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需要警惕的是最近一些学者发明的新观点，这种观点明显地体现在下面这句话里：“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过得舒适，可以过得体面而有尊严，在（城市）贫民窟中，却变得毫无希望。如果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人口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这种的城市化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险。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要避免所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贫民窟式城市化，则国家几乎必然要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之所以要警惕这种观点，是因为它很可能成为新的剥夺农民自由迁徙的借口！所以，大家在看这些文章时，心里一定要留个心眼，分辨清楚其中的真伪。]

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贺雪峰

2006年9月15日

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可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至少可以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一个稳固的农村基础。然而，当前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有着颇为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甚至处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如何从中国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本文中，我试图从中国发展道路的角度来谈一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解。

一、城市化的路径

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显然是基于对我国城市化艰难的认识。依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有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30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3%，相应的农村人口约为4亿。也就是说，按乐观的估计，30年后我国有约4亿人生活在农村。由8亿人减少到4亿人，是一个巨大的变动，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也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数亿人大规模流出农村，农村会日渐衰败，对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会造成严重问题。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国家投入来缓解农村衰败所造成的严重问题，从而使农村人口也可以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好处。

问题不止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数据，是按居住地来统计的，即将那些务工经商的进城农民工算作城镇人口。而事实上，虽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工已经在城市购房并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但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却不能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却依托农村的土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不能真正地算作城市人口，而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来建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如果将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农民工排除，则中国的城市化率仅略略超过30%，农村人口（或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约为9亿。

而且，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太可能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建国以来，前33年（1949—1982），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32个百分点，后17年（1982—1999），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57个百分点。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加入了WTO组织。但事实上，加入WTO并没有使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更容易到城市定居，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城市化率。因为进城农民工固然在增加，而农民工成为市民的难度却也在加大。即使不考虑发生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或其他意外事件，在未来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几乎不可能持续地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

也就是说，30年以后，依托农村生活的人口可能还要占到中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30年后中国还有约7亿人口需要依托农村生活，需要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如果不考虑居民的生活质量及社会风险防范，中国未来30年，也可能通过政策和制度调整来加快城市化速度。具体来说，正如一些学者建言的，可以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取消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民进城的制度成本；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使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置换为进城准备金。

但是，进城农民工不可能因进城居住就自然可以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不稳定的就业和很低的收入，无法支撑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体面生活，大量进城农民工将不得不住进城市贫民窟中。

农民工住进贫民窟中，的确可以提高城市化率，却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当今世界，除中国以外，所有发展中大国都有巨大规模的贫民窟，所有贫民窟的生活都极其糟糕，没有希望。贫民窟的生活是远离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贫民窟中的贫民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不仅无法建立稳定的人际联系，而且无法形成对未来的有效预期。而当前村庄中的农民，却不仅温饱有余，而且由于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子子孙孙也许还会继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生活有根，也有预期，生活是有价值的。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因为祖祖辈辈的共同生活而建立了稳定的人际关系，这赋予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也使他们有了共同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依托不多的土地，不仅可以衣食无忧，而且居住十分宽敞；因为有预期、有稳定的人际关系，而在村庄中生产出各种价值与意义。一句话，同样的收入水平，在农村可以过得舒适，可以过得体面而有尊严，在贫民窟中，却变得毫无希望。

如果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中国城市人口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但这种的城市化不仅不人性化，而且很危险。如果中国的城市化要避免所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贫民窟式城市化，则国家几乎必然要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编者按：注意，这就是剥夺农民自由迁徙的借口！）

二、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

如果中国不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发展路径，则依托于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一个很大的规模，农民工流动和往返于城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也将长期存在。

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分析中国发展道路的起点。城乡二元结构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之一是，因为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同样的经济收入，在城市生活十分艰难，而在农村却可能过得舒适。城市是市场化的，农村却有相当部分非市场因素存在，比如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存在（如粮食、蔬菜的自给等）。总体来讲，中国进城农民工之所以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劳动而接受很低的报酬，就是因为农村生产劳动力的成本比城市要低。何新早就指出，农村低成本生产廉价劳动力的机制，正是中国可以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的秘密。

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非市场因素的存在，还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基础。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一词，显然不是虚词，而是大有妙处的。通过调动村庄中的非市场因素，进行农村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可能为农民增进大量非经济的福利，从而使农民在经济收入以外，获得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好处，即获得体面和尊严上的好处。

只需要较少的经济收入，村庄中的人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较高质量包括经济上解决了温饱，人际联系稳定，生活意义明确）。村庄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生活，构成了村庄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一个根本点。因为可以低成本地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就使只能获得很低收入的农民工也可以完成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这种再生产机制，使中国经济具有的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现代化也因此有了希望。

也因为农村生活具有意义，当城市就业机会较多，劳动力报酬较高时，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当进城农民工过多，就业竞争激烈，劳动力报酬太低时，农民工可以返回村庄依靠一亩三分地生活。中国加入WTO，出口扩大，大量农村劳动力便流入城市生产出口产品，发生世界性经济萧条，出口减少，进城务工劳动力可以返回农村。农民工自由往返城乡，就使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因为劳动力灵活供给的优势，而占据有利位置。

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又因为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民的生产场所，而且是农民的生活和娱乐场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场所，而且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就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再生产提供了绝好的空间，从而为中国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机会。

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

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基本出发点是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转移进入城市需要相当长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必须站在农民主体的角度考察他们从现代化中的获益状况。不过，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却与此有些差异。

当前新农村建设主流思路的两个代表人物是林毅夫和温铁军。林毅夫一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没有内需支持的经济发展，终究不可持续。林毅夫的思路是有价值的，这一思路似乎也已成为当前中央政策的主导思路。林毅夫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办法是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品的出口。林毅夫的思路是矛盾的，因为正是中国缺少战略产业，低端制造业无利可图，而使进城农民工报酬很少，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居。如果中国一定要在发挥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就只能是贫民窟式的城市化。

温铁军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与林毅夫有很大差异。温铁军关注的是农民能否组织起来应对市场风险和外在强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以土地均分为基础的2亿多户小农的经济规模太小，无法应对市场风险，也不能有效抗御外来强力。曹锦清也非常认同温铁军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意见，认为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外，潘维也认为，当前中国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没有组织起来，从而不能“劳动创造财富”，他甚至设想将农民组织起来造大城。

温铁军、曹锦清和潘维显然都是希望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在农民人口极其庞大的前提下，国家不可能通过财政补贴给农民以持续的收入增长，唯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抵消中间环节的剥削，才能抗御外来强力，才能“劳动创造财富”。这种组织起来思路的典型是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情况下，即使农民组织起来，也缺少与其他阶层谈判能力。而农民能否组织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社只能在高度竞争的市场末端组织起来获取不多的利润，却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组织成本。低组织收益和高组织成本，使农民合作社很难生存下来。农民数量庞大，也决定了农民增收的空间很少。农民收入增长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要慢，似乎是一个无法愈越的难题。发展合作社以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将发展合作社作为新农村建设重点的思路，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两种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中，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性难以体现出来。林毅夫试图在不对市场经济作任何反思的基础上推进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建设农民合作社的思路虽然需要国家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和制度支持，其框架却仍然是市场经济的。这两种思路都难以解决9亿农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出路问题，也缺少农民本位的关照。在当前中国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是得到了好处还是利益受损，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补偿农民利益的受损，缓解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可能的不满，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才应是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所在。

四、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建设

在中国农民数量极其庞大的背景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外出务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都几乎不存在。也因此，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以拉动农民需求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则近乎于农村破坏了。

站在农民本位的角度，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当前农民的困境，不只是或不主要是收入增长缓慢，而是支出增长太快。农民支出太快的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合作机制的解体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农民应对生产生活风险的能力严重不足。举例来说，在我们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因为乡村组织退出农村生产领域的事务，农民又不能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大中型水利设施无法使用，农户不得不打井灌溉水稻。打井灌溉不只是成本高，而且不能有效应对旱灾，从而使农业生产的风险急剧增加。

农民支出太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现金收入有限；另一方面，农民又与所有人一样承受着同样的消费主义理念的广告和时尚的狂轰滥炸。消费主义是市场逻辑的必然产物。问题是消费主义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很少的现金收入却无法让这种欲望得到满足。消费主义一再向人们暗示节俭是不对的，花钱是体面的，无钱是可耻的，农民却没有金钱过这种体面的生活。他们羞愧于自己的贫穷。而他们努力赚钱的机会，却因农民数量过于庞大而缺少结构性的空间。

农民增支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农民增收不多，他们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却过快地市场化了。

也就是说，当前农村的根本问题不是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支出增长的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快得多；不是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而是消费主义文化告诉他们无钱消费是可耻的事情；不只是农民被市场化了的社会边缘化，而且是农民自己瞧不起自己；不仅是公共品供给机制在解体，而且是人与人的之间的联系在减弱，人际价值生产能力在降低。外在于农民的消费主义文化时时刻刻在向农民说他们的地方性知识是错误的，信仰是愚昧的，人生目标是无趣的、可笑的。消费主义文化却不能为收入很少的农民提供正确的生活方式。

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与农民这个被卷进市场经济却又无法被市场经济完全容纳的庞大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冲突。消费主义文化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却收入增长缓慢的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农民群体天然具有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动力。

站在农民主体的立场，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在缓慢增长，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已大大下降，温饱问题早已解决，闲暇时间很多，农民的物质福利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因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因此，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减少；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总之，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因此，在农民事实上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站在农民主体立场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的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不同于消费主义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举例来说，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建立老年人协会，只投入很少的钱，就极大地增进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交往，提高了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的质量，使农村老年人感到“心情愉快了”，“时间过得快了”，“身体好了”。农村老年人在老年人协会交往和相互诉说，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空间，从而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使中青人看得见未来的希望，从而降低了生活的贴现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

老年人协会只是新农村建设可以着手建设的一个很小的项目，在我们实验区，中老年妇女自发组织的各种文化组织，如腰鼓队、健美操，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农村妇女有了生活的主体性，增加了村庄的社会资本。温铁军总结他所主持的乡村建设经验时，也认为“文化建设，收效最高”。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体育、人民教育、大众文化和大众医疗的说法，如果国家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过程中，注重农村人民体育和大众文化的建设，虽然不能改变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却至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这种负面影响，从而可以减少农民福利的损失，增加农民整体的福利水平。

有了农民对人民体育和大众文艺的内在需要，有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中的大量资金及人力投入，虽然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消费主义文化依然会对农民福利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活动却可以大大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其结果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农民物质生活水平在缓慢增加，一方面，农民的主体性依然存在，社会联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依然存在。农民虽然消费的物质财富不多，却因有较多的文化活动而福利水平较高。

较高的福利水平增加了农民对现代化的满意度，并为流动于城乡的农民工提供了可以回得去的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意义的“家”，中国九亿农民有了牢固的“根”，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因为进城农民工可以回到家乡过上高福利的生活，他们不会接受无限低的打工报酬，从而可以造成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情况下的城市“民工荒”状态，这无疑可以提高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进城农民工回得去家乡的农村，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必须让农民工可以回得去，而不是被迫生活在无根的苦难的贫民窟中，从而不得不接受无限低的劳动报酬。

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

以上展示出来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一种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主体，以建设“低消费、高福利”生活方式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思路，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新农村建设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五大建设并举中的两大建设的强调，是试图通过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及必然同时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但这是次一级的），来抵消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民福利的负面影响，使农民可以得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好处，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支持者，以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思路。也就是说，侧重社会和文化建设的新农村建设，是要通过建设适应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基础。

这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目标。新农村建设也许还可以做到更多。具体地说，当前中国现代化的预设中，是要建设一种美国式的“高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是以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料及严重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因此是一种“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基础上的高福利生活方式。美国式生活方式事实上不可能被全世界复制，尤其不可能为有13亿人口的中国所复制。

中国以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为侧重点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与农民经济收入水平相一致情况下，因此是在有9亿农民内在动力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低消费（因此可以是低污染、低能耗）、高福利”生活方式建设，就可能不只是要为收入增长不快的农民增加福利提供一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因为有庞大群众的实践，而具有相当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和污染环境来证明人的价值，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来证明人的价值。这种正当性，就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天人合一”的智慧，与东方文明中“知足常乐”的智慧，与环保主义中与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主张合拍起来，从而可能在地球不可再生资源越来越少，人类以高消费为基础的掠夺式文明不可持续时，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可能的文明选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将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打造牢固的农村基础，只是新农村建设的第一重意义。在此基础上，9亿农民实践着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可能使新农村建设战略实现创造性的转换，即转换为对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的寻找，转换为对中国传统文明伟大复兴的寻求。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

金宝瑜

2006年9月15日

4月30日夏潮联合会和人间学社合办了一场论坛，讲题是「从中国农民调查报告谈两岸农业问题」，作为两岸思潮系列的第一次讲座。主讲人是对台湾农业有研究的詹澈。詹澈是一位文学家，现任台东文化局专员。讲评人是中时晚报总主笔杨渡。詹澈首先肯定《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两位作者陈桂棣与春桃的贡献，他表示对书中所报告的几桩农村干部对农民的残暴行为表示痛心，接着詹澈对这本书作了很详尽的报导，也讨论了陈桂棣与春桃提出的解决当前中国农民困境的建议方案。詹澈接着提出了他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并分析了今后两岸在农业合作的可能。杨渡报告了与农业有关的农民工在广州的悲惨遭遇和中国近年来粮食的进口数据。

去年《批判与再造》杂志的总编辑杜继平就提出来要探讨中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杂志的第8期（2004年6月号）刊登了李昌平所著的「防止三农问题转化为革命问题」和老田所著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书评」这两篇有关中国农业的文章。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在大陆上不再续印，但是在地摊上可以买得到。据说这本书在台湾的销路不错，这表示台湾一些读者对这个问题的关心。随着中国农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对于中国农业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但是对台湾的年轻朋友（和大陆的年轻人）来说，因为他们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比较不熟悉，所以若只靠这场有关农业的论坛和《批判与再造》的两篇文章，想要了解中国农业问题会有困难，要对一些中国农业上的重要议题作分析则更不容易。这篇文章我就尝试着对中国农业发展和问题作一些解说和分析，或许可以对年轻朋友有所帮助。

一、从土地改革到农业集体化

土地改革

在1949年之前解放地区已进行土地改革，革命成功后，从1949 年到1952年间，中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结束了数千年来地主用高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及农村恶霸对农民人身的侵害。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的下中农、贫农与雇农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勤奋的工作，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从1949年到1952年间粮食和棉花都大量增产。

但是到了1953年时，粮食停止增产棉化的产量反而大幅下降。（注一）原因是在1949年前中国的农村是极为贫困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断断续续经历了一百年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对中国的农村自然环境和中国的农民带来无终止的浩劫。在封建制度下，地主不将每年所收的地租投入土地，对地主来说他宁可用钱去买更多的地出租，或是将钱用高利贷给农民，都会比把钱投入土地的收益率要来得高。因此在土地改革后，即使农民再有积极性，贫瘠的土地上的种植也不可能一直增产。另外，多数的农民家庭没有什么农具，有时甚致连最简单的犁或锄都缺无，因此除非土地和生产工具可以得到改善，生产就不能继续增加。土地改革后大多数农民在平时也只能很勉强的渡日。若是遇到天灾收获减少，连维持生活都很困难。1953年和1954年的水旱灾影响了好多个农村。除了自然灾害外，农民家里若不幸有人生病或早故，就必须得要借债，债借多了归还不了就只好用地来抵债。在进行农业集体化之前，农民卖地、农民借债和雇农都开始增加。（注二）因此小农制度不可能维持长期稳定，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

农业集体化

1953年集体化开始时只是小规模的互助组的组织，在互助组中几家农家在互相交换中彼此帮助。有「人工换牛工」一类的交换。互助组在生产和分配上还是以农户为单位。互助组使得人力、家畜和其它生产工具得到较充份的利用，对增加生产有帮助。但是互助组的规模还是太小，所以许多生产上的合作还是有问题，因此农业集体化需要进一步提高，发展到初级合作社。

初级合作社的农家数目要比互助组要多，在初级社中入社的农户将土地合在一起，农地的面积扩大有利于规化和经营，生产起来像耕地、撒种、插秧、施肥、收割都比较节省人力和畜力，符合经济效用。初级合作社中各别农户出劳动力，和（或）生产工具参加生产。在分配时劳动力与生产工具一起加入分配，有点像拥有生产工具的农户将工具租给合作社用，到分配时拿一笔租金一样。

当初级合作社生产越来越多时，每年可以有一些盈余来购买属于合作社自己的生产工具，合作社就向有农具的农户将农具买了过来，农具被收买后作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就是高级合作社，在高级社中生产工具不再参加分配。中国农业专家韩丁根据他在山西省张庄的调察写了《深翻》这本书。他对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的经过有这样的解释：他说社员们看出他们社的增产越来越来自大家的劳动，因此认为农具继续参加分配不公平，而且到底有农具的农户应该分多少不时会引起争论，不利于社员的团结，因此决定合作社将这些农具一次买断（Hinton，150）。到了高级社后，农具不再参加分配，在合作社的范围内，实行了按劳报酬，也就是根据每农户所出的劳动力的多少来分配劳动的成果。按劳报酬一直持续到三中全会后的农业改革将人民公社解体为止。

另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有少数的农户既没有农具也没有劳动力，这些家庭有的是革命烈士的遗属，有些是被国民党拉去当兵死去的家人，还有些家庭因为壮丁病故只剩下了老小。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的生活必须要有所安排，但是当时国家却没有能照顾到他们，因此毛认为每个合作社可以负担起几个没有能力生活的家庭。

有一些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常常会用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来美化像合作社这样的组织，他们从的主观愿望出发认为合作社应该是一群完全出于自愿的人联合在一起，在这样的联合中，每个人都应该完全平等，而且在合作社中所有的决定都必须要完全由这一群人自己用民主方式来决定。这样的想法就跟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工人的组织应该是完全的自由联合体一样。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就必须要有阶级斗争。中国农村集体化的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集体化的过程中，有些人像贫农、下中农和过去的雇农是受益者，这些农家一贫如洗，除了刚分到的一小块土地以外一无所有。贫农、下中农和雇农占农民中的大多数，约占70%。而上中农和富农在合作化中则是有损失的，因为他们有较大的土地和较多的农具。如果没有合作化，他们可以雇些人来耕地，因此每年会有盈余，他们可以用盈余可以买更多的农具和雇更多的农工，进一步扩大生产。前面说过贫困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维持不下去时只好将土地出卖，在这时有盈余的富农就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来扩大生产。因此如果没有集体化，农村就会产生两极分化，使得一部分人富起来，而大多数农民则还是得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

因此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贫农和下中农和之前的雇农是最坚定的，但是他们也不是从集体化一开始就完全赞成和支持的。中国农民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在这几千年中他们没有任何的合作经验，土地改革后也只有短暂的互助组的经验。而且在互助组中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土地，这时要他们放弃刚分到的土地来组合作社他们一定会有所顾虑的。在农业集体化中他们的支持主要是靠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策。在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中，共产党深得农民的信任，因此农民对农业集体化的支持是表示他们对共产党政策的信心。

中国的土地改革和台湾或其它地方的土地改革不一样，中国的土地改革不是将土地分掉就了事了。中国的土地改革是一场群众运动，在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中，新的意识型态开始在农民之间萌芽。这个新的意识型态彻底的批判了过去数千年来「剥削有理」的旧的、腐朽了的意识型态。这种对过去的批判和深信要推翻所有的压迫和剥削的不公平制度给了农民无比的决心，是农业集体化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集体化的过程还是非常的艰难的。贫农与下中农首先得证明合作化可以增产，而且他们必须要在遇到困难和阻碍时不动摇。中共中央当时的政策是以依靠贫农与下中农来团结中农。中农的参加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为他们有较多的土地和农具。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也就会持观望的态度，他们要看到底加入合作社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因此贫农和下中农在组成合作社之后必须可以增产，这样才会鼓励中农参加，等大部分中农入社后事情就好办了。因为到了这时上中农和富农既使不甘心也只有加入，因为这些农户的土地大无法只靠自己耕种，必须要靠雇工，但是其它的农家都入了社，上中农和富农就雇不到人了（注三），所以他们虽然不情愿也只好参加。但是他们对合作社或多或少是抵制的，因此一有机会他们还会进行破坏。因此对农村大多数人来说集体化带来农业增产，生活比较富裕和有保障，但是对少数人来说，集体化却断了他们个人发财致富之路。

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困难与挫折

到了1956年中国各地在不同程度都成立了许多高级社，但是在这过渡时期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在这年的秋天有不少地方发生了退社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社的规模太大在管理上出了不少问题，其中包括有不少合作社办了公共食堂，公共食堂使社员们误认他们可以敞开来吃饭的日子已经到来。以那时生产的情况来说，粮食不可能够大家尽量的吃。这样的管理显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在错误中也学到了经验。在这之后，中共中央在政策上作了调整，最后达成了1961年 3月 29日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经过修改 1962 年9 月28日正式通过。（孙津，97-104）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另一挫折是在「大跃进」的运动中犯了一些操之过急的错误。「大跃进」是一场发动群众大搞经济建设的运动，其中包括农田水利的建设和农村工业化的建设。在「大跃进」中群众的绩极性高涨，这时中共中央也就作出了超出实际能力的一些庞大计划，像在兴修水利方面，就包括了大规模扩大灌溉面积、改变土质、植树造林的超过当时实际能力的计划。在农村工业化中也搞了「土法炼钢」。但是虽然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够，所以很多的庞大计划无法完成，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后来人民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和社队办企业来实现农村工业化却都是「大跃进」的继续。

「大跃进」之后中国就经历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大跃进」时对粮食生产过于乐观的估计所造成的损失，因此粮食减产。这三年困难时期是对中国农业集体化最大的考验。「大跃进」在近些年来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许多人把这三年的灾难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特别将矛头对准毛泽东。许多「学者」更大力宣传「大跃进」所造成了的灾害，因此死了多少人。他们所公布的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估计所根据的资料的可信性是非常另人怀疑的。这些人估计在1959-61年间有因饥荒而饿死了3,000万人到 5,000万人。这个数字是怎样得来的呢？根据Mobo C.F. Gao（高默波）的分析，这个数字主要是根据1959年和1961年的人口来推算出来的。这些作估计的人说如果按照这一段日子的「正常的人口增加率」来计算，1961 年少了3,000万人。但是高默波认为1957年人口数字的准确性很成问题，因为1957年的人口数字是由1953年的人口调查推算出来的。但是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数字并不可靠，高默波说有好几个人口专家对这次普查的结果都提出质疑，他们之中有人（Wertheim, Chen Da）认为这次的调查是根据地区的抽样所的到的结果，因此正确性有问题。另外一位中国人口专家（Ping-ti Ho）认为根据1953年的人口调查，中国的人口从1947年的4.5亿增加到1953年的6亿（也就是增加了30%），他认为1953年的6亿人的估计与是过高了，因为这些年包括了国共内战的几年。因此由1953年推算出来的1959年的人口也就不正确。将1961年与1959年比较所得出的3,000万人到 5,000万人饿死的人数也不可能正确。（Gao，126-128）

在高的分析中他提出另一点来质疑对3,000万人到 5,000万人饿死这样夸大数字，那就是人口「正常增加率」的假设。50 年代和60年代中国的出生率约30% ，但是1960 年出生率仅20.86%，到1961年更降至18.02%，因此在这两年的人口就没有按人口「正常的增加率」来增长。低的出生率当然和粮食供给不够有关，但是从来没出生的人口跟饥荒饿死的人口是不一样的，因此这些「学者」若把两者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Gao，126-128）

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的确供给不足，很多人吃不饱都是事实，也有人饿死。但是3,000万人到 5,000万人的数字绝对是夸大的，是不真实的。我的朋友寒春（韩丁的妹妹）和阳早在中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对我说：「就是因为农村和城市都有了组织，全国的粮食有很好的分配，尽全力支持灾区，才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他们对认为这样夸大的饿死人数是用来否定农业集体化的成果。他们说：「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饿死，那么人民公社肯定就垮台了。」

二、人民公社的组织、成绩与问题

在4月30日的这场论坛中詹澈提出了中国农业所面对的一些特别的困难，那就是中国的耕地相对于人口来说极为不足。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但是要养活占世界上23%的人口。就是因为这样受土地不足的限制，要达成粮食上的自给自足，不受世界产粮大国的控制，农民要承担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有尽一切力量来提高亩产。再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多，因此能作到多产还不够，必须要使产量能稳定。中国农民面对旱、涝、风、虫、雹各种自然灾害，农业只有对自然灾害有防御的能力才能发展。

在农业集体化的二十年里，中国农民的努力给农业奠下很好的基础。中国的粮食亩产量加倍，粮食生产持续的增加，从1958年的2亿吨增加到1980年的3.5亿吨，增加了73%，高出同一时期的人口56%的增加。（孙津，106）除了粮食之外中国并发展了水果、蔬菜和渔、林各业。这样的成积得来不易，除了农民的血汗外，就是在社会主义下的农业政策，也就是人民公社的制度。

农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

经过调整后，人民公社的体制在1962年时定了下来，建立起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最基层的组织单位，每个生产队有十几到三十几家农户（1962年每个生产队平均 24.9户），每户除了保有简单的生产工具和一小块自留地外（注四），土地和一般农具由生产队所有，生产的调配和产品的分配都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长不脱产，也就是说他不是个全职的行政管理人员。生产队长要管理一切有关农业的生产、分配和队员之间的各种问题。到70年代初农村合作医疗普及后，生产队有不脱产的赤脚医生。

在生产队之上有生产大队，大队的规模相当一个村的大小，由几个到十几个生产队组成（1962年每个大队平均7.9个生产队）。较大的生产工具像60年代后逐渐多起来的农业机械和一些灌溉系统由大队所有，可供所有生产队使用。在60年代后农村工业化的速度加快（见下面的讨论），大队也有各种工业。大队有自己的医疗站和学校。

大队再高一层的行政单位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乡的规模，由约几个到十几个生产大队组成（1962年一个人民公社平均9.4个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从1958年到1983年间是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掌管工、农、商、学、兵（即民兵）各事宜。1962年全国共有两万多个人民公社。

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科学研发与高产稳产田

在人民公社下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是人民公社下最大的成果之一。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在初期还没有机器时农民靠着锄头挖土，靠着双肩挑土，把一座座小土丘铲平，把一条条小水沟填平。他们搬石头在山上造梯田再挑土把梯田填满。农民们为防御旱灾和水灾作准备，他们挖了灌溉渠和地下井，也建了排水的渠道。除此之外，中国农民用大量的劳动来改变酸碱土地的土质，用大量的有机肥来提高土地的产量，并将泥沼地改变成肥沃的农田。中国农民花了大量劳力来改变自然环境是他们人力能胜天的信念和「愚公移山」的精神。

农田基本建设的一些具体的例子有：在安徽省的一个大队的田有90%都是盐碱田，当地的农民从1964年开始了改变土质的工作，经过六年的努力他们用了十万人工日的劳动力将1,585亩盐碱地改变成1,000亩肥沃的农田。在甘肃省的一个县，那里的农民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树木和用挖运河来引进附近高山的水，他们用大量的劳动力抵制了农地的沙漠化，保护了他们的农田。在1974年时，黑龙江动员了1百万人来创造新耕地，他们一共搬运了1亿平方公米的土和石头。这省的农民也花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改善5百万亩的农地的土质。（Orleans ，1975，127-128）

只有在集体所有制土地能集中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作这么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人民公社可以组织和动员大批农民从事农田基本建设，但是这样的成就最主要的是靠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深信他们当下辛苦和努力会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未来。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利用冬季农闲的日子完成的，因为农田基本建设的大力展开，农民一年的劳动日从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天到70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Raski ，7-8）。在1970年开始的「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中国全国的公社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注五）。我参观过江苏无锡县的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民公社，在农业学大寨的八年中（1970-1978）所完成的农田基本建设超出前20年的5倍。因此说农民「大锅饭养懒汉」是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是对农民极大的侮辱。甚致用农民累了来作改革的借口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农民做这么多大量消耗体力的工当然会累，但农民不是到了70年代末时才特别累。事实上到了70年代末相当大一部分的公社（三分之一以上）的农田基本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只剩下每年的维修的工作。另外一些公社也完成部分的农田基本建设，它们和一些在农田基本建设比较落后的公社都看到先进公社的成积，因此也急着赶追。

在农田基本建设完成后才有条件进行机械化。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到70年代末改革开始时农业机械化的成积。机器灌溉、拖拉机、收割机都减少了农民的劳动量和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在集体化下农民经历了二十年辛劳的工作之后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中国有40%的土地达到高产稳产的标准。如果人民公社没有在1983年解散，那么再有二十年，也就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耕地绝大多部分都可以达成高产稳产田，中国也就不会有所谓「三农」的问题了。

农业现代化除了机械化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的研发。科技研究发展分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各阶层，这些科技研究站进行品种改良、优化土壤、预防病虫害等项的实验。根据Thomas B. Wiens的调察报告，一般品种改良从种子交配到新种子稳定要8到10年的功夫。但是在人民公社时期因为全国的科技研究站的合作，新种子在1年内就可以在北方、中原和南方完成三代的试种。因此他说新种的栽培可以省去好几年的时间。（注六）Wiens说中国对新种子的培育的成绩是非常惊人的。（Wiens，680）

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工业化

人民公社下的农村工业化从五小工业开始，这些五小工业主要都是支农的工业，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农村对一些工业产品的需要增加了。在「大跃进」时不能完成的农村工业化到了60年代时许多工业都建了起来。其中包括小钢铁、小机械、水泥、化肥和各种农业所需的工具，也包括碾米机和磨粉机。工业是属大队或公社所有，工业的收入也属大队或公社所有。每个生产队的社员都有机会轮流去工厂工作。

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人民公社也就更有能力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各种农田基本建设可以加速进行。到了70年代许多农村都不存在失业的问题，我参观过的江苏省南汇县的一个公社在农田收割时工场一律停工，工人下田一起收割。这表示了这个公社已经不存在剩余的劳动力。

人民公社的分配——工分、公积金与公益金

人民公社的分配是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的工分制。生产队从每年的生产中留下种子和来年的生产费用后，先交税（用粮食）给国家，之后留下口粮（注七），再把很大一部分生产的粮食和其它副产品卖给国家拿到现金。在现金的收入中要留一部分（约10%）作为公积金，作为生产队的投资用（像购买农机），再留一部分（也大约10%）作为公益金，公益金是作为社员的福利用（医疗、教育、娱乐），其中保括对农村中无依无靠的五保户（老、弱、孤、寡、残）的协助。剩下的现金除以生产队全年所有参加劳动的人在一年内所累积的工分的总合来得出每个工分的所值。每个人每日出工最多可得十个工分，在结算时每个人按着他／她一年的工分总合取得报酬。有工业的公社中它们从工业来的收入相当的多，工业的收入在除去成本后有一部分用来支农，其余再投回工业来扩大再生产。

农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使得农村有集体积累，集体积累使得农业可以扩大再生产，可以进行农业现代化。在这个分配制度下能够给社员一定的生活保障。在改革之前一些富有的公社已经能够给所有社员提供养老金，开始改变了长期以来「养儿防老」的观念，使得人口控制变为可能。

教育与福利制度

在人民公社时代为了提高农村的教育，教育的经费是由国家来支付。所以不会因为一个公社较贫穷就无法设置学校或支付教师的薪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的教育更为提高。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大队渐渐普及了小学和初中，公社则设有高中。在文化大革命时大专学校恢复上课之后，大专学校中给农村设置了特别保护名额。许多农村中学毕业的学生第一次得到上大学的机会。

中国的健康医疗制度中最突出的就是把重点放在预防，在预防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发动群众。从根除各种传染病的到计划生育，都是用发动群众来完成。文革期间，大批的医护人员下乡来训练赤脚医生。在改革之前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不脱产，他们跟生产队中其它社员一起工作。赤脚医生有基本的医药知识，可以变别病情的严重性，若是小病他／她可以处理，严重则送医院。

人民公社的成绩与问题

从人民公社成立直到邓小平的农业改革开始，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毛泽东的路线是坚持集体制，毛主张用发动群众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来达成农业现代化，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奠下长期发展的基础，而且在发展中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并提高农村的教育与文化，以达成逐渐消减城乡差别。

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农业发展路线是要从扩大私有到完全私有化，他们认为中国太穷，不可能在集体所有制下完成农业现代化。他们扩大私有的办法就是「三自一包」，「三自」就是要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每个农户自付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也就是由每个农户承包土地，在承包时期要完成一定的产量。刘少奇的政策就是由邓小平在「农村改革」中所执行的。所以改革后的农业政策绝对不是什么「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多年来刘、邓想要但是没有机会实行的政策。

人民公社的确也是有它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人民公社因为是集体所有，所以无法使中国农村更进一步均衡的发展。在三级所有的集体制下，只能在公社之内有比较均衡的发展，但是即使是在公社之内，也存在着较富有的大队和较贫穷的大队。这个现像特别是在农村发展了工业之后，有的大队有工业就会较富，有的大队没有工业，就会较穷。而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像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本来农业就发展的好，因此积累就多。再加上离工业城市近，交通比较发达所以发展工业比较容易发展。工业积累要比农业快很多。因此在集体所有化下，富的越富和穷的越穷是存在的，而且可能是在逐渐在扩大的。

毛泽东一直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但是在生产力尚未进一步提高时，这个问题并无法澈底解决。如果把人民公社中的核算单位提高到大队，则会引起较富的生产队的不满，如果提高到公社为核算单位，则会引起较富的大队不满，也就是会产生「一平二调」和「平均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不是不能解决。像大寨就是靠了意识形态的力量来达成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另外在全国经济更富裕起来的时候，国家可以对较贫穷的队和社加以援助。比起人民公社的成积它的问题是很小的是可以解决的。

三、农业集体化与工农联盟

集体所有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在讨论中国农业时常常会出现一种说法，那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农民被剥削了。这样的说法没有错。任何的经济发展都必须要有积累，有了积累才能够扩大再生产。而在一个落后国家内，工业还没有开始发展因此也就不可能靠工业来积累，因此剩余只有来自农业。对剩余必须来自农业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一样，但是剩余如何自农业抽取和由谁来负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剩余从农业抽取的方式是除了农业税之外，农村将农产品卖给国家，像农民将生产的粮食、棉花、油类、肉类和蔬果卖给国家，再向国家买工业产品，像农业生产上所需要的工业品和农民生活上所需要的消费品。但是在农工产品的交换价格上不是等价交换。譬如米与手表的比价是100斤米换一只手表，而生产100斤米所需要的工时要比生产一只手表要多。这就是所谓农工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不等价交换中，农民的剩余价值被抽走到工业部门。

但是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中，工业对农业的剥削在1958年到1978年间越来越减轻。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在工农产品交换的价格中对农业越来越有利，比例的指数从1957年的130.4升到1978年的188.8。另外在国家的税收上从农业来的比例减少，在支出上对农业的支出增加。另外重要的是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占投资总比例增加。国家的投资多用在大型的农田灌溉系统的修建，这样的大的费用人民公社无法承担。另外国家投资到农需工业（像农机、化肥等工业）在重工业总投资的比例在这期间也从3% 增加到11.1%。而结果是从表二中看到的中国的农业在人民公社时期大幅的提高了各项现代化的指标。

表一和表二中的数据显示了在农业集体化中的政策奠定了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在中国革命时，中国工业发展落后因此工人的数目和力量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的策略就是「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就是在工人领导下与农民结成联盟。这样团结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策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国共产党还是坚持工农联盟，因此除了农业集体化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有利于农村的建设外，只有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施行「工农联盟」。在「工农联盟」下才有力量同资产阶级斗争，来争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胜利。人民公社解散后，「工农联盟」也就不存在了。

四、邓小平农村改革与农民公社解体

在詹澈的报告中他对人民公社的解体原因说成是农民累了，上面已经提过农民没有理由到了70年代底就特别累。詹澈还说农民不满来自他们存不下钱，农民存不了钱是事实，但是农民存钱的事还得作进一步探讨和解释。

在人民公社下，积累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上面说过在人民公社下，社员能分到的现金非常有限，但是他们需要用现金的地方也非常有限。除了一些生活上的消费品外，就是孩子上学要买书和文具一类的开销。另外，对农民最重要的就是能盖新房给儿子娶媳妇。在改革前农民盖房子只需要买建材，工不需要钱，都是各家彼此帮忙来盖房。有点像美国早年开拓者的小区，盖房子也是靠彼此之间互相帮忙。

重要的是在人民公社下，权变不了钱。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和公社的干部都有大笔钱出出入入，特别是一些富有的大队和公社，到了60年代后工业发展起来了以后，每年收入、支出和盈余的数目都是相当庞大的，但是这些钱都归公家所有，不是私人的。除了权不能变成钱之外，还有钱不能生钱，换句话来说就是有了钱没有管道可以把钱投到什么地方去赚钱。因此对一些能力强的、有野心的人来说，他们会不满人民公社的这种按劳取酬，富了集体但富不了各人的分配制度。对大多数的农民来说他们不存在着这样的不满，但是在人民公社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仍然是小规模的，因此农民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脱离小农思想。但是绝对不能说在农民有了二十年的合作经验后，他们的小农思想完全没有改变。

邓小平的改革从「三自一包」开始，在此同时他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在1979年时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20%，在这之上超额部分再加50%，此后粮食收购价格又提高了好几次。这样的作法是以利诱来获得农民对改革的支持。但是只有几年的功夫，农民生产所需要的化肥、杀虫剂、种子和农机等的价格快速的上涨，相对之下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除此之外，国家大量减少了对农需工业的投资，也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投资。在中国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私有化的资本投到收益高的工业、商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就是不投到农业。资本家跟当初的地主一样，私人资本对投向农业是没有积极性的。

在改革初期个人除了承包土地外，个人也承包了以前的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1985年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非常好，承包的人（都是跟村或乡有特殊关系的）都发了财，农村出现了万元户，开始了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农村走向两极分化。

五、改革后中国的农业、农村与农民

这里无法对农业改革作更进一步分析，下面所提到的只是一些报导的现象。在陆学艺所著的《「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这本书中，作者对改革之后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数据提供了一些惊人的数据可供我们参考，他说（5-6页）（注八）：

农业形势的严峻表现在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

一是耕地逐年减少，1981-1985年每年平均减少700多万亩，1986年减少900多万亩，1987年统计只减少299万亩，实际上减少800万亩。1987 年人均土地只有1.5亩了，全国有9个省人均耕地不到1亩。

二是土壤肥力减退，有机质含量减少。黑龙江省是我国著名的黑土带，有机含量是7%-8%，由于森林过伐等原因，现已降到5%-6%，关内大部份地区的有机含量只有1%-2%。1976年全国绿肥面积有1.5亿亩。1987年只有6218万亩，减少了60%，平均每年减少绿肥722万亩，这也是有机含量减少的一个原因。

三是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效灌溉面积一年年在减少。1980年以后就没有修建大的水库，已有的水利设施日益老化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六．五」计划以前我国每年新增800-1000万亩灌溉面积，1980年以后不仅没有新增，反而是年年减少。统计资料说1986年比1980年减少1000多万亩有效灌溉面积，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全国现在约有3亿亩农田因缺水而长年受旱。

四是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原有的农机具普遍老化、不配套，全国机耕面积1986年比1980年减少6800亩，减少11.1%。使耕种普遍变浅导致病虫害增多和农作物不能很好生长。

五是农业的生态环境变坏，由于乱砍滥伐，伐育失调，全国森林面积减少1亿多亩，黑龙江40个林业局，已有8个无林可伐，还有22个局只能再伐十年。??草原每年退化2000 万亩，近30年，累积退化约10亿亩。占可利用草场的1/3，而且这种退化的速度还在加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正在扩大，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是16亿吨，近几年由于长江上游森林急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流入黄海的泥沙约为5亿吨，约为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三条大河输沙量的总和。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土地沙漠化。?? 沙漠化的土地每年以1500平方公里的面积在扩大。??

陆学艺所提供的这些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摧毁和破坏的资料是非常惊人的，根据他的资料这些农业发展的恶化都开始于1979年农业改革之后，而且照这些资料看来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是越来越不乐观。从另一方面来看，像第三点的农田的灌溉面积，作者说：「『六．五』计划以前我国每年新增800-1000万亩灌溉面积，1980年以后不仅没有新增，反而是年年减少。」也就是说在改革之前农田的灌溉面积在增加，改革之后才减少。另外，他所讲的第四点有关农机老化的问题也是改革之后才发生的，那些老化了的农机是改革之前农村所拥有的农机，留到现今当然就老化了。在现今对农业问题的讨论中，对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很少分析，这当然与中国官方所允许的讨论范围有关。如果那位作者要实事求是地谈人民公社的成绩和分析这些成绩的原因，就必须要对过去二十几年的农业改革提出不仅是表面的批评，而是要提出根本的挑战，那就犯大忌了。

中国农业的生产环境和条件是农业无法发展的原因，这些生产条件在改革后的二十多年后倒退了几十年。怪不得农民之间流传着这句顺口溜：「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个晚上回到解放前。」农业不能发展，农村的工业也在90年代连续的破产，

农田基本建设也都停止了。在恶劣的生产条件使得农民种田困难，再加上所有以前的福利，像医疗和五保户的保障都没有了。再加上自然灾害的袭击农民失去了抵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年轻的人只有离家背井到城市去打工了，这就是今天中国1亿农民工的命运。更有甚者，在农民生活日益困难时，农村的官僚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向农民抽各种苛捐杂税。农民要反抗，他们就对农民作出像《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中所写的残暴恶行。

陈桂棣与春桃揭露了安徽农村中许多不为人知的丑恶，这是他们的贡献。但是根据这一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解决农村问题的建议——即将农业进一步市场化和作一些税制上的改革，却是完全无法解决三农问题的。

中国农业的发展与问题是个很大的题目，在这篇短文（以《批判与再造》的标准来说已经是长文了）没有办法可以谈清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只能一笔带过。我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书将中国农业的发展作深入的讲解和分析，因为中国的经验可以适用于其它发展落后的国家。对世界大多数对日出而作终年辛劳的农民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来都不是，而且将来也不可能是一条可行之路。

表一，集体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1957 与1978 1957 1978

农业投资占国家投资百分比 7.8 (a) 12.5 (b)

投资在农需工业占重工业投资百分比 3.0 (a) 11.1 (b)

农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百分比 9.6 2.5

国家农业支出占总支出百分比 7.4 (a) 12.6 (c)

农业相对工业的交换比例指数（1950=100) 130.4 188.8

a:1963-1957, b:1976-1978,c:1976-1977

资料来源：Nicholas R.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0-13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445-447

表二 中国农业现代化指标

1952 1957 1965 1979

农机耕重面积占总耕种面积(%) 0.1 2.4 15.0 42.4

灌溉农田占总耕种面积(%) 18.5 24.4 31.9 45.2

机器灌溉占总灌溉面积(%) 1.6 4.4 24.5 56.3

每公顷使用化肥量（公斤） 0.7 3.3 18.7 109.2

农村小型水力发电站 98 544 83,244

发电能量1,000千瓦(KW) ` 8 20 276.3

农业机械马力（10,000 hp） 25 165 1,494 18,191

大中型拖拉机（1,000） 1.3 14.7 72.6 666.8

手扶拖拉机（1,000） 4 1,671

灌溉排水马达（10,000 hp） 12.8 56.4 907.4 7,122.1

联合收割机 264 1,789 6,704 23,026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pp.186,197; 1981 中国统计年鉴， VI, p.13

注释：

注一：见苏新所著：「土地改革后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经济研究，1965 年第7期，24页。

注二：同上。

注三：富农和上中农是指自己的土地过大，必须要租一部分出去或雇农工来替他耕种。贫农与下中农的土地过小得租土地或出劳动力替别人耕种。中农所有的土地可供自家的劳动力耕种。

注四：每个农户有一小块自留地供农民自己种菜和养猪及家禽。

注五：「农业学大寨」是跟「工业学大庆」相配合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运动。

注六：譬如时间可以从9年缩短到3年。在Wiens的这篇报导中还包括了更多的中国在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研发的卓越的成就。

注七：生产队中每一成员都得到口粮的分配。口粮分配的多少是根据个人的年龄和劳动量及劳动强度。

注八：陆学艺的这些数据在其它参考书中有相同的报导。

警惕农民重新面对三个老大难问题

李昌平

2006年9月

自从2003年粮食出现“安全”问题以来，解决“三农”问题的利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出台（取消农业税、粮食提价、粮食和农机直补、增加六小建设投入、降低教育收费、农村合作医疗补贴、农村金融改革、乡镇体制改革），尽管农业生产资料大幅上涨，但多数农民还是得到了实惠（去年农民收入增长6。8％）。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好政策的主要策略目标是——通过刺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增产而增加农民收入。当粮食产量达到一定的目标后，这些政策就失效了，如果没有新的好政策出台，农村的三个老大难问题必然重现，并会衍生一系列全局性的严重后果。

一，三个老大难问题

1，粮食生产无利。

如果按照现在的生产资料等成本价格水平，粮食市场价格如果低于0。55元/斤，粮食生产基本无利。今年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区的早稻市场价格已经跌破0。55元/斤。正常情况下，中稻和晚稻的价格比早稻高0。05元/斤，预计今年中晚稻的价格在0。6元/斤上下小幅浮动。如果保护价执行得好，农民得到的实际价格会高于0。65元/斤，如果保护价执行不好（短斤少两、除水除杂、关闭市场、限收拒收、议买定卖等等），农民实际得到的价格可能低于0。6元/斤。再考虑今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可以预见的是，今年粮农每亩的实际收入将比去年减少100元以上。

根据过去的经验，粮食定购政策是难以执行到位的，朱鎔基总理过去为了保证定购政策执行到位，曾经使用过“铁碗”，但粮食部门对农民的服务丝毫没有改进。在期待粮食部门保护农民利益的同时，也应该不要有太天真的想法。

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即使粮食价格下跌到种粮无利的水平，粮食生产面积也不可能在两年之内减少到上个低谷时期的种植面积。这是因为农民难以支付重新调整结构的成本——种粮虽无利，但不种会更不合算。所以，未来三年，会面对种粮无利的局面。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偏多。

粮食生产无利的时候，一般情况是养殖业也无利。当主要的种植和养殖业生产无利时，必然导致农民农业收入下降。

由于中国农村有2。5亿个农户，只要农业生产有利可图，千家万户就大力生产，处于垄断地位的生产资料厂家必然乘机涨价。当农民高成本生产出农产品时，2。4亿个农民同时进入市场交易，形成无序过度竞争，农产品价格必然快速下跌。

所以，中国农民经常遇到温铁军先生所说的“两个失灵”——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面对两个失灵，2。4亿分散的小农丝毫没有办法。

2，结构调整无路。

如果主要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无利，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是必然选择。但中国农民始终面临这样的背景，一是国外、境外农产品比国内便宜，同时要对外开放农产品市场；二是2。4亿个农户生产能力强大，大面积、多品种、长期性的农产品过剩的格局已经形成；三是农民缺乏有效的市场组织，机构调整往往是上面发号召，下面的干部搞政绩工程；四是调整结构除增加巨大生产成本外，产品还要找市场，需要新增销售成本。

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搞结构调整？如果各地只是在增加或减少生产面积和品种上做文章，少数局部的调整是可能有效果的，但从全局的角度要考虑，多数地方的农业结构调整必然是瞎折腾，往往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对农业结构调整而言，最紧迫的一个问题是要搞清楚我国到底需要多少粮食，至今我们还在粮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的困惑之中打转转，导致民力和国家财力的巨大浪费，实在是悲哀！如果粮食问题吃不准，我们的三农决策就永远被“粮食安全危机”牵着鼻子走，而实际情况是最近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体看不是短缺危机，而是过剩危机。凭经验判断，我同意厉为民先生的观点——中国粮食安全不存在危机，人均需求400公斤的标准太高了，国家粮食储备最高时达到5200亿斤实在是太浪费了。

假如中央政府不想办法控制大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总量，不严格区域种植规划，不支持农民组织化，不开放农村金融，不对农也进行有效的保护，不推进农业专业化、工业化、企业化、产业化，农业结构调整是无从谈起的。

3，劳动力就业无门。最近两年东部发达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上升，农业和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所致。随着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业收入下降，农村2亿多绝对剩余劳动力必然在非农领域寻求就业。只要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不景气，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就会大幅下降（1997——2003年相对1983——1996年，每年减少数百万人）。如果前两年农业和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吐出，加上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预计未来每年从农村挤出的劳动力不会少于1500万，而中国经济保持9％发展速度，每年实际只能为农村接纳1000万左右的劳动力。未来农民就业问题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头等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衍生的全局性后果

如果上述三大难题重现，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后果。一是农民需求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加剧宏观调控和内需为主的发展战略实施的压力；二是下岗工人、城市高中生、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第二代、新进城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集中于城市解决，考验和谐新政；三是胡温新政解决“三农”问题成果毁于一旦，已经初现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契机散失。

三，建议。

总的建议是：坚定不移的、不折不扣的实施“以工补农”战略，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给农民平等国民待遇；要通过建立“依法配置三农资金的新体制、高效透明转移支付三农资金的新路径、民主管理和使用三农资金的新机制”，杜绝三农资金“张冠李戴式的权力配置、层层雁过拔毛式的转移支付、家族式的使用管理”；建立和健全农业保护政策体系、农民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农村民主自治政治体系，促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改造，实现农村和谐发展。具体而言，重点为：

第一， 短期：坚决落实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的同时，坚定不移的开放国内粮食市场，严格控制主要农产品进口。积极寻求粮食出口或援助缺粮国家。多余的粮食，出口不了，援助不成，宁可倒入大海，也不要留给粮食部门的“粮耗子”。长期：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和主要农产品区域种植计划，基本稳定主要农产品产量。粮食专储总量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水平。

第二， 严格控制生产资料涨价。要特别支持农民合作组织生产、经营、消费农业生产资料。

第三， 放手和支持农村农民组织发展，主导“组织民间化”，推动“民间组织化”。大力补助民间组织动员农村劳动力大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劳动换福利、劳动换权利”的办法提升农村民主自治水平和收入。增加农民需求，保持农村市场旺盛世态！

第四， 开放民间金融，创建农村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将农村土地产权纳入现代金融体系，大力发展村社（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和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农业向专业化、工业化、产业化、企业化方向延伸——农业现代化改造；同时将城市按揭房制度用于小城镇和新村庄建设——农村现代化改造。

第五， 积极推进乡镇有限自治，扩大人民民主政治权利。在《宪法》的框架内，最大限度的保障农民的公民权利。用法律配置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到农民人头，用民主的力量管理乡镇人民政府，保证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切实用到农民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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