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根本思路 ----在中国社科院“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4年3月27日 一、还土地等自然禀赋资源于农民， “国家所有”在一定程度上是剥夺农民的代名词。 目前很多人的目光放在减免农业税上，把对农民境况的改善寄托在免税上。但我认为农业税并不是导致农村贫困的最根本原因。农村的贫困有着更重要的原因。解决农村问题要釜底抽薪，要解决那些更深层的问题，而不是皮毛。 中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并不是由于它的天然禀赋导致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条件好的地区。对于这一类地区，只要国家或城市利益集团不对其进行剥夺就可以靠自身的资源富裕和发展起来，适当的税收也是可以的。直到今天，土地仍然归集体所有，不肯归个人所有，这实际上是打着“国家所有”的旗号以利于更容易地剥夺农民，是让农民继续为工业化做贡献，是让产业资本继续廉价地剥夺农民。 除了要把土地这最基本的自然禀赋资源还给农民以外，今天还要特别警惕以“国家所有”的名号来剥夺本应属于农民的其他财富，这一类财产是指某些地区的特产、矿藏等。应将开采权和资源权彻底地交还给农民。一些中央所属的能源企业必须尊重当地居民所拥有的产权，将资源利润留在当地，不能让那些资源大区守着地下财富仍然过着贫穷生活。世界上有科威特和沙特这样的国家，中国为什么不能有靠天赋自然富裕的农村地区？ 只有这样，在农民富裕起来之后，才能彻底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序列，才能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改变社会长期流行的“贱农和轻农”观念，从而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 二、土地私有化有利于城乡间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 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配置的一切桎梏， 尽快取消传统的户籍制度，尽早落实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上边讲了农村贫困的第一个原因，即有人利用现有制度可以轻而易举地剥夺农民。纠正了这些问题之后，那就是如何向农村配置资源的问题。 中国农村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资源要素的单向流动。建国之后50多年来，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入城市和工业部门，在这种毫无反馈的单向资源流动的情况下，实际上今天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已经破产。之所以说破产，是因为农民所赖以生存和生产的自然禀赋已经消耗殆尽，许多地方的山秃了，树光了，水竭了，土地退化沙漠化了。某些地区的自然禀赋已经不能维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存。我国当前实行减免农业税，实际上就是在这一背景出台的，政府只剩下了这被动的一招。 这就是建国50年来资源单向流动对中国农村也可以说对中国人的生态环境带来的最大恶果。这也是计划经济思维给我国的农村和生态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中国的理论界今天要好好反省：我们的思路是不是合理，是不是仍然存在问题，是不是仍然在犯罪？！我说这句话是对那些自我感觉依然良好的学者而言的。因为我们国家很多坏事都是首先由学者们发起而干的，特别是在他们“良好”的愿望下干的。良好的愿望实际上不一定干好事。 农村资源之所以能长期形成单向流动，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着待遇高下之差，存在着资源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之所以资源不能自由流动，是因为有两大制约，一是土地制度公有制，二是户籍制度分割制。这是建国之后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两座大山！ 众所周知，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制度的僵化，导致城市资源无法反馈农村，即使有城市资源要下乡，也因为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制约而作罢。最终只能导致农村持续破败，资源持续外流，不仅自然自源因过度外流而消耗，更有人力资源大量背井离乡。计划经济形成的这么一幅格局再不打破，中国农村只有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三、在这种经济制度基础上看今后农村的行政制度 马克思的政治学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确立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再来看今后我国农村的行政建设，即基层政权建设。当政府退出经济生产领域之后，政府的职能更多地进入服务领域，政府所能提供的服务产品无非有这样几个： 1，社会安全，维持社会秩序，预防和打击犯罪。 2，司法服务，解决农村社会出现的大量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 3，社会保障，对于那些在市场经济中被竞争出局的弱者进行扶助和支持， 4，公共教育和卫生，担负起本地区的医疗教育义务。 5，公共财政，通过税收等手段搞转移支付，增添当地的公共设施。 因此，未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政府无非是5个官员：执政官、法官、民政官、税务官、校长。下一个问题是：地方基层政府到底由谁来组建？如果还是由计划经济时期的集权模式来组建，行政成本可能较高，但也有一定好处，那就是打破地方势力的狭隘性，便于全国统一行政。这种模式可描述为县政权下派式。自治与集权的核心在县一级政权。这种模式最大的弊病是容易产生官僚政治。 第二个模式是乡镇自治模式，由当地居民选出负责行政事务的领导人。这一模式不是植根于中国农村的本土模式，实行起来可能有一定难度，但如果逐渐创建起这一模式，可以极大地减轻中国农村地区的行政成本。 特别是当阻碍城乡资源要素的障碍被消除之后，当各种非本地资源混合进来时，城乡间多元要素混合的农村基层政权便要诞生。这种基层政权将打破以往的血缘纽带，增加进资本的纽带，文化的力量。再加上民选和自治这一制度，可以使基层政权组织更有责任心，更有效率。 总之，农村行政组织要根据公共服务的需要来设置，而不是为了维护政权来设置，要着眼于适应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这是农村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准则。为政权而政权的制度安排，往往结果是适得其反，而忽视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趋势，也容易出现不相适应的基层政府。 四、维持中国农村社区的政治伦理文化基础是什么？ 我国今后随着农业工业化的发展，将出现很多工农业相结合的、城镇化程度较高的新兴地区。这类地区的地方行政建设与那些不发达的相对原始自然的纯农村地区有不同的特点。新兴地区的政治模式将需要新的政治文化来配合。维持乡村秩序的文化有二，一是传统的封建血缘伦理文化和孔孟之道，二是与工业化社会相连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在小农经济的乡村环境里，现代民主文化或者说法律文化往往不如封建传统的伦理文化更有效用，特别是在那些未工业化的乡村地区。不考虑这些因素，凭着从国外搬来的一套乡村自治原理就去改造农村，可能事与愿违。所以，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情况建立不同的政治模式。但不管实行哪种模式，都需要文化纽带相配合。 自建国之后，我国传统的文化伦理被马列文化冲得一干二净，传统伦理遭到外来文化的无情摧毁和解构，这导致目前中国农村中的社会关系极其脆弱和混乱，目前根本没有维系乡村自治的基础文化。我回家乡发现，现在年轻的一代村民说起话来没大没小，语言污秽不堪，这就是革命文化给今天中国农村带来的后遗症。中国如不拨乱反正，这个民族已经是积重难返了。不仅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影响更加需要注意。但遗憾的是，今天40岁以下的人，即在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大多是与传统文化完全割裂和陌生的人。这些人有很多又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中坚，因此，指望这样一代人进行中华民族的文化改造是力不从心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恢复传统文化，不能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和形成的优秀文化糟蹋扬弃。中国人要在被西方文化打得蒙头转向、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寻找和发现自我，要从本民族的精华中寻找立足之本，不能一味照搬外国，要适当提取本民族文化孔孟之道的精华。 目前，我国的知识界伪科学充斥，一些学者仅为做学问而学问，或为长官而做学问，理论不联系实际，除了照搬西方，鹦鹉学舌，很少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加上市场经济金钱的作用，为金钱而金钱的学问在社会大量泛滥，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这都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五、在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上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 改变当前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需要新政治来大力配合。当今世界上对弱势群体的研究理论认为，所谓弱势群体之所以弱，主要是他们缺乏自我保障的能力，在遭到侵害时无法保护自己。这种无法保障倒不是因为自己的体质虚弱和身体软弱，而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目前，我国最需要改变的是政治文化，提高农村人口的政治待遇，在选举权利上、在舆论权利上要给予应有的支持。 因此，中国农民之所以贫弱，并不全是经济上贫困的原因，更有政治上贫困的原因。中国农民政治权力贫困的最根本原因是我国的人权意识薄弱，缺乏平等意识，强势群体可以随便欺负弱势群体。特别是在一个封建历史悠久的国家，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厚的等级和歧视观念，只是这种舆论和观念的力量，才导致农民工的拖欠工薪有上千亿之巨，才导致农民的劳动价值如此低廉，才导致城市利益集团和产业资本能如此容易的剥夺农民。看看我中心王炼利研究员所写的关于上海房地产业的文章，便可以看出城市利益集团是如此利用这种政治地位上的差距来廉价利用农民劳动力的价值。 因此，改变农民的生存环境需要我国从整体上加强公民权利意识，在一个缺乏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最受损害的将是社会中那些最软弱的弱势群体。 六、建立包括所有人的社会保障网络 如果我国的社会保障仍然不把农村人口考虑在内，那么以上我们所设想的所有方案，都可能难以实施。但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需要看农村利益集团与城市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如果城市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过高的福利待遇，那么农村人口仍很难获得更多的资源。 以上六个方面是本人对改善我国农村状况的基本想法，感谢社科院农村研究中心李成贵先生给了我一个思考问题的机会。感谢本次论坛对我思想的激发。不正之处，请大家批评纠正。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