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调查凯雷收购徐工

当前社会政经事件报道和分析汇编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6年4月6日

1，《华尔街日报》对西山会议的报道

2，国家发改委调查凯雷收购徐工

3，我国首家农民工工会获得经费支持

4，双汇公司内幕：是否曲线MBO？

5，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报告，

6，中韩两国电视剧行业比较

7,从东风日产看外企中共产党组织的作用

8，“国家利益说” 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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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对西山会议的报道

"走光"会议纪要再现中国改革辩论

http://chinese.wsj.com/gb/20060406/chw122615.asp?page=article_front_gb_chw

    近来，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会议纪要。这次有政府背景的会议是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闭门会议。流传到网上的原始纪要让外界对有关中国经济改革未来方向的激烈讨论有了一个难得的从内部观察的机会，而这次"泄密"事件也反映出，对于中国这个一度非常封闭的国家，互联网对它的开放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
    三月四日，国务院下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China Society of Economic Reform)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希望私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
    不过，这次秘密会议的纪要后来却出现在许多中文网站上。会议谈到了颇受争议的向外资出售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的问题以及反映公众不满情绪日益加剧的一些敏感统计数字等等，不过讨论的细节内容目前还不得而知。
    研究会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胡姓人士表示，我们不知道原始会议纪要是怎么流出去并被贴到网上的。他说，这本来是一次内部会议，会上的一些言论不适合公开发表。
    如果是在几年前，这样的"泄密"事件是不可想像的事。这一事件促使研究会决定发表一份经过整理的纪要，上周，这份纪要出现在网上。但这未能阻止原来那份纪要在网上继续迅速流传。最早登载原始纪要的网站中包括批评市场化改革的华岳论坛。现在，有十多家讨论政治话题和综合性话题的聊天室里仍有原始纪要的贴子。
    两份纪要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原始纪要提到一家国有控股银行的人士说，花旗集团(Citigroup Inc.)宣称，中国某家银行"一塌糊涂"，而删改版纪要引用这位人士的话时则说，花旗称那家中资银行"内部管理很差"。
     胡先生及另外几位与会人士证实，网上登载的原始纪要是准确的，虽然其中有一些笔误。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意图将原始纪要透露到网上。这次"泄密"事件只是有关中国市场化改革未来走向的公开讨论越来越激烈的大背景下的一个最新插曲。有关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贫富悬殊拉大、腐败愈演愈烈、某些行业被外资把持等，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声，在改革道路上已跋涉27年的中国俨然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亟待抉择。
    没有人认为市场化程度日益深入的中国经济会出现严重倒退，但这场最早从学者中间开始的讨论已经影响到政府决策。一些市场开放政策已经缩小了力度甚至被暂停，比如并购、管理层收购、允许民营企业收购大型国企等。许多外商投资项目或是被叫停，或是受到更严密的审查。
     一位媒体人士说，3月初，中国主要官方媒体接到宣传主管部门的通知，要求不得报导与讨论有关的内容。但一些地方报纸仍在发表相关文章，与此同时，辩论双方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发表他们的观点。
     据网上登载的会议纪要说，一些与会人士利用这次事件为改革辩护。中央汇金公司(China SAFE Investment Corp.)总经理谢平针对所谓国有银行在向外资出售股份时要价太低的抱怨说，汇金同意向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和其他战略投资者作价每股人民币1.15元（合14美分）－－总价30亿美元－－出售中国建设银行(China Construction Bank) 9%的股权，是因为在此之前，希望收购建行股份的花旗坚持出价不会高于每股1元。花旗还说，中国建设银行"一塌糊涂"。
      谢平驳斥了那些担心向外资出售国有银行股份会危及中国金融安全的观点。他说，至少未来10年国家仍将持有中国四大商业银行的多数股权，并强调这里的多数是指66%以上──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公开过这么具体的界定。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在会上透露，2005年，政府共收到了3,000万份要求纠正冤案的申请。这个数字以前也从未公开过。而在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1979-1982年之间，要求平反的申请总数也不过20,000份。
     一些参会人员借此机会呼吁扩大民主并推进政治领域的其他改革。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现在说不得，但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多党制、新闻自由。比如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
     批评改革的人揪住原始会议纪要中提到的内容，在网上发表文章抨击参会人士中那些希望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人。保守派路线占上风的华岳论坛上有人撰文质疑到：这次会议是"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该文指责贺卫方和李曙光以"改革"的名义妄图"分裂党"、"颠覆政权"。
     也有人对这次会议及参会人员的坦诚发言表示振奋。有人在论坛上写道：有些人的讲话很有理性。在改革研究会发表的纪要中没有见到贺卫方呼吁扩大民主的言论。

Kathy Chen，香港时间2006年04月06日12:20更新。

国家发改委调查凯雷收购徐工

新洋务运动争议，凯雷收购徐工遇阻

2006年03月17日 20:20 作者：杨利宏来源：中国经营报

　　原本被认为“板上钉钉”的外资大鳄凯雷购并徐工一案，近日风云突变。国家发改委一纸批文，要求凯雷集团追加有关并购项目的“情况说明”，同时派出调研组数次造访徐工集团，调查这一外资并购项目的详细情况。
　　三个月前就已经通过地方政府审批的这一项目，如今在上报国家发改委后,被“押后”批复。在一片质疑声中，国企改制的“新洋务运动”前景迷离。
凯雷收购徐工受阻
　　“这完全是正常程序！”3月16日，凯雷集团香港总部负责公共事务的李女士在电话中向记者反复强调，凯雷收购徐工的项目“还在进行之中”，“国家部委向凯雷发文征询项目的相关情况，并不代表收购项目遇到困难。”
　　但在国际投行亚太总部云集的香港，业界却盛传凯雷收购徐工项目已经“受阻”。
　　“国家发改委近日向凯雷发文，要求补充收购项目的相关‘情况说明’。例如，收购徐工集团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收购徐工集团之后将如何进行运作等。”一位早期参与竞购徐工项目的投行人士说，“现在国内外资威胁论盛行、国家有关领导在两会期间提出要防范恶意收购、重视经济安全。显然，这个项目遇到了一些麻烦。”
　　当事者徐工集团正处在风口浪尖。按照徐工内部一位高管的说法，当前公众对徐工的关注让他们压力很大。
　　本报2月13日特别报道《外资蚕食中国产业No.1调查》发出之后，引发徐工集团和主管单位内部的争议。国家发改委近期已经派出调研组，连续两次到徐工调查。
　　“最近的一次是2月底，主要的调查内容就是凯雷的收购动机、项目规范及日后的制度安排。”上述高管说。外资收购徐工之后，对于整个行业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成为国家发改委调研的焦点。
　　面对记者采访，徐州市政府对有关问题讳莫如深。徐州发改委负责外资项目的外经处一位负责人说，徐工当初签下外资并购协议之后，徐州国资委本来认定是去年最大的“政绩”，但没想到在上报国家部委时“卡了壳”。
　　 “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徐州市发改委这位人士说，徐工这个项目得到了徐州市政府和江苏省国资委的大力支持，早在去年底就通过了江苏省的审核。
　　当时，他们预计通过国家审批也是迟早的事情，因为去年11月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到徐工调研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了支持态度。当时他们乐观估计，今年3月前就能拿到国家批文。“但现在政策有变化，能不能通过审批谁都说不准了。”
争议“新洋务运动”
　　凯雷收购徐工的项目进展，正成为外资购并的政策“风向标”。
　　两会期间，有关“外资购并威胁中国产业安全”成为热点话题。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提出了“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全国工商联提案也提出，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外资并购要有底线”。
　　“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转轨时期，这给并购行为提供了包括各种政策在内的极大的获利可能性。这是国外投资机构如此看重中国并购市场的主要原因。”长期研究跨国公司投资战略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薛求知教授说。
　　曾参与竞购徐工的某投行人员甚至提出疑问：“国有企业本身历史包袱沉重，技术设备老化，国企管理者又没有管理现代企业的能力，不卖给外资还有什么出路？”
　　即使在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西方国家，有关外资并购的审查制度已经相当完善。
　　美国规定，凡是交易额在2亿美元以上的并购行为都必须申报相关部门，只有在排除“垄断可能性”后才能批准实施。在欧洲，欧盟委员会日前正在发起对中集集团（000039）收购荷兰博格公司交易的调查，原因在于这项交易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欧洲市场“准垄断”的格局。
　　如今，国有企业“卖给外资”的底线已经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认为：“大举进入的外资威胁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外资过于集中某些行业，将会进一步使中小企业或国内企业丧失话语权。加快制定《反垄断法》、防范外资并购带来的垄断风险已经迫在眉睫。
　　“外资在中国市场深度介入，一方面规范或影响了参与者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中国有关市场的法律体制的建设和完善，规范了政府部门以及产业服务部门的行为，其影响将逐渐放大。”薛求知说。

我国首家农民工工会获得经费支持

用于日常活动经费和专职人员的工资

来源于：中山日报 2006年4月4日第 4100 期 B1版　阅读次数：19

　　新华社沈阳4月3日电　记者从沈阳市总工会了解到，全国第一个农民工工会沈阳鲁园工会，日前获得10万元工作经费，用于日常活动经费和专职人员的工资。

鲁园工会是以到沈阳和平区鲁园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农民工为主体的工会基层组织。由于众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一时难以找到工作，工会组织对农民工入会免收会费，工作经费一度紧缺，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为此沈阳市总工会决定，鲁园工会的工作经费由市、区两级总工会共同解决，每年由两级总工会提供专项经费10万元。随着鲁园工会的发展，如需增加经费，两级总工会也予以支持。两级工会同时强调，这笔经费必须专款专用，每年要对经费使用情况跟踪检查。

据了解，鲁园工会自去年4月成立以来，已由不足500名会员发展至5200多人，增长了10倍多。鲁园工会副主席杨春文说，这个工会已累计为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23．4万元；和平区人民法院还在鲁园工会设立了巡回法庭，为农民工追讨钱款110万元。同时，鲁园工会与市女检察官协会联合接受农民工法律咨询500多人次，救助困难农民工550人次；发布用工信息530条，安置农民工就业1088人次。工会还经常开展法制教育、技能培训和文体娱乐活动，吸引3200多名农民工参加。

发布日期：2006年4月4日　作者：记者　姜敏　吴铮　网站编辑：陆超虹

双汇内幕：是否曲线MBO？

2006年3月13日，《中国经济周报》，

终于变成了“事实”。本月3日，北京产权交易所的一纸公告拉开了中国肉类食品加工行业霸主—河南双汇集团(以下简称“双汇”)国有产权整体挂牌出让的帷幕。此前一日，双汇旗下的上市公司双汇发展(000895)发布公告，称“出让方案”已获拥有100%国有产权的“出让人”河南省漯河市政府批准。3月5日，双汇正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公告期截止到北京时间2006年3月30日17时。事实上，早在2005年7月，有关双汇出让的传闻就已开始蔓延。但直至今年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这单生意已“吸引了JP Morgan Partners、美国国际集团(AIG)以及新加坡淡马锡(Temasek)的兴趣”时，双汇与漯河市方面依然对此守口如瓶。

双汇在海内外拥有50家国有全资、参股、控股子公司，2005年销售收入突破200亿元。现在，这艘企业航母的控制权行将易主，有关卖掉双汇的幕后动因、助推力量、JP Morgan Partners等国际基金的真实面目等诸多追问自然很快将浮出水面。

“双汇出让”的消息风起于2005年7月。据《中国经济周刊》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专司双汇股权出让的“工作组”彼时已在漯河市国资委成立，并着手双汇的清产核资。几乎与之同步，双汇集团也就股份转让一事与美国国际集团、JP Morgan Partners等国际财团进行了接触。但至记者截稿前，这些信息并没有得到双汇方面以及地方政府的确认。今年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将“双汇拟挂牌出让”曝光于全球视野。在各方关注中，双汇集团及地方政府仍对此讳莫如深。而此间的各方态度颇值玩味。

1月20日、23日、24日，双汇发展连续三个交易日停牌。1月26日，双汇发展发布澄清公告，认为有关双汇集团挂牌出让的传闻“毫无依据”。此间，漯河市一位副市长先是表示肯定，而后又断然表示不知此事；漯河市国资委的“一名干部”告诉媒体：早在2005年7月双汇集团已与美国国际集团签订了意向性协议；而另一名干部则说他对此事“毫不知情”。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称“此事不方便接受采访”；该集团某高管则言“政府说没有这回事就没有这回事”。然而，3月3日，双汇发展即发布公告，称持其35.715%股份的第一大股东双汇集团“国有产权转让方案”已获漯河市政府批复，并已与北京产权交易所就双汇集团国有产权转让事宜签署了《委托协议书》。漯河市政府同意漯河市国资委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竞价转让双汇集团整体国有产权”。此刻，双汇发展有关“漯河市国资委没有将双汇集团股权挂牌出让安排”的“澄清”余音尚在。不过，依照这份发布的公告，我们大致也可以理出一个“卖掉双汇”的端始。

2005年间，漯河市政府曾参与河南省政府分别在香港、美国举办的招商活动，并在此期间与美国国际集团、JP Morgan Partners及新加坡淡马锡等国际财团“有过接触”。2005年7月22日，漯河市政府在美国与美国国际集团签署战略性框架合作协议，但“当中并没有涉及双汇集团股权的转让事宜……”这段颇具“地下”色彩的“招婿”缘何如此持久？相关人士分析原因有二：一是有关方面谈得细致深入，许多细节问题无法仓促确定；二是双汇集团是漯河市政府的全资控股企业，事关地方经济发展，漯河市在“是否保持政府的控股地位”这个问题上与“其他方面”意见不一。至于此事公开后，相关各方出言矛盾，态度暧昧，坊间的“猜测”是：此事关系双汇产权制度改革及今后发展趋向，在与国际财团之间的洽谈局势尚未明了之前，各方当事人必须小心谨慎。

令坊间猜测的还有助推“双汇出让”的各方力量与幕后动机。双汇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94年8月24日的双汇集团注册资本金55812万元。2005年，其集团总资产为70亿元，销售收入201亿元。双汇发展2005年主营业务收入134.60亿，同比增长33.85%；实现净利润3.71亿元，同比增长24.36%。那么，是何原因促使拥有100%产权的地方政府要将这头“利润奶牛”卖给他人呢？

“集团改制一直是省、市有关方面极力倡导的一件事。”一位知情人士如此解读双汇的“靓女先嫁”，并以该省此前的天方与日本住友、永煤与巴西淡水河谷的联姻诠注。“当然，这样做也符合地方的利益。”上述人士分析。这一观点的注脚是漯河最近提出的“中国食品名城”建设目标，根据该市“十一五”规划，漯河拟就肉食品工业投资37亿元。而在“受让方必须继续使用双汇商标、不得同时参股国内其他同行业企业、不能把双汇搬出漯河”等前提下出售双汇，显然是地方政府的一种化解“投资”与“发展”之困，“鱼”和“熊掌”兼得的操作。

不过，亦有人认为双汇产权变更的“主要动力”来自双汇的高管。“这可能是一出曲线MBO。”一位“业内人士”如此猜测，董事长万隆麾下的管理团队将双汇由“无名小卒”打造成“行业领袖”，实行MBO可谓心愿已久，只是苦于没有机缘。此番出让，“意在借力海外过桥资金，化解MBO实力之困”。对此，一些了解全球私人股权基金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有可能”。因为在海外，一些私人股权基金背后的股东到底是谁，一般人无从知晓，基金只是管理股东的钱。在资本过剩的海外，如果有人或公司能获得大资金的信任或有较高收益保证，融资其实并不困难。而美国国际集团、JP Morgan Partners恰恰有着基金列强的身份“标签”。

事实上，有关双汇高管备战MBO的故事早在2003年间已开始流传。2003年6月，双汇集团以3.5亿元将其在双汇发展的8559.25万国有股转让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漯河海宇公司，使该公司在双汇发展的持股比例高达25%，跃居第二大股东。此后，双汇发展又在其现金总流量净额为负值的情况下，连续两年大比例分红。海宇因此被外界怀疑为双汇高管“代言人”，而“超比例分红”则被怀疑为MBO输血……分析助推“双汇出让”的因缘，亦有人坚持“外力说”。因为以双汇现在的身价，倘能将其运作到海外上市，取得7-8倍的市盈率当在意料之中。至于双汇高管的利益，则可以采取类似于蒙牛集团那样的做法：摩根士丹利、英联投资等为牛根生等人设置期权激励，待后者完成一定利润增长指标后，赠予数额巨大的股票——“这更像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搞管理层收购的一个惯常做法是，事先让企业发生巨亏，提取大量呆坏帐准备，以压低收购成本。而现在的双汇，明显是在快速发展。”

一位长期关注双汇的投行人士坦言，他对此番出让为“曲线MBO说”持“保留意见”。本月9日上午，《中国经济周刊》分别致电漯河市国资委办公室和双汇集团宣传部，欲求解相关问题，但均遭婉拒。显然，在“真相”未揭开之前，“猜测”只能是猜测。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双汇集团发展史上几次大的飞跃皆与合资或上市有关。1994年1月合资成立华懋双汇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4438万美元；1998年12月 “双汇实业”5000万A股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募集资金3亿元人民币(2002年增发5000万股，募集资金6亿元)；2002年10月与杜邦合资成立杜邦双汇漯河蛋白有限公司；2003年2月与日本吴羽、日本丰田合资成立南通汇丰新材料有限公司等，为其发展赢得了较为充足的血源……或许，此番“出让”能使双汇产生一次“更大的飞跃”。

今年1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综合双汇的身价与美国国际集团、JP Morgan Partners及新加坡淡马锡等国际财团的实力，给出了双汇出让交易额将在8亿美元左右的判断。本月3日，长期关注双汇改制的招商证券行业研究员朱卫华也根据双汇集团2005年的销售收入情况，结合双汇发展2005年实现净利润37110.5万元以及双汇集团其他企业的经营状况作出了“双汇集团2005年净利润可能达到3亿元，以20倍市盈率的标准来预测，双汇集团整体国有产权最终的转让价格可能超过60亿元”的分析。中金国际、国泰君安、国都证券等众多投资机构近日公布的研究报告也纷纷表示乐观。不过，《中国经济周刊》查阅北京产权交易所相关资料后发现，双汇集团的挂牌价格却只有10亿元。尽管最终转让价格还要看双汇集团最新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和潜在受让方竞购的激烈程度，但这一价格区位之低还是“令人震憾”。而面对双汇集团产权与控制权的“割舍”，漯河方面的表现好象“心平气和”。在其罗列的13项受让方必须具备的条件中，“胸有成竹“的“玄机”似乎已在第7条悄然隐现—意向受让方必须承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证完成双汇发展的股权分置改革……而河南省对双汇发展股改的要求是3月底以前上报方案。据此看来，漯河方面的“意中人”锁定几无悬念。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是，双汇发展在股市上的表现自2005年11月中旬已呈持续上涨之势，至今年3月3日公告停牌时，股价已飙升至最高点18.59元。

在双汇的舞台上，“新主人”也许很快就会出现。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报告，

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贸易转移

April 3, 2006 New York Times: Labor Shortage in China May Lead to Trade Shift

By DAVID BARBOZA

SHENZHEN, China — Persistent labor shortages at hundreds of Chinese factories have led experts to conclude that the economy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change that will ripple through the global market for manufactured goods.
The shortage of workers is pushing up wages and swelling the ranks of the country's middle class, and it could make Chinese-made products less of a bargain worldwide.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s are already talking about moving factories to lower-cost countries like Vietnam.

At the Well Brain factory here in one of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changes are clear. Over the last year, Well Brain, a midsize producer of small electric appliances like hair rollers, coffee makers and hot plates, has raised salaries, improved benefits and even dispatched a team of recruiters to find workers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kind of behavior was unheard of as recently as three years ago, when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were still flooding into booming Shenzhen searching for any type of work.

A few years ago, "people would just show up at the door," said Liang Jian, the human resources manager at Well Brain. "Now we put up an ad looking for five people, and maybe one person shows up."

For all the complaints of factory owners, though, the situation has a silver lining for the members of the world's largest labor force. Economists say the shortages are spurring companies to improve labor conditions and to more aggressively recruit workers with incentives and benefits.

The changes also suggest that China may already be moving up the economic ladder, as workers see opportunities beyond simply being unskilled assemblers of the world's goods. Rising wages may also prompt Chinese consumers to start buying more products from other countries, helping to balance the nation's huge trade surpluses.

"The next great story in China is how they are going to move out of the lower-end stuff: the toys, textiles and sporting goods equipment," said Jonathan Anderson, an economist at UBS in Hong Kong. "They're going to do different things."

When sporadic labor shortages first appeared in late 2004, government leaders dismissed them as short-lived anomalies. But they now say the problem is likely to be a more persistent one. Experts say the shortages are arising primarily because China's economy is sizzling hot, tax cuts have helped keep people working on farms, and factories are continuing to expand even as the number of young Chinese starts to level off.

Prosperity is also moving inland, and workers who might earlier have migrated elsewhere are staying closer to home.
Though estimates are hard to come by, data from officials suggest that major export industries are looking for at least one million additional workers, and the real number could be much higher.

"We're seeing an end to the golden period of extremely low-cost labor in China," said Hong Liang, a Goldman Sachs economist who has studied labor costs here. "There are plenty of workers, but the supply of uneducated workers is shrinking."

Because of these shortages, wage levels throughout China's manufacturing ranks are rising, threatening at some point to weaken China's competitiveness on world markets.

Li & Fung,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trading companies, said recently that labor shortages and rising manufacturing costs in China were already forcing it to step up its diversification efforts and look for supplies from factories in other parts of Asia.

"I look at China a lot differently than I did three years ago," said Bruce Rockowitz, president of Li & Fung in Hong Kong, citing the rising cost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China is no longer the lowest-cost producer. There's an evolution going on. People are now going to Vietnam, and India and Bangladesh."
The higher wages come at a time when costs are already rising sharply across the country for energy and land. On top of a strengthening Chinese currency, this is likely to mean that the cost of consumer goods shipp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will rise.

To be sure, China is not about to lose its title as factory floor of the world. And some analysts dispu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hortages.

"Reports of a shortage of unskilled and semi-skilled factory workers are overblown," said Andy Rothman, an analyst at CLSA, an investment bank. "Companies are, however, having trouble finding experienced people to fill midlevel and senior management jobs."

The lack of workers is most acute in two of the country's most powerful export regions: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ich feeds into Hong Ko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hich funnels into the country's financial capital, Shanghai. Wages are rising significantly in both areas.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figures, minimum wages — which averaged $58 to $74 a month (not including benefits) in 2004 — have climbed about 25 percent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in big cities like Shenzhen, Beijing and Shanghai, mostly by government mandate.

Wages at larger factories operated on behalf of multinationals — which are typically $100 to $200 a month — are also on the rise.

Here in Shenzhen,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to benefit from the country's economic reforms, factory operators say finding low-wage workers is harder than ever. At the Nantou Labor Market, where hordes of people used to come to find jobs, there are now mostly lonely employment agents.

"The people coming 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said a woman named Miss Li, who works at the Xingda Employment Agency. "All the labor agencies face the same problem. A lot of young people are now going to the Yangtze River area, where there are higher salar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late last year, the government said factories were short more than 500,000 workers; and in Fujian Province,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300,000.

Even north of Shenzhen, Zhejiang Province, known for its brash entrepreneurs, is short about 200,000 to 300,000 workers this year, government officials say. The Wahaha Group, a Chinese beverage maker based in the city of Hangzhou, is one of the region's rising corporate stars. But one of the company's 500-worker factories is short by 50.

"It seems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year by year," said Sun Youguo, the company's human resources manager. "Because of the shortage we'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migrant workers. We're now building a dormitory to house couples."

Government policy is playing a role in creating the coastal labor shortages. Trying to close the yawning income gap between the urban rich and the rural poor in Chin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ast year eliminated the agricultural tax, and it also stepped up efforts to develop local economies in poor, inland and western provinces, which have mostly been left behind.

Now, even remote areas are starting to develop — sprouting malls, housing projects, restaurants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se are creating jobs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ntry and offering alternatives to many young workers who once were forced to travel thousands of miles for jobs on the coast.

According to Goldman Sachs and other experts, the beginnings of a demographic shift have already been reducing th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24, who make up much of the migrant labor work force. Similarly, the number of women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35 began falling this year, according to census data.

The women are critical because China's factories like to hire many women from the countryside, who have been willing to migrate for three-to-five-year stints to earn money as factory workers before returning home with bundles of cash and fresh hopes of finding a marriage partn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 is also aggravating the shortages.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young people born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now emerging from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many of them see varied opportunities not available to an earlier generation.

"When the economic reform started, migrant workers were very hard-working, and usually stayed for a long time at factory jobs, but the new generation has changed," said Chen Guanghan, a professor at Zhongshan University in Hong Kong. "They are reluctant to take factory jobs that are harsh and pay very little."

Many are going to college to avoid the factory floor. Last year,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rolled over 14 million students, up from about 4.3 million in 1999.

Workers are sharin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actory conditions among friends and learning to bargain and leap from job to job. They are also increasingly ambitious.
"There's still a lot of cheap labor, but Chinese workers are getting skilled very quickly," said Ms. Hong at Goldman Sachs. "They are moving up the value chain faster than people expected."

Economists may continue to debate the severity of the shortages, but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the waves of migrants who once crowded into the booming coastal provinces are diminishing.

As a result, manufacturers are already starting to look for other places to produce goods.

"Many companies are already moving to Wuhan, Chongqing and Hunan," Ms. Hong said, ticking off the names of inland Chinese cities. "But Vietnam and Bangladesh are also benefiting. We're bullish on Vietnam."

中韩两国电视剧制作的比较

《中国经营报》，2006年3月5日，

据报道，日前从广电总局的一次例行会议上传出消息，今年国家将对韩剧进口进行限制，播出量也将随之下调，但下调比例广电总局尚未公布。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主任汪国辉对外表示，央视2006年全年的韩剧播出量将会减少，目前央视正关注着国产的几个大戏。湖南卫视有关负责人也对记者宣称，虽然去年引进《大长今》火了一把，但是韩剧的价格已经越来越高，以前韩剧每集的价格为1000～2000美元，但现在已上涨至8000～2万美元。他们也希望通过此次政策调整为韩剧降降温。

近年“韩流”席卷中国，2005年以《大长今》为代表的韩剧横扫两岸三地的电视荧屏。此时，国内不少的电视剧制作发行商曾经以联名信的形式向广电总局提出申请，要求严格控制韩剧的进口，以保护国产电视剧的发展。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目前是韩国文化市场最大的消费国，但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不对等现象，我国贸易逆差较大。中韩两国文化产品逆差比例是1∶10左右，政策调整也意在创造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

有关资料显示，韩国从1997年开始，电视节目的出口以每年33%的速度递增，其中有25%左右的节目销往中国。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韩剧的出口还带动了韩国的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总投资50亿韩元的“大长今主题公园”，以每人5000韩元的门票价来算，30万游客就可带来15亿韩元的收入。中国最早引进韩剧是在1993年，此后韩剧在中国内地不断冲击收视率新高。与韩剧的火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产电视剧的艰难度日。据了解，2004年，国产电视剧数量达到了大约12000集，但能在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大约只有5000集。现在每年中国电视剧制作公司总投资约50亿至60亿元人民币，但每年的电视剧市场回收也就20亿元左右，每年造成约30多亿元人民币的亏损。《京华烟云》的出品方九洲传播总经理王鹏举曾感叹：“中国的台湾市场是国产剧出口的最大买家，国产剧鼎盛时期每年在台湾可播出4000集左右，现在只有过去的五分之一。整体下滑了50%以上！”但值得一提的是韩剧同期对中国台湾出口上涨了40%以上。

对于国产剧目前困境，业内人士认为，单纯抵制韩剧并不能给国产电视剧带来复兴，我们还要从自身找原因。事实上，与韩剧相比，中国电视剧制作成本不断上升，而盈利空间不断压缩，必将影响国产电视剧的制作水准。电视台垄断价格造成中国电视行业盈利水平较低。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台广告创收的主力，2005年电视剧广告投放额占整个电视广告投放总额的44%。北京中博时代影视的林毅认为，从成本收益核算的角度来说，高收益的获得也需要高成本的付出。美国畅销海内外的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每集的制作投入高达1300万美元；韩国《大长今》的投资平均每集150万元人民币。而我国当前的电视剧市场上，一部在黄金时间播出的作品，投入也就在50万～60万元/集。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认为，“韩国的天皇级巨星，拍本国电视剧也不过是6万元人民币一集，另外还要自己缴税。而我们的明星价格却在几年内翻了几番，一个大牌演员的片酬甚至占到全部制作费的四分之一，还是税后的纯收入。真正用于制作的钱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由于有相关政策限制本国演员的价格，韩剧的大部分投资都花在了必要的制作过程中。

从韩剧表现内容上看，韩剧将韩国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模式展现得十分完美。而国内的电视剧经常按照市场化模式操作，喜欢跟风，没有真情实感。叶长海教授认为，从政府角度来讲，我国对文化产业还缺少一项完善的扶植政策和计划。韩国则多渠道筹措文化产业发展资金，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发展。事实是，韩国目前已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对象和第三大进口来源。2004年，中韩贸易额从13年前的50亿美元发展到900亿美元。2005年中韩双边贸易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在文化产业上，韩剧的表现犹为突出，2004年，韩国的“眼镜王子”裴勇俊一个人就为韩国的影视剧创造了23亿美元的出口，成就了一个韩国影视界的奇迹。而反观2004年中国全年电视剧出口仅是1亿元人民币。韩剧的大量输出，也为韩国文化产品打开世界市场发挥了先行者的作用。

《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5-2006》显示，2004年，我国内地批准引进发行的电视剧共计70部，港台剧最多，韩剧位居第二。相比之下，更令中国制作行业不满的是，在积极向外拓展的同时，韩国政府对于本国市场却是严格保护。2000年《还珠格格》被韩国引进后，虽然在晚上11点后播放，但仍以绝对优势压倒了韩国本土电视剧，此举引起了韩国方面的警惕，此后韩国几乎从不引进中国电视剧。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在近几年韩国三大电视台的播出表上，每年的引进国外的作品量只有5%，都是美国电影，而且全都放在非黄金时间段播出。中国台湾地区影音制作工会理事长林锡辉表示：“台湾受到的韩剧影响比内地严重，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一筹莫展’!”

目前，台湾的电视剧从业人员正在策划再次发布《对付韩剧白皮书》，希望全面抵御韩流。早在2002年时，就有国内电视制作商向广电总局写报告指出，韩剧可能会流行。但是韩国却严格限制我国的电视剧进口，因此我们要引起这方面的重视。韩国方面听到信息后，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的公关活动——派出各个层面的人士进行游说；由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中国组织各种免费的讲座和研讨；同时继续发起低价甚至免费的出口攻势，从而培养了一大批中间商。此后，韩剧势不可挡。针对广电总局新的政策调整，记者集纳业内的意见为，我国有必要进行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为我国电视行业获得一个比较充足的对外发展环境，赢得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从东风日产看外企中共产党组织的作用

雷科电子周刊, China　Info　From　Japan　20060405

东风日产因来自日产的日本员工和来自东风的中国员工之间在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阻碍了公司业务的高效快速发展。2004年下半年，中方最高负责人任勇副总裁提出“要制定一部与国籍、来自何方企业无关，站在合资企业的角度来统一价值观的‘基本法’”。经过日中双方认真讨论，最终出台了《东风日产行动纲领》。结果显示， 2005年东风日产的汽车销量提高了2.6倍。行动纲领消除了日中员工之间价值观的隔阂，使整个公司凝聚成一体，共同努力是销售量飞跃背后的强大支撑力。

其实，行动纲领中除了强调“汽车将使人们更加富裕”的企业理念、“要经常把合资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等基本的行动准则以外，还相当详细地规定了制造、销售、采购、人事等各部门所应履行的职责等规范。

从结果来看，行动纲领的理念虽然称不上完美无缺，但却深入到了每个东风日产公司员工的头脑里。基本上是依靠各部门实施的行动纲领学习班，脚踏实地进行教育的结果。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企业领导提出诸如“应该学习”行动纲领那样的要求，然后大家一起学习的方式，在中国有时会发挥出大大超出日本人想象的效果。传统的思想教育体系至今仍对人们的行动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体系是多年来习以为常存在的。如果是国有企业，公司内存在共产党组织是非常自然的，通过党的渠道下达的指令往往被作为重要指示优先接受。中层管理人员有责任将上级党组织的指令贯彻给每个部下。而部下也会自然地接受这些指令。

这种学习体系并不一定只限于政治思想的学习。如果应用到企业经营中，则很适合用于将领导的意图贯彻到全体组织中去。东风日产的任勇副总裁显然熟知这一点。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学习对象”的方向性发生错误，将会造成误导经营的危险。另外，如果学习的内容只是些无具体性的空泛的东西，也会使效果只停留在表面的“学习”上，员工的行为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正因为如此，任勇副总裁才会制定出日中双方都能接受的行动纲领，并执意将纲领细化到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的操作流程。

对日企的日方经营者来说，对公司内的共产党组织，尽可能让其成为空架子，或者无视其存在的想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自然的心态。但是如果抛开固有观念冷静地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这种乍一看似乎有点特别的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中，也有扎根于中国历史及社会习惯的相对合理性。东风日产日方最高领导吉田卫副总裁说：“说实话，对于合资企业内的共产党组织，日本人难以明白的地方有很多。但是，它对统一中国员工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对公司的发展有利，就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

　　当然也应该看到，在部分中国企业的组织结构中存在效率低下、透明度不够的部分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尽管如此，完全排除中国式经营的负面因素，仅凭日本式的经营模式来管理企业，恐怕也不是日企唯一的成功之路。东风日产的情况似乎给我们一种提示，巧妙吸取中国模式中有用的部分、探索与日本模式中的有用部分，让两者产生倍增效果的“混合经营”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信息源：日经BP社【另眼看中国】 2006.3.31

“国家利益说” 的荒谬

居伊•德•容凯尔

（作者Guy de Jonquieres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

泰国亿万富翁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和法国财长蒂埃里•布雷东(Thierry Breton)两人，除了都曾有过成功的企业高管职业生涯外，可能就没多少相同之处了。但他们有一个相同的信念：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基本上是相同的。两人都错得很严重。

两人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论点出发点截然相反。他信先生上台时，誓言要像经营企业那样管理国家，选民们因此希望他也能带领他们致富。布雷东先生则认为，国家(或者说是国家的政府)应当决定谁来经营大型企业。

他信先生的信念站不住脚，这已经暴露无余。他不仅是一位平庸的经济管理者，而且还遭到人们的谴责。他最近以19亿美元出售了他的家族在泰国最大移动电话企业的股份，该交易被指在模糊的环境中达成，并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他信先生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说，出售股权让他可以把精力集中到管理国家上来，不再为有关他用自身权势令家族企业获利的责难而分心。但他的辩护泄露了国家利益的一个奇怪概念。看看他律师的声明：纯粹的“爱国心”让他的孩子们以每股1泰铢(合26美分)的价格，买下了该公司11%的股份。结果他们数天后就以4900%的利润卖给了新加坡国有集团淡马锡 (Temasek)。如果那是爱国心，我就是个泰国傻瓜。

没有人谴责布雷东先生动用自己的高位来中饱私囊。但他声称自己是阿塞洛(Arcelor) 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 ，并以此抵制米塔尔钢铁(Mittal Steel) 恶意收购阿塞洛。他的这种尝试植根于与他信先生的政治理念相同的根本误解。米塔尔钢铁是全球钢铁领军企业，阿塞洛则是它在欧洲最大的竞争对手。

政府和企业之间有许多不同。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政府拥有强制权。总理的地位特殊，可以改变法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位大亨型政客（tycoon-politician）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已在意大利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贝卢斯科尼与他信先生惊人地相似。

同理，布雷东先生给公司治理原则重新下了新颖的定义，但这不会在任何公认的商业意义上让他成为“利益相关方”。相反，这会给他践踏所有其它各方的权利，最重要的是阿塞洛法定所有人的权利。他的观点的逻辑将让他有权向公司施加影响，而且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无论他和他的部长同僚做出怎样的选择。

任何维护既得利益的武断和投机性官方干预都会扭曲市场，对国家也不利。它使政客们有选择地结成同盟支持生产商，模糊了选手与裁判之间的重要区别。如果政府也参与其中，就不能有效履行制定并执行游戏规则的责任。

不过，干预也难得地会有合理的时候。一种情况是对国家安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俄罗斯能源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收购英国主要天然气公司Centrica就属这种情况。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俄政府下属企业，这一点不难看破。它随手就突然中断了不太听话的邻国天然气供应，让人们严重质疑其商业独立性和可靠性。

这样的告诫不适用于米塔尔和阿塞洛。美国国会去年决定用国家安全审查程序先发制人，并阻止中国企业中海油(CNOOC)收购优尼科(Unocal)，这样做也没通过考验。中海油是国有企业，有义务促进中国的能源安全。但收购优尼科会让它控制美国石油供应的很小一部分，而其它地方的石油轻松就可以替代这部分供应。

这种沙文主义表现(就像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反对米塔尔收购那样)，是害怕外国人的反应，也是对目标公司特别申诉的回应。但他们甚至缺少作为借口的遮羞布，他们没有说米塔尔收购阿塞洛，可能会导致国家战略利益被外国势力支配。

确实，米塔尔的国籍背景已经淡化到了企业可能达到的最大程度，它的资产遍布全球，股票在三个国家上市交易，其印度裔董事长常驻伦敦，员工来自多个国家，该公司以最纯粹的形式体现了全球竞争。那正是法国固有势力所竭力反对的，他们还担心，米塔尔提高运营效率的坚定决心，会导致短期职位的流失，而这是不受欢迎的政府所承受不起的。

当然，在他信先生的家族向外国竞购者(而且还是一家国有企业)出售股份时，就没有受到此类顾虑的阻挠。法国政府自以为它的辩护有着更崇高的动机，但它真正的目的，以及把私利伪装成崇高原则的企图，完全是自私自利的。

（作者Guy de Jonquieres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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