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文章：[美] 迈克尔•赫德森：《21世纪的货币帝国主义》

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

——大萧条很可能重演

[美]亨利·C.K.刘 著 林小芳 黄芳 摘译

2007年7月3日 （上网时间）

 【原编者按】 《亚洲时报》2006年6月24日刊登了美国著名金融理论家亨利·C.K. 刘题为《黄金与货币》的文章，将当前的美元霸权体制与20世纪初崩溃前夕的英国金融霸权体制作了分析性比较，认为20世纪早期英国为了维护自己在全球金融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先是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后来又利用币价重估和提高关税作为贸易战的主要手段，终于导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前的美元霸权既没有黄金支持，又没有经济作后盾，日益只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支持，已经导致全球特别是中国向美国持久大量出口，各国国内得不到发展，这些将导致大萧条更严重地重演。

一、金本位制与大萧条

    中央银行的管理者往往不关注经济状况变动从而调整货币的价值水平，往往只关心维持先前制定的货币与黄金的兑换率不变，这将严重损害经济进程。中央银行的管理者很少认识到，固定利率是问题，动态经济不是问题所在。当货币的汇价下跌时，中央银行的管理者常常有一种挫败感，而当经济由于货币价值过高崩溃时，他们只是耸耸肩，将此归因于金融自然法则。

    20世纪20年代，饱受战争创伤后，欧洲回归金本位，这是由大西洋两岸的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的中央银行家联合推动的，他们将之作为战后经济重建的前提条件。贷方希望确保其贷款收回时的货币价值与贷出时的相同，这与当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理债务问题的手法几乎完全一样。当时美联储纽约银行董事长斯特朗及其在摩根财团的前同事与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奥地利、荷兰、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中央银行，以及这些国家的一流私营银行家密切联系在一起。1920年至1944年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与斯特朗私交甚笃，在意识形态上也有共识。有关文件清楚地记载，他们共同致力于重建欧洲的金本位，以恢复战前“国际金融的正常状态”。诺曼认识到，英国金融霸权已受到削弱，为了维持英国战前利益，在战后经济重建中欧洲将“需要与我们的美国朋友积极合作”。

    与其他纽约银行家一样，斯特朗也将此视为一个扩大美国参与国际金融的机遇，并可能使纽约迈向其觊觎已久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与伦敦的历史性优势相抗衡。由于1929年的股市崩溃，赫伯特·胡佛在其第二任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开始批评斯特朗是“欧洲的附庸”，谴责斯特朗推动欧洲战后经济恢复的国际主义做法造成了美国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从而剥夺了其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胡佛义正词严地把斯特朗的国际主义政策归咎于他所认为的诺曼和其他欧洲银行家，特别是德意志银行的赫尔玛·夏赫特(Hialmar Schacht)和法兰西银行的查尔斯·瑞斯特(Charles Rist)的恶意说服。欧洲回到金本位，英国坚持1英镑兑换4.86美元，这使斯特朗通过保持不现实的过低贴现率扩大了美国信贷，以帮助英镑减轻由于估价过高带来的市场压力。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历了信贷引起的通货膨胀，这扩大了最终于1929年崩溃的股市泡沫。

在美联储系统内部，20年代中期，斯特朗的低利率政策也引起一些地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美国中西部和农业区，它们普遍认可胡佛后来的批判性分析。

胡佛断言的公平性还有待商榷，但白宫和美联储在政策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这一事实已无需争论，因为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往往未必有利于一国经济。这在当前又得到证实：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崩溃，而各国中央银行都出于机构团结的意识，本能地支持该体系。如今，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香港、上海等地方金融中心都正在竞争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为此，它们必须遵循要求本国经济付出一定代价的国际金融体系规则。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对抗，正如30年代胡佛与斯特朗的对抗一样，也正危及欧盟的进一步一体化。

1927年7月和8月，斯特朗不顾市场投机和通货膨胀均不断增加的不祥数据，推动美联储将贴现率从4%下调至3%，再次帮助英镑缓解估价过高带来的市场压力。1927年7月，英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魏玛共和国的中央银行家在美国长岛开会，讨论增加英国的黄金储备和稳定欧洲货币局势的办法。斯特朗通过美联储推动了贴现率的降低，而不顾米勒和代表中西部银行家、来自芝加哥储备银行的美联储董事詹姆士·麦克道格尔(James McDougal)的强烈反对。

1927年，美联储放松银根，但已过热的实体经济无法吸收进一步的投资，货币无法流入实体经济，被迫流入投机性金融市场，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溃。斯特朗逝世于股市崩溃前一年的1928年10月，没有亲眼目睹其政策的破坏性后果带来的痛苦。

学术界仍在继续争论斯特朗的努力是否是在牺牲美国国内经济的情况下，促进欧洲经济重建，尤其是他是否是将美国的货币政策从属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需求。然而，对于如下观点，人们几乎没有异议：欧洲中央银行的总体货币战略一直受到金本位的误导。批评人士指出，斯特朗、诺曼和其他国际主义银行家推动了英镑、马克及其他主要欧洲货币以兑换黄金的过高平价恢复金本位制，并不惜任何代价加以维持，甚至对通货紧缩漠不关心，其后果是阻碍了一战后欧洲经济的恢复。斯特朗及其中央银行家同事不仅以货币政策促成了大萧条，而且其持续地钉住黄金政策充当了经济的紧身衣，严重地阻止了政府采取任何扩张主义的反周期措施。

二、美元霸权与大萧条的预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

当前美元霸权以类似的方式对当今的全球经济造成同样的破坏。1971年，“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建立的、基于黄金支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了，但依然将美元纸币作为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储备货币，这会引起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结构的全面崩溃，带来同样的灾难性后果。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只能依靠地缘政治因素支撑其价值，这推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军国主义和好战的单边主义。在当今的美元霸权下，就如同在1930年的金本位下一样，贸易战是通过比关税更关键的货币估价展开的。

90年代的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正确地认识到，强势美元支持美元霸权，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当然，美元也会出现选择性贬值，但是，美元不论是过高估价，还是过低估价，其结果都将是全球经济的衰退。20世纪90年代的美元霸权就曾推动日本和德国进入了长期的经济衰退。

1985年的5广场协议6迫使日元升值，此后日本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陷入螺旋式下滑。另一项事实上的“广场协议”迫使欧元升值，使欧洲经济陷入停滞。一项事实上针对中国的新“广场协议”也会将中国经济打入长期的通货紧缩。当前，中国的通货紧缩将导致中国银行系统崩溃，国际清算银行的管制体制已压弯了中国银行系统，将国家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变成大量的不良贷款。中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将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可怕的后果，因为富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是现今世界经济增长的惟一发动机。

1925年斯特朗没有考虑到，当英镑恢复与黄金的可兑换性而美联储降低贴现率，以缓解英镑估价过高的市场压力时，世界经济将不再扩大(因为与黄金挂钩的货币没有任何弹性)，并留给美国经济一个没有任何收益增长支持的金融泡沫。

20世纪20年代，英国控制的金本位被证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紧身衣。在胡佛时代，诺曼和斯特朗鼓励以投机消除黄金引起的通货紧缩，却导致泡沫经济。美联储的融通性货币政策(又译调节性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的泡沫经济，与1987年以来格林斯潘的泡沫经济类似。但有两点差别：1930年，美元是由黄金支撑的，而1987年它只是一种不能兑换黄金的货币；1930年，世界货币体系建立在英镑霸权的基础上，而当今它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上。1929年秋，华尔街泡沫正接近其不可持续的顶峰时，它给人一种错觉：美国经济欣欣向荣，于是诺曼大幅度地降低英国的银行利率，试图刺激英国经济同步发展。短期利率下调给英国的跨国银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它们持有大量以高利率借来的长期基金，现在只能放出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它们不得不从纽约遣返英国的热钱，以弥合破坏性的利率鸿沟，却让纽约的投资者身处困境。这是热钱蔓延的第一个案例，而1997年打击亚洲银行的危机是反向的流动：亚洲的银行借来低利率的短期贷款，再放出高利率的长期贷款。当本地货币汇率下调，利率上升时，借款人拖欠债务，信贷制度于是崩溃。

1997年7月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造成香港、新加坡等充满活力的流动性市场上出现大量抛售，到10月份甚至影响到华尔街。但泰国的物价下跌并不是由于国内的潜在买家手里没钱。问题是，泰国股价是以本国货币衡量的，当泰铢钉住美元的汇率开始瓦解后，以外汇衡量，泰国股价迅速下跌。这样，随着泰铢自由落体式地快速贬值，以本国货币作为收入的泰国公司股票，包括以本国货币为收入的健康的出口公司的股票，都逻辑上自然地崩盘了，而以本国货币衡量，那些以硬通货作为收入的公司股票其实升值了。投资者不愿变现资产，以免遭受损失，就设法不抛售，其结果是追加保证金。投资者持续追加保证金的动机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声明，该组织称，危机只是暂时的，援助即刻就到，也就几个月，问题就会解决。但口头承诺的援助从未兑现过。兑现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附有条件”的计划，将处于困境的亚洲经济体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该计划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外国债权人。“暂时的”金融危机被制造成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其间地缘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在初期就决定，泰国危机是亚洲的一个小问题，并告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亚洲办法解决问题，但不能让日本当头。香港捐出了10亿美元，基于对鲁宾的泰国问题将被控制在泰国境内(毕竟，冷战时期，泰国是美国的忠实盟友)这一说辞的盲目信任，中国也捐献了10亿美元。1997年12月，韩国爆发危机。鲁宾又认为，这是亚洲的另一个暂时性问题。韩国中央银行吐血抛售美元储备，设法支持钉住美元、估价过高的韩元，到了12月底，仅剩几天时间，其美元储备就难以为继。鲁宾还是坚持他的立场，直到其财政部助手星期天早上告诉他，巴西人手中持有许多韩国债券。如果韩国不履行还债义务，巴西的经济就会崩溃，而美国的银行也会遭受重创。直到那时，鲁宾才让花旗银行在下一个周二在韩国制订一个重组计划，并与美联储沟通，允许美国的银行将韩国的短期债务转化为不用付息的长期债务，这样，那笔债务就不是不良资产，从而，使美国的银行免于遭受利润下滑的负面影响。

三、大萧条可能更严重地重演

1931年9月，由于英国无法履行黄金支付的义务，并随后将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作为开展新的国际贸易战的国家战略，加重并延长了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英国的政策包括蓄意应用当时世界上惟一的货币体制——英镑霸权，将之作为国际贸易战中的国家货币武器，导致世界贸易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为了应对英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德意志第三帝国和日本帝国等正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不同的货币集团。这些国家很快就意识到，它们必须发动战争，以得到石油和其他维持其经济不断扩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因为已经崩溃的世界贸易在此时已不再能提供这些。

对英国和美国来说，速战速决正是推动本国经济走出衰退所必需的。没有人预料到“二战”将造成那么大的破坏。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迫使英国和法国9月3日对德宣战，但整个冬天，英法军队都滞留在马其诺防线后面，满足于它们对德国的海路封锁。这段怠惰的“虚假战争”历时7个月，直到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德军攻陷卢森堡，并入侵荷兰和比利时。5月13日，德军从侧翼包抄马其诺防线，德国装甲师直奔英吉利海峡，切断了退往佛兰得斯的道路，在敦刻尔克包围了英国远征军22万人和法军12万人。从5月26号到6月4号，被包围的盟军不得不依靠民用小型飞机撤退。6月22日，法国投降。如果英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失败的话，那就不得不如同许多人所预期的那样乞求和平了，战争将以德国控制欧洲的方式结束。英国如果无法成为美军基地的话，美军也不可能在欧洲登陆。如果不是两线作战，德国就有可能战胜苏联，兴起为霸权国。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在第一次炉边谈话式的广播演讲中，他告诉惊慌失措的民众，“人的自信比黄金更重要”。3月9日，美国参议院迅速通过了《紧急银行法》，赋予美国财长如下权力：强制国内每个人和每家公司放弃黄金，接受兑换来的纸币。第二天，3月10日星期五，罗斯福发布6073号行政命令，禁止民众向海外出售黄金，禁止银行以黄金代替美元作为支付手段。4月5日，罗斯福发布征收民众黄金的6102号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将黄金和金券上交联邦储备银行，兑换为纸币。每人可以保留价值100美元的黄金，一旦超过均属违法。黄金成为美国法律限制的物品。私自持有黄金，罚款最高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达10年。1934年1月31日，罗斯福发布另一项行政命令，1美元在原先兑换23.22格令黄金的基础上贬值59.06%，1美元降到只值13.71格令黄金，也就是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该汇率一直持续到1971年。

20世纪20年代，短视的政府货币政策是导致市场崩溃的主要因素，但随后的大萧条是由世界贸易的崩溃造成的。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认为，商业是社会的目标，就如同当今的决策者信奉文明的目标是自由贸易。从而，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非建设性的投机，而是认为市场知道该如何自我调整而且冒险者应自食其果。该观点的缺陷在于，投机后果的承担者主要不是专业投机者，而是无辜的民众，这些民众还不能理解自己正受到操纵并可能买高卖低。经济建立在投机基础上，但风险不均衡地主要由不知内情的老百姓承担。

投机获得的国家财富也不是均衡地分配的。相反，大多数钱都掌握在极少数富人手中，他们很快地离开风险，维持住了利润。他们将钱用于储蓄或投资，而不是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不久就出现了供大于求。有些人从中获益，但大多数人没有。物价比收入上涨得更快，人们只有借债才能负担生活所需，而他们还对魔法般地摆脱债务满怀希望，将其可支配收入都投向摸不着头脑的投机。农民、工人和上班族根本就没有从中受益。虚假繁荣背后的不平衡使经济难以复苏，因为收入集中于那些无需花钱的人手中。当前的形势极为相似。1929年股灾发生后，美国国会试图通过实行高关税来解决高失业率的问题，此举保护了美国的工业，却伤害了美国的农业。国际贸易陷入停滞状态，既因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因为贸易金融的冻结。

这次，世界贸易也会崩溃，高关税将再次成为其结果而不是原因。即将发生的世界贸易崩溃将是美国过度利用美元霸权优势的产物，如同英国在1930年对英镑霸权所做的那样。美元不应是主要贸易货币，因为它既没有黄金支撑，又没有美国的财政和货币纪律的支持。人们想买的大多数东西都不再是美国制造的，因此美元已成为一种非自然的贸易货币。世界贸易体系将走向崩溃是因为虽然美国有巨额贸易逆差，但在美元经济体之外并没有全球性的货币循环。所有国家的货币只在美元的货币供应量范围内流通，这哄抬了美国经济，为美国的全球化魔爪(更不用提军事冒险主义了)和国内吃喝玩乐提供了融资，挤干了全球经济的其他所有经济体，剥夺了非美元经济体独立于美国贸易逆差的必要购买力。这次，世界贸易走向崩溃不是因为限制贸易的关税，那些只不过是暂时让人分心的小事，而是因为美元霸权造成的购买力在全球的分配不公。

当前，美元霸权切断了货币向所有非美元经济体的再流通，迫使贸易盈余不断增多的所有出口国虽然收获大量外汇，但却根本不能用于国内发展，从而陷入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al Taylor Coleridge)描写的古代水手那样的地位：“水，水，到处都是，可一滴都不能喝”。

  [林小芳：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黄 芳：浙江工商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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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货币帝国主义

[美] 迈克尔•赫德森  刘斯福　苇杭　摘译

2007年7月3日 （上网时间）

    2004 年9 月1 日美http:// www.counterpunch.org 网站刊登了美国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题为《21 世纪的货币帝国主义》的文章, 认为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中, 美国具有非对称性的优势权力, 在这种秩序下, 美国利用自己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各国在美国诱导下建立的中央银行制度推行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金融规则, 成功地建立了美国的金融霸权, 依靠这种金融霸权美国无偿地占有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财富, 摧毁了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自力更生的基础。由于这种霸权已和全球经济高度结合, 世界大国因此害怕调整带来动荡而不敢改变这种秩序。作者认为只有全球金融彻底崩溃并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大混乱后, 新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建立才会提上日程。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中美国的不对称权力

    美国现在每年可以维持高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贸易和财政赤字, 也听不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抗议声。各国中央银行不再将流入的美元兑换为黄金。石油输出国不再试图收购美国的大公司。欧洲和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也不再要求美国卖出它在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投资, 为美国的收支赤字融资。形势今非昔比。当前, 外国的外交人员已很难以债权国的立场对待美国经济, 而从20 世纪20 年代到“二战”早期, 美国官员却是那样做的, 那时, 他们坚持要求英国卖掉它的国际投资, 以之作为其获得信贷的条件。

    美国如何能够不劳而获, 获得免费的补贴呢?

    本文描述了美国获得这种世界独一无二地位的历史轨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美国利用其债权国地位要求无支付能力的欧洲清偿债务, 撕裂了世界经济, 更造成了席卷美国和欧洲、亚洲国家的经济大萧条。

    20 世纪40 年代美国改变方法, 利用其债权国地位创建更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正如早期的自由贸易促进了英国的利益一样, 战后的全球自由贸易也促进了美国的利益。1940 —1941 年《租借法案》和1946 年《英国贷款法案》, 迫使英国解散了其帝国, 放弃了英镑区和打破了英联邦国家在战争期间积累的战时平衡。当英国利益与美国利益相互冲突时, 英国的谈判代表简单地屈服了。

    他们默认这些贷款条件反映了“二战”后出现的史无前例的独特状态。许多欧洲人认为国家利益的思想最终是军国主义的, 而愿意从属于一个承诺为整个世界的福利服务的世界性体系。因而, 欧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将这一任务留给美国的规划者, 让他们根据自由贸易和所有国家表面上享有同等经济待遇的原则性逻辑描绘一个世界体系的蓝图。

    世界越来越厌倦冲突。大多数国家已被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民族主义冲突弄得精疲力尽。美国为被战争拖垮的欧洲提供了马歇尔计划援助, 还提供了外援贷款弥合由美国的出口商和投资者主导的国际化的经济导致的贸易赤字。这些贷款的目的是使战后体系充分有利于欧洲和其他地区接受相对的自由贸易, 并对美国的投资者开放门户。各国也承诺不以货币贬值、牺牲美国利益的方式支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对于此类援助, 美国坚持一个条件, 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它必须拥有否决权。其外交官指出, 毕竟, 这些国际机构的大部分资金是美国提供的。美国的建议如下:“我们没有要求我们的敌人赔款, 也没有要求我们的盟友清偿战争债务, 它们只承担了《租借法案》的运输成本。让我们发展多边国际组织来推动世界经济朝着没有货币控制的更自由的贸易前进吧。当一些国家开始现代化时, 它们会具有贸易赤字, 但是我们将扩大对外援助, 校正其在转型时期的失衡, 而使之走向新的国际平衡。”“当然, 为了让国会同意拨付这笔资金, 必须承认某些政治现实。虽然新的多边国际组织必须具有国际主义精神, 但是, 如果它们在实践中侵犯了美国主权, 美国人将认为这是难以忍受的。我们不可能废除我们的《1933 年农业调整法案》, 我们也不可能赞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稀缺货币条款, 该条款使具有贸易赤字的国家能够报复美国出口商, 而仅仅因为我们是如此强大的经济体。我们认为,只有这样, 才是公平的: 作为资助国际组织的交换, 我们得到对它们所作出的任何决定的否决权。否则, 收支赤字国就可以通过投票使美国成为其进贡国。”

    与美国在“一战”后的表现相比, 这些话听起来几乎是利他的。在国外, 将自由放任理想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商业原则已成气候, 但它受限于美国要求的特别让步。

    人们没有真正把握正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经济含义。它不只是意味着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和最大的市场, 也不只是意味着美元是大部分贸易进行交易的结算货币。英镑早在19 世纪就取得过这样的地位, 当时英镑可以代表黄金, 而且由于英国的工业和金融领导地位, 其国际收支平衡通常是盈余的。

    最重要的是, 英国是以结束其农业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 它废除了1846 年的《谷物法》。作为开放英国食品市场的补偿, 其他国家默许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从而巩固了英国作为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

    比较而言, 自“二战”以来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美国外交官为其国内外政策攫取了尽可能多的自主权, 但抵制外国对美国经济施加任何影响。由于20 世纪30 年代罗斯福“新政”推出的法律和市场控制仍有效, 美国的农业市场和核心的“国家安全”部门依然受到保护和大力资助。

    美国国会批准国际协议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平常的事实。“一战”后, 国会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联的理由是保护美国的自主权, 并防止外国强加的政策有损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战”后, 美国之所以愿意加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仅仅是因为美国被赋予了否决权。这就使美国可以阻止任何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政策通过。

    在这些国际组织中, 对美国国会及其选民特别利益负责的美国代表掌握着外交主动权。在其他任何国家, 地方官员都没有拒绝其行政当局达成的国际协议的同等能力, 在协议谈判中, 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按照如此狭隘的意识来计算其自身利益。其结果是, 名义上的多边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乃至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分支机构的政策显然反映了一种放大了的美国民族主义。

新自由主义阴谋

    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存在结构性问题。最初它只能贷出美元和其他外汇, 而不是农业现代化所需的国内货币。当时在世界许多前殖民地地区首先需要的是土地改革, 但世界银行声称它无权要求那些国家政府这样做, 它认为这是侵犯国家内政。到了世界银行终于开始坚持贷款国政府须改变国内政策以达到贷款要求时, 它的经济哲学又要求贷款接受国执行依赖美国的经济政策, 而不是要求债务国改进政策以更为自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 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者明显没有从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紧缩政策的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由此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其削弱他国的计划是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标准要求是, 债务国政府必须通过实行高利率和征收重税(针对劳工和国内资本, 而不是外国财产) 来加强控制。这种紧缩政策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使原材料成为出口产品, 而不是在国内进行加工。这又导致国内工资低廉, 同时也破坏了政府预算, 迫使买办政权面临实际上的破产。

    在这种条件下, 买办政府只有廉价甩卖国家资源给外国才能维持债务偿还能力, 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俄罗斯私有化第二阶段就是如此。这种廉价甩卖意味着自然资源租金和垄断租金不能作为国内税收的基础, 可以压缩总体经济成本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得不到融资。

    垄断租金被私人所有者占有, 大部分被汇往国外, 而那些被国内所有者占有的部分也最终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性”贷款类似的资本外逃形式流往国外。稳定的是利率, 这使金融利益集团能够把在这些国家得到的收入兑换成美元和其他硬通货, 以保值和带走。

    最终结果是, 迄今为止相关窃国寡头通过私有化等方式攫取的收入都被整合进北美、欧洲和日本的金融系统。这些发达国家反过来给这些国家贷款, 这使现存世界的生产分工和金融不良结构难以逆转。如果逆转这一结构, 就将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直接的短期损失和经济混乱。然而, 与长期不脱离现存体系要付出的代价相比, 这些短期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美国外交官挫败了外国政府自力更生的努力以及外国工商业与美国出口商进行竞争的能力。其实, 一直得到援助的主要是美国经济, 而不是外国经济。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和日本维持食物自给的农业保护政策特别受到反对。美国反对外国实施农业补贴、物价补贴和进口限额, 而这正是美国自己在超过四分之三世纪中所采用的农业政策。甚至连外国对牛肉和农产品贸易实施质量管制也受到抨击, 这些管制成为美国对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外交中欲除之而后快的肉中刺。

    尽管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中的利益分配是不对称的, 创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瓦解了。世界依然被美国决定。

    美国的目标是使外国经济只发挥一系列辅助性功能。外国的生产扩大既要满足美国的进口需求, 又不至于使外国能自力更生或取代全球市场上的美国产品。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吸收美国的过剩农产品, 但绝对不能以美国自1933年以来一直采用的方式保护它们的农业部门。美国的农业保护政策一开始就内化于战后世界体系中, 而外国的保护主义在摇篮中就被扼杀了。

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中隐含的货币帝国主义

    战后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以美元作为主要货币储备, 所获得的利息与持有黄金是等同的,随时可以以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的比例兑换。随着美国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和黄金开始流到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手中, 这种金融体系开始瓦解。1968年, 美国开始关闭黄金交易所, 1971年正式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到1973年春, 美国官员出台了该国将推行几十年的战略。美国放弃了它在1945年签署的基于债权国立场制订的国际金融规则, 而是利用其债务国地位勒索比其作为债权国时更多的外国让步和财富。它告诉国际收支盈余国家不要用其持有的美元买进美国的公司, 而美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是这样买进外国公司的。

    它通过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迫使欧洲和亚洲央行自动地扩大了对自己的信贷, 同时, 它依然以债权国的身份对待负债的第三世界和经互会国家。

    欧洲、亚洲和其他国际收支盈余地区陷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它们不吸收过剩的美元并再投资于美国财政部, 美元将会贬值。乍一看,这将给美国生产商提供竞争优势, 同时惩罚硬通货经济体的出口商。然而, 由于美国的免费搭车无助于其恢复平衡, 其收支赤字也就越来越大。或者相反, 美国没有什么兴趣这样做。为什么呢? 毕竟, 美国一直拒绝提高其利率以获得外国资金为其赤字融资, 因为这将减缓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但是美国却要求其他维持收支赤字的国家牺牲其经济以清偿其国外债务。

   1985年的“广场协定”迫使日本降低利率, 这样国际金融压力没有导致美国利率上升和阻止共和党官员再次当选, 而这些官员正决心不惜一切摧毁日本经济。欧洲国家也承受着同样的压力。部分世界债务国被迫实施经济紧缩计划, 而美国规划者却拒绝在本国这样做。2001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发的颠覆阿根廷政府的骚乱仅是这种双重标准的最近例子。

    自1971年美国黄金交易所关闭以来, 即便外国中央银行购买了价值成百上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 美元对德国马克、日元(直到1985年) 和其他硬通货的汇率还是急剧下跌。使用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遭受连带损失, 因为它们的石油、铜和其他原材料都是以美元计价的。由于欧洲和日本不能提出一种替代方案, 这压低了它们的价格水平, 而由于通货膨胀, 美国欠这些债权国的债务的大部分价值被侵蚀, 从1973年的谷物和石油冲击一直到1979—1980年的卡特-沃克尔通货膨胀都加速了这一过程。美国政府还企图通过谈判锁定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固定份额。世界贸易变为一种受管制的市场交易: 美国官员不仅要求外国经济保证美国出口商的固定市场份额, 而且还单方面强加进口配额。

    美国要求西德和日本将其国家预算的一部分为美国在这些国家驻军买单, 而同时未提供两国任何相应的控制这些驻军及武器的权力。

    美国政府还向两国借了一笔同等数额的款子,而对于何时甚至是否归还这笔钱却措辞含糊。当各国中央银行被迫把美元加入其国际储备时, 也就是把同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公民的手中转出来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 从而也为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融资。美国的外贸和收支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的每年100亿美元, 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每年接近1 500亿美元, 该数额在20世纪末又翻了一番。

    如此规模的赤字之所以未再引发像1973年春那样的危机, 是因为欧洲、日本、欧佩克和其他美元储备国完全地默认了这种可真正称之为货币帝国主义的现象。这种超级帝国主义的载体不是私营跨国公司和私有金融资本, 而是各国中央银行。通过对国际金融的操纵, 美国可以从其美元集团盟国汲取资源。美国做到这点的方式, 不是通过传统的债权国逼债的形式, 也不是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投资活动, 当然更不是通过出口竞争力和自由竞争。相反, 它剥削的技巧是, 熟练地运用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与世行相关的区域性借贷机构, 使之为美国财政部提供强制性的贷款。美国占用了外国的资源、公司、商品和服务, 除了付出其财政部发出的价值可疑和必然缩水的借条之外, 不用任何付出, 这种被操纵的游戏使美国能够毫无节制地让美元在世界泛滥成灾。

    总而言之, 美国不是通过世界债权国地位, 而是作为世界债务国进行统治。虽然不是世界中央银行, 但美国使其他所有国家都成为其贷款人。从而, 美国的债务国地位并不是虚弱的要素, 其表面上的虚弱已成为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基础。以一种不利于美国的方式改变这种体系将击倒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

    欧洲和亚洲普遍地担忧发生这样的体系崩溃, 这使美国能够通过一个与英国19世纪统治世界正好相反的过程支配世界经济。英国统治其帝国不仅仅是通过世界中央银行的地位, 而且英国承担着维持国际金融体系有序运作的责任。

    可以说, 如果英国威胁英联邦成员国:“如果你不认可只作为纸币发行的没有固定资产或买单支持的英镑借条, 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并将这种政治经济学提升到真实的市民信仰的地位, 那么其他国家将会脱离该体系,甚至会不惜以战争来争取脱离这个如此具有金融进攻性的国家。

    英帝国的做法和当今美国的做法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啊! 美国官员不愿意放弃作为世界食品出口国的地位, 既要求亚洲部分国家、前苏联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它们已在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面前败下阵来) 的食品进口依赖于美国, 还要求别国在军事上也依赖于美国。而美国的支配性工业部门主要以电子和军工技术为基础, 由于重工业和蓝领工人在整个美国经济中都在缩小, 美国将其经济称为后工业化经济。

    在1945年开始形成的这种特别体系中,美国可以单方面地汲取其美元集团盟国的资源, 并且不用顾及世界金融崩溃, 而其盟国却无力阻止该进程。自1968年以来, 如果外国中央银行停止重新将美元贷给美国财政部, 主要关节点在于美国外交官将准备扮演世界肇事者的角色: 如果美国不能按其设想运作的话, 它会恼羞成怒, 并很有可能失去理智, 而世界将遭殃。

    美国取得这种地位后, 就享有一种其他国家不能复制的例外。由于具有大规模的国内市场, 美国可以“单干”。美国的美元债务现已嵌入世界经济, 它表现为国外在美国高水平的直接投资, 这意味着一旦美国走向专断, 就将粉碎世界金融体系。

    美国的对外贸易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5%, 相比之下, 许多欧洲国家达到约25%。外国中央银行持有超过10 000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有价证券。除非欧洲和亚洲以自己的货币体系取代美元标准, 除非它们愿意冒着贸易战和投资战的危险(将之作为实现自立的过渡手段) , 美国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其经济必须立足于自己的财富。

    世界之所以至今未能采取措施创建比美国财政部债券标准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是因为该标准内在的剥削特征没有被普遍地认识到。这种认识应成为全球金融外交的中心前提。美国力图通过买办精英统治第三世界债务国。在发达工业化债权国, 美国发现, 它所需要的美国利益的完全代表是经过芝加哥学派“出口货币主义”理论培训的央行人员, 该理论是为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利益服务的。为了控制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家和选民,美国官员大声地和几乎不间断地重复说, 美国经济是应用客观的技术治国的领先开拓者, 它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提供着保障。

    但是这些论断的学术基础即其经济理论和统计模型, 建立于功能紊乱的货币主义政策之上。过去几十年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应用该政策削弱了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经济体。当日本在工业上发起挑战时, 美国外交家通过与其达成“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 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其权力。这些自杀性的经济协议使日本加剧了其泡沫经济, 而导致其经济在1990年后完全破产。

    日本让其经济政策听命于美国顾问, 与英国在“二战”后的屈服极为相似。似乎美国的建议确实考虑到了外国利益并将世界发展置于其国家私利之上。现在, 每个国家都应清醒过来: 如此信任美国的领导资格是错了。然而,有多少日本人现在能够记起, 1985—1986年该国被要求降低利率, 仅仅是为了制造一种泡沫以促进美国的市场繁荣, 从而帮助美国共和党政府再次当选呢?

    在美国的保护下, “二战”结束时承诺的基于自由市场的公正的世界经济, 反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府管制时代。在美国之外, 金融部门促进了中央极权的经济计划, 这样做不是像货币主义经济教科书承诺的那样, 是为了扩大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 而是为了榨取利息和股息, 并将之转移到国外。它假装反对公共税收,只是为了让更大笔的经济剩余转到美国, 或者以利息和股息的形式从债务国, 或者通过中央银行贷款的形式从债权国转移到美国财政部。

    然而,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安排的演变中, 既得利益扮演的角色揭示出, 实际上,为国家和国际层次的货币改革铺平道路的必定是全球金融彻底崩溃, 而非共同外交。正是彻底崩溃的威胁, 阻止了这些国家提出替代方案, 这正如欧洲在1933年和1973年受到阻止一样。看来,全盘瓦解的担忧束缚了欧洲的手脚, 而并未促使其领头捍卫自己的经济自决权。

结语

    历史上, 黄金曾充当抽象的“客观”资产, 是国民经济竞争的战利品。但是在1971年黄金被有效地非货币化后, 世界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同等对称特征的物质填补黄金的地位。世界缺乏这样一种替代物, 这给了美国填补真空的机会, 而且也只有美国而不是欧洲、亚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寻求填补该真空。即使至今日,欧元也仍然没有成为美元的替代品, 更不是像黄金一样的提供了数个世纪服务的国际资产。

    从政治上说, 欧元缺乏实体支撑。但更为重要的是, 欧洲和亚洲都没有走替代道路的政治意志。只有美国显示出根据其金融需要创建和重组全球国际结构的意志, 欧洲和亚洲国家似乎缺少某种为其经济演进而进行制度规划的基因, 就像一个只能跟随着舞伴的领舞来跳舞的人一样。未来一个或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将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 即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都不能设计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使各国的经济收益为其国民经济服务, 而不是将之输送给美国。

    无疑, 从未来回顾现时代, 它将被视为一个美国与其他国家显著不对称的时代。美国已经接受了搭便车, 而欧洲即便此前领受过美国采取债权国战略的历史, 也未能学会如何与精明的美国人玩这种国际金融大游戏。

    大多数历史学家必然得出如下结论: 欧洲和亚洲的想像力过于贫乏, 第三世界的经济过于虚弱。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短暂地尝试过创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使美国外交官能够挫败外国脱离已变成巨浪和海啸的赤字美元的企图。

    在最高层面上, 人们可能会责备经济理论本身, 特别是责备它未能提出相应的功能范畴,以促使更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普通民众理解指导美国谈判人员分别在1932—1933年和1972—1973年进行谈判的原则。不理解这些原则, 就不可能创建后美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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