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心城市中的农民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游学者 柳哲

2005年9月9日

9月1日《新京报》发表社论《农民工贡献大收益小让我们不安》，笔者非常有同感。但城市中比农民工更令人堪忧的一群农民知识分子，同样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笔者今天要谈的是在城市中生存的农民知识分子的困境和出路问题，而非农民工问题。笔者将那些户籍仍在农村，却在城市中生活并追求梦想的文化人，权且称为“城市农民知识分子”。

农民工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和众多媒体的关注，我不想多谈。农村中众多的农民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离开农村走进城市，开始了他们漫长而艰辛的都市寻梦之旅。

笔者在互联网上搜索“农民知识分子”时，“农民知识分子”指的多是农村中文化较高的农民，有人将洪秀全也作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说来，刘邦、朱元璋、毛泽东等等也应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最后通过“革命”而成为政治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陆学艺先生在2002年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曾提到农村中存在“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他说：“早在1989年，我便注意到，同样是农业户口的农民，在职业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分化为8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著名作家陈桂棣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案例中也非常突出“农民知识分子”的力量。

笔者今天不谈农村中的农民知识分子，也不谈出身农民的知识分子，仅谈城市中的农民知识分子。

其实，笔者就是一位在都市漂泊北大游学接近10年的城市农民知识分子。我出身农村，户口仍在浙江兰溪老家。在北京10年，很难界定自己的身份，“北大边缘人”、“北大游学者”、“精神流浪汉”、“自由职业者”、“自由撰稿人”、“自由策划人”、“曹聚仁研究者”、“自由文化人”、“专栏作家”、“自由学者”、“家谱文化研究专家”、“和圣柳下惠后人”、“北大清华新闻线人”、“传媒策划人”、“独立思想者”等等，似乎都可以说明自己的身份，但又不完全是。在北京10年，不论我在文化上有多大的作为，但很难改变我的农民身份，从户籍来界定，笔者仍是一位“浙江兰溪的青年农民”。笔者离开农村已经10多年，1996年3月来北京游学，到明年3月，已整整10年。我在北京的10年，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养活自己并成家立业，为社会创造自己应有价值的10年。北京孩子教育费与房租就压得我透不过气，如果遇到重病或意外事故就更艰难了。

农民本来是以农为业的人，既然我已经不以种田为业了，还算不算农民？而我的工作、生活、目标与知识分子相仿，唯一不同的是国家不能给我一分钱工资和任何医疗保障。我只有如“老黄牛”农民一样，在没有一寸土地的城市中，用我的汗水和智慧，在城市的天空中耕耘、播种、收获，虽然旱涝难保，虽然我生活得也不容易，但毕竟为我的梦想奋斗和追求过，我终生无悔。如果社会能够为我这样的“城市农民知识分子”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相信我能够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笔者身边有一批“农民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太高的学历，走的是自学成才的道路，户籍在农村，身份是农民。

其中有一位郭兴邦，被媒体称为“农民经济学家”、“乞丐学者”，今年60岁，只有初中文化，却精通《资本论》，出版过两本专著，多本著作正在寻求出版，曾应邀到中国农业大学演讲，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为他的新著作序。为了学术，他妻离子散。但他仍没有放弃他的梦想。2002年6月来到北京追求著书立说的梦想，至今已经3年多，生活仍然很艰难，需要朋友接济才能生存，多年心血写成的书却出版无门。当笔者与他谈起“农民知识分子”的话题时他感触很深，他说“农民工是城市中的边缘人，而如我这样年老的农民知识分子更是边缘中的边缘人。我们很难找到工作，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思想和写作，收入没有保障，知识又无法转换成钱，我们在城市的旋涡中挣扎。你关注城市中的‘农民知识分子’群体，我非常赞同。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这些在北京的农民知识分子可以成立一个互助和交流的联谊会，经常开展农民知识分子的交流和讨论，甚至可以筹备成立城市农民知识分子基金会，支持农民知识分子出版学术著作和保障农民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生活和写作的条件。”

还有一位农民知识分子王树盛，人很憨厚，在北京虽然生活10多年了，穿着仍是农民本色。不是看到他写的自传体小说《沧桑岁月》（又名《石头记》），真的很难知道他还是个文化人。他50多岁，曾在北大中文系上过夜大二年，北大著名教授程郁缀是他的老师。成为作家是他少年梦想。可惜在那个岁月颠倒的时代，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改革开放后，他走南闯北，最后在北京安营扎寨，一住下来便是10多年。笔者与他认识已经三、四年，记得最初认识他好像是在2001年下半年，在北大西门的打字复印店，看到打字员正在打印他的小说，因此相识。最近几年，他为了在城市中谋生，不得不放弃手中的笔，在六郎庄大街和西苑早市买过烟叶和小商品，积攒了一点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现在他的生活仍然很艰难，但他毕竟实现了出书的梦想。

城市中的农民知识分子，未来的路仍然漫长而艰辛，他们虽然需要社会环境的不断完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城市中的农民知识分子，虽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但他们仍具备农民的诚实、坚毅、耐劳、顽强的优秀本质，加上他们多年在城市文化的浸染和生活的体验，在将来他们更具实力创造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笔者在此呼吁，希望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城市农民知识分子的现状，为他们的城市生存、著作出版、事业发展提供不同形式的支持。笔者也在此呼吁，希望那些成功的城市农民知识分子与所有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多多关照城市中的农民知识分子，让他们生活得更顺利更快乐更有意义！笔者在此呼吁，希望所有的在城市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兄弟姐妹们，精诚团结，互助互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决定地位，今天的努力，就是为了明天的成功！

2005年9月4日凌晨1点,

（作者：北京东方文化馆馆员柳哲（执笔），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郭兴邦，北漂自由作家王树盛，《道德经》研究专家陈光柱，浙江农民探险家李明光（现住杭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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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为城市农民知识分子郭兴邦新著所作的序言

茅于轼

2005年9月

郭兴邦是一位农民经济学家。他非常专注于经济学，对经济学有非常高的兴趣和热情。多年来他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和著作。但是因为他是自学成才，没有显眼的学历，他的外表,从衣服到口音，显露出一股地地道道的土气,大概因此之故，他很难进入主流学术圈子,他的学术成就也得不到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

就他本人方面而言,由于缺乏充分的交流机会，他的学问有点闭门造车,完全由自己的兴趣导向。因为缺少反馈,看不清自己的强项和弱项，结果就是事半功倍。现在这本书则不同，讨论农民收入问题，不但抓住了当前大家密切关注的主题，而且发挥了他本人的优势，他原本是一个农民，对农民的生活，比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了解得更深刻。有许多生动的故事,抓来就是，毫不费劲。把故事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分析，就显得有声有色,饶有兴趣。这是这本书的主要特点。

本书讨论农民能够有多少收入。换句话讲，农民的收入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提高。现在农民的收入是很低的，可是低收入并不是农民天生就注定的。正如他所说，农民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国农民的收入不是已经达到这个数字了嘛。问题是中国农民怎样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实际上这是一个财富如何更多地创造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其答案显然不是多劳动就能多创造财富，财富不仅仅取决于劳动，财富如何最有效地创造,这本来就是经济学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上成千上万个经济学家都在为这个问题寻求答案。现在郭兴邦专门从农业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他为农民出谋划策，对农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农业方面的决策人士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真理只有一个，他的结论和别人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必须减少农民。不过郭兴邦是用自己的切身经验来达到这个结论的。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大问题，因为他们占了人口的60%以上，他们的收入又很低，是处于边缘状态的一个大群体。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通过发展农业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免农业税，增加种粮食的补贴，保护耕地等等。我国的许多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就是按照这条思路来设计的。另外一种思路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在农业之外，应该扶助城市里的中小企业，帮助他们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民进城.最后。农民人口降低到10%以下，三农问题自然而然就不存在了。在许多情况下这两种思路是互相对立，彼此矛盾着的。比如保护耕地政策，如果要将几亿农民吸引进城，城市人口要增加两三倍，总不能仍然挤在现有的这块面积里。发展二三产业也需要占用耕地。不扩大城市用地，减少附近的耕地怎么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再比如增加农民种粮的补贴(通过价格补贴或直接补贴)，结果会把农民留在农村，无助于减少农民的政策。

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国家，无例外地都是从农业国变过来的，都是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变到现在的只占５％以下。他们走的路，主要是通过农民破产，不得不进城谋生。也有少量通过殖民地移民，让农民变成了城里人。不论是破产或殖民，都是很痛苦的。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希望他们破产，也没有可能殖民。我们正在走的一条路是让农民进城打工赚钱，改善生活。所以是一条痛苦比较少的道路。不要以为这条路完全没有痛苦，他们离家出走，夫妻分离，长年累月从事艰苦而缺乏保障的工作，经济上的确是有所改善，但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社会成本是很高的。当然，比破产要好得多。这条路能够走多远，取决于城市里创造就业机会的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要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

郭兴邦同志的这本书，很好地论证了减少农民的必要性。这也是大多数城市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倒行逆施的政策呢？我认为是一般人的思想总是落后于现实。仍旧抱着农业最重要的过了时的观点看问题。事实是农业已经不那么重要，而且越来越变得更不重要。农业重要，这是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观点，因为几千年以来人们经常吃不饱。农业当然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一情况自从上个世纪以来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个国家先后走出了粮食不足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国家困扰的问题，早已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营养过剩，高血脂，肥胖病，脂肪肝。确实也有一些国家还处于粮食不足的困境，如北朝鲜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但是他们的问题不是粮食生产不出来，而是市场经济没有建立，人与人平等，自由创业的制度没有被承认。中国的农业正像中国的总体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农产品从不足到过剩，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地下降。现在已经降低到15%.美国则已经降低到2.6%。可是我国的农民还占总人口的60%。这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

这本书最有特点的地方，就是作者非常具体地讨论了农民种地的收入，成本，产品的价格，投入品的价格，最后得到的纯收入。作者又讨论了农民的开销，衣食住行，社交往来，学生上学，婚丧嫁娶。收入减去开销，出现一大笔债务。农民怎样弥补这笔债务？靠家里兼作副业，搞养殖，学手艺，帮工，最后就是出远门去打工。作者对每一项所作的分析非常细致入微，只有真正从农村出来的人才能够深入到这样的程度。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这是一般主流经济学家写不出来的。为他们没有深切的农村生活经验。

读了这本书，会对农民的生存状态产生深切的同情。也能够懂得为什么农民是弱势群体。他们生存的脆弱状态，定了他们的不稳定前景。全国有60%多的人处于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之中，这是不是中国的大问题!农民问题之所以严重，读了这本书就明白了。我们从作者所描述的真切的农民生活状态，也会产生出同情心。年纪大一点的经历过文化革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下过乡。对农村并不是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下乡还保留着干部身分。这就不可能体会农民迫切希望摆脱农民身分的强烈愿望。郭兴邦同志描写身分不同所造成的鸿沟，以及由此而起的观念，意识，人生目标等种种不同。最后就是我国弊多利少的经济二元结构。

经济学家多半是城里人，希望城里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士，都来读一读这本书，了解一下占我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的心情。并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使我们国家变得更平等、和谐、富裕。

为爱心事业奔走的农民知识分子

柳哲

2005年9月9日

笔者在北京一呆就是10年，结识的朋友五花八门，有亿万富翁，也有一文不名的精神流浪汉。今天笔者想谈谈一位富有爱心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张志明，身高一米七几，身材魁伟，经常来我家串门，侃他的爱心梦想。

记得最初认识他，好像是在2003年9月份，那时笔者夫妇正在帮助一位来京治疗的“爱心女孩”宫晓丽，《华夏时报》等媒体作了报道。有一天，张兄拿着刊有我们事迹的报纸辗转找到了笔者。记得当时笔者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未名居中，接待了这位陌生来访的朋友。

我们一见如故。记得那时，张兄谈起了他的往事。他是浙江舟山人，做过渔业、医药等方面的生意，曾经风光过一时。但有一次海上事故，差点丢了命，几十万渔货毁于一旦。张兄在这次事故中好像顿悟了，心想如果没有上苍在冥冥中呵护我，肯定没命了。生命是很脆弱的，不好好珍惜，什么时候都有可能会溜走。于是张兄决定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业，立志要做个爱心人。

张兄带着家中唯一的数万元盘缠，来到首都寻找他的爱心梦想。他说，北京是国家的首都，人多，需要帮助的人多，有爱心的人也肯定不少，在这里可以干出更大爱心事业来。

张兄在北京一呆也很快2年了。据我所知，他帮助了无数的需要他帮助的人。北京开支大，张兄也边打工边追求他的梦想。张兄曾告诉笔者，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打电话向他求助，那位朋友因缺房费快要被房东赶出门了，张兄非常爽快借给他200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再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朋友又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张兄又二话没说借给他400元，据笔者所知，这400元可是张兄自己打工半个月刚发的工资。

张兄在北京帮助人找房啊，找工作啊，朋友生病给予关怀照顾啊，真是做了不少的好事。张兄有个目标，想办个“爱心人”网站和“爱心人”俱乐部，准备寻找更多的爱心人，去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笔者在此祝愿张兄的爱心事业一定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为爱心是永恒的，可以传递的，可以发扬光大的。相信不久的将来，做一个“爱心人”将会成为我们的人类共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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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农民知识分子的文章）

读朱学勤演讲：《文化与制度变革的关系》有感

深圳 章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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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真奇妙朱学勤关于文化不能“革命”的观点与我于山野中师法自然仰观天宇俯察群形彻夜静思所得惊人一致！

朱先生在演讲中提到，文化不能革命，英国人杀了国王，动了政治制度，动了当时的经济领域里面的财产关系，但是却用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无论是国王还是政府乃至革命以后成立的新政府，他们的手不能够摸向就是臣民的信仰领域，即政府权利不可以进入文化领域的。而中国上世纪的悲剧在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是不满足于政治革命，要把政治革命这个滔天的洪水，越过文化精神信仰的栅栏，引到文化领域这个里面来。这些观点极其精辟。这是朱先生通过历史研究归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而我则主要靠抽象思辩并借助仿生社会学研究推演出了类似的结论（推演和归纳与科学的关系杨振宁曾有妙论）。我是在95年左右写《中华同人道》，演绎了“文化本位社会”，批判经济本位社会和政治本位社会，当时不知道朱学勤也不知道自由主义，2003年学会上网，2004年上半年发表了《仿生社会学》，然后被各大网站转帖，很多网址至今还在，包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燕南学术网，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电子杂志总第十一期的网址都还在，这个时间大概在朱学勤发表演讲之前，所以绝不存在我抄袭朱先生观点之可能，我是在8月30日万科论坛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其反对文化“革命”的观点与我惊人一致，相信是巧中之巧。

虽然我们都得出了不能搞文化革命之结论，但我对朱先生的另一结论并不同意，他试图推出中国问题不是文化问题这一结论，但我认为中国问题还是文化问题，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正是他们的文化理想问题最终带来了文化大革命。朱先生反对文化决定论，我则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决定了制度。好比植物的根茎叶关系，有什么样的根就有什么样的植物，爬藤的根上长不出乔木来，关键是你知道文化是根、制度是茎、经济是叶，承认了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决定性后要如何对待文化的问题。我和朱先生，一个说文化具有决定性最重要所以不能对文化搞革命，一个说文化问题不是核心问题所以不需要文化革命��该把重心放在其它方面，到底哪个逻辑更周圆？请先看一看《仿生社会学与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一节文字，然后我再作解释，分析朱先生的思维误区。

植物体“根、茎、叶”之间的分工关系似乎可以与社会结构中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相对应。在社会系统的三大子系统中，文化系统的作用类似于植物体中的根系。根深藏于土壤之中，不能象枝叶一样让人看到其鲜艳的外表，却是植物生命最本原的一部分，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部分，根能为植物体提供生命信息、水、无机盐犹如文化能为社会提供教育、科技、信息、管理智慧和高素质劳力等要素一样。根的生长特性是高度的多元化、自由化，呈发射状伸向各个方向，这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从植物体中根的形状结构，我们不难得出文化发展的仿生规则―――绝不能控制思想自由、限制文化发展，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中文化根系的薄弱――而根系的薄弱又必然为社会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的缺陷。我们常看见园丁拿着大剪剪枝去叶，却没有看谁拿树根去剪的，可见我国历史上的坑书坑儒、明清的文字狱、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社会发展的破坏之严重。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需要的是绝对自由，反之，政治经济则只需要相对自由。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实践上的相对保守或许可以成为一种较好的搭配。一个民族的经济崩溃了可以恢复，政府倒了可以重建，文化的根系断了，一个民族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发展文化、重中之重！（这一段不难看出，自由是文化的生命之源，就象根生长状态的百无禁忌）

植物体的“茎”可以为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系统的构建提供灵感。通过观察树的根茎两部分不难发现，二者其实是一个相连的一起管道系统，正是同一个管道系统，在根这一部分是发散状的，是“自由”的，而到了茎这部分却集结成束，象征着每一条根都选择放弃部分自由接受某种限制。这和现代民主政府非常相似，政治系统的本质在于通过限制自身的自由以保障民众精神文化自由与经济权益，而不是相反――控制民众的思想文化自由与经济自由以肥自体。因此，政治系统的核心精神就是对官员的权限进行制约，这就是现代民主与宪政的真谛――通过民主对官权进行限制，通过宪政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限进行限制，限制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公正地享受自由。树在根系部分的发展是百无禁忌，长到树干这一部分的时候却合抱成团，所有细胞都接受约束，以保证树干快速长高，显然，没有树干这部分的集中与限制，就不会有根叶两部分（对应经济与文化）的自由与繁荣。所以，一个好的政府其基本职责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就象树干不能僭越根和叶的职能，不能越俎代疱，不能向根（文化系统）施压而伤及国民的精神自由，不能向叶（经济系统）争夺甚至垄断经济权，而应该当好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由于根的深度与茎的高度成对比，由此可推出一条政治学仿生原则――稳定有力的政治必须依靠深厚的文化根系；“根”的分布面积与“枝”的分布面积成正比，由此可以推出另一条政治学仿生原则：“民主政治”必须以“民主文化”的根系为依托，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务必先培养健康的民主文化――否则就象根系没有向四周张开而枝却张得很宽广的树一样，很容易被风吹倒――某些国家在学习西方民主时却未能同时培植民主文化而导致严重社会危机就是证明。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主的文化之根未扎好。（附图：自由的根与自制的茎，于社会是文化的自由与政治的限权之象征，于个人是精神自由与行为自制的隐喻）

中国古代的“官”字通“管”，所以官僚系统的本义可以理解为一个供各种信息、能量、和物质流动的“管”道系统。从植物茎的组织结构来看，它正好就是这样一个承担运输功能的管道系统，一方面要把根从土地中吸收的水分和无机盐上传给叶子，一方面又要把叶子光合作用产生的营养物质下传给根――植物的茎本质上是一个供各种信息流、物质流与能量流在其中流动的管道系统。茎在植物体中，既不能产生能量也不能提供水和无机盐，而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从茎的功能与结构我们不难发现，当下流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一个非常符合仿生学原理的政府形式。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应该是直接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而应该最大地发挥通道作用，让各种社会要素――科学、艺术、信息、劳力、资本、土地产权、技术、管理、知识在其中自由流动、畅通无阻。而一切阻碍这种流动自由的因素，都必须努力将之清除，如对垄断、保护主义、腐败的打击。同时它还要限制各种有害要素在社会中的发展自由，如如打击邪恶宗教、犯罪分子、毒品等等。树木的茎还需要在森林法则下与其它树木竞争，把生产系统��叶子推到更高的竞争平台上。这与政府的经济服务功能完全一样。

经济可以比喻为树的叶子。叶子藉光合作用合成碳水化合物（CH2O）n,进而制造蛋白质、脂质、维生素及荷尔蒙。叶子就是树的一家家工厂，所以用叶子来比喻经济是最恰当不过了。叶子能不能健康生长，一方面取决于充足的阳光照射量，另一方面取决于水和各种矿物质的吸收。前一个条件取决于茎的高度和枝的密度，后一个条件取决于根的深度和广度。叶子总有枯荣之周期，这犹如经济总有盛衰之变化――依此类推，不能有效对付经济危机的是落叶型经济，能有效对付经济危机的是常绿型经济。

好了，现在 我可以非常轻松而简单地回答我和朱学勤先生的分岐问题了。

因为文化是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茎和叶，根是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所以文化是不能随便动之以斧斤的��文化不能革命的结论便自然导出。这好比人的大脑是人身上最具决定性的器官、最重要，所以你不能随便拿大脑动手术，人类医学几千年，各种外科学术都成熟了，最后才敢动大脑，因为给大脑动手术是最复杂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失败便在于他们的狂妄，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科学，可以对大脑动手术了，可以挥舞锄头给一棵五千年的大树修整根系了，这就是上世纪灾难的真正原因所在。

所以不能对文化搞“革命”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朱先生的推理过程却不对，不是因为文化相比于政治制度不重要、不具决定性才“不需要”对它进行革命，而是因为它太重要，太具决定性才“不能”轻易对它动手术。朱先生上结论正确而逻辑上不周圆，还是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重归纳轻推演的文化基因缺陷有关（又回到文化决定论了）��这种基因缺陷也许是历史偶然造成的，如果名家惠施的那五车逻辑学著作能保留下来，中国学术或许是另一种面目。我之所以重逻辑，主要是因为我信了道家，而且我把道家的源头直朔马王堆出土的《黄帝经》，以《黄帝经》为证据，对道家“一为道本”这一命题进行了全新的解读，认为其含义为道的内在逻辑是统一的，因此逻辑统一性是道的根本，必须以逻辑统一程度为标准来判断理论的科学程度。因此我的国学或文化研究与百年来各大家的路径不一样，我致力于以逻辑推演将中国传统文化联结成一个整体，所以我的那些“根茎叶”能演绎出社会学和经济学知识甚至其中就业观点可以让中国经济学太极宗师张培刚的弟子李敏副教授引用和论证写成经济学博士论文并在今年张老的弟子中拿最高分---以全新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最大的瓶颈��就业问题，而且我们也看到江苏大学经济哲学博士王文龙和金丽馥教授引用我的“稻田现象”写作学术论文①，还可以看到中国劳动法学理事张治金那篇引发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上书而名满天下的文章中（我的文章和他的先后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网站登出），也用到了我"幼有所养,老有所济"的竹林主义社保理论。传统文化开出如此富于逻辑的社会学经济学知识，我相信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遭。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之推崇文化革命，还有一个原因就出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里，认为社会建设就象建房子，一大堆“基础”，“上层建筑”之类的术语，你推翻旧房子建新房子当然就是革命的逻辑了，所以在毛泽东的逻辑里，文化也象房子，可以推翻了重建。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体系不是这样的，是“本干末”，包括个人文化修养都是透着一棵树在那，而不是房子，修养的意思就是针对一棵树而言，修是修枝剪叶，养是培养，以养为本，以修为辅，中国人的文化是养出来的，不是建设出来的。所以中国人看社会，看到的是一棵树，马克思主义看社会，看到的是房子。

１９９２年我家乡下大雪，我家一百多棵桔子全冻坏了，几乎全乡的桔子树都死光，但我家的保住了。因为我知道植物的叶子具有蒸腾作用，所以我突发奇想用锯子在桔树齐土二寸高处把它锯断，把它的政治系统（茎）和经济系统（叶）都“革命”了，减少了水分蒸发，结果因为根系完好无损，一年就长起来了，我家的桔子连续几年卖好价。所以一棵树，茎可以“革命”叶也可以“革命”，但根不能“革命”，社会系统中“文化政治经济”三系统同理。

对一棵树，你对它的文化根系不满，你烦它的根系已经老化枯黄，应该怎么办？应该怎样改良这个根系？

秧苗要移栽到大田里去的前五天，农民要给他施一次肥，秧根发红发黄时说明老了，播一轮肥就可以让它驳发嫩白嫩白的新根，这样的秧苗下大田后就会长得飞快。

文化亦同此理，它是树不是房子，它自己具有生长和修正的能力，它会在生长中去旧生新，你觉得它陈旧了没关系，不要去革命，只要下肥料，花钱去养它，让它驳发新根，别想着把它的根剪掉嫁接新根，那费事，咱小农民也没掌握那技术，掌握了那技术也犯不着那么费劲。欧洲文艺复兴，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商贩，大家都愿意掏钱来给文化下肥料，所以就有了文化的大繁荣。文化是养出来的，不是革命出来的。

年初我写一篇《文化深圳，贵在为草根施肥》，标准的“本干末”中国式语言，文化是树不是房子，要“养”不要“建设”、不要“改造”。“养”就要从每个市民的文化福利做起、给他下肥料，他的根想怎么长让他怎么长；建设的话就是那些文化工程什么的。已经习惯西方学术话语系而听不懂中国话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能看得懂这种古老而朴素的语言呢?

1，王文龙，金丽馥：对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评析与借鉴，http://www.wanfangdata.com.cn/

qikan/Periodical.Articles/gdqngbxyxb/gdqn2005/0502/050210.htm

何燮侯：一位被遗忘的北大老校长

（1878 — 1961）

柳哲

2005年9月9日

在北大游学10年，近年才知道北大历史上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北大老校长何燮侯，真是遗憾。教师节临近了，写此小文以示对北大老校长何燮侯先生的缅怀之情。

大约在2001年后半年，我见到了来自美国的华侨、美国孙中山慈善信托基金代表唐崇昭博士，她曾与我谈及他的外祖父是北大老校长，当时我有些将信将疑，我在北大多年，一位北大老校长难道会闻所未闻吗？因此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连北大老校长的名字也没问。直到今年，我开始致力于姓氏文化研究，决定对历史上的各位北大老校长的家世作一探究。老校长严复、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马寅初的名字，对于北大人来说都比较熟悉，而对于北大老校长何燮侯，可能一百个人当中不会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为此，我于4月10日应绍兴市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第21届中国兰亭书法节的机会，提前数天于4月7日下午专程去诸暨寻访北大老校长何燮侯故里一回，拍摄了一些珍贵照片，包括何燮侯先生父亲何孟孙先生的墓园。

何校长的故里是今天的诸暨市赵家镇花明泉村，该村党支部书记何美娟女士非常热情接待了我，给我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包括该村村志《花明泉史志》。近日，经何校长公子何荣穆、孙子何怿晋、外甥女唐崇昭博士等亲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始对何校长的道德文章有了初步的了解。现根据胡仲平博士所撰《何燮侯先生生平事略》，作了个别修改，简述如下：

何燏时，字燮侯，１８７８年（清光绪四年）８月１０日出生，浙江省诸暨市赵家镇花明泉村人。父亲何颂华（字蒙孙）为晚清秀才，乃近代著名书法家、教育家。

先生幼年读孔孟之书，学八股制艺，后渐悟其非。15岁，从蒋观云先生习古文，喜读史书及宋儒著作。16岁，又从赵缵侯先生学数学。甲午战后，遂萌学习科学，发展实业，以图救国的理想。１８９７年浙江维新派人士在杭州建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先生为该书院第一届学生。

１８９８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先生以优异成绩入选。到日本后，先进预备学校学日语，１８９９年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１９０２年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采矿冶金系。１９０５年７月，先生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正规大学毕业第一人。

１９０６年春，先生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１９０７年，先生升员外郎，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学制度，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返国后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即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先生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旧日官场拖沓之风。在先生主持下，１９０８年开工兴建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新校舍。尽管校舍后移作陆军讲武堂之用，但北大由此得到政府另建新校舍的承诺。１９１０年２月京师大学堂在先生等人筹划下正式成立经、法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七科，始具备大学规模。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发生辛亥革命，１９１２年１月民国政府成立，先生就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１９１２年５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这年１２月，先生因筹办京师大学堂有年，熟悉大学事务，受命继任北京大学校长。

先生上任后，首先解决经费问题。他以校长名义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白银７万两，学校才得以按时开学；又以个人去留向当局力争，议定每月经费按预算发给，学校经费问题从此得以解决。其次整顿校风，严格规章。北大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学生多为谋求仕进的权贵子弟，多年来校纪松弛，学业荒废，少数学生纵情声色，相沿成习。先生接任后刻意整顿，严格规章制度，建立教育秩序。至１９１３年春，学校初上正轨，开始组织春、秋两季招生。

这年秋天，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大，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先生及全校师生反对。先生给大总统呈文，曰："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由于先生和师生的坚决反对，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裁并北大的企图被打消。然而先生由此与教育总长发生龃龉，并不满袁世凯独裁，遂萌生退意，于１９１３年１１月提出辞呈，并于１９１４年１月由胡仁源正式接任。

先生任职京师大学堂和出长北大，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规大学的关键时期，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风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先生皆与有力焉。先生又以校长之力，延揽许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据沈尹默回忆，沈尹默以及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皆由先生与胡仁源延揽入北大。另外，先生在主持北大校舍建设和出长北大期间，不乏上下其手之机，但先生自律甚严，廉洁奉公，在旧式官场中极为难能可贵。

先生自北大去职，嗣奉调四川矿务署署长，因对政治及官场失望，辞不就职。从此息影家园，不问时事者殆逾五年。后因儿女渐长，负担日重，乃向京友筹借资金，与人合开锅厂为生。其间曾参与开办长兴煤矿和主持修建枫上铁路，均不成功。

先生天性淡于名利，本不作政治活动，居余杭十余年，几无人知其经历。１９３１年偶于友人处见美国人艾迪博士所著《苏联游记》，遂对于苏联革命后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以及建设的突飞猛进，极为赞许和向往。尔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共产主义诸书禁人阅读，无从购买。先生遂往上海日人开设的内山书店，搜觅马列理论著作，如《资本论》、《列宁主义经验批判论》、《辩证唯物论》等书，旁及中外凡关于苏联之游记、著述、杂志、五年计划各书，始了解共产主义为救济人类之最新学说。

１９３２年伪满政府成立，旧友郑孝胥、罗振玉欲罗致先生出任伪教育部长，为先生所拒。先生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亦表不满，国民党要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其出来做事，为先生婉拒。

七七事变后，先生避居乡间，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１９３９年，周恩来来浙视察，先生前往欢迎，互叙世谊，晤谈甚欢。１９４１年，四明山金萧支队来诸暨游击，先生遂与金萧支队领导蔡正谊等相识，往来密切。先生因积极抗日，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１９４５年１月，在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参议会副议长。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先生正在上虞开会，并准备去延安。因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中共领导劝先生暂回诸暨老家。先生因追随共产党，于回家路上被国民党拘捕，经好友营救，始得脱险。后先生与夫人避居杭州，不久又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绑架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后经亲友多方活动，当局迫于舆论方予释放。先生出狱后定居余杭。解放战争期间，先生与中共地下党仍保持秘密联系。

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州解放，先生受到中共的优礼尊重。９月，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与黄琪翔、张难先等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先生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以后历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１９５０年４月，接受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担任民革浙江省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１９５４年民革浙江省委员会成立，先生当选为主任委员。

新中国成立时，先生已年逾古稀，但却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积极向政府献计献策。先生在１９４９年８月撰写的自传中说："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唯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不让苏联占美于前，是所愿也。"先生性格刚毅，为人耿直，知无不言，心口如一。他一方面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对当时"左"的政策不随声附和，并勇于提意见，如积极支持马寅初节制生育的主张，对"反右"扩大化感到痛惜。

１９６１年，先生因感风寒，引发心脏病、肺炎，于４月２１日去世，享年８３岁。先生辞世前不久曾用铅笔留下一份遗嘱，文曰："一、火葬，仅穿长衫，或新制一身白布斜领长衫，长过两脚，以绳缚之，不必穿袜矣。二、骨灰能散置海宁钱塘江边最好，否则携归埋于先茔旁边。三、身后遗物由阿五（先生女儿幼娟）召集兄弟姊妹公分，穷者多得。四、孙子女、外孙子女中有能力者应各家通力尽量培植之，为国家培植英才，为社会培植劳工。五、宗族戚友中之贫乏者，如其人非反革命，不问其阶级出身，力所能及应尽力救济之。应以善恶是非为准则，不问阶级，盖地主阶级早经消灭，不使子孙永袭也。"

何校长元配潘氏，因病早逝，续娶胡氏，所育子女众多。因家风习染，其子女皆学有所成，均为高级科研人员；其孙子外甥辈，散居海内外，尽管在大陆有因文革耽误者，但大都受过高等教育，成为科技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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