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要慎待使命
仲大军
2000年12月，应《中外管理导刊》杂志约稿所写
企业使命又成为一个话题。将这一新概念植入中国企业家的头脑，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和成功是有益的，但要特别谨慎。使命感可以用到人们所从事的任何工作中。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使命感，才会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刻苦努力，获得发展。但是否说使命感越大，所获得的成功就越大呢？我认为答案既肯定又否定。没有使命意识，一个人可能无所作为，庸庸碌碌。但如果一个人的使命感太大，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也会带来失败。因此，正确确立自己的使命是个人、企业和国家能否获得成功的首要前提。如果你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更要特别小心你的使命抱负。
首先，我想宽泛地谈谈使命问题。譬如某人从小就立志要当大将军，后来果然成了将军，这是志向与努力圆满结合的结果。但实际上，生活中更多出现的是与使命意识完全相违背的现象。譬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每每要将红旗插遍五洲四海，象《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唱的那样，要解放全人类。这种使命感就不太现实。你中国能管得了那么多吗？自己还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靠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解放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呢？最近，在中非部长会议上，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宣布，免除非洲国家欠中国的一百多亿元的债务。这些债务是什么时候欠下来的呢？可能就是文革期间。可见那一时期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多少援助！自己勒着裤腰带过穷日子，反将大把的钱扔向非洲。
这是一例使命观错误的典型案例。为什么错误呢？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失学儿童设立的希望工程到今天才募集到20亿元，就是这20亿元人民币，为多少失学儿童解除了燃眉之急。20亿元可以在中国办多少大事！如果能将援助非洲的那一百多亿元用在国内，可以救助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中国国民的知识文化！要知道全国一年的教育经费才不过100多亿元啊。
所以，一谈到使命感我就首先想到许多值得借鉴的例子。如史玉柱、牟其中都是典型的使命感过高的人。史玉柱要建80多层大楼，牟其中要解救国有企业，要做救世主，要学美国的金融家摩根，向中国输送资金，结果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都走到了历史的反面。
90年代过去，中国的企业界冷静了许多，一些疯子、狂人少了。但这不表明使命感太高的企业家不存在了。中国目前这类人物仍然不少的原因主要是这种现象与我们国家的体制有关。受文革中那种文化意识影响的人仍然大有人在。这是一个国家的哲学基础造成的。
刚才列举了两名民营企业家的遭遇，但在国有企业中，我可以肯定地说，使命感太高的管理者要比民营企业家多得多。从整个90年代看，由于头脑过热、过度自负狂妄而导致投资失误和经营失败的例子在国有企业中比比皆是。其后果是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和浪费。还要举例子吗？广州石化工程，80个亿投进去了，到最后反而不能开工。广国投以亏损300亿元而宣布破产。这些都是因为具有太多的雄心勃勃而导致的。济南重型汽车集团在全国的联姻终于崩溃，债务清理高达约50亿元。就象当年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一样，搞企业大联合，结果最后土崩瓦解。
最近暴光的郑州百文公司的内幕更是一例使命感过高的盲目扩张典型。这家公司与地方政府串通一气，1996年靠虚假的财务包装上市，圈了一点钱后便头脑发热，要成为中国最大的销售公司，投入几个亿的资金在全国各地建销售点，盲目铺摊子，结果当长虹彩电走下坡路时，其公司的销售业务也大受影响。与银行、公司形成的三角信贷资金关系成了大窟窿，几年间从银行套出的100亿元资金有20多亿无法收回。仅仅没有一年的光景，炫耀一时的郑州百文便成了上海股票市场上的亏损大户，1998年每股亏损2.5元，1999年每股亏损4.84元，亏损总额达到近10亿元，列沪深股市之冠。这又是一家使命感过高的典型。
因此，中国企业家在树立使命感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使命感并不是那么好树立的。要想占山为王或成为某一领域某一行业的头领，没有超凡的本领和难得的机遇是不行的。有时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没有使命感的人反而做成了事，有使命抱负的人反而大败而归。雅虎公司的杨致远当年肯定没有什么使命感，就是靠自发地整理目录，没想到整出一个庞大的检索目录服务王国。彼尔·盖茨当年可能也没想到能将微软办成今天这副样子。至于说青岛海尔的张瑞敏当年可能更没想到自己的企业会发展成中国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从历史学来看，历史更象是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的利益拼搏时无意创造的。
谈完微观再来谈宏观。值得一提的是5年一度制定的“五年计划”。当90年代初制定“九五”计划时，制定者将我国2000年的汽车生产量预测在400万辆。结果当2000年结束时，中国的汽车总产量才达到200万辆。可见事实与设想相差多远。那么计划者为什么总是落空呢？主要原因就是其使命感不切实际。为什么不切实际，请看下面详细分析。
中国企业使命误区的根子
我前几天在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给学员做报告时，对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热和追求规模热给予了批评。现在，我将这些思想系统化的表述如下。
当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做计划时变得谨慎了一些，但却冒出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那就是盲目地追求高科技和新经济，另一个是盲目地追求大规模。先谈第一个话题。新经济热持续了今年大半年，而高科技热却喊的时间更长。这种热情和渴望都是冷战时期留下的思维模式和产物。中国由于在近代落伍了，被帝国列强欺侮了，所以，追赶和赶超的意识格外强烈。建国后政治家们看中计划经济以及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几乎都是为了赶超。但事实证明，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多弊病，将宝贵的资源大部分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结果造成其他部门的发展极其滞后，最大的问题是城乡两极分化，地区发展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国民素质发展严重不均衡。可以说，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工业化仅仅在城市里进行，而大多数的农村仍然留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里。
1978年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意味着计划经济赶超手段的失败。到了今天，尽管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已转入市场经济，但延续多年的计划经济思维方法和手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府管理者和企业经营者的头脑中。回顾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目标，大多数难以实现。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以损失惨重而告终。1978年发动的“洋冒进”后来也不得不放弃。总之，计划经济给了中国人太多的教训，包括80年代和90年代中的许多表现。
有人问：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计划总是落空？根源在哪里？我认为计划经济并不意味着计划总是落空。譬如，我国计划的导弹原子弹还是上天了。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也完成了。但这种以主观意志为目的的计划往往是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的。要达到某种目标，就必须牺牲某些目标。一部分极其先进，另一部分就必然极其落后。例如，中国的工业化是以城乡二元结构和巨大的城乡差别为代价的，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苏联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冷战的代价太大，将一切资源集中到军事工业，导致其他领域极其虚弱，终究撑不了多久。总之，一个社会如果失去均衡发展的原则，以抑制一方扶植另一方的不公平原则和手段发展，最终是得不到好效果的。
另外，赶超思维还有一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不想通过扎扎实实的努力，仅靠走捷径一步登天。50年代赶超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口号是“15年赶上英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心理仍然不断浮现，例如，80年代当美国作家托夫勒写出《第三次浪潮》等书后，中国人如获至宝，仔细研究，想从中找出抄捷径赶上发达国家的新机遇。每当世界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中国人总要激动一番。这种心理在2000年的集中反映就是热炒新经济。一时间，整个舆论宣传机构，铺天盖地全是新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似乎靠新经济中国很快就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看齐一样。特别是2000年的上半年，网络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新经济文章一篇接一篇，其炒做和追捧力度实属罕见。几个网络公司的创办人物成了社会的明星。
在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受到的最大冲击是网络信息化。许多企业幻想通过网络迎来一场新生活。但接下来的事实是“触网”的效益并不那么明显。网络公司们也纷纷赔钱，新浪、网易、搜狐等公司在纽约股票市场受冷遇。中国的新经济到底在哪里？中国有几家高科技企业？以联想为代表的一批IT产业，其高技术在哪里？有人甚至为这些企业享受着国家经贸委给予的优惠待遇而愤愤不平。你们有哪点高科技的地方？不就是个组装车间吗？
总之，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靠优惠政策和国家扶持这种方式来发展，特权经济和等级制经济发展到最后只能是畸形经济。美国的硅谷都是在没有任何优惠政策下产生的。中国今后要逐渐淡化“开发区”和“中关村”一类特殊意识，引进公平竞争和身份平等意识，要打破等级制，只有真正靠市场才能立足国际和国内市场。赶超经济的结果是诞生了一批虚高企业和虚高人物，看似达到了国际水平，与国际接了轨，但对这个国家带不来好少好处。因为你与先进接轨，就很难与落后接轨，你的产品就很难为国内大多数人服务。大批被优惠和特权政策排斥在外的人依然贫困落后。
还要重视“旧经济”
我认为，中国将在所谓的“旧经济”里仍然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以房地产业为例，买栋房子要几十万元，装修和买家具又要十几万元。中国人真正花销的大头还在旧经济里。新经济的比例不过九牛一毛。并且，中国人连旧经济都没搞好，就幻想什么新经济。当前市场上的复合木地板，百分之五十来自德国等国。连这些家装产品都要从国外进口，放着庞大的市场让外国人占领，你还搞什么新经济？再以我国最大宗的进口产品----机电产品为例，我国每年进口贸易的60%是机电产品，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机电设备其中60%要靠进口，总进口额近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7000万元。其实这些机电产品都属于旧经济范畴里的工业产品。
环顾中国的各大产业，其技术在世界能领先的微乎其微。就这么一副状态，还整天大谈发展高科技，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其结果呢？只能是做出的东西外国人不买，中国人买不起。中国的汽车就是典型的这种产物。中国每年出口的汽车微乎其微，汽车产品的出口率是所有产品中最低的。说到底，科技救国只不过是一种偏见，真正能救国的是切合中国国情的体制制度和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就是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这一内容我在本文的篇幅里难以全部展开。
盲目追求高科技，把什么项目都冠上一顶高科技的帽子，跑到股票市场瞎炒。实际上现在我国许多所谓高科技企业的技术程度与发达国家比起来也就是一般技术，根本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但为了赶时髦，或获得政策优惠，都拼命攀高科技这棵高枝。
另外，追求高科技和盲目追求规模是分不开的。现在我来谈中国企业的第二个误区：盲目贪大。就以汽车业为例，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为自己的企业规模过小痛心疾首。国内现有120多家汽车制造厂，这一事实成了许多人批评的对象，好象把中国的汽车厂现在都并成三家才有效益，才能在国际上竞争。但一汽和二汽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大规模厂家的弊端。90年代初，两家汽车厂各上了一套年产15万辆的生产流水线。但直到现在这两套流水线的年生产量也不过10万辆。一汽二汽规模倒是大，但大有什么用？还不是连年亏损吗？你的规模大生产出来的汽车就成本低，就便宜吗？以二汽为例，每辆富康车的贷款资金成本就达好几万。这种汽车老百姓谁买得起？如果老百姓买不起，你怎么才能实现大规模的销售和低成本的生产？
相反，浙江出了吉利汽车集团，这家乡镇企业就是不信邪，硬硬生产出4万元左右的轿车，并且目标就是为普通大众服务的。我敢肯定这家汽车厂家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原因何在？就在于低技术。
在中国这么一个市场上，高技术的产品价格肯定高，只能曲高和寡，阳春白雪。而低技术的产品由于价格低能迎合更多的消费者。譬如，年内从浙江突然传来一个不太和谐的新闻，几家低技术的洗衣机厂家已经占领了国内洗衣机相当大的市场。每家的销售量都达到了三四十万台。为什么在那些名牌洗衣机厂家的产品都卖不动的时候，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却能将产品推上市场？关键是低技术，低价格，一台洗衣机也就是500元，农民买得起，产品也就应运而生。
说到这，人们明白了：在中国，庞大的农村是一个特殊的市场。它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是被城乡二元结构分割的市场，是在一种不平等的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市场。它的购买能力有限，你做太高档的东西农民买不起，如果你完全为城市人服务，城市人又太少，你的企业又可能没有太大作为。因此，在中国这么个二元结构的国家，厂家的使命感一定要想着农民。心中没有农民的企业家不是好企业家。这就是我对企业使命的看法。中国的企业家要有一个远大的胸怀，但他必须是为这片土地上的广大人民效劳。
2000，12，
[2001年发表于《中外管理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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