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先生在文章里对当代历史进行了很多否定，譬如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这些思想肯定有很多人不敢赞同。这是因为茅先生在批评过分夸大国家利益时，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国家和主权的作用。实际上，在国家利益的背后是社会群体的利益，或者说阶级的利益，放弃国家利益可能会损害一大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不能把国家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完全隔绝开来。]

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与政治家利益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茅于轼

2007年4月3日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去非洲2次。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它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为该所法人代表。主要兼职如下：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山东矿业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ChinaEconomicReview顾问编辑、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1993年以后连续三届被选入美国Marquis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名人。着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该书获1999年安东尼·费雪国际纪念提名奖）、《谁妨碍我们致富》等书和百余篇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问题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研究兴趣：经济政策，环境，能源，交通，扶贫，NGO发展，人权。南方周末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近年来做了很多职业经济学家不会去做的事情：在山西农村推行小额贷款实验，又在北京为进城农村青年创办保姆培训学校。他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推动中国制度变革的重要民间力量。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

    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个利益中，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其次是国家利益。至于政治家的利益则从来没有谁提到过。其实这三者之间固然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点区别非常重要，它在许多决策过程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家往往十分忽视这个重要区别，而掌权者又故意把这三者混为一谈，好像政治家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更不用说，它就是人民的利益。这种故意的混淆模糊了许多问题的是非，误导了许多人的看法。举例讲，大家都关心国家安全。但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往往非常模糊。是老百姓个人的安全?是国家的哪部分人的安全?还是政治家或领导人的安全?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安全是和平，不要战争，还有人身不受侵犯，遇到纠纷能够有人主持正义，以及财产有保障，行动有自由。但是我们经常谈的国家安全主要倒不是这些问题，而往往是对国家的颠覆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其实颠覆是对领导人的安全问题，对老百姓不存在所谓的颠覆。老百姓已经在最底层，还能被颠覆到哪儿去?只有领导人才有被颠覆的危险。还有所谓的敌对势力，这也是对领导人而言的。不可能有人无缘无故地和我们的人民作对，何来敌对势力呢?

    现在这篇文章就是想找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这三者的区别，并且讨论这个区别何以重要，它能够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认识，戳穿许多谎言，识破许多欺骗。能够避免错误，从而大大提升人民的利益。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

    人民利益的含义很广，人人都想生活得好，健康平安。这些方面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要看个人的条件和运气。就人民这个整体的利益而言，就不是个人条件或个人运气了，而是全体人民要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不要兵荒马乱，没有黑社会或者类似黑社会组织的侵犯，其实就是个人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只有在这样一个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谈得上安居乐业，享受人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多半时间是政府横征暴敛，百姓起义，或者向外征战，搞得哀鸿遍野。能有几十年安定就算太平盛世。其实，解放之后也同样如此。到1978的三十年，运动不断，冤狱遍全国，民怨沸腾，民生凋敝。改革之后的二十多年没有稿大规模的运动，没有大规模的侵犯百姓，民康物阜，经济自然增长。所以可以说，人民的首要利益就是个人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障，不被逮捕，不被关押，不被横征暴敛。只要不侵犯别人就不能无缘无故地判他有罪。有冤情能够申诉，不会被拒绝，并得到认真对待。

    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是不是人民的利益？建设祖国当然是国家利益。它是不是等同于人民利益呢？一般而言，这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并非永远如此。如果发生冲突，应该以上面讲到的个人权利的保护为优先。换句话讲，不可以借口社会主义建设而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没有理由认为国家利益无条件地高于人民利益。我们常说的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不能让他们为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的话，听起来好像讲得通。这往往是因为自己属于多数，不需要自己作出牺牲，因而表示同意。但是如果不保护少数人，说不定多数中的人，在另外一种分类时忽然变成了少数；在某种情况下自己属于多数，换了一种情况就可能变成少数。不能因为是少数，利益就可以随便被侵犯。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都说是打倒一小撮，保护大多数。大家把自己列为大多数之中，没想到，斗来斗去，最后全都变成了那一小撮。少数服从多数，只有在不涉及基本权利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尽量照顾到这少数人的理由。在基本权利的范围内，任何个人的权利都应该同样地得到承认和保护。比如我们没有理由用举手表决的方法，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也不能因为民愤极大而将某人处死。这些行为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实施。

    人权是人民利益的基础人的基本权利是人人都能够同样享受的权利，不需要任何人为此而作出牺牲。所谓的“人的基本权利”实际上就是不被人侵犯。所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侵犯别人，基本权利就有了保证。这不需要任何人承担什么义务，付出什么成本。人的基本权利之所以被侵犯，因为有些人物可以侵犯他人而不受制约，或者政府本身就侵犯别人。特权人物和政府一样，法律不能约束他们。在许多社会中警察可以随便抓人打人，他们是特权分子。前两年发生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的案件，就是因为双方都自以为有特权，可以随便打人骂人，谁也不饶谁，钉头碰上了铁头。如果取消了特权，实现了法治，警察也不可以随便抓人打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就得到了保障。所以上面所说的少数人不必为多数人牺牲，就基本权利的范围而言这是可以做到的。

过去我们曾经用建设伟大祖国的口号侵犯了许多人的基本权利。大跃进和三年灾荒，更不用说文化革命，都是大规模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用专政的手段对付普通百姓。蛮不讲理地整人，以言治罪，以思想治罪，隔离审查，剥夺人的自由，甚至把人送去劳改。而结果并没有对建设祖国有任何帮助，反倒是稿得民不聊生，经济几乎崩溃。改革以后人民的基本权利逐渐得到保护，侵犯权利的事情减少，经济也搞上去了。如果说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有许多缺陷，没有把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还有许多借口去侵犯百姓的基本权利。

    我们强调，让百姓安居乐业，享受人生，这是真正的人民利益。也许有人要问，这种观点是不是太个人主义了。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活，别人有困难，受欺侮，难道大家应该袖手旁观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当然，帮助穷人，做慈善事业，这不大会有争议。但是要不要主持正义，打抱不平，则是一个复杂问题。本来嘛，路见不平，拔拳相助，见义勇为，是值得称赞的优秀品质。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毛泽东曾经号召中国人民，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兄弟。后来知道这是一个骗局。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为的是解放被萨达姆压迫的伊拉克人民。可是结果怎么样?当然，争议是很多的，各有各的说法。但是事实上伊拉克百姓的生活，离开安居乐业还很远。这倒并不是反对见义勇为，而是说要非常慎重。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施于人。”可见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毋宁说:”己所欲，慎施于人。”总之，强加于人是不可以的，尽管出于公心。这是一个值得专门讨论的问题。

国家利益对人民利益的侵犯

    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大规模侵犯百姓利益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自古以来的战争无不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打仗首先要有士兵，兵从何而来？或者靠拉壮丁，或者靠欺骗。杜甫的″兵车行″写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就是征兵造成的惨剧。由于打仗，一个家庭妻离子散，丈夫离家，妻小何以为生。这样的事几千年以来基本上没断过。就拿过去的半个世纪来看，我国由于打仗而死的人有好几千万。抗日战争就死了两千多万，解放战争大概也死了几百万（至今没有正式统计），以后又有朝鲜战争，中印之战，珍宝岛之战，越南之战。每个战争士兵的死亡少则五万八万，多则五六十万。(可能珍宝岛之战死的人少一些)。加上受伤的一般是三倍于死者，如果再加上百姓，死伤就上亿了。

    当然，战争的理由总是充分得无以复加的，是不容怀疑的。打仗再犯犹豫怎么打得嬴？尤其奥妙的是双方的理由都是正确得无以复加，都是为正义而战，是值得为之牺牲一切，乃至于生命。只有这样，仗才打得起来，双方都能够为正义拼命厮杀。戳穿了讲，战争就是把最不道德的事物幻变成最道德。说谎是不道德的，但是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打仗就是要骗人；杀人是最不道德的，但是打仗就要杀人，而且杀得愈多愈好，这是能够得到奖励的。杀什么人？杀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人。也有妻子老小，也有人生追求。双方无冤枉无仇，只因为他是敌人就把他杀了。何以战争使人疯狂？因为作为战争发动者的政治家们有战争的需要。他们改造了每个人的脑筋，去为他们送死。

    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大多数战争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所谓的国家的利益，实际上就是政治家的政绩，就是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心和虚荣心。不惜拿百姓的生命作代价。当今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也一样。人民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老百姓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战争的正义性

    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从事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无论是朝鲜战争，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战，中越之战等等，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是绝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在这儿我们能够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有的说是为了翻身得解放。比如解放战争从农村招募几百万青壮年入伍，就是用的这个口号。到头来大家知道，农民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至今还是最受欺侮的弱势群体，更不用说三年灾荒饿死两三千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有的说是为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就是用的这个理由。但和前面所讲的人民利益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为了这样一块土地而战，值得吗?对我们每个百姓有什么影响呢？值得为之牺牲生命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对越自卫反击战，把部队开到别人的国家里去教训别人，更不是百姓想做的事。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好在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这几个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

主权和人民利益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五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这次的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3000人，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一百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共产主义怎么样，萨达姆的统治怎么样，百姓自己会判断。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无论如何，叫百姓为统治者的理论送死是站不住脚的。

    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百姓为了维护主权领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还没有觉悟。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当然如果那块土地上有我们的同胞，这块土地被别人拿去后这些同胞要做亡国奴，那么我们有义务保卫国土。如果那是一块连人都没有的荒岛，争这块领土就毫无意义。或者这块土地上的百姓归属别人管理之后，生活反而提高了，自由反而扩大了，那么这种领土主权的转移，不但不必反对，还值得欢迎。改革以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游泳偷渡去香港，被抓回来的都判处重刑。我们这儿到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偷渡到更富裕的国家去吗。这就是老百姓怎样判断主权和领土的例子，怎样判断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例子。

    钓鱼岛的争夺更是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帮助没钱看病的人能看上病，没钱上学的孩子能上学，是不是更有价值。也许有人认为，钓鱼岛虽然现在没有人，也可能将来附近有石油等资源，为什么不值得争夺？但是我感觉大家为钓鱼岛动感情，并不是出于资源的考虑，还是出于主权的考虑。如果是为了资源，根本用不着斗争，坐下来谈判，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讨论双方利益分配，得出双赢的结果，这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也可以拿它竞价拍卖，出钱多的一方获得开采权。所出的钱成为放弃一方的补偿。现在是政治家在插手，把问题越搞越复杂，而且得不出解决方案，因为主权问题是排他性的，不可能双方都握有主权，很可能最后诉诸战争，得出双输的结果。而单纯的资源开发问题原本是一个双嬴的问题。

爱国和人民利益

    以上对主权的质疑，很可能被批评为不爱国，甚至是卖国，起码是庸俗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没有社会责任感。这篇文章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把这颠倒了几千年的道理恢复正常。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不是搞斗争，不论出于什么借口，是阶级斗争也吧，是领土完整也吧，是主权独立也吧，是主持正义也吧，都要让位于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做出损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相反，如果人类都追求享受和快乐，世界是太平无事的，百姓是安居乐业的。请问，到底是安居乐业重要，还是主权独立重要？是谁服从谁？最近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不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一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的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多年来中日之间发生的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立场和百姓立场之争。日本人中持国家立场的人认为，即便是战争罪犯，也是民族英雄，他们虽败犹荣。但是从日本百姓立场看，战争罪犯不仅仅是对中国人犯罪，同样对日本百姓也是犯罪。日本百姓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牺牲并不比中国百姓遭的罪小。两颗原子弹炸死三十多万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百姓。49年8月盟军出动几百架轰炸机对东京做地毯式轰炸，一天之内炸死烧死平民百姓十几万人，伤者不计其数。那些被日本军国主义派遣到东南亚各个战场上打仗的普通日本兵，背井离乡，难道他们是自愿的吗?抗战时有一个新闻片，描述攻打太原后，一个日本兵坐在马路边，手里持着枪，因为疲惫不堪而迷糊睡着了。他们遭这份罪为的是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来到中国杀人放火，自己遭罪，损人损己，有什么好处?在战争中牺牲的日本军队和百姓都是无辜的，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他们的战死是因为上了战争罪犯的当，而且大多数是被迫送死的。我们要纪念战胜国的阵亡将士，同样应该纪念战败国的阵亡将士。但是战争罪犯是人类的共同敌人，是不值得纪念的。如果说纪念，应该是分析他们犯罪的原因，汲取教训。如果日本百姓懂得国家立场和百姓立场的不同，就会把战争罪犯从靖国神社迁移出去。世界各国也就不会反对任何人参拜靖国神社了。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最近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2005年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活动。1933年一月，纳粹头目希特勒上台，身在美国的爱因斯坦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声称他“只想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而这些条件，德国都不具备。

    历代的统治者总是把忠君爱国宣传为人生最高的道德标准。反过来讲，投降叛逆是罪该万死。也许在古老的时候这样的原则有它的道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争夺资源的斗争。单个的人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侵犯，唯一的对付办法就是依靠集体。没有集体，也就没有个人，个人完全依附于集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为集体做出牺牲是很合理的。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变了，很少发生个人被某个群体所侵犯（黑社会是一个例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没有必要为此而打仗。日本过去侵略中国为的是夺取东三省的粮食，煤炭，钢铁。因为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现在日本仍然是资源穷国，但是变成了经济强国，它不必要为资源而打仗，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就行了。中国，日本，美国等都要进口石油，都在争夺有限的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石油市场，大家在市场上以价格来竞争，用不着打仗。从来没有听说过买卖石油要动刀动枪。所以说，由于世界市场的出现，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几年开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木材，铁矿石等原材料，甚至把这些商品的价格抬了上去。我们得到这些原材料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商品的出口国还增加了收入。结果是双赢的。那些没有参与石油等资源买卖的国家同样得到利益，因为中国大量进口石油是用大量出口制成品赚的外汇买的，因为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制成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落，百姓享受了从中国进口价廉物美商品的好处。

    现在争夺资源的战争已经没有了，但是战争并没有消灭。现在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矛盾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大陆和台湾的矛盾根本谈不上是争夺资源，完全是观念上的主权和独立之争。到底主权和独立和老百姓有多大的关系，说不太清楚。可是我们的政治家对此特别感兴趣。真正关系到两岸人民利益的事，如两岸直飞，自由往来，开放旅游，鼓励贸易和投资等等，得不到政治家们的赞同，反倒是设置种种障碍，让大家搞不成。政治家们有一套希奇古怪的逻辑，反正跟人民的利益无关。至于双方张弓拔剑，搞军事演习，准备打仗，把两岸人民推入战争的火炕。更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

政治家的利益

    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家，他们的利益往往和人民的利益相对立。古代的帝王将相，靠剥削得到享受。不但活着时剥削享受，死了以后还要剥削享受。从古埃及的法老到明清近代，都建了大规模的陵墓。二十世纪以后情况逐渐有了变化，政治家口称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要求百姓对他们放心。但是事实上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非洲有一个国家的国王既然要吃百姓的人肉。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贪污百姓的税款，最后被老百姓赶下台。更有一些国家，各级领导人都可以随便花销国家的税款，根本没有明确的开支限制，领导人用公款就是合法的，预算决算都是保密的，表面上假装是公开的，可是老百姓无权检查过问。也有一些国家走上了法治，领导人的开支在严密监督之下。发生了穷的领导人开着自己的破汽车，却有豪华的保镖车队护送的奇怪现象。最近报上报导，我国的某位市长邀请美国的一位市长来华访问，对方没有接受，因为没有这笔预算。我们的这位市长慷慨地答应为她支付一切访华费用。穷国的官为富国的官埋单，因为他们预算的约束不同。穷国的这位政治家慷他人之慨，为自己壮门面，他的眼里没有人民的利益，只有自己的面子。而且还假模假样地说，自己的面子就是老百姓的面子，所以自己的面子重要。

    政治家的利益不同于人民利益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人民所交的税款为自己建立能够表现政绩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这些工程往往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大把的钱花出去，但所建的工程对老百姓没有多少实际效果。这些工程建成之后效果往往和最初希望表示政绩的目标，背道而驰，非但没有达到宣传政绩的目标，反而成为浪费的代表。领导人不但没有因而流芳百世，反而是遗臭万年，工程成了一个浪费典型的标志，想掩盖也掩盖不了。

    和政绩工程相类似的是政府盖的豪华办公楼。现在全国各地不论贫富，纷纷建设高档豪华办公楼。尤其是有肥缺的单位，如税务局，交管局，法院，检察院，工商管理局，海关。他们盖的大楼许多是超豪华的，胜过五星级宾馆。不同的是里面的人远没有宾馆的人多，利用效率很低。超豪华的标准根本脱离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可以把百姓的钱随便花销。这种状况上行下效，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

    政治家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本身的利益取决于整个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如果政治不重要，政治家就要失业了。显示职业的重要性是他们利益最关紧要的活动。好在宣传机器就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通过电视，报章杂志，甚至教科书，不断强调国家的重要性，制造各种理论，说明政治如何如何重要，国家如何如何重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为国捐躯。而他们就是代表国家的。国家的重要性转换成政治家的重要性。他们的职业就牢靠了。而百姓则成为他们的一个附属物。我们承认，政治家和其它行业的专家一样，有他的重要性，但是仅仅当他们能够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时。相反，如果他们贪污腐化，或者工作没有效率，处处跟百姓作对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当百姓求他们办事时，把简单的事搞复杂，设置难题，跟人过不去。这样的政治家有还不如没有好。他们存在的理由就彻底失去了。

    如果说政治家都是那么一批自私自利的人，故意和百姓作对的人，当然是不对的。现代大部分政治家都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至少在没有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是这样。但是他们自己也是中毒太深，他们把自己工作的目标放在了国家，主权等等上，反而把百姓真正的利益给忘记了。拿两岸关系为例，为了经济繁荣，两岸经贸投资，文化交流，有许多事情可做，更有许多事情急待解决，特别需要两岸的政治家坐下来讨论。可是他们想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虚无飘渺的国家利益，领土和主权。在见面讨论之前首先要问对方，你代表谁？你有权代表吗？由于代表身分的争论，根本不可能见面。所以两岸问题积压了这么多，可是两岸的政治家已经十多年不见面了。最近谈成的十分有限的两岸直飞，最后还是靠民间人士促成的。因为政治家想的和老百姓想的完全是两码事。两岸的政治家并不是不努力，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他们糊里糊涂把国家利益代替了人民利益，把真正的人民利益忘记了。

    两岸的政治家最关心的，在大陆一方是统一，在台湾一方是独立。至于共同繁荣，那是很次要的事，远在统一和独立之后。大陆的政治家总认为如果台湾统一了，自己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台湾的政治家则认为台湾独立了自己可以在史书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是他们完全看错了形势。一方坚持统一，一方坚持独立，结果必定将中华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战争之中。两岸繁荣才是政治家建功立业之所在。最近的发展，两岸的紧张形势有所缓解，两岸的政治家们可能受到民意的影响，逐渐回到正确的发展道路上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严重对立已经不存在。可是过去几十年中双方在自己的政权下杀害对方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是对方人，也斩尽杀绝，死人不下百万。两岸的政治家如果早知今日的和解结局，应该不让这些人成为屈死的冤鬼。可是人死了即不能复生，只能让后人接受教训。但这些人的生命未必能够唤起政治家们的觉悟。

    政治家另外一种骗取自己利益的方法就是把小事放大，把无足轻重的事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所在。从而大做文章，从中表现自己，并谋取利益。本来国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可能只是百姓之间的小摩擦，政治家们把它放大成为国家利益之争，兴师动众，借题发挥。最后就是拿百姓交的税款为自己谋名谋利。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十年二十年的国际关系史，到底政治家们忙出了什么结果？有哪些是真正对百姓的利益起了好作用的？恐怕十之八九都是做的无效功，白忙了一阵，但是钱却没少花。相反，被政治家们挑拨的仇恨，相互的误解，进而导致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倒是不计其数。过去半个世纪最大的事就是两大阵营的冷战。花费的钱以万亿计。直接间接死伤的人成千上万。到头来得到的是什么？可以说几乎等于零。苏联垮台以后，政治家所用的借口不再存在，对立的形势很快烟消云散。如果没有这些挑拨是非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存在对立的两大阵营。老百姓都希望太平安宁，绝不会无事生非。即使有个别人喜欢闹事，也绝不会闹到国家的规模，花掉那么多钱，牺牲那么多人。之所以地球上有那么多纠纷，主要是政治家们的″功劳″。最近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南京中山陵，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怎么想得到解放后谁和国民党有一点瓜葛，都被整得死去活来。政治家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惟独眼里没有百姓的利益，拿百姓的性命玩弄于股掌之间。

民主政治和政治家的利益

    在国内，政治家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像美国的总统，当政一届之后很少愿意自动放弃下一届竞选的。可见执政的滋味非常美妙。美国的总统受的制约很多。私人生活中的男女关系都被舆论监督着。受了这么多的限制，执政还那么值得留恋，一个不受制约的执政位置，其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为了自己继续执政，百姓的利益如果和自己继续执政相冲突，肯定会牺牲百姓的利益，而不会选择放弃执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执政者以及基本政策的批评。一般而言，在一个专政不受制约的政体中，批评领导人是不允许的，批评基本政策也有较大的限制。当政策出现重大偏差时，由于缺乏正当的批评，就会越走越偏，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三年灾荒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有许多有良心的人，不愿说假话的人，讲出了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可是他们统统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反党分子，把他们降职降薪，有的送去劳改。当然，执政者不会公开说，不允许批评是为了自己继续执政，而往往说这是为了社会安定和进步，所以要把一切导致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说很迷惑人，因为安定和进步也是百姓所希望的。但是把安定解释为不许可批评，实在太离谱了。相反，不允许批评倒反而会出现全社会的倒退，导致社会动荡。听不进批评，甚至于听不进不同意见是独裁者的普遍心态，是把个人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典型表现。

    至于对领导人的私生活的监督，在专制国家里是绝对不允许的。领导人的私生活处于极端严格的保密之中。这和民主国家恰恰相反。在那里一般百姓享有隐私权，但是政治家却必须公开他的财产，家庭关系等。希拉里打了克林顿一记耳光，媒体立刻加以报导。甚至于并没有打，媒体也可以猜测大概是希拉里打了。领导人上漫画，被讽刺，是经常的事。而在专制国家里，领导人是有特殊身分的人，非但不可以上漫画，而且他们的照片必须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如果放错了地方编辑要丢掉乌纱帽。(只是到胡锦涛上台以后有所改变)。我国曾经公布过领导人的财产登记和收入登记的办法，但是没有哪个领导人理会它。最近听说要认真登记了。但是老百姓根本不相信，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谁相信那些玩弄的数目字。现在连领导人交了多少税都不许公布，还谈什么财产登记。领导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可是却没有谁可以监督他们。他们内心如何平衡自己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家领导人的最大利益就是继续执政。他们要消除各种可能妨碍继续执政的因素，防止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一般而言，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党内的异己分子的宫廷政变，二是普通百姓对统治的反抗。不论来自哪方面的风险，都要尽全力迅速扑灭。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消灭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政治家们常用的偷换概念的伎俩就是混淆国家和人民，把反对他们的事件称之为颠覆国家，分裂国家。这时候就把自己当成了国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政治家是不可以反对的，但是法律确实规定不可以颠覆国家，分裂国家。于是政治家把国家偷换成为自己。有许多为人民利益奔走的社会人士，以及批评国家领导人的人士就是在颠覆国家等罪名下被投入监狱。在文革时候干脆把毛泽东规定为人民，批评毛泽东就是恶攻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甚至于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把对毛泽东头像扔墨水瓶的人判了无期徒刑。毛泽东去世以后再这样做，显然并不是为了巩固毛泽东的执政地位，而是为了巩固后来领导人的执政地位，给老百姓一个印象，任何轻视国家领导人的观点都是罪不容饶的。

    为了从积极方面防止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威胁，就必须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加强对人事安排的控制，对舆论宣传的控制，防止有独立观点的社会团体的出现，当然更不允许公然对自己执政权威挑战的组织的存在。这些做法和人民利益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为执政者自己的利益着想。不过他们绝不会公开承认这些做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乔装打扮说成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好的政治家执政是对百姓有利的，但是往往施政已经发生重大错误，百姓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执政者依然赖在位置上，不肯下台。

    其实，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样的人。上面对政治家的批评并不是因为政治家特别坏，而是制度造成的。许多政治家都是普通百姓变的。要防止政治家的上述的种种毛病，不是从教育出发，天天讲为人民服务，搞党性教育，而是改变政治的制度，取消特权，使他们手中的公权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不可能拿来以权谋私。这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治家的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而且政治家能够被罢免或替换。他们有一定的任期，没有足够时间勾结起来，形成特权阶层。

国家的功能

    上面讲了许多把国家冒充人民的例子，或者强调国家而忽视人民。但是国家或者另外相应的公共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还是必要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公共服务是人民所需要而私人不能提供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正义的服务。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当个人受到委曲时，有地方去申诉，而且能够得到符合正义的解决。个人和个人之间难免有种种纠纷，有了纠纷谁来裁判?这需要有一个大公无私的人或组织，来做这样的事。当然，当裁判需要有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有一颗不偏不倚的心。这个条件说起来简单，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有时候裁判偏向一方，正义不能伸张?因为有些人有特权，有钱有势，明明是这些人侵犯了别人，但是靠着他们的特权，可以逃避惩罚。只要看看北京马路上的特权车，他们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横冲直撞，交警也不敢管他们。他们敢于公然向法律挑战。他们所依靠的就是特权。所谓正义的服务就是要跟这些有钱有势的特权分子作斗争。可想而知，这样的斗争是困难的。单个的百姓是斗不过那些人的，所以要有正义的服务。拿普通话来说，就是国家的司法要公正。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国家代表着正义，百姓有冤屈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反过来讲，如果国家偏向有钱有势的一方，失去了公正，这个国家就濒临危险，百姓不会承认它，它自动地失去应该有的权威性。事实上国家(实际上是由它指挥的司法部门来代表的)这样做的时候，绝不会是明目张胆地，而是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掩盖这种非正义的行为。不过无论伪装得怎么巧妙，真相总会被识破的。这时候国家就想方设法禁止有关事件的公开报导和讨论，封锁新闻。更有甚者国家用诬陷，莫须有的罪名，打击那些主持正义的人士，新闻记者，律师，法官，民间人士，让他们知道国家的厉害，三缄其口。这时候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已经荡然无存，国家正在走向瓦解。所以国家领导人如果想继续执政的话，必须时刻注意国家能否代表正义，少了这一条，任何加强执政能力的措施都是无效的。

    这里讨论的国家代表正义，我们只涉及到司法必须公正，相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立法方面的问题，所谓恶法就是偏离公正的立法。不公开的法属于恶法，侵犯人权的法属于恶法(例如过去执行的收容遣送办法)，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私人所有权又没有适当补偿，也属于恶法。我国宪法中还保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不知道是谁专谁的政。

    专政的条款肯定属于恶法。宪法中又说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明目张胆地把专政写在宪法上。而我国既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专政写在宪法中。不但是这么写的，而且也是这么干的。宪法还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只有合法的才受保护。比较之下，公有财产不论是否合法统统都受保护。每当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冲突时，不论正义在哪一方，一定是政府利益压倒人民利益。受损的人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宪法有这样的规定。

    国家之所以需要，还因为有许多公共管理事务，个人很难提供。大家常常讲的用于抵御外侮的国防，就是一例。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国防的重要性越来越小了。因为前面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再需要，也因为国际社会对侵略行为有越来越大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用任何借口侵略别国都不被认可。过去的侵略都要清算赔偿，谁还有兴趣做将要被清算的事呢。现代战争多半是意识形态之争。看法的不同将永远存在下去，何必动刀动枪?所谓国防，越来越成为用武力解决意识形态之争的掩饰，或者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真刀真枪来解决看法的不同。纯粹从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很少有人愿意用性命去拼所谓的”真理”。除非像上面所说的上了政治家们宣传的当。如果人类的理智能够消灭军备，把每年上万亿的钱用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穷孩子上不了学，穷人看不起病。更不会因为战争而导致的生灵涂炭和流离失所。

    此外还有不少公共服务是个人不能提供的。比如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检查，产品的技术标准制订，垄断行业的管理和外部性的管理等等。其中有些必须是强制性的，有些可以强制也可以非强制，各有利弊，有些则完全是自愿性的。相应地，国家的参与有的是必要的，有的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是可以由民间组织做的。这些事应该分别具体情况规定国家的参与程度。一旦有国家角色的肯定，就有收税的必要，它需要由国家或相应的组织来做。但是这样的所谓国家和现在大家所理解的国家会有很大的区别。它往往可以由较小规模的社区来代替。

正确看待人民，国家，和政治家的利益

    把国家利益看得比人民利益更重，造成这种颠倒的原因，是几千年来政治家的故意宣传。我们要把这个被颠倒了的理论再颠倒回来，并不容易，虽然绝对不会再用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恐怕也得几十年，上百年。说实在的，如果真正把这个新思想贯彻到每个角落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战争了，大同世界也就实现了。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冲突，有战争，我们离开大同世界还差得远，我们要从各方面去做工作，争取没有战争的世界早日来临。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把上面所说的三个利益的问题说清楚，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不可动摇的首要地位。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人民这一边，教育的任务最为繁重，因为民众的数量非常多，几千年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歌颂祖国，忠君报国，盼望开明君主，依赖大救星，爱国主义，为国捐躯等的动人故事，小说，电影，电视。这些作品并没有明显的错误，但是把人民利益的位置摆错了。正因为错误并不明显，纠正起来就特别困难。要让一部分先进分子，首先懂得那些宣传错在什么地方，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对当权者来讲，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天天都是这么说的，也没有人敢于反对，可是事实上讲人民利益是空的，落实的还是国家利益，甚至是政治家自己的利益。比如挑动对某个国家的仇恨或不信任；朝坏的方面去猜测别人的动机，达到毒化气氛的目的；搬出历史老账，纠缠不放；把比较容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总之，制造事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是让老百姓去承担责任，或者花老百姓的钱，甚至叫老百姓去卖命送死。可见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同于人民利益。如何教育当权者，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利益，什么是正当的国家利益，什么是错误的国家利益，并不那么容易。何况即使他们明白了，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也未必就能够按照人民利益行事。更由于当权者大权在握，对一切损害他们利益的说法都会加以围剿，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模糊视听。事实上在这样的国家里，理论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一方面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不断在申诉呼吁，另一方面代表政治家的利益的理论又不断被制造出来，甚至用行政的力量，用专政的力量围剿民间的呼声。虽然民间力量相对于专政的力量来看，总是弱小的，但是从世界大潮流来看，民间的力量最终必将战胜专政。民主化是势不可当的。

----------------------------------------------------------------------------------------

中国靠什么富？

——给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一个老太太也能听懂的解释模型

郭宇宽

2007年4月3日

前言：谁在解释中国经济

    尽管国际上对中国的现行社会运行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都觉得它该出问题了，但每一次统计我国的GDP增长速度，都让那些看空中国经济者大跌眼镜。不能不承认，不按通行的牌理出牌而把把能赢，这确实非常牛逼，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客观效果是越来越让世界重视中国，也让中国人越来越有自信，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国人高兴的事情。

     这种增长的一个副作用则是提供了一个很难辩驳的论据，也就是，谁也别想来教训中国，那些发达国家有什么资格来给我们上课，你们有20年连续的高速GDP增长么？这一条论据就可以雄辩的证明中国现有的社会运行体制是最适合中国国情，只要照着这条路径走到黑，只需要一些技术性的强化完善，中国即使付出一些阵痛代价，也必然可以实现伟大复兴。因此不要再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提出质疑，为它辩护和唱赞歌才是最具有“理性”，“建设性”的学术态度和公共立场。

     因为中国经济牛逼，“主流经济学都解释不了”，让很多中国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国情学家们也牛逼了起来，比如我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见到一个某名牌大学教授，还是学院领导，一说到中国问题，开口就是“it’sverycomplicated”，我见他把这个短语至少用了七八遍，言下之意，我天朝上国，不是常理所能窥测，跟你们说，你们也理解不了。这种人不会真诚严肃的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除了深沉的说一些车轱辘话，就是宣扬中国国情特殊论，再往下一追问，究竟特殊在哪里？什么样的逻辑，能够推导出他结论，他就支支吾吾说不下去了，把他逼急了就又来一句“it’sverycomplicated”。

    还有一类学者比前面那一类水平要高一些，提到国情问题能摆出一大堆数据，大多数数学不好的人会给唬的一愣一愣，这种学者大概如果不是国家统计局干部，一定是能掐会算的半仙。不过我有限的工科背景，使我知道在数据组合上玩点儿手段来唬外行实在太容易了，而且在中国细致的经济数据是国家机密，能接触这些数据的人一定是让政府放心的人，他们得意的引用这些数据时，就暴露了他们的立场，说话的公信力自然让我怀疑。

     这些学者或者因为他们水平太低，或者因为我理解能力太低。总之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在他们身上我感受不到有洞彻力的思考，也没有什么给我带来启发的观点。一方面那些以学术包装的陈词滥调不能说服我，我朦胧的觉得他们的逻辑混乱，但对于经济增长这个论据却无法反驳；另一方面在我职业中所亲身感受到的中国社会现实，却越来越让我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让我有一种也许是杞人忧天的焦虑。

     这种困惑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大苦恼，我怀疑我自己的感受是不是真实的？会不会是片面的？我是不是让情绪和偏见蒙蔽了自己？那些学者的观点不能说服我？是不是他们的视野更加博大？而我自己的思考逻辑出了问题？

    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自我折磨，我终于找到了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从逻辑上理顺一些破碎的信息。我在下面的文章里将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和最朴素的逻辑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和大家分享，因为正是这些问题曾使我自己焦虑困惑：

    1中国经济20年增长是奇迹么？2如果当它是奇迹，这背后的动力是什么？3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问题在哪里？4如果有问题，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还能持续这么多年？5我们应该怎么办？

一个被摧残了20年的国家增长20年有什么好奇怪

——人性的极限反弹理论

    很多人把中国改革开放来的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当成是一个奇迹？对此我始终持怀疑态度。前西德和日本在战后也都有长时期的经济飞速增长，国家用30年的持续增长，从一片废墟成长为国民福利丰厚的发达国家。为什么没有人把这称为奇迹呢？

    我总结日本和德国和中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历史上经历过自讨苦吃的灾难。而这种灾难都是以极权体制为背景，悖逆人性追求个体幸福的本能的，而这种人性追求是可以被强权压抑一时，却永远不可能毁灭的，就像浮在水中的皮球，你越把它向下按，它弹起的力量就越猛，这是符合能量守恒的。

    一个经历过这种灾难的民族，只要它挺过来了，缓过来了，就几乎必然地伴随着增长，就好像从小营养不良的人，只要熬过来没给饿死，一旦生活有了一点改善，往往很容易飞速长成大胖子，因为那种长期饥饿养成的对食物具有强迫性的欲望，是从小在健康富裕的环境下成长的人所体会不到的。

    我有一个改不了的毛病，就是无法掩饰对自己的祖国现代历史的痛心。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这个 国家遭到二十年几乎是毁灭性的摧残，我过去在探求这段历史的真相时，常为其丑陋和邪恶而感到毛骨悚然，除了针对性有所差别，它的社会组织形态及意识形态和日本及德国的极权主义年代非常相象。有一些国内外经济学者把中国连续20年经济增长视为匪夷所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少见多怪的表现，甚至除了“正确领导”就找不出第二个理由，则是一种无耻。假如这也能叫做“奇迹”，那这个国家经历持续20多年的灭绝人性的自我摧残，居然还没有毁灭，死皮赖脸的依然作为一个大国存在，才是一个更大的奇迹。这样的国家终于走出了绝境开始逐步甩掉历史包袱走上复苏的道路，人性力量得到释放的过程也是艰巨的。记得在我高中时我一个朋友的父母是电力局的干部，已经90年代了，依然阻止他高考报考商学院，警告他“小心国家政策要变！”即使今天，尽管文革之类的话题不允许在媒体公开深入讨论，在教科书中也是一笔带过，但我觉得中国人从思维方式到行为习惯依然没有完全从文革的阴影和烙印中解脱，中国人的人性依然没有完全恢复常态，而每一点恢复，都是对增长的推动。

    而这并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我们如果一定要把这样的经济增长当作“中国奇迹”，我们要做好将来羞愧的准备。我相信下一个奇迹一定是“北朝鲜奇迹”。假如北朝鲜有一天金家王朝垮台，开始搞市场经济，我相信它能够持续高速增长40年也不奇怪。

我的通俗版国富论

    用人性来解释经济增长似乎还有些抽象笼统，和那些一条条论证我们的方针政策优越性的学者相比还是不够专业，下面我要做的是解构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

    要理解一个国家经济如何发展，不要为那些复杂的概念和理论迷惑，就像巫师要有一套神秘的咒语一样，有些理论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不让圈外人听懂。我以为国家就是一个放大的家，只要先搞清楚一个普通家庭何以富裕就一目了然，我归纳为三点：

    第一， 依靠资源，比如你家院里恰巧有一株市场紧俏的千年古茶树;或者靠老祖宗攒下了良田千顷；还有一种捷径靠家里出当官的，老百姓的生杀予夺都掌握在他手里，实际上掌握了资源瓜分权，老话说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那时你只要会点钞票就行了。

    第二， 依靠劳力，比如你家有8个儿子，个个能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儿，起早贪黑卖苦力，那你家自然比只有一个儿子还三天两头要享受生活的人积累更多的财富。

    第三， 靠知识技能创造力，别人汗珠子落八瓣在地里耕田，你们家发明了一种神奇的配方，能专治谢顶或者不孕，方圆几百里都有人求着你，你们家想不发财都难，或者你们有一种别人都不会的稀缺技能和知识，比如会算命，或者有艺术才华也可以发财。

    作为一个家庭，除了种彩票之类的幸运，所有的致富方式都可以归纳为以上以上三类。以此来比照一个国家，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简单，无怪乎同样三种理由。

    一， 依靠资源，这里主要指自然资源，一个国家比如盛产石油天然气，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这都是上苍的恩赐，当然财富能否公平分配来增加国民福祉，是另一回事，至少这样的国家GDP差不了。比如科威特，俄罗斯都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相当于当官，一个国家通过暴力权力来凌驾其他国家之上，瓜分别人的资源，比如当年的罗马帝国和二战时推行侵略国策的日本就是这样，但这一套在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吃不开了。

    二， 依靠劳动力，一个国家青壮劳动力多，而且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别的国家人民平时每天工作6个小时，还贪图享受爱消费，这个国家国民平均每天兢兢业业工作10个小时，还勤俭节约，这样的国家要不富裕，天理难容。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中国也差不多，当然大跃进那样年代老百姓苦的够呛还饿死人，是个特例。

    三， 靠知识技能原创力，一个国家的国民思想活跃，意气风发，总能源源不断的琢磨出领导世界的新点子，并且实践推广它。别的国家百姓像牲口一样干活，这个国家发明蒸汽机；人家还在靠攒半导体赚钱，你推广了互联网。这样的国家在被称作知识经济时代的世界上是最牛的。

    用我的这个标准可以把世界上的富裕国家都衡量一遍，我没有课题费作细致的统计，大致按经验估摸着举个例子，美国的国民财富中，大概科技原创力的贡献率在50%以上；日本大概劳动力的勤勉贡献率在50%以上，科技原创力也不错，但比美国要逊不少；科威特一类的国家则至少90%以上靠资源消耗。

    依靠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逐一对照一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靠什么？

中国人的创造力被发挥了多少？

    前面说了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靠创造力来赚钱的国家是最牛的。以中国的巨大人口基数而言，其中的天才人物按概率自然要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不要说中国人总是为自己的聪明“脑子灵”而自得，这个国家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本该是世界一流的，至少也得比美国强，科技创新应该是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而实际上是，远看，中国跻身500强的最赚钱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依靠科技创新的，最牛的华裔科学家基本都在国外，或者拿着外国护照回国衣锦还乡一下；近看，中国的科技创新系统的腐败和低效率众所周知，大量成果都是糊弄人，汉芯造假这种糟蹋了纳税人上亿的丑闻居然不了了之，因为这种潜规则实在太普遍了。人人都争着当官而不是搞研究，全国的高科技产业园其实都是政府搞得地产项目，连大学都靠搞房地产赚钱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个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你可以用知识产权保护来解释，你可以用官本位文化来解释，还可以用市场推动力缺失来解释。说到根子上，中国当下的社会具有强大的扼杀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对创造力是一片盐碱地。而一个国家在知识创新方面的竞争力，恰恰就在于持续性的滋养并成就一批有创新禀赋的人物，

    有创造力的人，往往不安分，不对权威亦步亦趋，敢于忠于自己的思考，提出在当时的环境下离经叛道的观点，这样的人通常很容易被鉴别为是极权社会的天然敌人。看一些科学家，发明家的传记我常想起红楼梦里所说的“清明灵秀之气”，“秉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看讲诺斯的故事的《美丽心灵》，我就感慨，这样的人在中国一定不缺，但对诺斯这样的人来说假如不幸生在这个国家几乎肯定将是悲剧，这种单纯的心灵“不懂政治”，而“不懂政治”或者说不懂得迎合政治的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生存的权利。当你在电视里看到二十一世纪了，一群涂着胭脂的小孩还异口同声高呼“连爷爷，你终于回来了”，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国家以整齐划一为自豪，却生机窒息。

    还是回到拿家庭来做类比，按照常理来说，有创造力的人物通常更可能出身于开明宽容的家庭，这种家庭里从小孩子挑战常规的希奇古怪的点子和尝试会被宽容甚至鼓励。而一个家庭如果靠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长权威来管理，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看大人眼色行事，这样的家庭不大容易培养出创造型人才。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样，一个崇尚自由民主，阳光奔放的国家易于产生创造性人才；而一个国家如果国家机器阴森粗暴，公共领域充满思想言论禁区。这样的国家很难产生有创造性的人才，就算靠概率奇迹般的产生了几个，也很难有用武之地。就算有用武之地也很难发挥到建设性的领域，比如林达讲的那个故事，互联网本来是苏联率先发明的，可享受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福利的却是美国老百姓。二战时期的德国，日本，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都曾经用国家动员力量来搞科研，取得的成果是军事技术的一度突飞猛进，但却搞不出什么造福国民和人类的东西。

我们透支了多少资源来拉动经济

    按理说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在世界上不算特别好也不算差。比科威特俄罗斯不足，比日本，韩国则强出太多，而我们对资源的透支则世界领先。

    我们的单位GDP能耗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了，环境污染所糟蹋的资源还没有算在内，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被一次性变现。热火朝天的挖矿；肆无忌惮的污染河流；把良田种上房子美其名曰开发，这些是我在几乎全国每个地方都能看到的痛心景象。

    GDP的增长并不能理解为一个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只能理解为财富的变现，本来矿藏埋在地下是子孙万代的财富，而且随着以后越来越稀缺，还可能增值。但我们急不可待的把它刨出来卖了，用了，烧了，哪怕极为浪费，财富被糟蹋了，GDP却增加了。

    我再回到那个朴素的比喻，还是一个家庭，它选择用杀鸡取卵的方式赚钱，一定时期内，他们家现金收入可能增长迅速，日子过得确实比别人都红火，整天油光满面，不了解背景的人甚至会特别羡慕，但这种方式必然是不可持续且后患无穷。我们普通老百姓之所以没有直观的感受，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资源颇多，不像家里的下蛋老母鸡，杀了几只还剩几只都能数清楚，给我们一种错觉，我们的自然资源可以照现在的样子不断发掘。确实很幸运，咱们神州幅员辽阔，家大业大，短时间内还经得起造，但以后呢？这届制定政策者会真的关心么？

当政府成为超级包工头

    在三项增长因素中唯一一个毫无疑问的令我们自豪的，就是我们的劳动力。这种自豪常常带有某种辛酸，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太能忍耐了，太能吃苦了，也太驯服了。我一直有一种种族偏见，就是这个国家的人跟世界文明的主流不大一样，中国人民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耐摧残，耐压迫，用计算机术语说叫“鲁棒性极强”，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人种积淀，有坏处也有好处，只要不是统治者压迫的太狠，把这种人移民到世界上任何地方他都能富裕起来。这群人民的统治者，只要具有最基本的与民生息的智慧，别把老百姓折腾的太狠，他们自然就会发展。

    今天中国非常自豪的被称作世界工厂，但世界工厂有两种，一种比如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它的工业制品畅销世界，主要是靠在当时世界领先的技术和效率，而今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则几乎完全依靠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这种情况下所谓出口导向其实就是把本国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资源在国际市场上换硬通货，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出口的产品看上去是鞋子，衣服，玩具，包括所谓科技产品，实际上是出口的中国劳动力，虽然工人们身在中国，很多中国人笑话菲律宾女人到世界各地当女佣，把钱汇到国内，其实我们的经济模式和他们没有本质区别。

    一个国家在起飞阶段，为了实现资本积累，依靠输出劳力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统治阶层和人民的关系，在不靠民主规则运作的社会里，好的统治者懂得压抑自己的欲望，差的统治者则把精力用在压抑人民的欲望。为了让大家理解的更好，我再打个比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非常象民工和包工头的关系。往往一个村会有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人，被称作“包工头”，把村里的劳力组织起来出去打工或者承包工程，这种人等于是劳动力的批发商，他在其中赚取差价。其中有的人比较仁义，会努力替大家争取较好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让伙计们挣大头，伙计出了事故还会掏自己的钱来救济，这样的包工头往往比较受拥戴；有的人比较贪婪，吃两头，贪得无厌的盘剥伙计，自己挣大头，把给伙计的压到最低，伙计出了事也不不负责任。

    可以对照我们的政府是怎样的包工头，我国多年以来普通国民收入的增长远落后于GDP的增长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我们的意识形态在宣扬劳动最光荣的同时禁止劳动者团结起来进行劳动力价格谈判。这种模式的实现需要依靠一些残酷的条件，金融被国有垄断，百姓的创业机会被压制；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系统；工人下岗，农民失去土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使占中国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弱势群体”，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成了为生存而出卖的“剩余劳动力”

    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因素还令西方人难于理解的话，我认为那是我们饱经苦难磨练的中国百姓，他们的坚韧，勤勉，牺牲所创造的奇迹。我不否认很多政府内的官员，也怀着良知，希望做一些好事，这应该鼓励，但从宏观而言，有一些学者费心思用中国经济增长来论证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多么正确，在我看来，言者无良，受者无耻，简直是贪百姓之功为官有，占了便宜还卖乖。

泡沫何以不破的一个解释——国家庄家化

    综合以上三点，一个缺乏创新力，依靠对自然资源的透支和劳动者的福利牺牲来推动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明显的。危机也是巨大的，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率成倍的超过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的最高值，而社会福利却远远不能和那时的日本相比。按照别国的经验该出大问题了，而让预言家丢脸的是，中国经济总是出乎意料的强悍拉高，莫非万有引力在中国都失效了。经济理论确实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低效甚至带有破坏性的经济运行模式一直以来都能够保持高增长的运行下去呢？

    我曾经也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观察股市的经历给我茅塞顿开的启发。如果用常理来解释，一个企业如果股价持续上扬，应该是因为良好的治理结构，卓越的运营效率，持续的创新能力，可在股市也有一类不符合常理的公司，在中国尤其多，比如后来垮掉的蓝田，银广厦，亿安科技一类，都出过“奇迹”，明眼人都能看出它管理混乱，市场竞争力弱，可它偏偏股价能直线上扬，让人目瞪口呆的拉上几十个涨停板。这背后就是庄家的力量。

    从中国政府对资源的掌握和动员能力来看，假如把中国比作一个还有大量非流通股的超级上市公司，那么中国政府就是一个绝对的“强庄”，中国ＧＤＰ的增长相当于这个超级庄家拉高股价的过程。

    理解庄家操纵股价的技巧就会对中国的经济走势更清晰的认识，一个庄家操盘无非以下几招有以下几招。

    操纵舆论，制造概念，适时放出消息，来误导散户；包装业绩，编造会计账目，或通过关联交易来扭曲信息；庄家有时用吸纳上来的钱再投进去进一步拉高股价，诱使散户追捧，便于自己高位出货；对照以一个操盘国家经济的政府，它可以做什么呢？

前一段时期披露了一些股市的内幕交易，炒家了解内幕，知道一个公司利空，却蓄意放出利好消息，诱使散户高位接盘，或者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在知道即将公布的年报效益下降的情况下，抛售股票，类似这样的行为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获利，让人觉得大逆不道，有时被抓到证据也受到处罚，其实中国政府相对于老百姓这些散户而言是最大的内幕信息交易者。今天股市上一些小庄家只是虾米，最大的内幕消息源头是发改委，国资委这样的政府部门，政府既是控股管理层，同时又是大炒家，大量因为腐败低效而亏空的国有企业，却由政府包装上市，诱使散户来为其腐败低效来买单，这样的败德行为给社会树立了一个无耻的榜样，却无人受罚。

    至于包装业绩，所有一个公司会计做假账的手法，中国政府都已经用上了。比如对于资源和环境的透支，国家投资低效浪费，造成银行坏账，相当于把未来的利润预支，并把亏损纳入应收帐款。再比如关联交易，相当于把左边口袋的东西转一个圈，卖到右边口袋，制造账面利润，中国房地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农民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老居民住在祖传的四合院里，突然宣布政府要征地了，用抢劫一样的低廉价格剥夺业主的权益，比如在北京我见过城区一个４００平米的四合院，拆了卖给开发商，只补偿业主三万多块钱，敢反抗就出动防暴警察抓起来，转了一圈盖出商品房来一万块一平米再卖回给老百姓。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在其中获利了，财富转移实现了，中国的GDP也拉高了，但社会福利特别是社会正义甚至受到了伤害。最可怜的是中国底层劳动者，围绕政府的利益集团相当于我前面说的那个包工头不仅从打工者的劳务上盘剥利润，而且还在村里垄断了土地和建筑业，打工仔在外省吃俭用，打算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回村一看房子比美国还贵，除非你有本事搬到别处住去。

    而一些庄家用股市吸纳的钱再来拉高股价，这些小技法，中国政府早已玩得炉火纯青，提到中国经济增长，很多都知道得益于老百姓的高储蓄率和投资拉动。但这听起来太学术，大家不好理解是什么意思，中国老百姓的个体创业环境过于恶劣，使得来百姓的钱无处可去，只有放在银行，股市和买房子，而这三个产业都用浓厚的政府色彩，至于银行则差不多都是政府办的。其实中国老百姓把钱放在银行就相当于把钱都投在这个超级公司的股票帐户里。而中国政府这个超级庄家把钱吸纳上来以后，并不是通过高水平的管理和创新，创造良好的利润率，用分红来回报股东，而是盲目扩张，靠粗放型的上大项目来进一步拉动GDP。

    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这个指标的意义就是每增加1块钱的国民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块钱。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这些国家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到2亿元，中国最近三到五年的ICOR是5－7。（这个核心数据我没有查到，但是听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提到过，据说来自发改委）。中国国有银行的钱又被投到腐败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据７０％以上），这些企业通过垄断，牺牲社会效率，来维持一个好看的账面利润，一条公路成本5万，让中国政府来修得花20万，其实是一个道理。在中国依然资本匮乏而且人民币上涨之际，中国政府竟然一边谴责伊拉克战争一边大笔吃进美国国债，就体现了中国政府自己其实已经很不自信。

    而且这种增长越强劲，破坏性就越大，我听到一个03年的数据，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至少最近几年没有看出改观的迹象。

再加上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相对于美元的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经济赖以维持的劳动力价格优势逐渐消失，在既有的社会体制及其配套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经济必将面临长期衰退！！！

骑虎难下的增长困境

    说了以上的问题，自然会产生一个困惑，这种如此危险的增长为什么不能及早停下来，进行调整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庞大利益集团不愿意这种增长停下来，这个利益集团亦官亦商，是这一轮增长方式最主要的受益者，依靠投资，土地，资源的经济开发是相对于依靠创新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开发更利于寻租的一种模式。维护这种增长方式就是维护这个集团的既得和未来利益。而这个利益集团今天的政治忠诚和占据这个集团金字塔尖者的领导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依靠这种模式进行利益瓜分的默契上的。

    二是这个发展模式走到今天已经将全社会深度套牢，全社会都被忽悠进来，就像这轮股市增长，成为了一场群众运动，产生羊群效应让它停下来需要的杀伤力极大。就像那些德隆越是到了资金链危险的时候，越是停不下扩张的脚步，只能寄希望扩张来获得新的现金流，停下来就意味着崩盘，所以并不是他们智商低，不懂得见好就收，而是他们自己也被套牢太深欲罢不能。

    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撑的越久就越会使这个国家陷入危机，但遗憾的是似乎我们国家的领导集团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自己的任期内安然无恙，自己能够全身而退。不过为了实现这个战术目标，这个病入膏肓的超级公司的操盘手们，比银广厦，蓝田这些公司的倒霉蛋幸运的是，这个集团实在太强大了。

    那些公司的的泡沫破裂往往都来源于信息披露，一旦其内部腐败，业绩造假，管理混乱的信息被公诸于众则必天下哗然，公司被全社会所唾弃。但在中国这个超级公司上这一点却并不适用，首先这个超级公司压根不履行公布信息的基本义务，所以几乎无假可揭，任何上市公司必须履行公布财务信息的义务，以向投资者负责。而中国这个超级公司从和人民的利益相关度来说，超过任何上市公司，可它却把自己哪怕科教文卫方向的财务信息都当成国家机密，没有人知道几万亿的政府财政收入是如何花的，账目极为笼统混乱，也没有人有权力质疑，就这样几乎毫无价值的一笔烂帐，居然还不向纳税人公开，人大代表才能搂一眼，每年装默模做样的审议云里雾里的所谓政府财政预算。最近有人披露，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开支，其实基本没有用在公共福利上，80%是用于领导干部的医疗开支，卫生部对此没有丝毫回应。前两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大概是有关部门的疏忽露了马脚，广东的人大代表发现，教育经费中有几千万是用于补贴一个机关幼儿园，纳税人的钱不仅要养政府官员，还要养政府官员的儿子孙子，这种偶然

    现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冰山一角而已，但依然被上级有关部门指示“不得炒作”。

    另一方面这个超级公司操纵媒体和舆论的能力举世无双，蓝田公司这种恶庄家当然恨不得把所有质疑他的声音都灭了，不过他没有这么大能量，也不过是恐吓一下刘淑薇而已，一旦真的公诸媒体，他就无计可以，自认倒霉了。而中国政府强大到可以在国内封杀任何不同的声音，营造“安定团结”的舆论氛围。

    这是一种使我感到恐惧的“安定团结”。相对于印度整天吵吵闹闹，越是这样越让人放心，因为这个国家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被摆到了台面上，短时间也许难于解决，但之后这个国家只会越来越好；而中国越是一片歌舞升平，盛世景象，你越有一种危机感，你知道有多少问题和矛盾是明明存在，但宣传部门不允许报道的，把问题藏在床底下，被单收拾得很整齐，但我们就像坐在定时炸弹上一样。所以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一个国家自己的媒体披露自己国家的负面消息越多，这个国家越是伟大，越是值得国际社会的信赖。经济上也是这样，新闻和言论越自由的国家，透明度就越高，公信力和可信度也就越高。

    而中国在一片莺歌燕舞中，经济危机其实已经爆发，只不过被当前的国家体制所掩盖。银行体制和政府操纵产业的陋习并没有丝毫改观，银行腐败低效造成的坏账，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居然要理直气壮的用纳税人的钱来买单。一个政府财政收入数万亿的国家，居然穷孩子上不起大学，穷人看不起病，印度政府可以做到的穷人家庭免费医疗，免费高等教育，中国政府却做不到，“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的社会不公正让人习以为常。苦难并不是中国人民所独有，电影“愤怒的葡萄”中描写的景象，发生在美国的经济萧条年代，今天的中国农民遭遇并不比那时的美国农民好，那时的美国农民就开着卡车到处找工作，反讽的是我们却把这个时代称作“崛起”，称作“盛世”。其实在悄然不觉中国家经济危机早已被转化为社会成本。房价还在上涨，股市还在升值，喉舌们还在不断放出利好消息，让老百姓醉醺醺的陶醉在“大国崛起”的幻觉里，忘记了自己福利的损失。

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历史从来就没有给中国的人民留下太多选择的机会。少数人也可以离开这条船，就如同中国领导干部的子女多在国外，但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前面的分析使我相信，在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路径下，“中国经济奇迹”的五彩气泡虽然昨天没有破，今天也没有破，但一定会破，而这一天并不远。在绝望中，你也可以削减脑袋跻身庄家集团，在其中分一杯羹，来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但毕竟也不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当官，总得有人当老百姓，扮演为领导鼓掌的角色。

    当这一天来临，我相信中国老百姓不会向韩国人那样出于对自己政府的支持，把箱底的首饰拿出来兑换韩币，支持政府挺过危机。那时的被吹上天的中国经济会做很长一段的自由落体运动。由于信息的优势，庄家操盘手们总是能优先权身而退，损失较少，而让相当于散户的中国人民最后被套牢买单，这是人民的宿命，“你将用眉间的汗水来换取温饱”。那时再回过头，看今天一帮宣扬“奇迹论”的学者专家，他们或因为愚蠢或因为无良，扮演的是“庄托儿”的角色，简直和股市黑嘴差不多。

    但我们的国家是否真的不可救药呢，也并非如此。一些朋友问我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怎么看，我总是说“近期看跌，长期看涨”，看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体制实在太落后，“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但换一种眼光看这又让我们对神州充满希望，这个国家的神奇在于如此落后的体制环境下，我们都多少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此时这个民族的创造力连一个零头都没有发挥出来。中国本身的幅员/文化/历史记忆，都决定了它是一个有大国气象的国家，它的基因里蕴藏了强烈的增长冲动，只是因为制度的制约即使今天也依然是一只“睡狮”，充其量胡乱梦游了一下而已。假如本届政府所承诺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真诚的，加入这一天正在向我们走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这个社会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自由的思想和创造得到鼓励，当官不再是最让中国人鄙视而又羡慕的职业，中国的发展才算是立足于磐石之上。当这个国家十几亿人民的创造力被释放出来的时候，那才算是雄狮猛醒的时刻，那时的中国才会真正展示什么是“中国奇迹”。

    这种转型不会轻易到来，连温家宝总理都不敢拍胸脯，只能让大家“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面对有组织的阻力，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人有邓小平式的权威继续“不争论”的方式来转型。只有把中国的问题也拿到台面上来，才能在争论中形成健康的共识，要勇于承认自己经济政策的失误和代价，才有希望走上一条新路。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在于它对人民的诚实和和对错误勇于担当，始终少不了被指责，甚至被苛求的政府才是一个健康的政府，而不是它维持一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假象，不断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前一个错误。

    这种转型将伤害很多人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百姓自己，但只有这种阵痛才能打破这种冲向悬崖的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到那个时候这个国家人民的“鲁棒性”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出于懦弱的忍耐是可悲的，为希望而作的忍耐才是有意义的。

    而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性是直面我们真实的问题，最大的建设性是推动社会及早朝正确的方向去解决这些问题，趁还来得及。

---------------------------------------------------------------------------------------

中国农民捍卫土地权益的一次历史性胜利

郭宇宽

2007年4月

在两会召开之际没有什么不这条消息给我带来更大的喜悦，05年我去龙泉采访时，是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文章最终发表在南风窗，今天当地的农民给我打电话，激动得语无伦次地向我道谢，我得知他们终于胜利了。

而在我看来他们自己合法权益的顽强坚持，团结奋斗更值得尊敬。也许这里面依然还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但他们毕竟胜利了。

多少次在几乎已经绝望的境地，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奋斗并不必然但却证明了一种可能的存在，中国的农民也可以挺起腰杆，活出尊严。

同时也要向政府中那些有良知的官员表达敬意，他们的努力使这一土地纠纷得到了在这个国家的现实环境下所可能的最圆满解决，而我知道的更多的案例并不是这样，这样负责任的公务员更多，中国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我国土地制度的法律本身依然有很多漏洞可钻，农民的谈判权，诉讼权得不到保证，很多地方集体所有制成为了村支书所有制，同志仍须努力。

骑虎难下的政府——龙泉土地纠纷调查

下一个定州事件?

从今年年初开始，杂志社和记者个人就不断收到来自浙江省龙泉市一些村民的举报，反映当地政府侵占基本农田酿成纠纷的问题，但是从新闻价值的角度记者最初没有引起很大的重视，包括其它媒体的同行也接到过类似的举报，不过也出于类似的考虑，再加上龙泉地方实在太偏僻，到北京没有直通的飞机火车，所以也没有报道，而当地的媒体又不敢报道，就这样拖了下去，尽管当地村民的反映非常强烈，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冤”可从记者的视角来看在全国各地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到了六月初定州绳油村事件爆发，为了征地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震惊中外，发人深省，就在这是记者再次接到了来自龙泉一些村民寄来的材料，其中有光盘记录了在2004年三月，当地政府出动数百名工作人员和大量警力试图用推土机强行推平农民的菜地，引发的冲突，录像里不少村民前赴后继的躺在推土机轮下，场面极为壮观，最后政府不得不暂时撤退。村民告诉记者，马上政府要酝酿第二次强制执行，他们非常严肃地说“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政府抢我们的命根子，我们也豁出去了，和他们拚了！”从联系中听到的种种消息来看，龙泉就将成为第二个定州，于是记者终于下决心前往龙泉。

飞机降落杭州机场后，乘车在蜿蜒的山路间颠簸近9个小时才到达龙泉，当时已是12点多钟，一群村民仍然等待在那里，他们反复说：我们这里太偏僻了，您是第一个从北京来的记者。第二天早上，记者来到龙渊街道一村，这里的村民大多数是84年修水库搬迁过来的移民，目前一村有1300名居民，分为14个生产队，据说龙泉居民消费的大部分蔬菜都是一村生产的。在现场，记者看到靠近市区的一边已经有一大块菜地正在被铲除，推土机轰鸣，浇灌砂石水泥。再往前走，则是一片还在耕种的菜地，在菜地的边缘插了很多标语表达村民保卫土地的决心，和前面的工地形成对峙的状态，看到记者在拍照，在田里耕作的村民们渐渐围了上来，你一言，我一语的控诉政府要掠夺他们的土地。他们说这里是最肥沃的良田，种蔬菜，一亩地就有一万元左右的年收入，现在人均只有三分，这是子子孙孙的财富，可是政府征地只给几万块，按他们的说法：花完了这些钱，就只有要饭了。我问他们如果政府坚持要征地怎么办，至少有十几个村民排着胸脯说“我们就和他们拼命。”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村民从草棚里拿出几个瓶子给记者看，他毫不隐讳，“里面都是汽油，我这一把年纪，横竖一条命。”

在村口，记者见到了国土资源局和龙泉市政府措辞一样非常强硬的公告，坚持认为补偿标准是合理的，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这样发展下去也许真会演化为恶性流血事件。

基层政府威信何以丧失？

按照龙泉市政府的宣传，为了征地的工作确实可用“苦口婆心”来形容，根据征地办的统计“走访农户做思想工作近6000人次”，“跑断腿，磨破嘴”，可是收效甚微。记者在村口还见到了将“合理安置村民”的宣传板，提到将失地村民纳入养老保险等配套措施。

但在村民看来利益是最主要的因素，按照龙泉的市场价格，龙渊街道一亩土地的如果出售可以达到一百万元以上，可是卖给政府，获得的补偿大约只有4万，这中间的利润空间太巨大了。对于政府要求村民顾全大局的要求，村民们嗤之以鼻，他们带着记者看了几处曾经以建设工业园的名义征走的土地，现在都成了商品房开发项目，这让人怀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合谋，并且他们指出现任的村主任就是一个地产开发商，他们一口咬定这个村主任之所以支持征地，肯定和政府之间有交易，这个村主任在政府边上最黄金的地段有一块地在开发，为此村民质询过政府，但得到的答复是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村民说“如果他不是和政府穿一条裤子的，这块地一般人能拿到么？”。政府和一些开发商合作，以各种名目，低价获得农民的土地，然后赚取差价，作为“第二财政”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晚上记者在村小学里和村民座谈，来了上百人，记者提到之前政府方面宣传的政策，他们情绪非常激动，不少人说：“我们这里的政府说话绝对不能相信。”他们拿出一些过去的收据，上面写着一植地（48平米）的宅基地仅审批费就要6-8万元。还有人拿出一张《关于联营开发水果基地的合同》是95年龙泉的移民经济开发处和村委会之间签订的，这本是用于移民补偿的款子，可是现在除了当年村委会几个人，村民却没有得到一分线好处，山上种的一些果树没人管理，土地已经荒芜，可村委会和经济开发处却把钱都花完了。记者后来找到经济开发初询问，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市场发生变化是很正常的嘛。”村民还抨击龙泉政府这几年盖的办公楼，占地百亩，花费数亿，“一个城区人口只有几万人的县级市，楼盖得比省政府还豪华。”他们七嘴八舌的试图向记者证明，龙泉的政府是老百姓信不过的。记者提到政府也有一些比如养老保险之类的政策，村民们都不买账，一个老婆婆站出来说“那点钱哪里够用啊，我现在这把年纪一亩地一年能种出一万块钱的菜呢。”

特别让村民激动的是，按照政府的公告，这次征地叫做“收回国有土地”，这让村民感情上无法接受，虽然是移民到这里的，但95年土地第二轮承包时，政府是以集体土地的概念承包给农民的，并且发了白纸黑字的土地承包证，耕种了十几年，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国有土地？强制执行的前两天，政府贴出公告废止农民的土地承包证，很快就被村民撕掉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村民一次偶然机会获得了龙泉市政府向上级申请批准规划的文件，其中将一村的土地称作“荒滩和未利用地”，这让村民们坚信，龙泉市政府的征地行动是欺上瞒下的，所以开始了一次次的上访。

征地是为了发展？

为了了解政府方面的立场，记者征得市委宣传部的同意后，再三联系，见到了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曹新民先生。曹市长对记者说：你们可一定要客观报道，政府的工作实在太难做了。”他指着墙上的地图给记者看，龙泉四周环山，土地资源相当有限，要达到龙泉市的建设目标“丽水地区西部中心城市”，唯一的办法是把城区向东拓展，所以要征用龙渊街道几个村的土地用于市政建设，这是为了龙泉市经济发展的大局，得到龙泉广大市民的拥护，而且得到了上级的批准，总计划要征两千多亩。前些年已经征了很多地都比较顺利，但是就到了龙泉一村，一些村民就闹了起来。

对于村民们觉得失去土地就没有活路的议论，曹市长觉得这是危言耸听，政府给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为每平米65元，“这在整个丽水地区征地补偿中已经算是高的了。”还把征地总面积的10%作为“回地”留给村民，这样每户人基本上都可以分到48平米的宅基地。记者提到宅基地审批费的问题，曹市长认为不可能有这么搞，如果真有这样的情况，村民可以来投诉，他认为那些闹事的农民，到处宣传政府逼得农民没活路全是不实事求是的，动机很简单，主要是想要挟政府得到更多的钱。

至于村民举出的那些关于土地属性的争议，曹市长认为这是少数村民利用政府工作的失误，抓政府的小辫子，“荒滩和未利用地只是笼统的说法，”龙泉征地是得到省土地主管部门批准的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提到今年三月份那次失败的强制执行行动，从录像中看有上千村民都对征地强烈反对。曹市长说，带头的其实就那么几十个人，大多数群众都是乘乱浑水摸鱼的，“你恐怕不知道，征地款我们已经发出去了1500多万，很多村民都签字领取了，现在看1组，3组，4组的村民闹事也跟着起哄，这样他们既拿了政府的钱，又不用交地。”在我们的交流中提到了不久前发生的定州事件，记者追问，这样下去，政府有什么打算，曹市长承认“我们也不知道。”接着他叹了口：“哎，我们也担心发展到象定州那样。”

刚走出曹市长的办公室，就看见闹哄哄的围了一群人，又要见市长，一些工作人员似乎已经和他们很熟了，劝他们“这事急不了啊。”不过这些群众还是不依不饶，记者走上前去，和他们攀谈中得知，这些人是前些年被征地的村民，他们代表一千农户来讨说法。原来当时他们的土地被征时补偿标准很低，但政府承诺将来会给他们安置房，而这片被许诺的安置房就在龙泉一村的土地上，被称作“城东花园”，这些农户失去了土地和家园已经三四年住在临时租的房子里，天天摧着政府给他们兑现承诺，可政府的征地在龙泉一村却遇到了顽强的抵制。龙泉市政府面对进退两难的选择，想强征，一村村民态度坚决，难度很大，不征地吧，前面的土地已经卖掉了，这么多村民等待安置，用新华社记者潘海平的话来说，“龙泉市政府坐上了下不来的火山口。”

从对抗到僵持

在定州事件以后，龙泉政府不得不考虑一旦发生流血事件会造成的政治影响，动武不行就只有来文的，在村民们的要求下，土地局等部门和村民召开听证会，还专门聘请了律师，不过从录像中看，他和村民们请的律师在攻辩中，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这样谈也谈不拢，像以往那样“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更让村民们相信理在自己一边。

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张贴公告，记者到龙泉时看到六月份贴出的公告还没被撕掉，按照《龙泉人民政府通知》，必须在6月23下午17：00日前签署征地协议，过期“政府将依法强制执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村两委自负”，但村民置之不理，更有老年人放出话来，“他们有胆就过来，我一把年纪和他们拚了。”

龙泉政府只有在其它方面想办法，现在龙泉一村已经到期的村委会主任改选一直拖着没有进行，按民政部门的解释是“时机还不成熟”，曹市长告诉记者“快了”，但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村民们都在议论：“只要我们能选出一个敢维护村民利益的主任，政府就更拿我们没有办法了。”对于几个“上访积极分子”，有关部门特地上门丈量了他们住房的占地面积，其它村民却不量，按村民的说法，要准备打击报复。

但是村民也有自己的抗争智慧，现在田里到处插着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元勋的画像，打出“坚决拥护三个代表”；“共产党万岁”之类的政治口号，一旦政府的人来有动作，大家就围上去高喊这类口号，这样表达了村民对政治制度和中央的忠诚，使自己对基层政府的抗争更加具有合法性。原本在村民面前代表国家机器和党组织的基层政府现在却站到了对立面，拿这些村民的行为艺术毫无办法，实为狼狈。

记者曾经反复追问这些村民，你们这样和政府僵持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到底要什么样的条件你们才能满意呢，一开始他们只是说农民离不开土地，最后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和大家商量了以后颇为慎重地告诉记者：一定要逼我们卖土地，我们也用不着政府替我们卖，应该让开发商直接和我们谈，政府该收多少税，我们交就是了。

原本对于政府来说，利用手中的权力征地，卖地，再把农民更加经济地集中安置，这是一项无本万利的买卖，结果却因为操作的失误，再加上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成了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吐不出的烫山芋。记者见到土地局、宣传部的干部和市领导都承认往后只有等待上面的裁决，这个教训对龙泉政府来说实在太深刻了。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