子文明既包括修身之道，也包括治国之道，譬如《易经》第51卦震卦的象辞曰：“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就是说，君子应当象受惊恐那样谨慎地修身反省自己。

     在第42卦益卦中，象辞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损卦的象辞曰：“君子以惩忿窒欲。”要求君子应当戒止愤怒，杜塞情欲。解卦的象辞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即君子应当赦免他人的过失，宽免他人的罪过。蹇卦的象辞告戒人们：“君子以反身修德。”即越在困难的时候，君子越要修养自己的品德。暌卦的象辞曰：“君子以同而异。”即君子应当求同存异。家人卦的象辞曰：“君子以言有物，行有恒。” 要求君子不讲空话，行为要有始有终。

    大壮卦象辞曰：“君子以非礼弗履。”君子不做不符合礼义的事情。大者正也，正大才能强壮。这一卦还指出：“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意思是只有没有文化教养的人才用蛮力，君子不会使用武力。在大过卦中，象辞告戒人们：“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意思是说，有道德修养的人在被排斥出社会圈子自己独处的时候也不恐惧，隐居于世外也不憋闷，寂寞。在颐卦中，象辞告戒那些处于顺境中的人：“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不要忘乎所以。

    我国古代政治学思想大多来自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我国的先人很会根据自然界的规律去做事。譬如，人们看到太阳和月亮有规律的升起落下，一年四季一分一秒不差的循环交替，就认为这是自然界的一种刚性法则在统治着宇宙，人类也要象自然界一样循规蹈矩。譬如第24卦复卦告戒人们要按四季节气办事，到了冬至和夏至这两个时节，各地关隘就要关闭，停止商旅活动，君王在这个时候也不省事四方，不出去巡视。

    在无妄卦中，象辞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这段的话的意思是说，天威下达雷厉风行，万物不敢虚妄，先王办事也要象自然界遵循四时（四季）一样，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办事，使人民兴旺发达。总之，要遵天循地，克奉职守，循规蹈矩，这一思想影响了以后诸子百家的中国政治学以及伦理学等所有思想。

    革卦和鼎卦也反映了这种思想。革卦篆词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这种革命的时候，“君子以治历明时”，就是君子应修订历法以阐明天时的变化。而在鼎卦中，“君子以正位凝命”，就是说君子要端正自己的位置，固守安国定邦的使命。

    君子不仅自己修身养性，还要在治理国家中为社会做贡献。在蛊卦和临卦中，象辞分别是“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意思是君子应教育人民，保护人民，振奋民众的精神。

    在第22卦贲卦中，象辞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即君子应当明辫各种政务，不能轻易地断狱，造成冤假错案。

    在社会分配当中，《易经》也给出了明确的公平思想和济贫扶弱思想。第15卦“谦”卦的象辞说：“君子以衰多益寡，称物平施。”可见在当时那个物质财富并不发达的时代，平均主义的思想是多么明显。在第41卦“损”卦中，篆词曰：“损上益下，其道上行。”第42卦“益”卦的篆词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这些思想都是要求统治者不要横征暴敛，骄奢淫逸，要让利于民，轻徭薄赋，并且从哲学的角度指出了损害自己利益的好处。

    后来的老子就是继承了这种思想，从哲学方面总结出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帝王损害自己实际上就是在增益自己。在《老子》第四十二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之所恶，唯孤、寡、不毂，而王公以自名也。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这说明在西周时代以至以前的上古时代，中国的统治者就明白怎样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才能得到天下太平的道理，所以通过称呼自己“寡”这样人人都忌讳的名字，来让社会反馈自己。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君子文明如何影响了古代政治学思想，由君子文明引出王道政治，中国的王道政治是建立在君子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的王道政治决不仅仅是专制，霸道，骄奢淫逸，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圣君的献身来为天下百姓服务。象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全心全意扑在公众事务上。这种精神流传下来，就成了后来的“为人民服务”这一名言。

    尽管中国有着深厚的君子之道和王道政治，但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并不是都能按这种文化要求去做。夏末有夏桀，商代有纣王。在缺少王权约束的制度下，中国历史的间歇中总会冒出几个暴君、昏君。这也是中国王道政治制度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最后留给了人民大众去矫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陈胜、吴广之后，以人民起义这种方式来改变统治者成了中国政治的基本制度和模式。中国政治是个有德者居之的政治，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修身、养德与造反、革命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相辅相成的内容。

    这种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深厚而深远的，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按着这种政治模式在运行着。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始终难以进入中国。这说明政治模式一旦形成，要想改变是多么困难。中国是一个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深厚而悠久的政治历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与君子文化和东方文明。这种文明熏陶出来的人民，其特点就驯服，温和，谦让，有利于统治,对统治者的腐败、压迫、无道特别有容忍性，除非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天下才会通过一次大乱得到大治。

  5，《论语》中的君子文明内容，

    如果在夏商周时代，中国已经有了君子文明和王道文明，那么这一文明的真正成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之后，而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一文明大发展的时候。其重要表现是诸子百家并起，各种学说纷呈。到了汉代，经过统治阶级的挑选，儒家学说被尊为君子文明的主要代表。

     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属于君子文明的范畴之内。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都在发展君子文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各家各有侧重。譬如道家对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思考更进入到哲学的层面，是最高超的君子文明。如果儒家已经登堂入室，那么道家早已站到宝塔尖上。如果说儒家对人的修养已经达到彬彬君子的程度，那么道家的文明修养早已达到遁世的超然度外的程度。

    从世俗性角度来看，儒家的创造者孔子在发扬光大君子文明方面功不可没，没有孔子的创新和发明，中国的君子文明不会有重大的进展。如果说《易经》记载的仅仅是君子文化的萌芽，那么《论语》记载的就是君子文化的主干。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一个学者把君子文明这一源流承接过来，放大性地传递下去。

    打开《论语》，我们就可以看到比《易经》丰富得多的修身养德、治国平天下之道。孔子经过几十年的深思熟虑，总结出了一套完整地人类道德行为操守和政治学思想。人性的修养在《论语》中得到了更详细的阐述。譬如：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注：仲弓名冉雍。）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为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注：訒是说话谨慎的意思。）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为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这三段讲的都是君子之道，如何才能做到仁？使人民恭敬、认真、善良、诚实、友爱、谨慎、谦虚就是仁。司马牛平时表现不佳，好信口开河，孔子就告戒他说话要“訒”，就是要谨慎。司马牛问如何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不忧不惧就是君子，因为君子之人行为光明磊落，不做亏心事，不做坏事，心里永远是坦坦荡荡的。

    孔子不但研究了个人修养，也研究了社会关系，并提倡仁、敬、孝、慈、信、悌。《大学》里这一段非常明确地规范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

    封建时代的文明只能是等级文明，孔子的学说带有很大的忠君文化的特点，如“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即使是等级文明和忠君文明，儒家也没忘记独立人格和人格价值。在《中庸》里有这样一段话：“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

    儒家认为，人非天生君子，只有通过学习修炼，才能具备君子的品格。推行儒学教育就是使人民都达到君子的文明程度。儒家的这种表现完全是在春秋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有多强烈的儒家冲动，就有多强烈的社会要求。

    孔子对仁的要求非常高，连神态、面容、步态都要收敛，孔子本人首先以身作则，《论语》里有段话记录的是孔子上朝时样子：“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儒家对接人待物的大量要求和训练，儒生不仅要懂礼貌，对人有礼貌，对自己也要有个人的尊严和自尊。《中庸》这一段特别能反映出儒家对独立人格的要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儒家的理想是，在封建等级社会里，不管哪一等级的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体面。整个社会被一个上下有序的“礼”联系起来。

    总起来看，儒家的最高道德境界是追求人性的完美，道德的完美，而不是外部物质财富。这一思想在《大学》中体现得特别明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试想，在这样的思想主张下，一个完全合乎儒家道德标准的会是什么样？那就是孔子最欣赏的好学生颜回，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皆不堪忧，回也不改其乐”；那就是孔子最欣赏的朋友子路：“衣敝緼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译文：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同穿着狐貉皮袄的人站在一块，而不觉得丢人羞愧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见《论语》）

  总起来看，是老子、孔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为首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集团把君子文化发展到了极点。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对人类自身恶性和野性的大驱逐，是对人性弱点和品格的大纠正。所以，自汉朝以来，中国社会选择了儒学作为自己行为规范的经典。中华民族自此一步一步陷入成熟文明之中。

    综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是一部文明与野蛮对抗的历史，人类通过文明进化来对抗自己的兽类本性，逐渐使人性变得美好。

五、中国历史上两种文明的博弈，

君子文明的弱点和丛林文明的残酷性、贪婪性

    但在儒家文明诞生的初期，孔子的思想在当时还只是一腔情愿，社会上大多数的人不信孔子，不喜欢儒家。这说明人性与儒家的要求还相差很大的距离。在那个充斥着贫困、贪欲和野心的社会里，中华民族还没有文明到一定程度。当时天下诸侯相互征伐，大国吞并小国，强国兼并弱国，公侯掠夺臣民，到处是贫困、不均和战乱，孔子只是作为一个学者提出了良好的愿望，想在实践中做到，在当时比登天还要难。

    特别是儒家等诸子百家的仁义文化不久便遭到秦国丛林文化或者说法文化的无情践踏。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群雄并起，以武力争霸的战争达到了顶峰。孔子在推行的维护封建秩序的儒家文化遭到了法家文化强烈冲击，法家文化强调力量，法治，征服和占领。最后这种以秦国为代表的“法家丛林文化”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弱国被吞灭，诸侯成一统。    

    因此，自夏商周以来，中华文明就一直处在丛林文明与君子文明搏杀的状态之中，当丛林文明过于强大时，中华民族便陷入丛林文明的统治之中。但这种统治只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以儒家为代表的君子文明总是重新夺回统治地位。

    提倡君子文明的儒家文化从正面上说是对人的品德进行规范修养，克制人性恶的一面，以仁义来克制贪婪、自私、野蛮、狂妄与虚伪，从反面说是对人性进行束缚，桎梏。几千年间，儒家文化维护了社会的平稳发展，维护了帝王统治者的封建统治，但也使中华民族的民性弱化，奴化，反抗性丧失，这种文明的后果是对野蛮的侵略束手无策，以致导致中华民族几次被外族蹂躏、征服、统治。

    君子文明的弱点最早暴露于战国时期。当时关东的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文化文明时期，诸子百家并起，思想文化一片繁荣旺盛。齐国都城临淄出现了著名的稷下学坛，学者云集常达上千人。孟尝君是齐国的著名贤士，赵国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当时这四君子都是“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之人”。但是，在这种少有的文化鼎盛情况下，六国却时时面临着秦国武力吞并的威胁。

    秦国兴起于西部地区，少有中原文化的影响，商鞅变法奠定了秦文化的基础，靠的全是刑法、奖赏和物质刺激。在当时的秦国，社会不尚仁义礼制，所崇尚的只是军功，而军功就是人头。每场战斗谁砍的人头多，谁的奖赏就多。

    因此，我们可以把秦国称做物质文明的国家。这种国家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因此也充满了侵略性和扩张心。而东方六国这时已经进化到仁义文明阶段，更多地讲究礼仪文明，侵略性和扩张性大大减少。这就是法家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区别。

    一个是君子文明成熟的关东六国，一个是仍处在丛林文明时期的野心勃勃的秦国，在这种时候，君子文明相对丛林文明便显出它的劣势，因为君子文明更爱好和平，不崇尚武力。这种国家肯定打不过嗜血成性的秦国，因此，六国在秦国的武力进攻下，一败涂地，逐渐被秦国所灭亡。中国文化一段光辉灿烂的先秦历史终于被暴秦所熄灭。

     这是一场野蛮的征服史，只是这一段历史被后人所美化了。为了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作用，现代的史学家和政治家都忽略了当时秦国的野蛮性和侵略性，甚至对这种侵略和杀戮给予高度的赞赏。这是今人最大的谬误！为了国家所谓的统一，把历史上的暴君当成英雄，居然还拍出一部《英雄》的电影片来讴歌。这说明今人对于历史是非已经全然失去了评判能力。

    秦始皇是个什么人？说他是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和野心家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一个没有一点君子文化的统治者，周代以来遗留下的君子文化和圣君文化对他一点都没有熏染。他心中涌动的只是个人野心，统治天下，长生不老。所以，秦国的兼并是相当残酷和野蛮的。

    在对赵国战争中，一次就坑杀投降的赵兵四十万人。在整个吞灭六国期间，秦军“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一场统一战争，天下百姓死亡过半，中国人口减少了大约60-70%。灭六国之后，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毁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见贾谊的《过秦论》）

    随着大批儒士学者被杀，书籍被焚，从此，中国再也没有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现象，整个社会陷入了万马齐喑、万家墨面的悲惨境地。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秦始皇封建专制的个人野心，都是为了秦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一场统一战争耗干了民脂民膏，夺去了多少人民的性命。这种统一真的是为了天下百姓苍生黎民吗？不！完全是为了一个帝王的野心，为了一个人的骄奢淫逸，为了他的奢侈腐化----倾尽天下资源财力物力给他修陵墓，修阿房宫，派出成百上千童男童女为他寻找长生不老之药。这种统一“英雄”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苦难和灾难。这种丛林文化比自然界的丛林法则还要残酷凶恶。

    所以，大泽乡陈胜吴广一声起义，“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影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秦王朝为什么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说到底是“仁义不施”的原因。说到底，是中国的君子文化再度战胜了丛林文化。

    秦末农民大起义，是君子文明对丛林文明的第一次大挑战和大反抗，靠暴力、武力取得天下的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终于被人民群众所推翻。但是，两千多年后，中国社会还在盲目地赞扬这个“统一”英雄。这种现象的后面反映了一种什么思想和什么现象？那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走上一条崇尚“丛林法则”之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沾染和充满了秦始皇身上的丛林精神和拜物精神。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蒋庆的原因，因为，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早已经没有君子文明的熏染，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早已被西方的革命文化和商业文化消灭得干干净净。 试问今天的中国人，有几个身上还残留一点儒家文化？有几个人真正懂得君子文明和仁义文明？

    那么，中国人的这种“丛林性”、好斗性、好争性、好战性有没有它的合理性？是不是象群羊一样任人宰割才是真正的文明？这需要我们来对各种文明进行认真研究。

六、君子文明被封建专制统治利用的恶果

     君子文明使人变得温良恭俭让，温顺恭敬，彬彬有礼，怎么还能产生恶果？这是因为我国的君子文明是一种王权统治下的君子文明，忠君文明，它的最高宗旨是服从封建君主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大力推行君子文化，最终目的是维持皇权统治，天下太平。

     孔子的表现应验了《易经》中艮卦中的一句话：“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使他看不到周天子和王公贵族统治之外的社会景象，整个社会只有在封建等级秩序中运行。孔子所制定的一套仪礼和做人规矩，目的在维护当时封建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因此，儒家的一切个人修养无不围绕着服从和遵守行事。君子文化中的个人价值和个性是很有限的，个性和欲望被极大地压制在服从和遵从之下。孔子平生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犯上作乱，最喜欢循规蹈矩，稍有不合礼仪规范的他都会感到不安。

   因此，儒家文化是一种最缺少竞争精神和最缺少颠覆性的一种文化。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凡事要做到不偏不倚，“致中和”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过犹不及”都是孔子的做事原则。就是这种思想，使孔子对偏激、走极端的做法深恶痛绝。

    当时鲁国另一位学者少正卯可能就是一个颠覆性较强的代表平民大众观点的学者，他的学说可能极大地威胁了封建贵族统治，因此，孔子掌权没几天便将其杀害。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主张中庸，但对异端并不宽容。这也导致后来的中国社会总是缺少民主和自由空间。看看今天的中国学者就可以看出这种特点，左派和右派势不两立，针尖对麦芒，心胸狭窄，气度狭小。中国文人的这种劣根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专制文化。

     谦恭顺从是孔子欣赏的做人风貌，勇武却是孔子深深担忧的一种性格。《论语》中记载：“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闵子骞和冉有、子贡在孔子身边都是一幅恭敬的样子，只有子路一幅独立自在、刚强勇武的样子。孔子看了心里不快，于是说，象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

    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与斯巴达文化相去何远？孔子不喜欢争夺，即使有争夺，也只是表现在射箭这一类活动中，但比射的过程中大家互相揖让，比完之后互相敬酒，这是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提倡君子爱人，要封建士大夫具备仁爱之心，但又深怕平民百姓犯上作乱。因此，他在讲学中更多地是教学生唯唯诺诺，谦恭卑微，对于反抗精神很强、性格刚强的仲由子路总是冷言相讥。

    我的先祖仲由子路虽然与孔子同属儒家教育集团，但其主张性格与孔子又很大出入。在众多的儒家子弟中，只有子路以自己特有的大无畏精神实现了大丈夫舍身取义的追求，为平息卫国叛乱，“结缨而死”，这一壮举为儒家形象写下了完美的一笔。假如子路精神在后来发扬广大，中国决不会数次沦入异族之手。假如孔子有一点子路精神，儒家伦理和学说也决不会是这个样。

    当然，孔子屡屡挫击子路的勇猛精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就是在一个世道凶险的社会里，君子要学会保全性命，稍有不慎便有丧命的危险。子路就是太勇敢了，最后死于叛乱之徒之手。这是当时社会环境对孔子的影响。经过千难万险，孔子总结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世之道。

  孔子在卫国时，对卫国大夫宁武子大加赞赏，因为他在国家混乱时善于装聋做傻。“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应当说，孔子是充满智慧的人，就是孔子的这种保命思想，使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避免了不少祸害，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想也给后来的中华文明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后来中国的市侩哲学也部分来自孔子的影响。虽然孔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上句子均见《论语》），但汉民族几次亡国，都可能与孔子庸俗的隐退无争思想有关。

    另外，孔子身处一个凶险的社会环境里，自己的治国之道也不免带有一定的时代精神，那就是专制。孔子有对理想和志向的崇高追求，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仍然避免不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封建专制。譬如，孔子当上鲁国大司寇之后没几个月，就把鲁国另一位学者少正卯杀害。这位少正卯先生也聚徒讲学，曾经吸引走孔子的大批学生，弄得孔子学堂“三盈三虚”。对于这样一个思想上的敌人，孔子决无宽容之心，必将除之而后快。

    因此，毛泽东主席曾指出，儒家最大的问题是专制，容不得异见者。孔子为什么逃离鲁国而周游列国？实在是因为在国内待不下去了，才不得不在54岁高龄的时候背井离乡。因此，儒家文化既有它高度文明性的一面，也有封建时代专制的缺点，我在这里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儒家人物的专制性和市侩性，

    儒家代表孔子的专制性充分表现在他执政的短短三年中。不要看孔子在《论语》里有“焉用杀”的话，但在实际活动中他也真得心狠手辣。在与齐国会盟的仪式过程中，就是因为齐国派上一批土著人表演歌舞，孔子就下令砍杀了几个无礼之人。这与他提倡的“仁”相去何远！

    用现代精神来衡量儒家，这是儒家一段惨痛的教训，儒家不总结这段经验，就无法跟上历史步伐，就无法融入世界民主的潮流。孔子在晚年通过总结经验教训，痛苦地走向了明哲保身和中庸的道路。于是中国社会便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一边是残酷的屠杀，镇压，一边是奴隶般的遵守，服从。一个民族如果长期陷入这种君子文明和王权政治之下，最后的后果便是全民族的奴化和弱化。 

   这种行为规范在一个社会内部可以保证人际间的和睦有序，但面对外来强敌时，懦弱的民性便失去了战斗力。这就是君子文明最大的弱点和缺点：文明过度，使人民失去战斗力！无法抵御外敌的武力侵略，最明显的例子就表现在明朝末年。由于长期的君子文化近乎奴性化教育，当时的明朝百姓和士兵已经变得十分怯懦和软弱，在与清军的战斗中不堪一击。这里让我引述一段刘亚洲先生的文章：

    “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而李自成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据守长江一线的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

    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

   这一点大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注：以上引自刘亚洲：《专制文化下的国民性格！》，见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www.dajun.com.cn/111zz.htm/jiashen.htm。）

    总起来看，中华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五千年里，这一民族已经在思想、性格以及体质上弱化。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人民一旦成为君子，便不愿打仗了。君子成了贪生怕死的代名词。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缺陷，因为儒家并没有给出对抗野蛮、自私、贪婪和武力的答案。儒家所给人们的全是自我修养、自我克制和骄傲的阿Q精神。“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也”这句话，最典型地反映出儒家的清高心态。儒学是心灵的一副安慰剂，鲁迅先生曾经寻找过阿Q精神的来源，其实来源就在于儒学思想。中国人充满了浪漫主义思想，这种浪漫性也来自儒家精神。  

    尽管在武力上打不过敌人，但在战败者的眼中有时充满着轻蔑。这是留给外部侵略者最大的印象，他们发现这些即将死去的人眼里，充满的都是蔑视和鄙视----对野蛮和无道的瞧不起。中国人也许可以被武力征服，但心灵却永远不会屈从于野蛮。

    这种表现不仅表现在普通百姓的脸部表情里，也表现在官僚仕大夫的心里。满清末年，在清朝官员嘴里最多听到的是对洋人“虎狼之性”、“贪婪之心”的蔑视。除了蔑视、憎恶，中国人对抗外敌入侵再无他法。这种悲惨状态不能说不与封建专制长期的压抑有关。    

    刘亚洲先生对汉民族这种懦弱的性格原因进行过探索，他认为原因主要来自封建专制制度和文化：

   专制主义最可恶的一个特点就是愚民政策。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高压。高压必造成顺从。顺从必培养奴性。中国的佛教、道教也反智，也愚民，但却不如儒教来得猛烈。儒教已经把中国人培养得逆来顺受甚至有受虐倾向了，并对凌辱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中国人在极权和专制面前是死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是死人。人平时没有尊严，战时也很难有尊严。奴隶在奴隶主面前是奴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就变成主人了？你做梦吧。 （出处同上）

    这就是英国人派几条船来，便将一个几亿人的大国制服的原因。

    对于这一点，想必蒋庆先生等并没有想到，也没有看到儒学这种忠君文化在一定程度成为了封建专制的驯服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自宋明清以来，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御用儒学，御用儒教，更加失去了儒家本原精神。因此，今天的学者要对儒学历史进行全面的评价和分析。

    封建专制与儒家文化的危害还表现在抗日战争中，如刘亚洲文章所说：“抗战初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 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英美苏等国的支持和干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如果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崛起，中国会象元、清一样灭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会再一次成为亡国奴。

    只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才能意识到，为什么共产党军队能打败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在朝鲜战场上与强大的美军打个平手，主要原因是中国军队有新文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另一种形式的“丛林文明”。

     因此，自清末以来，中国的革命者首先抛弃的就是这种“软弱文化”，首先批判的就是儒家文化，首先打倒的就是孔家店。就是由于扬弃了君子文明，引进了外国的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且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

    中国自近代以来引进接受了“丛林法则”，这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打击下不得不进行的转变。只要丛林文明在世界存在一天，中国就不得不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爱好和平，但我们决不允许别人欺侮。

    实践证明，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再度强盛起来，必须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取敌之长，克我之短，弃封建帝王的君子文明、奴才文明而取民主政治的丛林文明，以及现代商业的竞争文明。

    客观地说，西方的近代丛林文明也是一种科技文明，人类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产生了对科技的崇拜和遵循，即对客观法则的遵循。正是这种科技法则的力量使人类社会脱离了血缘宗法社会的束缚，转而进入了一个崇尚法制的社会。所以西方带有很强竞争精神的丛林文明更多地是一种超脱人性的法文明。

    在这种文明，亲情、血缘关系变得已不那么重要，客观的和公共法律具有很大的力量，人们更看重的是客观的非人的法则，所以，一百多年前的西方丛林文明和今天的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特别是对人权、道德和义务有了新的规范，丛林法则具有更多的人性。目前西方的丛林文明在经济领域的最大表现是市场的竞争法则。市场竞争已经成了现代人崇拜的商业宗教。中国人如果不适应这种文明，早晚要在经济领域败下阵来。

    虽然今日的世界，战争的硝烟已经过去，但丛林法则更多地表现在经济争夺上。中国人在今天如果仍然想用仁义之师去抵挡跨国公司的经济竞争，肯定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因此，我们要看到君子文明的弱处，而不能象蒋庆那样仅仅宣扬它的优点。

    毫无疑问，在当今的世界上，丛林文明就是强者文明。谁要是不采取这种文明就要重蹈中国历史的复辙，就要甘当亡国奴。我们可以从文明的角度去蔑视主宰当今国际规则的丛林法则，但你不能不按这些法则去做。否则，你就只能回到闭关锁国的道路上去。

    贫困和落后迫使中国放弃了自己的传统。看看那些整日在商界厮杀的企业家们，计谋、伎俩无所不施，只要不被抓，不犯法，偷税逃税千方百计。在今天的中国，能赚着钱就是英雄好汉，讲什么君子道德文明。就连世贸组织的最近这一轮谈判，也在激烈的争吵中被迫中断。利益面前，哪里还有仁人君子文明！这就是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中国人能独善其身吗？中国人还能见义忘利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能行吗？

七、今天的中国需要竞争文明，也需要君子文明，两者必须兼而有之，

    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反抗侵略史，也是一部个人价值张扬史，个性解放的中国人民在今天有了更大的自由和竞争空间。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丛林文明正在主宰当今的中国社会。实际上，中国正在或者说已经融入了当今世界的竞争文明。

    但是，正因为如此，中国今天正在坠入物质追求和丛林文明的泥坑。看看社会风气和社会现象，效率至上成为人们追捧的口号，社会伦理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不择手段、寡廉鲜耻、贪污腐败、利欲熏心到处泛滥，拜金主义、物质享受主义和市场竞争主义正在把人们推向疯狂、犯罪的境地。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适当地重温儒家文化，对于遏制日益膨胀的私欲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有着极大的矫正作用。当年泯灭个性不好，完全张扬个性也有问题。新儒家学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复兴儒学的口号。恢复儒家文化的确有时代的需求，如果没有历史需求，复兴只是学者头脑中的一腔愿望。因此，我举双手赞成复兴儒学，儒学一定会与现代科技文明和市场文明成为一把互相限制的双刃剑。

    但是，学习传统文化一定不要采取偏激方式，学者们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另外，对儒学内容也要有分析有批判。儒家文化从本质上讲是具有反潮流精神的，是民间文化，但是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修改提炼，儒家文化成了一部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御用、驯化文化。今天恢复儒学优良的传统和精神，必须去伪存真，还其历史真面貌。而不是象蒋庆等学者那样，渴望中国再次出现政府主导下的尊孔尊儒崇拜迷信运动。要想真正发扬光大我国的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君子文明，必须将儒家、儒教、孔子从神坛上拉下来，还其颠沛流离、累累若丧家之犬的真面目，还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卑不亢的大丈夫面貌。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中国的新儒家研究学者多进行一些历史研究，对历史搞通了以后，再来传播思想，如果对那个历史环境都不清楚，怎么能准确地理解儒家学者们的精神追求，品格风貌？因此，在这里我建议大家好好看看我写的《子路与孔子到底是个什么关系？》这篇文章。

    自西方科技文明兴起之后，封建专制下的君子文明实在难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任务，中国人只有暂时抛别这种文明，埋头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商业丛林法则，这是被形势所逼迫的，是没办法的事情。当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而是贫困的问题。在这一场经济全球化的财富争夺大战中，哪种文明能够保障中国人在世界经济中立有一席之地，哪种文明就是人民接受的文明。

   只有当中国在科技文明方面追上西方发达国家之后，中国才会发掘自己的文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如果一味强调学习儒家文化的形式和外表，在这样一个高效率、高节奏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你怎能用低效率和循规蹈矩去赶超先进？一个规矩越多的国家，创新能力越差。我们今天到底是培养国民什么气质和能力？

      作为儒学开创者之一、孔子最亲密的合伙人仲由子路的第七十五代孙，我以我自己多年的研究和亲身感受，来告知社会那个被曲解、被遗忘的历史真象。希望中国社会能在各种争辩之中辨明真伪。

    我始终相信，中国的历史表现多样，但总有一条文明主线以一贯之，这就是王道政治下的仁义文明和君子文明。但这种状态很可能会在外部新文化的冲击下发生变化。中国的历史就是在“有道”与“无道”博弈下交替进行。但中国的“道”决不是一成不变的道。这就是我的态度。

    最后我要点明文章的主题：儒学复兴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就在于崇儒学者的方式方法以及儒学自身的缺陷。但在竞争法则甚嚣尘上的中国，扬长避短，儒家伦理总是可以对西方文化的不足进行矫正的。但是中国的仁义文明和君子文明要想真正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必须是中国国力鼎盛之时。

    中华民族是否能迎来再一次辉煌？我相信智慧的中国人会从亡国般的失败中再一次崛起，洗刷身上耻辱。但是，这一次需要中国的知识界来一次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摈弃弊病，中国的复兴就不是一个空想。

    2006年7月31日，草稿，2006年8月13日基本定稿。

  作者介绍：仲大军，孔子事业的合作者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在济南456厂、中国人民解放军9637部队、青岛邮电局工作，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北京新华通讯社，2000年创办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现为中心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章：

仲大军：子路与孔子到底是个什么关系？，2006，5，21，

仲大军：为儒学辩护：不要误读中国历史文化，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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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蒋庆文章精华部分

儒学就是要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

蒋庆

2006年7月24日

     儒学在当今中国的第六个用处就是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近代以来，进入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支配世界的国际生存环境。一百多年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最强音。我们的国歌就最典型的体现了这种最强音。这是因为中国只有富强才能避免挨西方打，而落后就要挨打，正是中国在近代史上发生的最悲惨的事情，但落后就要挨打又是最现实的一条血淋淋的铁律。

    大家想一想，落后就要挨打，就像我们两个邻居，我们住在一起，你的个头比我大，我的个头比你小，我这个小个子人一出门就要把你这个大个子的人打，这个有没有道理，有什么道理？一点道理都没有。在这种背景下，追求国家富强就必须走西方现代化的路，但是按照中国的文化观，西方现代化的路是中国圣贤文化所反对的以力服人的霸道的路，是不道德的路。中国人本不想放弃自己的圣贤文化，走现代化的路。但是，人家已经打到你的门口了，迫于救亡的压力，中国人非常不情愿地被推上了现代化的路。

    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曾经说过，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诅咒的，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只具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底线公正的意义。而不具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因此，在国内只有用儒学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来指导、规范，或者说提升中国的现代化，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不会偏离道德的方向。才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现代化变为腐蚀中国人人性和败坏中国民族精神的负面的力量。从而，中国的现代化才具有超越单纯的追求物质财富的更高的道德意义。

    此外，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通过儒学奠定中国现代化的道德基础，中国的现代化才会从以前追求底线公正的消极力量，就是说从单纯的救亡图存的力量，变成改变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积极的力量。也就是说，变成实现王道理想的力量，从而才不会因为中国最终国力强大以后，按照西方的霸道规则行事而称霸世界。这是因为儒学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世界。表现在国际关系中，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国际秩序。把国际关系比拳头大的动物规则，还原为讲道德的人类规则，这个是托尔斯泰的话。最后建立一个道德的天下，这也就是儒学的王道理想，是中国历代儒者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

    这样，以儒学道德精神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就担负了改变西方不合理，不道德的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与道德使命。为最终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奠定了道德基础。由于西方文化中没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基因，改变西方现代化不道德因素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具体落到了儒学的身上。从这你可以看到，当今中国复兴儒学，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也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而当今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关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问题，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霸道的问题，所以，复兴儒学不仅具有中国的意义，也据有全人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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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胡锦涛主席在联大发表重要讲话后，仲大军先生接到美国之音电台记者的采访，现将仲先生的谈话内容整理出来，观点十分重要，请各界注意。此文在9月20日刊出后，24日仲先生又补充了一点重要的内容，用黑体字标出。请读者注意。]

中国仁义文明对市场文明的展示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的意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5年9月20日初稿，9月24日有修改。

提示：主宰当今世界的强国文明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美其名曰市场文明，按这种文明持续发展下去，地球存在着很大的危险。这一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牟利、竞争和霸权，但在力量强弱悬殊的情况下，一味强调竞争，其结果除了冲突，战争，再就是有胜利者、失败者和被淘汰者。因此，当竞争变得根本不对等的情况下，市场文明是否还行得通？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法。

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14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在会上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我认为这是一次中国文明挑战西方文明的具体体现。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些建议，譬如增加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席位，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展现了与西方主流文明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和思想，其重要意义不可不令人关注。

当今的世界与春秋战国时代何其相象，

联合国已经成为周天子，

环顾当今战火纷飞的世界，大国侵略小国、恐怖主义与反恐行动在到处制造紧张、贸易争端接连不断、生态环境破坏、资源日益枯竭……这一切都表明当今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尖锐文化矛盾和激烈物质争夺的时代，国际关系的紧张呈现出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经济上的“全球化”在进展，一方面国家关系上的紧张程度在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间的制约机制却在削弱，联合国成了可以被搁置在一边不加理睬的权威偶像，这种局面很象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某些强国和大国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我行我素，联合国已经成为周天子。如果当今的世界以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来维系，那么未来的世界不仅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军事冲突，在经济上也只能出现强者愈强、贫者愈贫的局面。这不是整体人类追求的一种发展模式。

争利文化主宰下的世界

世界之所以能呈现这种状态，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强国的文明仍然被按丛林法则行事的市场文明主宰着，这种文明的主要特征归纳起来可以形容为“个人主义指导下的争利文明”。在这种文明主宰下，当今的世界充满了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文明使一些国家得到了发达，使另一些国家陷入落后。市场文明最大的问题是在强者与弱者的竞争中，弱者肯定没有生存的余地。世界再发展，一些国家也要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循着这种文明发展下去，世界肯定要冲突和战乱不断，一部分国家和人类肯定要被淘汰。因此，不矫正这种文明存在的问题，今后的世界便很难安宁。

与西方当代市场文明不同的是，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确立了“仁义文明”，就将道德与仁义放在社会事务中的首位。在义与利的关系上，中国早就成了一个义大于利的国家。孔子创立的儒家君子文明的核心是义大于利，重义轻物。孔子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当追求道德文化，而不是物质财富。只有没有文化的小子才重物不重德。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早已成为一个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的国家。历代统治者无不遵循儒家“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思想治国，这是人类文明达到一定高度才出现的文化现象。然而，各国的发展进程是不一样的。

西方国家出现偏重于利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世界后起的大国和强国缺少悠久历史。工业科技文明并不等于人文文明，尽管某些发达国家可以有很高的科学技术，但并不能说明这些国家社会文明也是发达的和成熟的。

欧洲文明具有双刃剑作用，它既给世界带来的科学文明，也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的副作用。在今天这一历史时期，人类社会要综合各种文明的精髓，并且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文明必将显示出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不凌弱、柔远人文化的渊源

今天的世界，与2000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战国何其相象而已！综观人类历史，凡是那些新兴的国家，那些后起之秀，都带有好勇斗狠的野蛮性。而那些历史悠久文明古老的国家无不进入仁爱、无争的精神境界。象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总结出丰富的国际关系学问，并形成了后来2000多年间的指导准则。这一准则就是“不凌下，不欺弱，柔远人”。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才能产生出这样的精神文明。

儒家文化还有“已欲立而立人”的思想，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双赢精神和共同发展的精神。中国领导人今天在联合国的做法，处处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神，只是在现代受到了西方文化的较大冲击，在一个阶段内失落了。随着人们的反思不断加深，中国文明的魅力正在逐渐被发现。

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与西方近代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中国在近代以来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文明----共产主义文明，人类社会的未来只有靠新共产主义文明才能得到拯救，尽管共产主义思想在近一时期落入低谷期，但我相信这种共同发展、团结友爱的人类文化最终会回到人间的。

因此，中国的重义轻利文明、不凌弱文明、和而不同文明以及大公文明已经成了地球人类社会宝贵的文明财富。中国文明如何在世界上发生更大的作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胡锦涛主席讲话的意义

胡主席的建议和思路是中国对国际事务解决办法的创新，是为了解决当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危机而提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不仅是中国古老文明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体现，它远远地超越了一些具体利益层面的意义。因此，胡主席的发言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必然的。

当今的世界仍然被两种信仰和两种理想所争夺着，美好和不幸都在这种追求中发生。中国领导人的方案给迷乱的世界指明了方向，但愿中国的理想能在世界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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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网站上的一些对蒋庆演讲的读者评论

Re:世纪大讲堂——国学系列之三：儒学之用 2006-7-19 19:31:00 

儒学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兴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被采用,而是法家思想帮助秦统一六国.后其思想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改良,其稳定社会的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儒学在现代市场经济下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它是否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的一定范围,共产主义是美好的理想,但它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也不适应市场经济.那儒学呢?

蒋庆的八点概括起来无非两点： 一是只有儒学能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能重建中国人的信仰。 二是只有儒学能解决我们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道德崩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经济政治外交、家国天下所有的事…… 这里对第一点要追问：两千多年前的民族精神和两千多年后的民族精神有没有区别？在今天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应不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吸收西方乃至全人类创造的正面价值？在今天重建我们的民族精神应不应当痛切批判几千年来与专制政制有着不解之缘的儒学的负面价值？

这里对第二点要指出的是，蒋庆的态度比当年的张之洞还要顽固，张之洞还不违言谈学西技学西方的经济以及局部的行政管理，而蒋庆则要儒学来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这种把儒学变成神学变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把戏恰是对儒学的最大不敬。

8.我觉得你提出的什么孔孟入宪是很荒谬的。中国过去长达2000年的思想凝固，几乎导致了没有出现一个世界性的思想大家，而西方则是人才和思想大家辈出。西方学者早就质疑，中国2000年的历史进程只是一个简单的重复，社会几乎是停滞的。我们不想成为象伊朗和印度那样的宗教狂热甚至是至上的国家。宗教信仰是人的自由，我们凭什么生来就必须以孔孟为宗？没有任何理由。现在有很多宗教和信仰可供大家选择，不能强迫大家遵从一种信仰。

9。蒋先生从头至尾都始终强调道德。是啊，道德当然重要，但首先要解释清楚什么是道德？它有个共同的标准吗？没有。再说，道德不是静止的，它是会变化的。过去我们认为很不道德的东西，现在则司空见怪，稀疏平常。它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的变化而 发生变化。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必须得遵从古代儒教的道德观呢？当然了，优秀的还是要保留。

10。现代社会已经发生来深刻变化，以德治国更是不可能的。蒋先生谈到腐败问题。你把整个原因简单归结为道德，这是不对的。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我可以说98％的政府部门都有腐败问题，你能说这政府中98％的人道德都有问题？我想中国人还不至于此吧。很多人都说，人在其位，想要不贪都难啊。道德只是表层问题，深层是制度问题。道德它只能延缓一个人的腐败，但不能彻底杜绝腐败。杜绝腐败要靠制度，靠游戏规则。

11.现代社会，民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可回头。而文化是可以改变和改进的，不一定非要复古非要死守一点。当今全球化趋势逐渐加剧，科技的进步将大家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互相之间也更加的了解，依赖性加深，文化融合不可避免。现在有很多的世界公民的出现，表明了另外一种更加开放的文化潮流。要明白，历史太悠久既是财富也是包袱。

12.不能再抱守儒教的原教旨主义，儒教如果想在现代社会产生影响，它必须要对自身进行改进和改良。过去的一个世纪，出现了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新儒家，他们都在这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13.现代社会是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各种宗教和文化信仰很多，大家大可以自由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信仰，找到自己生活的理由，甚至自己去建构都可以。一种信仰不一定它非要它有多伟大，也许一个简单的理由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信仰。我并不认为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恰恰相反，大家现在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选择的范围大了，才有可能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信仰或者生存的理由。这是个好事情，这不就是各取所需吗？－－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14.中国在现代的落后，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长期的人治，以及长期法制和民主观念的落后。在全世界比起来，中国人从来都是最道德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这样。中国能否富强，从根本上取决于法制和民主观念能否深入人心，要法制而不是人治，要民主而不是专制。正因为中国缺乏法制的传统，宪法和法律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它的权威，违宪违法现象中华各地随处可见，现在都还没有宪法法院。更要命的是没有一个真正强有力的监督机构。

总结，时过境迁，世易事易，要吸收优秀传统，但更要开创未来。要以开放的姿态和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和每个国家的文化。未来，个人的价值观会被更加的尊重和突出，而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多样性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Re:世纪大讲堂——国学系列之三：儒学之用 2006-7-22 17:27:00 

蒋先生在文化上过于保守和极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我是中国人，热爱中国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的一些优秀思想，但远不是全部。相比儒教，我更喜欢道教和佛教一些，墨家法家也不错。

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1.儒教（假如它可以被称作教的话，事实上很多优秀的学者对此还是有很大争议）被独尊是有它的历史机缘在里边。儒学被封建王朝统治阶级所利用，因为它的教义很适合当时封建王朝统治者的需要，他们需要利用这样的绝对秩序。现在是21世纪的文明民主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的绝对秩序吗？我想那将是历史的倒退。

2.我非常不同意蒋的所谓夏商周时代就有儒教，他是片面的将儒教扩大化！事实上，那时连儒学都还没有形成。按照任继愈先生的说法，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直接继承了殷周奴隶制时期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发展而来。儒家学说的核心就是强调尊尊、亲亲，维护君父的绝对统治地位，巩固专制宗法的等级制度。为了使儒家更好地发挥巩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作用，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不断地对它加工改造，进行了儒学的造神活动：把孔子偶像化，把儒家经典神圣化，又吸收佛教、道教的思想，将儒家搞成了神学。而由儒学发展为儒教是伴随着封建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巩固逐渐进行的，曾经历了千余年的过程。孔子的学说共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造，分别是在汉代和宋代。

3.儒（家)教被独尊不过近2000年的历史，前面说过，它是和封建王朝的统治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儒（学）教曾经被独尊，难道就必须永远被独尊？这是什么逻辑？没有任何逻辑性！当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再回过头来去迎合过去封建体制下的那种君权和神权合一的信仰，是多么的可笑。

4.中华文明可以不止有一种文化为核心，我们应该充分的吸收包括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墨家等各家学说在内的精华对他们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在保留古代精华的同时更适合并推进现代文明的发展。具体来说，我建议教育部以后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都要开设“国学”这门必修课程，内容涵盖中国古代各家学说的精华，包括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墨家等等，以及《周易》以及《皇帝内经》这样更古老的学说，取它们的精华，体现思想性－－而这种思想性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个时代。

5.100年前，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蒋先生为什么没有深刻的分析这一点呢？而只是一味的强调你的那些个先入为主的道理。中国的衰落，就是因为一个过于长的长达两千年的封闭的王朝，也和独尊儒术有关。人的思想被长期禁锢，却不晓得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里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接受和学习新的思想。假如我们的思想是百花齐放的，我想中国也不会走到这步田地。

6。蒋先生你说5.4运动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不打倒儒教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历史的逻辑告诉我们那个是不可能的。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行为。在一个广大的人民群体被儒学统治甚至可以说是麻痹长达近2000多年的时间里，人要想突然学习西方，转过个弯来，很难。思想上会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再说，在那种救国图存至上的紧迫阶段，也没有那种时间上的可能性。只有打倒这种长期被主导的思想，才有可能接受新的思想的可能性。

7.现代社会与过去的社会已经大大的不同。就算是解决人类特别是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单单儒教并不是能令所有人信服，这个是世界性难题，不是单单中国的问题。中国人其实是很实用主义的，从古到今一直如此。我不认同蒋先生说的什么中国文化已经缺失。我不认同。看看我们的周围，中国文化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包括朋友，亲戚，家人，儒教等文化还是影响深远，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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