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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里是杨曾宪和王春光评蓝宇蕴新著的两篇文章，都是围绕农民问题所写。请注意观看。 提高农民工工资是一石三鸟之策 山东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杨曾宪 2005年11月28日 今年以来，某些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农民工相继提出增长工资的要求。由于这些地区依然把低工资作为“优越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的要求往往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无论从局部还是从全局角度讲，都是错误的；尽量提高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则是一项具有经济、金融、社会、政治多重效益的战略举措。现举其要端，简述如下： 从经济金融角度讲，这可扩大内需、缓解人民币增值压力。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沿海地区一直把外向型经济作为拉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火车头。上个世纪，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很低，这种战略是有效的。但今天，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如想继续做世界加工厂，“两头在外”，用外国人的钱赚外国人的钱，这买卖肯定是做不久的。由中国廉价劳动力所产生的比较经济优势，必将招致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人民币必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实际上，中国目前巨大的外贸顺差、巨量的外汇储备已使外向型经济陷入某种困境中。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平均在１５％左右，而我国的７０００亿外汇储备如购买美国国债，其回报率只有４％左右。这其间的巨大利差，使我们每年隐性损失的外汇可达数百亿之巨。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则更可使巨量外汇在无形中“蒸发”。这意味着中国以能源、资源严重损耗为代价，支持外资获得巨大利润的同时，自己获利部分又遭到了国际资本的重复“剥削”；中国的比较优势并没使中国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 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改变盲目突出比较优势的做法，使中国东部经济尽快从“外向型”向“内外兼顾型”转轨。而全面提高东部农民工工资，就是实现这种“改变”或“转轨”的关键环节。据统计，全国约有１．２亿农民工，其中７０％约８千万在沿海地区。如每个农民工月工资在现有基础上增加１００元，全年便增加约１０００亿元。假设７０％农民工与外贸相关，静态估算（实际的经济运行绝不是静态的，增加的工资未必反映到价格上），这可能使外销产品总价格增加近９０亿美元，从而减少近９０亿美元的顺差。与此同时，农民工增收的１０００亿元，即便有１／２储蓄，５００亿元滚动消费所拉动的内需也将达到２０００亿元（设乘数效用为４）。假设其中１／３的消费属原外销产品，则又可减少出口约７００亿元，近９０亿美元。两项累计，为１８０亿美元，占２００５年预计贸易顺差７００亿或１０００亿美元的１／４或１／５。当然，这仅仅是估算，但即便能因此减少１００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将大大减轻。 从社会政治角度讲，这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真正突破口。必须看到，“三农”问题在农村，但解决问题的有效“钥匙”在城市、在实现农民工的“城市化”。脱离中国实际，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城乡户籍二元结构”，其认识是极其肤浅有害的。在拉美国家，农民“城居化”了，但城市贫民窟化了。因此，关键问题不是让不让农民进城，而是要让已进城的农民能在城市中体面地生存，并最终安居于城市。这不是户籍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如果农民工工资只能维持其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且动辄十年、二十年不变的话，他们最终便只能回乡养老。这样，不仅农村总人口难以减少、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任何努力都将归于无效，而且，还会给中国城乡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反之，如果农民工工资能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其工资逐步可以满足其“家庭城市化”的需求，那么，１亿多农民真正融化于城市，就可转移近３亿农村人口。如果这一目标实现，再加上乡镇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三农”问题就真正破题了。中国农民绝对人数不减少，新农村建设是很难全面推进的。因此，提高农民工工资问题，绝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牛鼻子”的政治问题。 当然，在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受市场制约，短期内是难以大幅度提高的。但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工资问题上，却必须从大局出发，一面加大保护农民工利益的措施，一面支持农民工依法与资方谈判，合理提升工资。那种刻意打压农民工工资的地方土政策，必须废止；残酷压榨农民工的血汗工厂、吸血老板，必须依法制裁。 那么，这种保护并提升农民工工资的做法会不会影响我们吸引外资呢？我想是不会的。发达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十倍或几十倍，农民工涨这点工资，根本不影响外资利润。如果说这会影响某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利润的话，那么，它恰恰有利于国家实施宏观的经济调控战略——促使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国家应出台强制性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拉开。只有提高东部劳动力成本，才会凸现中西部的比较投资优势，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所以，增加东部农民工工资，也是缩小东、西、中差距的战略举措。“一石三鸟”，这就是最后“一鸟”。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地址：青岛京山路２６号 邮编：266003 ----------------------------------------------------------------------------- 都市村社共同体：城市化农民的一种无奈选择 ——评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王春光 2005年11月28日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中的普遍现象，广州“城中村”尤其典型。三联书店新近推出的蓝宇蕴新著《都市里的村庄》，展示了广州“城中村”珠江村（学名）的生动“画卷”，并借助理性分析的“工具”，层层穿透“城中村”画面的表象，去领悟“城中村”实实在在的生存逻辑。没有细致的调查、没有切身的感受，是难以撰写出如此作品的。 该书精华之处在于，提出了与“城中村”相伴生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研究范式，大大推进了村落研究和城乡关系研究。所谓都市村社共同体，作者是这样界定的：“指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是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具体包括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与后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可以这样理解，都市村社共同体是非农化、城市化、市场化与原有的乡村社会文化资源相互作用的产物。 作者进一步指出，都市村社共同体之所以具有新的生命活力，是因为：它使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生存与发展、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的张力得到消解，“使非农化的弱势群体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拥有了能够最大化自身多层面利益”的依托。它建构了守护型的经济模式与弱性的内部市场保护机制，使共同体有了凝聚的经济基础；在社区治理上，建构了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具有自身逻辑特点的社区治理。这样的共同体中，相对于缺乏利益保护机制的城市化农民而言，不仅获得了城市条件下的经济生存发展能力，且倚赖延续的组织网络等社会资源，还能最大限度地缓冲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心理震荡。都市村社共同体的存续，还同时地推动了城市流动人口临时“庇护所”（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和规模化。 当然，都市村社共同体不是天堂，而是农民于现行城市化制度和社会环境中的一种无奈选择。众所周知，改革前的几十年中我国构建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和结构，在这个结构和体制中，城乡居民有着截然差异的政治权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实现途径，这为改革后城乡关系变化奠定了制度框架。这个框架中进行的城市化，农民缺少权益和利益实现的制度性支撑，只得求助于原有的社会文化资源，以至于在城市包围中顽强地挣扎着，其中不乏容留了与现代城市发展难以协调的成分。因而，“城中村”无法绕过自身的改造，更无法绕过外部世界对它的改造。站在美丽的广州街头，面对这个被评为世界花园城市的南国大都市，面对高楼大厦背后由“贴面楼”、“握手楼”、“接吻楼”堆积而成的“都市村庄”，难以对都市村社共同体寄予太多浪漫的设想。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同样给出了很好的期待。 蓝宇蕴简介：
女，畲族，1964年8月生，江西寻乌人，副教授，博士，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1987年毕业于 南开大学，2003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要从事农村和城市化问题研究，在《中国社会 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现为中山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 后研究人员。联系地址：广州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村B608信箱，邮编：510630，电话： （020）85211699，（020）33364202，13660301967，Email:<lanyy@263.net> ，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