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跨进新世纪的时候，与“三农”相关的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提法的确不错，但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其所指却不是很明白——为农民争取的“国民待遇”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国民待遇”是泛指与城市居民在政策上的“一视同仁”，那么，就会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城市居民都已经得到了“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如果城市中的社会各阶层得到的“待遇”也是有差别的（事实上这种差别常常还很大），那么为农民所争取的“待遇”就没有了比较的对象了。因为所指不明，在政策上就很难作出明智的抉择。

对于农民的歧视，或者更明白一点叫“社会剥夺”和“社会排斥”，在当前中国社会中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为什么只是近年来这个问题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许多农民进城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了。于是，……

那么，为了维护城市的……是不是应该将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仍然维持下去呢？——譬如，将进城的农民再“请”回“广阔天地”去。

我们的回答是：绝对不行！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以上的回答进行分析：

1．中国的农业几乎已经不成其为一个产业

近年来，在社会政策界针对“三农”问题献计献策时，经常谈起的一个话题是：我们得小心翼翼地提防跌入又一个“陷阱”——是不是我们的“好心”又会为增加农民负担的多开一个口子。

譬如，现在许多研究者经常提到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可是，当政府有关部门出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时，这些制度又成为“农民的负担”了。乡镇干部为了完成这些“为农民着想”的“任务”或“指标”，特别采取了一些“传统”的工作方法，结果就更是适得其反了。

于是我们问：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我们的土地上的“产出”（经济学意义上的）太少，而要来这里分一杯羹的方方面面又太多。

要来分一杯羹的，其实个个都有充分的理由：你能说农村的社会管理不重要？农民的子女上学不重要？农民的社会保障不重要？对五保户、军属和困难户的照顾不重要？……都重要，那么，必要的资金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农民实在拿不出钱来，这就使所有的政策设计都没有了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光在“减轻农民负担”上做文章，把这些连许多“城里人”都已经耳熟能详的政策调整来，调整去，还是找不到出路。

那么，再接着追问：为什么农民拿不出钱来？

要使农业重新成为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上的一个有利可图的“重要产业”，就必须将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转移出去。这样才能对土地进行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率，使农业与市场接轨，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农民进城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意义被忽视

今天，当“城里人”出于“道理”或者“同情”开始为农民操心的时候，我们很惭愧地发现，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当土地承包制度和身份证制度使农民有可能挣脱土地的束缚时，农民就已经在自己解放自己——除了7000万农民办起了城镇企业，还有7000万到9000万的农民开始走出家乡，进城打工经商，他们掀起一股轰轰烈烈的正向的社会流动的大潮。我们的农民兄弟用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血汗，甚至用自己的生命，在“帮助”（借用一个体育报道中的常用语）我们的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

于是，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看，迄今为止，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是相当缓慢的。在上个世纪末，中国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只有33%，这个数字可能已经把在建制镇上居住的“农业人口”计算在内，但是并没有把进城的“流动人口”计算进去。如果计算进去，中国城市化的程度还能加上十几个百分点。所以，这个数字可能并没有反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真相，也没有反映中国社会结构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中的变化的真相。

然而，回顾历史，自从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几乎世界上每一个成功的工业化社会，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因此，与工业化相伴相随的总是城市化，最终迈向现代化。

当我们在20多年前，提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时，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清醒地提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同样，工业化也应该包括人的工业化，城市化也应该包括人的城市化，这两“化”恐怕还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很难想象一个建立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能够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尤其当我们把实现目标的途径定在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取向上时，中国的农民阶层的分化和向上流动就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