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从粮食到食物，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

薛玉炜　柯堤

2005年2月28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5-4,

　　 在完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哪里？"[1]一文后，我们在2004年中又对三个农业大省河南、吉林和河北进行了调研考察，与工作在基层的干部和群众的座谈交流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观察现在农村、农业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总结农民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的创造，并由此来进一步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尤其是要探讨目前困扰解决"三农"问题思路的几个关键问题，这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三农"问题的基本框架

　　　我们在[1]文中，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建立分析"三农"问题的基本框架，有利于深入分析"三农"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农业、农村和农民正是这个变局的焦点。因为这个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与"三农"相关的两个层面，一是中国农业的大变局，一是城乡关系的大转换。温铁军[6]在分析"三农"问题时提出，制约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两大基本矛盾：(1)人地关系高度紧张；(2)城乡差别。而目前经济所面临的变局使得这两个基本的限制因素朝着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方向转化，顺应这种变化，并及时加以总结和引导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农业的大变局体现在，我国几千年来以种植一年生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将发生巨大的变化[1]，畜牧业将成为农业的主导，并且"人畜同粮"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将被"人畜不同粮"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多年生的饲料作物的种植将会取得较快的发展，这将彻底改变我国的食物生产方式。再进一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粮、草、秸杆等大农业产品为原料的新能源、新化工正在蓬勃兴起，方兴未艾，为大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2][3][4]。

城乡关系的转换意味着农民向城市的大幅度转移。没有城乡关系的大转换，我国农业实现历史性的转折就难以实现。这是因为，在旧的城乡格局之中，大多数人住在乡村里、挤在农业上，以畜牧业产品为主导的食品消费新格局就难以真正形成；"人畜同粮"的农业旧格局与城乡关系的旧格局，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没有城乡关系的大转换，"三农"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或者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同农民进城并且成为新的城市居民联系在一起的。

　 是否粮食价格的快速大幅度上涨意味着我国的粮食供给出现了安全问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否我国目前的耕地产出难以满足我国人民的食物需求？
　 这两个看起来十分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前者是以粮为纲的农业观，它是千百年来"人畜同粮"的农产品生产方式的宏观表现；后者则是强调了食物需求的满足或安全，它与农业大变局下，"人畜不同粮"的农产品生产方式相一致。从这一新的农产品生产方式来分析，全社会对农业的需求不再是单一的强调粮食安全，而是强调食物的安全。关于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概念上的差异及内容，已经有学者进行国分析[11]，我们不再做进一步的详细探讨。

　 从全社会经济需求的角度讲，我国的农业生产要基本满足我国人民的食物需求，这是同我国农业正面临的大变局相关联的，它是由我国的食物构成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所引致的[1]。从我国粮食需求结构的变化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表1中，食用粮（城乡居民直接食用）从1990年到2001年的10多年间几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均食用粮大幅度减少抵消了由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的增长，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城市居民人均食用粮大大低于农村居民）；而总需求的增加量主要反映在饲料粮的增加上；食用粮在总需求中下降的份额几乎与饲料粮上升的份额相当。数据基本表明了我国食物结构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即人均谷物消费量的大幅度减少，同时，肉、蛋、奶等动物性产品的消费量大幅度上升。

　　 由山西省农科院高粱研究所培育出的饲草高粱-晋草1号，是圈养牛羊的好饲料，对于退耕还草、发展畜牧业具有重要意义。已经山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并准予推广的新型饲草高粱-晋草1号，是由高粱与苏丹草杂交而成。这二者均起源于干旱、炎热、土壤贫瘠的非洲大陆，其抗逆性强，适应范围广，耐旱涝、耐高温，在热带、温带、亚寒带均可种植。因为它是由远缘杂交而成，杂交优势十分显著，其生产速度快，生物产量高。在我国江淮流域一年可刈割4次，在北方地区一年也可刈割2至3次，一般亩产鲜茎叶15000斤至30000斤，是目前生物产量最高的饲草之一。晋草1号的粗蛋白含量为15.3%，与青刈黑麦、串叶松香草相近，仅次于紫花苜蓿。因其物产量高，粗蛋白亩产量可达300公斤，又高于紫花苜蓿、串叶松香草等优良牧草，是最具优势的饲料作物，而亩产吨粮的蛋白含量仅90公斤。

　　　 每亩水浇地种植饲草高粱，采用青饲、青贮相结合（不需加精饲料），可喂养10只羊或一头牛，出栏率高于放牧的一倍，年收入可达2000多元，是单纯粮食生产的3至4倍。例如，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源涡村村民杨二小2002年种了10亩晋草1号，养了60多只羊，当年收入约万元；2003年，他又种了30亩晋草1号，养羊164只，出栏70多只，收入2万多元。这种宜于作圈养牲畜饲料的饲草高粱还有一个优点，即由于它是一年生，生产速度快，60天就可刈割鲜草6000多斤。在一年一季有余、两季不足或两季有余、三季不足的农作区，粮草复种可实现一年两作或两年三作，可以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饲草高粱通过加工，可制作成干草、草饼、草粉，实现商品化。目前日韩及东南亚等国家每年从美澳等国进口500万吨干草，而晋草1号优于美国牧草，出口前景看好。

　　　 另外，有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大约利用2亿多吨农作物秸杆作饲料，折算成饲料粮可达6000多万吨[9]。上述案例和资料都表明，当我们跨越"人畜同粮"的农业生产定式时，以生产粮食（谷物）为主的食物供给方式，可以由在现有耕地+草地上实现的谷物+饲料的食物供给方式所取代，其有着巨大的潜力。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主要是指在20亿亩耕地（现在的状况可能更为严峻）上进行的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生产。但是，随着农业生产方式发生的变化，畜牧业（特别是食草牲畜）将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导，以饲草代替饲料粮的三元种植方式将取代目前的二元种植方式，这就大大拓广了耕地的概念，因为从面积上说，我国的草原面积约60亿亩，是20亿亩耕地（可能高估）的三倍。

　　 河北约有1亿亩耕地，其中小麦面积约4000万亩；全省农业用水约165亿方（地表水和地下水），其中小麦用水占60%左右，总量约100亿方。小麦是我国北方的主要口粮，在口粮短缺的年代，这种用水和用地结构是必要的。

　　　 随着口粮短缺的年代成为过去，畜牧产品在人们食品消费中的比例日渐提高，增产优质高产饲料将成为农业发展的中心，这就产生了再次调整耕作制度的要求。从河北的情况看，小麦面积可由以往的4000万亩逐步调至2700万亩，如亩产小麦370公斤，则总产量为1000万吨，可以满足未来8000万人的口粮需求（800万吨）。

　　　 调减下来的1300万亩原冬小麦用地可用来种多年生豆科饲草--紫花苜蓿。河北多年平均降水536mm,比紫花苜蓿对降水量要求的上限（600mm）稍低；据我们的调查，在这些原来的水浇地上种植的苜蓿亩产可达1吨左右（干物），总产1300万吨。在一般地力条件下，优质牧草平均亩产蛋白质200公斤左右；而在优等土地上，精耕细作才能实现年亩产吨粮，且其蛋白质产量仅为90公斤。也就是说，对于食草牲畜而言，一亩优质牧草相当于双吨"粮"。由此可见，随着食品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食品生产供给结构调整的潜力有多大。从农民收入的角度看，种植优质牧草所获纯收入大体是一年两季庄稼的两倍。另外，将牧草加工成草粉后，还可在猪、禽（非食草动物）配合饲料中添加10%以代替饲粮，因为优质豆科牧草草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可更好地促进猪禽的生长。
　　　 河北多年平均降水量536mm，亩均土壤水357.3方，以一亿亩耕地计算，其总量为357.3亿方，仅这个量就比目前全省农业用水（地表水和地下水）165亿方高出一倍以上，这就提示我们注意：如能通过调整耕作制度、种植惯例，以高效地利用土壤水，就可在农业用水（地表水和地下水）零增长甚至有所下降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牧作物的有效生物产量，充分保障畜牧业快速发展的饲料要求。

　　　 当强调以三元种植结构代替二元种植结构、以及畜牧业将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导时，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以满足全社会食物需求为目的的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在其中，为适应现代食物需求结构的变化，农业的生产方式也从只强调粮食生产向强调以畜牧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转变。
　　　 观察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这里所提出的大农业，其外延和内涵都更进一步扩展了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的概念，而将农业生产看着是一种广义的资源的获得[2]。尤其是在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价格高涨的状况下，以及为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京都议定书的实施，都使得以广义农产品为资源的能源、化工生产从理想、实验成为现实。
　　　从目前国内国际科技、工业发展的状况看，农产品已经广泛地成为了能源、化工生产的原料。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燃料乙醇的生产和推广使用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种能源、种塑料已成为大工业生产的现实，秸草灌木将俱成神奇[2][3][4]。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不太久的将来，亩均产粮多少的农业效率概念将会被亩均生物产量多少的大农业效率概念所取代[12]。
　　 大农业的观念，使得农业生产的目的从满足全社会食物需求扩展到了为全社会的生活和生产提供资源、农业生产的范围也从20亿亩耕地扩展到包括60亿亩草场和20亿亩林地。从大农业的观点出发，大农产品加工业以及相关的产业将有可能成为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它也使得我们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来分析和观察我们所面对的三农问题，以寻求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解决办法。

　 大多数农民的完全城市化，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这里完全的城市化是指，进城的农民以购买或租赁一定标准住房的形式在城市中定居，定居的形态表明他（她）们已经融入到城市高收入流程循环过程，完成了从农民到城市居民的转化。但现实的状况是，根据前文[1]的分析，目前农民进城在就业、消费、居住上的特征分析表明，进城的农民现在主要处于一种拟城市化状态，体现在非定居式的居住方式以及与此相匹配的消费水平和方式。

虽然，拟城市化的进城农民的存在和持续增长有利于我国城镇化比例的外延扩张，但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并且，由于拟城市化人口并未进入城市高收入循环流程，其消费模式同城市的消费模式显著的差异，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农业大变局的实现和三农问题的解决。根据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估算，拟城市化人口的近似值为6000万人，以每一个拟城市化人口进城定居将带入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估算，现有拟城市化人口进城定居带动的规模约为一亿八千万人。拟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不是说现有拟城市化人口完全城市化就全部消除了拟城市化人口，而是说拟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拟城市化人口不断城市化，而又有新的农民加入到拟城市化过程中，直到城市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通过1000例的抽样调查，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分成四种类型或四步曲，首先是候鸟式的，既在城镇打工，住工棚等；但回本地乡村盖房，改善农村居住条件。其次，是鸳鸯型的，即年轻人俩口结婚后在异地城镇打工，在城镇里租房，比住集体宿舍或工棚有所改善。再次是小康型的，既有了小孩之后，虽在外地城镇打工，但开始在本地城镇买二手房或以一定的方式自建住房，把老人接到城里来照顾小孩。最后是团圆型的，既买新房把老人也接到城里一起住，合家团圆，彻底离开农村；这时多半已是就业和居住都在同一城镇里。这四种类型在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中同时并存，又在某个家庭上呈现出一定的先后次序。这种次序的推移与需求结构变化有明显的关系，即先是婚嫁，然后是子女上学（城里的学校好）、老人就医（城里的医疗条件好）以及城镇生活方式的吸引，这种需求的变化就使得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住宅需求发生了上述相应的变化，这也可以说是农村人口对城镇化需求的变化。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对原有农村承包地的关系也发生相应的调整，先是年轻人或中年人出去打工，老人在家种地；然后是老人接到城里后，把承包地有偿转让，只种点口粮田；再次是把全部承包地都有偿转让出去，最后也有放弃承包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