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威胁亚洲以及其历史文化原因

南雁

2005年4月11日

电子邮箱：tny0374@yahoo.com.cn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公然宣布接管钓鱼岛灯塔，给本来就因为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纠纷等问题而趋冷的两国关系再次泼上凉水。2月20日，在日美安全磋商中，日本首次突破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立场，宣称此为日美两国的“共同关注”。在美国扶持下，日本要重新武装，日本还要加入常任理事国。日本“入常”问题激努了中国：各大门户网站设置了抗议签名专区；深圳4月3日举行千人自发游行。4月9日北京万人“反日入常”大游行。百名中国律师拟联名起诉裕仁天皇；中国公民童增则致信安南，对他所发表的讲话表达了不同意见；中华名人协会、全球华人反独促统联盟和世界华商维权联合总会发表《告全球华人同胞书》，强烈敦促日本政府认真反思军国主义战争罪行......

高恒对这些民间行为表示赞赏，他认为，童增给安南写信的行为“是民间人士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新突破，是中国民间对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场持久的“说理斗争”的开始。

　　日本政府选择在大年初一就向中国发难，向东亚发难，不仅独岛，还有过去北方四岛，钓鱼岛。涉及了朝，韩，俄，中国四国。日本做出这一糸列举动，有着深层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异类，它在近千年的时间内，很少对谁臣服。相反，出于自身独特岛国危机意识和武士文化传统，其对周围国家侵略扩张的欲望一直非常强烈。日本战略没有变，田中义一在1927年任首相时，则曾向日本天皇密呈奏折，声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1895年甲午战争侵占台湾，1904年日俄战争中侵占了旅顺口，1931年侵占东北满蒙，1937年入侵华北。1941年珍珠港事件攻击瓦胡岛。

100多年来日本在中国打了三个半战争，历时之长世间罕见。就是日本历史文化惯性使然，少说多做，阴间细作，先干了再说。外战偷袭，内乱暗杀，日本内政冲突善用军方少壮派杀害开明政治家。从1930年日本海军杀死了主张削减海军费用的首相滨口幸雄，9·18事变后1931年5月15日杀死不支持9·18事变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2·26事变中杀死了主张商贸立国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所以日本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路上一条路走到黑。这样的军国主义政府，才干出皇姑屯事件，卢沟桥事件，珍珠港事件。一个个象放大的样本，有它的历史的惯性。日本自已否认败给了亚洲，他们承认败给了美国。

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像菊与刀。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好斗，喜新又顽固，服从又不驯，忠贞易于变节，勇敢又懦弱，守成又求新。日本人的行动和思维习惯经常是矛盾的，他们彬彬有礼，又蛮横倨傲。（《菊与刀》，1964年。）梅棹忠夫所说，日本是一个“黑洞”国家，从来惯于从外部吸收信息，但很少愿向外透露日本自身的情况。日本民族的内向性，大江健三郎指出：日本民族具有封闭性，不习惯于勇敢地面对自身的丑恶、不善于对自身进行反省，并习惯于隐藏自身真实的意图。

古代的细作，现代叫间谍。东亚地区是日本严密关注的一个重点。日本用间也是出名的，近年来，随着日本海外军事行动的增多，日本防卫厅加强了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军事侦察和情报搜集能力。日本拥有一个庞大的间谍卫星网建设计划，这个卫星网络一旦建成，将有效监视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一举一动。

近日，日本还加强了对中国在东海的石油开发及相关活动的监视。日本防卫厅正准备在东海海域增设电波探测系统，加强搜集和处理中国的情报。据悉，日本军方除了利用其地理位置，建立搜集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通信情报的基地外，还开设了专门培训自卫队外语能力的专科学校，并开始筹备汉语课程学习班，训练能够熟练解读汉语情报的自卫队官员。日本在推进防卫力量“合理、高效、精干”发展的同时，大力延伸情报触角，以掌握周边动态，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军事态势，从而提高日军干预地区局势的能力。

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中国历来讲究文治武功，文功武略有文圣孔子和武圣孙子，现在考察研究师出同源。惯于仁恕文质的儒学，与讲求诡诈武力的兵学，用兵中国讲“先礼后兵”，“兵不血刃”，中国讲“不战而驱人之兵”是兵家最高境界，乃至中国兵学，被人认为存在着一种“柔武”精神。罗素说过：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骄傲到什么程度呢？“骄傲到不屑打仗”。中国内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物质繁荣，歌舞升平。国家不再思考打仗。汉、唐、宋、明、清出现过多次靠女人靠花钱买和平。

程亚文评议：宋代开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对“武”的绝对性胜利，所产生的一大问题，就是压抑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国思想和制度中形成了重伦理主义而轻历史主义的倾向。在和平传统只剩下伦理道德追求之后，中国内部片面求和平的思想盛行，苟安观念因此流行。它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国家屡屡面临了灭亡之险并经常演变成现实。宋代富甲天下、市场经济一如今日一样曾造就物质繁荣，在歌舞升平之际国家不仅不再思考征战，而且想当然靠花钱买和平，兵弱力钝最后收获的是什么，结局众所周知。明代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戚继光建设一支新军打跑倭寇，要不是有文官集团的最高权威张居正及其它文官如谭纶的死力扶持，其惊世武功实在不可想象，而在张居正身殒之后，戚继光辛苦建立起来的军备体制便顷刻间烟消云散；而在明亡前夕作为文官的袁崇焕亦曾致力于国家的军事建设，他在苦心经营中国武力时的艰苦磨难，实非现在我们所能体悟，及至最后终抵不过文官阶层的集体性损毁而被崇祯皇帝所杀，在此之后明廷再也无法抵御努尔哈赤的进攻，最后崇祯皇帝做了亡国之君自己吊死在了紫禁城。

现在好了，中国又有钱了，也不会打仗了。

在亚太区域，中国不仅与日本、实际上与美国将不可避免产生战略磨擦。美日共同协防，日本眼里美国是大老板，美国有13艘航母支撑天塌不下来。美国还可印美元，由日、中、台、韩、香港埋单。在美国庇护下重新武装日本政策，其后果很可能象二战那样是在养虎。

钓鱼岛问题是国际博弈舞台，它并不简单地只是中日关系。1972年美国将冲绳岛交还日本时，不顾中国反对顺手将钓鱼岛一同打包，为今日中日交恶早早埋下由头，实际上应该认为这是美国自身战略传统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种下一颗种子，使东亚世界两个最可能对美国形成战略挑战的国家，彼此两个大国为钓鱼岛问题陷入彼此间争斗，美国则可从中坐收渔利。

程亚文说：钓鱼岛牵涉到了中日两国硬软实力的较量。这种较量如今已上升到战略层面。中国捍卫钓鱼岛主权牵涉到对过往中国和亚洲历史的判断，是二战问题乃到近代中日角逐在当代的一个延伸。因此，它的意义不仅在于领土和海洋权利，还意味着对近代耻辱的一个洗涤，是民族国家成熟的标志。

只有宪政爱国主义，才能救中国

-----致反对日本“入常”签名的2800万中国网民

陈永苗

2005年4月10日

电子邮箱：yongmiaochen@vip.sohu.net

当我们民族和国家到了危险的时候，你们发出怒吼，起来签名。当你们在网站签名时，你们是民族英雄。但是当名字签完以后，你们还是英雄吗？名字签完以后，这个国家就强大了？日本就驯服了？

在各大门户网站签名时，你们是英雄；在游行队伍中，抵制日货时，你们更是英雄。但这些就足够了吗？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反对日本“入常”而热血澎湃的仁人义士们来说，都必须想到这个令自己霍然惊醒，醍醐灌顶的问题：这些能打败日本，让日本人龟缩吗？如何才能让日本人持久地敬畏？中华民族如何才是一个有力量、有尊严和团结的民族？

有一种伟大的建设性力量，还没有发现出来，或者重新挖掘出来，这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政爱国主义，从而以宪政中国成为世界民族国家的领头羊，彻底打败日本。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能否最终避免外族的入侵和威胁，让自己的人民安全、富裕、自由，并且在其他民族面前有一种荣耀和辉煌，这些都是每一个民族梦寐以求的。只有一个伟大的共和宪政国家才能抵达这个境界，例如古代的罗马能够纵横天下，就是因为它是共和国，近代的英国之所以成为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它是宪政国家，现代的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宪兵，就是因为它是自由立宪国家。

也就是说，只有把外在危机转化内在动力，形成宪政爱国主义的浩荡潮流，才能推动中国走到领头羊的水平。只有宪政中国，才是最安全的中国。

为什么日本人瞧不起当代中国人，即使中国是二战战胜国，即使日本人非常崇拜敬畏汉唐文明和古代中华帝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如何抗议，都不能阻止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如何抗议都不能阻止钓鱼岛沦入日本手中，如何抗议都不能让日本人尊重侵华史实？为什么我们在日本面前总有一种受挫感？因为没有先进的政治体制。

因为不是一个宪政共和的国家，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团结，没有尊严。日本人可以凭借自身政治体制，心中自豪自己是文明国家，但是由此他们同时会轻蔑地对我们说，你们还是一个野蛮国家，你的名字永远是弱者。

你想一想看，你越抗议，越抵制，日本人越鄙夷：真是野蛮。日本如此傲慢，就是因为它有良好的政治体制，才能让他们在明治维新后和二战后迅速崛起，才有今天的狂妄自大。

只有卓越的宪政共和体制，才能成就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必然是自由立宪的宪政中国。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让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成为世界的领导民族，像昔日的汉唐帝国一样完成上天赋予的领导世界的任务。

落后的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绊脚石，必须一脚踢开它。如果政治体制不好，国力如何都积累不起来，很容易被内耗干净，人民无法团结，不可能是一个有尊严和强大的民族。只有最强者，才是最安全的，才能最终取得胜利。

要么荣耀，要么耻辱。日本人强硬，不道歉，不赔偿，不谢罪，就是心理上他们还是一个胜利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没有真正打败它。日本民族是暴发户，一个欺软怕硬的民族。我们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迅速崛起，在地缘政治上再次打败他，从心理上彻底打败他。只有成为宪政中国，成为温和的领导民族，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在气势上永远压倒它，让日本成为我们脚边的乖乖小绵羊。

打铁还要自身硬，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让中华民族恢复到汉唐帝国的荣耀和尊严。这时候，我们不用签名，不用游行，不用抗议，不用抵制，不用动一跟脚指头，就洗净了耻辱。

与日本的抗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历来就是如此。例如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全民族进行了“戊戌变法”，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中国进行了民主宪政运动。不管对日抗争赢了，还是输了，我们都要政治体制改革，都需要宪政爱国主义，都需要宪政中国。这次不管日本能否“入常”成功，起来签名就是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宪政中国。

短暂的行动并不能改变在日本人面前的耻辱和受挫。如果名字签完以后，就袖手旁观，这种爱国主义是轻率的，浅薄的。要干劲持久，就要回头搞国家建设，才能彻底地把中华民族从危机和耻辱中拯救出来。签名之后干劲持久地为政治体制改革使劲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一种爱国主义，比你们的爱国主义更加强大，会将你们的炽热情感转化为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而不是挥发到空气中消弭干净。它的名字就叫宪政爱国主义，它的内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编者按：本网下面刊出4年前被捕入狱的4青年之一杨子立妻子的一封信，目的在于反映一些社会问题。我们希望政府能宽容对待一些社会青年的举动，也希望我们的青年一代认识不要偏狭，譬如路坤女士的这封信，既然是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就是要找国家领导来帮助解决问题，但她在信后却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上帝身上，那你给国家主席写信干什么？中国并非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也不是靠信奉上帝生活过来的，真正的救主是自身的文化，我们的青年人要多从本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要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不要成为失根的一代和全盘西化的一代。我们希望整个社会不仅理解和谐的意义更要找出和谐的方法和手段来。]

再致胡锦涛主席的一封信

纪念“新青年学会”四君子入狱四周年

杨子立夫人 路坤

电子邮件：y_lukun@yahoo.com.cn

胡锦涛主席先生：

当您2002年正式主政国家，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时，我曾就我丈夫杨子立先生等四青年的案件向您发出了求救的呼吁，今天，当杨子立先生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地狱一般的监牢中备受煎熬的时候，您又提出新的“和谐社会”的口号，并被您和您的同僚们满世界喊得震天介响。今天我还要公开致信给您，表达一个依照人类基本良心和正常思维的中国公民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理解，继续见证您和您的同僚向国民和国际社会所做的这一新的承诺。

“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全体国民经济独立、生活富足的基础上，而不是多数人终日劳累尚不得维生。“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全体国民基本人权得到保障，而不是越来越多的人奔波在啼饥号寒的上访途中。“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全体国民之间人格平等、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基础上，而不是所有人深陷在恐惧与仇恨的长期对峙中。“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全体国民对国家的信心和热爱中，而不是多数人想热爱却无力、想求助却不得，另一部分人视自己治下的国家为不安全地带，随时伺机潜逃。

胡锦涛先生，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再靠财富的增长和对稳定的维持来建立起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渴望的和谐，也无法长期继续某些人纵情其中的现秩序。这个国家要求得新生，所有人的心灵结构就必须彻底革新。孙中山先生说得对，要改造这个国家必须人人敬拜上帝。在他身体力行的建国大纲中，开篇不是政治建设，不是社会建设，而是心理建设。我们一日不认识上帝，我们就一日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一日不认识上帝，就一日不理解我们每天必须要面对的世界，就一日解不开与文明人类频繁冲撞的死结，就一日解不开治乱循环，仇恨与恐惧牢牢纠缠的死结。

我的丈夫杨子立先生和他的几位同样伟大的伙伴，以自己的勇敢行为昭示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和谐社会的执着追求。他们关心民工子弟、义务为农村的选举普法教育、并身体力行的走到农村去调查。他们关心国家、关心社会的发展与未来，有理想、有担当。他们是真正的自由战士，是真正和谐社会的推动者和缔造者。我从不怀疑我们的国家终将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人类终将成为一个和谐大同的人类，中华民族也将因自己的伟大品格和对人类的贡献而为世人所尊敬。但一想到在这个进程中人民付出的巨大代价，一想到自由和谐的大厦要靠一代又一代华夏赤子的鲜血来浇铸，我就痛苦不已！

我祈祷上帝保守中国！我祈祷上帝保守所有在苦难中前行的自由战士，坚固他们和他们引领的人民的信心我祈祷上帝儆醒救赎所有被权势、贪婪、自负这些罪孽所捆绑的人，保守所有信靠的人在福音中成长！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

2005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