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一篇给中国高层政府的改革建议文章，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复杂政治局面和国际关系，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前景进行了全面的鸟瞰。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这些意见都可供政府各部门进行参考。中国政府今天需要的是多多利用民间智库资源，为国家日后的战略发展大计出谋策划。注：此文自3月3日上网后，3月17日又做了修改补充。] 中国政治与国防成本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3月3日 内容提要：中国自秦汉以来，由于国家地形和地理位置的因素，非常易于遭受外部民族侵略，因此，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军费开支和国防成本较高的国家。今天的国际形势变了，但中国始终没有改变高国防成本的历史命运。主要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国内政治和制度问题。 当代战争与古代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利益的纷争已经不会引发军事冲突，未来战争的起因将主要源于政治分歧、制度分歧以及领土主权问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需要努力取得政治和制度上的一致性，中国尤其需要加强政治制度的改革，这对于避免未来战争和减少军费开支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台湾的分裂主义再次将中国拉到高领土成本的边缘。然而，在分裂主义的背后，隐藏的仍然是国内政治问题和制度问题。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应该着手考虑如何制定和实施政治变革的方略与措施了。 关键词：领土成本，主权成本，国防成本，政治成本。 一、中国的历史命运与领土成本 当今世界，一方面热战不断（如美军在中东用兵），一方面新的冷战在悄悄地进行，各大国的军费开支在不断上升。20世纪80年代由冷战解冻所导致的和平景象，已经渐渐地蒙上了新的战争阴影。 这是任何善良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愿看到的局面。但是，一些客观现实又不能避开诉诸武力。譬如中国的台湾问题，半个多世纪前遗留下来的这一处内战旧伤，很可能成为未来新的战争发源地。 领土冲突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冲突，这一点在中东表现得最明显，而在亚洲，由台湾引起的冲突将刚刚开始。当今的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是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也没有几个国家呈分裂的状态。不幸的是，拥有这种病患的国家目前只有中国。 凡是患有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付出相当多的国防成本，这个国家要将相当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用到军费开支上。中国也不可能避开这种特点。随着台湾地方政府的分裂欲望加剧，中国的军费开支在近些年里明显增加了。 在最近的两会期间，官方透露出中国的国防军费规模是4600亿元，折合美元大约55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5%，同比上涨17%。而按照英国伦敦方面的统计，中国的军费开支为650亿美元。也就是在几年前，每提到我国的军费开支，对外公布数字都在200多亿美元。今天这个数字有了较大的增长，一是说明我国的军费开支有所增加，二是说明我国的国际关系有了新的变化，三是说明中国今天始终没有改变国防高成本的历史命运。 改革开放近30年了，冷战结束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世界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解冻和友好的和平时期。各国通过减少军费开支节，省下了大量的经济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由此带来了一个物质生活水平大改变的历史时期。 但任何国家都要为国家安全付出代价，要为国家领土完整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国家的国防成本和领土完整成本太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即将付出的国防成本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成本，可能在未来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中国要从经济学角度测算出未来付出的维护领土完整的成本有多大，要有一个明晰的合理的国防成本概念和预算。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边防成本历来都是很高的，清朝扩大版图后仅仅200多年，便遇到了新的外敌挑战。今天的中国，如同汉朝和唐朝初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国防成本。如果说汉朝当年面临的是北方匈奴的侵扰，唐朝面对的是西部突厥的威胁，那么中国今天面临的是西方大国的威胁和遏制。周边异族的侵略消失了，远处的超级大国出现了。而台湾，恰恰成为西方大国分裂中国和削弱中国的一个引子。 因此，历史地看问题，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国防成本和国家领土完整成本不能不高。汉朝和唐朝都是因为彻底消除了外敌威胁之后，才换来了以后几百年的太平盛世。今天的中国，如同当年的汉唐两朝，如果不消除外部的制约和威胁，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分裂状态，未来的命运只能是一个孱弱而混乱的二流国家，这样的国家只能永远地消失在世界历史的视野里。 总起来看，中国未来的政治成本和安全成本是巨大的。经济高增长如何抵消巨大的政治成本和安全成本，是中国最高的战略问题。如果把GDP都用到这两个成本上，经济增长谈不上提高当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汉唐两朝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时期的国防成本和领土成本的付出，便不会有以后几百年的长治久安。这是任何一个民族主义者所必须具备的思想和思路。 在民族主义者的思路之外，是反共的颠覆主义者的思想思路。这两者的不同之处是靠谁来实现中国的崛起？是依靠中共领导的现政权，还是依靠一个民主化之后的新政府和新的政治力量？ 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两条道路和两个出路：一是依靠现行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实现大国崛起，二是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政治体制，依靠新的政治力量消除外部对抗，实现海峡两岸统一，从而实行低成本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低成本的国际关系。 这两条道路的前景目前看都前途未卜，中国未来选择哪条道路取决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没有清楚的认识，便没有明确的道路选择。本文现在要做的就是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引申出各种可行性的方案。首先，让我们回顾历史。 二、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国防成本较大的国家 稍微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两千多年来中国在对付外部异族入侵和维护边境和平方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自春秋战国时期，燕赵等国就在边境上修筑长城抵御外族入侵，自此，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边战已成为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主要任务。 一部中国的财政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军费开支史。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保证了汉民族平安了几百年，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对突厥作战，奠定了其后几百年的边境和平。但到了宋朝之后，庞大的北部边境用兵，终于使北宋灭亡，而明朝的覆亡也是在抵御外敌、财力耗尽之下导致的。 看看历史上中国的地理位置，就知道这样的国家为何要为国防付出巨大的代价：西部和北部是高耸的山脉与高原，汉民族处于低洼的平原地带，外部异族可以居高临下轻易地进行攻击。正是这种长达几千年的侵扰和战争，耗尽了中国内地的生态资源，使汉民族到了宋明之后，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对抗外部的入侵了。 为什么文明程度、人口、经济、技术、富裕等都远远高于游牧民族的北宋和明朝，会面对游牧民族契丹、金等无可奈何，最终灭亡于金人和满清？汉武帝和唐太宗朝都曾经把匈奴和突厥打得大败，基本消除了边境威胁。以宋太祖的雄才伟略居然做不到。这是“文明过度的腐败”造成的吗？ 有学者认为，宋明的孱弱并非因为皇帝和将帅的无能，而是支持战争的生态系统。自秦朝兴盛以来，我国北方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商鞅变法确实造就了一个为统一六国打下强大基础的秦国，但也造就了一个满目疮痍、光秃秃的黄土高原。汉武帝和唐朝的太平盛世都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等生态系统的破坏极大，导致了宋朝的军事积弱，明朝同样毫无办法。（引自大军网站徐建新：《生态系统的破坏最终难以支撑中国发展》一文。） 由此看出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恶性循环链条是多么可怕：边战越多，越消耗国内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越破坏生态环境，对外作战的力量越薄弱。这就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无法解开的劫难。 终于到了大清王朝，康熙大帝也许是看清了地理位置对国防军费开支的影响因素，于是毅然决然地将国家版图扩大到青藏高原和外蒙草原。清朝以后的中国，从地理因素上讲，再也不用面临诸多民族纷争和战争了。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新疆的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蒙古边陲的贝加尔湖以及东北地区的长白山成了中国国防的天然屏障。在东方和南方，中国的疆域扩展到钓鱼岛、台湾一线的东海大陆架以及南中国海。 这种地形的国家版图给中国带来了地理优势，依靠这些地理屏障，中国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国防开支。 三、边境之敌变成了西方列强 但是，这样和平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200多年的太平盛世之后，中国突然发现，当陆地边境国防问题解决之后，海上的国防危险又出现了。这一次外敌不是从西部山地和北部高原来，而是英国人坐着军舰从海上袭来。鸦片战争使大清朝的国门洞开，英国人的几艘军舰没用吹灰之力便使一个东方大国割地赔款。 自此，中国的国防开支转向了海防。但是，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军费开支大国”的格局并未改变。这一次，中国的军费开支轮到了对付西方的列强。先是对付英国和英法联军，继之是八国联军，再之后是日本的入侵。一场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元气伤尽。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国防军费依然沉重。先是应对朝鲜战争和东西方冷战，接着是中苏对抗。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军费开支最高占到财政开支的40%，稍后一直维持在15--20%左右。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终于迎来国际关系缓和的历史时期，中美之间的握手，紧跟着中苏之间的对抗解除。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冷战的结束，使我国的军费开支大大降低，最低的时候降到了只有GNP的5%左右。 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不用为国防开支多花钱的时代。从上世纪80年代到进入21世纪，整整20多年的时间，中国处在一个低军费开支的历史时期。这种状况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了较大的改善。 但这种光景没有多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以及国内政治问题，又将把中国拖入一个高军费开支的历史时期。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中国是否要为下一步的分裂付出代价？中国如何解决新历史时期的边防问题及领土完整问题？ 四、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 如果说是清朝康熙大帝补上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缺陷，将中国拯救出恶性循环的链条，那么时隔二百年之后，中国的国防又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口。这一裂口是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被日本分割出去的台湾。1945年二战胜利后，虽然台湾回归祖国，但由于国共两党内战，未能建立起一个协商合作的联合政府，丧失了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致使国家长期地陷入台海两岸分割的状态。 从地理上讲，俄、朝、韩、日、美国、东盟对中国形成了环列的封闭，唯独台湾是中国面向太平洋深处的“出海跳板”。如果台湾不收回，中国的海疆面积就将减少大约50万平方公里，中国就不是一个海洋大国。 特别是台湾岛的战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军事上讲，台湾分裂，不仅中国军力不能形成合力对付其他海洋强国，而且，台湾作为可被别人利用的“航母”，对大陆形成了比以前更大的威胁。 从海洋经济上讲，没有两岸合作，中国三海的开发、保护、可持续发展计划都是不可能长久和可行的。两岸沿海人民的生活也是没法持久安排和设计的。从战略决策上讲，没有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所有的海洋战略都是短路、断层、残缺和不可行、不可测、不可知的。所以，收回台湾，是中国海洋战略的前提，是成为海洋大国第一步。 解决台湾的问题，要吸取香港的一些教训，必须尽早实行一国一制。自古至今，一国两制只能作过渡权宜之策，而不可久持。国家分裂，大多缘自一国多制。美国南北两制，几至分裂。印度多制，今成南亚诸邦。阿联、也门、亚非州、拉美，都有多制而分邦的血的教训。（引自大军网站何茂春：以海养海，实现我国的海上强国战略，） 因此，今天中国历史似乎又走回康熙王朝收复新疆伊犁时的时代。中国决不能让国家分裂成为事实。然而我们还要认清导致分裂的真正原因。海峡两岸实际上在文化、经济、血缘、情感方面都密不可分，能让世界一些国家支持台湾同情“台独”的真正原因，是政治体制的悬殊。 五、中国领土分裂的性质及现代战争的性质 自二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经济问题引起的国际间战争相对减少，国际间的战争危险进入到一个由政治对抗引导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现代战争的性质与传统战争性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引发战争的主要因素由经济因素转为政治因素。 譬如，中国近代发生的战争，都是由经济因素引起的，西方列强因要求通商贸易而发动了对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攫取中国的经济资源而发动侵华战争。但是自二战之后，世界上国际间的战争大都是政治对抗引发的。朝鲜战争是政治战争，越南战争是政治战争，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政治战争。甚至未来中国统一台湾都属于政治战争的范畴。 总起来看，二战后的冷战和几场局部战争主要是出自意识形态方面政治因素，传统的经济侵略战争已经演变成政治对抗和冲突。只有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以及中东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是带有经济意义的领土战争。当代战争的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当今的世界各国军费开支规模越来越与本国政治因素密切相关。 但为什么说中国收复台湾之战仍然具有政治战争的性质呢？这是因为，台湾的分裂是中国政治分裂的产物，它归根结底是仍然是一场中国内战的继续。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中国内战还是由政治分歧引起的。因此，今天来看台湾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国内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国内政治的变化将对台湾问题的解决起很大的作用。 台湾是中国政治分歧的产物，要想解决台湾的分裂，首先需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分裂。在解决了政治问题之后，如果台湾依然要搞分裂和独立，那就是领土问题了。 六、中国的政治选择：谁能担负起国家统一和振兴的历史重任？ 打造一个胜任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首要任务 因此，从逻辑上讲，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首先要解决政治分歧问题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再强调一遍：台湾问题的实质与其说是领土问题，不如说是国内政治的问题。台湾是国内政治分裂的产物，由此牵动了一系列的国际关系。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但台湾却成为一些国家制约和遏制中国发展的工具。 并且，台湾的分裂对中国未来的国际战略生存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台湾问题又具有极大的经济性质。可以说，台湾问题是一个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兼具的内政问题。中国在21世纪如果不能完成领土的完整与统一，很可能对未来形成长远的不利影响。 因此，中国今天应当从两个步骤入手开始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第一是国内政治问题，建立一个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民主法制制度，消除政治隔阂。在这一点上看，中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中国始终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一个政治体制相对落后、一党执政、不完全民主自由的专制国家。这种政治状态并不符合国家统一的要求，台湾可能有相当多的民众不喜欢这种制度，他们会以制度为理由拒绝统一。另外，中国的这种政体也一直与西方民主国家政体相冲突，由此造成了半个多世纪的敌对和对抗。 于是，问题出现了：到底那种制度能完成中国国家统一的目标？哪一个政府能完成中华民族再度复兴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的任务？是现任的中共政府，还是改革后的一个新政府？这是目前中国政治界和国际关系界最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重大课题。 为什么要提出这一问题？原因在于中共政府是否能担当起这一重任。改革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政治进步上成效较小，并始终潜在着一定的政治危机。由此影响的国际关系和台海关系都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并且还有关系恶化的现象。 而在国内，由于政府的腐败和制度的僵化也造成了政府社会公信力的下降。随着政治改革的推迟，随着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成风和纪律松弛，随着政府的庞大臃肿，随着公平正义在中国社会的日益缺失，随着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间风靡，当前政府的效率和社会号召力、动员力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因此，中共政府能否继续担负起统一和崛起这一历史性的战略任务，已经成为当前最大的挑战。 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方面的变化较小，始终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由此可能带来的政治成本和国防成本是巨大的。这是因为，如果缺乏政治和制度上的统一，台湾问题的解决便依然存在政治分歧，便缺少了先决条件。 如果不以政治和制度的手段来解决领土问题，而是以武力的手段来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所动用和消耗的就是巨大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并且，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 因此，必须打造一个胜任的政府和政治制度，改造当前的政府和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首要任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到位，社会的精力会逐渐转向政府的改革上来。 对于国内外反对派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彻底颠覆共产党政权，成立新的政府，但这种做法必将对中国带来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并且，一个与国际政治体制接轨后的政府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我们也可以进行想象，这种政府更大的可能是依附和从属于西方世界，虽然可能化解掉军事对抗，但在国内政策上可能会制定更加有利于外部的政策，从而牺牲和损害本国利益。 中国的政治变革还可能出现向左转的倾向，传统的左派重新掌权。左派上台后会呼应平民的要求，拥有较大的社会基础，但由于左派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结，国际关系会变得紧张，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会变得更加强硬。 从各种分析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掌权，都有可能解决台湾问题，只是方式方法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两派如果都不采取过激的手段，中国仍然会有一个和睦的国际关系。如果失控，后果便是又一场灾难。而灾难对中国意味着更大的分裂和混乱。 今天的中国已行进到一个历史的时间窗口，今天的战略决策决定着下未来的历史命运。具体到实际问题，就是中国能否顺利地实现政治体制改革，避免巨额的国防开支，走一条和平发展的崛起道路？中国能否顺利地解决台湾问题？能否与西方大国保持好的伙伴关系？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 目前看，所有这些问题都在酝酿过程中，历史刚刚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未来的窗口。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是：继续增大对军费的投入，走传统的冷战对抗之路？还是两条腿走路，同时展开政治协商和政体改革？ 我的看法是，中国必须两条腿走路，通过现有政府的自身改革，实现祖国的统一和民族振兴，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着手以下的工作。 七、化解历史遗留政治矛盾是中国政府下一步的重要任务 首先是消除政治危机隐患，化解历史遗留矛盾。也就是说，化解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是我国下一阶段值得认真研究的重要政治课题，也是实现和谐社会不可绕过的任务。从国际间比较看，中国国内外潜在的敌对势力比较大，历史旧帐导致的积怨比较多。化解这些历史旧帐和积怨，消除政治隔阂和分歧，是我国保持长期和平发展的战略任务。 但象中国这样专制国家的体制转型，往往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高压解除后的旧体制和旧政权的崩溃和瓦解，一种是现政权和现执政党依靠高超的政治智慧顺利地实现了政治转型，进入新的民主体制。 过去的30年，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转型。今后的20年，中国要有计划地完成政治体制上的转型，并且一定要取得成功的平稳的转型。 从今天开始，中国政治要走出一味被动高压的历史阶段，从而走进一个主动化解历史矛盾的新时期。中国政府下一阶段要主动与不同政见者展开对话。而与不同政见者的对话是中国政治转型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要争取主动，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要好得多。 其实，一切内政问题都与国防军费问题密切相关，而当今我国的许多国际关系问题，不过是内政导致的问题。中国的政治转型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家的军费开支。处理好与反对派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新历史时期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中国民主进程的重要表现。 由于进入现代以来，世界战争的性质已经由经济战争转为政治战争。因此，政治和谐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综观历史，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大国。如果说历史上屡屡入侵的边境民族早已融化到一个大的文明之中，那么，中国今天仍然不乏融化世界政治文明的能力。在这一时刻，中国政府要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政治进步而努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是否能利用各种民间资源和社会资源。 中国的所谓统战工作和政治协商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民主党派们已经变得如同政府一样腐败。中国的执政党要发起新的政治变革和统战运动。但如果不起用新的社会力量，这个任务是难以完成的。然而，中国新的政治力量在哪里？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央政府认真思考。 八、未来的历史前景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五千年的风云变幻，已经使我们非常清楚国家的兴衰更替。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几种前景。一种是汉唐前景，靠开国后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后一时期的和平繁荣。一种是北宋王安石变法和清末洋务运动的前景，中兴一段之后又陷入混乱和衰落。 或者是这样一种前景：当中国再次消耗光了国力，取得了汉唐式的辉煌之后，但迎接后代的是一场更严重的因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透支而导致的生存危机。这几种道路都需要中国的领导者慎重思考。 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不仅是人和制度，更有资源。中国现在还有称雄世界的资源吗？改革20多年，越是经济高增长，越是生态环境急剧破坏，自然资源迅速减少。汉唐辉煌之后的时代正在等着我们。如果中国人和中国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今天任何透支性的文治武功都可能埋下日后更大衰退。 中国向哪里去？中国能否再次崛起并屹立于世界？台湾问题是否象中国早先的国家领导人说的那样：搁置它一百年，自然就解决了？这些问题都需要亿万中华子孙综合思考。 参考文章： ----------------------------------------------------------------------------------------- [大军中心编者按：由于看到这篇文章，以致使仲大军先生写出了上边的文章。下面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是一个处心积虑要瓦解中国现政权的敌对分子，但他的文章在客观上倒道出许多值得注意的情况，很值得研究参考。 冷战以来美国全球战略分析与反思 贺伟华 2007年3月11日 【文章提要】: 克林顿总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战略有助于国际正义的建立、有助于全球的民主化进程；而布什总统上任伊始的遏制中国的战略思想也相当正确，不过反恐与伊拉克战争把一切引向了歧途。俄罗斯不是西方的敌人，以宗教文明为分界把俄罗斯排斥于外是民主大国的重大战略失误。对俄罗斯、对中东需要的是怀柔政策与双方互信的建立，对中共政权需要的是军事、经济的全面遏制甚至全球统一的围剿。如果中国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中东的民主化就无法到来，人类还将面对的是大国崛起后的新世纪大战。 【关键词】：9.11、先发制人、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中国、俄罗斯、朝鲜 【正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苏联东方共产阵容的崩溃，美国迎来了一个没有对手、找不到敌人的单极称霸世界的时代：冷战宣告结束，全球民主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战略也紧随着发生着历史性的深刻转变。跨越这辉煌时期的美国总统老布什首次从东西方冷战遏制全球战略中走出，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在取得1991年海湾战争胜利后，进一步提出"全球新秩序"战略。美国充满信心的步入了一个规划世界的崭新时代，人们预言，在2015年之前，世界不可能出现一个足以挑战美国的军事大国——"二十一世纪为美国所准备"。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所至、祸兮福所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美国小布什总统继承父辈的理想，以不可挑战的强大军事力量为先导，开始了新保守主义的"强制民主全球战略"。全面遏制俄罗斯、中国；制定了迅速实现中东地区稳定与和平的"大中东民主化计划"、承诺帮助巴勒斯坦建国；制定了在任内铲除威胁世界和平邪恶轴心国——朝鲜、伊拉克、伊朗等专制政府的计划。正当热爱和平、正义与自由的人们一片欢呼而沉浸于期待、梦幻与憧憬时，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现代文明的象征的双子塔摩天大厦轰然崩塌、3000人迅即葬身于废墟，美国建国以来在本土首次遭遇到恐怖袭击与战争威胁。 紧随而来、祸不单行的是，全球反恐战争受挫、阿富汗局势动荡、伊拉克战争泥潭、伊朗战争威胁、朝鲜核武讹诈，核武器扩散于全球，伊斯兰原教旨恐怖袭击屡禁不止，战争难民剧增。美国民意突然反转，布什总统所属共和党在2007年初丧失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朝鲜核试验成功，在被迫妥协的情况下美国放出"日本虎"，军事打击伊朗计划受挫等。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共产专制中国迅速崛起，取代前苏联，构建起了多极对抗单边的地下反美联盟。朝鲜、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甚至欧洲各国，一条可怕而交织着国家利益、文明交流的战略链，横亘于美国追求一元独霸单极世界的未来之路。人们首次发现，分属于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甚至包括民主国家）不可思议的紧密联合于一起，对抗共同的威胁。新世纪冷战已经开始，现代专制主义重新泛起，新的全球均势与平衡在多极对抗一超中逐步形成。全球民主化进程步入歧途，为什么？由此，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检讨美国冷战以来的大国战略。 一、克林顿时代的"接触与扩展"战略的成功与失误 "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战略目标是：增进美国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促进国外的民主与人权。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主要途径是"接触"与领导，即通过参与、合作、威慑等，努力使对象国成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一员。这个战略构想充分考虑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美国自身实力不足"的判断为基础，把外交作为主要手段，追求的目标是相对而非绝对地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1] 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战略思想以经济全球化为先导，在经济交流、文明对话及民主意识形态渗透与推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民主价值观的全球共识、完成文明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在多元兼容的自由主义国际正义的框架内力争以外交手段为主化解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只有面对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行，才拿起军事干涉的武器，予以重点惩治，如科索沃战争。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国内，有助于多元宗教与文明的共存，避免基督教专制的出现；在美国国外，有助于东方世界残余共产专制国家的和平演变，在市场经济转型、民主意识形态渗透、人权战略外交压力下，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逐步实现和平演变，许多非洲、亚洲、美洲第三世界落后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在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一贯敌对的历史情境下，没有激化对立与冲突，而且在经济交流与文明对话中，潜移默化的促进了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 我们看到，与布什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战略根本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战略思想立足于国际正义，是对大国利益的超越，这对于一个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对一个致力于推行民主自由普世价值的民主宗旨国来说，至关重要。它意味着放弃威权恐吓与自利本能，成为公正的化身而真正赢得世界。这带来了上世纪末全球民主化进程的顺利发展。 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基于苏联崩溃的历史教训，惧怕国家分裂，一个拥有核威慑力量的大国政府坚决的抗拒民主政治理念，用"不争议"、有选择的对外开放市场、经济自由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腾飞；用"不出头、不冒尖"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小国战略推进其"大国崛起"之梦；用政治高压、黑社会恐怖与酷刑禁止一切可能的和平演变与政治自由。这是一种共产专制集团面对"灭顶之灾"本能性的应急反应，它只能成功、不能一败。由此，克林顿的接触与扩展战略不但没有发挥其预期的效果，还为中共专制集团的军事与经济崛起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反思历史教训，我们得以发现，新自由主义战略思想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唯一的失误在于对中国共产专制放弃了冷战思维及军事、经济的全面遏制。这最终导致了美国《国防转型——21世纪的国家安全》研究报告的出炉。 二、布什时代的军事霸权主义与先发制人战略 "1997年12月，一个以退役将领为主要成员的"国防研究小组"依据国会于1996年颁布的"军力构成条例"第924节，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国防转型——21世纪的国家安全》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对克林顿政府的国防战略提出强烈批评，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驱动着此后整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转变的核心概念：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 [1] 从新世纪布什总统上台起，以国防转型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取代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外交战略。国防转型的核心内容是：威慑、击败一切可能的对手，美国必须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一切对手。以武力为先导的强制民主战略取代"接触与扩展"的经济交流、意识形态渗透，开始了对全球一切传统国家的规制。这意味着越过联合国，摆脱盟友的限制，用单边主义的军事干涉与占领直接插手地区民族冲突、宗教冲突，消灭一切可能的威胁。 与美国现实主义全球战略同时而来的是国内新保守主义一元化宗教强制对多元文明的规制、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及有所偏袒的国际政策中的双重价值，从此，美国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取代国际正义、摆脱联合国的限制，滑向了军事称霸的利益陷阱：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社会趋向保守，对文化多元倾向和新移民有抗拒心理，许多人希望回归传统，维护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基督新教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宗教右翼的复兴适应了这种社会需要。宗教右翼对意识形态、政治生活、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最大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以至国会及其选举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过去，美国媒体被认为是自由派占优势的舆论阵地，有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力中心'之称。但最近若干年来，媒体依附讨好政府、政府操纵敲打媒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媒体的独立性大打折扣。政治保守势力还建立了一些新的电视台、报纸、网站和思想库，对公众舆论加以引导。" [2] 而布什的国防转型国家安全战略则更加深刻的改变了世界： 1、9．11恐怖袭击：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的恐怖袭击就是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大国战略威逼下突然爆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起了对基督文明的反抗与挑战，亨廷顿1996年正式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构》名声大振。美国突然发现它的敌人不再是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是文明间的对抗。人们不是从西方大国中东政策中反思敌对的根源、不是反思偏袒以色列的双重价值，没有看到本拉登恐怖组织并不代表整个伊斯兰文明。更没有以诚恳的交流、对话、平等合作中寻求经济与政治渗透的机遇，为伊斯兰文明的现代化与自由化而努力推进神权宗教的政教分离。而是发起了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这才是真正导致了伊斯兰文明与现代文明全面对抗的根源，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从此有了群众基础，而不断的壮大起来。布什的中东战略无异于捅了一个马蜂窝，由此把美国拖入了一个无法脱身的战争泥潭。 2、伊拉克战争陷阱： "伊战爆发近4年来，美军已有3000多名士兵送命，4000多亿美元打了水漂；伊拉克治安形势却日趋恶化，即使美军一时把恐怖活动压下去，教派、民族冲突又可能抬头，美军要想体面而光荣地撤出，难于登天。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及阿富汗连年征战，造成了美军战线拉长，兵力紧张，装备短缺，使得美国陆军和陆军国民警卫队均有2/3的部队不能立即投入战斗，导致备战能力下降，也导致了美国自身承担全球事务的能力在下降。一些敌对国或恐怖组织趁机举事作乱，而美国总不能各个击破。 严酷的现实让美国懂得，单靠硬实力并不能解决非政府的恐怖主义问题，也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国内冲突和"失败国家"的问题。" [3] 有人把伊拉克战争比作上世纪的越战，其实当年越战的战略价值根本就无法与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失掉一个越南不是问题，它对美国的本土利益不构成任何威胁，然而伊拉克战败，则意味着美国中东利益的彻底翻盘、意味着大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失败、意味着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死灰复燃而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安全。因此，对布什来说，伊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黎以冲突： "去年7、8月间的黎以冲突。让美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本预计两周就可以结束的战争，一打起来就收不了兵，最终真主党与"中东第一军事强国"的以军打了一个平手。真主党的"胜利"鼓舞了整个阿拉伯世界，温和的黎巴嫩中央政府在南部群众的冲击下变得岌岌可危，而以军总参谋长哈卢茨中将也因对以黎战争指挥不力被迫于1月17日引咎辞职。" [3]中国援助的响尾蛇导弹发挥了左右战局的重要作用。 4、真正敌人的浮出水面：中国 当布什总统焦头烂额于伊拉克频繁恐怖袭击爆炸与平民伤亡事件时，当美国大兵顺藤摸瓜寻找着恐怖爆炸事件弹药来源时，人们从伊朗的背后，发现了中国，发现了从中国到巴基斯坦到伊朗到伊拉克这条无法切断的战争生命线。美国的真正敌人——崛起的中共政权——终于浮出水面。美国要么放弃台湾、要么在军事占领伊朗时，面对中国与俄罗斯强大军事援助： "国务院发布的针对伊朗武器输入问题的牵扯报告中，中国北方重型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中国7家企业被我们列入了这个制裁名单……伊朗的空军目前拥有战斗机主要来源是俄罗斯与中国……俄罗斯的地面导弹目前被伊朗应用在个个角落。而中国产单兵防空导弹，岸基防御导弹被伊朗大批使用与仿制……伊朗目前具备的岸基导弹技术基本上来源于中国。其中，中国产C801、802导弹于2000－2002年引进伊朗。而且中国公司为此提供了大批的技术援助。04年伊朗为中国建立2座新型大型油井同时，获得了来自中国的导弹快艇与单兵防空导弹。中国把自身获得来自法国的响尾蛇导弹技术演化之后的产物，销售给伊朗。而伊朗把这些导弹技术又转交给他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曾经造成击伤以色列撒尔－5型护卫舰的作战局势……目前的局势下，我们可以这样的认为，伊拉克－伊朗－朝鲜－台湾－中国－俄罗斯－欧洲。这几乎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数据连接。而解决掉这个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如何解决中国这个问题。但是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涉及到台湾问题。而放弃台湾对于我们来说是失去了在以后最大限度制约中国崛起的对外攻击趋势。" [4] 此时的中国，已不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个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农业大国，它挤身于世界八强、美元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总体经济实力已经列居全球第四。似乎时至今日，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军事帝国的崛起。它打破"2015年之间，将不会出现一个足以挑战美国的军事大国"这一预言，正致力于营造"二十一世纪属于中国"的神话。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残酷竞争之下，只要它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对劳工的残酷剥削与财富掠夺、走高科技智力创新的道路，那么，在未来的岁月，它将把全球所有的工业大国都拉下水，而取代美国，成为建立于非人道基础上的、称霸世界的法西斯帝国。从此，历史翻开将新的一页，我们又如何阻止这一威胁人类和平的"神话"成为现实？由此，布什总统的全球战略在困境中开始了重新调整与规划。 三、有限霸权、间接管理、转型外交 面对久拖不决的伊拉克战争困境，布什总统一方面增兵伊拉克，另一方面最大可能的实施其战略收缩计划，"有限霸权、间接管理"取代"国防转型"成为其全球战略的中心思想，在处于国际事务时，更多的发挥盟国的作用，而不再是自说自话、自导自演的单边主义独角戏。间接管理意味着在全球规制中寻求"代理人"。东亚的日本、南亚的印度、欧洲的英国、中东的以色列都将成为布什总统予以信赖而担负起地区义务的国家。下一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框架内实施的有限打击。 从此，转型外交取代军事威慑与打击的"国防转型"战略，成为了调解国际矛盾与冲突的主要手段，用外交手段的"软实力"促进自由民主价值对传统专制的渗透，力促其和平演变而逐步民主化。最终营造一个美国所领导的、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与冲突的、由民主国家所组成的民主化世界。 四、全球战略思想评论与建议 布什总统从单边主义的绝对霸权到有限霸权、外交转型战略思想的调整，有利于缓和中东地区的矛盾与对抗；缓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对实现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经济交流与文明融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民主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不应该是野蛮占领，而应该是友好存在，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将有助于缓解双方的对立与矛盾。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美国应有的公正态度应该是尽量避免宗教偏袒与歧视，避免激发阿拉伯人的仇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来日方长，其前提是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平等交流、互信与交融，避免以所在国必须接受基督教文明为其实现民主化的前提。经济援助与民主意识形态渗透的转型外交将远远超越于军事占领，在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的民主化意味着一个多极、多元化文明共建格局与时代的出现，它需要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密切配合，但绝不是民主大国与专制帝国的妥协。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是中共政权的崛起，它已不再是过去的友好合作伙伴，也不仅仅是挑战美国的竞争对手，而是威胁世界和平、颠覆民主价值与政治思想的最大隐患所在。克林顿总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战略有助于国际正义的建立、有助于全球的民主化进程；而布什总统上任伊始的遏制中国的战略思想也相当正确，不过反恐与伊拉克战争把一切引向了歧途。俄罗斯不是西方的敌人，以宗教文明为分界把俄罗斯排斥于外是民主大国的重大战略失误。对俄罗斯、对中东需要的是怀柔政策与双方互信的建立，对中共政权需要的是军事、经济的全面遏制甚至全球统一的围剿。如果中国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中东的民主化进程就无法到来，人类还将面对的是大国崛起后的新世纪大战。 中共的战略思想很明确，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以民族复兴为伪装的大国军事与经济崛起，这一步将在2015年之前完成；第二步是共产国际的重建，抛开普适的自由民主价值，重构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走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其构思与野心早已路人皆知。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新的东西方意识形态冷战已经拉开序幕。与此同时，文明人类，在伊朗战场正面临与专制阵容的野蛮对决，最终鹿死谁手，还在于文明人类的智慧与警醒。 注释： [1]：王伟男、周建明的《中美大博奕：从"国防转型"到"转型外交"！》 (自由圣火首发稿)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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