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里是欧阳君山和何麦根先生的几篇文章，这两个人有共同的特色，善于想象和创造思想。他们这个年龄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很容易让他们的思想驰骋更高于现实。等他们相对成熟一些后，一些思想的驰骋会落到实处。总之，这都是一批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敢于思索，不墨守成规，特别敢于摆脱当今的主流话语，这是青年学者的可贵之处，但他们自创的话语体系往往不被社会认可，这也是个问题，欧阳的第二篇文章里就反映出来。]
为“窝里斗”平反 兼谈为什么总是资本雇佣劳动 ——在天则第330次双周论坛上的发言 中国财富杂志 欧阳君山 2007年3月20日 tdjs8899@163.com 在邮件邀请中看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将在3月2日（正月十三）举办第330次双周论坛，主题是“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当前经济基本矛盾的制度根源和对策”。恰好《中国财富》杂志正举办“贫富到底能不能和谐”的讨论，这两个问题有关系，决定去去。 天则双周论坛是天则所一个品牌栏目，在我的印象中，早几年的人气是比较旺的。但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双周论坛的人气衰减，几乎就变成四五个专家学者的内部讨论，失去了它曾有的面向大众的部分社会启蒙功能。 本次论坛的主讲嘉宾盛宇明教授是一位澳大利亚华人学者，到会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先生，劳动保障部工资研究所苏海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财经学院岳希明先生，天则所的茅于轼先生、张曙光先生、盛洪先生、余大章先生也到会，还有杨帆先生召过来的他的好几位研究生。 我原本没想发言，主要是来听听专家学者们对低收入阶层收入问题的高见。但之中听闻盛洪先生和李实先生就什么曲线和什么面积发生争议，在主持人宣布要请主讲嘉宾作最后回应时，我打断了他的话，表示想讲几点感想： 首先向在座各位朋友和老师拜个晚年，听了盛教授的报告和各位老师的发言，深受启发，十分感谢！我赞同盛教授提出的中国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的判断，有数据显示，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尤其是这十多年来，民工的工资几乎没什么增长，但老板们的收入却增长成百上千乃至数万倍。这一点局外人可能没有多少感觉，民工们最有体味，透过骨，入了髓。 盛教授对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的分析非常系统，我尤其感觉您谈到的流动性十分深刻，可说是抓到了点，应该深入挖掘下去。我个人认为，不谈流动性，争论什么曲线或什么模型，可能都无济于事。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但我们不幸地发现，很多经济学者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更不能很好地运用这一点。 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有十三级推演或者说十三个定理，其中有一个平反了“窝里斗”。这令很多朋友和老师感到迷惑不解，按柏杨先生的说法，“窝里斗”乃我中华民族最大的劣根性，它怎么能也怎么会是桩好事呢？这个东西太反动！ 事实上，平反“窝里斗”非常好理解，就可以从流动性来方便切入和把握。人与人的关系要走向美好，人类社会要走向和谐，取决于稳定而长期的博弈。这是《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一个基本论证，也应该说是现代经济学一个基本常识——奥尔森对国家的出现的论证不就充分体现这一点吗？如果大家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谈什么美好，论什么和谐，连最基本的诚信都会没有！可怎么样保证稳定而长期的博弈呢？有且只有进行有限系统之“窝里斗”！流动性使博弈偏离稳定而长期的方向，而“窝里斗”保证博弈趋向稳定与长期。（详细论证参见《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第213—219页与第256—257页） 盛教授刚才也谈到全球化对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的影响，全球化是什么呢？从流动性的角度看，全球化就是流动性的激剧增大，是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它对低收入阶层乃至更广大的劳工阶层的收入增长是极其不利的。资本看到某国家或某地区的劳工成本低，可能作出投资决定；但如果劳工提出加工资，资本便可能要威胁撤资。为什么资本能够这么牛呢？因为全球化使它的选择范围更大，有点像“皇帝女儿不愁嫁”！为什么老听说拉美国家老发生反全球化运动，道理或许正在于拉美多不是资本国家。 盛教授刚才也谈到供给者自己调剂供给是市场存在均衡的必要条件，这是非常正确的，更明确地说就是：保证供给有限是市场均衡的前提！可全球化使劳动力几乎形成无限供给的局面，香港的劳工成本高，那资本就流到珠三角；珠三角的劳功成本升高，那资本就流到越南；有朝一日越南的劳工成本也升高，那就再流到非洲大陆——资本那一双贪婪的眼如今是高高地悬在整个世界的上空，广大的变通劳工阶层几乎没有了进行工资谈判的砝码！“窝里斗”则不是这样，它是有限系统，其供给也是有限的，这正是“窝里斗”能保证博弈趋向稳定与长期并进一步形成美德的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曾寻问：为什么总是资本在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在雇佣资本？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张维迎先生最后的回答是资本可能要比劳动更讲诚信，其实原因更在于商业化和全球化，商业化需要流动性，全球化支持流动性，整个商业文明的本质就在于流动性，我感觉这一有意思的问题的答案可能更应该是在流动性上。 大约说到这里的时候，主持人盛洪先生插话说：不要偏离主题。李实先生几乎是同时插话表示：你可能没理解盛教授所说的流动性。发言就这样被打断了！ 对流动性，我自认为是有些理解的，因为最近看见好几篇文章谈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吴敬琏先生最近的文章谈过，《经济观察报》最近的社论也论过，也曾听著名报人何力先生介绍过目前国际上的热钱达到多少万亿美金的规模，比亚洲金融危机前大得多。 但我刚才所谈的流动性的确是抽象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游资或热钱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流动资本的含义，它指的是因供给多元而导致的博弈主体的无操守，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流动性。按《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具体论述，流动性指的就是人对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偏离，更准确地讲，流动性应该说成是流动性投机，它是博弈主体有没有操守的指标。 会后我向李实先生请教他所理解的流动性，他简单地谈到流动性指的是非固定资本，它不是个抽象的东西。这当然没有错，也是最通常的解读，但可能也是最表面的解读，我也不知道现有经济学对流动性还有哪一些解读，但不管怎样，它们都应该包含在《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所谓的流动性之内，因为流动性首先就是人的流动性，人的一切包括资本与资产都是从属于人的。 一朋友批读《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提出经济学人对经济学的完整理解要进一步深入。我真感觉是这样，要不，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往往都停留在肤浅的表面，更缺乏宏观的把握，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我的发言由于被打乱，在这里也补充一下没说完的最后一点：至于具体的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滞后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政府干预——比如制定最低工资线——和进行再分配，二次不行再三次，三次不行来四次。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根本的解决方案可能还是要在流动性上下功夫，我们可以试着对资本提出社会责任要求：投资一方，就要打造一方幸福，就应创造一方和谐，就应该有百年经营的战略考虑，而不是榨取一笔利润就一走了之。 最后，《中国财富》正在进行一个与低收入阶层收入问题相关的“贫富到底能不能和谐”的讨论，欢迎大家参与！ 谢谢过目！敬请批评！ ----------------------------------------------------------------------------------------- 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 欧阳君山 2007年3月20日 前不久，在天则第330次双周论坛上，我作了个被打断的发言，后整理为《为“窝里斗”平反——兼谈为什么总是资本雇佣劳动》（见附件），一位助手通过电邮向朋友和老师作了群发，以就教各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对我的电邮作了回复，表示：“注目礼的学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你不认为你的发言偏离了讨论的主题，恐怕很难得到大家的同意。” 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也作了回复，表示：“我觉得这个人对经济学狗屁不通，大家不要理他。”并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就是明证！”紧接着又引用本人一段话，底火十足地注之批曰：“更是胡说八道！”可谓手起刀落，咔嚓一声！ 今天主要想就后一位朋友的“就是明证”作一个答复，鉴于这位朋友明显很年轻，而且可能也像我一样名不见经传，姑且隐其尊姓大名。应该说，他是直率的，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嘴头上就这样说了。但我感觉到，对经济学的定义的确应该有一个说法，特别是不少的人对经济学的理解仍停留于原始而狭隘的阶段，非常有必要进一步阐发一下为什么说“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这也是我去年十月在淮海工学院一次讲座的主题。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年颁，但经济学是什么，可能还没有人能真正说得清，以至芝加哥学派的富兰克·耐特无可奈何地从历史的角度来定义经济学，提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研究之学问”。耐特原是严肃认真的，但有人不买账，反讽道：“经济学家就是研究经济学的专家。”仿佛想起中国人对对子。 在提到经济学时，如果对经济学没什么了解，我们通常会想到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所谓经济学，就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一门学问。这个定义固然不错，但过于初级，似乎比所谓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家研究之学问强不到哪里去。 如果对经济学有所接触甚至是学习，我们通常会提到第一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这一定义比较明确，包含商品、生产、分配、价值和稀缺这一些经济学基本概念，相当“凑合”，这或许也是萨氏初版于1948年的大部头《经济学》成为高等院校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原因吧。 但诘难并非没有，就我们所知，著名经济学家韩德强先生对萨氏的经济学定义的批判就十分有力，韩先生在他那本针锋相对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批判——竞争经济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学应该研究人及人的相互关系，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人及人的相互关系，可萨氏却没有明确地指出社会是什么。 但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博弈论的流行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边界得到大大的拓展，经济学越来越象最广义的社会学问，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看一看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从“经济人”角度对产权变迁的透视，读一读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都能够感觉到经济学越来越切近人与人的关系这一个核心层面。 在我们的印象中，尽管仍没有谁明确地提出“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但这一趋向完全昭然若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教授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瑞典皇家科学院奖励他将心理学的研究心得应用到经济学，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可卡纳曼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个经济学家。 事实上，对经济学而言，向人与人的关系切近不过是返祖而已。列宁同志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时曾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这一点是非常英明的，经济学原本就是政治经济学。 按马克思的看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始祖是英国的威廉·配第。配第提出要建立一门称之为“政治算术”的新学问，他解释说，“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熊彼特亦指出，“政治算术”是近代经济学的最初命名和起源。 如果追溯到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就不只是政治经济学了，更原始也更基本，是伦理经济学。事实上，斯密的身份原本就是伦理学教授，作为《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更是一部最鲜明的伦理学著作。 在中国语文中，“经济”二字原本就是“经纶济世”。按专家的考据，经济学的英文“Economic”，原本也是指氏族和家族管理。这不也是“经纶济世”吗？既然是经纶济世，自然就离不开人及人的相互关系。 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通书讲的就是人及人的相互关系，更明确地说，是“我”及“我”与别人的相互关系，全篇贯彻“我”的经济学思考——旁白反复出现“‘我’始终在考虑成本、收益和效率”——旗帜鲜明地宣告：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 为什么说“经济学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呢？也可以从“交易”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基本概念进行一个理解。交易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但西方经济学对交易并无统一定论，有的认为交易是所有权的转移；有的认为交易是稀缺资源在市场上的交换和配置过程；有的认为交易是一种用更满意事态替代不满意事态的企图……这形形色色的解释都不错，但都不彻底，最终地讲，交易就是“注目礼争夺战”——用现有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交易就是人与人的博弈；用现有政治学的语言翻译，交易就是人与人的斗争——因为人就是为“注目礼”才成为社会人的，社会是一个“注目礼”市场，人原本就是来社会做“注目礼”交易的；为此而花费的成本当然就是交易费用了。既然交易是人与人的博弈，那经济学自然就是讲人与人相博弈的科学，难道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走笔至此，原本煞尾，但意犹未尽，请允许罗唆两句：我们很有一些学人，不是自己掌握理论，而是理论掌握自己，既不曾在学术上来一番追本溯源，更没有在思想上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终极思考，有的是鹦鹉学舌之功，缺的是实事求是之力，但却喜欢去螳臂挡车，喜欢去蚍蜉撼树，喜欢去以蠡测海！赵本山怎么说来着—— 悲哀啊——悲哀！ 谢谢过目！ --------------------------------------------------------------------------------------- 关于“注目礼”思想体系的数学化 欧阳君山 2007年3月 上篇：推演过程的数学化 自从咱们抛出“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或者说“注目礼”思想体系之后，不少的朋友和老师热心探讨，提出一大批非常有见地的意见，各角度，各学科，各层面。据咱们分析，这形形色色意见里面最有价值的恐怕就是所谓数学化的问题。 应该说，提出“注目礼”思想体系的数学化问题再自然不过，任何一种思想在当今要被称为科学的话，都必须数学化；马克思说得好，科学只有达到数学化，才称得上真正的科学。另一个原因也在于，咱们旗帜鲜明曰“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既然认为是“经济学”，并且大言不惭曰“证明”，那当然就必须数学化，因为现代经济学原本就高度数学化，更何况还是证明，那就毫无疑问要数学化了。 关于数学化的问题，咱们在拙作导读《破书和君山对话<天下事>》中提到“注目礼”思想体系可以数学化，但在现实上，拙作并没有对“注目礼”思想体系进行数学化。一者因为咱们已经多年没接触数学，一时不知道该找哪一个函数或方程来完成数学化，至今也没有找好，希望这方面造诣高深的朋友和老师也能够帮咱们想一想；二者也因为咱们对数学化的看法。 首先，请允许咱们坦率地指出，学界现在有不少的一批人，动不动就数学化，来不来就计量化，把数学化搞成了数学迷信，乃至于形式主义，知数学化然，而不知其数学化所以然。事实上，其他科学的数学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主要是帮助和保证逻辑演绎的严谨与清晰，就像哲学上的维也纳学派使用高度形式化的表述方式来“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一样。数学化本身并不是目的，据咱们所知，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旗帜鲜明指出过，经济学的数学化，只是要保证推演的科学。 咱们还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任何学科的基础都不是来自数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大搞数学化，但“经济人”假设与数学毫无关系。不只是经济学，任何学科的基础都与数学毫无关系，八杆子也打不上，包括数学本身在内。大家都知道，欧氏几何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知识大体系，作为几何学，它当然是数学化的，而且是公理化的开先河者，但欧氏几何的基础即它的5个公设、5个公理和23个概念，并不是来自数学，也不是来自欧氏几何，它们是完全超数学的。这是不是已经告诉咱们：数学化完全有限，并非一化到底！ 事实上，数学化之所以流行，除了数学化能够很好地保证逻辑推演的严谨和清晰之外，还存在一个原因，那就是：公设或公理基础往往是直观的，但从它们推演出来的东西，有时候非常不直观，数学化能够在这里大显身手，很好地为咱们展现这一个从直观到不直观的过程。 就拿欧氏几何来说，它的公设和公理都是非常直观的，比方它的第一公设：“从任一点到任一点作直线是可能的。”这不太直观了吗？但欧氏几何的467个定理大部分是不直观的，咱们一眼瞧不出个名堂来，甚至看了还会难以置信，所谓欧氏几何，实际上就是帮助人们展现这一从直观到不直观的过程。 举个例子来说，有△ABC，P是内任一点，求证：P到周界的最近一点的距离不超过到最远一点的距离的一半。这个要求证的结论非常不直观，但它仅用三角形的面积概念就完全可以推演出来，有兴趣的朋友可试试，咱们在这里也试作一演示：
也就是说，P到周界的最近一点的距离不超过到最远一点的距离的一半，证明完毕！ 正是因为定理系统的不直观，咱们需要数学化！如果一个理论的基础非常直观，定理系统也非常直观，那还一定就要数学化吗？咱们的“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就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作为推演基础的“注目礼人”非常直观，作为定理系统的十三条推演——其实是前十一条基本推演，因为后两条推演是趋势推演——有的非常直观，一目了然；有的比较直观，一点就通。最重要的是，十一条推演都符合生活常识，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一定就需要数学化吗？ 咱们这样说，并非为“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没有完成现实的数学化而辩护，咱们只是强调，咱们要对数学化知其所以然。 最重要的是，咱们应该对“注目礼人”进行一番认真的推演，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是不是真正严谨！ 下篇：“注目礼”的计量 除了推演过程的数学化之外，“注目礼”思想体系还常常被问到另一个数学化的问题，那就是“注目礼”的计量问题。 现有经济学所讲的供给与需求都是计量化的，既然“注目礼”思想体系旗帜鲜明声称“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而且“注目礼”构成此一思想体系或者说此一证明的全部基础，自然而然，咱们就会要问：“注目礼”能够计量化吗？ 从第一印象看，“注目礼”不能计量。别人承认和尊重“我”，这一点无疑可以准确知道；可别人承认和尊重“我”多少，用中国人的话说，别人给“我”多大的“面子”，这一点怎么做到明确有数呢？不像比尔·盖茨每向人卖一套“Windows”，他就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比方说三美元零八美分，这是明确有数的。“注目礼”能这样计量化吗？不少的朋友和老师向咱们提出质疑。 咱们的回答十分鲜明：“注目礼”问题能够计量化，但不是像几美元零几美分这样的计量化，它的计量化就是：一个人究竟能够直接“养”——即不用暴力征服别人——多少人？更明确地表述就是：在不以力服人的情况下，一个人究竟能够直接获得多少人的“注目礼”？这实际上是“注目礼”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论证，咱们的最后结论是：一个人能直接“养”的人是有限的，存在一个人数边界，一旦人群规模越界，就会出现以力服人；即是说，一个人能够直接获得的有效“注目礼”实际上是有限的。 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财富可以无限增加，一个人能够获得的有效“注目礼”为什么有限呢？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系统展现了任意一个人——也就是“我”，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我”，最原始的“我”，最本来的“我”，最抽象的“我”——在社会上争取别人的“注目礼”也就是进行“注目礼争夺战”的全过程，从一对一的“注目礼争夺战”到“注目礼”三角演义，再到超过三个人的“注目礼争夺战”，乃至最后治国平天下。在这一过程中，咱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人的“注目礼争夺战”并不是随随便便地进行，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地进行，用现有经济学的话讲，人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打“注目礼争夺战”的。 关于这一点，咱们可以在生活常识上来一个解读：嫉妒被心理学家称为“人类第三大情感”，几乎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发生过嫉妒——本质上是“注目礼争夺战”，但一个人是不是不管什么人都嫉妒呢？非也！一个人最有可能嫉妒一个与他相近的人，而不太可能嫉妒一个相对遥远的人。举例来说，一个做学问的不太可能嫉妒一个做生意的，但可能嫉妒一个也同在做学问的。再进一步说，一个做学问的可能嫉妒一个同在做学问而且曾经同窗或同乡的，而不太可能嫉妒一个也同在做学问但却无任何渊源的。拙作之所以平反“窝里斗”，也正因为一个人的“注目礼争夺战”存在选择，人都是与他相近的窝里人打“注目礼争夺战”的。 相近——“窝里斗”——可能还谈不上构成“注目礼争夺战”的约束条件，对“注目礼争夺战”的最大约束条件是在于：任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他的时间是有限的，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他的生理是有限的，他能打交道的人是有限的，他的一切都是有限的，从而也就决定了他能直接打的“注目礼争夺战”是有限的。更何况不使用暴力赢得别人的“注目礼”也就是以养服人是需要相当成本的，进而也就决定了他能直接获得的有效“注目礼”是有限的——非常有限！一个人只能与非常有限的人进行“注目礼争夺战”，一个人更只能赢得极其有限的人的“注目礼”！ 有朋友或老师可能要问：就这么简单？这不是常识吗？要你欧阳君山鼓捣干啥！的确就这么简单，的确这是个常识，但真正的科学发现往往就蕴藏在最最简单的常识下面，就像万有引力定律蕴藏在苹果往下落这样一个最司空见惯的现象下面一样。交易是需要费用的，这是不是个常识，但在罗纳德·科斯之前，有谁发现了交易费用？在科斯论证交易费用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又有谁真正理解了交易费用？ 实际上，科斯对企业的出现的论证正与咱们对一个人能获得的有效“注目礼”极其有限的论证类似，或者说精神实质相通。企业的出现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增加，市场原本是自由交易的，但每个个体都是有限的，所以交易是有费用的，一旦交易费用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把一定的交易量集中起来打包进行交易的现象，这就是企业的出现！科斯对企业的出现的论证旗帜鲜明地表白了：真正的自由交易量是有限的！这用咱们“注目礼争夺战”的话语翻译过来就是：不以力服人的“注目礼争夺战”是有限的！或者是：一个人能够直接获得的有效“注目礼”是有限的！ 这一点的确是值得大鼓特捣的，虽然是个常识，但意义非同寻常。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几度发生市场与计划的理论大探讨。在西方思想史上，也几度发生市场与计划的理论大探讨。究竟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市场与计划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辨明——不只是我们，整个西方思想界都还没有真正辨明。事实上，科斯对企业的出现的论证实质上就是对市场与计划的边界的论证，咱们对一个人能获得的有效“注目礼”极其有限的论证，更旗帜鲜明地宣告：自由交易是有边界的，市场是有边界的，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是市场秩序；在一定的边界之外，会出现以力服人——本质即计划秩序！ 咱们更从这一点出发，颠覆了现有经济学所谓的“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概念是由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最先明确提出，但精神实质则应该追溯到哈耶克对计划秩序的否证。但现有经济学对“有限理性”并无统一界定，也不可能有统一界定，因为这实际上是个莫名其妙的概念。常言道，一点真疑不决断，打破沙锅问到底，人的理性怎么会有限呢？“理性”必须去掉，“有限”却是事实，在拙作对自由主义的论证中，计划秩序之不可行，根本与理性无关，但的确存在一个“有限”的概念，这就是：一个人能直接获得的有效“注目礼”极其有限，因为人原本有限！ 那究竟有限到什么程度呢？或者说，一个人究竟能够直接获得具体多少人的“注目礼”呢？对这一点，《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没有详细挖掘。咱们觉得，这里面的关键不是具体多少人，而是人数有限的这一事实。但咱们也可以提供一组来自社会学的相关数据，供大家参考和思考。 据社会学的研究，一个人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在二百人到三百人左右，可以取二百五十人作为近似值，极限不超过一千人。就是说，一个人能打交道的人数边界不可能超过一千人。事实上，一千人的边界肯定是泛泛之交，有相当一部分交往是打哈哈的，根本不构成“注目礼争夺战”。 社会学上还有一个“三十人定理”，当开会人数超过三十人的时候，与会人员会很注意自己的面子，自觉约束自己的野心表露，不容易出现个人操控会议和决策的局面。社会学上也还有一个“八人定理”，意思是说，在一个不超过八人的群体里，很容易出现个别强人控制其他人的情形，超过八个人以后，个人控制的难度显著增加。 无论是八个人，还是三十人，抑或是二百五十人，都表明一个共同的道理：一个人能够交往的人数非常有限，能够有效交往的人数更极其有限。咱们倾向于认为，八个人可能构成一个人所能直接获得的有效“注目礼”的边界！就是说，任意一个人，在一定的时候或场所，他真正能打的“注目礼争夺战”只有八场，他最多只能获得八个人的有效“注目礼”，最多应该也不会超过三十人。当然，一个人间接的以养服众的人数规模肯定超过三十人，这是拙作所探讨的“以理养众”的问题，此处不作展开。 这里面要提醒的是，一个人可能需要另一个人的注目礼，但并不一定就构成“注目礼争夺战”。比方说，金庸先生作为一位武侠小说作者，他需要广大读者的“注目礼”，但他并不与广大读者构成“注目礼争夺战”，金庸也不可能与一个普通读者争夺什么“注目礼”，他的“注目礼争夺战”的对象锁定在同写武侠小说的作者上，比方说梁羽生先生或古龙先生。事实上，如拙作所论证，“注目礼争夺战”主要是“窝里斗”。咱们一些朋友和老师要求计量“注目礼”，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区分“注目礼”和“注目礼争夺战”，“注目礼”的计量问题其实是“注目礼争夺战”的计量问题，也就是场次问题。 著名作家刘震云在《一地鸡毛》中写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看起来需要面对很多人，但其实不然。每个人真正需要应付的不过也就是七八个人。把身边的这七八个人应付好了，日子就太平了。这七八个人摆不平，日子就不好过。这就需要拿出你的全部人生智慧来应付。”咱们非常赞同这句话，它从常识上支持了一个人只能直接获得八个人的有效“注目礼”！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也说过，如果一个人所雇佣的人超过八个，小业主就成了资本家，就可能出现剥削。不管超过八个人的雇佣是不是一定就导致剥削，但咱们倾向于肯定，如果一个人需要直接征服的人超过八个，他可能就不得不以力服人，也就是使用暴力来获得个别人的“注目礼”的现象不可避免。 这就是咱们对“注目礼”计量问题的回答！ --------------------------------------------------------------------------------------- 大乘经济学的兴起对传统小乘经济学的冲击 北京农的传人文化发展中心 何麦根 2007年3月20日 hemaigen@163.com 【摘要】小乘经济学和西方低级自由主义的衰败，是建立在大乘经济学理论的产生、高级自由主义思潮将要兴起这一理论基础上得出的。大乘经济学和高级自由主义，应全球一体化需要而产生，它的使命是使全球一体化具有像人一样，具有自我保护、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和灵魂，依靠自然科学当中的人体学理论基础，尤其基于国际合作破解人体基因密码获得的巨大成果，以及正在迅猛发展的IT业，和近代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理论为可现实客观条件。 何为小乘经济学？何为低级自由主义？本章的定义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为小乘经济学。崇尚个人自由，却不顾他人的自由，甚至可以不为社会付出，过于脱离整体的约束，变相地妨碍他人的自由，侵占他人的权利；以个人利益、民族利益、（非全人类）利益为重，为低级自由主义。 人类历史不仅有跟人一样的孕育、发育成长、到衰老死亡这么一个自然过程，同样有跟人一样具有繁育后代的功能和能力。同样人类要实现为自己繁育后代，通过科技把地球生物生命的DNA克隆出类似精子的物质，在新的星球开创新的历史，同样要跟人一样，“体”具有健全精密的结构，并平安的度过了历史的胎儿期、婴儿期、幼年、童年，进入了青少年，壮年以后，并要具备客观条件才能实现。传统的小乘经济学，和以西方为代表的低级自由主义，是人类胎儿后期阶段，和人类婴儿初级阶段的产物。历史的成长，社会体制结构的变化始终跟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互相作用进行着的。人类历史经历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酷较量，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人类胎儿得到发育；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的交锋、经历了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了联合国，使人类脱胎，进入了人类历史的婴儿期。在人类婴儿刚诞生阶段，“全球一体化意识灵魂”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多处在沉睡状态，正因为在整体灵魂、整体高级意识处在沉睡状态下，才使个体细胞与商业的形式在体内无序的竞争，正因为这种相对无序和异化的竞争，使已有矛盾难以解决，迫使社会发展必须有所突破而向更高阶段发展，正是这样的机遇，使得全球一体化得到出现。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使得“神经系统”，即IT技术得以产生、发展和突破。当产生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时，整体高级意识灵魂必然生产和苏醒，出现新的理论改造世界，使世界实现新的平衡与和谐。个体在脱离整体意识灵魂的指导和约束下的那种“自由”是低级的，精神是异化和迷茫的；同时也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和人权保障，它看似不侵害他人的权利，恰恰是危害整体，损害他人最根本的权利，是低级的自由，同时也是因为历史年龄因素所造成的。以西方为代表的小乘经济学和低级自由主义，是人类胎儿阶段延续过来的产物，当全球一体化高级意识灵魂苏醒时，传统的、胎儿阶段延续过来的小乘经济学，与西方为代表的低级自由主义就此终结。 全球一体化意识灵魂的苏醒，必然使大乘经济学、高级自由主义兴起，最终取代小乘经济学，和以西方为代表的低级自由主义。尽管大乘济学、高级由主义在当前仅仅是一个概念和雏形，但它却像黎明取代黑暗一样力不可阻。全球一体化整体意识灵魂的苏醒，它所倡导的大乘经济学和高级自由主义，要使人类具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有调节人类社会和观察宇宙的能力。通过大乘济学、与高级自由主义，使人类社会体制结构得以健全和完善，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使地球生命在宇宙中具备自我保护的意志和能力，以及使人类更具备认识宇宙，和开发宇宙的能力。 大乘济学，首要使命是实现全球一体化，从根源上解决资源环境、就业养老、暴力恐怖、战争等一系列问题，以解放全人类为使命。它以人体学为理论基础，在构建过程中与传统的小乘经济学有巨大的区别，传统的小乘经济学以货币为基础，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主要以个人的力量有限地吸收他人和前人的养分，而大乘经济学则是以银行卡为工具，以实物数为基础，并且通过系统科学跨专业大团队合作，其工程跟近年来国际合作破解人体基因密码一样庞大。通过跨国界、跨专业合作，运用现代信息化科技，构建全球一体化模型。 由于大乘经济学处于幼雏期，同时又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发展和兴起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多种形式：一种为大企业财团出资组建团队，另一种为一些强国、大国政府组建团队，以及多国政府和联合国共同参与组建特大团队。在发展初期，在理论上可能出现派别，以及分为不同的层面：有先解决本国近期经济社会矛盾为对象，有解决国际近期宏观经济为目的，通过不同层面的交叉合作与组合，最终构成全球一体化模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 大乘经济学这一概念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的大乘思想，它在中国本土，为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提供哪个方向的理论支持？它在理论基础上，在出发点上，与西方为代表的小乘经济学，和低级自由主义，有什么样的区别？在这里不对派别繁多的小乘经济学理论分类和概括，仅提出一个大乘经济学理论框架，可以粗略的作个对比。 针对中国国情，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大乘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运用现有的国家银行高科技信息化网络为基础，使国家经济从宏观调控到与微观调控相结合转移，以此实现资源的节约，使失业一词首先在中国消失，实现就业的自由化，和全民的最高生存保障。这一过程也就是软件开发，和推广网络技术应用的过程，同时也称为社会“神经系统”发育的过程。国家唯有具备健全的神经系统网络，才有能力对社会生产生活进行高效控制和调控，以此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高度安全及稳定。 网络技术推广应用的过程，也就是国有资产进行整合，和重新有序分配的过程。按照国家法律，和为顺应民心，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对现有的私有化财产进行重新分配。但国家可以通过银行网络技术对国家资产进行“可控制性半虚拟分配”，通过现代网络化实现高效管理和控制。另外以新的国有化理念，进行新的国有化投资。在可流动性资金中，国家拥有巨额的低保基金，和货币储备金，在不动产中，有矿产、电力、电信等诸多大企业还没被私有化控制。 何为“可控制性半虚拟分配”？可控制半虚拟分配指的是：把国有资产以股份的形式，运用银行卡，分配给国民。国民拥有的企业股份没有买卖权，只获取股份分红用于消费，只有在遇到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下，经过核实批准方可动用国家原始股份。节约者，或者在从事劳动创造者，没有支取的分红可转化为新增股份，存储在国库里。 何为国有化理念？国有化理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六七十年代依靠珠算为工具的低级计划经济，到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使生产力达到了一个高度；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运用计算机为工具实现高级计划经济。从当初晚上排队用一个小本子登记工分，到未来刷卡工作计时计件；从当初不允许外出流动，要外出流动非常困难和麻烦，到未来可带上一张卡到任何一个自己能胜任的地方刷卡工作，唯有一些特殊性的岗位和特殊的地方要经过考核和批准。从当初物品相当贫乏，到现在的物品相当丰富。一旦国有化投资到位，使社会神经系统发育完善，每个人可用卡到任何一个地方领取到足够生存的物品。按照人体学原理，每个细胞都可根据自身的功能，在体内发挥自身的价值，能得到基本的养料供应，并且整体为了控制能量的消耗，保持身体的平衡，体内细胞多处在休眠状态下待命。同样按照人体学原理，在大乘经济学中，只存在自由选择职业，不存在贫困和失业，为了节约资源和保持生态的平衡，人多处在休闲下娱乐，和进行技能竞赛和学习。当某个领域失衡，上层建筑可以得到准确的数字，采用修正股份积分，荣誉认可等手段进行灵敏的调节，满足整体的需要，实现整体的平衡。对计划生育，各种有损害整体的活动和行为，同样可以通过积分等多种不同的手段对个体进行有效的制约和控制。 何为国有化投资？国有化投资指的是：动用国家财政，收购那些关系百姓生命安全的医药业、食品加工业、重新组建标准化生态农业、建立规范化养殖业基地；逐步涉及到衣、住、行等各个领域。在国有化投资和有序发育的过程中，实现销售终端与生产基地、生产基地与原材料基地、原材料基地与国家资源统计局、以及国家各个决策机构形成网络一体化，实现社会主义高级计划经济。 小乘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期，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基础建设起到了非常之大的作用。但是发展到现在，不但造成了巨大的失业、穷困等诸多社会矛盾，并且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如果不改变小乘经济学的发展思路和模式，不仅使以上矛盾加剧，而且将在经济上、在社会各个方面失去调节和控制的能力，甚至可能出现跟原苏联相似的后果。如果那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和悲哀，也全人类的灾难和悲哀。 小乘经济学和低级自由主义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着的，在特定历史阶段，它为推动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全球一体化的形成作出了非常之大的历史贡献。大乘经济学的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矛盾的恶化、和科技及生产力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必然要为人类发挥历史价值的结果。在中医病理学理论中，没有“病毒”一词，只有上火、受寒、等词汇，通过对阴阳五行进行调节，实现身体的和谐与健康。但如果要把中医原理应用到治理社会中来，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全球一体化，都要具备高速公路……“循环系统”使各种物资得到有序的流通和交换；网络化技术“神经系统”， ……使个体与各个机构、上层建筑联为一体，才可实现调节和控制。同样如果按照中医学原理，就不存在“病毒”与“坏人”， 人就是人，只要通过上层建筑对整体的调节，便可实现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好人坏人多是根据整体的需要在调节中变化着的，如果不通过中医学原理从整体环境上去调节和改善，而是把人视为病毒去对待，像西医治病一样，对社会是有副作用的。小乘经济学和低级自由主义，是因历史年龄的需要，为使社会具备人体一样复杂结构的体而产生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不少我们认为病毒的坏人还关在监狱里，那么，在大乘经济学体系建立与应用的过程中，可以使监狱里的犯人一步一步有序的释放出来，使之成为社会中健康的细胞。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中国首先为世界人权作出了一大贡献。 已经有公认：中国本届政府是自唐朝以来最开明的一届，正因为在国家提倡大创新，和学术处在大开放的环境下，才使大乘经济学理论得到提出，使中华传统文化得到挖掘。小乘经济学与西方自由主义在历史上已经到了终结期，它已经在资源环境、暴力恐怖等方面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危及到了人类整体的安全。大乘经济学，依靠自然科学当中的人体学理论基础，尤其基于国际合作破解人体基因密码获得的巨大成果，以及正在迅猛发展的IT业，和近代发展起来的系统科学理论为可现实客观条件。随着大乘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运用，将一步步把人类引向 “佛学”所倡导的互助互爱，同体相连的人生境界；“道教”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使人类实现高级的自由和解放。大乘经济学是东方文化与西方科技的有机结合物，它使全球一体化具备人一样自我保护、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功能和灵魂，它取代小乘经济学和低级自由主义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年龄阶段的必然。 当代企业家的归宿分析 社会产生交换经济已经绵延了几千年，而工业社会产生企业不过短短百年的历史，但真正称得上企业的企业应该从互联网产生后的这短短的几十年里开始，在此之前只能称为家庭作坊，或者称为家族低级企业。企业是历史某一阶段的产物，企业家是历史赋予的一个神圣的职位，担负着社会的责任和历史的使命。如果不是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而是以金钱为目的，并且企图占有巨大财富和家产留给子孙后代、炫耀身份、出人头地，即使掌握了相当的财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称不上企业家，并且他的财富不会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继承下去。秦始皇在某一方面、在某一时期，在历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是把他放在历史的宏观上去考察，也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虽然他建筑了万里长城，但是万里长城阻挡不住八国联军的侵入，更阻挡不了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打开国际的大门，他所能左右的时代也不过短短几十年。秦始皇除了筑建万里长城企图江山永远不倒外，还派人炼丹，派人东渡日本采人生不老药，梦想人生不老，江山万代，其结果是五十多岁就归西。现代企业集团多把它形容为一个王国，企业与企业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市场争夺，但是像秦始皇一样心态，或者有秦始皇一样梦想的企业者，和者生意人大有人在，其结局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破产落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有的进监狱、有的被人谋害……，但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而不是自封和通过媒体吹起来的企业家早懂得这些简单的道理，如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就是杰出的一位。 那些有秦始皇一样心态和梦想的企业者及生意人，因为各自的前因不同，其结局也略有不同，在这里不作为研究对象，仅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历史阶段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当前企业竞争状况来分析未来企业发展的方向。 自联合国诞生、尤其互联网产生以来，人类社会非常清晰的呈现出人体化结构，并且可以比较客观的对人类历史进行年龄阶段的划分。万年以前，我们可以把大自然视为人类母亲卵子的生成期，在五六千年以前，人类没有历史记载，那时一些基本的人类器官还没形成，我们可以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胎儿的后期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人类的分娩期；联合国为新生人类的大脑。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期，还有没发现的新大陆，世界还没串成一个整体；铁路、航道、高速公路血液循环系统还没形成；电话，互联网络等高级神经到近代才产生，并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我们可以把现阶段人类历史划分为两月的婴儿。在人类婴儿刚诞生阶段，“全球一体化意识灵魂”联合国“大脑”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发挥不出它的职能，多处在沉睡状态。正因为在整体灵魂、整体高级意识处在沉睡状态下，才使个体细胞与商业的形式在体内无序的竞争，正因为这种相对无序和异化的竞争，使已有矛盾难以解决，迫使社会发展必须有所突破而向更高阶段发展，正是这样的机遇，使得全球一体化得到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尤其使得“神经系统”，即IT技术得以产生、发展和突破。当产生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矛盾不可调和时，整体高级意识灵魂必然生产和苏醒，出现新的理论改造世界，使世界实现新的平衡与和谐。 所谓新的理论就是大乘济学，它首要使命是实现全球一体化，从根源上解决资源环境、就业养老、暴力恐怖、战争等一系列问题。它以人体学为理论基础，在构建过程中与传统的小乘经济学有巨大的区别，传统小乘经济学主要以货币为基础，靠个人的力量有限地吸收他人和前人的养分，而大乘经济学则是以卡为工具，以实物数据为基础，通过系统科学跨专业大团队合作，其工程跟近年来国际合作破解人体基因密码一样庞大。通过跨国界、跨专业合作，运用现代信息化科技，构建全球一体化模型。 针对中国国情，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大乘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运用现有的国家银行高科技信息化网络为基础，使国家经济从宏观调控到与微观调控相结合转移，以此实现资源的节约。这一过程也就是软件开发，和推广网络技术应用的过程，同时也称为社会“神经系统”发育的过程。国家唯有具备健全的神经系统网络，才有能力对社会生产生活进行高效控制和调控，以此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高度安全及稳定。大乘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可控制性半虚拟分配”可控制半虚拟分配指的是：动用国家货币储备金、社保基金建立社会神经系统，收购整合私有化企业，并且连国有企业全部的股份，运用银行卡，半虚拟分配给国民。国民拥有的企业股份，没有买卖权，只获取股份分红用来消费，唯有在遇到自然灾难等特殊情况下，经过核实批准方可动用国家原始股份。节约者，或者在从事劳动创造者，没有支取的分红可转化为新增股份，存储在国库里。 在大乘经济学还没有成为国家和世界主流经济学，由政府参与操作之前，可以非常好的被IT巨头、民营银行、国家及国际银行采纳，进行高效融资，快速稳健的拓展各自的业务。通过软件企业、卡系统企业、银行多方企业组成独立的控股集团，形成技术加金融的实业，去整合不规范企业，通过信息化实现产品的安全和资源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软件企业可以从被动地销售软件一步步转为直接用于拓展自我控股的企业；银行转为自我融资自我直接投资，消费者转为小股东。半虚拟的特点是：银行能得到非常好的融资和非常安全的投资，IT企业在技术上能得到突破更加具备国际竞争力，集团可以赢得各方资源，并且优化各方资源得到快速稳健的发展；投资者投入的不是带有泡沫的股票、保险，而是以信息化为手段、以实物为基础、以银行和大企业为后盾的实业；一旦自己急需，可以在不贬值的基础上非常方便的取出来，通过实业投资得到很好的生存保障。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当前社会的矛盾，必然使企业往这么一个方向发展，它所产生的结果是，社会有效的资源得到存活和优化；劣质产品、无用包装、多余广告、奢侈品，以及金融市场中的危险泡沫在安全有序中消失，通过企业的整合和社会神经系统的发育，使上层建筑准确的得到产生力资源、物资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数据，实现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相结合。如果按此分析，当代企业家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归宿和结局？在此进行理性分析：其一不经过上层建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通过，个人不再有开发项目和投资的权利；其二个人资产只能虚拟的存在，根据个人的资产和自身在社会上作出的贡献，由国家领导人、联合国颁发荣誉胸章；其三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优先权。 哥德巴赫猜想与全球政治经济的统一 哥德巴赫猜想的提出历经了两百多年而不衰，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数学工作者，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然而至今仍不得其解，无法得到突破。但正因为哥德巴赫的猜想，使很多非数学领域的人产生了兴趣，尽管得不到圆满的回答，却是可以引起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事物，并且可以产生很多新的思考和联想，使观念得到转变，甚至使认识观念发生一次革命，来促进全球政治经济的统一，实现真正意义的全球一体化，和人类全面的解放。 数学理论当中的“1＋1＝0”，因为数学理论中的数字是空的，是虚的、是假设的。数学必须要实物与实物相加才能得出基本的结论，比如一个人加一个人，它可以等于二，也可以等于无数，也可以等于零。但要是我们把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二，那么得到的是非常粗略的结果，原因是人的能力不同，重量和体内的细胞数量也不同，要是平均的相加就是不科学，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吸取和释放的能量、价值等各方面都不同，但要是我们把他们拆散，再去分清他们做出的贡献、体内有多少个细胞等等、直到每个细胞内部有多少个分子，那么得出的结果一定是无数的，同时也一定是个零。我们可以再用一个苹果与另一个苹果相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加、或者一滴水与另一滴水相加，无论什么物加什么物，总之结果都是一样等于无数、或者等于零；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相同的叶子，哪怕同一时间在同一池塘各提起一克水，那么两克水之间的成分也不会完全一样。脱离物质的数学是不真实的：“任何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相加，由不同认识层次的人、根据不同的需要等于任何一个数字。”有企业家为了企业的发展，发挥团队潜能，形成合力，运用哲学思维使1＋1＝1、1＋1＝11，来教育员工，使每一个人成为企业当中一个独特的，但又不可孤立的一部分。 比如1＋1＝1，本来最初有一个是搞策划的，再加一个还是搞策划的，那么两个才能相近的人加起来就没有发展：于是等于1＋1＝1；而一个搞策划的加上一个搞公关的，两个不同的人加起来可以得到互补，那么：1＋1＝11。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的基因，能后由不同能力的人相加组成，100人有机的相加可构成一个五脏具全的整体，这100人通过合作可远远超过100万个孤立人的力量，通过数学认识，可以使员工认识到合作与互补的重要性。但是数字认识和成功是分层次的，不同认识层次的认识需要可以使1＋1＝……任何一个数字，也可以把任何一个成功的人、成功的企业、民族，说成是失败的，把任何失败的说成是成功。比如春秋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在某一阶段都是成功的，但是某一阶段又是失败的，到现在还可以说它成功，也可说它失败，也可以说没成功，也没失败。楚国没了、齐国没了……无数细小的民族没了，正因为它们没了，他们的后代才得到存在和延续，只有他们的后代得到存在和延续，才能证实他们存在过，这就是他们没有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为什么要把春秋战国的成败观念搬出来，因为只有通过观念的转变，才能实现全球政治经济的统一，使人类不至于毁灭，未来人类社会得到存在和延续；为什么要把歌德巴赫猜想与全球政治经济统一联系起来，因为世界的形成和人类的存在跟数学有密切的关系。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多少物？有多少什么物？科学家、数学家只能在不同的时代给出一个数据，永远不可能固定下来，得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是从“道”里面那个“一”中生出来的，有生于无，无就是一个零。那么作为一个人就不应该是：“1”，而应该是：“10”。一个数学家与一个数学家相加发挥不出他的历史价值，“10＋10＝10”，如果跟一个达到境界的科学家相加，那么10＋10＝1010，跟另外一领域的科学家、哲学家相加，那么1010＋10＋10＝10101010。人体由多少亿万个细胞组成？人类社会在形成的过程中总共有多少人？我们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人的意识在一代一代中进化，事实上存在过的前人没有真正死去，与潜意识的形式，依赖细胞而存在，当人与外界发生关系时，前人通过潜意识得到复活，使人的认识得到提高。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认识到，人体是靠一个个独特的、不同功能的细胞组成的，细胞为了自身和整体的存在，共同协作得到养料的供应和废物的排放，人成长到一定年龄阶段达到“意行合一”细胞构成组织系统，通过组织系统控制身体和支配行为。那么通过哥德巴赫猜想，能否通过认识，使人人成为一个有独特人格尊严，而又互相作用人类社会的人？使认识和观念发生一次根本性的革命、使世界构建成一个全球政治经济相统一的有机体、使全球一体化像人体一样科学：通过人类组织系统，也能像人一样“意行合一”，使世界得到和平，地球万物在宇宙中能自我保护。 当前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和延续的前提是，国家与国家必然通过商业战争的形式融合为一体，通过联合国实现全球统一。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也就是10＋1＋10＋1……的相加的过程。那么谁是“1”？谁是“10”？，“1”与“10”有什么区别？在这里的“1”指的是一个低级认识的、缺乏包容和不具备复制能力的人。“10”是个有我无我的人，是达到了没有名利、没有嫉妒、没有争斗的“如来”。 只有企业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各个领域的人达到那种境界才使一个个家庭、一个个机关、一个个企业、一个个民族、互相团结与合作形成合力，使全球一个个相对独特的生命互补与合作，实现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 在当今社会当中，有不少人耗费巨大气力，甚至花大钱到高校培训，期望通过企业案例和历史事件吸取经验和教训，可惜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悟“道”，获得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奥秘，多被五花八门的表面现象迷惑，而事实上从古至今成功与失败的本质却是一样的”。除了兴趣想知道一些故事情节外根本不值得研究。 尧舜禅位是极为高级的境界，正因为如此高级的境界，到今天和以后还有人知晓，然而在这之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人为了权势名利死无葬身之地，成为野鬼，无人知晓。低级境界为了利，在争利的过程中散伙，结果被孤立发挥不出潜能在穷困中度日。为了留名而争权夺势，打下江山，自己和后人落得悲惨结局。一个企业、一个政权，是兴旺还是衰败，关键在于核心组成人员的认识境界，他们代表了多少人的利益，把个人的名利得失看得有多重要。当下华西村的吴仁宝，和南街村王洪斌，依靠一个一个原本穷困得有如在地狱般的农民相加，用如此短的时间使被加的农民发挥出能力，进入了天堂。现在我们还有机会问他们两位对前人的成败作了多少研究，但是他们取得的成功方法是一样的，和古人也是一样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不与人争夺，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不求名利，天下为他留下名和利”。“1＋1”10＋10＋1＋10……是数学题，然而，任何一门科学的本质都是为认识大自然，改造世界，服务人和于社会。哥德巴赫猜想他已经超越了数学范畴，为人类历史埋下一大伏笔，促使人思考与认识，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引发一次认识观念革命。人类的希望和未来需要一个个认识境界是“10”的人相加、复制，才可能形成合力认识大自然、认识社会，实现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实现人类全面的解放。 『作者本人还没有达到此境界，但是愿意努力，希望每一位有缘分读到的朋友都能达到，没有接触到的也能达到。』 北京农的传人文化发展中心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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