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研究员“劳动力价值偏离问题日趋严重”的观点，他认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逐年走低，23年里有16年所占比重低于上年，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下降速度更快，90年代末比1980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劳动力价格严重偏离价值，由于收入持续增长机制没有完全形成，居民消费基本采取保守态度，有效需求不足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瓶颈。特别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情况还是在我国的工资收入群体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20多年的工业化，使我国进入工资收入的劳动人口自80年代初以来至少增加了2亿人，在如此众多的劳动群体加入工资收入范围的情况下，我国的工资收入比重仍然在持续下降，这反映出我国劳动收入是何等微薄！这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罕见的资本收入大于劳动收入的国家之一！连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未能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国内发展关系的紧张程度。现在本网特意刊出王小鲁先生的文章，以证明仲先生的论断。]

内需不足直接损伤中国经济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2005年9月1日

一、内需不足----经济增长的潜在威胁

今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季度经济增长率经济保持在9.5%左右，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继续保持在23-24%的水平。出口增长率保持在30%以上的高位，贸易顺差在继续扩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降至2.4%的低水平。各种迹象表明，短期内经济将继续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

但是，在表面平稳的背后，隐藏着由于内阻不足而导致的巨大的结构失衡，而且情况正在继续恶化，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构成现实的威胁。

结构失衡的核心表现是，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2004年已经下降到42%的历史最低水平，甚至显著低于改革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最差的三年困难阶段。这一状况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收入分配格局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导致持续的居民消费需求相对疲软。这一状况，并没有因为去年发生经济过热而改变，今年以来反而日趋严重。

上述情况通过一系列经济现象反映出来。

现象之一：尽管去年一度发生经济过热，（2004年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达53%），但去年以来工业品出厂价格月度指数从未超过9%，居民消费价格月度指数从未超过5%，而且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自去年7月份以来就逐月下降，今年月份已经降低到1.8%。其中，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已经降到0.6%，多数消费品价格实际是负增长。目前，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之所以能够保持正增长，主要是由于居住、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食品这三类价格的支撑。其中前两类主要来自高收入居民消费的带动，与大众消费有关的商品价格多数是下降的。食品则受粮食等农产品供求关系波动的影响。通货紧缩的征兆再次出现。

现象之二：储蓄率居高不下。2004年末，全国金融机构吸收的居民储蓄存款接近12万亿元，几乎相当于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99年末整整增加了一倍。而同期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66.8%。在存款急遽增加的同时，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存款总额的比例从1999年的86%下降到2004年的74%，这说明资金滞压不能充分利用的情况正在变得更加严重。目前，储蓄超常增长的势头正在继续，今年5月末的金融机构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经超过了13万亿元，年底无疑将突破14万亿元的大关。

现象之三：内需不足造成了巨大的出口压力。去年以来，出口总值月度增长率一直没有低过33%，相反，进口总之增长率今年1—5月已降至13.7%。贸易顺差迅速增长，今年前5个月已达3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水平。国家外汇储备一季度末达到659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比去年末又多出500亿。二季度还将继续攀升。巨额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出口增长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因素。这种出口迅猛增长的状况，导致了我国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而且最终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制约而不得不放缓，反过来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刹车效应。

现象之四：由于居民消费疲软，目前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拉动。从2000年开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扣除价格因素后）依次为：9.1%、12.5%、16.7%、25%、19.1%、24.2%（今年1-5月份）。对产业的投资导致生产能力扩张，最终要求通过消费需求的增加来吸收，因此，生产能力的迅速膨胀和居民消费相对缓慢的增长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产能过剩可能导致周期性的萧条。

目前，导致投资需求旺盛的因素主要是高消费阶层主导的房地产开发、国债项目和地方城市建设项目投资，以及由此带动的能源和基础原材料工业投资。这些方面的投资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因素，但是，没有大众消费的相应增长，上述投资的孤军深入难以持久，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二、居民消费为什么疲软？

导致居民消费疲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自8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1984年居民收入吉尼系数为25.7， 1990年上升到35.5， 2001年进一步达到了44.7（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05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按吉尼系数从低到高排序，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85位，已经与后面35个社会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的水平相接近（其中32个是拉美和非洲国家）。

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能力受到收入限制，而高收入居民已经达到较高的消费满足程度，不可能将收入增长的主要部分用于消费。我国历来就有高储蓄的传统，而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条件下，储蓄率会进一步推高。

市场化过程中带来的高风险限制了居民消费。多年来，医疗、教育费用和房价迅速攀升，超过了城乡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一部分城市职工还继续面临下岗和失业的威胁，一部分农民因失地而失去了正常的生活来源，这些都迫使他们不得不限制消费，尽可能地储蓄。

目前，在城镇实行的低保和失业保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压力有所缓解，但其他社会保障体系的作用不容过分乐观。有调查发现，城市中高收入居民的医疗保险人均报销金额和报销比例都高于低收入居民，而后者仍然要自己负担大部分医疗费用。养老保险对低收入居民的覆盖率也相当低。这说明这些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并没有起到保障低收入居民生活、减少他们面临风险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因此，限制中低收入居民消费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

就业不足仍然是威胁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消费的重要原因。我国历来非农业就业机会的主要部分是由小企业提供的。但目前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环境不良，严重制约着它们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大银行体制不利于小企业融资；原因之二，是中小企业促进政策落实不到位，地方政府倾向于给部分中型企业吃偏饭而忽略一般小企业；原因之三，是制度和法律环境不良，小企业面临烦琐和缺乏透明度的行政管理，部分公务人员以权力寻租索贿，阻碍了小企业发展；原因只四，是缺乏为小企业提供管理、技术、法律、财务等专业培训和服务的体系来帮助小企业提高素质。此外，现行统计体系不再反映“规模以下”小企业的状况，也使政府和社会对小企业发展的关注失去了依据。

目前，这种渐进的消费疲软正在一步步导致经济的内在失衡，有可能将在今后几年中，在某些外部条件的诱发下导致突如其来的严重经济滑坡，并且威胁到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纠正收入分配失衡、提高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对于保障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需要考虑的对策包括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革税制，公平税负，强化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征管，推进政府改革，建立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的政府管理，杜绝钱权交易造成的不公平的财产和收入分配，大力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促进就业扩大，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保障，减少风险预期对他们消费的制约，对事关大众基本需要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领域，既需要引进竞争机制，遏制价格和资源垄断，又需要强化对公共服务部门的制度化监管，防止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侵害。

[原载《改革内参》2005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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