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济与社会观察

第六期，2002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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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内蒙经济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2002年8月24-25日

中国企业目前在认识上也存在着许多误区，那就是盲目地照搬西方企业的竞争模式和牟利思想。很少考虑身上的社会责任。因此，今天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举办这么一个研讨会，我认为无论如何估价它的意义都不过分。内蒙能召开这样一个具有前沿精神的会议，在中国是难能可贵的。当前，中国企业也与世界各国企业一样面临着一场目标的转变，即从过度的利己主义向适当的利他主义转变。

一、企业社会责任提出的背景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最早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近些年来这一思想广为流行，连《财富》和《福布斯》这样的商业杂志在企业排名评比时都加上了“社会责任”标准，可见西方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联合国也是推动企业发挥社会责任的重要机构。新一届秘书长安南上台后，联合国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从国家主权的维护更多地转向了公民权利的维护。鉴于全球化的脆弱性和国际间越拉越大的差距，鉴于国家内部的差距也在拉大以及财富的分配不公和不平等，特别是鉴于某些企业不合理的发展对世界安全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威胁，安南向国际商界领袖提出了挑战，那就是呼吁企业约束自己自私的牟利行为，并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协议”，并于2000年7月在联合国总部正式启动。该协议号召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方面的九项基本原则，其内容是：1，企业应支持并尊重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和践踏人权的行为，3，企业应支持结社自由，承认劳资双方就工资等问题谈判的权力，4，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5，有效禁止童工，6，杜绝任何在用工和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9，鼓励无害环境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分析这九项原则，从企业内部看，就是要保障员工的尊严和福利待遇，从外部看，就是要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中的良好作用。总起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几方面。就经济责任来说，企业主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文化责任和教育责任等方面来说，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职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要求。用“全球协议”的标准来对照我们中国企业，可以看到很多差距。也就是说目前中国企业的发展目标距离国际标准还差得很远。

具体来讲，当前某些中国企业最突出的问题大体表现在八个方面：一是无视自己在社会保障方面应起的作用，尽量逃避税收以及社保缴费，二是较少考虑社会就业问题，将包袱甩向社会，三是较少考虑环境保护，将利润建立在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之上，四是一些企业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提供不合格的服务产品或虚假信息，与消费者争利或欺骗消费者，为富不仁，五是依靠压榨企业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来为所有者谋利润，企业主堕落成资本的奴隶，赚钱的机器，六是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公益事业不管不问，七是缺乏公平竞争意识，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垄断企业，大量侵吞垄断利润，并极力排斥市场竞争，八是普遍缺少诚信，国有企业对国家缺少诚信，搞假破产逃避债务，民营企业通过假包装到市场上圈钱。

中国企业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急功近利的历史阶段。如何摆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到底应该肩负起哪些社会责任？中国社会对这些问题还茫然无知。从国际经验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资本与公众的矛盾问题，是为了解决企业与消费者的矛盾。没有正确的理念，资本就会过度地偏向少数人。例如，企业如果搞假冒伪劣，就会不正当地攫取消费者的利益，如果生产优质产品，不欺骗顾客，就要减少利润。如果要搞清洁生产、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就更要减少利润。这是一对矛盾，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清晰的商业伦理和经营理念，便可能陷入自私自利、互相诈骗的泥沼之中。因此，今天在中国掀起一场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讨论是十分必要的。企业如何牟利，如何与消费者争利？不仅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一定的思想道德境界来保障。

另外，企业在社会中担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说到底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果，中国企业今后能否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取决于政府机能下一阶段的改革。

二、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到底为谁负责？

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企业在照章纳税之后，就算完成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就没有必要再去承揽其他社会义务。企业如果负有太多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感，这类企业肯定长不大，成不了大气候。这种观点甚至将道义感太重笼统地概括为东方企业的特点，最后得出结论：东方文明难以产生大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会被社会责任所压跨。还有人认为，企业首先要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负责，然后才能考虑到社会。这些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思维方法似乎并不全面。企业是否仅仅是一架机械运转的机器？企业具不具有人性化？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到底都负有哪些责任？的确是当前我国社会值得认真研究和讨论的话题。

无庸置疑，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创新和生产，企业应当是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企业的主要目的是给社会提供物质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企业是支撑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如果失去了生产和创新功能，那么企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本价值。因此，任何企业的第一要义是搞好生产，创造出市场效益，争取为社会多纳税，实现它对社会的经济责任，这就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至于说企业的其他社会责任，有人认为是第二位的事情，可以称之为“份外儿”的事情。譬如，如何保障职工的劳动权利，要不要教育职工，要不要从事清洁生产和保护环境，要以企业的发展程度来定。如果企业有经济实力了就可以考虑，如果没有就顾不上了。

企业要不要承揽经济责任之外的社会责任还取决于体制因素，在不同社会制度下企业有不同的表现。中国企业责任的变化以政府变革的程度而定。如果在经济体制上，中国仍然实行计划经济，那么企业的社会责任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如果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那么企业的确不需要承担多少“份儿外”的社会责任。如果政府变革向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变革，那么企业所承担的非刚性的社会责任必然加大。因此，中国企业今后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改革方向。就目前中国的形势看，中国企业应尽的责任主要停留在“份儿内”的事情上，有些企业甚至连份内的责任也没尽到，譬如缴纳社会保险基金。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就是一个大企业，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组织的一部分，企业不仅担负起生产的任务，更肩负着对劳动者在生产之外的一切生活保障。在计划经济下，企业不仅是生产组织和经济组织，更是行政组织、教育组织甚至军事组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全能政治在中国的解构，政府在社会中的全能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企业与政府逐渐分离，企业对政府的一部分责任也在不断剥离。到目前为止，中国各类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基本上实现了政企分开。

在国有企业与政府指令逐渐分离的同时，企业身上所肩负的许多社会责任也在不断地推卸，许多国有企业已经将职工的养老金发放交给了社会，不少厂属学校、医院、服务机构也实现了社会经营。从整个趋向看，经过20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逐渐走上了独立经营的道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办社会现象逐渐消失。民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中的人员关系变得更加明晰。只有进行这种变革，中国的国有企业才能轻装上阵，才能具有市场竞争力。因此，对国有企业来说，20年来变革的表现主要是企业减负。

但也必须同时看到，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也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企业来自于社会，也必将还原于社会，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社企关系。企业的生生死死，发展壮大或被淘汰出局，都要有社会来承接它失败的代价。更主要是，社会是企业的生存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企业也难以生存。因此，企业与社会有一个共荣的关系，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与社会甚至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关系变得相对疏远。新形势下的企业与社会关系，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要通过纳税和缴费的形式来履行应尽的社会保障的责任，增强社会的保障能力，而不是千方百计逃避这一责任。就目前的形势看，企业不履行这一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

三、企业与公共产品之间的关系

联合国“全球协议”所提出的九项原则，基本上都是企业应尽的刚性责任，属于“份儿内”的事。除了份内的事情，企业还可以从事许多公益活动。这些责任我们可以将之称为非刚性责任，是企业自觉自愿的事。企业能在社会上做多少这种非刚性要求的公益活动，完全取决于企业的公德心水平和经济实力。

实践证明，企业效益不等于社会效益。在市场经济下，效益好的企业可以较多地将利润分配给员工。效益好的企业和效益差的企业在收入方面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与失业下岗者更是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例如浙江镇海的烟草行业职工年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是否将利润通过税收等方式更多地转移给社会？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不可与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同日而语，计划经济下的企业几乎没有差别，而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可以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均衡企业的收益，研究企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否则，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就会加大。

从理论上来说，产权归公共所有的国有企业更容易肩负起社会责任，私营企业的公共责任心相对较低。但中国当前的情况非常复杂，一些国有的大型垄断企业反而利用垄断地位与消费者争利，所的利益更多地流入本部门的福利中去。象国家电力部门上缴的税收与自身的资产规模远不相称，然而职工的收入和福利却是名列前茅。至于一些实力薄弱的小型民营企业，往往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目前在中国只有少数企业表现出了公益精神。深圳一对靠个体经营起家的夫妇，捐款几千元万救助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光彩事业”中，也有一些企业为社会的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至于说内蒙的仕奇集团更是做出了中国企业少有的举动----出资建立了仕奇综合研究机构，在物质生产之外，还在社会科学研究上为社会做贡献。

事实证明，企业不仅要学会怎样挣钱，还要学习如何花钱，即取之于社会，还源于社会。当企业经济效益好的时候，企业的利润转移仅靠税收一种方式还不够，还有捐款、资助、慈善活动、创办基金会等多种手段。以美国为例，目前有各种基金会5万多家。这些基金会承担起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向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可中国目前企业出资设立的基金会可能还未有一家。之所以中国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与我国的体制有关，政府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在法律上也未对企业设立基金会做出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应发挥的社会作用。

在这方面，目前极需研究的是企业公益活动与税收的关系。譬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企业可以设立社会基金？基金与税收是什么关系？企业利润转变成社会基金之后还要不要纳税？总之，企业可以提供多少公共产品，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怎样提供公共产品？将是中国企业和理论界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课题。

企业的社会作用不仅表现在捐款等方面，还表现在员工的培养上。例如，在预防爱滋病方面，企业有没有义务教育职工增强这方面的认识？企业有没有义务教育职工在社会上见义勇为，助老爱幼？企业不仅是个职工劳动的地方，也是一个受教育、长知识和获得生活经验的地方。如何将企业变成一个育人、育知的大学校？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无论如何中国企业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能包办到今天的撒手不管。对职工的教育和影响是企业社会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在企业的评比上，必须将此企业职工在社会上的表现纳入评比的范围。企业不仅是一个生产产品的地方，还必须是一个生产合格的、有道德的高素质人才的地方。这就是企业给社会提供的无形资产和公共产品。

四、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上一段讲了，企业效益不等于社会效益，局部利益不等于全局利益。以就业为例，如果企业将更多的劳动力推上社会，势必增加社会保障的负担。因此，围绕着企业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当前社会发生了许多辩论性的探讨。

当前的中国企业，首要目标是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企业追求效率是天经地义的。企业只有在拥有了市场竞争力之后，才能获得经济利润，最终才能实现服务于社会的目的。因此，企业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在这方面，创新是企业获得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譬如四川的托普软件公司最近在全国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不仅带动了社会的就业，更提升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但是，托普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例子，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更多的企业将是劳动力密集型。因此，这一类企业将担负起增加社会就业的重要任务。不过，在资本与技术的力量作用之下，许多企业面临着技术和机器淘汰劳动力的选择。是选择机器还是选择劳动力？在这个时候，企业要更多地考虑裁减员工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要考虑资本替代的综合效益。在这里，企业家要有更多的就业意识。

目前，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大调整时期，许多传统工业在进行大规模的减员。例如，中国煤炭工人从最高峰时期的900多万人减少到目前的500多万，上海纺织工人从当年的57万人压缩到今天的17万，北京首钢的员工从当年的22万人减少到今天的6万。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中国企业的“恐龙时代”正在消失。在这一巨大的裁员浪潮中，企业实行了减员增效，但把更多的责任和负担推上了社会。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缺口高达几百亿元，社会保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流动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本国资本可以投向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投资抉择往往可以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是将就业福利转移国外，还是将就业岗位尽量留下国内？都成为中国企业今后不能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当前，企业怎样处理好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怎样平衡效益与就业的关系，怎样转移经济利润和增加就业岗位，怎样在纳税之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情，怎样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已成为当前社会重要的话题。从世界越来越多企业案例来看，企业与社会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是互相获益的。但中国企业的问题可能还需要从更多的层面去寻找，因为中国企业还受制于政治和文化的制约，没有政治和文化方面变革的配合，仅有企业努力也是徒劳的。

最后的归纳是：无论是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公众企业或是一个产权单一的私营企业，它都要既为投资者即它的股东着想，也要为它所存在的国家、社区和消费者着想，更要为它企业内部的职工着想。只有综合考虑了各方面的利益，这才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企业，这个企业所在的社区和国家才能真正的发达繁荣。

此文仅仅是一个开头，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话题，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因此，欢迎更多的人士参入这一话题的讨论。千里之行始于脚下，今天，在联合国的呼吁下，许多企业已经行动起来，把它们的做法、实践和经验以案例方式汇总起来。相信中国企业也会积极响应。从我做起！这应当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口号。

[注：此文根据会议发言及参会论文会后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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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会议纪要

企业责任、世界经济与西部开发

举办：仕奇综合研究机构世界经济学会青年委员会

协办：内蒙仕奇集团

时间：2002年8月24-25日，

地点：呼和浩特市内蒙古饭店

与会专家学者：

侯若石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仕奇综合研究机构负责人

葛健内蒙仕奇集团总经理，博士

李晓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仕奇综合研究机构负责人

栾丽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陈沙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王利文中国太平洋学会工商委员会秘书长

仲大军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华民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张宇燕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庄宗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陈健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太平洋经济研究所所长，

李向阳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赵旻中央财经委员会博士，教授

刘崇仪西南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

高续增财政部经济科学出版社编审

徐文渊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

王世文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裴桂芬河北大学城市学院经管学部主任，教授

李坤望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

赵晓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副研究员

宋弘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黄梅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闫屹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主任，

冯思哲广东省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博士

邢源源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

吴雪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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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关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前景，中国制造业仅占全球制造业的6%，而美国占27%，日本占17%，西欧占30%，中国要赶上日本还需20年，赶上美国需40年。

栾丽英 [联合国开发计划暑驻华高级代表]：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起源于欧洲，现在西方社会在对企业进行业绩评估时已经将社会责任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这一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上台后，想对国际商界领袖提出挑战。主要是他看到了全球化的脆弱性和国际间的差距，甚至一国内部的差距也在拉大，财富的分配不是公正和平等的。

1999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全球协议”。全球协议发出后，有500多家企业的CEO写信回应，其中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譬如有中国的均瑶集团，这个企业在吸纳三峡移民就业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事实上，全球协议与中国实施的“光彩事业”在宗旨上是相吻合的。一位姓雷的民营企业主在西藏办厂，专门吸收少数民族雇员，40%的企业员工是残疾人员。总起来看，企业不仅为投资方着想，还要为劳工群体和投资社区着想。

企业的社会责任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资本与公众的矛盾和企业与消费者的矛盾。要搞清洁生产、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就要减少利润。生产优质产品，不欺骗顾客，也存在着与消费者争利的问题。企业是否诚实地为顾客服务，是否提供优质的服务产品，这都关系到企业的精神和文化。打假不仅要借重于政府力量，更要依靠企业自身的努力，发挥草根商会的作用。

当前世界企业的文化正从反映性文化向预防性文化转变。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相互利益群体的形成，大大超过了先前的公司慈善事业的范围。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完全是互动的伙伴关系，这是世界大趋势。企业界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把社会元素纳入到企业的考虑当中去。企业的成功标准已超过了财务报表的定义，已上升到与社会分享成果的标准。各国都在不断提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功案例。当然标准很多，也有分歧，但目标是参与对话。

企业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担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说明了当今世界的演变趋势。即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结构下，企业正在担负起先前未担负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一个新的动向。目前，“全球协议”正寻求达到下一目标，即到2002年末能有100个主要的国际组织以及1000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加入到全球协议中来，通过汇总数百家企业的具体案例和经验教训，提供给各成员互相借鉴和学习的目标。

华民 [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首先谈谈中国在西部开发上面存在的问题：第一，资源开发战略，此战略是错误的。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靠卖资源是富不起来的。

第二，盲目地开发高科技，把劳动力就业的机会都剥夺了。人只有获得了收入，才有尊严。10个人分享100万元和100个人分享100万元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今天不要盲目提倡高科技，现在全国有100多万个高科技企业亏损，造成资金严重浪费。高科技的运输成本很低，芯片的运费等于零。这一类产品根本就不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并且高科技产品往往是only one 式的产品，即一个人做了，别人就不能做了。中国可以发展运输成本高的产品，有重量的产品，有运输成本才能造成市场分割，才能形成比较优势。

第三，盲目发展小城镇，小城镇的需求是外生的，与发展目标背道而驰。只有达到50-100万人时城市的需求才是内生的。因此，中国还是要发展大城市。当前全球70%的人口居住在沿海100公里一带的地方。人口之所以向海边聚集主要是由贸易造成的。中国今后的趋势也要向沿海集中人口，形成几个集中几亿人口的沿海地区，如京津塘、宁沪杭、珠江三角洲人口居住区。日本是占国土面积20%的沿海地区居住着全国80%的人口。我们现在搞南水北调不如北人南调。南水北调很可怕，违反自然。

目前，西部环境已经严重恶化，西部的开发早已过度，新的开发思路是移民，人往海边走。修路进小村庄不如把人搬出来，有人测算修一条路的代价足够将村里人搬出来安置他们三代人的生活费用。中国完全有可能象日本那样将80%的人口集中到沿海地区，走大城市工业化道路。譬如青海省，搞两个人口100万的城市就聚集起来。要想富先修路，修的是通往海洋的路，高速公路是运输成本最低的交通形式，西部要修向东的高速公路，条条大路通海洋。

第四，建立有效的产业结构，不要盲目地调高产业结构。日本的经济产业结构从来都比美国和欧洲低，但日本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了美国。所以穷富不在于经济结构，而是看如何将有效的资源调动起来。譬如人人参与就业，而不是大量劳动力闲置。浙江现在就没搞什么“光谷”、“硅谷”，而是把产业链伸进每个家庭，于是家家户户楼房建起来了，电梯也安装上了。不是产业结构越高人均GDP就越高，重要的是产业链问题。我们今天存在的还有市场化程度太低的问题，企业家创新精神差，政府保障问题。

关于中国当前企业的问题，目前中国有三种企业形式并存，都带有谋私性质，这种企业制度对企业发挥社会责任有较大的影响。首先是国有企业，政府退不出市场，因为有自己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会对社会负责任，而是千方百计护着自己的企业，例如国企到股市上圈钱，用这种手法来挽救国企，根本不管投资者的利益如何。这就是使中国的金融存在着系统风险，为挽救国有企业而导致的可怕的错误行为。

第二类企业是资本家企业，这类企业往往残酷地剥削劳动剩余，如广西南丹矿透水后暴露的问题。这两类企业与美国公司造假是两码事。美国是激励机制造成的，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是在没改革的情况下形成的。

第三类企业是红帽子企业，目前有些企业上上下下都学胡雪岩，先发财，赚了钱后再设法戴个红帽子，到政府里谋个职务，在官场沉浮。这三种企业制度都不正常，所以很难谈企业的社会责任。

张宇燕 [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

联合国之所以在近几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还有这样一些背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上台后，发现联合国的功能有所变化，出现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之后，遭到全球反对，主权国家已经达成共识，但世界对个人的自由权利关心较少，于是联合国的工作中心转向个人，转向企业。

冯友兰先生在《新猿人》一书中谈到四种人生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第一种境界最低，属于人的本能，第二种境界是秦始皇、刘邦一类人的境界，第三种境界是无偿给予和奉献的境界，第四种境界最高，超过前三种的取舍，如孔子，一介布衣，商业方面没有学生，天人合一。

中国当今的企业家可能正走在第二境界，也有走上了道德境界。西方哲学家罗素在《自由之路》一书中也谈了什么是人的幸福生活，在他看来，一是顺从本能，二是科学地满足目的，三是充满关爱。把东西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西方有功利、利己和利他的境界，但没有天地境界。而东方的缺陷是没有科学。

美国安然公司的事件被拔得太高了。安然丑闻的暴露主要是由于它在加州人为制造缺电，高价卖电，被人告发，国会派员调查，最后水落石出。资本主义有腐朽的一面，也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一点主要得益与他们的民主政治体制。吴敬琏先生在《比较》一书中论述了西方国家官商议会间的关系，丑闻是不断的，但制度是否就不行了？要注意资本主义社会的修补功能和纠错机制。

陈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日本的经济问题在于日本的政治体制太难于下决定，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导致任何一届政府都难有作为。美国安然、安达信公司之所以能做假帐是因为与美国政府关系太密切，有政治资本才能做假帐。

李晓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日本经济恰恰是不民主的问题，日本在经济发展上超前，在政治民主上滞后。总理上台后面临两个利益选择，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日本老百姓对政治不感兴趣，没有参与权力，日本没有国民心理全球化，当今世界是“混血企业“致胜全球，但日本没有一家。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当前是什么搅得世界经济动荡不安，甚至对经济安全带来威胁？我认为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牟利思想和牟利机制，就是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资本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赚钱，美国的富兰克林早就描述过。这些年来又突出冒出了赌的精神。就是这股赌博精神搞得世界股市上窜下跳，充满泡沫。也正是在这种精神驱使下，各国商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市场争夺。然而，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有巨大的物质创造作用，其破坏作用也常常抵消经济增长的正效益，历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表现。另外，资本主义精神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例如一些人暴富，财富高度集中，然后又被大肆挥霍，另一些人被挤到社会边缘，贫困得无立锥之地，破产倒闭，某些发展中国家还搞得生态破坏，环境危机，穷国和富国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因此，矫正资本主义贪婪的自私的牟利精神，提倡新的企业文明十分重要。

当前世界有两种力量在对峙，一种是资本主义贪婪的和自私的牟利精神，另一种就是矫正它的社会主义公益精神和利他思想，也就是联合国近年来倡导的“全球协议”内容。这两种思想力量彼此消长，当利他思想占上风时，竞争可能会减弱。当自私和贪婪占主导地位时，便可能导致人们疯狂，甚至将世界引向灾难。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美国公司丑闻就是这种思想占上风的表现。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股市崩溃和经济大萧条也是人类理性失衡的结果。人类的疯狂可能对世界带来许多灾难。历史上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都是疯狂的产物。当前我们的头上仍然顶着一个巨大的“BABLE”，那就是美国股市泡沫。我估计在最近两三年之间纽约道琼斯指数要向着4000点处回归。这种回归也将对世界经济带来一定影响。日本80年代的股市泡沫破灭后，迎来了长达10几年经济萧条和低迷。美国可能也要步其后尘。

最能宣泄人类贪婪欲望的就是赌博和投机，赌场和股市就是根据人性设计出来的表现牟利欲望的场所。最近几年间这一波美国股市泡沫就是在“新经济”憧憬的狂热下产生的，这种狂热导致的投资浪费是巨大的，成千上亿的资金烧掉后，世界经济就要放缓步伐。因此，对世界经济的问题要从根本上去寻找，那就是从人性中自私和贪婪的弱点上去查找。当前世界重要的是建立一种纠错机制，能将人类犯错误导致的损失减少最小的程度。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现象要上升到理念层面去认识问题，不能仅停留在表象上。观念和思想不清晰，就不会有好的制度安排，就可能导致制度失衡、市场失衡和经济紊乱。

赵旻 [中央财经委员会研究员]：

华民先生的观点很值得商榷，我曾参与过西部开发战略的制定，也有一些看法。目前广东缺电，江苏也缺电，怎么能不发挥西部的资源优势呢？发展高科技是否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立？现在西部就有很多成功的高科技园区，我在西安参观时就发现过几个这样的企业。另外，小城镇开发，我本来也是不同意的，但人如果都往东部走，形成三个大城市圈也不那么简单，譬如北京和天津缺水严重，这一地区如果集中起两三亿人恐怕要出大问题。有人预测天津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会变成一片沙漠。关于劳动力自由流动，如果用政府主导型来搞，可能又要出问题。

李坤望 [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

世界经济的动力是什么？是利润最大化原则，但价格竞争要与非价格竞争并举。

高续增 [财政部经济科学出版社编审]：

企业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家的责任，企业没责任，它只是牟利。中国企业家办企业时摆脱不了儒家文化，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就把资本投到家乡搞公益事业，象陈家赓最后就破产了。这就是中国企业为什么长不大的原因。我们的企业才刚刚富起来，外国企业是已经富起来了，中国企业要做大只能做一元方程，如加入社会责任就是多元方程，就可能出问题。中国企业从洋务运动起就是为他人、为理想和责任而生存的，外国企业是植入式。

王世文 [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听华民教授的发言颇受刺激，感触很深。区位优势要承认，政策优势也很重要。改革20年来，中国的政策重心太偏向沿海。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大城市，呼和浩特市不能因为没有优势就不发展了，中国这样的大国仅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永远发展不起来，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走。90年代以前，内蒙供北京一度电还要倒贴上2角钱，内蒙的露天煤矿廉价向外运煤，利润都被沿海企业拿去了。也就是说我国的利润中心都在东部，在这种情况下西部怎能发展起来呢？今天来参加会的没有内蒙的学者，为什么？可能都跑光了。

日本从70年代田中角荣首相时就反哺农业，就进行国土治理，中国今天也要象日本那样反哺西部了。其实中国东西部的关系关键在统一国民待遇，不能再靠牺牲西部来发展东部了。

李向阳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企业的责任首先是向股东负责，其次是向员工和社区负责。这里要搞清契约过程中的关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经营者与雇佣者、消费者和政府的关系。之所以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与经济的全球化有关，与股东利益最大化有关。美国的企业丑闻和做假行为不仅损害了社会利益，也损害了员工的利益。

美国的丑闻来自源于80年代以来股东资本主义浪潮，使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股票期权制恰恰成为会计丑闻的根源。在这种期权制下，股票价格必须绝对得高，股票有是还被大量地回购。为了分红，90年代美国一些大公司通过举债来回购股票。当企业利润无法支撑股价时，经营者只能做假帐。美国保护创新者的利益就是保护股东的利益，但最终又损害了股东利益。市场购并程度越高，损害消费者利益越大。对劳工和消费者保护不够，股东资本主义是根源。

现在新的多边谈判已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纳入议事日程，从国家经济规则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正在引起更多的注意。

庄宗明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要考虑文化的背景。福建省晋江市的案例有两个过程：经营和履行的过程。经营上要利己但不损人，尊重人权和人性。晋江就是从损人利己转变到利己不损人。第二，利用利润成果发挥社会作用，反馈的方式不同，一种是利用政府来履行社会责任，一种是通过捐赠来履行社会责任。其实有些捐赠又反馈回报了企业。

如果企业都逃避社会责任，那么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大家都得不到好处。厦门前些年不光远华集团逃避责任，其他很多国企也逃避。在最后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晋江的一些企业就联合起来，成立同业工会，惩罚那些造假者，将其驱逐出市场。

关于西部发展，我与华民的观点有所不同。在劳动密集型的同时也需要发展高科技。浙江正在建设轻工业中心城市，正在花大力气引进先进设备，譬如制作西装面料和皮鞋等产品不用高科技设备就不行，甚至连胶水都要进口。福建等地经济的外向型强，国产化率要逐步提高。

宋弘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研究员]：

投资可以增加就业，提高一个社区的社会福利。外资对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可以起到明显的增加就业的作用，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影响不大。因此，要特别保证国内的企业资金不要外流，不要盲目投资国外。这就需要国内企业具有社会责任感。是到国外给外国增加就业岗位，还是在国内投资给国内增加就业岗位？企业与它所在的国家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实际上说到底是企业对国家的责任问题。企业肩负着兴邦的责任。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内容已经放在最前面，这里省略。]

王利文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美国华尔街的文化是唯利是图文化，强者更强，弱者被淘汰。中国古代文化是挹此注彼，以强补弱。老子说“损有余而补不足“。美国文化的另两个特征是拉斯维加斯代表的赌博文化和五角大楼代表的以暴制暴文化。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精神污染和技术污染，21世纪美国文化是否还要继续污染世界？譬如上小学就生孩子，这是否是先进文化？毫宅不过瘾还要豪华游艇和私人飞机，这样消费的话地球资源很快就没有了。这种做法能说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

改革开放引进了一些好的东西，也带近来一些瘟疫和病毒。在吉林放养四大淡水鱼，结果把当地的鱼都挤死了。中国好的东西还要坚持，譬如孝道、四合院，儿女与父母只有端一杯茶的距离。2001年我党提出了三个代表，企业家必须把三个代表当作自己的责任。中国的历史在5000年以前还有1000年，之后才有了埃及、古希腊、英国和美国。日本很富裕，也很自豪，但拼命工作，中年人瘁死，拼命喝酒。香港青年在选10个心中最崇拜的人时有9个是明星。这能代表人类的未来吗？这是先进的文化吗？

有人说企业家只管挣钱就行了，一个女作家自称是妓女作家，还很自豪。要追求正义和爱心的境界，《资治通鉴》中讲，每遇大战都把老子的话搬出来，虽然只有5000多字，但容纳了大智慧。圣经和老子都是悟天道的，老子说要少思寡欲，资本主义就是思得太多了，成为一群失控的羊，政府这只狼也管不住。跨国公司就象一群羊，吃成一个全球商品过剩，怎能不破灭！日本现在已经破了，美国因为拥有核心技术还没破，但早晚也要颓败的。老子讲要有仁德之心，总括起来说老子的天之道有这样几个内容：“不争而善胜，利而不害，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酬勤，不酬怨。”仁政就是凭爱心办事，商代以前还讲究道德，以德治国，秦汉以后便实行专政和专制，到了今天第五个千年了，仍然是专政，能不能回到仁政和德政？回到天人合一，少思寡欲？

要摆正人与天的关系，不要自我膨胀，改造自然，从工业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战天斗地，都是在改造自然，狂妄必遭天遣。当然，中国文化也不都好，比如缠足，留辫子，跳大神。21世纪将是一个时间停顿的世纪，是人类主动反思的世纪，人类文明的重心再次转回到太平洋西岸时，中国人就要做贡献了。要改造和创造一个新的环境，我把企业责任与三个代表结合起来，企业要有使命感，实行使命管理。日本战后缺少大政治家，我与日本官员交流后他们也这样认为。

[编者按：当前世界上实际上仍然打着一场宗教圣战，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较量，保守与进步的斗争。这场圣战的结果很难说谁战胜谁，可能是一场新的综合和融合。西方的年轻文化只有在经过反复较量和教训之后，可能才掌握古老的东方文明的一些智慧。]

刘崇仪 [西南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

从经济中心转移的角度谈一下，英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从加工贸易开始的，日本和韩国也是，中国将来也是。英国当年的产业水平提高后，用大工业摧毁了国际间的手工业。中国今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经济地位没有多大改变。

关于西部开发，不要把情况说得太糟，高端工业不放到西部这一观点我不同意。西部发展是有一定前景的。当今的世界政从海桥向大陆桥时代转变，欧亚大陆桥的建立可能要改变一些经济格局，并给中国西部带来机遇。生态旅游和高技术产业都可以在西部发展，适当集中力量搞尖端产品于国有利，比较优势要发挥，后发优势也要发挥。美国经济出现大的问题，主要是产业结构在新形势下要调整，道指是否能降到4000点还需要观察。

张宇燕 [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研究员]：

有几个问题还想搞清楚。一是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7世纪人口增长较快，但科技发展也特别快。凡是人口增长快的时期是否都与经济高增长相联系？人口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从历史上看，人口规模越大经济总量就越大。

佛教经济学产生于对世界资源匮乏的担忧，舒马赫写过《小的就是好的》。但在今天，道德劝戒的力量很弱，根本抵挡不住现实物质技术的力量。好和坏到底由谁来定义？青年人都说好怎么办？美国布坎南谈论赤字民主问题，上代人借钱下代还，谁来做谁的主？《我们为子孙留下什么？》一书作者认为，我们不必为他们考虑太多。人类的发展和增长都是在前辈的忧虑下进行的。中国强调道德问题，无为而治，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一败涂地。70年代有两个人为5种金属价格打赌，结果认为价格要涨的那位先生输了。根据这个例子，对资源问题怎么看？今天石油的价格只相当于70年代石油危机以前的2美元一桶。将来能否生产出一种太阳能电池，装上后一辆汽车能跑一个星期？联合国的一项饭前洗手项目结果使非洲每年少死几百万人。

[仲大军插言：张宇燕先生表现了一种对科学力量的乐观精神，但是，回过头来看看四大古代文明，就可以发现这些地区的生态植被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中国的西部本来是水草丰美和森林密布的地方，现在全都变成了不毛之地。只需要将时间拉长一点看问题，答案就是明确的。如果有谁能发明这样一种技术，使荒山在数年之内就能长满大树，使破坏了生态在高科技之下迅速恢复，使地下重新布满矿产，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悲观。]

冯思哲 [广东省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我赞成华民教授的大交通思路，广东省内的西部和西北部就有很多欠发达的地区。通过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将这些地区与沿海连接起来。关于发展高科技问题，打个比喻，中国就是象一支金笔，笔尖上是黄金，是高科技，是最好的部分，其他产业是笔身，笔杆。笔尖和笔杆的关系要协调而不是失调。

汕头地区前几年搞假发票，粗暴地践踏了契约精神，结果搞得经济一片萧条。这是企业不负社会责任得到的恶果。东莞市是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最低调的地区，环保搞得也比较好。最近有台商北上，实际上是台商北伐，并没撤走。

葛健 [内蒙仕奇集团总经理，博士]：

我原来虽然是学经济学的，但后来搞企业多年，各位的到来使我们呼市蓬荜生辉，这次会议的全过程我基本上都参加了，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特殊性，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企业是与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包钢，首钢。企业就生活在这个社区当中，有的一家祖孙三代都在一个厂里，现在突然把他们推向社会，企业是无法生存的，更不要说内蒙这一地区，有它特殊而悠久的人文文化。美国企业也是在无时不刻地宣扬自己的文化。企业如果人格化了，是有情感的实体，才能长期生存下去。我们企业更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担负起社会责任。我们现在有几千名职工名义上是交给社会保障了，但他们的儿孙都在企业里工作，还有很多事情要为他们做。

关于西部开发，要站在西部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广东是以广东人为主发展起来的，成吉思汗当年把中国分成四种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当时广东最不发达，属于最低一个等级。有些学者提出的问题根本不能实施，如移民。世界经济学会青年学会的委员们应更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探讨西北问题。

仕奇集团现在排在全国500强企业中的第328位，希望专家学者把仕奇当做一个研究基地。我们今年还筹备了几个大的研究活动，欢迎大家参加。

武文元 [呼和浩特市市长]：

借此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呼市的情况。呼和浩特市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去年呼市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10亿元，今年估计增长25%是没问题的，速度要超过全国平均速度10几个百分点。呼市经济的龙头主要是奶业、服装业、电业、医药和黄金这五大产业。伊利公司今年的产值将达到40亿元，去年是27亿元。蒙牛的产值也将达到18亿。最近，呼市一座480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即将建成，西电东输。TCL公司在呼市生产的手机去年销售额达到13亿元，今年将达到38亿元，年产量将达到100-200万台。内蒙的药材生长在缺水地区，药性好，有优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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