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中国的经济问题已出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一些意见分歧很大的经济措施竟然在重重反对中一意孤行地强行实施，象前几年的开放B股市场、国有企业管理层收购（MBO）、今天的股权分置等都是这个样子。证监委有什么权利敢于有这么大的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是某些利益集团施压的结果。中国的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一些贪婪的经济精英在穷凶极恶地瓜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中国如果按着这条道路不加思索地走下去，出现此文指出的后果是有可能的。对中国社会稍有点认知的人都会察觉到，改革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积聚起一个不可忽视的腐败力量，正是这个腐败集团要利用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机会，保全自己的利益。中国政府不能头脑简单！中国人民很难期望中国会出现一个理性的、合法的、负责任的大资产阶级，相反，靠非法手段聚集资产的非法资本腐败集团无时不刻不在准备逃离中国。任何自由主义的经济开放都将为这些非法资本开辟逃离的大门。中国人民不能太幼稚，不能被假象所迷惑。中国经济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摆在中国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象当年的苏联全盘自由化，继续向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的方向迈进，即使冒出一个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执政，也避免不了国家的崩溃和混乱。一条是仍然保持现在的看来仍然是专制的保守的共产党政权，但至少这种状态不至于导致国家崩溃和民族瓦解。这就是中国没有挑选的选择。请大家认真读完杨晓陆先生的文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A股全流通：巨大的金融及宏观经济风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杨晓陆 2005年10月22日 一．全流通并非当前中国股市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前A股市场的全流通改革正风风火火全面铺开。因为据说 “股权分置是股市万恶之源，解决了股权分置就解决了一股独大、乱圈钱等等问题”[注1]，于是主流舆论大力宣传“解决股权分置已经取得共识”。但实际上这种被炒作的“共识”不仅在广大股民中不存在，就是许多专业人士也无此“共识”。 经济学家郎咸平认为，中国股市当前的症结不在股权分置及全流通与否，而是法纪缺失使投资者已失去了对股市的信心。股权分置改革“将导致政府信用在中小股民中的破坏，从长远来看有损内地股市利好。”[注2] “此外，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政协常委王光远、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水皮、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张建平、社科院博士尹中立、上海的资深人士黄湘源、李志林、中国证监会的部分人士和本人（注：指李幛喆）等等领导、专家、学者都没有对股权分置取得‘共识’。”[注3] 这些对全流通表示质疑的专家学者中尤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李幛喆的分析最为精辟也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全流通则仅仅是解决了流通问题而已。” 却解决不了当前困扰中国股市的一系列主要问题。如“管理体制”造成的“计划经济方式核准”与监管不力的问题，“庄家恶意操纵”，“一股独大”，上市公司“业绩不佳”，“圈钱”，“造假”，“老总们贪污、逃跑，独立董事、监事会如同虚设，上市公司散布虚假信息、关联交易、乱担保、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问题”[注4]。 总之，正如郎咸平、成思威、李幛喆等众多学者一致指出的，股权分置及全流通与否，只是中国股市一个次要的支流问题，而绝非当前中国股市急需解决的症结所在。而现在急于解决这个并不急需解决的次要问题，却要导致既“无法解决股市的问题，而且全流通会导致股市的暴跌”[注5]，从而使股市和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动乱[注6]。因此，不赞成当前股市推行全流通的观点明显比对之赞成的观点形成了更普遍的“共识”。（许多网站的投票统计中，不赞成全流通的得票率都超过了90％。） 二．A股全流通的真谛， 谁是全流通的真正受益者和幕后推动者？ 但既解决不了当前股市的问题，又将大幅增加流通股的供给引发股市大跌而沉重打击投资者信心，因而为大多数股民和学者反对的这个极不稳妥极不成熟的全流通股改政策，为何能得到有关管理层的积极推动呢？这显然有利益的驱动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而似乎能将手中不流通的股份变成流通股而获益的上市公司却对股权分置全流通问题的解决并不热心[注7]。显然，上市公司不是全流通政策的推动力量。 李幛喆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将从全流通中获利的两类人，即以原始低价买进不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的持股者，以及为上市公司做全流通方案而赚取设计咨询费者。[注8] 实际上，仅有李幛喆所说的这两类获益者还不足以使全流通政策得到目前这样强劲的推动力，这两类（尤其是第一类）人中虽不乏权势者，但其有限的政治势力还未到能推动如此重大且不计后果的强制性股改政策的地步，否则为何过去十几年都未能出现全流通“改革”？十几年后这些当初的权势者还剩多少政治势力？李幛喆显然还漏掉了第三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A股全流通获利者，这就是将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外企及其它外资。只有实力雄厚的外部力量及其与我某些权力和学术机构的密切配合，才能产生这样强力而又荒唐的经济政策。 早在几年前，外企A股上市就曾炒得沸沸扬扬[注9]。2004年5月，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范恒山说过，“中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机会，今后将有更多外资企业Ａ股上市。” 范恒山说，“日资控股的中日合资企业——宁波东睦日前（指2004年5月以前）在国内Ａ股市场上市成功，是中国资本市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在华外资企业可以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市融资，这对外资企业和资本市场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注10] 此外，还在股权分置改革的酝酿阶段，一些人就将A股全流通说成是“允许外企来A股上市等等”“很多重大的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注11]。 而今年9月全流通股改刚推出实行，立刻就有主流媒体跟进炒作外企A股上市问题，“西门子、诺基亚等跨国巨头们最近都对外表示，对中国A股市场‘有兴趣’，跨国公司大规模到中国上市的时代到来了？……日企早已曲线进入A股”[注12]。 显然，当前的全流通股改是外企及幕后为其服务的某些外国政府势力与我有关管理层共同推动的，外企A股上市就是其（未明说的）最主要目的之一。 一旦外企在A股上市，其在中国的经营风险就全转给了中国人和中资机构。这样外企既可利用我廉价的劳动力赚取暴利，又可利用中国人的钱从而彻底甩掉风险。他们不是作为A股市场的投资者而是作为A股市场的融资者（股票供应者）去吸收中国人在A股的投资。A股实现全流通更使其可在将来的某一感到风险的时刻很方便地迅速从股市套现撤出资金[注13]。 当然，A股全流通也会吸引外资流入股市，但这种在我股市利用全流通的便利兴风作浪的外来金融投机资金，将产生另一类重大金融风险。（这在我们以后的分析中会谈到。） 中国的股市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被当作唐僧肉而任人宰割的结果。只要有可能，谁都想在此分一杯羹。早在2001年，财政部为解决社保基金问题而推行国有股减持，导致股市持续四年下跌，投资者损失惨重。而现在的全流通又是受更厉害的外来融资者的推动。都是与权力结合的融资者在算计投资者。而投资者却不能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是因为这个制度保护、鼓励私人投资，从而能根据市场需求的利益指向迅速积累积聚庞大的资本。而我们据说该与国际接轨“保护私有财产”的资本市场制度却是在打击投资者，如此“保护私有财产”而不保护私人投资的“市场”制度没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 三．A股全流通将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 在华外企为何急于甩掉其在中国的经营风险？因为他们确实感到了这种风险。那这种风险何在呢？ 首先是中国金融领域2.8万亿以上的银行坏帐。（远远超过银行自有资产。）这是94－98年因错误的紧货币高税率政策造成持续五年的严重经济衰退的恶果。在2.8万亿的银行呆帐中，估计真正损失掉的财富约为2万亿元（其余8千亿元为经过努力可追回的贷款加上地方政府为虚报政绩多缴税而向银行借的款）。而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一般不会低于银行贷款的真正坏帐损失，因此估计因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而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损失（包括银行贷款和社会自有资金）约为4万亿元。其所对应的物质财富的损失则包括大量积压损毁的商品，闲置报废的生产能力和设施，亏损、破产的企业资产，廉价卖掉的土地、商品、建筑物、企业和无形资产，因失业而损失的工作时间等等。[注14] 其次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国企私有化改制以来，腐败共造成了规模不小于30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即至少有3000亿美元的非法收入以外汇的形式流失到境外去了。 多数在华外企，尤其是大型外企当然清楚以上两类我重大经济损失所形成的金融及宏观经济风险。（尽管有中美日等国官方和主流媒体的刻意掩盖。） 然而这些（已经很大的）风险还不是最致命的，外企及（幕后为之服务的外国政府）更担心这些风险不断发展扩大会殃及其在华投资。外企（及其政府）的担心是有理由的：随着中国金融业不断对外开放，已经很大的金融风险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风险仍还在不断加大。随着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变化以及国际金融资本不断大量进入我银行金融系统（有些已控股或接近控股）， 外汇管制政策正面临彻底失效（或彻底放弃）的前景。这不仅将使我国资本外逃更难以阻挡，而且会更方便境外金融投机资金的恶意冲击。而我金融及货币管理部门却仍缺乏必要的风险防范意识，在股市这个唯一直接融资市场由于法纪废弛秩序混乱已基本丧失其应有的直接融资功能的条件下，却正酝酿推出只有发达高效的资本市场才可能需要的规避个别投资风险（同时也是能产生最大社会金融风险）的股市、汇市期货期权等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注15][注16]。（汇市期权期货问题是可以避免的汇率风险问题所产生的。） 如此不顾实际需要与否，专搞毫无实际效用而只会有利于境外投机资金掠夺我财富和方便我资本外逃的与国际“接轨”，使我金融风险因此而空前增大。 美、日等国政府既然清楚我金融领域不断与国际接轨将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和全面的宏观经济风险从而将殃及其在华企业，为何还要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开放银行金融领域，改革汇率形成机制（取消外汇管制），加快与国际接轨呢？为何一方面力图使其在华外企摆脱经营风险，一方面又努力制造这些风险？这只能解释为美、日等国在有意对我施行经济战，制造金融风暴掠夺我财富并控制我经济命脉。既要极大地增加我金融及宏观经济风险，直至将我经济实力彻底搞垮，并利用我经济灾难再回来全面控制我金融及重要经济领域；又要使其在华企业既利用我廉价劳力和庞大市场赚钱，而又能完全避开美、日等蓄意制造的金融风险和经济灾难。 前面已说过，我们已经有4万亿人民币的由过去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损失，加上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共计约7万亿人民币的社会财富黑洞。（如考虑到这两大财富黑洞会有一些重合的部分，超过6万亿人民币的财富黑洞也应是只多不少。）这么大的财富黑洞有一部分是通过错误的高税率（增值税）政策保住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而将这些损失转嫁给了地方（上海除外），而地方又转嫁给了农村。（也因此在改革开放本已缩小了城乡差距后又重新造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扩大了城乡差距。） 而另一部分财富黑洞是由外资大量进入来填补的，即一部分中国原先的资本财富（即跨掉的一半国企及其它企业）由于外资进入被替换为外国的资本财富。但在外表上却看不出什么来，城市仍显繁荣（东北等地区除外），只是下岗人员太多了，城市贫困人口增加了。 再来说外汇，我们已流失了不小于3000亿美元的外逃资本。但由于我出口的增加及外资的进入，这个窟窿不但被盖住了，而且还有大量的外汇盈余。但我们流失的是自己的财富，而进来的外汇除外贸出口收入外都是外国人的财富，它包括外债、实业外资及（金融地产等）投机外资。 一旦外企在A股市场上市，其相当一部分原自有资本因被替换为中国投资者的股本而可逐渐撤出中国，因有境外投机资本继续涌入，这部分（以外汇的形式）撤出的外资可能并不会显露出我外汇储备的显著变化，即外汇储备总量由于境外投机资金（因我金融不断对外“接轨”）的大量进入掩盖了实业外资的大量撤出。外汇储备总量可能变化不大，但其结构变了，实业外资所占比例日益减少而投机外资则日益增加。最终我外汇储备中投机外资将大大超过实业外资。这时，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及随后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就难以避免了……。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国际金融资本不断进入我银行金融领域，及我金融领域不断与国际接轨，外汇管制政策即使不正式废除也会有名无实；加之管理层积极推进汇市、股市的期货期权等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衍生产品；不但资本外逃规模会更大，而且为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冲击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而当实业外资A股上市后不断变现撤离并因此而大大改变了在华外资的结构（使投机外资大大超过实业外资）时，不论是剩下的实业外资因感到风险而从己全流通的A股市场撤离中国（带走大量外汇），还是境外投机资金在我外汇和股票期、现货市场同时进行恶意冲击，卷走大量外汇形式的财富后撤离（类似东南亚金融风暴），我外汇储备都会突然大幅下降，这时就会露出资本外逃数千亿美元（恐怕届时已远远超出三千亿美元）的大窟窿。此时人民币对美元等外汇的汇率便会大幅下跌……。恐怖的金融灾难于是降临了！（由大量丧失外汇所引发的金融危机惨烈的灾难性质下章再充分论述）。 这就是A股全流通及接踵而来的外企A股上市将产生的巨大金融风险。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使实业外资大批撤离并改变实业外资和投机外资的相对比例，从而造成极易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形势。 2.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或在这之前，使（A股上市的）实业外资和金融外资能够迅速撤离。 即便我在实现A股全流通后不开放在华外企A股上市，外企（包括金融业外企）仍可通过与我合资的方式“曲线进入A股”融资撤资。 四.大量丧失外汇将引发惨烈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凡是其本位币可与世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度，若法制不完善，经济秩序混乱，尤其是社会腐败到权势者和管理者大模大样地盗窃社会财富人们已习以为常时，就必然会发生社会财富不断变为世界货币大规模逃出国境的现象。当一国以外汇的形式逃离的财富达到一定规模时，外资自然也会因感到风险而远离该国。若外汇流失超过一定程度，就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 由于财富是以外汇的形式流出，而国内具体的使用价值财富依然存在，因此本位币与国内商品之间的相对交换价值（即物价水平）起初并无太大变化。本位币币值的大幅跌落会首先表现在与硬外汇的比价上，然后才波及到其它具体商品。这个过程起初表现为硬外汇不但相对于本位币，而且相对于国内商品有着巨大的交换价值。于是（主要由外国人构成的）外币持有者能够以难以想象的（以外币计量的）低价轻易地买走大量国内优质商品和优秀民族企业，造成财富第二波流失浪潮（这是流失外汇比单纯丧失国内财富更危险之处）。经过外汇和国内物质财富两次财富的重大流失后，恶性通货膨胀便在所难免。随着本位币币值的跌落波及到国内具体商品，通货膨胀便迅猛发展，于是引发剧烈的银行挤兑风潮。国家若不增发货币支持银行，只能听任银行破产，经济崩溃；若以资金支持银行，则产生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仍然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经济灾难就属于这种类型。 此外，如不仅本位币与世界货币可自由兑换，而且还有外汇和股票的期货市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期货市场巨大的风险便可能同时光临对宏观经济具有关键作用的汇市和股市。在股市和汇市期货市场的多空对垒中，总是硬通货实力占优势的一方获胜。因此，若开放了股市和汇市期货市场的国家或地区外汇储备不足（或存在外汇财富流失的巨大黑洞），便极易遭到实力雄厚的外来投机资金的冲击，从而在短期内被“掠”走大量外汇财富，引发剧烈的金融危机并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已证明了其可怕的破坏力。 俄罗斯和东南亚的经济灾难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财富以硬通货形式大规模流失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崩溃并继而引发惨烈的经济危机。只不过前一种是国内“家贼”监守自盗的“杰作”，后一种是外来金融投机“强盗”在股市和汇市期货市场呼风唤雨的结果。 不论何种原因，丧失外汇形式的财富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因为凡大量丧失外汇而引起的本位币兑换外币汇率的大幅跌落，都会导致财富的第二波流失浪潮，即大量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被（此时具有巨大交换价值的）外币的持有者以难以想象的低价买走。（如前所叙述的那样。）因丧失大量外汇财富而引发的经济灾难既有包括银行金融系统在内的大规模公司倒闭及严重的失业，也有恶性通货膨胀。这样的通货膨胀其实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无关，而是财富流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人们的现实意愿和欲望，而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对他们的意愿和欲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又由于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人们现实欲望和意愿基础上的资源充分利用并高速运转的“效率经济”，（不仅能放大效率，而且更能放大风险。） 因此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由于人们信心的崩溃和“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其损失也必然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最初引发危机的那些流失财富。总的损失应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最初引起危机的那些以硬通货形式丧失的财富。2.当本位币与外币的比值大跌后，被外国人用（对国内商品有巨大购买力的）外币廉价买去的国内商品和民族企业。3.因货币和银行金融体系的崩溃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这三部分损失在货币的计量上体现为个人、企业和政府巨大的资金损失以及金融系统和各类企业巨额的坏帐，对应的物质财富则包括大量积压损毁的商品，闲置报废的设施，廉价卖掉的土地、商品、建筑、企业和无形资产，因失业而损失的工作时间等等。因建立在人们信心基础上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全面崩溃及这种“效率经济”的放大作用，第三部分的损失应是最大。 总之，以硬通货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它的“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损失大半甚至十之八、九。东南亚、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灾难都证明了这一点。 五．A股全流通将是形成我毁灭性经济灾难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如果我国由于大量流失外汇财富而引发了金融危机，其导致的经济灾难将比俄罗斯和东南亚更具毁灭性。这是因为我们除数千亿美元资本外逃的窟窿外，还有另一个巨大的财富黑洞。即前面谈到的约4万亿元因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损失。（虽然银行的坏帐都被剥离冲销了，但这个财富黑洞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因此，超过六万亿人民币的财富黑洞将会使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届时更加猛烈……。这种可怕的前景将会使我们的民族至少再倒退一百年[注]，因此也是美、日等国梦寐以求的经济战目标。 如果仅孤立地看A股全流通，那它只是一个有关股灾及其政治后果的问题。如李幛喆所说，是灾难性的三股问题及所导致政治动荡的问题。 如果将A股全流通及紧随其后的外企A股上市结合起来看，再将目前正迅速推进的种种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改革措施（如将导致外汇管制失效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及国际金融资本大量进入我银行金融系统，以及汇市、股市的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的酝酿推出等等）联系起来分析，那么A股全流通，就是在一场经济战有意制造的未来金融风暴毁灭性的经济灾难所需一切必要条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即使我在实现A股全流通后不再开放在华外企的A股上市，外企仍可通过与我合资的公司“曲线进入A股市场”融资撤资。（其对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与允许外企直接A股上市并无太大区别。） 现在这一切形成经济灾难的必要条件都在有条不紊地进展着，而且都是通过中国人自己在推动着……。 (注： 俄罗斯因大量流失外汇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其国力损失大半，从超级大国降为三流国家。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军队发不出工资。国家内乱不已。如此惨重的损失恐怕五十年也难以恢复。 中国一旦发生俄罗斯那样的经济灾难，金融和经济将全面崩溃。加之蓄积已久的尖锐社会矛盾，政权必垮。不论贫富，在金融和经济崩溃时谁都难以保住财富。十几亿贫困人口为生存将掠夺尽所有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商店将全被抢光，山上的树也将全部砍光，生态将被彻底破坏。社会将陷入毫无秩序的一片混乱，到处是强盗和妓女。国家四分五裂，战乱不已。这时的任何政权都将是短命的，几亿难民将漂洋过海，亡命他乡……。而国际金融资本则可乘人之危以极低的代价全面控制我金融系统和经济命脉。中华民族将从此难有翻身之日。 俄罗斯在遭受经济灾难后还有石油资源、森林和强大的军火工业基础，还可以靠卖石油、木材和军火而终将东山再起。而我们有这些能再次崛起的本钱吗？) 六．应立即叫停A股全流通 全流通这种解决不了当前股市急需解决的任何问题，既不利国利民，上市公司也并不感兴趣，而仅仅有利于在华外企撤出资金的股改政策，却是以我广大股民的惨重损失和我丧失政治稳定的巨大风险，以及其中孕育着的巨大金融和经济灾难为代价的。应毫不犹豫立即叫停。 对已经实行A股全流通的个股，应明确规定合资外方不得撤出资金。 七．控制金融风险的其它必要措施 1．全面审评研判金融工作和改革的方针政策 放缓与国际接轨的速度 在当前我已存在银行坏帐和资本外逃两大财富黑洞，以及金融领域法纪松弛，腐败泛滥的不利形势下，金融工作及金融改革的方针应以控制减小金融风险，完善法规，整肃法纪，提高效率，更好地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为目标，而不能盲目地以“与国际接轨为目标”。 对风险极大的与国际接轨的各项金融改革措施，如放松外汇管制，A股全流通，股市、汇市的期权期货等，应立即停止推行。 对外资大量进入我金融领域，虽有利用外资之苦心，但也应充分研究论证其负面因素，至少在目前风险极大的情况下应取慎重态度，暂停其进一步发展。 我们对WTO的承诺固然重要，但经济安全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相比之下就更为重要。况且WTO规则也允许各国在开放市场危急本国行业时可以有保护措施，更何况是对国家安全关系重大的金融及经济灾难。相信世贸组织对此也会予以充分理解。 对于美、日等以其经济战阴谋为内在目的（及其打着国际权威机构招牌）而对我施加的 “接轨”压力，更是不能屈从，要据理力争，积极应对。
在核武器时代，核武大国间的军事冲突即使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也仍具有人类前所未有之毁灭性风险。而经济战这种不流血的“战争”手段却因能避开巨大的战争风险而削弱打垮对手，因此其具有比军事手段更大的战略价值。俄罗斯的经济灾难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美、日等国除支持其在华金融资本对我进行商战外，还明显具有对我进行经济战的战略企图。这种经济战不仅以利己为目的，而且还有利用经济手段，兵不血刃彻底削弱打垮对手的战略目的。 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更何况亡我之心不死之战略敌国。因此，我们对核武时代经济战这种无风险不流血的战争模式须充分认识，认真、全面进行研究，周密部署防范措施。 商战和经济战都企图削弱打垮对手，并乘人之危取得控制地位。商战虽也损人，但其基本目的在于利己。而经济战虽也追求现实利益，但其基本目的却在损人（不流血的战争），并把最大限度损害对手当作自己最大的战略利益。二者基本目的虽有不同，但不过是所追求利益现实与深远之区别而已。尤其金融投机资本，其残酷本性与战场仇敌生死相搏毫无区别。因此其与经济战手段往往有相似之处，二者也往往为共同的利益勾结融合在一起。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对索罗思的支持和辩护就是这二者勾结最好的证明。 索罗斯目前已参股海南航空和新华航空,其真实意图难道是老老实实投资？按他以其“职业道德”所自辩：“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 何况我金融领域法纪松弛，漏洞百出，腐败盛行，监管不力，再加上那么大的外汇及财富黑洞，如此漏洞黑洞，岂止小缝？哪个苍蝇不眼红？又当招来多少苍蝇？若此类投机资本在条件具备时对我恶意冲击，难道不正中美国政府下怀而获其鼓励支持？其实美、日等国政府频频施压促我尽快与国际接轨，正是在为索罗思之流施展手脚创造机会，以利用彼之商战施行己之经济战。 目前，美、日等与我敌对国家经济战之阴险目的正隐藏于支持国际金融资本利己的商战企图中。我若对其经济战防范严密，其阴险图谋难以得逞，则只能尽量为其本国金融资本争取商业利益。我若以君子之腹度之为仅一般商战利己之心，而疏于防范其经济战阴险意图，则必重蹈俄罗斯、东南亚之覆辙。 3．坚持并重新严格外汇管制政策 在所有控制金融风险的安全阀中，阻止本位币与外币自由兑换的外汇管制政策无疑是最简单也是最后一道安全闸门。只要这最后一道闸门继续有效，资本外逃就难以形成引发经济灾难的洪流，并能阻止国际金融投机资金的恶意冲击。中国之所以能在东南亚一系列惨痛的金融风暴中幸免于难，外汇管制政策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目前外汇管制政策已放开大半，虽对阻碍进一步资本外逃仍能起一定作用，但其效果已大打折扣。尽管这道安全堤坝早已百孔千疮，但只要它还未瘫塌，境外投机资金就难以对我金融进行恶意冲击。因此，坚持并严格外汇管制政策对我金融乃至整个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具有最为关键的巨大作用。 只要我国还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外逃源泉，只要松开这道闸门后就无法抵挡境外投机资金的恶意冲击，这道闸门就绝对有着生死攸关的巨大安全价值。而一旦在条件不成熟时放开外汇管制这道安全闸，就如同以割破动脉的方式“对外开放”，将我贫弱肌体的宝贵鲜血输送给那些早已肥得流油的资本过剩国。这对中国是生死攸关的动脉大出血，对世界也是一场大灾难。 尤其是目前，我真正有效的反腐斗争还未展开，任何放松外汇管制的措施都将使我即将展开的反腐斗争成为驱赶资本外逃的自杀之举。 而当前一些人以目前外汇储备状况为理由对外汇管制政策的种种非议则完全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谬论。当前外汇储备存在的问题不是多与少的问题，而是其结构和使用不合理的问题。如：为何将外汇储备大量保持在其长期趋势注定要贬值的美元，尤其是对国家安全风险极大的美元债券形式上？为何不将其保持在注定要升值并重回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以及其它货币形式上？等等。 中国金融若要与世界接轨，必须是在基本清除了腐败及其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并基本了完善法制，消除了主要“接轨”隐患的成熟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而要清除腐败，完善严肃法纪，就必须先将外汇管制政策严格起来，以防腐败分子大批携款潜逃。因此，当前外汇管制政策不是应否放松的问题，而是应再重新严格起来。这不是倒退，而是为了能有效地消除“接轨”隐患，为以后能更全面的接轨而创造必要的安全条件。这一点应向世贸组织讲清楚，即说明为清除腐败完善法纪，在今后一个确定的时期之内为我外汇管制政策重新严格的时期。此时期过后如反腐严法奏效,隐患消除，则可放开外汇管制政策。 由于国企早已撤销了除资产管理（国资委）外的所有上级管理机构，又由于企业已拥有进出口自主权，因此我外汇管制政策只能控制资本项目的外汇流出，却难以控制进出口等经常项目的外汇流失（或隐性变相流失）。显然，大量的资本外逃是通过经常项目的渠道流出去的。因此，外汇管理部门还应有能监控经常项目外汇流失的国家管理功能，这只有组建新的企业内外贸上级管理部门与外汇管理部门和国资委（监控以内贸方式发生的国资流失）对口。总之，如不能监控企业通过外贸方式发生的经常项目外汇流失和内贸方式发生的国资流失（然后再通过外贸或换成外汇流出[注]），资本外逃就仍有一条难以控制的暗河。 (注：个人银行存款连年超过经济增长幅度的大幅增长说明了这部分有待外逃的“资本”大致的规模。) 4，不能搞股市和汇市的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 凡期货交易都是为规避现货交易者的风险，这些风险（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则完全由期货投机者承担起来。如用于期货投机的资金完全是投机者的自有资金，是他们用自己的钱在为社会承担风险并因此而获得利益或亏损，这对社会经济无疑是一个大好事。但目前相当大一部分期货投机资金是银行及金融机构的贷款，（在我国还有国企资金，）即这些期货投机的风险最终还是由社会承担，而且是社会经济最核心最敏感也最脆弱的金融系统承担。因此，当今的期货交易带给社会的风险已远远大于其为社会承受的风险。 在期货交易的内容上，商品期货对商品的流通和生产比金融期货更有实际意义。（而即将重据世界货币宝座的黄金，其期货交易不能算作一般的商品期货，而应视为金融外汇期货。应将黄金纳入外汇管制政策适用范围而禁止其期现货交易。） 但即使是商品期货交易，也必须是在隔绝了金融系统贷款及国有资金进入（即完全由投机者个人承担风险）的条件下，才对社会经济有积极的意义。 而金融期货方面，股市的期权期货只能有利于空方打压股市，并掀起更大幅更频繁的股市波澜，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消极的破坏作用。而股市作为主要的资本市场，又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敏感的晴雨表，股市的动荡必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严重消极影响。因此，即使我金融与国际接轨后，也决不能搞股市的期货期权。更何况放开外汇管制后，股市（还有汇市）的期货期权将使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猛烈冲击而发生经济灾难……。 汇市的期货期权交易则是为规避汇率风险而产生，由于金融期货本身的特点及很难避免的银行金融业实际上的混业经营，汇市期货期权目前不仅和其它一切期货一样为社会制造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为社会分担的风险。而且与本位币与外币的自由兑换及股市的期货期权一起构成可使境外金融投机资金得以恶意冲击的三个必要条件。（这三个必要条件加在一起则构成可能发生金融灾难的充分条件。） 而我目前的所谓汇率风险，完全是我刻意要搞与国际接轨而放宽波动幅度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造成的。即我们自己的“接轨改革”造成的风险需要以产生更大风险的（汇市期货）改革去规避。 鉴于汇市期货期权的巨大风险，因此目前对其应与股市期货期权一样，决不能考虑推行。只要我们刻意保持汇率长期缓慢而可预测的平稳变化，就不存在汇率风险。即我们可使人民币汇率每年保持小于2％的平稳升幅，以其变化的可预测性来规避社会汇率风险。（每年不大于2％的人民币汇率的平稳升值，可使货币投机者无太大利益和兴趣。） 这样虽不一定能完全避免（未来的）社会汇率风险，但也会有相当效果。况所剩些许社会汇率风险毕竟只是微观的个别风险，不值得为其再制造汇市期货期权这样巨大的宏观社会风险代价。 即使将来我消除了金融与国际接轨的所有重大隐患而真正实现金融对外开放，汇市的期货期权也应是在能保证阻隔银行金融系统贷款及国企资金进入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否则仍有重大的社会风险。 而股市的期货期权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弊大于利的巨大社会风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永远不应沾惹这个倒霉鬼。 西方其它一些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产品绝大多数已与商品流通和生产无关，只是在为投机者规避风险提供炒作工具。其对社会造成的风险都远远大于其所规避的社会风险。对此我们切不可盲目模仿效尤，以垃圾为宝。 5，抓紧宝贵时机清除腐败完善法制 为真正安全地与国际接轨创造条件 前文已谈到，中国金融与国际接轨最起码的成熟条件应是：铲除腐败（及其产生的资本外逃源泉）、严肃法纪、完善法规、消除重大隐患漏洞。 我入世之初曾有过五年时间可用于完成这些接轨准备，但我未能充分利用这段宝贵时光，以致目前法纪、法规、腐败、漏洞依旧，而开放接轨之期将至。正如前文所言，以目前这种状况开放接轨，无异于割破动脉为他人输血的自杀之举，对世界也是一场大灾难。 因此，我一方面应推迟放缓金融与国际接轨，并向世贸组织说明。另一方面应抓紧时机清除腐败，严肃健全法纪，消除隐患，创造数年之后可安全平稳地与国际金融接轨的条件。（在严肃法纪，铲除腐败的过程中，外汇管制政策必须重新严格起来，以防腐败分子携款潜逃。） 中国经济早晚要溶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但腐败盛行法制缺失的问题不解决，中国就必须施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及其它与世界经济有所隔绝的措施。腐败及法纪问题永远不解决，中国经济就只能永远与世界经济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否则，以废弛的法纪和严重的腐败对外开放，只能导致比俄罗斯和拉美还要惨重的经济灾难。 俄罗斯和拉美一些国家的前车之鉴已经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法律制度有效保障的，确保人们挣钱的方式同时也是增进社会利益的行为的商品经济才真正具有发展的生命力。反过来说，任何一个欲走向富强的国家，都不可能将发达的商品经济体系建立在无法无天的腐败基础上。 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形势已十分清楚，如果我们不能抓紧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尽快清除掉自身溃烂的毒瘤，荡涤腐败发臭的污泥浊水，并尽快建立起真正法制化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就很难避开金融形势不断恶化的厄运，以致永远不会再有机会跨过这个必须跨过的历史关隘而真正步入富强的大国行列。 （作者联系方式：yangxiaolu_8@yahoo.com.cn。）注释： 注1：见《李幛喆的13个质疑》（质疑四）。www.cnfol.com 2005年07月07日 08:09 李幛喆。 注2：见《郎咸平炮轰内地股权分置改革 称将有损政府信用》www.hexun.com 2005.09.13 09:15 网易商业报道 。 见郎咸平《没良心的人办不好股市 我反对股权分置》http://finance.tom.com2005年05月31日08时28分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注3：见《李幛喆的13个质疑》（质疑二）。www.cnfol.com 2005年07月07日 08:09 李幛喆。 注4：见李幛喆《全流通无法解决股市问题》。 注5：见《李幛喆的13个质疑》（质疑五）。 注6：“我要指出，这个一定程度的下跌可不是闹着玩的，它直接导致了三股问题（股市真熊、股价真低、股民真悲惨）的严重事故，不及时解决，将会引发社会危机。”（见李幛喆《尚，请你收回你那破箭！》证券之星网2005-7-16 9:55:58） 注7：“股权分置问题无碍大局，上市公司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抓好生产，想办法解决原材料上升后如何消化不良的问题。哪有时间和所谓的专家去探讨什么国有股流通、如何流通的问题。公司经理都认为，国有股流通，国有股不流通和本公司的业绩没有关系，我们没有时间去关心这个问题。”（见李幛喆《“三股”问题越来越严重》证券之星网5/18/2005 11:40:39 AM） “真实行国有股流通，国家持的股份不一定马上卖掉，比如青岛海尔的大股东海尔集团不一定卖掉股份。”（见《李幛喆的13个质疑》质疑十一。） 注8：见《李幛喆的13个质疑》（质疑十一） 注9：见《长三角外企扎堆A股IPO 外资小盘股成先行者》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9月27日 15:36 南方都市报。 注10：《发改委称：外企Ａ股上市对资本市场影响重大》http://www.gzii.gov.cn 2004年5月25日 2004-5-25 14:59:57 注11：见韩强《香港H股一市两制，内地A股的全流通的理想主义》2005-05-23 21:56:34贴于人民网强国论坛。 注12： 《外企掀起中国A股"圈钱"热？》新华网 （ 2005-09-08 10:02:05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注13：“专业人士指出，允许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实际上是为外资发起人提供一条退出渠道。” 见《专业人士:非上市外资股流通与全流通不相干》网易商业报道 http://biz.163.com，2005-01-27 10:13:27 来源: 上海证券报。 注14：美国、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长达数年之久的时期内，在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 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注15：“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演讲之后回答记者提出的股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何时能够推出的问题时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研究股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问题。尚福林说,过去股票市场上有股权分置这个问题存在,阻碍了一些金融衍生品的推出。随着股权分置问题的解决,今后会有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市场推出。” 见《尚福林：正在研究推出股票期货期权》BUSINESS.SOHU.COM 时间：2005年8月11日10：53 来源：上海证券报 又据悉：海外中国股指期货早已推出，且内地资金出境有暗道。（见《每日经济新闻》2005年9月28日B3版 《内地资金转战海外股指期货有暗道》） 注16： “7月28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已推出远期结售汇的风险管理工具，这为发展外汇市场上的衍生工具创造了条件。现在推出外汇衍生工具的工作处于积极的准备阶段，相信日后外汇市场会出现其他的外汇衍生工具，如期权。’” 见《汇率风险加大 央行急寻金融衍生避险工具》www.gutx.com 2005-8-16 8:43:21 佚名 期货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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