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研究]

如何化解我国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

----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发展的矛盾，

即各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争夺而引起的矛盾，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观察家 田南雁

2004年12月13日

E-mail：tny0374@sina.com，

一、对当前中国社会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的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移到各个利益集团中间，强势利益集团对财富的争夺和瓜分不断加剧，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强势利益集团如果得不到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和平衡，便可能贪得无厌地无限制地攫取社会资产。

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对强势利益集团做一分析，目前我国最大的强势利益集团是谁？当然是政府。其次是大型国有企业，再其次是整个城市利益集团。除此之外的社会群体都可称为弱势群体。当然，即使在一些非强势利益集团之间，也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

但在目前的中国，政府这个最强大的利益集团的追求，往往是引起和激发许多社会矛盾的主要原因。如果处理不好政府这个强势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和群体的矛盾，政府便可能产生危机。其他的强势利益集团也需要注意，要照顾好社会上的弱势集团，要将发展的好处和成果均衡地分给整个社会。如果不是这样，社会矛盾便会不可避免的激化和爆发。

因此，我们可以将目前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总结为发展的矛盾。它反映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政治处理机制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在一种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的时代，仍然以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手法进行管理，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一、温家宝总理最近指出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十一月五日，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政府在今后的一个重心工作，就是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依法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诉求，在实践中体现出执政为民，维护社会稳定。要不失时机做好工作，把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局面减少到最低点。温总理说：多年来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社会上强烈的抗争呼声和活动，再次对政府敲响警钟：危机就在面前，矛盾正在激化和爆发，大局性的社会和政局动荡正在逼近，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增强忧患意识，确立社会危机感，是正确、科学、认真的态度。温家宝总理讲话的第二天，中办、国办发出了《关于必须及时、认真、求实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文件，下达到地厅一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

该文件附的资料披露：今年一月至十月底，除西藏外，全国三十一个省市，有三百三十七个地级市和一千九百五十五个县级，发生过未经核准的一百人以上的游行集会活动事件。其中，城市每天发生一百二十至二百十五件。农村每天发生九十至一百六十件。游行中场面失控，发生警民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者，今年以来已有一百九十七件。该文件附的资料还披露：参加游行示威集会等活动的，还有政府干部、科研人员、离退休老职工、中小学教职员工、退复员军人和武警等。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等省，都发生过老红军、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模上街游行示威。

二、城市和农村发生游行示威的主要原因

该文件所附资料表明：导致城市群众上街的主要因素是：群众利益受到侵犯；职工失业率高企，生活困苦和对前途绝望：党政官场腐败、特权、滥权，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各界反对；社会贫富二极化，已经形成官僚有产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对立；地方政府的政策措施，损害中下阶层的利益；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诉求不能得到正常渠道表达。

导致农村发生游行示威、导致农民抗争的主要因素是：农业政策不能保障农民利益；农民始终处于最低阶层的地位，长期承受各种税务沉重负担，丧失了积极性；地方官僚的土政策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和侵占，逼迫农民抗争；地方政府长期对农民的诉求，有意压制和虚构实状。

三、城市的五级内部通报制

从今年七月中旬开始，中央对城乡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对政局稳定的影响度，已经订了五级内部通报制。城市地区的五级通报制如下：城市地区发生未经核准的游行、示威、集会，人数在三十人或以上者，必须在八小时之内就初步原因、事态发展、处理和解决意见，上报中央；人数在一百人或以上者，必须在四小时内，就初步原因、事态发展、处理和解决意见，上报中央；人数在五百人或以上者，必须在二小时之内，就初步原因、事态发展，处理、控制、化解意见，士报中央；人数在一千人或以上者，必须在一小时之内，就初步原因、场面控制，有关党政负责人到现场处理情况，上报中央；人数在五千人或以上者，所属省（区）领导应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调解，力求防止事态恶化，并即时上报中央，根据事态变化，随时向中央报告。

四、农村的五级内部通报制

农村地区发生未经核准的游行、示威、集会，人数在一百人或以上者，必须在八小时内，就初步原因、事态发展、处理和解决意见，上报省（区）党委；人数在五百人以上者，必须在八小时内，就初步原因、事态发展、处理和解决意见，经省委上报中央；人数在一千人或以上者，所属市、县领导应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调解，控制事态恶化，并在四小时内，就初步原因、事态发展、处理和解决意见，经省委上报中央；人数在五千人或以上者，所属省（区）、市领导应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调解，力求防止事态恶化，并即时上报中央；凡发生千人或以上，跨乡村地区，暴力冲击县级以上党政机关，暴力冲击公安、金融机构、国家仓库，与维持秩序的公安、武警发生冲突，造成十人或以上伤亡的，所属省（区）、市领导应第一时间到现场领导、调解，平息事态恶化，并即时上报中央。

五、中国已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对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已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对立。第一个特征是，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变化，未来几年可能遭遇挑战，需要做出安排，这是重点考虑的一个方面。

首先，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由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放在这个格局当中去考虑。

其次，这种格局趋势已基本定型化了。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但最近几年的改革与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的改革处在利益调整的过程当中，而最近几年利益调整的结果已大体定型。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已基本定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了。我把这一过程称之爲结构定型化的过程，这个定型化的过程对社会産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阶层间的门坎开始出现，阶层内部逐步出现认同意识。同时也出现了不同阶层间的对立意识。对内来说是“我们”的意识，对外来说是“他们”的意识。

三是社会流动出现新的趋势。由于社会在不断地寻求变迁，与此同时就面临着城市化的进程，阶层之间的流动有降下来的趋势，这与阶层间边界的出现、门坎的出现是有关系的。在一些比较弱的阶层上出现凝固化的趋势，如工人。工人在改革之前还有一些流动的机会，如提干，提不了干还有从机关到科室的机会。但是这几年工人想发生变化已非常困难，机会越来越少。这种流动减少的结果导致对未来的期望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减弱的趋势还包含着一层意思，就是向下的流动，向下流动是这几年逐渐形成的。大部分农民(不是小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是绝对下降了，还包括一部分失业下岗的职工，以及部分农民工，这是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

四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开始産生挫折感。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有他自豪的一面，也有可保留的一面。但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了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社会层面上发生的这些变化。

六、失业问题的新概念

孙立平对于失业问题提出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概念是老失业群体，主要是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失业群体。就这个群体来说，第一个判断是已经到了最高峰。第二个判断是从年龄结构来说，大体在40-50岁之间，由于年龄的变化，利益需求也发生变化。我在辽宁和吉林做过调查，我认爲，不要过于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就业问题，因爲很多就业的数位还没报到中央，这些人又失业了，就业是非常短暂的。政府应当主要考虑养老和社会保障这个低限度的安排问题。第三个判断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这些人的基本生存不成问题，但生活艰难。对弱势群体来说，我觉得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物价。第四个判断是，包括一些30多岁的技术工人在内的一部分人现在对自身已经不抱什麽希望了，家里的积蓄可能都会花在子女身上，只要子女有希望他们就不会彻底的绝望。但是在一些地方，子女的发展也已经成爲问题。

另一个概念是新失业群体，指没有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待业人员。首先在数量方面，新失业群体可能在一些地方已成爲失业群体的主体，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爲失业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这些人原来高中或初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社会上闲荡，当时只有16-17岁，主要靠父母维持生活，但是现在有的人父母已经去世了，有的已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生活变得很艰难，将来他们的前景更需要社会关注。然而现在一提起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更多的是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问题，对新失业群体则缺少关注。再次，新失业群体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爲弱势。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们连描述自己生活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果将来老的失业群体抗拒的方式是上访、静坐、拦车，那麽新失业群体将会是扰乱社会治安，甚至是犯罪。

七、建议建立请愿机制，防止社会矛盾冲突

对于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孙立平认为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利益的分化形成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弱势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抗争，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例如自焚事件，政府应该看到大部分闹事是由利益分化导致的，地方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不利于用法治手段维护社会稳定。二是由于这样的处理方式，导致这些弱势群体的抗拒行爲出现一种跳跃性，从默不作声到温和上访，接着发生极端事件：自焚、杀人等。这里，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搭台阶。比如建立工会、农会和请愿等机制。应该在温和的抗议和极端的抗议之间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极端，这样才可能会使这些矛盾和问题得到一些缓解。

八、值得注意的外电评论

南德意志报就施罗德总理访问中国发表评论说，“施罗德这样的乐观派认为，经济变化必将带来政治开放和改革，中国必定会更为自由。但是，这是一个美好的、可惜是毫无依据的希望。”“虽然中国的政治确实在转变之中，但并不一定朝着西方希望的方向变化。共产党在实践中抛弃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论，他们的胸膛紧贴资本主义，同时他们继续镇压对其权力的任何挑战。这个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形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这个政权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一些观察家认为，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使中国拉美化。中国党的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

外部的评论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某些倾向。这种倾向就是过多地注意追求经济增长，追求长官政绩，忽视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切身利益，最终导致人民大众对“经济发展”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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