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仲大军]按：
本中心近日收到泰山产业研究院传来的这篇文章，编者惊讶地发现，连搞民营企业研究的泰山产业研究院都关心起“三农”问题，这说明中国的农村问题已经怎样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和社会。古语云“未雨绸缪”，我们不得不在某些工业部门高唱凯歌的同时，转过脸来看看中国的农村，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在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凋敝”这个词来形容农村的形势，如果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农村凋敝为代价进行的，那么这种凋敝在将来很可能对城市的发展带来威胁。
但话说回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常是在一部分人极端地剥夺另一部分人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对一部分人极端地的剥夺，就不会有另一部分人极度的发达。人类历史的恢弘文化无一不是建立在巨大的贫富差别基础上的。留下历史遗产最丰富的王朝，往往都是社会上一部分人被剥夺最厉害的王朝。没有秦始皇的暴政和重徭重赋，就不会有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工程浩大的阿房宫、始皇陵。没有建国后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工人的节衣缩食，就不会有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及火箭上天。
是的，为了一个宏伟目标，人民是值得牺牲的。建国后的冷战时期为了反帝反修，扬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还是有理由节衣缩食、无私贡献的。但在今天，中国农民过度付出的目标是什么？是上海的浦东豪华的开发，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召开，以及中国某些国力的提升吗？
总之，金字塔和万里长城一类的工程目标已经消失了。一部分国民不应该再为另一部分国民付出了，特别是不应该再为某一个目标服务和牺牲了。中国，一个均衡发展、平等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一切有良知的学者和官员要为农民说话了，农民贫弱、积弱、没有发言权和谈判地位的状态必须改变。城市强势集团的利益必须要削弱，否则，中国的未来将成为发展失败的国家。先发达起来的人们可能携带资产加入到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融合中，留下来的是贫穷、破败和失序、混乱。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完全是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聊补数语，是以作序。2002年1月28日，
“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李 昌 平
2001年12月
“股田制”即使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农村债务有几千个亿，债主主要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戚朋友，股权及股权收益有多大的可能平均分配给贫困农民？
(一)农业问题，一股就灵？
——驳厉以宁先生《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
入股就能致富？
南方某周刊2001年6月1日，刊登了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我把厉先生的讲话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不像是厉先生讲的，是不是记者贪污了厉先生讲话的精髓就不得而知了。
厉先生所说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是指我国农村有9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要开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厉先生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是要扫除思想障碍即平均主义，厉先生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还不够。二是该拿的钱要拿，搞投资创业，搞知识产权入股，搞股票期权，给你资产你就应该要，给你的资金你就应该拿，不要不好意思拿。厉先生以为现在的企业家、发明家有钱不要，影响了创业。三是老百姓要有钱，把民富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老百姓有钱了，就会消费，创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有远大前景。四是富裕农民就是要走“公司+农户”的路子，要靠“股田制”。厉先生说“公司+农户”分为三个阶段：一阶段是订单农业，二阶段是租地经营，三阶段是“股田制”。订单农业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都不讲信用，所以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长，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就不同了，因为入股后每月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以后，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所以，厉先生说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就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在厉先生的讲话最后，没有忘记科技第一生产力，特别强调高技术农业很有潜力——如塑料大棚农业，总之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养山吃山，农业大有希望。
“厉股份”果然三句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我是在农业一线工作了18年的乡干部，看了厉先生的“讲话”很激动，不过，仔细想来有些疑问要请教厉先生。
现在我们对穷人已经够不公平了，农民月收入才100多元却要纳税；对富人够特殊的了，年收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却不怎么纳税。很多人现在“笑贫不笑娼”，靠本事规规矩矩挣钱谁都不会说什么，但对于吴敬琏先生说的中国股市这么“黑”，对赚黑心钱的人，中国穷人还是有意见的，相信厉先生也应该允许。
第三个观点我很赞同，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村市场真疲软，不让农民增加收入，创业就只有靠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平均分配产品消费）和以权谋私了，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相信80%的中国人都同意增加农民收入。
第四个观点本人不敢苟同了。厉先生把“公司+农户”的三种合作方式当作三个阶段进行演绎，足见厉先生想像力之丰富。但我们知道，“公司+农民”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都给了国营企业经营，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超额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平均社会利润；当企业获得平均社会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保本微利；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1999年中南地区某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收购价0.54元/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农民身上每斤剥夺0.14元。国家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最后国有企业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明明是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北大有经济学家也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像我这样的乡干部一说就懂，那厉先生不会不懂吧！
厉先生说农民不讲信用，所以订单农业不能富裕农民，但山东等地的出口订单农业不是富了很多农民吗？确实有违约的现象，但好像农民违约的少，龙头企业违约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农民收入影响挺大；厉先生说租地经营，因为租金不能增长，所以不能富裕农民，这个观点好像也不成立，合同中规定租金按年递增不就可以了吗？假如厉先生前面说的都是对的，农田入股，农民真的就可以富起来了吗？我表示怀疑。
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广西、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种田亏本。要想不种“责任田”，不倒贴50到200元转包出去是不行的，否则，政府要收资源闲置费。也就是说，田地都不产生收益了，这田入谁的股呢？对于那些更落后的地方的田就更难说了。厉先生说，农田入股后的收益肯定比租金高，就让人更加糊涂了，谁能保证农田一入股就产生“泡沫”，就一定能赚大钱？
关键在于解放农民
怎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呢？朱总理说这个问题最大，他日夜想着这个问题。同样，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想办法。如：吴敬琏先生说，关键要改善乡镇发展环境，扶持农民发展乡镇企业。陆学艺先生说，关键是要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温铁军先生说，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在农外；卢锋先生认为，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要尊重农民市场主体的权利；党国英先生说，关键是要相信农民。综合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要进一步解放农民。
20年前，安徽凤阳的17名农民，用生命作赌注，获得了分田单干的“自由”，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部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十年的最大问题——温饱问题，农村经济由自给自足走向了商品经济，农民有了现金收入、有了积累。随后，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又一次解放了农民，乡镇企业得以蓬勃发展，一举成为中国经济半壁河山，很大一部分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再随后，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允许农民有条件的“离土又离乡”，进一步解放了农民，中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促进了城市的日新月异，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劳务收入已成为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农民是一个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次解放都会使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使中国经济前进一大步。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农民成为“自由人”的条条框框，必须尽快打破之，让中国农民成为和城市人民一样的中国人民。
一要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让农民自由地进出农村、农业，废除限制农民走出农村、农业的一切收费政策。如：人头费（税）、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等等；二要废除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性收费政策。如：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三要实施“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国家应该拿政策，采用“大按揭”的方式，吸引农民进集镇、城市，同时扶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富裕；四要实施农业保护政策，逐步实现“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转变。只有这样，厉先生说的养山吃山、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的农业才有可能。如果我们老守着农民这座“金山”挖，农民总不能靠喝清水、吃树叶和草根过日子吧。
在农产品全面过剩，城市吸纳农民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现在，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对农民乱收费。陈锡文先生说全国县乡吃财政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近3000万村组干部，有近3000个县、5万个乡，有县乡部门70万个，有生活在农村的9亿农民。我算了一下，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元的债务。
现在看来，不重建一个精简、廉洁、高效的县（市）乡（镇）政府，其它新的制度都不可能建立起来，包括新税制，也包括“股田制”。厉先生怎么就对寄生在农民身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视而不见呢？
“股田制”即使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农村债务有几千个亿，债主主要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戚朋友，股权及股权收益有多大的可能平均分配给贫困农民？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无水喝的现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是如此弱势，何况没有组织的农民？我们在鼓吹西方产权理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时，我们是否想过中国产权制度创新的政治、法制环境？尤其是中国的农村。
厉先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厉先生想通过“股田制”把农村经济的泡沫也像股市一样“鼓”起来，农民是求之不得的，但太渺茫。
我无意挑战厉先生的权威,但我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工人、农民都很着急！
(原载《南风窗》2001年第12期下)
(二)基层债务，割不断的忧思
基层债务知多少
没有人给基层债务下过定义，我把县、乡、村三级行政组织所欠的债务叫基层债务，其中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所欠的债务。
全国基层债务到底有多少，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也很少有人关注。2001年5月的《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文章是《债务政府》。该组文章通过采访调查，认为目前中国乡镇的债务窟窿高达2000亿元。文中的“乡镇债务”自然没包括县级政府债务和村级债务。如果计算在内，债务可能更加惊人。
〗举个例子，江汉平原某县的村级债务5.5亿元，乡级债务（含管理区）3亿元，县级债务1.5亿元，三级债务共10亿元。在江汉平原，该县基层债务不是最多的，属中等水平。
有的地方，欠100多万元高利贷的村都有不少。富饶的江汉平原如此，全国其他基层组织可见一斑。
全国有近3000个县（市），除东部少数发达地区外，“财政赤字”是一个普遍现象。假如平均每个县（市）累计的三级债务按上亿元计算，全国基层债务大约在数千亿之间，有专家学者说远不止这个数，我还是比较偏向保守的。
数千亿债务是个什么概念？居住在县、乡、村一级的人口有10亿多，就是说，这些居民和农民人均负债约数百元。由于这10亿多人口中有9亿都是农民，基层债务的负担实际上就是农民的负担。
和全国国有、集体企业所形成的“法人债务”相比，这个数字不算大，但此债不能和彼债相提并论。一是债主不同，法人债务大多欠国有银行的钱，而基层债务大多是欠私人的钱，属于民间借贷；二是利率不同，法人债务的利率月息不会超过5‰，而基层债务的利率一般高于15‰；三是欠债的主体不同，法人债务的“法人”是可以破产的，但基层债务的债务人是政府，是村委会，是不能破产的；四是还债的方式不同，法人债务是靠赚钱还债，基层债务主要靠加重纳税人（特别是农民）的负担来还债。
债务的恶性循环
基层债务是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出现的。
1993年，农产品开始大幅涨价，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农业税和各种乱摊派大幅增加，县乡村三级日子好过了：工资大涨；机构和人员膨胀；奢华作风开始盛行，房子、车子、手机、电脑等越配越高级，公费考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主要领导发展到一般干部，甚至村民办教师、小组长也要出去“考察”。1996年，农产品价格开始下滑，内地乡镇企业也大面积滑坡，中央出台减轻农民负担的13号文件，县乡村的收入增幅减缓，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支出却刚性增长。借债成了普遍采用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办法。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县域经济，农村信用社实力有限，借债的手伸向了民间，一种方法是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高息揽存，用于政府消费；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找民间拿月息30‰的高利贷。部分基层干部参与其中。由于高利贷管理混乱，“营运债务”一度发展成为某些干部的生财之道。
湖北某县1995年以前基本不欠债，且有80%乡村有节余，从1996年开始，全县债务每年以2亿元速度增长。农民负担款征收慢，上面追得紧，乡村为了“抢先完成任务”——借债；机构和人员增长快，行政支出不足——借债；抗灾——借债；修房子、买车子——借债；还旧债——借新债。当民间借债有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就形成了债务的恶性循环，该县每年支付基层债务的利息在1.7亿元以上，而每年农民合理负担总额也没有1.7亿元。
为了吸纳更多的钱维持债务的恶性循环，民间借贷的利息从月息15‰增加到了现在的30‰，有的地方达到40‰以上。这样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潜在的危机也越来越深重。
基层债务的数量对外界是绝对保密的。保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混乱的管理。在一个村、一个乡就是村长、乡长也很难搞清借民间高利贷的准确数据；另一种是暗箱操作，一个村、一个乡只有核心层的两三个人知道债务运作情况，只有当这个核心“下台”时，才公开家底。公开家底的时间越迟，潜伏的危机就越大。一旦公开家底，就会产生巨大的震荡，引发无穷的变化。
危害重重
1，债务使农民“减负”难以实现 如果说农民负担过重起初是因为机构和人员膨胀引起的，那么现在，农民负担虽有中央三令五申，但仍有增无减，则是债务危机所致。湖北某乡1997年因提早征收农民负担，导致一农民服毒自杀，中央领导严令查处责任人，乡党委书记、乡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接责任人被判刑三年。但1997～1999年，该乡仍无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基层债务依然有增无减。高利贷、利滚利让农民难有出头之日。
2，债务促使一些乡村干部作恶 为了偿还债务，乡村干部胡作非为。内地某乡的一个农民，因人民公社时欠村里的190元，现在要还1800元，该农民无力偿还，竟拉去关在乡里的“小黑屋”里给活活冻死了。另一农民因1995年欠集体3500元，利滚利后竟要还1.9万元，该农民答应还1.4万元，乡村干部不同意，竟把他拉到乡里关“小黑屋”……数天后，该农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3，债务使乡村官员永无宁日 有的乡镇几乎要面对上千个债主，有的村要面对上百个债主，乡干部每天都要给债主说好话，债务就像背在他们背上的一块大石头，永远让乡村干部直不起腰杆；债务就像挂在他们腰间的一颗炸弹，永远让乡村干部提心吊胆。有的债主是拿着刀找乡村干部去讨债的，因基层债务逼死村长、书记的事已发生多起了，因讨债无果自杀于乡村机关的事件也有发生。
4，债务导致乡村干部队伍素质降低 由于债务危机使乡村两级组织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其职能也在萎缩。一些村找不到像样的人当村长、村支书，很多乡干部提出辞职，县长的“含金量”也大大降低了。内陆地区的很多村没有积累只有债务，村长选出来后，许多人不愿干。一些有水平、有头脑、有能力的乡干部或要求调出或宁为“凤尾”不为“鸡头”，或纷纷下海自谋出路。
5，“私有化”倾向已经出现 基层债务的债主70%是县乡村干部和干部的亲友。由于乡村欠债主的钱，不少乡村值钱的东西被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卖光，剩下的就只有土地、泵站、学校了。种地挣不了钱，农民都不愿要地，正好债主要不到钱，也只有打土地的主意。现在，在农村大片大片的土地发包给债主，30～50年不变，债主种地不交税费，只用高利贷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债主变成了不交税的“地主”。为了完成上面的税费任务，乡村干部便把农田的税费强加到人头上，农业税变成了人头税。现在学校、泵站也是债主争夺的目标。这种权力作用下的变相的私有化值得高度关注。
6，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 人畜的传染病，过去是靠政府和集体拿钱救治和消灭，现在县乡村无财力了。各种畜禽传染病一经发现就必须迅速捕杀，严控传播，但现在谁出钱、谁来管？在一些农村，血吸虫病、传染性肝病等患者很少有人去住院救治。这都是十分危险的。
7，义务教育成为画饼 乡村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学校对学生的收费越来越高，学生流失呈上升趋势。在不少城市，你都会遇到一群群跪在地上给人擦皮鞋的小孩。这样下去，义务教育在一些地方永远是一个画饼。
8，水利工程日趋老化 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十几亿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仅是“分田单干”——责任制的功劳，这种认识十分片面。水利建设和种子、肥料的技术革命是粮食增产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少农村已有十年没有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了。农民每年上缴的以资代劳资金都还了债或发了工资，国家下拨的农业工程建设资金也常常被挪用，农业抗旱涝灾害的能力日趋衰退。十年后必须对原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修复，预计需要几万亿的投入。水利建设资金的缺乏将严重制约农业的发展。
9，县级政权面临危机 在内陆的县一级地方，财政收入的70%以上来自农民负担，由于基层债务的影响，县级财政的预算收入根本不可能实现。县级政府也不得不靠借债和挪用度日。内陆许多县级政府为保证运转，挪用社保资金、专项基金、项目专款，变卖国有资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乡村为维持生计，截留县级财政收入，导致本不堪重负的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县域经济的萎缩，财政进一步恶化，失业进一步上升，形成经济和社会的恶性循环。
10，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农村市场进一步萎缩 当财富向少数发达地区、少数产业、少数人集中，大多数地方、大多数行业、大多数人将相对贫困化；而从微观而言，少数人将又通过高利贷和权力的结合，再次集中财富，使更多的人陷入绝对贫困，连最后的保障——土地也将失去。在农村，相当部分农户的现金收入不够缴税费和学生的学费，有不少农民一件衣服穿几年、几代人。农民没有钱消费，再好的“拉动内需”措施都是有问题的。
宏观倾斜，微观挖潜
巨大的基层债务是我们长期不正视“三农”问题结下的苦果，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很难，但不解决不行。解决的思路是：宏观向农村倾斜，微观上通过改革挖潜。
基层债务决不能等闲视之，如不加以遏制，必然会导致农村大混乱和大倒退。因此，我呼吁所有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都来研究、关注、解决基层债务问题。
(原载《南风窗》2001年第9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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