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文化大革的前因后果」简述 海外学者 唐德刚 教授 2006年9月 （内部参考文章，不得转载和外传！）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毛泽东主席逝世于30年前的9月9日，这一天就要到了。我们发出刚收到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毛泽东这位领袖人物进行了分析和评论，有的是高度赞扬，有的是贬低咒骂，有的是客观分析，马建平和唐德刚先生的文章属于前两类，杨新英先生的文章属于后一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领袖人物是社会基础的代表，正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基础，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领袖人物。领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利益的剧烈冲突，是来自于社会上一个群体的愿望。如果说毛泽东有什么过错，那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过错。如果说毛泽东有什么功劳，那也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功劳。 褒也好，贬也好，真正需要研究和分析的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分裂成两个难以不能相容和敌视的群体----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只要社会存在不平等，不均衡，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个社会就要分裂，就要斗争。谁给这个社会制造两个相差悬殊的群体，谁就是在为这个国家制造不安稳的祸根。因此，均衡发展是制止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根本，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个能保障社会均衡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治仍然是专政政治。政治家们和改革家们也没有完全明白这个道理，设计出的改革方案往往是一些走极端的一边倒的方案。这正是仍然孕育社会风险的原因。 因此，评价领袖人物，必须客观，必须有理解力。片面地用封建政治的那一套来评述当代的革命领袖是阴暗心理的表现，唐德刚教授的文章就属于这样的文章，而一味地理想主义和对领袖人物的歌功颂德，也抹杀了理想主义在改造现实过程中的残酷性和冲突性。 看了唐德刚教授文章，中国当代历史被描述成一片灰暗和悲惨，但事实是，中国的当代史对另外更多的人是一片光明，否则就不会出现马建平先生的文章。如果都以唐先生这种思维方式来认识问题和做人行事，今后的中国社会也不会变得多么光明，并且不知会变得何等狡诈和诡异。 相反，杨新英先生的文章写得比较客观，杨先生能在10年前就写出这篇文章来，实在是可敬可佩，他也算是读透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人。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要中间派，要民主政治，不要极左派和极右派。极左和极右都是中国的祸害。今后的中国政治要坚决摈弃这两个极端，中国学者做学问也要避免走极端，写出一些误导社会的文章。] 吾人幼年读国史，从「纲鉴」、「通鉴」读到「四史」，尤其是在通鉴各章节中，史不绝书的什么某地某年某月「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又是什么「大蝗」、「大疫」等等刻板式的记载，可说是一览而过，头脑里印象毫无。想不到这种古史上的记载，在现代中国，有时竟能及身而见之。一旦亲身体验之后，再读古书，往往就有惊心动魄的震撼了。 抗战期间，笔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之后，曾与同班同学三人结伴从湘西的永绥县，步行往干城县的所里镇，参加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循传统的驿道，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南向走去。中途见路旁一木牌，上书「疫疠地区，禁止通行」。但是我们这四个外省青年，不认得第二条路，加以年轻，又要赶路，我们就不顾一切的继续前进，并进入一个有商铺民居数十家的小镇。时值盛夏，家家门窗都敞开着。我们竟然发现每家都有死人，有时且不只一个。有的还在半死的状态中，痛苦的呻吟着。全镇不见行人，简直是个鬼城。我们四人大惊，乃加快步伐脱离了该镇再南行十数里，进入另一熙熙攘攘的小镇。我们在一小茶馆里探听前一小镇的情况，才知道是鼠疫流行。一旦发生，全镇居民会死光。其中还有个「四口五尸」命案。多出的一个尸体，据说是前晚路过该镇，借宿的客人。故事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才使我体会到古史上所记载的所谓「大疫」的涵义。 四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又与安徽同乡七八人，乘轮穿三峡至香溪（王昭君故乡），「起坡」，再翻山越岭，穿过河南省，走回安徽去「办学」。一日清晨，我们正循一条笔直的河南公路步行前进时，忽见前面地平在线有一阵烟雾。同行有经验的路人齐声说「蝗虫，蝗虫」。果然不久这阵蝗虫竟向我们迎面飞来。始则是零星的先遣部队，接着便是大批人马，遮天盖地而来。那时原是七月盛夏，河南大平原上骄阳似火。可是蝗虫一来，顿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只见千万个知了（蝉）大小的肥肥的蝗虫，圆睁两个大眼，瑟瑟有声的扑面飞来，当飞至你面前一两尺时，乃绕你而过，两不相撞。那时我们手持竹杖，乃挥舞迎击。可能由于气流的关系，蝗虫千万，却十打九空。偶然击中，则把牠打得粉身碎骨，队伍小乱。这队蝗虫似乎有个总司令。大军前进之中，如碰到绿油油的农作物（我们所见到的是一片占地数亩的苞谷田），总司令一声令下，万千小卒，顿时落下，只听苞谷田内一片瑟瑟之声，群虫争食。十余分钟之后，似乎又是一声令下，万千小卒，立刻起飞，剩下的苞谷\园，只见断壁颓垣，一片荒丘。乖乖，此情此景，真是不见不信。我记得蝗虫起飞之后，还看见一位农村老大娘，手持一脸盆，坐地啼哭。她原先以为敲脸盆，可以吓走蝗虫，谁知蝗虫根本没有理她呢。 「他们唱戏给蚂蚱哥看，」她哭着向我们诉苦说，「俺叫牠蚂蚱爷，牠还是要吃俺庄稼。」……「大蝗，大蝗」，历史书上的「大蝗」，不亲眼看到，怎知是怎么回事？ 至于史书上不断记载的「大饥，人相食」、「民易子而食」、「饿莩遍野」，一类的故事，我们又怎能相信它会在现代和当代中国出现呢？现代中国虽贫富悬殊，但是幅员广大，贫民流浪乞讨，饥荒岁月，又何至于弄到饿死千万人，乃至人吃人，和吃自己儿子的程度呢？我们尤其不会相信它会发生在为穷人翻身而革命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人民中国。更是做梦也不会想到，饿死却全都是最可怜的，也正是中国共产革命，最要替他们「翻身」的贫下中农呢。谁知天下事很少是按照人类思维逻辑发展的。想象中所最不会发生的事，偏要发生。毛泽东所一手制造的人为的饥荒，全国一下就饿死农民数千万人，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所记载的历朝饿死人的总数而有余。这一桩人民共和国五十年史上，任何人也涂抹不了的铁的事实，按理党史、国史，对人民都应该有个正确和忠实的交代。但是数十年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党史家、国史家，都讳莫如深，不愿提起。非提不可时，就以「三年自然灾害」，一语搪塞了事。这件空前绝后的民族大惨案，似乎在今后的民族史上打个「马虎眼」，就可以蒙混过去了。这如何使得呢？历史就是历史嘛。将来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至少也得照司马光的老办法，上笔流水帐嘛。书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后十年，主席毛泽东推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失当，引起全国饥荒，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之内，饿死农民三千万，「人相食」、「民易子而食」。 根据对当前中国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来推测，笔者个人曾一再强调，中途如无重大意外出现，再有半个世纪，我国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会文化的大转型，可能就会顺利完成（最近北京的江主席也曾说过类似的话，真是大略相同）。到时与世界列强轮流坐庄，说不定也要和今日美国一样，来他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呢。人类历史的发展，本来是风水轮流转，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季候风倒吹起来，化西风压倒东风，为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嘛。一桌麻将，哪能让一家霸庄到底？ 新文艺和新史学 根据近二十年海峡两岸学风丕变的趋势来推测，我们更可正确的预料，今后四十年中，一个空前绝后的新的「文艺复兴运动」（Chinese Renaissance），要在中国出现。在这项新的文化运动里，历史学必然是个重要的组成部门，到那时近百余年来在中国历史上躲躲藏藏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被红卫兵捉进牛棚的假的牛鬼蛇神），试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是其是，非其非，都要在历史上暴露原形。自己把头插到沙里去的权威人士，总要被将来的史学博士生拖出来，重见天日的。 【笔者附注】半个世纪以前，反对共产党最激烈的「西山会议派」中坚份子的邹鲁的幼子邹达兄告我，他父亲的传记，现在已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里的博士专题。一叶知秋，这一消息，已足够把北大治史的学术自由，推向世界最先进的学术行列。邹鲁可以构成博士专题，将来谁又能阻止张玉凤女士，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博士生们，研究的对象呢？如此发展下去，那么历史上的鸵鸟先生，恐怕一个个插在沙里的头，都要被拖出来了。五四以后传统史学中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个教条，早被丢到茅坑里去了。但是看现在的史学趋势，这一教条似乎还有余热。司马光作通鉴，评价历史人物说：「德胜于才，是为君子；才胜于德，是为小人。」不管时代如何变换，君子和小人，毕竟还有其若干客观标准的。有意留名青史者，其三致意焉。 所以把饿死三千万农民的人民公社的灾祸，推给上帝，说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这就是一种鸵鸟政策，可以自装胡涂于一时，三二十年之内的历史家，会把它揭发的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档案之前，历史家单凭堆积如山，而难免于鸡零狗碎的个别史料，是很难写出一部，有系统底专著（monograph）的。所以笔者在拙著上篇里，只三言两语，言其大略。可是现代历史学的书法，原有宏观微观两种方式，在人民政府有关「大跃进」这段国家档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观治史虽不无困难，可是积小成大，把千万件个别史实，用计算机统计起来，由小看大，见微知着，还是可以窥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则还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体研究计划（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jects），众志成城，始可略窥堂奥，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们只能略谈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丝微的一手史料，聊供当今的读者和将来的史家，作为个人观察的参考，余则藏拙，以待来者。 安徽饿死人的实例 发生在四十年前中国的「大饥，人相食」的史实，因为死人太多，每一个华裔家族，几乎是没有不受冲击的。笔者本人便出身于一个农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个亲堂弟德譓全家饿死。原来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则居长，德譓行三。战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无力升学，乃在家乡落户当农民，并娶一村姑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时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几只老母鸡，一对好夫妻，两个小把戏」，作个新时代、新农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颇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编入公社，吃大锅饭，一九五九年春「青黄不接」，公社无米为炊，把自己的口粮，种籽粮也早已上缴，全家断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寻觅亲友以图借贷。盖当时城市居民口粮，政府尚保证供应也。然此时城市亲友也家家缺粮，借贷无门。德譓乃加入盲流，拟在城市乞食维生。然因无城市户口，乃被公安赶回乡下。德譓向警察诉求，如被迫还乡，三数日便会全家饿死。据说警察告诉他，饿死也得在乡间饿死，不能死在城内。德譓被逐还乡之后，不出三数日，一家四口便同时饿死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签证返芜湖探母，曾询及德譓。家人从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词，不敢实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换教授身分返国授课，此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言禁大开，乡亲乃告我德譓饿死实情。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德譓之死开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农村的玩伴：小乌龟、小和尚、杨道士、小根子几乎全部饿死，死的情况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粮，则无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当年饿死者往往以青壮年男子为最多。怪而询之，原来青壮男性，往往自信体健，不易饿死，有时寻点粮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无知，终日叫饿，为父心有不忍，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远挨饿了，偶尔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北京和山东，所听到无数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听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为饥民往往于夜间盗墓，偷吃死尸也。更无法卒听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儿女熟睡时，用枕头或被褥把他们闷死，然后与邻人交换「蒸」食。这就是古史上所说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现代版。朋友，您说是夸大吗？实例至多，乡人言之凿凿，吾为之战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饿死多少人，我记得在母省旅行时，面包车司机为我指点，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终无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谈，我不忍卒听也。学界政界朋友，估计我省饿死者，盖在二百万与六百万之间。据说政府曾有统计。在官方数字公布之前，任谁亦不知其确数云。吾有一四十年党龄之老友，发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亲眼所见，我省饿死数百万人之实况写下来，留为信史。有他们这样的第一手著作，笔者三言两语，谈点皮毛，就难免隔靴搔痒，微不足道了。记绝对真实的所闻所知于此，只略备探亲之鸿爪也。 刘少奇升任国家元首 安徽省和山东省，在大跃进时是重灾区，受祸最惨。两省加起来饿死人数在千万以上。若与东西欧、南北非，或中南美诸小国人口相比，则全国人死尽矣。思之岂不惊人？那时其它各省受祸虽不如皖鲁两省之烈，然亦无一省幸免者，真是千古奇祸。人死得如是之惨烈，当时中共全党，亦为之震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自刘少奇而下几乎全部出动下乡调查。对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这是朱德元帅在全国视察后的评语），无不众口交责。毛泽东自已在出巡之外，并派其随身卫士，还乡密访。得报也是全国一片糜烂，军心不稳。根据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揭发」，当年各高干目睹灾情之严重，上「万言书」向毛氏抗争，固以彭德怀最为垂名史册，而个人情绪反应之强烈，刘少奇实更为义愤填膺；刘氏竟公然号召农民向党中央反击抗命。 【笔者附注】个人曾根据红卫兵后来所揭发的新材料，为刘君试作一新传，曰：「刘少奇，刘少奇集团，刘少奇主义，载「第一届中美『中国大陆问题研讨会』专辑」，一九七一年台北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印，页一四三─一五六。笔者当时读史书的印象，认为彭信多系讲情说理，刘少奇在初开始时对毛氏胡作非为的抗议，则是义愤填膺，情难自己，十分情绪化。刘氏后来转而拥毛批彭，显然是毛氏在一九五九年春，向刘「让位」结果。而刘却因为这一让位，终至死于非命，比彭德怀伤残至死的下场，有过之无不及。 全国各省大批饿死人毕竟是件大事，在群情激愤之下，祸首毛公也知道情况严重，而思有所补救。尤其是数十年来，和他最亲密的同乡、同学、同志，一文一武的两大肱股，刘少奇、彭德怀，都有从事窝里反的趋势。刘彭联袂造反，纵是毛泽东，也感到有点「紧张」了【见上引刘传，注五二】。很明显的，毛公就把他在江西打AB团时，就已纯熟运用的拉一派、打一派老法宝祭了起来。毛氏是拿得起放得下的盖世英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决定把「国家主席」这个最崇高的宝座让出给刘来继承，以争取刘对他的全力拥护，以分彭刘之势。在中国的传统治学上，孔夫子就说过，「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而毛氏今日为争取刘少奇的合作，居然以国家的最高「名器假人」，实是一着最大的「险棋」。（文革后期，刘少奇被搞死之后，林彪就想这个位置，毛就绝对不许了，这才激起了林氏父子的「五七一计划」。到时再说。）这着险棋的落子也可看出毛氏敢作敢为底草莽英雄气质。毛氏看烂「三国演义」他就取笑「父子皆豚犬」的袁绍，「多端寡要」，拿不起，放不下，所以才为曹操所败。英雄们都是最大的赌徒，你要赌翻摊、牌九，和二十一点，输了，你要有把老婆孩子也「押」到赌台上去的雄心，才能翻本，才能发财。畏首畏尾，婆婆妈妈，「多端寡要」，哪能上得了赌场，玩得了股票。萧何曹参，原都和刘邦是穿一条裤子的朋友，等到他们要联合造反了。萧曹都怕「秦人诛九族」，才公推刘邦带头。后来项羽把刘邦的老子捉去了，逼迫刘邦放下武器，否则人头相见。刘邦说你把我老子宰了、烹了，可别忘「贻我一杯羹」。乖乖，这才是英雄；萧何、曹参、周、张闻天都绝对做不到，那你只有让「老毛去领导了」（这是彭德怀的名言）。 蒋介石也是这样的人。他们国民党人当年革命失败了，落难在上海卖股票，戴季陶、胡展堂都把裤子输掉了，只有「蒋伟记」（介石的行号）一家赚了大钱，云云，何足异哉？何足异哉？记得沈亦云女士（黄郛夫人）告诉我一个故事：蒋公微时，某次当庄赌牌九。饿了，招呼姚夫人，煮点东西来吃。姚煮了一碗年糕呈上。蒋接过一看，未说二话，便连碗带年糕，从众赌徒的头上丢了过去。因为庄家手气正不好，而年糕之形，像牌九上的「鳖拾」也。乖乖，这计英雄气魄，胡汉民、汪精卫做得到？所以才败下阵去。 毛氏这次让位，是早在一九五八年底，便放出口风，他说将于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于翌年「任满」之时，退位让贤。因他本人年事渐高，身兼两主席，实不堪劳瘁。然一旦倦勤，深恐引起全国不必要之震动，故先辞人民政府主席一职，迨接班程序稳定，他或将两职同辞，以待贤者。毛虽未言明让位于谁，然大势显明，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刘少奇副主席，应是当仁不让之人选。 毛主席放出此政治空气之时，情辞恳切，曾惹起全国人民之同情，和刘副主席肝脑涂地的效忠和知遇之感。本来嘛，人民中国之开国是何等艰难。开国之后如今天下承平，开国元勋，功成身退，揖让为国，三代以下无斯圣，国族前途真是一片光明也。果然说到做到，当二届人大在一九五九年四月集hui北京时，毛主席谦恭退出竞选，刘副主席乃以全票继位。全国一片欢腾。斯时我辈在外遥观，也为祖国庆幸不已。君不见北美合众国之有今日的超级富强，如无早期开国者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诸贤之揖让为国，盍能至此？我祖国历经百年苦难，终于也有今日，亦步亦趋，走向北美式的富强之路，我辈侨民虽流落海外，亦当为祖国大浮三白也。 全国仰望庐山的神仙之会 不特此也。更有锦上添花。俗语云，福无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在全国全党的期盼之下，毛主席更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通知中央有关部会，以及地方各省市书记，于七月初在避暑圣地庐山，召开工会议，也就是所谓「庐山会议」。这一会议当时给全国朝野一致的印象是「纠偏」、「纠左」，将三面红旗的极左路线，适时改正。冒进冒的过火了，及时煞车，原非难事。在毛主席的声威之下，只要他老人家发现错误，有意改正，实是举手之劳。因此，时值盛夏，大家忙里偷闲，到避暑圣地小憩数日，静候改正佳音，岂非「神仙之会」。尤其是毛氏身边有秀才之称的几位青年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都富有诗才（就诗论诗，他们三位的旧诗水平，皆在「主公」之上）。如今白日游山，晚间跳舞，风景如画，佳丽如云。【这些「舞伴」，都是从解放军各单位调来的，政治最可靠，人材最标致的「文工团员」。虽然她们却被不解风情的老粗彭德怀诬蔑为「选妃子」。见文末所引「实录」，页三五二。】岛瘦焦寒，有酒岂可无诗？美景良辰，胜会更多胜友。所以群贤奉召，初上庐山之时，大家都心情舒畅，由主席和总司令朱德带头，庐山这个陶渊明住过的桃源古洞，顿时一遍诗声。毛主席那首「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好耕田」的七律，就是此时的「即兴」之作，印发全会观摩的。四秀才踵起步韵，举国和之。无不以共此一神仙之会，为乐为荣也。因此初会两周，题出十九道，四平八稳，由六组分议。秘书们奉旨，小作结论，大家就可收拾行囊，各还建制了。毛主席雄才大略，文采风流，神仙之会，本是一时之盛事也。【李锐当时是大会纪录，随身记有详细笔记。三十年后编纂成书，不特是一手史料的历史文献，也是一本可读性极高的报导文学，值得反复研读。见李锐着「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九四年，台北新锐出版社出版，共三八九页。】 从纠左到反右的「庐山会议」 可是有谁知道，毛公此人，深不可测。两周之会，和风细雨，只是飓风之前的宁静。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因想对毛氏作私人诤谏而无法面谈，乃上一「万言书」，略抒他自己对党中大炼钢，大办食堂之个人意见。他肯定大跃进「有失有得」；但总的说来，得不偿失。大炼钢生产有限，需中央补贴，一补码十亿，数目之大超过国防预算。如折价购买「消费物资」，堆积起来，可以和庐山同高。这实在是一种「小资阶级的狂热病」云云。（「有失有得」四字曾被毛公抓住，说彭德怀人粗心细，用意至为狠毒。其实此四字只是秘书抄信稿时的笔误。彭为保护僚属，不愿辩白。） 彭德怀这封「万言书」，来得其时。毛氏将其印发大会公开讨论。此时大会参与者，从刘少奇、周而下，都不知毛公葫芦里要卖什么药，而纷纷在暗中默测「风向」。【见上引「实录」，页八十。】彭信既出，风向渐明，因为毛彭之间有历史过节。彭之不叫主席，不叫万岁，不唱「东方红」，说调文工团是「选妃子」，并不时点名评毛的大嘴巴，是全党驰名的。如今印发彭信，必有下文，是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果然七月二十三日毛公乃收起笑脸，向全体大会讲话。毛的这篇讲话，历史家如把它当成个重要的历史文献来读，他除开反复强调总路线和三面红旗绝对正确，食堂照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继续进行之外，通篇演说，可说是嬉笑怒骂，七扯八拉，随心所欲，信口开河，把大会中严肃的听讲者，不当成为国家服务的高级官员，而只是他私人的一群太监黄门、马弁和副官。主持国家大政的将相级人物的个人尊严，可说是被他糟蹋殆尽。毛氏发言态度之恶劣，竟与明朝皇宫之内的「廷杖」无异，只是没有公开打屁股罢了。 更可叹的是，这时居满朝文武之首的周、刘少奇，和十七日才赶上庐山的林彪，竟然在毛的讲演中，不时「插话」，为毛溜须、助势。一人拍马，其它二人就非跟着拍不可了。周刘林三雄带头齐拍，其它与会者百余人，谁敢不拍？这个环套，就是极权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了。 事实上郭沫若作颂圣诗，也是个连环套。你歌颂斯大林是「永恒的太阳」，你就不能不歌颂毛泽东是「两个太阳」。既然，歌颂了主席爱人，你就不能不向夫人「江青同志学习」。江青同志得势时，你要向她学习，她垮了，你就非得骂她是白骨精不可了，否则你不是变成为四人帮保持缄默，做她们的孤臣孽子了吗。这一连环套唱了起来，那你郭老在历史舞台上，又怎么不画白鼻子呢？ 因此在历史文献上，历史人物为自己的清白，无端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难堪，读史人，责备贤者，真为之扼腕不已也。 总之，毛主席七月二十三日一场讲演之后，半日之间这一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关键性作用的「庐山会议」，就从个神仙之会，立刻变成个魔鬼之会了。一不做二不休，毛氏索性宣布，在此次「政治局扩大工会议」之后，接着便在庐山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把政策落实，也把三面红旗，无限期的延续下去。同时把彭德怀，和同情彭德怀的前中共总记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定性为反党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是长期潜伏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公开化，阴谋反党夺权。毛更声称要率领全党，来推动一个「反右倾」的群众运动，加以镇压。（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两回事。反右是以党外反党的右派大嘴巴为打击对象的；反右倾的对象，则是党内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冒进的高干。）风向既定，山中警卫乃立刻奉命，对「军事俱乐部」成员彭德怀、张闻天等，加以「隔离反省」（庐山会议的警卫是随毛上山的北京中央警卫师，也就是所谓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个中队），因此顷刻之间，不但彭张等再无单独碰面的机会、游山玩水的自由，甚至在公共食堂吃饭的权利，也就同时被剥夺了。古书上所谓「画地为牢」，今日亲验之矣。 彭下林上违犯国法党章 看清了毛公在庐山会议末期的变脸，才知道他不是华盛顿，或杰斐逊，更不是搞禅让的唐尧虞舜。他把刘少奇暂时踢上高楼，只是一桩以退为进底巧妙的权术运用而已。他不把刘少奇拉到肝脑涂地底拥护他的程度，毛是不敢轻开庐山之会的。毛的厉害之处，不但是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也不开没有绝对把握之会的。如今周对毛早已驯服如绵羊，久病思动的林彪，是上山来接长国防部，前途无限，刘少奇是毛新近才「禅让」出来的嘉庆皇帝，对太上皇的知遇之恩，是肝脑涂地，说一不二的。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有周、刘少奇、林彪三人的绝对拥护，毛主席何事不可为？这就是他对开「庐山会议」的绝对把握了。 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的「八届八中全会」，一边倒的批彭盛况，和彭张等「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迫自我检讨，承认那莫须有的「军事俱乐部」，反党夺权的阴谋，以及种种不堪的欲加之罪，也就没有浪费笔墨的必要了。这儿写历史的人不得不提出一件怪现象，那就是毛开会的目的，原是以林彪来代替彭德怀为国防部长。开会之前，毛把这宗腹案是深藏不露的，等到全体大会一百余人，人人加入批彭时，毛才公开他和彭德怀的历史旧账，原来从江西时代开始，他二人就已经是「三七开」，七分冲突，三分合作。彭有历史反革命、反毛、篡党的旧账，毛早就要换掉他的，「万言书」不过是个导火线和借口罢了。 当然，不用说，庐山会议之后，彭被撤职，下放成都，林彪就正式接长国防部长了。国防部长在帝王专制时代叫做「兵部尚书」。两千多年的帝王传统中，对一个兵部尚书的嬗替，是有一套繁杂程序的，以示对国家名器的尊重。政府的内阁阁员，不是马弁副官，或保健护士，要换就换的，它总有一系列的升降程序。可是这次庐山会议，一直到八月十六日休会之时，中央常会和中央全会，均未发现黜彭升林的正式提案。这件大事却发生在休会之翌日（十七日），毛氏补开个非正式的小型的中央工会议，才决定撤彭，升林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然后再送交人大常委会去追认，去盖橡皮图章。严格的说起来，这项任免是既违党章，更违国法的，而毛公和尚打伞，却悍然为之，不以为意。历史家如对这种违法乱纪之事加以解释，那就是和尚打伞，实为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大转型中期，避免不了的落后现象吧。将来如有暇，写点有关法制转型的专题，当再细细琢磨之。 所有大独裁者都是精神病患 总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这个从「纠左」开始，到「反右倾」结束，是出乎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意料之外的。其关键实系于毛泽东这位大独裁者的一念之间。国家的庙堂大政，他老人家根据自己情绪的变化，在一念之间就可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毛公一身系天下安危。上面一计邪念，下面可怜的小民，就千万人头落地了。因此在中华五千年国史上，空前绝后的饿死农民三千万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在是从失败了的「庐山会议」开始的。我们要向五千年祖宗的在天之灵，和今后千万代的后辈同胞，交代一句，这三千万被活活饿死的冤魂，无死的必要也。他们的冤死，实出于毛某人的一念之间。要其生则生，要其死则死也。岂不令读史者为之叹息流涕。 再者，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曾两度继续强调：「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见上引「实录」，页二○七，页三四四。）他说的那么轻松。他不知道，一百万人排起队来，要几百个足球场才能容纳？杀掉过后，要挖一百个真正的「万人坑」，才能理得下去。朋友，您认为说这种话的人，「心理健康」没有问题？事实上晚年的毛泽东，已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患有极严重的「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才能草菅人命若此。（这种精神病的症状是患者自己时时怀疑他在企图暗杀他底仇人的包围之中，他要杀尽仇人，自己才会有安全感。其实这种精神病，在很多个性倔强的老祖父身上，都会发生，只是一般老祖父只能打打老婆、骂骂孙子，为害不大罢了。） 吾人搞比较史学，读中国政治史，和世界各国政治史，才知道这种精神病例，不止于毛氏一人也。所有的大独裁者，老年期都是如此的。晚年的朱元璋，就是个严重的精神病患。德国史家谈希特勒，俄国史家谈恐怖伊凡、谈斯大林，都是有相同底结论的。（彭德怀的另一大罪状，就是他也说晚年的毛泽东，就像「晚年的斯大林」。）何以如此，那就是心理学上的重大课题，一言难尽了。做这种精神病患的部属，那就真叫「伴君如伴虎」了。做毛泽东机要秘书最久，而终于被迫自杀的才子田家英，就时时慨叹毛氏反复无常，莫测高深，难于伺候。 关于「庐山会议」，今日最完整的第一手数据，应是上引李锐着的「实录」了。吾人细细咀嚼该书，就不难看出「庐山会议」的全貌。它底全盘运作，是以一个权力无限，又无法无天的大独裁者毛泽东为其主轴。他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红口白牙，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变是为非。分明是他老人家驱策九千万工农，去炼钢炼铁，他偏要说那是九千万群众对他的拥护，只彭德怀一人，唱其反调。终于把彭德怀那样一位旷世难逢的，有圣贤资质的爱国者，硬性栽赃，说他组织「军事俱乐部」阴谋反党夺权，最后竟处死之于暴徒之手。彭德怀后来死的那么惨，以彭氏之死，比诸南宋秦桧之杀岳飞，则毛某就不如秦桧远矣。因为秦桧还承认岳飞的罪状为「莫须有」，不像毛某之栽赃到底也。 四十年过去了，如今彭毛二人墓木皆拱，吾人推动鼠标，执简书之，是非之间，岂不皎如日月？而那时全国中央和地方数十位主持国家大政的中枢将相，和封疆大吏，都围绕着毛氏一人打圈圈。无法理，无原则，一切全以他一言为定。而他老人家，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上，朝秦暮楚，一无规矩纯墨可循。而日日夜夜却和幻想中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仇人」相对抗。这一幻想的心理状态，事实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企图抑毛之后，就是他幻觉上一个永远存在的黑影。其后二十年，他老人家便陷入此一走火入魔的幻觉深坑，而不能自拔，与这一黑影魔鬼相搏斗，至死方休。国事在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独断专行的、胡作非为之下，又怎能不糟呢？五十年回顾，血迹斑斑，治史者抚今思昔，怎能不废卷长叹？ 与毛共事最久，知毛亦最深的李锐先生，说毛的毛病是出在他自幼就迷信未醒的过激的共产主义，毛甚至要在中国搞「废除家庭制度」的乌托邦。但这个过激的共产主义，显然只是毛公病源之一部，给李锐先生过分强调了。苏轼作庐山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李锐先生所强调的显然只是「横看成岭」的一部分；是「身在此山中」的印象。吾人治比较史学，隔洋观火，则觉得毛泽东是个精神病人。这当然也是「侧看成峰」的另一部分。要识毛氏这个「庐山真面目」，我想成岭成峰，皆不可偏废，把诸种因素都集中起来，加以计算机分析，就虽不中亦不远矣。 读史者可能要问，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了个像毛泽东这样的大独裁者呢？既出之后，人民中国的满朝文武，和全国人民YUN 侄己廖薨旆兀空庖晃侍獠⒉荒鸦卮穑淙皇撬道椿俺ぁＲ谎砸员沃蔷褪窃谥泄贰缸汀沟墓讨校?只是个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他是我们历史中最后的一个暴君。对付这种暴君，我们一向是办法不大的。这是政治制度上的一种瓶颈问题，君不见，满清末年的满朝文武和全国人民，对一个独裁的老太太慈禧太后也是毫无办法嘛。举此一端，该可思过半矣。 解放军大换血 「庐山会议」的直接后果，便是毛泽东在中国「绝对权威」（Absolute Power）之建立。语云：「绝对权威，绝对腐化」，这就是毛泽东生命最后二十年的中国政治的绝对现象。毛虽是个自私独裁的暴君，但毛泽东并不昏庸。相反的在玩弄政治权术中，他却是九段高手。他在「庐山会议」中虽然「大获全胜」，建立了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但他也知道，全国长期大批饿死人总归不是个了局。所以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就能放手让刘少奇去收拾残局，自己在党政工作上，退居「二线」。（这个「退居二线」的行动，毛自述是一九五九年底，他自动提出的。到一九六二年，刘少奇才认真的把他落实为二线领导。）以毛的声威，他怎能「退居二线」呢？但是毛公是个能屈能伸底不动声色的好汉。古书也读得很熟。他知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他那时所忙的第一要务原是整军。军整好了，有枪杆在手，还怕搞党从政的人不听话。所以他就暂时把党政要公，让刘少奇去自行其是，虽然他对刘的所作所为，还是遥为监控的。 毛为什么要整军呢？前章不说过，高丽战争之后，人民解放军不是早已四野归一，全都变成了他底「嫡系」（且借用个国民党的名词）了吗？还有什么可整的呢？殊不知这些嫡系部队，现在都掌握在他底嫡系将领（彭德怀、林彪等元帅）之手。庐山会后，他把彭德怀的兵权夺掉了，把彭下放成都去搞「三线」（毛那时准备对美苏两面作战，战败了就退往中国西南的深山大壑里去，长期游击。西南山沟，就是毛公的「三线」）。可是代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的，却是比彭张飞更为诡谲万倍的林彪。他对彭都不能放心，对林简直就要发生恐惧了。再者，黄克诚被黜之后，代黄的又是一位搞特务公安出身的另一「黄埔生」罗瑞卿。这又是使毛夜不能眠的另一「嫡系」。乖乖，这一宗军事难题不解决，他是没空去搞党搞政的。 在毛看来，他对解放军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只有来个全军大换血，把所有的嫡系将领，至少是参谋后勤之外的战将、带兵官（长征时一三军团中的将领）全部换掉，而代之以新血（如原张国焘系统中的许世友、陈锡联等等）。不能全部换，也要换掉一大部，庶几彼此可以相互牵制。使骄纵的嫡系人马，不敢造反，搞黄袍加身。 【笔者附注】许世友之窜升，便是个极有趣的故事。许原为少林寺的小和尚，颇有武功，曾在吴佩孚部下任小军官。三十年代投入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因为骁勇善战，遽升为师旅长。张氏叛离共党后，原四方面军分子颇受毛氏嫡系之排挤，某次蒙毛召见，许竟跪地大哭。毛招手呼其：「起来，起来，还是回去带兵去。」这样许才能恢复「带兵」。递升至南京军区司令员。因此对毛的知遇之感，肝脑涂地。某次毛询其治军原则，许氏悍然答曰：「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其对毛之愚忠可知。其后在林彪事变过程中，许为对林监控最主要的力量。笔者曾撰短评论许，认为是近代中国军事转型的重要现象。陈锡联也是四方面军的人。毛最后竟擢升之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原一三军团分子，对此都至感不平。而当时在加拿大养病且死的张国焘，对许陈在中国之窜升则至感兴奋。笔者有史界友人曾访问张国焘，长谈四方面军故事甚详。我至今还保留此录音带。 将不专兵，主席才可将将 毛的第二步整军计划，显然是向赵匡胤学习，搞「将不专兵」。所有带兵官，只能奉旨带兵，私人自己不许拥有一兵一卒，像张作霖、吴佩孚，或李宗仁、冯玉祥那样。甚或像四野分立的前例。关于这一点，在周全力协助之下，毛做的十分成功。其后军区调整，司令员换班，都只能单刀赴会，不许带私人卫队或大批参谋人员，集体接事。这点制度之养成，周实功不可没。因为周在解放军中有至高威信，而没有私人系统，他的建议，既可服众，也可使疑心极重的皇上放心也。周之高明为许多古大臣之所不及的是，他功高而不震主。这才是耍政治的最高艺术境界呢。 将既不能专兵，则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成了专司军政的官员，不能染指于军令和指挥系统。这样则军委主席或党主席，乃可以将将方式，越级直接指挥各兵种如臂之使指也。如此，则林彪虽接任为国防部长，他身边却没有一连、一排，乃至一班，自己可以指挥得了的卫队。他可以发动四百万解放军来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却不能调动一团解放军，来听其随意指挥。他治下有海军舰艇百艘，飞机数千架，但除一两只不带武装，和专为交通运输使用之外，他也不能任意调动一两只，供其私人使用。纵是专供他使用的车船和飞机，他可随时飞上天，开出海，但是机场的启闭，港口的开关，他却无权指挥。正如他全家最后一次的空中航行的实例，天，他可飞上去；地，他却不能轻易的落下来。所以就葬身外国，折戟沉沙了。毛周在军事上这样的安排，也正是「西游记」上老佛祖的功夫了。孙悟空，你这位齐天大圣好厉害，一个筋斗可翻十万八千里，翻了无数个筋斗之后，才发现没有翻出老佛祖的手掌心。 罗瑞卿那位毛公心腹，接黄克诚为解放军总参谋长，最后弄到跳楼自杀，折腿沉沙的绝境，就是犯了中国「二十五史」上，说了千遍的老毛病，他未能「善体上意」而自作聪明的结果。你这个搞特务出身的大特务，如今又接长兵权，身跨军特两界，而不知善体上意，兢兢业业地去「体谅领袖苦心」（这是国民党大特务戴笠的口头禅），却和林彪来勾勾搭搭，乱抓兵权，去搞什么「全军大比武」，岂非画蛇添足，折腿沉沙，死有余辜？ 罗瑞卿之另一胡涂之点，是他也大招林彪的嫉忌，林也非除之不可。盖林之回朝代彭，意在兵权。如今兵权却在罗长子（罗在军中的诨名）手中。罗长子显然亦如国民党军中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国防部长白崇禧的关系。是毛派来制衡他的棋子。这颗棋子不拿掉，他想抓兵权，则永远是缘木求鱼的。林笃定要除罗，毛又坐山看虎斗，分而制之，不加保护，罗长子就跳楼了。 可是毛公在党政军特的操纵上，也只抓其重点，不亲细务。关于日常的管理事务，和细节的安排，那他就完全有赖于周了。而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毛也就鞠躬尽痹，死而后已。在林彪事变时，周的越级指挥，可以直达中央警卫师的一个连，亦可惊矣。 破坏党政军系统，越级指挥 我们今日回看历史，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搞合作化，搞「乡社合一」时最大的一着险棋，便是存心破坏原有的党政军系统，搞越级指挥。在人类世界史上，共产党实在是组织最严密的一个大帮会。在它那针插不进，水渗不透的大金字塔里，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不得稍违。他们推动政策时，也是从塔尖开始，层层下达，看政策的性质，规定下达到某层某层为止。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和「乡社合一」时，毛泽东就把这个体制完全的破坏了。 所谓「乡」，原是「千载犹行秦制度」的最低层的行政单位（台湾今日还是如此的）。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毛开始搞「公社化」之时，所谓「乡社合一」，就是把「乡」这一级的行政单位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公社」不是政府机关，它是共产主义的基层建制，是包罗人民生活，从出生到火葬，各方面一把抓的总体。因此实行「乡社合一」是何等严重的「改制」？按共产党的老规矩，应该由中央政治局作出详尽规划和相关文献，然后层层下达，慎重试行。可是毛在一九五八年底搞乡社合一时，他就完全丢掉了这个老香火，来搞越级指挥，一声令下，数周之内就把近百万个「高级社」，改组成两万几千个「人民公社」了。毛泽东这一破坏体制的行为，周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刘少奇则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彭德怀则痛心疾首，张开大嘴巴，点名叫骂。【参见上引「实录」，页二二五。】他骂的结果，以上诸节已道其详，而不幸的是，刘少奇由于跻身高位，对前任毛主席有肝脑涂地的知遇之感，竟在此关键问题上，对毛帮腔，背着良心说彭阴谋篡党，并指着彭的鼻子说，「与其由你来篡党，倒不如我来篡党」，云云。 由于党内外简直无一句反对的声音，毛乃一不做，二不休，把党政军特财政、外交等老的体制，一体破坏无遗。（毛在援外的款额上，往往不顾中国本身的财政困难，把议好的数目字的后面，擅自加个圈圈，在当时中国，也不是个秘密。） 纠左高潮的「七千人大会」 当毛主席退居二线，与周总理亲密合作，不声不响地搞其全军大换血之时，刘少奇主席新正大位，能者多劳，也忙的不得开交。事实上，从刘氏于一九五九年春出任国家元首开始，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这七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五）时间，他位尊九五，全国一人，是刘氏一生的黄金时代。关于刘主席的生平，在刘氏失踪之后，刘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之时，笔者由于职业感的驱使，曾细为查考，试为刘作盖棺之论。已略述如上，因为他毕竟也是我国历史上四百几十个皇帝之一，读史者对他不应忽略也。如今三十余年又过去了。笔者最近重读旧作，觉得尚无太大修正的必要。有暇或再重编之，以就正于方家和严肃的读者，对刘的许多细节故事，本篇就不再重复旧论了……。然吾人细察刘主席主政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年之间，史家秉笔直书之，错误虽亦难免，大过实在说不出，而其所作所为，功在生民，则甚显然也。 刘氏接棒后第一项要政，无疑的，便是把毛氏的极左政策，慢慢地扳回头。饿死人的狂澜，就逐渐退潮了。例如他想把农村制度，恢复到「公社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回到「三自一包」或「包产到户」的老路上去，但他却只取其实，而避其名。他不敢再用「包产到户」这个老名词，因为这个老名词，曾被毛氏定为「促退派」、「反革命」、「反社HZY」，刘恢复此老制度，则名之为「责任田」。事实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也。但是本篇所言的刘氏「新政」（亦如二战前罗斯福在美国破产的农村所搞的「新政」NewDeal一样），只是举一反三，言其要略，若要打破沙锅，则非十万八万言不能尽意。加以笔者在前篇刘传之内曾扼要言之，此处就不再重复了。一言以蔽之，刘氏的原则就是个「退」字，从毛泽东的极左政策上「退」下来，与民休息，再鼓起干劲，从头来起。 刘少奇这一政策是成功的。农村不断饿死人，这个腥风血雨，到一九六二年基本上是煞住了，农村由死亡到复生，到恢复繁荣，从头算起，少奇之力也。后期一些在安徽的基层干部，不顾上级的畏首畏尾，而大胆搞起所谓「安徽经验」，对此曾起过关键性作用，有暇当继续剖解之，整理之，庶几存真史册，以便后辈史学博士生，能跟踪继续探索也。 刘氏在复兴农村的努力之中，难免的也稍有自负，和藐视老毛的心理和行动。在刘氏心目之中，他和毛公在主持党国大政上，平起平坐，轮流坐庄，原是天经地义的（注意：周就向来不敢作此想）。当国太久了，就应该倦勤退休，做「荣誉主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事实上，在中共八全大会中，修改党章时，在刘的动议之下，就曾列有党主席退休后由党中央聘为「荣誉主席」一条。当时毛泽东就认为这一条是专为他而设的，刘也从不讳言。如今毛已「退居二线」，进一步退为「荣誉主席」，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在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刘少奇在其主持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工会议」（也就是声势浩大的，前所未有的，党政军财一锅煮的，所谓「七千人大会」）中，作冗长报告时，表面上对「毛泽东思想」恭维上天，实质上却把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来的虚妄、浮夸、浪费、「共产风」等等的恶政，所带给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和损失，批评得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有过之而无不及，刘更以国家元首、党副主席的身分，号召全国全党，今后务必要遵从民主集中制，遵从集体领导，以避免再犯过去的错误。同时把数十万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迫的干部和人民，平反、恢复名誉、分配工作，引起全国朝野一片歌颂之声。笔者在安徽有个近亲郭崇毅，就因直言入狱，在此次获得平反出狱。且看郭的自述： 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奉命以省政协委员身分，到肥西县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去视察，发现这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有浮夸，把减产报成增产，我如实向省里作了汇报。不料因此招了大祸。认定我是「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造谣破坏」。除开了数十次批斗会外，「安徽日报」还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七月十七日两次以大半版篇幅对我揭露批判。后来把我逮捕，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二年徒刑。虽然，在党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给我平反了，而且又当了省政协委员。但是，农业生产依然停滞不前……。【见郭崇毅着，「我是怎样参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载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欧远方主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五八。】 老实说，这个前所未有的「七千人大会」之召开，实是刘氏主政以来声望和权力的最高峰。从另一角度来看，也是毛泽东声望的最低潮。毛在大会中表面上也曾自我批评，认为犯过错误。他也一反三年前「反反冒进」，和根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老调，跟着刘少奇大唱其「实事求是」，以顺应刘周合着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箴言原则下的纠左改革。 两个主席争权，数千万人陪斩其实在毛的内心里，这个七千人大会，就是逼他退向荣誉宝座的第一步。所谓「退居二线」原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冬，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放的烟幕，至此竟被刘少奇加以落实。刘在七千人大会纠左的气氛中，竟然把中常委分成一二线，毛被分入二线，成为真正的「二线领导」。其后在文革期间，据江青透露的内幕消息，毛氏对这个「七千人大会」，是深恶痛绝的。然毛临场却能忍气吞声，而不动声色，真不愧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可是刘少奇这一理论、心理和亦步亦趋，对毛作离休的安排，却使他自己变成为毛氏的第一个眼中钉，毛决定非杀之不足以雪心头之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可悲的是，刘氏为人比较正直，公忠体国，而城府不深（这是他老相识、老政敌张国焘对他的评语。张氏对其他政敌，如毛、如周，都有不堪入耳的评论和鄙视，唯独对刘却颇有好评）。但是刘氏搞政治、搞党不够机警，防人之心不足，结果一身横死不足惜，最后竟因毛之嫉忌一人，而酿成数千万人为之陪斩的「十年浩劫」。他毛刘两位主席的争权，几乎搞到整个中华民族，也为之亡国灭种，为祸之烈，五十年回头看去，同胞们，匹夫当国。能不令小民胆颤心惊？ 社教运动和四清五反 以上所述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开的。也是刘少奇主政三年后，为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拥护的「纠左」政策的总结。可是有谁知道，纠左未及六月，党中央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又在是年九月底（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了一个「八届十中全会」。在十中全会里，在毛主席声色俱厉的坚持之下，一下就把六月前所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纠左政策，全部翻了案。在全会议程中，毛氏坚持全党全国，要继绩实行「阶级斗争」。他坚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见上引「国史全鉴」，卷三，页二八四一。】 毛并于同时提出要在全国各阶层推行一项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社HZY教育运动」。这一运动的主题反映在农村工作上，便是所谓「四清运动」：清公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反映在城市工作中，则是所谓「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这一来，在国家政策上说，刘毛两派就变成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敌对的政党了。白刀进、红刀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笔者附注】两个政客，分别领导两个派系，推行两个绝对相反的政策，民主代议制中，原是最正常的现象。美国开国之初，在华盛顿领导之下的大陆党，原来也是搞一党专政的。后来由于重农轻商的杰斐逊，和重商轻农的汉弥顿，两派水火不容，才分成两党，以迄于今。即将到来的二千年度的美国大选，就是这针锋相对的两党，最近一次的较量。它两党胜败之间，对我们中国、两岸之间的关系，将有不同底决定性的影响，……朋友，美国人民对不同政策的选择，可以用选票决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动枪，一死数百万人呢？这就是笔者数十年曲不离口的「历史三峡」的问题了。我们从帝王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至今还未转到底。海峡两岸如今都还停滞在一党专政心态之上。虽然台湾今日有数十个政党，但是一党独霸的传统心态，变动甚少也。我民族要在历史上「出峡」，大致还要等四十年。 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 长话短说，这个「四清运动」，从一九六二年底开始，毛刘两派为此而纠缠，摔跤，一直延长了三整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不得开交，到一九六五年底，毛派就快刀斩乱麻，不择手段搞起「文化大革命」来了。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便是这个四清运动的延续，而四清运动则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毛泽东眼见四清运动，扳不倒刘少奇，才耍赖搞起文化大革命的。 话说回头，让我们先把四清运动稍微检查一下，再及其它。为着扩大四清，毛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举行的一次工会议里，制定了一项指导四清的工作纲领，便是所谓「前十条」。刘毛那时并未正式翻脸，毛氏制定政策，刘氏还得加以推行。刘认为这个「前十条」是个极左文件，真正实行起来，一定又是数十百万人头落地，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为着保护一般党内的正常干部，和可能遭殃的善良人民，刘对这十条乃加以修正，就变成所谓「后十条」了。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刘在另一次工会议上，领导修正通过的。这也可以说是刘为保护自己的，也是曾有纠左背景的干部，不得已而为之的。 刘氏这一修正，一下就触怒了毛主席，毛几乎就在「后十条」颁行的同时，就召开另一中央工会议，立刻废除「后十条」，而代之以更左的「二十三条」（正式名称是「农村社HZY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一来毛刘二人就短兵相接，非斗个你死我活，不得开交了。 就当他们两位主席，摔跤摔得不得开交时，笔者那时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中文图书部主任。每日清晨上班时，办公桌上都放满了邮局新到的大陆发行的各类报章杂志。为着对祖国各项运动的关心和好奇心，我们对大陆出版品的追踪，可说是如醉如痴。但是当我们看到上述的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实在被弄得一头雾水，不知道文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们收集了五百多种红卫兵所发行的小报，把它们当花边新闻全看了，有许多不解之谜，才豁然而解。原来那个「前十条」和「二十三条」，本是毛主席所手订的，金光万道的革命文献，而「后十条」则是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妄图反抗毛主席，所炮制的「黑文件」。这一来才思想搞通，豁然而悟。原来如此！ 毛泽东主席颇像洪秀全天王 这个一拖三年的可怕的「四清五反运动」，毛派算是再次大获全胜了。但是对手方的刘派，并没有败下阵去。刘派之所以能最大狂风起，仍然稳坐钓鱼台，刘少奇数十年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功勋，当然是主要原因。中共之所以能打平天下，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这三位湖南老乡，如兄若弟的亲密合作也是个重要因素。他们的合作和分裂，和早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天王和东王、北王、翼王，从同生共死，到你死我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附注：国民党的桂系李、白、黄三雄在打平广西之后，也形成火并之势。其后所以化险为夷者，就是他们想到长毛的故事才罢手的。】长毛的可悲，是他们天下才打了一半，便自己火并起来，所以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和他们稍有不同的是，毛已打下了天AM火并，危险性就比较小了。 可是火并还是要火并的。在这次四清五反，和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是笃笃定定底，要把洪天王学到底了。他先杀彭德怀这位东王，再杀刘少奇这个北王，又想杀林彪这个翼王。林彪和翼王石达开一样，想搞分裂，另成局面以自卫，不成，才向翼王学习，想远走高飞，又不成，才折戟沉沙的。毛把老婆伙伴都杀完了，最后又想来对付周，无人可拉，乃再度向洪天王学习：洪秀全最后只能靠两个脓包兄弟来保驾【参阅拙著「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分册页一五二。】，毛则想靠老和侄子来保驾，如何保得了呢？他老人家最后还能躺进玻璃棺材，而没有像洪天王以黄绫裹尸，被投入阴沟，也实在是邓所说的「命大」。 刘集团和CC系的区别 再者，刘和毛的关系，也颇像国民党里陈立夫和蒋的关系。国民党的现象是全党皆知的「蒋家天下陈家党」。共产党里没这句话，却有这个事实，那就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笔者曾撰有专篇论「刘少奇集团」，可是刘少奇集团对共产党的掌握，却又与国民党中的CC系不同。CC是个棒打不散的，排他性极强的派系组织；刘集团则是大山头对小山头的呼应。众山头之间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和一致的方向性，而不构成一个像CC一样的派系整体。 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原是一个大金字塔，笼罩着大大小小无数个小金字塔。在打天下期间，它们确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形成一个钢铁的战斗组织。蒋介石不解此理，以一个单独的小脑袋，去敌两国（美苏）、一党（一个钢铁的战斗团体），不败何待。结果时不出三年便被摧枯拉朽的拉掉了。可是共产党这个钢铁一般的战斗团体，打平天下了，大家一共其安乐来，它也就钢铁一般的僵化了。僵化是从这个大金字塔的塔尖开始的。毛泽东享有绝对权力，也绝对腐化。他老人家从一九五八年冬，大搞其「公社化」开始，越级指挥，把党政军特财外运作的系统彻底破坏。党内正常的各级干部（彭德怀之外，刘周以下的勤勤恳恳的工作干部），皆敢怒而不敢言；有野心，有邪念的干部（像康生，柯庆施、李井泉、林彪，乃至后来的四人帮），就乘机搞鬼和助纣为虐；一般干脆没头脑的干部，习惯于五千年帝王崇拜，和愚忠的传统，就都跟着「主席」盲目前进，像许世友和尚那样，「主席指到那里，我打到那里」，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极左的毛派了。 【笔者附注：国民党里的蒋委员长，也是个有名的「越级指挥」专家，抗战期间，长沙会战时，一个炮兵团忽然不见了。后来发现是被最高当局，在重庆来电话「调走了」。但是蒋的越级指挥只是个「坏习惯」而已，为害不大。不像毛的越级指挥是遍及党政军各部门，而又是有意为之，以限制下层领导的权力。其为害就大了。】 但是毛氏的胡作非为，和极左路线，在党内的大小山头之间，是人亡政息，没有真正底群众基础的。全国各山头，如坐镇组织部二十余年的安子文，和带着早年「晋察冀边区」的全班人马「进城」，接收北京之后，把北京市委弄成个「针插不进，水渗不透」局面的彭真（这是毛对彭真的评语）；以及坐镇南中国，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他们对毛泽东的服从，都是有条件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也。总括说来，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以来，尤其是在毛泽东，搞极左运动，搞得全国都天翻地覆之时，刘的纠左煞车政策，实在和这些稳健的山头，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刘派的声威登峰造极的「七千人大会」期中，全国大小山头都是以刘的马首是瞻，和刘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表面上看来，他们也都是「毛家天下刘家党」的基本成员了。所以毛虽大力推动其「四清五反」的极左政策，搞了三整年，对刘实际上，毫发无损，且为识者所窃笑。在这一情况之下，毛公这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乐的斗争专家，非常之人，要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为重建他那个「毛家天下」（他老弟毛泽覃讥笑他的所谓「毛氏家庙」），彻底搞掉那个犯上作乱的「刘家党」，把全国党政系统也来个大换血，他就只有另择非常的手段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怪胎，因此也就随之呱呱坠地了。 从半年延长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这宗人民中国五十年史中的「十年浩劫」（邓的结语），当时的参与者、受害者和后世史家，都一致同意是毛泽东「亲自策划的，亲自发动的和亲自领导的」，为实行社HZY和共产主义而清除走资派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从「公社化」到「四清五反」的背景，已略如上述。它底实际的目的则是摧毁那个根深柢固的刘少奇集团，和刘少奇反极左的意识形态，而达成毛泽东绝对独裁的政治运动。 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上说，自七大以后，「毛泽东选集」之外，不许党中任何高级领袖，也出什么「选集」的。他们一律都得封起鸟嘴，在理论上、思想上，无条件的跟着「毛泽东思想」前进。可是刘少奇却是个例外。刘少奇写了好几篇理论性的著作，尤其是那蜚声世界，而被毛泽东定为「黑书」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一九五九年刘第一次出任国家元首时，「人民日报」曾以大版篇幅全载之。一时在刘上毛下的耳语声中，「毛选」反显得灰溜溜了。因此在毛的心目中，刘少奇的「黑书」，就是一切反动理论的总代表，背上之芒，眼中之刺，他非彻底除之，则食不甘味，「不吃睡药，也夜不能眠」（毛的口头禅）。 再者，刘主席在这金色的七年之中，也享尽了个人的荣耀。尤其是当他携如花美眷，于七年之中三访外国时，友邦无不以最隆重的放二十一炮的元首之礼相迎。这时毛主席如果也出访友邦，那就至多也只能听到十八九炮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刘本是一个从龙之士，开国功臣而已，如今竟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朋友，人总是人嘛。尤其是在那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时代，毛主席为着争回权位，争回荣誉，他就要持大刀、翻墙头，赤膊上阵了。朋友，相信吗？李登辉总统如在毛的位置，恐怕也会赤膊上阵一番也。 但是，毛主席显然是低估了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佛祖，刘只是个孙行者。他如赤膊上阵，亲自出马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和他那批小鬼，至多六个月就可以解决得干干净净。谁知道，他炮打司令部的结果，司令是被他打死了，小鬼却不容易收拾，结果形势失控，闹得中华帝国，遍地皆鬼，他这个阎王也收拾不了，一拖十年，就变成「十年浩劫」了。 【笔者附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氏显然自觉这一「运动只搞了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结束了，见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北京（？）出版，页六五八，毛在其它接见外宾场合，也曾提过有关六个月结束文革的估计。 古人说，天子一怒，会流血千里，伏尸百万，这就是文革的结果。殊不知，匹夫也可一怒。他仁兄一怒，只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可得到相同的效果。这就是林彪后来所说的，「丘八搞不过秀才」，但是搞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他父子、夫妻，就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来解决相同的问题了。此是后话，下节再说。 把两千万字缩成两万字的文革简史 总之，十年文革实在是人民中国五十年史中，最乱最糟、是非不明，但也是最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留下史料最多的一段。文革十年中，在祖国一片腥风血雨，烟雾迷蒙之际，我辈避秦海外，而留在大陆的家人骨肉，都消息全无，生死不明。在一种无能为力底悲伤的情绪之下，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踪大陆上的消息，想知道点究竟。就以笔者个人来说吧，身为图书馆员，对两岸浩如烟海的官方出版品，如数家珍，不必提了，单是红卫兵的出版品（像「新北大」、「井岗山」、「东方红」、「财贸红旗」、「何其毒也」、「斗瞿战报」等等），十年之间，就细读过五百余种。总字数，应在两千万以上吧。在蒋毛二公几乎同时死亡以后，两岸言禁大开。有深度有系统的专著，更是潮涌而出，有读书癖好的人，跟踪拜读，又已二十个年头了。 就以老友严家其、高皋伉俪合作的巨着「文革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十月，香港万年青图书中心增订版，分上下两册）中，其故事就比水浒传还要热闹。我也把它当成水浒传，零零星星的读了不知多少遍。其它的「伤痕文学」就不必谈了。读了数千万字的史料，最后自己问问自己，文革是怎么回事呢？仍难免一片茫然。本篇就想把读过的史料，试为浓缩成数千字，向历史课室里的学生，讨论会（Seminars）中的同行，和茶余酒后、关心国事的同胞，来谈谈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就教于高明。 毛亲校三遍的「海瑞罢官」剧评 显然是经过数年实际观察和思考，毛泽东终于一九六五年初决定发动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在文革初期他只授意江青、柯庆施、林彪、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候补书记）、姚文元（「解放」杂志编委）一伙，在上海发动，他自己只在幕后指挥，暂不露面。他发动的方式就是叫姚文元主稿，写一篇书评，来批判北京副市长，名史学家吴晗所编的剧本「海瑞罢官」，说吴晗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要替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其实海瑞这个名字，没几个中国人知道也。那原是数年之前，毛氏在厕上读「明史」才发现的，觉得他是和包公一样，正直的「清官」，因而号召干部和人民学习海瑞。圣旨一出，天下从风，吴晗就承旨，写了这个剧本，由京戏名伶马连良唱了起来，一时全国轰动，好评如潮，弄得另一名伶周信芳（麒麟童），也踵起效尤，自编自唱了一番。这原是「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原来也只是一本承旨文人所写的「马屁书」，与彭德怀的罢官没屁关系。可是它此次却雀屏中选，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的炮靶。当姚文元奉命撰写此一剧评时，曾九易其稿，历时半年以上，十度派专机密呈毛公「御览」【见「文革十年史」】；毛也承认他对姚氏原稿，亲自修改了三遍，可见其用心之深之苦也。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根据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写历史的人，就不难把毛氏发动此一运动的来龙去脉，从头说个明白了。毛的原始计划显然是先把这一运动，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揪出个既是史家，又是文艺家，也是党员官僚的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来祭旗，以发动这个「文革命运动」。从吴晗再扩大至所谓「三家村」（与吴长期合作的名作家「三家村札记」作者，「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前线杂志」总编廖沫沙）；依次蔓延至其它党内外所有的走白专路线的学术权威，再升级鼓励各大中学革命师生，向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当权派」夺权、造窝里反，来他个天下大乱，并乘机拿下陆定一把持的中宣部、和周扬的中央文化部，以及两部属下的报章杂志和广播电，以统一宣传口径，让国内外听不到一点杂声。 想不到，可能也是想象中事吧，姚文元这篇书评，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之后，反应冷淡，纵是毛用党中央的名义，推动全国报刊加以转载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华南各大媒体，则认为它立论太左，不得人心，而加以杯葛。这显然是因为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市委，和杨尚昆掌握中的广东省委，初不知此一新运动是由毛主席躲在背后，亲自发动的，并且要雷厉风行的。他们显然误认为，这只是若干极左派，柯庆施，康生者流恃毛之宠，而兴风作浪，他们也可以在必要时说服主席，而加以抵制也。这主要的原因是，毛此次所搞的，是绝对的「阴谋」，而非「阳谋」。他搞「绝对保密」的结果，连极度敏感的周，也被蒙在鼓里，对毛的这着新棋，毫无所知。党内其它高干和全国朝野，对此也没丝毫的心理准备。才有华北华南一致杯葛的情况出现。毛如一开始便披挂上马，谁又敢对他作正面抵抗呢？因此这一尴尬局面，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再者，在姚文发表之后，主席只装作同情，只表示有意发动一个文革命运动，来加以推广之时，他还是按照党的旧体制，组织了一个「中央文革命小组」（所谓「五人小组」），作为指导机构。提名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并指定彭真为组长。这个杂糅左右派于一炉的「五人小组」，竟使彭真毫无感觉，这是「引蛇出洞」的旧戏重演，也是他自己罢官、审查、坐牢的第一步。相反的，作为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竟认真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在该小组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文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或「二月提纲」。根据这项提纲，五人小组乃把这个「文化运动」的范围，完全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去，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罢官，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样，他就保护了吴晗，也把政治问题，给完全撇开了。 可是彭真这一无意的、公开的反毛安排，却激怒了暗中有意去彭的毛泽东。他终于揭开帐幕，丢掉假面具，走向前台，自己就赤膊上阵了。毛氏这一计从幕后走上幕前，为时虽短，却程序复杂。我们只能删繁就简，长话短说，那就是毛为对付彭真的杯葛，终于在四五两月，连续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经他自己「八次修改」之后，才抛出的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誓师词，所谓「五·一六通知」是也。 【笔者附注】「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都是全世界媒体上的大新闻。而全世界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苦于无法知其全文，正好有个原在北京学习的日共党员，他在北京街头花了两分钱人民币，买了一份铅印本的「二月提纲」，当他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 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底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底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 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她才被捉进牢里去。 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其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 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 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晓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 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 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 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著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著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便是六十六年之后，毛泽东主席的「红卫兵」。今日吾人来谈红卫兵，则反之亦然。毛主席的红卫兵，便是当年慈禧太后的「义和团」。一个「闹教」，一个「?革命」。毛主席有个「四人帮」和「文革小组」，巧的是西太后也有个「亲贵四人帮」，和指挥义和团的御前小组。两者都是让读史人哭笑皆非；正反两面，永远说不清的历史大闹剧。只是论规模，则后者要比前者大出一百倍以上吧了。被西太后请进北京「闹教」的义和团，大致不过十余万人；可是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检阅前来「?革命」的红卫兵，据说总数在一千一百万人上下，真是不可想象。这两位，一个无知的老女人；一个强不知以为知的老男人，为此，几乎都把国家民族弄到万劫不复的程度。是怎么回事呢？【参阅拙著「晚清七十年」，卷四，「义和拧埂！? 要回答这个历史问题，还是「气师」说得好：「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你说他复杂，则万卷书，岂能尽意？你说它简单，也最简单不过了。那就是在一个充满不平的社会里，人心动荡，身受不平的人都蠢蠢思动，也可说是民心思乱吧。清末的社会不平，权且不谈，人民中国在解放后的社会不平（Social In justice）并不比解放前，有什么太多的改善。因为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是国贫民穷，孙中山所谓「大贫小贫」是也。中共在解放后，杀了几百万「小贫」（地主、富农），但是并没有解决几万万「大贫」的问题。加以多年搞公社化的恶政，死人数千万，做土皇帝的地方干部、党员的仗势凌人，为非作歹，黎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青少年就更有思乱之心了。一旦社会发生动荡，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参加造反了。这在传统帝制时代，就会发生农民起义，共产党管得太紧，暴动不了，他们就只有寄望于朝中的包公和海瑞了。如今有海瑞、包公，甚至皇帝和娘娘都来领导造反，造反有理，也就管不得是造谁的反，和造反的头头是老几了。造反本身就是个对社会不平的发泄。 再者，解放后中共的工运，也只是制造一些另一种的社会不平。解放后，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了。但是真能享受统治阶级之特权的（如终身职、铁饭碗、医药保险、休假、旅游、疗养、儿女教育等等），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大致有几十万人的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其它几百万、几千万所谓合同工、服务工、替工和待业工，还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大家同是工人，为何有贵贱之别？这种占工人阶级中绝大多数的「贱民」，心怀不平已久，而投诉无门。忽然间「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听说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领导了中央文革小组，专替俺工人打抱不平，这真是俺工人阶级告御状，出头之时。成千成万工人上京告御状，蒙江青同志接见，谈到俺「合同工」的苦处，江青同志当众洒泪，人家是「娘娘」呢。同情俺工人苦命若此，你说她不是圣母娘娘、观音菩萨、穷人的救星、工人阶级的至高领袖？朋友，在这环境之下，你说江青同志只是个野心家、白骨精、「坏婆娘」（邓语）？江青同志也有她的革命群众和社会基础呢。 当然，社会既有其不平，大路不平有人铲，革命家、慈善家、宗教家、烂政客，和坏婆娘，也就都有他们插手的机会了。你能说只有彭德怀才是英雄？朋友，当年慈禧太后时代，一分为二的社会，也是如此呢。 不上课，管饭吃，闹风潮 总之，红卫兵的组织一经发动，立刻便如火之燎原，一发难收。读者贤达，设身处地想想看。我们都做过中学生。在我们做中学生的时代，学校忽然停课了，大代数、解析几何的习题也不要做了，英文背诵甩过一边，学校伙食免费供应，要我们青年男女，成群结队上街去闹风潮，乖乖，天下哪有这等好事？我们对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山呼万岁？到后来，搞串联，出任务，调查反革命黑材料，火车轮船一概免费。有特殊任务（像出差成都去抓彭德怀归案），还可坐免费飞机，俯看秦岭、三峡、都江堰等名胜。到处有解放军招待，小将长，小将短，恭维溜须之辞，不绝于耳。身为红卫兵小将，颈系红巾，手执皮带，雄赳赳，气昂昂，好不英俊？看到牛鬼蛇神，只要一声吆喝，对方无不俯首听命。朋友，短短数十寒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劝君应惜少年时，像这样风光岁月，一生能有几年？您怎能怪我们小将，搞打砸抢之起劲哉？只是在毛主席鼓励声中，在诸小将棒下鞭下，祖国大地上，不知又平添几干百个屈死的冤魂罢了。 如在眼前嘛。当年替毛主席佩带红卫兵袖章的，在北师大附中就读的高干子弟──小美女宋彬彬，主席嫌她芳名太文雅了，劝她要武一点。果然她就改名宋要武。其后在要武的铜头皮带猛抽之下，就有六个牛鬼蛇神被要武活活打死。后来改革开放了，这个美丽的小杀人犯、murderer，曾再度改名到美国留学，结婚、流产。霜晨月夕，面对在暗处徘徊的六条冤魂，不知她姑娘何以自遣良宵？朋友，彬彬原来也是个受害人啊。关于这六条命案，法官应该判她呢？还是应判她背后的唆使犯？想到我们美丽的祖国，何以一时变成如此的鬼蜮世界？我们又从何说起呢？ 第一张大字报 在红卫兵的大小兵团，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逐日增涨，千万个红卫兵全国「串联」，轮船火车都被他们挤得瘫痪之时，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而来。众所周知，在这数十万张大字报的领先之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记聂元梓领衔写的。聂是一位中年妇女，在北大搞党十分起劲，与该校党委书记陆平有宿怨。今次「中央文革小组」改组之后，康生、江青等乃看准北大这块政治沃土，乃想利用聂元梓与陆平的恶劣的关系，在北大「点火往上搞」。聂元梓得到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乃联合同事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贴出北大，也是中国的，第一张向上级领导造反的大字报，质问：「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是北京市委中陆的上级领导，彭则是陆在北大的同事校委。在共产党的体制中，「下级服从上级」是有其铁的纪律的。犯上作乱，向为党纪所不许。加以聂在校中声誉本不好，而宋、陆等又不知聂与新「中央文革小组」的秘密关系，乃发动全校各单位遍贴大字报加以反击，一时北大校园之内，一片字山报海，掀起了文革期间第一阵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而聂同志则眼见势有不敌也。 中央文革一见大事不好，乃夤夜将聂氏大字报原文，报向在西湖刘庄度假的毛主席。毛即下令公开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强制接收改组了的「人民日报」上，聂文乃在翌日该报上以通栏标题，与上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时刊出。一时真大白，北大全校，乃至全国的形势顿形逆转，原在下风的聂元梓，一夕之间就变成北京大学的「老佛爷」了。随之，便是一阵狂风暴雨，北京城就是造反派的天下了。所有各机关、各学校的党委领导，都变成冲击对象而摇摇欲坠了。……在同一个北京城，六十六年前曾是义和团小将们的天下啊。 「工作组」问题始末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事务的刘少奇和邓，见大势失控，二人无能为力，乃联袂飞往杭州请示，扳请主席回京坐镇，为毛氏拒绝。毛嘱咐二人回北京安定大局。这样才出现所谓派「工作组」问题。原来按共产党办理一般党务的传统，遇有大事，都由党的上级指派「工作组」，进驻各单位就地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此次刘、邓依照老办法，乃由留京中央常委一致通过派「工作组」进驻北大、清华等重点学校。盼将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轨。刘少奇为慎重其事，竟把自己的夫人王光美也派为驻清华的「工作组」成员，以了解下情。可是，这时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学潮，大家揪斗原在校中作威作福的当权派，大造他们之反，正在起劲之时，忽然中央派来了工作组，大泼其冷水，就激起众怒了。闹学潮就必然会出头头，后来的天AM事件，出了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头头，这次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开和秘密的搧风点火之下，清华北大就要产生司令了。果然，清华化九班就出了个与王光美正面冲突的蒯大富，蒯司令了。蒯司令其后极盛之时，曾拥众数千人，终至数万人，甚或数十万人，一时风头之健，实非后来的柴玲、王丹可以望其项背。 笔者在个人拙著里，曾一再强调：「天下无不是之学云」。那么我们对蒯司令这种学潮，如何评价呢？曰，是是非非。盖共产党是个极权政党，一党专政，老子独大。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大学中搞老子独大的领导，搞久了，很少不是学阀的。可是这些学阀所面对的，却也是一批趾高气扬，小子独大的小学阀，大学生，特别是清华、北大这一级的大学堂，有志青年，一旦考入这种学堂，哼！老子将来不是江（中大、交大），也是朱镕基（清华），你这个作威作福的小小的校党委、老学阀，算个屁。老子能斗你一下，就请你「坐坐飞机」。毛泽东也就是掌握这种群众心理的九段高手，面对此一情况，真是得心应手。 本来这种目空一切的小臭老九们的心态，也没啥不正常。笔者在中美两国都参加过学yun，实在觉得全世界小臭老九，都是一个娘生出的。只是北大造反派，最后竟把陆平的母亲埋在冰雪堆中，活活冻死，这就不是人类的行为了。他们为北京大学光荣的校史，写上最可鄙可悲的一页。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就在这个「工作组」和蒯司令的红卫兵斗得难舍难分之际，蒯司令终于力有不敌，被捉将官里去，而刘、邓两司令，也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之时，忽然晴空霹雳，毛主席于七月十八日，在畅游长江之后，突然返回北京，未待刘、邓有机会申诉，毛即公开申斥工作组为反革命组织，并立即加以撤除。恢复蒯司令自由，并放手让闹事的学生闹个够。一时北京城内，欢声雷动，数十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各机关的造反派乃应声而出。刘、邓亦一时手足无措，盖他二人亦不知毛搞起这个运动，究竟所为何来也。 为扩大此一红卫兵运动，毛乃于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正式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会中途，八月五日，毛氏忽然在中南海贴出一张他自已亲撰的大字报。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下一直藏身幕后三四年之久的毛主席，至此终于赤膊上阵了。在此之前数日，有人问刘，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还在感叹地说：「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它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在此之后，则黑白分明，正如邓自我检讨时说：「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参阅「文革十年史」，上，页三七，一○二。】 这一下好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就阵线明朗的表达出，它是个「打倒刘少奇和邓的中央全会」。至此全党全国也和刘邓本人一样，才恍然大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干掉刘少奇，如此而已。以后大会决议，有规范红卫兵活动的「十六条」，就不必多费笔墨了。 文靠陶铸，武靠林彪 由于毛的赤膊上阵，有许多人民政权中的不解之谜，一下都豁然开朗了。例如陶铸的升降，和最后的被迫至死的这一谜团，写历史的人就不难解开了。陶铸（1908─1969）这位湖南学徒出身的黄埔五期生，是个允文允武的领袖人才，和笃信马列的共产党员。他和林彪一样随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国共内战期间，陶原是林彪四野的骨干，解放后文革前，陶已历任广东省长、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等方面要职，有南天王之称。 在一九六五年毛泽东计划发动文革时，陶调职中枢，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六六年六月，陶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陆定一被打倒之后又兼宣传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有权指导文革小组的一切活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陶又蒙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跃升为毛林周之下的党内第四把手，可见毛对他期望之切，和倚畀之深。显然的，毛在炮打刘邓之后，希望提拔陶铸和林彪，一文一武，彼此牵制，为他大举推动文革命的哼哈二将，肱股大臣。这一现象极其明显，毋待赘述。不幸陶氏正是司马光所称述的，「德胜于才」的一个方正之士，既不像二把手林彪，主动走向极左，甘愿做主席的打手和鹰犬；他也不愿师事三把手周，对毛氏无条件的驯服。陶铸自有其个性，不愿指鹿为马，将非作是，因而他对极左派江青，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言行，每每不能同意，反而对刘、邓时有宽恕之辞，以致与文革小组唱其反调，而激起文革小组发动群众，来打倒这个「叛徒」、「保皇党」。揪陶批陶运动逐渐升级，直至把陶铸与刘、邓同列，一齐打倒而后已。纠纷拖到一九六七年初春，最后轮到毛泽东自己来落锤定案了。显然的，毛认为陶铸不识抬举，既不能引为朋友，就必然要打为仇人。在那个毛泽东年代，一旦被列为仇人，那就非置之死地不可了。毛的结语是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人，只有让红卫兵去解决他了。红卫兵应声而来，陶铸就由失去自由而失踪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六十一岁的陶铸被发现死在合肥。尸身无人能辨识，因为上面只有一个号码。在陶死的十八天之前，刘少奇的尸体也在开封被发现，也是无人能识。陶比刘小十岁，但只比刘多活了十八天。 林彪大唱个人崇拜的独脚戏 文化大革命中，陶铸这幕小小的插曲，表面看来无关痛痒，其实关系大矣哉。因为从各项史实看来，毛想把他自己的权力声望，和个人崇拜，推到巅峰，他原先的设计，是让陶铸、林彪，一文一武，来合唱其「对口相声」的。陶铸半途罢gong，终于被迫致死，这台对口相声就唱不成了。最后由林彪来独唱，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林彪这位中华五千年史上都难得一见的名将，岂是个省油灯？他眼见彭德怀、刘少奇、彭真、陶铸、罗瑞卿……等人的可悲下场，他能心中没有警惕？朋友，这只是个常识嘛。你我读史者、看戏人，都看得很清楚，何况这位最会搞「知彼知已」、「虚虚实实」、「兵不厌诈」……的历史上的「名将」？ 林将军原是个「病号」。据说他怕光、怕水、怕风，到大小便失禁的程度。我的朋友、美人张宁女士，对他就有最直接、最深刻的观察。看他老人家风烛残年的样儿，他绝不可能是个搞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他是在退休养病的状态中，被毛主席征调到庐山上去接替彭总的。自此骑虎难下，就欲罢不能了。 林彪的另一不幸，是他娶了个受过高等教育，而本质上是个泼辣无知，却野心勃勃的老婆，简直和汪精卫的陈璧君一模一样。更可叹的是林彪底两个子女。他二人为爱护爸爸，而走上了对立的路线。立果是个北大毕业的硬汉子。眼看毛公对爸爸的玩弄和压制，他气愤填膺，就要搞「武起义（五七一）计划」，来加以反抗。立衡（豆豆）是个柔弱的好姑娘，她看不惯她母亲叶群那女光棍的作风把父亲推入绝路（和陈璧君逼汪精卫做汉奸一样），她转而乞怜于周，请周总理来保护父亲……。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他们这对小青年，怎能搞得过曹操和诸葛孔明？下节再说吧。 总之，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在「十六条」的号召之下，全国红卫兵数百万人，一哄而起。大家免费旅游，南征北讨，全国「串联」的最高潮（和当年的义和团小将们一样），便是奉召晋京，受毛主席亲自检阅，「?革命」。果然在一九六六年秋季三个月之内，毛主席八度亲自检阅红卫兵，前后达一千一百万人之多。这些如潮似水，蚂蚁蝗虫一般的红卫兵小将、小义和团、小长毛……把个北京城闹得天翻地覆。他（她）们一见毛主席出现，无不涕泪交流，把「毛主席万岁」、「破四旧、立四新」……各种革命口号，喊破了嗓子。火星上如有居民，火星也会听得见……。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也因此打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纪录，而达到巅峰状态。【这时笔者有个十一岁的小外甥也在芜湖「失踪」了，把他父母急得半死。原来他也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去了。】 这次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的「总司令」，不用说是毛主席了。但是总招待、总指挥、总提调却是新近窜升党的「第二把手」的林副主席（刘少奇这时已退居第八位）。林彪不是个狂热的人。他对毛内心原是深恶痛绝的。他这次搞毛的个人崇拜，搞到如此狂热的程度，显如美谚所说的「搞不过他，就加入他，和他同流合污」的结果。 没个陶铸作伙伴，在这场搞毛氏的个人崇拜的舞台上，林彪就只有大唱其独脚戏了。毛之发动红辣驹谇酰罄戳跻坏┍磺幼琶种涞闹苯映逋痪臀薹ū苊饬恕Ｃ愿霰冉现液窭鲜档奈娜肆?奇，都不能容忍，刘去林来，林比刘要诡谲得多，而又手握兵符。刘垮之后，毛之不能容林，而林为着自卫，势必用尽各种解数来反制，二人之间又没个第三者（像陶铸）足以牵制和缓冲，则治丝愈棼，就不堪设想了。此是后话。 刘少奇主席之死 因此文化大革命发展至此，驱刘诛刘，已经沦为次要的问题了。在帝制中国的传统里，和现代极权国家的政争里，像刘少奇这样的政敌，一旦失败，都很少有寿终正寝的先例。毛对他一定要斩草除根，免留后患。刘在发现自己对毛的驱迫无法抗拒之时，曾访毛要求辞职，「还乡务农」，毛只微笑，要他读书学习，不许辞职。毛之驱刘诛刘，至此已不是问题。问题在采取何种方式而已。刘毕竟是国家元首。他一未违宪，二未违法违警。毛要动用军警法院，面子上都无法交代。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就只好动用红卫兵了。 毛是熟读古书的人。他在「史记」和「通鉴」里就学到了无数政治权术，而能活学活用之。史记匈奴列传里就有一则故事：一位单于王子想阴谋篡位，乃养了许多善射的死士。他训练他们，他自己射向何处，战士就一致射向何处。一次他把箭头射向自己的爱马，众箭齐发，就把自已心爱的马给射死了。另一次他又把箭射向自己的爱妾，众箭随发，就把爱妾射死了。最后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他把箭头射向老单于，众箭齐发，就把老单于射死了，他就继位做小单于了。 毛主席也有个许世友，主席指到哪里，许就打到哪里。但是以许驱刘，对全党全国，面子上无法交代，万全之策，毛公就决定使用红卫兵了。毛始用红卫兵斗杀高知吴晗、翦伯赞、老舍等人，都如响斯应。再用红卫兵斗彭德怀、贺龙等老帅，也得心应手，再升级，就可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了。 前已言之，在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贴出之后，群众随之大搞其揪刘批刘运动，已如野火燎原。在毛氏纵容之下，批刘群众乃迅速扩大。至毛氏贴大字报一周年时（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天AM广场，曾有三百万人集hui庆祝，「誓师」声讨。中南海内外亦聚集数十万群众，呼啸批刘。刘少奇、邓、陶铸的住宅内外的红卫兵千万人则正在以最难堪的方式（如「坐喷气式飞机」和拳打脚踢），分别揪斗刘陶两对夫妇。刘为着「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曾手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怒抗议，然究有何用？总之，从是日起，刘夫妇、子女均遭分别拘禁。刘则被关入中南海中一间囚室，日夜遭受红卫兵对身体和精神不断地磨折和屈辱，终至百病丛生，瘫痪在床，而奉命来医治和「抢救」的医师和护士，为着自保，在施诊之前，均要对刘辱骂殴打一番，然后，才打针服药，也是药石乱投。刘被磨折殴辱至两年之久，其遭遇之惨绝人寰，史家执笔记之，有不忍卒书者。 至一九六九年冬，刘少奇已被磨折成一具活的骷髅，奄奄一息。毛显然不愿让刘少奇死在中南海，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刘少奇这具活的殭尸，乃被专机送往开封，关入一幽闭小院。在这小院中，刘的生命又拖延了二十七天，在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六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终于抽尽最后一口气，孤独地死去，时年七十一岁。当他底遗体被送入火葬场时，工作人员发现尸身上的名字叫「刘卫黄」；职业栏填的是「无业」；死因是「烈性传染病」【参见「国史全鉴」，卷四，「刘少奇冤案经纬」，页四一四四─四一五八】。邓则于一九六七年十月底，由专机送往江西劳动。周闻讯乃密电江西当权派，严嘱善加保护，差免一死（见「细说周」）。陶铸命运，大致与刘相似。一九六九年冬他被秘密囚死于合肥时，尸身上挂的假名，则为王河。【见同上引「年鉴」，卷四，「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页一一五八─一一六○。】 九大前后的毛林暗斗 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原是自清君侧，尤其是搞垮刘少奇。由于刘集团在全党全国潜力深厚，不开无把握之会的毛泽东，就执意破坏党章，拒不召开中共的「九全大会」（大会应该五年召集一次）。直至一九六九年，刘集团和刘本人都已奄奄一息之时，毛就决定召开「九大」了。可是林彪这时已代替了刘少奇窜升为全党第二人。手握兵符的林集团，可比刘集团更可怕啊！九大中如何安排林彪，因此就为毛氏腹案之中（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主要的矛盾」了。 可是我们在海外，隔洋观火，却认为这一看法是「吠非其树」。狗儿追猫，猫儿跑得快，一下就跑到树上躲藏起来了。狗儿未看清楚，不知猫儿上的是哪棵树，往往向无猫之树仰首大叫。洋人看得好笑，因而有搜蟾裱越楔擝arking up the wrong tree！〞其实「林、四」都只是毛主席的两颗棋子、两头狼犬（江青同志早已公开承认她是主席的一条猎犬）。如今狼狗咬死人了。狗主无罪，警察只把狼狗拉上法庭，判无期徒刑。这样判罪，对狗儿就有欠公平了。上引宋彬彬小姐这个美丽的杀人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彬彬也是受害人。教唆犯才是主凶！ 中国共产党的「九全大会」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在毛主席底政治日程里，这个会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之会也。「文化大革命」的所有既定目标，都已达成了。如今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但是在这一新时代里，它有「五年文革」所制造出的新生事物要加以落实；它也有「十年浩劫」中途所发生的新问题和后遗症，要加以处理。 新生事物大致可以列举的盖有如下数项：第一便是毛泽东的「绝对威权」（Absolute power）之建立。文革之前，这位开国之君，已享有至高之威望。而绝对威权，全党全国再没个人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则是文革后期的事。因此在一个全国无片纸之法的大帝国里一切的军政大事，都以他的金口御言为断。他底片纸只字，一喜一怒，都是法律，也都是全国政治气候的风向。可惜（也是可叹可喜吧）他老人家已渐入暮年，「老王晏驾」可期。宠臣、佞幸，固在准备接班；敢怒而不敢言者，也不无「看尔横行到几时」的乐观期待。因此这个一千五百人的大会，开得非常成功。举凡毛氏极左的意蒂牢结，什么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所推动的四清五反、文革命等等实际工作成果（如肯定刘少奇为「内奸、工贼、叛徒……永远开除党籍」），都一概落实。 再者，为酬劳有功，在修正了的「新党章」中，也破例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根据后来党史家的观察，这篇新党章删去了党员权利的条文，只有党员义务的条文，「党员处于无权利之地位」。新党章内也「没有了丝毫党内监督」【见「国史全鉴」，页四一七五】。因此九大虽然很成功，但也制造了新问题。 公平处理「九．一三」 对「九大」所制造出的新问题，不吃睡药就昼不能眠的当然还是毛主席自己。罢掉个彭德怀，突出个刘少奇；搞死了刘少奇，又换上个林彪，并且写入党章。这在毛公「不断清党」的安排之下，简直就是王小二过年了。为免养痈成患，毛在九大结束之后，立刻便作出收拾林彪的安排。地点还是选择了收拾彭德怀的庐山！ 现在我们还得回头看看九大。九大原是结束文革的论功行赏之会。而在文革中，全力襄赞毛公，不惜自身毁誉的，原有「林、四」两组势均力敌的鹰犬。九大论功行赏时，所有党政军要职因此也就由这两组人马分担了。且看下列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唯一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笔划排名）、陈伯达、周、康生 政治局委员：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按简体字笔划排） 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在这群统治中国要人的名单里，除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等备位元老，和毛公的公安系统中的康生、谢富治、汪东兴以及许世友、陈锡联两位原是张国焘归属的军区司令员之外，就是林四两派的天下了。林四原是同林鸟；是一个动物园饲养出来的鹰犬。现在毛主席可要把他两派分开来互斗一番了。 设置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是非 显然是为解决林彪问题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在一九七○年八九月之间（八月二十三日─九月六日）在庐山召开的。主要议题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在修宪的消息中，毛曾一再明言和暗示将不再设置国家主席。这显然是防范林彪的第一着棋，因林彪和其夫人叶群，尤其是后者，早就有志及此。以故在二中全会开会之初，毛立即作此声明，而为林彪所反对。林认为一国不能无主，因此力劝毛公回任国家主席，毛曾六拒其请。斯时身为政治局五常委之一的陈伯达，竟然也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个元首，林党中人，自黄永胜、叶群以下也一致附和。 二中全会时，林彪还有个罪状叫「天才论」，那显然也是个欲加之罪。林彪从江西时代起，就是毛党的骨干。在西柏坡时期，王明就是因为有暗结林彪，挖毛公墙脚的嫌疑，为毛所痛恨。王明其后不逃往苏联，下场不会比陶铸更好。国共内战末期，林彪主宰东北，毛主席曾有「关以外，将军主之」的名言。将军将百万之师，未辱君命也。 「文化大革命」中，毛引林彪为第一号打手，林彪也是「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的愚忠人物。为毛背黑锅做代罪羔羊，血债如山，为全党全国所痛恨，至今未已。然对毛未辱所命也。 举世皆知的毛主席的「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个天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也都是林彪炮制起来了，叫了多少年了。主席老人家，一直被叫得飘飘然呢。怎么文革刚结束，狡兔尽死，走狗待烹之时，一下都变成罪状和「屁话」了呢？（毛告诉美国老友斯诺之言。）毛公这一逆转，使读史者都不能理解，首当其冲的林氏夫妻父子，对这个「B-52」的翻脸不认人的狡诈，就恨入骨髓了。（注：B-52是一种美国重轰炸机，林立果用作毛的代号。） 极左派军师陈伯达的下场 毛主席为警告林彪这个军人集团，不得妄窥大位，乃先捉起一个秀才陈伯达，以杀鸡儆猴（毛说，这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林系全班男女都被迫作口头和书面检讨之后。大会刚散场，陈伯达就以反革命大罪锒铛入狱了。 陈伯达（1904-1988+1），福建人，曾任教授，为一留俄归国的老共产党员，抗战期中去延安，做过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于写作，有「夫子」和「理论家」之称。解放后随毛流入极左派。五十年代中期，毛氏大搞公社化时，「人民公社」这一名词，便是陈伯达发明的。文革发轫时，那项极左文献「五·一六通知」的原稿也是陈氏的杰作。「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陈氏迅速上升，至为全党第五把手（陶铸当时名列第四）。九大中，陈再次擢升，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五常委之一。名次竟与周相颉颃，甚或有以过之，实为陈一生搞党从政地位之最高峰。孰知，在上述二中全会中，偶一失言，竟于一夕之间，从琼楼最上层跌入谷底。这时党中央亦发动全党「批陈」，来势之猛，不在批刘批陶之下也。其实毛之原意显然是以陈代陶，制衡林彪，而陈未能善体上意，致沦为陶铸第二。批陈事小，其作用（且用个台湾政治术语）盖为山雨欲来之批林运动「造势」也。我国古法家有言，「用智莫如乘势」。形势比人强，大势所趋，虽千万人吾往矣。毛公当国二十八年，无年无月不在搞运动，然无一运动，不从「造势」开始也。如今批林之势已成，尤其是毛氏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又决定「南巡」吹风，公开批林。看趋势风向，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召开，必为批林整林之会。届时林彪夫妇和林系人马，势必亦步亦趋走上刘少奇、陶铸的绝境！ 小舰队VS.B-52 这一来，林氏父子才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为着冲开毛主席所布置的天罗地网，二十七岁的林立果，竟自作聪明的，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伙同他在空军总部里，几个副处长级的青年同事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由于执笔，草拟了一份搞武装政变的计划叫「『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就是「武起义」的谐音【全文见上引「全鉴」，页四四五一─四四五六】。同时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执行此计划的小团体，叫「联合舰队」。这一名称是立果看日本电影所得来的灵感。【见「文革十年史」，上，页三四四。】 立果乳名老虎，是林彪、叶群的儿子，一九六五年他二十一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即由林彪介绍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低级职员，二年由吴介绍入党，三年被擢升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由于林副统帅的关系，司令员以下的各级领导，对他都奉承备至。军中因有「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的顺口溜。【见「全鉴」，页四三六六。】 立果是个很标准的「高干子弟」，气大才粗，目空一切。但他也确是个很杰出的北大毕业生。此时他父母为他寻找异性对象，一时传为「选妃」，轰动全国。后竟然找到一位绝代佳人，文工团员出身的张宁小姐。张宁曾把他二人的哀艳故事谱成专书，笔者曾应约为她写了一篇长序。有深入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也。 但是他此时不知轻重，要以他那支「小舰队」，来对抗那无坚不摧的〝B-52〞，那就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了。原来毛主席在「批陈」高潮之中，宣布了短期之内召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之后，乃决定专车南巡，安抚四方，稳定阵脚，使两会开来万无一失。主席专列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自北京开出。携有名厨、美女、医师、护士、随员、警卫和羽林军八三四一部队数百人，浩浩荡荡，直趋武汉。沿途戒备森严，各省文武百官，恭谒请训，请圣安如仪，这皆史有前例，远自秦皇汉武，隋炀帝，以及康熙爷、乾隆爷，六下江南，七下江南，故事哪里说得完？如今毛皇帝下江南，熟读史书的人，都不会大惊小怪也。 毛主席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绍兴、上海都分别驻跸，召见各省督抚，文武百官，或安抚或警告，各取所需，在一片万岁声中，毛特别提出林彪近年所犯的错误，以及他自己和「中央」，如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菩萨心肠。毛亦庄亦谐地说他用尽「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底一切方法，削弱了林彪集团，以暴力或以和平转移方式夺取国家政权的一切阴谋。暗喻文武百官，莫再对林副统帅存丝毫幻想，自取灭门之祸！ 毛这系列所谓「南巡讲话」一出炉，立刻有人报告在北京的总参黄永胜，黄立刻转报叶群、林彪。老虎自然也立刻得报，他就要立刻发出「动员令」，要他的「小舰队」立刻向「B-52」开火了。在开火之前，他显然要老爸写张手令，以俾号令全军。果然林副统帅就在九月八日，写了一张手令曰：「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是林彪生前搞武装政变，唯一的第一手证据，而这证据是他逃离中国前五天才写的。 「何以在逃亡前五天，才决定搞武装政变？」严肃的读史者不免要问。 我们的观察是林彪生前对于搞武装政变，始终是犹豫不决，直到最后已无可挽回之时，在老婆和儿子的催逼之下，才匆匆地写了这十四个字。我记得汪精卫对做汉奸投日，也始终是犹豫不决的。直至木已成舟非干不可了。陈璧君再逼问他，不能再「反悔了」。汪才说：「决定了，决定了。」林彪的「决定了」，岂亦如此哉？！吾不知也。 刺毛的闹剧和林彪之死 关于林立果的小舰队刺毛的闹剧，我底中西朋友和学生们，都把它当成侦探小说来看。亲毛的总会诅咒林彪父子如何叛国反党，这样，那样……；恨毛的则慨叹这样那样，棋差一着，如何可惜可恨云云。笔者喜读史书，阅人多矣，从不作此想也。因为林立果这几个毛头，能把老毛杀掉，岂不把早年的蒋委员长气煞哉！蒋公当年出了天文数字，二十五万银元的赏格，要购毛之头而不可得。其后想杀毛的世界仇人，会少于一百万？而毛之头无恙也。你这几个毛头，有若是之本领，能把毛公宰掉哉？不怪自家无见识也。 予亦尝细玩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觉得它只是童子军帐棚之内的一种露营笔记，哪能算历史文献？写这样历史文件的去乱搞杀人的政变，只能算是自杀了。果然在上海刺毛不成，被毛漏网而去，专列一溜烟便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安抵北京。立果得报，不得了，毛主席马上就要抓人了，林氏全家乃匆忙逃窜。这一情况不是不可预料的，为啥不早为之计呢？立果这个少不更事的毛头，害了他全家，也害了美人张宁！ 再者，林家于十二日深夜十时半从北戴河赶往山海关机场的情报，是林立衡（豆豆）告密的。豆豆与其母叶群早有矛盾，与其弟立果亦不协调。她向周告密，恐亦非一朝一夕之偶然事件也。林彪对他一家四口的矛盾都掌握不了，遑论党国大事。 还有林家匆忙逃走时，他的卫队曾奉命阻止，而晚了一步。他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也在半途跳车，并与立果开枪互击，凡此皆可说明，林彪的逃跑，非正常的逃跑也，而是一种变相的「越狱」。他们林家在「中央」不动声色的严密监控之下，早已身在牢中矣。不自知耶？抑是知亦无可奈何耶？！ 记得大陆上有一位前高干朋友告我说，你们在海外说俄国是铁幕，中国是竹幕。告诉你，我们毛主席的中国是个「铁桶」！吾读史至林彪逃亡记，才粗谙吾友之言的真意。 总之，林副统帅那架二五六号三叉戟，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零时，从山海关空军机场于黑暗中冒险起飞。一机八男一女，却未带领航员和足够的汽油。周总理接报，曾用传呼电话，向该机呼叫，劝林氏回头是岸，未闻回音。该机终于凌晨一时五十分穿越国界飞入蒙古。当周总理以此消息报于毛公时，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谁知他此去未到四十分钟，约在二时三十分，三叉戟就坠毁于外蒙的温都尔汗。曾经显赫一时林副统帅的一家，就机毁人亡了。 林氏坠机后，欧美曾盛传，林彪在瑞士银行存有私人存款美金四百万元。此消息的正确与否，就要看人民政府将来开放的国家档案了。 毛周双亡的历史意义 林彪死后，毛周二公也只有五年好活了。二人皆身罹绝症。走入历史朝夕可期。四人帮虽一帮独大，还在兴风作浪，然张春桥、江青那一套，比林立果的「小舰队」高明不了多少。这一群小猎犬，虽然还在仗主人之势，狐假虎威，继续搞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希望干掉周公就可以向毛公接班了。毛泽东虽也有意去周，以扶植老婆接班为武后、慈禧，然强弩之末，尸居余气，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四人帮没个老头子作后台，兴风作浪，就是自取灭亡了。 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都曾一再说明过，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是个「政治建制」（Political Institution），代代承传有人。（事实上，周死之后的邓、胡耀邦、赵，乃至今日的江、朱镕基，都是接周氏衣钵的。）古人所谓「五世其昌」也。而毛则是个独夫，人亡政息，一世而斩。 毛是个熟读古书之人，他似乎也看到这一点，虽然角度不尽相同。毛虽有意栽培寡妻，但他也觉得四人帮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爱莫能助。溺爱之反足以害之。毛的角度是他底老经验：「枪杆出政权。」解放军是政权之本。但毛也极为清楚，他警告四人帮说：「我活着，解放军跟我走；我死后，解放军跟老帅走。」 因此他活着的时候，要把老帅杀光（像朱元璋那样），才能传妻。但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杀掉三个──彭德怀、贺龙、林彪，已筋疲力竭了。还有七八个（包括二野政委的邓）未杀掉，老婆哪能接班呢？──可叹的是无知的四人帮，乃至后来凡是派的头头华国锋也不明此理，因此一个个都被「老帅」们消灭了。所以林彪死后五年（1971-1976）直至毛周双亡，中共政权走向一个「反高潮」（Anti-climax）的灰暗时期，不值得再过分浪费篇幅了。故事就说到此处为止吧！ 汉末的十常侍．明末的魏忠贤 最后，读者们或许还要问问我们搞历史的，对文革，甚至毛政权整体的评价。这是一本大书，一言难尽。我们只可说毛政权最后二十年，不但搞得死人数千万，文物财产被他破坏得无法补偿。最糟的还是他把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我们肯定在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中，毛泽东政权，是传统帝制的回光返照。但是在两千年帝制传统里，也只有汉末的十常侍和明末的魏忠贤的乱政，才差可与毛政权相比吧！乞读者教之，为幸。 于美国加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