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章：翟明磊：《浙江龙泉土地斗争全记录》

第二篇文章：郜璐莉：《陕西周至农民捍卫土地和家园经历》

第三篇文章：滕 彪：《 可怕的“冤案递增律”  》

（小消息）

从河北农民潘大海的冤狱

看我国权力部门的蛮横性

    农民潘大海已坐了二年半的牢。他是河北怀来县大黄庄镇大黄庄村农民。2004年12 月，乡里委托村委们向农民收百分之七的农业税,按道理应当是粮食产量( 斤) 乘价格再乘以百分之七, 村委们糊弄老百姓, 直接把产量斤数变成元数乘以百分之七, 当年粮食是五毛一斤, 结果农民多交了一倍的农业税。

    潘大海曾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员, 他带领大伙论理, 行政复议到了镇财政所, 人家说:“搁着吧,我们爱怎么收就怎么收!”20 多个农民于是找镇长论理, 吵了起来。之后农民们与村广播员商量, 征得同意后在村里播读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20分钟。

    他们没想到, 潘大海随即被公安抓起来，接着，县法院以“占领广播站、煽动抗税费、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刑三年。大海想不通: 为什么大伙找乡长说道理, 没动手, 没打架, 只是吵了几句,念了文件就遭此大狱? 大海妻子几次上北京喊冤。

    2005 年6月，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县法院判决违反程序, 适用法律不当, 未将“聚众闹事给政府施加压力”与“核对税率不合理行为人对政府工作人员不满, 采取过激行为”区别开来, 因此撤销县法院判决, 发回重审。同时当年镇政府找来的十七名证人纷纷证明自己被逼做了伪证。但县法院迟迟不开庭重审，致使潘大海等5 名维权农民已坐了二年半冤狱。

   《民间》关注基层维权者命运, 此冤案事实已非常清晰, 吁请各界人士帮助维权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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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报告

浙江龙泉土地斗争全记录

翟明磊

    这是1949 年后第一例农民通过行政复议上诉至国务院胜诉的土地案。龙泉农民从流血护地开始,在紧急关头, 走上法律斗争之路。最后打赢省政府, 在国务院支持下夺回土地。

    在采访中, 记者仿佛看到了一个古老故事的现代版,因为古戏中大部分戏剧成分, 在这个故事中都有了, 官逼民反, 钦差大臣, 微服私访, 龙颜大怒……但这又的的确确是一个现代故事, 充满着当代农民的智勇, 如同日本著名的成田机场土地斗争。

    “他们为什么会赢?”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进龙泉农民。感谢他们用最坦诚的胸怀告知:“我们走通的这条法制抗争之路, 别的农民也能走。”“你们不能把农民当猪一样”

如果你是燕子

    在空中, 你可以在幽蓝群山环抱中找到龙泉市,七万人口的城市, 东西长2.5 公里, 南北宽1.5 公里,从1991 年开始, 这个浙江最南部狭长城市如同灰色的婴儿在不停地成长, 农田是他绿色的摇篮, 在群山中的摇篮只有这么大, 这个婴儿的身躯渐渐挤满了摇篮。

    宏伟的市政府与体育馆建在水田中央, 东部的二千亩农田是龙泉市所在龙渊镇所剩不多的土地。雄心勃勃大搞城市化的市委书记要建四路三桥, 像所有的市长一样, 发展总是硬道理。东进东进! 直到在一个村庄前他停了下来。那就是龙渊一村。

    在空中, 你可以看到龙泉市, 却看不到农民的面孔。你可以听到打桩机的声音, 却听不到农民的心声。让我们飞得更低一些, 飞进那些破瓦遮檐的房子。

    2004 年在龙渊一村村民管子文家中, 传来与征地组的对话。

    “我们这次征地是为龙泉市的建设, 丽龙公路建设, 贤良路延伸段建设, 当地拆迁居民回迁安置, 是为了公共利益。”

    “不对,你们是为了商品小区城东花园的建设,占用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七村二千多亩地, 其中只有二百亩是用在安置征地农民, 其它都是建商品房。

    “为什么龙泉市地价平均在3300 一平米, 征我们的地只给65元一平米? 连砂子一立方米都要一百元。一亩地只给我们4 万元?而这一亩地一年我们一家种菜就能赚一万元。我们要搬回来盖房子还要交宅基地审批费8 万元, 也就是说, 你们不仅白白夺走了我们的地, 而且还要从我们身上再拿走4 万元。”

    “我告诉你, 别人可以卖, 你也可以卖, 我们龙泉太远了,中央也管不到这么多事, 政府不会大义灭亲的, 市政府是儿子,地区是爸爸, 省政府是爷爷。枪打出头鸟。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心拿你开刀。”

    “我们祖祖辈辈的田你们拿走了, 我们再从哪开田啊, 这儿的田连山上的都在农业学大寨时全开完了, 这么大岁数了,我还能做什么? 没有土地, 我们会死的。”

    “放心,别人饿不死你也饿不死,别人死,你也可以死啊。”街道干部说。

    “我们本身是小康, 人人都往上走, 为什么要我们走下坡路? 你们公务员是人, 我们农民也是人, 你们不能把我们当猪一样!”

    让一村农民更气愤的是这儿从东晋开始就是龙泉最好的良田,“龙死水不旱”之地。古称龙渊镇, 至唐朝避唐太祖李渊的讳改为龙泉镇, 这片良田曾养育出北宋一位丞相管师仁,现在则供应着龙泉市百分之六十的蔬菜, 征地时, 市政府却以荒地上报。有趣的是这块土地性质在政府公示中已变化了四次, 一会儿是集体所有耕地(2003 年前), 一会儿是国有土地(2004 年3 月), 一会儿又是集体所有的荒地(2005 年5 月)。“就像孩子的脸, 四月的天, 说变就变!”一村村民张丽锋说。“有一次我问干部, 我们2000 年发的三十年承包证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集体所有的基本农田, 为什么说是国家的。他们说集体也是国家的, 我又问国家又是谁的, 他们说是农民的!”“龙泉的地价是多少? 就在我们村边上的地块, 拍卖价已经到了7500 元一平米, 征地只有65 元一平米, 这还是1991年的征地价格, 一平米良田比不上一方砂石的价格, 这到底是帮农民奔小康, 还是在残酷剥削农民, 政府转手在市场上卖掉一亩地可以赚二三百万, 开发商再转手又是一倍的利润。凭什么? 凭什么?”

    对于农民的追问, 市政府官员在听证会上也讲述了自己的道理:“我个人认为为了公共利益奉献是一种美德,政府的补偿标准是合法的, 因为省政府规定各市政府可以按当地情况制定征地补偿标准, 龙泉农田是133 元一平方米——当然你们是荒地。我们告诉你们, 丽水市的标准是129 元一平米, 遂昌市是100 元一平米, 我们还是高的呢。你们土地增值靠什么? 是政府大量投入。没有政府修路修桥, 你们土地能增值吗?”

“你们在敲诈政府”

    一开始, 一村村民什么法律都不懂, 只想要一个说得过去的补偿,2002 年, 他们怯生生开出的条件, 是每平米给一百五十元, 这明明不是荒地嘛! 宅基地审批费就免掉吧。甚至他们说:“只要每人每月给我们二百元补贴, 村里死一个人, 免一个, 生一个给一个, 田我们白送给你们政府。”

    龙泉政府说:“你们是在敲诈政府。”

    其中不合理的审批费是逼农民走绝路的关键, 一村每人平均三分地, 每家一亩田只能分得四万元, 而龙泉的土政策创全国记录——宅基地审批费要8 万元( 严格地说, 审批费由二部分组成, 一是审批费四万元, 另一部分是重新购买宅基地的费用四万元, 同样的地农民以65 元一平米被征收, 却要以350元一平米买回来)。这样农民要重新住上房子不仅把四万元征地费全贴进去还不够, 还要拿出四万元, 对贫穷一点的农民,这意味着田没有了, 为了片瓦生存, 还要向政府献上四万元存款。

    农民说“好比我们卖猪, 猪不仅仅白白送给他们, 还要抢光我们身上的卖猪钱”。

    “我们农民是最好说话的, 又是最难讲话的。我们农民是最怕死的, 也是最不怕死的。”管子文大声说,“只要让农民维持小康, 农民是好商量的, 你要压农民, 骗农民, 逼我们走绝路......”

    谁能为农民说话? 村长吗? 村长只会写自己的名字,2002年通过贿选上任, 他的选票价50 元到500 元不等, 可以讨价还价, 上任后就做起房地产生意, 引起580 个村民签名要求罢免。15 年未开村民大会, 村长在村委委员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地卖给政府, 并做了荒地证明。2005 年5 月20 日任期结束后, 他拒绝选举, 村委会陷入瘫痪。

    2003 年6 月18 日, 在征地队累计6000 人次的“说服”与压力下, 全村十四个生产小组中的十一个卖了地。只有一村三个组83 户农民决定抗争。他们的三十亩显得孤零零的, 周边的农田全部被征完了。只有他们每天仍然种菜卖菜。

“冲啊!”

    看问题角度不一样, 结论也不一样, 一种角度: 穷山恶水出刁民, 另外一种:山清水秀人聪明。龙泉生产最锋利与最脆弱的两样东西: 宝剑与青瓷。这儿是两省山区, 民风剽悍, 龙泉人说话的嗓门要比别的农民亮上一倍, 初听起来, 让人耳膜嗡嗡作响, 讲话也如同吵架。

    龙泉农民的领头人张丽锋, 三十五岁, 就是政府眼中的头号刁民。头戴藤盔的张丽锋全身油黑, 自从2002 年进入维权后, 他停掉了自己所有小生意, 一心一意种田卖菜。说话比别人急, 也比别人大, 如同连珠炮式的发问与“这个王八蛋”的口头禅是他特点。天不怕地不怕? 胆子也是被吓大的。

    一开始, 一村一组农民是遍地撒网, 捞到一个算一个,所有想到的求助方法, 都试了, 光各种求助信的邮寄费就花了三万多元, 甚至有一次花了五千元，一百封特快专递寄给中央电视台，几乎能查到名字的记者编导每人一份。所有的信如泥牛入海。

    第一次走进浙江省政府信访办的大门, 无权无势的农民去了五个人。信访办主任看见五个啥都不懂的泥腿子, 就说:“信访条例说集体信访不超过5 人, 你们来了5 个人就超过了, 我随时随地可以把你们抓起来, 念你们初犯, 算了, 龙泉市政府和我通过电话了, 是国有土地, 你们回去吧。”

    丽水信访办头一天很重视, 第二天就变了脸:“这是集体的事情, 你们几个农民无权代表, 不受理。”普天下都是征地的事, 谁能睬他们呢。但是农民的倔脾气上来后, 就要争个理。

    30 个农民2002 年悄悄签了一个秘密敢死协议, 如果在抗争中受伤或死亡, 大伙集资补偿。其中有老人, 有妇女。10个农民组成决策小组, 而核心人员为5 人。56 户人家四年共集资十七万元。其中10 人小组占了一半,每次维权集资, 大伙交了, 不够的, 核心小组成员就填上。光张丽锋就出了三万元。每次在小学开会, 上百农民参加。人就是要争一口气。

    2004 年3 月11 日, 强迁的时刻到了, 下午一点, 四面八方的路被封锁了。全龙泉几乎所有公务员单位,财政,税务,公安, 法院, 工商, 人大, 土地, 城建500 余人组成强迁队,其中四十个建筑农民工手持大砍柴刀。四人一排的队伍有一百米长, 威风凛凛, 浩浩荡荡开进一村一组的菜地。两辆巨型推土机直接冲进菜地, 一排排白菜被碾进巨轮。

    有人在村里放风, 大声说:“不卖地小组完蛋了, 他们神气不起来了, 今天有几个人要被抓去坐牢了, 你们快去看。”没想到, 这给村民们报了警。一百多村民纷纷跑到自己的农田。

    巨型推土机冒着白烟, 发出突突的巨响, 冲在最前面的是一村的老人与妇女, 他们用手死死抵住铲斗, 几个农民跳上铲斗车, 张门头等两名七十岁的老人躺在巨轮底下。驾驶员被这种不要命的行为镇住了。

    你有大砍刀, 人海。我也有秘密武器。三个神秘盾牌被村民树了起来, 那是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三幅巨像。一个大横幅亮了出来:“国家不能没有农民, 土地是农民的命。”这是别村送来的武器。抗争现场的标牌与标语。农民的维权武器非同一般。另两个大横幅:“中国共产党万岁”、“龙泉政府强制征地”挡在了铲车后路。铲车前后不能动了。 

    绝不能砸机器。一百多村民事先已约定了底线。另一部分村民则直奔公安做说服工作：“乡里乡亲的, 你们公安掺和啥呀。”公安们说:“政府说你们赖面皮, 拿了征地费, 不肯搬,我们才来的。”女人们说“根本不是这样的......”公安明白后说:“啊呀, 土地局城建局怎么这个样子呢。”从此公安只旁观不参与了。稳住了公安的同时, 张丽锋一刻不停地打救助电话, 从前天晚上到当天下午, 张丽锋已打了三十个电话了, 打到省信访办, 一个软绵绵的声音说:“你们可以向当地法院告嘛。”张丽锋急了:“怎么告, 强迁队里就有法院的人。”打通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的手机, 刚说了几句, 对方就挂了, 再打是关机。

    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绝望的村民心想只有拼了。这时领队的龙泉市副市长喊出了:“冲啊, 给我冲!”打手们用头盔砸伤了四个老人, 连头盔也砸破了。村里商量好了“老人妇女先出面, 要动手, 中年人就要上”。村里第二批队伍出马了, 他们大多是中年人。

    一村的村民赤手空拳与征地队拧成一团。当工商局侯定光局长的儿子领着强迁队开始拔田里的葱时, 一位老奶奶跪在地上死死抱住侯队长的腿, 一个小时没有松手, 挣脱不掉的侯公子只好赔了二百元钱。

    幸运的事出现了, 在现场出现了新华社记者, 他拨通了总社电话, 总社紧急拨通中央的电话。

    四点钟, 强迁队中公安队伍首先悄悄撤退。一个小时后, 强迁队长喊话:“这次撤退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啊, 逃罗! 逃罗!”在村民的哄笑声中, 强迁队退走了。乘胜追击的村民认出了副市长, 一群妇女立即包围了他讨说法, 推搡起来...... 混战中一名妇女胸口被撞伤。村民不敢放心, 仍成群坐在自己田中, 迟迟不肯散去。

“他们是吃了铁蛋的”

    阵地战结束了,零星的遭遇战才刚刚开始。政府改变策略,采取各个击破。

    张秀元, 护地组核心成员之一, 乡村医生。市卫生局局长要这个老实人卖地, 否则要撤销他的卫生所, 他不干, 之后张秀元主持了第二生产小组协议: 村小队组长不能代表村民签卖地协议, 要签也要等村民全部签名后。第二天, 公安局找了他数次, 严告:“这是与政府对着干, 立即写悔过书, 否则过年也要在牢里过。”他们在村口搜查协议书, 在与村民抢夺中, 协议撕得粉碎。之后政府又说张在七十年代盖的房子未经政府批准是非法的, 要拆掉。张秀元上告, 行政复议没戏, 法院也判张秀元输。法官说:“我没办法, 政府让做的,我如果不这么判,明天我就和你们一样种田了。你往上告吧。”丽水法院又判他输。眼看强迁了, 张秀元大喝一声:“谁拆我的房子, 我用刀把他从头劈到大腿根!”

    有效! 政府没声音了。一个村民开了个店卖电动车, 城建、工商、税务、交通、质量、缉侦六个部门上门逼他签字卖地。一位70 岁老党员在民间集资, 被说成非法集资。一个农民有儿子坐牢, 工作组说了:“你卖地, 把你儿子早点弄出来, 要不然在里面更受罪。”

    半年时间, 村民顶住各种压力, 没有一个人签字卖地。工作组只好唉叹:“这些人是吃了铁蛋的, 找了没有用。”从此“吃铁蛋的人”的叫法就传开了。在这期间, 张丽锋并没有像其它地方农民一样上法院讨说法, 他看穿了,“当地法院和政府是一伙的, 没有用, 多花冤枉钱。”他天天研究法律文书, 心里渐渐有了一条妙计, 和大伙一说,“铁蛋队员”们拍着腿都说不错。这计, 只有五个核心铁蛋知晓。以后拆迁工作队上门, 大伙也不和他们吵了。而是口径一致地说:“你们走法律道路, 按法律, 征用基本农田一亩以上要报国务院, 就算不是基本农田,525 亩以下的一般耕地也要报省政府批准。你们拿到省政府的批文再来跟我们说话。”

    几次接触, 工作组想, 铁蛋们卖的什么药?“能找皇帝, 不要去找太监。”还有我们办不到的事？2005 年5 月13 日征地工作组的口气又硬起来了, 因为——省政府省土字A2005 第10001 号批文下来了, 同意龙泉市政府征地。而且写着龙渊一村的土地是未利用地, 也就是荒地。

    那一边,“铁蛋们”也很高兴。“太好了, 他们中计了, 把省政府拖下了水, 我们就是要逼他们拿省政府批文, 然后告省政府, 这样就脱离了地方行政的泥潭子。”省政府要维持, 我们就上国务院告省政府, 要求国务院行政复议。“能找皇帝, 不要找太监。”在龙泉农民心中, 国务院大致于金銮宝殿, 代表国家, 代表民族, 总可以代表公正吧。 

    出乎张丽锋预料,农民原以为省政府会以农田审批,却没有想到以“未利用地”批下来。“这些官员胆子真大, 以为农民好欺负。没想到在之后, 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未利用地成了他们的败笔。”张丽锋笑了。

    “告到国务院, 要搞就搞高一点, 死也死得痛快一点。”张丽锋的大嗓门震得我嗡嗡耳响。

    张丽锋要求省政府行政复议, 打电话给省法制办: 你们快来调查, 看看我们是农田还是荒地。省法制办回答:“不用了, 法律上规定, 看材料就行了。”同时铁蛋们又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有了省政府批文, 龙泉市政府胆子又大了, 万一在行政复议之前就动手强迁, 事就坏了。

    果然, 市政府在6 月23 日又发一个强制令, 说要在6 月28 日清场。双方又打开了心理战。政府开始在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抽人, 大的抽五十人, 小的抽二十人, 自来水厂等企业开始发鞋发厂帽, 还故意到快餐店订6 月28日大批客饭, 一副招兵买马的架势, 山雨欲来风满楼。

    那边村民也不示弱,5 月13 日, 上百村民在小学开会。会上群情激昂,“第二次要强迁,我们跟他们拼命了。公务员一个月几千元,一年好几万, 我们农民杀一个值, 杀两个赚了。”管子文说,“为了农民利益, 我豁出去了,只要不枪毙我, 最多判五年, 十年, 十年后我再回来。”

    农民们用啤酒瓶灌上汽油, 做成燃烧瓶,在村里公开试验。又把鞭炮与炸鱼的雷管火药都挖了出来, 公开爆破。男人们将一瓶瓶汽油埋入地下。妇女们纷纷拿出纳布鞋底的锥子, 在锥尖涂上甲胺磷类杀虫剂。甚至, 他们把第二次战斗的战斗服都准备好了, 那是一百件黄色的T 恤,前面写着“温家宝总理救农民”, 后面写着“胡锦涛总书记救农民”。

    “用鲜血保卫土地”是做好的大横幅。村民们急红了眼睛。这些消息也通过会场上的线人, 传到政府耳中。政府举棋不定, 强迁吗? 也许是第二个定州血案。

“拖住就是胜利”

    能拖一天就是一天。张丽锋想到了媒体, 一年来, 他常常给《南风窗》记者郭宇宽打电话, 一有什么情况就告诉小郭。这段时间, 几乎天天打电话——“不好意思, 对媒体要死磨硬缠”——张丽锋也有农民的媒体策略喔。郭宇宽告知:“没办法, 中国土地案件太多了, 没办法报道。”“不管怎样, 你先过来再说。”郭过来采访村民与市政府。之后发表了《龙泉土地纠纷案调查——骑虎难下的龙泉政府》。之后《商界》王福生记者等也过来采访。三轮记者一次次访问同时也给市政府造成压力, 延缓了他们强迁的举动。

    6 月28 日, 预订的清场行动没有发生。“实话实说, 没有媒体的界入, 我们不会有那么幸运。”“我们要尽量拖时间, 也许在这期间, 国家政策会慢慢变好。”张丽锋与铁蛋们商议。

    6 月12 日市政府听证会开始, 农民们更是步步不让, 首先争吵了两个小时, 要求180 多村民全部入场旁听。想一想,一百多个大嗓门吵起来屋顶都掀翻了, 政府只有退让。之后农民要求自己录相, 又是在半个小时争吵后, 政府让步。在听证会上, 农民们把听证会开成了向农民传播法律意识的宣传会, 指出龙泉政府将农田变成荒地是有预谋的欺骗行为。更巧妙的是农民们在听证会上要求对方出示省政府批文, 终于拿到了复印件。

    6 月13 日, 龙泉市人大竟专门通过一个协议支持政府强制征地。7 月7 日张丽锋们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仲裁。7 月22 日街道办废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证。与此同时, 村民的情绪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一天, 狂乱的村民们在情急之下已高高抬起街道办的一辆轿车, 准备掀翻, 张丽锋当机立断:“我们在申请行政复议, 忍一忍, 大家放下。”

    许多农民急红了眼:“告什么告, 没用的, 和他们拼命算了!”这时张丽锋外界的知识分子朋友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告诉村民:“先走法律途径, 走不通, 再拼命也不迟。”

    8 月份省政府受理了行政复议仲裁。几乎同时, 也许地方政府意识到中了张丽锋的计, 所有打击报复, 突然奇怪地全部中止了。如同风暴眼中的平静。“两天时间, 我急白了头发”

    9 月份, 省政府的行政复议传来消息。“基本上维持, 你们可以私下协商, 价格高一点。”“我们不协商, 你先把我土地性质搞清楚再说, 是男人,还是女人, 搞清楚。”村民口气一点都不软。与此同时, 郭宇宽将龙泉土地案材料交给张思之大律师,转交给了国土资源部, 下转给浙江省, 龙泉方面又吃了一惊:“这些农民好像很有背景啊。”

    2005 年11 月14 日, 省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下来了。15 天, 只有15 天, 张丽锋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这十五天, 张丽锋如同经历了惊险片。因为靠当地的律师力量, 已经不够了, 张丽锋必须要找到一个好律师。时间一天天流逝, 找了8 个律师, 只有两个敢接, 开口要天价十五万,最少五万, 农民没有钱。直到11 月25 日前, 离最后期限还有五天, 张丽锋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律师。两天时间, 张丽锋日夜不安, 头发急得一片片白了。

    5 月25 日, 张丽锋突然在网上搜索到龙泉林樟旺一案官司的律师张星水的名字, 他看了张星水为民疾呼的几篇文章, 心里突然一动:“就是他了。”他立刻通过网络联系上张星水律师。张律师听明白后开出了一万五千元的律师价, 这是龙泉农民见过的中国最低的律师费了。

    尽管张丽锋与张星水从未见过面,“但从文章中看出他的为人。”从心中涌起的信任使张丽锋立即将一万五千元律师费打给张律师, 全权委托张律师在北京操办。终于在2005 年11月30 日, 十五天期限的最后一天, 将材料递进国务院。12 月6 日国务院决定受理。

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啊

    张丽锋没有想到的是, 张星水律师为了替农民们省钱,12月9日,从北京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赶到龙泉,挨家挨户调查。在一户老农民家中, 他用掺着泥沙的黑水为客人们将硬得磨牙的冷饭热了一下, 陪同的张丽锋们都难以下咽, 连连道歉,张星水却说:“没关系, 到这儿很难得, 这饭很好吃!”

    张律师通过实地调查, 证实龙泉政府征地除了修一条普通的马路外基本上与公共利益无关, 几项列出的公共工程,距离征地田地很远, 最近的也相距一公里外。而龙泉政府所说的一村土地是紧水滩工程五年一淹的泄洪淹没征收地, 所以是未利用地, 更是谎言。这些地块离紧水滩水库有70 公里,而且在184 米淹没线之上8 米。有趣的是, 征地周边比一村海拔低两米的9 个村庄全部是政府认定的基本农田, 偏偏一村地块被称为淹没地。二次实地调查让张星水取得一手资料。

    2006 年张丽锋接通了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方军副司长的电话。

    面对国务院的官员, 张丽锋的嗓门照样震天响:“形势严峻, 农民要杀人啦。你们快过来调查。”张丽锋对记者说:“国务院的官员又怎么啦, 该说的狠话, 还是要说。”在给国务院要求下来调查的申请书上, 张毫不客气地说:“恳求你们来看一看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高压下农民已几近窒息的生存权及发展权, 看一看最被边缘化, 被剥夺感最强烈的弱势群体农民。”

    “也许他从未碰到过我这样的农民, 不会说一句好话, 软话, 想说啥就说啥。”他与方司长往往电话一聊就是一个小时。之后方副司长说,想交张丽锋这样的农民朋友。在案件结束后,方副司长还专门绕道到龙泉看望张丽锋。

    2006年5月21日、10月19日,方副司长两次前往龙泉调查,在农民心中, 方副司长就是钦差大臣, 可是“方大人”一见农民的面就说:“你们辛苦了!”总是被官员们教训嘲笑的龙泉农民心头一热,倒不知说什么好了。

    在田头, 方副司长看着一亩亩良田, 喃喃地说:“我也是农民的孩子啊, 我也种过田, 这是什么田, 我知道......”那一刻, 张丽锋真正定了心，“我已经觉得我们能赢了,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么冤的案子能赢, 我们也能赢。一村的土地在阳光下,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种满蔬菜, 怎么会变荒地。”

    “方大人”每次来龙泉, 从不在龙泉留宿, 调查完立即就离开。“这才是钦差大臣嘛。”农民们说。龙泉地方政府将农田当荒地上报, 是走了错误的一着, 因为农田与荒地差别太大, 是人都明白, 国家土地法规定“水交通方便, 在路边的田地, 连续三年种植蔬菜的田地, 粮棉油生产基地”都属基本农田。难怪, 中央电视台记者董倩站在一村的良田前说了一句“他们真笨啊”。 

    是啊,他们小看了农民,也不明白农民有大地赋与的智慧。当有人问道张丽锋为什么不走法院, 而走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 张丽锋回答:1. 国务院是务实亲和的公正廉洁的温家宝总理直接领导；2. 国务院宏观调控, 出台政策法规不与经济利益挂钩；3. 国务院代表国家形象, 要取信于民；4. 官大一级压死人, 现在有些官员不怕法律, 更不把老百姓放在眼中, 只对上负责, 不对下负责;5. 大政府小司法, 现在法制不健全法院制度不独立, 避免不了政府干扰法院;6. 不用向复议机构交费;7. 专家、记者都主张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终将聚水成潮”

    2007 年2 月1 日, 国务院做出最终裁决: 认定浙江省人民政府土地征收程序有瑕疵, 浙江省人民政府应将浙土字A2005 第10001 号土地征收决定中，征用一村的15.4228 公顷的集体所有土地种类由未利用地变更为耕地; 国务院还裁决责令浙江省人民政府完善批准征收耕地的相关手续。龙泉农民打赢了状告省政府的官司。

    新华社记者近日报道, 国务院的行政复议之路有望成为部分替代上访的农民追求公义之路。其实张丽锋向国务院提起行政复议那一年, 国务院行政复议司接受的行政复议的案子只有18 起, 许多农民不知道这样的一条路。

    泥腿子农民从村一级通过行政复议以土地问题将省政府告上国务院更是第一起。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这是国务院受理的第一例告赢省政府的行政复议案。

    方司长在调查中曾握着张丽锋的手说:“做得好, 你们推动了国家法制进步, 国务院受理就是为了给农民一个说话的地方, 为此国务院支持你, 保护你, 退一步说, 即使告错了农民也没有任何责任, 国务院将做出公平裁决。”

    张丽锋笑了: 也许我有遗传, 我查了族谱, 我有一个祖先在清朝也以农民身份, 把地方政府告到省政府。张丽锋说:“中国有宪法更需要宪政, 有法律更需要法制。全国政协委员夏家骏对总理说:‘信仰日弱, 假话日多,权色日重, 吏事日怠, 上下日远。’”农民的权益需要从上到下的恩赐, 更需要从下至上的争取, 希望我们的案件能为全国被逼卖地农民带来一点启示和参考。我们现在的社会平衡是一种不信任的平衡, 只有通过农民理性维权, 政府公正行政, 最终达到一种官民之间的双赢结局, 改善政府与百姓紧张关系, 避免定州事件再次发生。行政复议是每一个失地农民都可以走的路。

    “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的依靠, 一把泥土给农民吃的、穿的, 这是最好的农田, 我们祖祖辈辈吃下去。”龙泉83 个农民以十七万元的代价捍卫了四个村庄2000 亩1600 年历史的土地。

    张星水律师则较为平静:“国务院做出裁决, 我也较吃惊, 实事求是地说, 龙泉案的胜利有许多偶然性, 固然可以成为农民们保护土地的示范, 但不一定都有相同结果。”聪明的张丽锋兴致很好, 他一口气做了五面锦旗, 一场大战胜利了, 也要论功行赏嘛——

    一面给作家张耀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鲁迅在世, 追求真理”。张丽锋本来只想通过他找到为农民工讨工资的政协委员夏家骏, 不料张知晓后,主动在网上为龙泉农民鼓与呼。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为张丽锋奔走的公共知识分子郭宇宽、张思之、张耀杰等全部是义务劳动, 不取农民一分钱。一面给记者郭宇宽:“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宇宽泽民恩”。一面给张星水:“只向真理低头, 更为农民弯腰。幸有一星如月, 终将聚水成潮”。一面给国务院法制办与行政复议司:“秉公执法, 执政为民, 实地核查, 亲民坦诚”。另一面给国务院:“忠心感谢国务院,赤心为民,恩重如山”。

那一天国务院法制办官员们特意留送锦旗的张星水谈了四十五分钟, 处长笑了:“我们要把锦旗交给国务院最高领导。”张丽锋则亮着大嗓门告诉记者: 他要给温家宝总理写一封信, 要求修改农民觉得不合理的许多规定。可是, 又有哪个燕子能把信衔进老百姓眼中的深深“宰相”府? 

附: 为被非法征地的农民兄弟支招。

张丽锋口述实录

农民兄弟:

1. 别签字, 说啥也别签字。2. 要省政府或国务院批文。基本农田一亩都要国务院批文的。一般耕地超过525 亩,35 公顷的要国务院批文。525 亩以下要省政府批文。荒地一千亩以上要国务院批文。

在我们浙江省, 对省政府批文不服的, 可以协商, 三个月不做出答复, 可以申请裁决, 注意有两个月的期限。第二次下来, 有十五天, 这十五天之间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国务院行政复议司2003 年才成立,许多农民还不知道。行政复议,每一个失地农民都可以走这条路, 但都没走, 像定州事件、汕尾, 完全可以走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也有缺点, 证据难拿, 只许查阅, 不给复印, 那几千字材料农民怎么抄, 因此我要向温家宝总理呼吁: 一、放宽十五天期限; 二、允许农民复印相关证据文件; 三、允许在网上公开, 公开监督。

3. 找媒体, 找律师, 要找好的, 不重钱, 重义气的, 不一定要关系, 自己在网上找。像《南风窗》的好记者郭宇宽, 我根本不认识, 我就是打电话到《南风窗》,接线员给我找的。全国有一批好的维权律师、知识分子。注意, 农民自己, 好律师,媒体, 国务院, 缺一不可。新华社可以写内参, 有用。要钱的记者不要理, 我们这个事关键的是新华社记者一直在关注, 中央有了批示, 给了我们安全保护。

4. 自己要学法, 不要靠别人。买一本法律全书, 再买水利法、土地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物权法等单行本, 要举一反三, 法律是相通的。要动脑子。自己不坚定, 没人能帮你。行政复议法一定要细细研究, 特别是有些时限。

5. 一定要团结, 要人人出钱, 要敢于拼命形成压力, 但要理性维权。形成十人核心, 只要有最重要的3 到4 人就行。这个核心人选怎么选? 要在平时观察, 关键时候, 谁敢说话, 谁说话有道理, 谁能负责, 是做事做出来的。有些主意, 只能由四个人知道。上访成功, 要一流的口才, 无赖的脸皮, 运动员的体格, 雄厚的资金后盾。

6. 我要向国家呼吁, 应当是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 新农村是第一位的, 城市支持农民的时候到了, 城市化应当退到第二位。“多与, 少取, 放活”, 把农民的集体所有土地规划报批成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让农民自行开发, 而不是把农民土地低价圈走。上海九星村就是顶住压力不卖地, 农民自主开发, 个个富裕。征地时, 应由地方与农民直接谈判, 政府角色要淡化, 否则就是看不起农民。现在一些地方官员搞的是把农民土地圈光、钱榨光、生存之路断光的新“三光政策”。每次低价征地造成成千上万农民一贫如洗, 民称“征地致贫”。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 现在是城市包围农村。

7. 我们农民虽然人微言轻, 也希望国家走向法制与民主, 现在人大代表大多是官员与权贵,希望人大代表多一些农民,多一些维权律师代表,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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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周至农民捍卫土地和家园经历

----周至有个“非常党小组”

郜璐莉

    就好像当初的地下工作者, 两个农民、一个被革职的总经理,自己成立了一个“党小组”,常常调查暗访, 定期打印红头文件,随时向中央各部门“通报”情况。后来, 上千亩被非法占用的土地得以复耕。有人说这是非法组织,他们理直气壮:我们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们的义务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违什么法? 有人说你们不该用红头文件, 他们更不服气:党章和宪法也没这规定, 你用它欺压百姓就可以, 我们拿它为民请命便不行?

“5·31 暴力袭警”

    事情还得回溯到2003 年。2003 年5 月31 日, 西安周至县哑柏镇水河堡的这一幕,也许会长久地留在目击者的脑海里。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说: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了, 这些干部咋和土匪一个样......

    这一天, 在水河堡的土地上, 近两千人互相对峙着, 一边是一千多名穿便衣的公安、县镇干部和他们雇用的打手, 开着一百多辆大小汽车, 包括摘除警牌的警车、出租车、面包车和大型工程用铲车, 浩浩荡荡前来拆除房屋, 毁掉麦田, 铲平猕猴桃园。另一边, 则是水河堡七百多名男女老少, 老汉、老太们守在人群最前面, 跪地恳求, 青壮年紧随其后, 手拉着手形成一道人墙, 守护在田头, 挡住铲车。

    但是人墙挡不住铲车, 对峙很快变成了冲突。

    72 岁的张号贤老汉只问了一句“你们有没有手续”, 立刻有四五个人上来, 抓住他的双脚倒拖着在地上转圈子, 衣服成了一缕缕布条, 背部的皮也被磨掉一块块。40 多岁的李存安被打断锁骨, 打掉五颗牙, 无钱医治,至今已生命垂危。

    那位抗日老革命、70 多岁的张志功也被殴打, 然后又被塞进警车......34 位村民被打伤。围观的上万周边百姓终于忍无可忍,吼声四起,捡起砖头、土块, 砸向铲车、警车, 一时, 水河堡仿佛成了“战场”, 打声,车声, 喊叫声响成一片......

    在上万群众呐喊声的威慑下, 那些民警和干部带着人马匆忙撤离。经过奋力抗争, 除10 亩猕猴桃园被毁外, 村民的房子和耕地都保住了。冲突中, 三名便衣警察受了伤, 一辆警车受损, 县里把这次事件定性为“暴力袭警事件”。

“夜袭水河堡”

    一个月后。2003 年7 月1 日,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凌晨三点, 劳作一天后的村民睡得特别沉。

    咣! 景文斌朦胧中好像突然听到一个沉重的响声, 还没等睁开眼睛, 突然间身体就离开了床, 有几个人抓着他的手脚把他扔到地上, 一顿暴打之后, 被铐上手铐抓走。夏天, 他的身上只穿着短裤。

    3 名妇女和2 名女中学生, 同样只穿着短裤, 上身全裸,被打得鼻青脸肿。65 岁的张俊仁老汉高喊“救命”, 嘴里立刻被泥巴麦草塞住, 打昏后扔上警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因为上前阻拦抓儿子的人, 被打掉两颗牙, 儿媳也被打倒在地。一个一岁半的小男孩被从奶奶怀里夺下来扔进排水沟, 头脸受伤...... 

    村里人回忆, 那个晚上县里出动了300 多名警力, 其中有防暴队, 带着盾牌, 荷枪实弹。四个警察一组, 选定目标, 一起出脚揣开屋门, 冲进去后把人拎起来就打。屋外两边邻居的门口也都站着警察, 谁出来打谁。

    17 个人被抓,11 个人被打伤,40 多个房门被揣坏, 鸡飞狗跳, 哭声震天。当地人称 “夜袭水河堡”。有人说, 我现在看到警察和警车就会害怕。被抓走的人当晚关在看守所里, 依然没穿衣服, 被用马达上的三角带打。天亮后,看守所里在押的犯人都同情他们,拿来衣服给几个妇女遮身。

    第二天晚上, 天开始下雨。水河堡惊魂未定。趁着夜色, 周至县派驻的工作组雇人强行砍掉了70 多亩猕猴桃, 拆除了37 家房子( 全村共140 户)。种桃几乎是村民唯一的经济收入, 一百多户良田受害, 有好几家地全部被毁净。150 多人无家可归。

    这雨一下就是好几天。十天后, 受尽折磨的张志功、张生枝老人和其他村民被放了回来。剩下景文斌、张团兵等五个人, 公安局说啥也不放。

100 米宽的“神龙大道”

    水河堡人是怎么得罪县上了, 一次一次遭此厄运? 不是, 只是村子的位置有点碍事。当时, 周至县正在规划杨凌农业高新区哑柏园区, 根据县政府2003年3 月的文件, 这个哑柏园区占地13 平方公里, 首期工程三纵八横,有三条百米宽的大道, 水河堡就位于即将建设的神龙大道的位置上。

    村里人愤怒, 哪有人建100 米宽的道路, 纯粹是为了占地卖地。村民至今仍清清楚楚记得县里发的文件上, 对这些靠地吃饭的农民, 有三个“暂不”: 征地费每亩3000 元暂不兑付, 房屋评估价不公开、暂不兑付, 房屋拆除后暂不安置, 投亲靠友, 自行解决......

    “金周至, 银户县”, 那里是八百里秦川最好的耕地, 全部是基本农田。光种猕猴桃每年每亩的收入就是5000 多元, 补偿3000 却要永远失去这片土地, 农民当然不答应。土地法规定, 征用基本农田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 但5 月31 日县里到水河堡强行占地时, 不仅没有任何土地征用手续, 也没有给农民一分钱补偿。

    不仅是水河堡, 为了这个神龙大道, 周围五联村、裕盛村共76户房屋被拆, 近百亩猕猴桃园被毁,500 多亩耕地被强占。只是在其它地方, 工作组没有遇到水河堡这么刚烈的抵抗。从政府发文开始,水河堡就有100 多人到县里抗议, 选出农民代表一路举报到北京。

    举报也曾经起过作用。当年5 月, 陕西省国土资源局知道消息曾立即派人赴周至调查, 对周至县政府滥占耕地处以170 万元罚款。但县政府交了罚款以后, 似乎觉得合法了, 胆子也更大了, 以至于调用警力强行占地拆房。

    “夜袭水河堡”以后, 侥幸没被抓走的农民代表张麦长等人被公安局悬赏通辑。从此, 水河堡人夫逃子散, 一直笼罩着不安的氛围。张麦长也四处躲藏, 过着逃亡生活。那年冬天, 失去了房子的人们有的借住亲戚家, 有的只能在鸡棚、菜棚、桃园看守棚里度过。张志功老人和另外三户村民借住的鸡棚, 各自用竹席和编织袋围出五六平方米的地方, 很久很久还有一股鸡粪的味道。

“杀鸡儆猴”

    2003 年7 月31 日,“夜袭”一个月之后, 县里召开公捕大会,周至县委、县政府、县检察院的主要领导坐阵主席台, 张团兵等五人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县公安局长以“干扰执行公务罪”,宣布 “逮捕令”。然后, 五人脖子上挂着“干扰公务罪嫌疑人”的白牌子, 被公安干警押上大卡车游街示众, 途经全县哑柏、楼观等12 个乡镇, 以杀鸡儆猴。

    因为此时, 县里还在进行着另外两个项目的征地工作, 一个是圈地300 亩的“工业路”, 另一个是与开发商西安高新地产签订协议, 出让6000 亩土地建设的周至生态园。

    生态园项目计划先建高尔夫球场, 再建高档休闲住宅。县政府的补偿标准是平原区每亩9000 元, 山坡地每亩3000 元, 而他们和开发商的协议里却是每亩地出让金1.85 万元。

    黑河两岸上好的水浇地, 如此低的补偿金, 农民当然不肯。有干部向楼观镇团标村村民宣传建高尔夫球场的好处: 将来孩子放学后可以去捡球挣钱, 老人可以去看球场大门挣钱。村民说,“难道几百人都去球场捡球、看门, 这不是骗傻子吗?”

    团标村上黄池组选出三十多个村民代表, 经常讨论如何阻止占地, 与征地工作组辩论, 向乡亲们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村民代表段志强说,我们不是过去那些农民, 我们看电视看报纸, 懂法律知识。但他们的活动, 警察都步步跟踪录相。

    那次游街之后,团标村的15 个生产组长到西安一个山庄,在修高尔夫球场的征地协议上签了字。有个组长偷偷跑回家,第二天警车就上了门, 他也无奈签字。带头反对征地的村民代表朱群阳9 月12 日被逮捕, 羁押5 个月。人们让段志强赶快逃走, 否则下一个被抓的就是他。此后半年, 他一直逃亡在外。

    9 月12 日, 征地工作组强行毁青, 团标村1000 多亩耕地被占, 部分耕地被毁掉变成鱼塘, 已经长到一米多高快要收获的玉米被铲除。一时间, 周至县生态园、工业路、神龙大道三个项目所涉及的地方, 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

    10 月17 日, 周至县检察院对水河堡张团兵、景文斌等五人以“妨害公务罪”为名向法院提起公诉。11 月6 日县法院开庭审理, 五位农民的律师均进行无罪辩护, 庭外数千群众表示抗议, 法院无奈休庭, 但一直没有再开庭, 五位农民也依然被关押。

秘密调查员“老李”

    这时, 水河堡突然来了个自称李为民的人, 戴着墨镜, 穿着农民的汗衫, 却模样斯文, 说是县级机关干部, 想向大家私下了解一下非法占地的事情, 然后向北京汇报, 希望中央能够阻止这种行为。他说: 如果你们相信我就跟我谈, 不相信就算了。

    乡亲们正是水深火热、一筹莫展的时候, 家人被抓, 房子被拆, 粮食被毁, 地被占, 正不知向谁诉说, 向谁讨公道, 希望这个“老李”能帮上忙。于是, 许多个夜晚,“老李”开着一辆破旧的小面包车, 带着照相机、录音笔, 悄悄摸进水河堡,倾听、记录乡亲们的哭诉, 大家都关着门, 说话也不敢大声, 怕把县上的人招来,但一说到激愤处就顾不上了。一来二去,“老李”和一些敢说敢干的村民熟了, 就不再一家家跑, 找个大点儿的房子, 把大伙儿召来开会, 常常开到半夜一两点。也记不清来了多少回, 只要有没弄清楚的,“老李”就跑来问, 要把每一个细节都问清楚。白天, 他也会偷偷拿个相机去拍被毁的良田。

    这个“老李”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要来村里调查?

    后来, 大家才知道,“老李”姓朱, 名叫朱俊彪, 是县里物资总公司的总经理, 不过刚刚被革职, 革职的原因也和那条神龙大道有关。大道第一个要占的, 就是物资总公司下属的哑柏镇煤炭站的地, 县政府的文件写着 “被拆迁单位必须服从道路建设的需要, 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拆除完毕...... 费用自理,不予补偿”。职工们非常不满, 向朱俊彪反映, 朱俊彪就向县里打报告, 要求合理补偿, 被政府领导视为“无组织无纪律”。评估值达900 多万的煤炭站最终被夷为平地,20 多位在编职工流离失所。此后, 县政府突然发文, 以年龄太大为由, 免去朱俊彪的总经理职务, 当时朱50 岁。

    朱俊彪被免职或者调职,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太不“听话”,总是惹麻烦, 嘴巴也藏不住话, 一定要把事情弄到中央才行。1986 年, 他任县政府秘书兼党支部纪检委员时, 就揭露县经贸公司倒卖外汇, 哪知牵扯了县长, 朱被调离县政府。但他是个倔强的人, 吃了苦头不 “收敛”而是上告, 而且直接就去北京。《人民日报》采访后, 登了一篇《一份耐人寻味的调令》,朱俊彪工作又恢复了。

    1988 年朱俊彪被调到粮食局当副局长, 查出 140 吨粮食和3 万多麻袋被“吞”了，是粮食局主任搞的鬼。国内媒体报道后, 一时轰动, 结果他又被免了职, 说是不团结。朱说他就是这脾气,“别人都睁只眼闭只眼, 我就针锋相对, 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嘛, 做人民的官得为人民做事。”免职后朱又去北京上访, 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一听这事太荒唐, 就在政协会议上递议案, 结果他又复了职。

    1992 年, 朱俊彪被调到周至县物资局任副局长, 按他的话说, 当时正是国有企业走下坡路的时候, 那个局根本没人去。1994 年物资局被撤销, 朱被改任物资总公司总经理。从1994 年到2003 年, 朱俊彪觉得那是他最平静而顺利的十年, 他放开手来干, 埋头搞生意, 还投资开了大酒店、歌舞厅, 做得很红火。

    谁知到2003 年6 月, 居然第三次被革了职。他的脾气上来了, 又想把这事往上捅。可是, 光煤炭站的事情还不足以引起重视, 毕竟只有这点地, 二十几个职工。隐约听说政府为了“神龙大道”与农民发生冲突的事情, 他决定深入调查一下, 把这些事情捆在一起向上汇报。

万言书打动国务院

    在水河堡调查的过程中, 朱俊彪才知道规划中的周至生态园和工业路也都涉及到非法征地, 从2003 年9 月到11 月, 大约一个半月时间, 朱俊彪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包括受害群众和被占耕地的照片。

    与此同时, 受害群众也在不断地写材料、上访。2003 年11 月17 日, 一则不足千字的新华社电讯给了他们希望: 国土资源部即日起将公开调查全国五起土地违法案件,其中包括周至县政府涉及非法批占土地。

    三天后, 国土资源部调查组来到周至。然而, 调查组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实质性调查, 哑柏镇水河堡和楼观镇团标村的受害农民无一人能见到调查组成员。这次调查结束, 除了在舆论的压力下, 张团兵、景文斌等五位农民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被放回家以外, 土地问题没有任何进展。五位农民被关了138 天后回到水河堡, 看到的却是荒芜的田地和变成瓦砾的家, 妻儿相见, 抱头痛哭。

    为了让中央了解周至县非法圈占土地真相,12 月1 日, 朱俊彪把自己调查的事实和数字, 尤其是县政府在水河堡的暴力征地行为和农民被打、被抓的过程, 写成一封万言长信, 名为《周至农民在流泪》, 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 用特快专递寄到北京, 直接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收”。朱俊彪长了个心眼: 不如多寄几份！他一口气寄了五十多封信,中央领导每人一份, 还给《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寄了, 花掉一千多块。

     寄完信, 老朱就坐在家里等,“五十几个人碰着一个就能解决问题, 碰着人更多更能解决问题。”

    半个月后, 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问:“你叫朱俊彪吗?你对你写的报告中事实有多大把握?”他说“我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 请中央派人调查, 如果与事实不符, 我愿以党籍和公职担保”。电话来自国务院办公厅, 因为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在收到朱俊彪的信后作了重要批示。

    接完电话老朱很激动, 觉得这事有戏。没多久,《人民日报》记者来了, 老朱带着他在周至的各个村子跑,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内参, 呈送中央, 温总理看完又一次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记者点评:“你举报的材料, 关键是写得有血有肉, 通过调查筛选, 不是一般的信访材料, 特别典型。”

    2004 年3 月9 日, 国土部、监察部遵照批示成立联合调查组, 第二次飞抵西安, 这次终于见上了众多受害群众, 经过将近二十天的调查, 揭开了“周至”三大土地违法案的黑盖。随后此案被中纪委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全国典型大案, 被陕西省纪检委列为全省侵害群众利益四大案之首。

    据国土资源部通报, 这起政府非法占地案, 共拆迁村民76 户, 清理土地5112 亩, 其中耕地3092 亩。周至县政府2003 年3 月的一纸文件, 致使全县两个乡镇5 个行政村、13 个村民小组的564 户村民流离失所。

成立“临时党小组”

    3 月底, 中央“两部”调查组经过二十天的调查, 离开了周至。从此, 周至六千受害农民盼啊盼, 可是结果却迟迟没有出来。

    原来中央调查组离开后, 涉及土地违法案的有关负责人就四处活动, 用种种借口掩盖事实, 农民的损失不赔偿, 强占的耕地不复耕, 已经丢了两茬庄稼的土地依然像流血的伤口般展露着。朱俊彪说, 县政府还在想方设法过这一关, 还希望把那些土地占住。

    这些情况, 得向上汇报, 否则前面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单薄, 不可能每个地方都跑到, 而且自从那封《周至农民在流泪》的信寄出去后, 县政府派了人到处找他, 朱俊彪就离开了周至, 一直隐姓埋名躲在西安便宜的旅社里, 除了家人, 无人知道他的行踪。于是他想到联络农民骨干, 成立一个临时党小组, 对中央“两部”调查组对周至县土地案的查处结论落实情况, 进行全方位的跟踪监督。

    “党章上说三个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党小组, 在当时的情况下, 只有以党小组的名义, 恐怕更能引起上面的重视, 尽管群众对党有看法, 但总还有党员没腐败。”

    2004 年3 月20 日,“中共周至县失地农民暗访监督临时党小组”成立, 主要成员朱俊彪负责了解“工业路”的情况,水河堡曾被抓的五个人之一景文斌负责“神龙大道”, 竹峪乡岭梅村原村支书赵志贤负责“生态园”。赵志贤的村子并没有摊上征地, 但六十出头的他生性耿直, 敢说敢做, 团标村的段志强当初逃亡的时候, 就在他家里住了四个多月。用段志强的话说, 老赵就像爱打抱不平的绿林好汉。人躲起来, 地怎么办呢, 两个汉子也有办法。白天, 老赵到团标村段志强的田里干农活, 段志强则在老赵田里种田, 这种换工是不是个创造?

    临时党小组除了这几个党员外, 还吸收了段志强、张团兵、张麦长这些失地农民代表, 定期开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据朱俊彪介绍, 这种会大约一个礼拜或半个月开一次, 他打电话把大家偷偷约到水河堡, 情况汇总以后, 自己再写报告往中央寄,密集到一个月一次甚至两次报告。

    这个临时党小组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 悄悄地开会, 暗暗地调查, 老赵每次去团标村, 都会注意自己的打扮,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 一会儿戴帽子一会儿不戴,“到现在团标村的书记村长都不认识我。”他说,“一定要机敏, 我从电视上学的。”

    党小组发出去的报告都是“红头文件”, 写着: 中共周至县失地农民访监党小组文件, 还有编号: 周访监字[2004] 第*号, 下面都署上朱俊彪、赵志贤的真名实姓和电话。每份报告都是不同阶段农民的要求和非法占地事件处理的进展, 这样的报告一直写到2006 年底。

    报告上的标题很醒目——“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 执法必严, 只有尽快复耕才能吻合失地农民心灵上的伤口”。

    “是神龙大道还是毒龙大道, 复耕为何难产”......

    这些报告寄出去以后, 虽然每一次都有批复, 但每一次又都返回到县里。

    虽然北京也通过临时党小组的这些报告，对事态有了了解，但是农民仍没有盼来处理意见。

    2004 年5 月12 日, 朱俊彪决定自己直接去北京，发动一切力量进行抗争。

    6 月4 日,”两部”调查组做出决定, 分别给予周至县原县长倪广天( 已升任西安市计生委副主任) 行政降级处分, 副县长任胜利予以撤职, 要求县政府“退还耕地, 原址建房”。这次是通过媒体广而告之, 铁板定钉了。 虽然这结果并不能令农民们满意, 至少他们知道,自己的土地回来了, 又可以耕种了。

    这天晚上, 朱俊彪正在北京一家旅社看《新闻联播》, 突然看到新华社播发的这条消息,《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严肃查处陕西省周至县土地违法问题》, 他猛地一下站起来, 大脑一片空白。等清醒一点儿, 他立刻跑去商店买了瓶啤酒, 对酒精过敏的他一口气喝下一瓶。弟弟打来电话, 激动地告诉他: 整个县城都惊动啦!

    放下电话, 老朱热泪盈眶, 一个人在北京火车站漫步, 一个又一个电话从家乡打来......

是履行责任还是非法活动

    宣布复耕以后, 非法占地遗留的大量问题其实还都在扯皮中。临时党小组仍然不断跟踪暗访, 不断写报告, 促使这些问题一点一点解决。

    “2300 万元征地款哪里去了”。“周至农民依旧在流泪”。“谁来拯救维权获罪的农民”。“关于周至县三大违法圈地案被酿成一锅‘夹生饭’有关问题的举报”......

    这些报告把县里给惹火了。曾经有一次召开纪检监察会议, 县委领导公开说朱俊彪搞非法活动:“有人把我们告到北京, 秘密党小组已非法活动几个月了, 我们的干部竟然无一人向县委报告, 教训深刻啊!”他们找到一个老干部，原县纪检委副书记李涣东家, 把藏在他家的报告底稿都收走了。

    对于“非法活动”、“非法组织”之类的指责, 朱俊彪毫不在意,“我们按照党章规定党员的义务, 向党组织反映当地的一些情况, 违什么法。党章里面没说党小组是一级组织, 怎能说是违法组织?”

    监察部曾经把老朱叫去谈话, 说以你个人名义反映吧, 不要用党小组, 老朱说我们三个人反映不行吗, 我们是向党讲真话的小组, 现在谁敢讲真话? 谈话人又说最好不用红头, 老朱说为什么不能用, 醒目一点嘛, 我是为了引起重视, 党章、宪法也没有规定不许用。“党小组如果整天欺骗人干不好的事是违法的, 我们是如实向党中央反映情况的, 县政府不如实向党反映情况欺压百姓, 他们的红头文件就是合法的啊?”

    这个秘密的“党小组”, 后来周至县上上下下都知道, 许多失地农民都希望党小组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它在北京也差不多挂上了号, 各部门都知道周至有个党小组。

    临时党小组的正常活动一直持续到去年年底, 写了几十份报告, 都直接报给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写完了给打字员打、向中央寄都要用钱, 基本上我的积蓄和我的工资全花完了, 农民哪来钱。”

    时至今日, 周至县违法占地事件善后工作, 成了一锅“夹生饭”。在团标村, 征地耽误了两季庄稼, 一亩玉米本可卖700元, 但只赔300, 一亩小麦可卖600 元, 只赔200; 段志强说本来好多人种了玉米养猪, 现在养殖业一直没有缓过劲来, 不习惯打工的乡亲们不得不出门去打工。

    在水河堡, 一亩猕猴桃可以卖五六千, 但只赔4800 元,桃园被毁以后,再要建起一个桃园得五年时间,一亩地光买苗、搭水泥杆就得花掉3000 块。被拆掉房子的村民更苦, 张团兵指着一块空地告诉我, 原来这一片都是房子, 被拆的37 家到现在还有11 家没盖起新房。张振其老人的家原来有十间大房,前院五间, 后院五间, 都被拆掉, 只赔了17500 元, 现在这点钱连搭个小房子都不够。

    当初被抓去的景文斌、张团兵这五位农民的赔偿问题, 在党小组的不断争取下, 也只赔了每人10955 块钱, 另外还有些被拘留的, 一分钱都没拿到。

打过长江去

    朱俊彪还在新浪网开了个博客, 名字就是“周至农民在流泪”, 托人把周至事件的相关材料都放在网上。我们找他的唯一方式, 就是在他的博客上留言, 希望他能跟我们联系, 为了安全, 他行踪不定, 手机号也经常更换, 连他的儿子女儿都经常找不到他。这次刚采访完, 过几天再打, 那个号码又停机了。

    我们找到他时, 他刚从浙江温州、温岭、黄岩等地跑了三个月回来, 调查那里的土地违法事件, 是当地农民看到博客跟他联系的。他说周至的问题也就是这样了, 自己也不能整天闲着, 就去外地跑跑吧, 自己的经验不用也可惜。好在生活还过得去, 虽然自己被撤了行政职务, 党内职务还保留着, 县里还把每个月的工资打在他的卡上。

    据老朱说, 浙江的非法占地情况更严重, 手段更恶劣, 因为那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都想拿土地来赚钱, 他要好好把这些情况整理一下, 写成一个有份量的报告。“我去了以后谁都发现不了我, 我就把第一手材料搞到手了。那边穿什么衣服我也穿什么。我有经验, 知道问题怎么反映, 他们自己写得不好的, 我也给他们指导。”他说浙江现在也在学周至, 成立了党小组。

    从2003 年底开始, 朱俊彪已经在外面过了三年半了, 问他下一步怎么办, 他还是慢条斯理的样子。

    “这些事情我现在还放不下, 浙江省搞完我还准备到其它地方去, 最近还有几个地区给我写信。我觉得人一生还得干一两件轰轰烈烈的事情才好。我还有党内职务, 所以他们给我发着工资, 我在外面搞考察, 也不吃亏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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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冤案递增律”

滕彪   

2007-7-10

滕彪,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研究领域：法律社会学、法理学、法律与文学、宪政理论、中国司法制度

主要讲授课程： 法理学、法律与文学、法学学习方法与论文写作

社会兼职：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公盟研究室研究员

傅先财等三峡移民因为政府允诺的补偿款一直没有到位而上访，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多名参与者还因此被拘留、判刑。傅先财因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而被打成瘫痪。

青岛四方区开发商勾结政府官员，动用黑社会手段，对河西村几百处房屋进行非法拆迁，村民反映无果，公检法联手又把保护房屋的村民投入监狱。

福建建阳的郭姓公民被监狱路过时被监狱警察和劳改犯打残，他的哥哥因为来北京上访，也被当地警察把腿打断。

襄樊民女高莺莺死在宾馆洗衣房顶，事后警方认定跳楼自杀，而高莺莺的父母及亲属却认为是他杀。当地出动武警抢尸体、市委工作组威胁其亲属强行火化、办案程序漏洞百出，民众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冤案。沉冤未洗，警方又把反映问题的高莺莺父母抓起来，襄樊市襄城区法院竟认定高莺莺的父亲高天虎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在世人瞩目之下又公然制造了一起冤案。

山东临沂当局实施野蛮计划生育，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强制堕胎、强制结扎、滥罚款，受牵连者50多万人，一时人人自危、民怨沸腾。给村民提供法律帮助、向外界披露真相的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却被投入监狱。他的妻子被地方政府长期软禁，并被多次殴打。支持陈光诚的村民被绑架、关押，并遭受残酷的刑讯逼供。为陈光诚和被羁押的村民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多次被殴打，多部照相机和录像机被抢走。声援陈光诚和北京律师的胡佳、杨在新等人又被软禁、被警察野蛮殴打。冤上生冤，一个事件至少带出五层冤案。

……

这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怪现象。一个冤情出现了，非但得不到纠正和解决，反而继续打压反映问题的当事人、报道真相的记者、试图解决问题的维权者，造成新的冤案。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冤案递增律”。访民因冤情上访，因上访而被劳教；其亲属又为此而上访，因上访又被殴打；更多的亲属继续反映问题，又被殴打或劳教。起初的不公正事件像一个磁铁一样，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到更大的不公正之中。

“冤案递增律”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综合并发症。首先，由于缺乏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大量的权力寻租现导致民权被普遍侵犯。征地拆迁、计划生育、企业转制、司法滥权，各个公权力领域都出现了官民纠纷，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其次，各种解决争议的途径缺乏公正性。在现有的政治构架下，政府的调解、人大的监督以及信访等方式往往无法公正地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再次，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也失去了保护公正的能力，甚至丧失了维持公正的意愿，公检法联手侵犯民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事实上，大量上访群体的存在正反映了中国司法体系是一个失败的体系，它失去了生产正义的能力，司法不独立、司法专横和司法腐败导致的大量冤假错案，使司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众的信任。最后，其他可能的救济途径往往也被堵死。国内媒体被严格控制；互联网被过滤和封杀；国外媒体被指为反动势力；集会、游行、示威等激烈地表达民众意愿的途径在事实上被禁止（宪法规定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被《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肆意侵凌，又在具体行政机关的实践中被剥夺殆尽）；组织工会、农会或其他政治团体被定为非法。——几乎所有解决危机的渠道、所有的紧急出口都被堵死了，于是民怨越积越深、冤情越攒越多、小纠纷酿成大悲剧。重庆万州事件、湖南永州事件都是如此，一次街头纠纷、一个客车涨价都能引起一场数万人参与的群体性抗议或者社会骚乱，这种政治体制的愚蠢和无能可见一斑。中国社会所蕴藏的深刻危机也不能不让人忧虑。

用制造冤案的方式来解决冤案，用引起更大危机的方式来处理危机，用更多的不公正来对付不公正，这成了政府对待社会矛盾的规律性的做法。“冤案递增律”之所以成为规律、定律，因为政府官员无法跳出这种思维模式，无法跳出自己深陷其中的利益网络和关系网络，更无力去改变制造冤屈和不义的制度结构。

“冤案递增律”是可怕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使一些人不但失去和平解决问题的理性、失去对司法机关的信任，也对法律制度产生绝望、甚至形成对整个社会的仇视。

62岁的甘肃村民钱文昭对民乐县法院关于婚姻纠纷的处理结果不满，他的儿子在法院执行司法拘留的过程中死亡，于是绝望的钱文昭老人在法院引爆爆炸物，造成5人死亡，5人重伤，17人轻伤。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之后被判死刑。

一夜之间枪杀14名村干部及其家属的山西村民胡文海，在被判处死刑之后居然赢得了当地多数百姓的同情。这起特大凶杀案的起因是他代表该村121名村民向有关部门举报该村干部的贪污受贿和雇凶杀人等犯罪行为，但公安、纪检等各个政府部门对其举报一直置之不理，胡文海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才最后选择了这种极端做法。

对钱文昭、王斌余、胡文海等人的行为仅仅加以谴责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是杀人者，但也是受害者；甚至可以说，他们首先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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