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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父子与胶东半岛 ----陆思义与卢斯传记 新华通讯社 仲大军 1988年5月 世界上当今最有影响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亨利·卢斯竟然出生在山东蓬莱，第一次得知此事时，惊讶不已。继之，读了在美国晚年定居的一位长者的文章才对卢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更凑巧的是，去年有一位同志向我所在的出版社投书，说要翻译一本名叫《卢斯和他的帝国》的英文书。拿来一看，正是《时代》杂志创办人卢斯的传记。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写信去美国，与卢斯的儿子亨利三世（现任卢斯基金会主席）联系。他在回信的同时，寄来一些有关《时代》公司和他父亲的书。其中有一本是他爷爷的传记《路思义传》，书中详细记述了第一代享利卢斯（他们爷孙三代都取名亨利）早年来山东烟台地区传教与办学校的经历。就是这本书萌发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念头。因为它告诉了我们许多过去的事情：这些事情既发生在我们的故乡胶东半岛，又发生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这些事情也是我们在前些年那个极左时代所不可能知道的。在今天的对外开放形势下，了解一下我们胶东地区在历史上曾与世界发生过联系，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是大有好处的。 虽然卢斯出生在蓬莱，但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在美国，故此文着重写他父亲路思义（来华之后起的中国名字）一生的事迹，附带介绍一下卢斯。 亨利·温斯特·卢斯（Henry W. Luce)1868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市郊。父亲是一个杂货批发店主，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亨利的童年时代正是美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时代。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国内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1869年，横跨美国东西大陆的铁路已经修通，而东部地区，铁路早已形成网状。1870年，约翰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成立，十几年间发展成在国际间进行贸易的大托拉斯。成立于1873年的当今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的前身卡内基钢铁公司，到1894年已拥有能炼110万吨钢的冶炼能力，相当于美国当时全国炼钢能力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的各项技术发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44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76年，贝尔发明了电话。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继之在1880年和1882年发明了灯泡和电影。1870年时，美国的工业产值仅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胜利地向英国的领先地位挑战。到1900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大约占世界的30%，英国只占20%，而德国占17%，法国占7%。 宾夕法尼亚州是当时美国东部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基地。1859年在该州得塔斯威尔附近最早钻探出石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早先就是在宾州起家的。美国最大的“钢城”匹兹堡也在该州。所以，路思义的童少年时代是在一个丰实多采的工矿、机械和商业环境里度过的。斯克兰顿位于宾州东北部，是一个著名的无烟煤产地和工矿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科学技术思想不能有对路思义有着深深的影响。 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农业社会，人们仍然生活在那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模式之中。胶东半岛地区更是如此。 1888年春天，路思义考上了耶鲁大学。当时美国的院校里充溢着一种开拓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因为由于经济上的腾飞，使美国人意识到自己力量的强大。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已不满足于偏于一隅了。但此时，世界上的殖民地已被老牌帝国主义瓜分割尽，美国于是提出了“门户开放”和“利益均匀沾”的口号。美国当时的对外拓张不外是两方面：经济贸易拓张和文化拓张。经济方面的活动由商人们来代表，文化方面主要是由传教士来体现的。因此，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路思义后来的来华传教，是挟裹在当时美国的文化拓张大潮之中的。 但是，对传教士的认识决不能仅限于宗教目的。一方面，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科技文化和人文科学的传播者。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既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又是先进科学技术传播的先驱和中外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我们必须对此做具体的分析。 路思义上大学期间，学校里掀起一个到国外传教的“学生志愿者运动”。卢斯的一个好朋友皮特金是积极分子。卢斯很受他的宗教热情的影响，但在毕业之前，他心中主要的念头是毕业后回家当律师。 1892年，临毕业时，路思义改变了主意，决定把一生献给传教事业。他和皮特金、埃第三个结成一个核心，共同进纽约神学院学习，为去东方传教做准备。 1897年6月1日，路思义和伊丽莎白斯结婚。她是一名青年基督教会的会员。耳朵有点聋。同年9月5日，这对新婚夫妇受美国基督教会长老会的派遣乘火车从宾州启程。13日到达西海岸城市温哥华，在那儿乘上“中国皇后”号客船前来中国。“中国皇后”号装备十分良好，横越太平洋只需半个月的时间。当轮船到达日本横滨时，他们下船逗留了两个星期。日本是个新兴的工业国家，到处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这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印象。但同时也感到了整个日本国民中渗透着一股去征服去占有的残酷无情的意识。他们参观了一些佛教圣地，使路思义对东方的宗教第一次大开眼界。 10月13日，亨利夫妇在神户上船，此船名叫“盖尔人”号。第二天，轮船来到一片风光如画的海面上：一座座绿色清秀的小岛不时出现在左右两侧，如一颗颗明珠点缀在碧蓝的大海上。上方，天空明净、蔚蓝；下面，大海一碧如洗。这景色给初次航海的路思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第三天下午，他们驶入了一个不同的天地。天空转为灰黄，海水变得暗绿，后来变成混黄。一此中国乘客走上甲板，嗅出了他们熟悉的味道。这气味告诉他们：旅程就要结束了。 第四天上午，在阴云低垂的天空下，“盖尔人”号驶进宽阔的扬子江口（长江口），在江心抛了锚。在一片昏暗的迷雾里，乘客们登上了一条散发着臭哄哄气味的小型客轮。然后，小客轮载着旅客“突突突突地驶进江水更加混浊的黄浦江。黄浦江里布满了各式各色的中国帆船，有的靠岸抛了锚，有的正张着风帆驶出黄浦江。路思义初次看到这种东方式的帆船心中感到十分新奇。江两岸零零星星地座落着一些用土垒起来的茅草房子。一些人影移动于岸上，这时，享利和伊丽莎白斯第一次见到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 在客轮快要靠码头时，数十只小舢板围拢了上来。舢板上是一些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的乞丐。他们之中有衰弱的老人，有抱着赤裸的孩子的妇女。他们伸出手来，大声向客轮上的旅客喊着，要求施舍，同时他们又互相咒骂着，拼命地让自己的船争抢个有利位置。 所有这一切：低沉的天空，混浊的江水，迷蒙蒙的细雨，霏霏的雾气，乞丐们的争挤和喊叫，以及到处弥漫着的污物散发出的臭气，组成了一副凄惨、悲哀和令人迷惑的景象。 汽轮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江面，最后靠上了海关码头。大多数的旅客下船后都有人前来迎接，唯路思义夫妇这一对新来乍到的异乡人，第一次尝到了他乡异客、孤苦零丁的滋味。 在上海住了几天后，路思义夫妇登上一条北上的小汽轮。三天之后，他们绕过了山东半岛，贴着海岸驶向西边的芝罘（即今天的烟台）。芝罘此时已经发展成一个初县规模的沿海贸易港口。美国的亚洲舰队当时就停泊在这里。 他们的汽船在离岸很远的地方就抛了锚。旅客和行李是由小舢板运上岸的。小舢板也不能完全靠岸，而是停在离沙滩十几米的海水里。两个身强力壮的“苦力”涉着水走过来，让路思义夫妇坐到他们汗漉漉的肩膀上，像驮孩子似的把他们驮到岸上。就这样，两个年轻的传教士踏上了山东的土地。 在岸上迎接他们的是一位山东东部长老会的领导人柏尔根。几分钟之后，他们来到毓璜顶山下的传教士住所。第二天早晨，他们开始向登州城出发。 他们对自己乘坐的这种交通工具充满了新鲜感。这种轿子叫“轩子”，前后伸出的两条轿杆由一前一后的两头骡子抬着。一个骡夫照顾于左右。就这样他们开始了这趟两天的旅程。 一路上，他们被周围的异国风情深深地吸引住了。最深刻而生动的印象是一座座数不清的坟头。（这是在美国见不到的，西方人的坟基没有圆丘顶坟头）这些被深秋的枯草覆盖着的坟包遍布在周围的田野上。它们沉默无语，纪念着从历史的黎明时分就生活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世世代代伟大而勤劳的山东人民。偶而他们还看到一些男男女女在坟前磕头、烧香。 穿过福山境内的古现，当他们登上一座高地来到蓬莱境内时，他们发现左边是一片层栾迭嶂的群山，右边是一望无际的辽阔大海，无数个星星点点的小村庄分布在这块高低起伏的川原上。这些小村庄的规模都十分小，多则几十户人家，少则几户。例如他们踏入蓬莱县境内的第一个村庄张老沟当时仅十几户人家。张老沟曾是官府驿道上的一个驿站（也叫急递铺）。古代时，官家的公文丞件主要靠各驿站的邮差骑马急驰传送。不过这种驿站到清代时已被裁废。过了张老沟就可看见我小时候长大的故乡范家村了。当时估计也就二十几户人家，依山落草而立。 我小时候在家时就常听人讲，老辈子时，东上那条道是条大道（官道），经常奔走着官兵商旅等络绎不绝的人。自从三十年代吴佩孚修了烟台到蓬莱的公路之后，这条古驿道就衰落下来。张老沟和范家村也就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了。毫无疑问，路思义夫妇当年就是走着这条道去蓬莱的，我的家乡范家村肯定有人看到了这两个红头发、蓝眼睛的“洋鬼子”。 有时他们穿过正在赶集的村庄，穿过那狭窄而拥挤的街道，发现人们都用惊奇的眼光盯着他们两位穿着古怪的不知从哪来的“人类”。 傍晚时分，在轩子上颠了一天的亨利夫妇来到一个村子上的一家小旅店里住宿（估计是蓬莱县的巨峰村）。这是一次新奇而异常的经历，一惯好挑毛病的伊丽莎白斯发现这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而且甚至是可怕的。到处是蜘蛛网和尘土。把铺盖往炕上铺下时，她简直不愿上炕。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上路了。这是一个少有的阳光明丽的晴天。当太阳西沉时，他们远远地望到了目的地登州城用石头垒起来的高大的城墙。当他们接近登州城时，低低地贴近地面的太阳突然迸发出鲜红的光芒，这霞光映得大地五六色，登州城此刻在他们眼里就象一座高耸的天国，金碧辉煌，巍峨壮观。那高大的城堞焕发着熠熠光彩。这一景象美丽极了，他们终生都难以忘记的这一时刻。 这时，一个骑着白马的传教士飞奔而至，前来迎接他们。然后，他们穿过拱形的城门洞，走进城里。骡子的铁掌踏在古老的用旧磨石铺起的街道上，嗒嗒作响。街道既窄且脏。两边是一排排数不清的小店铺，许多摊子上的货物是两位新来者从未见过的。但有一点是路思义夫妇所有领会的，即每家店铺的临街柜台上都放着一个大热水壶和一些茶杯，它使人感到中国人的热情好客。 一些在黄昏时分凑在一起聊天和玩耍的妇女，这时也发现了她们新奇的观察物----一个女“洋鬼子”，因而盯着伊丽莎白斯窃窃私议。 后来，轩子终于在一所观音庙前停住了。他们到“家”了。黑暗笼罩了中国的“仙境之城”蓬莱，一股真正的思乡之情也蓦然涌上他们的心头，涌满他们全身。是啊，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已经离开美国自己真正的家乡两个月了。 路思义来华的这一年（1897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蕴酿着大动乱的一年。各种变乱的因素都躁动于社会内部。对中国人来说，山东是一个神圣的省，因为它是孔夫子和其他先哲圣人的故乡。山东人民也以体格魁梧高大风度儒攻雅沉静而著称。也许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太重，山东人不免也有点保守和固步自封。 登州是胶东半岛的名城重镇。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就来到登州。当路思义到登州时，在那些老传教士当中当推两人最为著名：郭显德（Hunter Corbett）和狄考文(Calvin Mateer)。他俩象一个大家族的长辈似的领导着登州和烟台地区的美国长老会，而美国长老会此时是山东基督教差会中最大的一个，1891年已有五个教区：登州、烟台、济南、潍县、沂州。郭显德和狄考文也都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人。他们俩1863年自纽约搭乘一艘载重仅900吨的货船，越过大西洋，经好望角，历160余天抵达中国上海，后转途烟台。 郭显德（183？-1920年）中学毕业后入杰佛逊和普林斯顿两所大学（皆与哈佛和耶鲁齐名）学习。毕业后，决心来中国传道。自1863年来烟台到1920年去世（葬于烟台毓璜顶），将近60年间活动在胶东半岛地区。 狄考文（1836-1908年）原美国何所大学毕业不详。他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08年病逝于青岛后，也葬于烟台毓璜顶。狄考文少年在宾州的乡度过，熟悉木工和铁匠等技术，对于农具的修理保养也无不晓。这些经验对于他后来在登州建房造屋、自设工作部、机器室、训练工人、教导学生都有着极大的帮助。1864年狄考文到达登州后，和比他先到的一对传教士夫妇一起找了一所破观音庙，办起了一起小学校。狄考文不同于其他传教士的最大特点是：不一味传道说教，而是把西方的一些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传到中国来。看到胶东地区一些贫困落后的情况他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能造福于山东人民，帮助穷人过好日子。1868年他特意回国进医学院，学习一般外科简便的手术，并购回大量的药品，其中以防霍乱的药为主。当时中国除了战乱以外，每年夏秋之际流行的霍乱是最大的威胁。在教学过程中，他和他的中文老师邹立文（可能是平度人）合作，将西方的数学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行销全国各地。阿拉伯数码在中国最早的引进就是由狄邹二人合写的数学书开始的。我大学毕业写论文时（内容有关东西方文化比较）曾从李俨编写的《中国数学史》上引用过这段史料。 狄当时担任长老会登州教区的主任牧师，除教书外，假日和周末都到周围的乡间去传教。 1877年，是小学校建校的13周年。第一批学生毕业（学制十二年），仅三年。毕业生已读过物理、化学、动植物和天文学等。 1884年，学校的大学部正式开课，取名叫“文会馆”。至此，在中学卒业的学生已超过200余人。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在大学部开办后的第三年，狄考文的工作房和理化室也大体完成。在设备方面有：锅炉、蒸汽炉、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镟订床、电镀设备、磨光机、螺丝机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物理室有一些必要的设备仪器以供教学试验用，还有化验室用的各种药品、药水。其他还有瓦斯灯（不久也有了电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他经常将这些最新的仪器和设备向参观者展出，袁世凯早年在登州当军官时就曾参观过学校的试验室。当时在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处有这么多先进设备的地方。所以，有人称登州文会馆是中国最早的第一所大学，是千真万确的。 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也成立于19世纪80年代，但它的起步毕竟比登州文会馆晚得多。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国家内最早的几所大学都是由外国传教士所办，就对此闭口不谈。在文化传播和交流上，各地区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中世纪时期，盛唐的文化可以堂而皇之地传向欧州，传向日本。到了近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可以传向中国。整个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是一付你追我赶的图景，谁先进就跟谁学习。解放后一段时期内愚昧的闭关锁国和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距离又拉大了。 但是，狄考文的这一套现代科学技术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被人们接受吸收的。传统的文化观念和封建迷信、风俗习惯是一大障碍。山东是仁义孔治之邦，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要让人们相信基督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狄考文和郭显德下乡传教时常常遭到石子的攻击或唾骂。在宗教信仰方面如此，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是如此。许多人把这些自然科学视为邪端异说，特别是一些顽固保守的官僚和乡绅对文会馆的教学常常是仇恨之极。 路思义来到登州时，文会馆已有20年的历史。根据当时教学的需要，学校让他担任物理教师。首先，跟一个中国老师学一年中文。 到登州后转过年来的这年春天，也就是1898年4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就是后来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刊人卢斯。1897年至1900年这几年，正是中国大乱的年头。先是鲁西地区两名德国教士被戕，德国人趁机占领胶澳（青岛），继是一百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皇帝遭软禁。全国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绪在滋长。 到1900年春，这种仇恨情绪达到了顶点。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与洋人作对，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惶惶不可终日。1900年夏天，亲西方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指示所有在山东的外国人到烟台集中，以防不测。文会馆却继续上课，但不久也上不下去了。因为传来了许多教会课堂被捣毁洗劫的消息。正在这时，伊丽莎白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孩。6月底，去烟台的路被义和团封锁了。他们先是登上一艘中国海军的炮舰（舰长是传教士们的好朋友），后来换乘上烟台美国领事派来接他们的一条船。在烟台住了几天后，他们接到朝鲜汉城教会发来的申报，邀请他们去那里避难。在汉城度过了一个炎热难耐的酷夏后，秋天时分他们返回了登州。此时，八国联军已打进北京，义和团被镇压下去。慈禧太后逃到西安后开始派人与洋人谈判讲和。不久消息传来，路思义大学期间最好的朋友皮特金在这次恐怖中被杀。他当时是保定府的一个传教士。 继义和团之乱后，在美国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教会领导认为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呆不下去了，需要撤回，但路思义的同事们没有一个失去信心，没有一个想打退堂鼓。他们发现学校里一些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的设施被毁坏了，为此，他们又付出了一番心血搞重建工作。 路思义在任物理课主任期间，除了教课，还大力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当时中国的学校是从没有体育课的。学生们都穿着长袍大褂，难以跑跳，并且在意识上也都轻视体力活动。路思义开始教学生们做游戏。不久，学校里从美国新来了一个青年教师，这使路思义有了搭档去教学生们打篮球。他们请铁匠打了一个铁圈做篮框，又把儿子的玩具皮球借来当篮球，后来居然也把学生们训练得满象样了，经常进行比赛。胶东地区的篮球水平一直是比较高的，这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路思义除了教课之外，还经常下乡到周围各县去传教和熟悉情况。1898年冬，路思义和另一个年轻的传教士韦尔骑上毛驴一起到招远的一个村庄去，因为那个村有个有6口人的家要入教。当他们到达招远县城时，正碰上赶集，于是就趁机对众人讲起道来（基督教义）。这时一个老农匆匆跑来，他告诉路思义他的儿子被衙门抓去了，因为他们家要入教。于是路思义俩人和他一起来到县衙门，正好看到老农的儿子正在遭鞭打。经过路思义一番求情，县官不得不放了这个小伙子。他们和老农一起来到他家所在的村庄魏杜秦家（音译）。这家人对他们千恩万谢招待二人住下。经过审查，路思义发现这一家人完全符合入教条件。第二天，在这间低矮的四壁被烟熏得漆黑的小茅草房里，路思义为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入教仪式。 通过大量地与当地人民接触，路思义与胶东人民结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厚感情，并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心。同时，早年的一些学生时代的幻想消失了，他看到了痛苦的生活现实：贫困、疾病、愚昧、迷信、官场黑暗、腐败、贪污受贿、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缺乏社会意识等种种现象。他意识到中国已经从它早先的领先地位远远地落后下来。然而，他也发现了这个民族内在力量的稳固性和持久的源泉，这表现在胶东人民的许多优秀品质上，如吃苦耐劳，善良朴素，勤俭，性情欢快，富有勇气，顽强坚韧，善于忍耐，彬彬有礼，遵实规矩，尊老爱幼，相互忠诚，有物同享，遇到困难和不幸时也能微笑着去对待等等。就是这种坚韧的毅力和意志成为他们最后克服困难的重要因素。 自朝鲜避难回来后，山东西部长老会和东部长老会趁大家还在一起的机会在烟台开了个会，讨论办校问题。早在1898年，山东西部长老会就提议把文会馆迁到济南去。但这些意见遭到老一辈领导人的坚决反对。象狄考文和郭显德这样的老传教士已在胶东地区居住了将近四十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将学校迁走的。不过，年轻的路思义已看出学校非迁的趋势。因为登州地处一隅，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学生来上学十分困难。另外，路思义也感到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有些陈旧，需要增添新的内容，他认为由狄考文等老一辈传教士形成的一个初中级教育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创办正规大学的时期正在开始。但是，正是他有这些想法，反而使他遭到学校领导的冷遇。 1900年秋天的烟台会议决定：尽快将文会馆迁至潍县。因为当时德国人正在修建胶济铁路，估计几年内即可通车。潍县位于山东腹地，四通八达，便于招生和扩大学校的影响。 路思义对将学校迁至潍县的决定并不高兴，因为他的愿望是将学校迁至济南。他当时的宏图大略是联合当时山东各教派的力量，在山东省会济南办一所象样的大学。当时山东境内另一处质量较高的教会学校是英国英国浸礼会在青州（益都）办的广德书院（Gotch--Robinson Training Institute）。路思义当时已与这个学校的领导人约翰建立了联系。 自从八国联军入京和义和团失败之后，慈禧被迫放松了对西学的限制，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办新学的热潮。不久，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私熟的教学方式逐渐被淘汰，教学内容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了，而是增添了许多西方现代科学的内容。同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在这种形势下，原先反对路思义意见的人，也开始考虑提高学校的级别，增加高等课程，迁移学校地址以跟上形势的需要了。 当时文会馆（英文名叫Tengchow College）大学部的课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圣道文学，二是天化格算，比较起来看，教学内容在当时是相当丰富的。具体课程名称排列如下：四书五经、策论经义、中国史记、万国通鉴、福音合参、天道溯源、省身指掌、救世之妙、是非学、心灵学、富国策、化学辨质、格物测算、代形合参、圆锥曲线、微积分、格物学、天文学、代数学、八线学、地理学、地理志、地石学、测量学、数学、化学、形学、罗马、乐法、体操。 1902年6月13日，以约翰和柏尔根为首的英国浸礼教会和美国长老会决定联合起来办一所多宗派的国际大学，下辖三个学院：在潍县办一所人文科学的学院，在青州办一所神学院，在济南（地址当时还未定）办一所医学院，统称为山东基督教大学。狄考文院长此时因年事已高，又要主持当时全国的圣经翻译工作，已经放弃了他对学校的大部分责任。文会馆校长的职务由他的助手赫士（Watsn M .Hayes）担任。1901年，赫士被袁世凯请去担任另一个省的学院的领导，柏尔根(Pall D. Bergen)继任院长一职。 1902年，柏尔根回美国休假，路思义和另一个教职人员担负起学校的管理工作。柏尔根休假归来时，随身带回一笔相当可观的从美国募捐来的款子。整个1903年，潍县新学校舍的建筑工程在快速地施工着。这时，青州早先的广德书院改名为神道学院（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190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路思义为学校的搬迁工作紧张地忙碌着。截至秋季开学时，学生们已在潍县上学而不再是登州了。学校虽已迁至潍县，并取名广德学堂（Shantung Union College又有一名叫广文大学，不知哪个正确），但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主要是经费问题。1905秋，柏尔根要求路思义回国休假并筹募资金。路思义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他答应了。 在临走前的一天晚上，路思义独自来到校外一片开阔的田野上，在那里他可以独自一人和天空友好的星星们呆在一起。这些星星看起来非常近，似乎要落到他身上来，这是他在纽约、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和斯克兰顿从未感觉到的。这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深深地热爱上山东的土地??热爱它那逶迤起伏横拖向东海的群山，整齐肥沃的田野，带有高大城碟的城市和泥草房子的村庄；热爱它那众多的善良而吃苦耐劳的人民。他已经属于山东，山东也成为他整体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们有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亲密的同事朋友，更有那许多可亲可爱的中国朋友。8年来，他在学校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他的汉语已经达到了相当优秀的地步，并用中文出版了几本教科书。 1906年春，路思义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美国。8年过后，美国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显著的是出现了大量的汽车和摩天大楼，汽车已经成了重要的消费品。继1892年查尔斯-德耶设计出最早的一辆汽车之后，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内，福特汽车公司已能成几十万的大批量生产，并确立了汽车制造业巨额营业的时代。中国已成了路思义熟悉的家，在这种悬殊的对比之下，美国看起来真有点陌生了。到处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路思义的父母双亲此时都已去世。返回故乡斯克兰顿，路思义深切地感到只是沉重的失去。但他还是有许多工作要做，它们主要是：1为学校的校办工厂筹集资金，2募集25万美金以保证学校的资金来源，3组织一个美国募捐者理事会。 当时，进教堂的美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为传教士捐款，但为一个教会办大学捐款却是从未有过的事。路思义发现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中国很不了解，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并且谈起中国来总是以一种轻蔑的口气。所以，他的工作不仅仅包括筹集捐款，还必须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这样，在美国他又成了一个宣传中国的“传教士”。 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愈深，他对中国人民的力量、美德和成就愈钦佩赞赏。他在山东人民身上发现了中国文化之结晶：刚毅坚强的性格，正直忠诚的品质，富有才智的头脑和儒家文化特有的温良恭俭让，彬彬有礼。他研究了中国的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越研究越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把中国人的这些素质和美国人相比，在某些方面他感到了欧洲文化的不足。他感到许多美国人自私自利，有的满脑子种族主义思想，对亚洲对中国充满了偏见，认为除了他们自己或欧洲人这个圈子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都是些懵懂未开化的野蛮人。 从1906年春至1907年春，他走遍美国各地，到处募集资金并做宣传中国的工作。1906年，耶鲁大学授与路思义硕士学位。 1907年春，路思义返回中国。途经日本时，正值世界青年基督教联合会在东京召开大会。这次来日本，他发现与十年前的样子又大不相同了。由于1905年战胜俄国，国内到处呈现着一片欢呼的景象。这使他隐隐感到一个闪烁着光辉的海岛帝国正在冉冉升起。 1908年，三个分散的学院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路思义回到潍县后，发现物理系主任一职已被人顶了，就转教历史、教育学、英语等。 从1907年到1912年这四年间是路思义在山东最稳定的教学期间。他和伊丽莎白在潍县第一次有了一所固定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生活也变得正规。但这几年却是中国历史上变革的年代。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学生中间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学生同情革命，并投身革命。同时，某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对教课内容也提出了抗议，要求增加新知识，减少宗教说教。1912年，青州神道学院的学生选出主席，要求更新知识，增添新课，教师全力投入教学，放弃宗教责任。对此，各个学校的领导都开会讨论各自的办校方针：是仅仅限于布道，还是包括普及科学知识？是仅仅限于招收神学生，还是培养适应剧烈发展变化的社会的学生？ 清政府对学校的监视也加强了。有一天，潍县的学院里来了一批全付武装的清兵，路思义赶忙去迎接，招待。一番烟茶过后，领头的官员严肃地宣布：学院的学生必须放弃他们的“军事训练活动”。一开始，搞得路思义丈二和尚不摸头。后来他明白了，原来他们的学生每天在校园外面的一个打谷场上做柔软体操。这引起了官方的怀疑。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山东巡抚孙宝崎宣布支持革命。但某些官员从省里到地方仍然忠于清室。于是整整三个月，潍县学校的外面枪炮声不断。有一天，两个日本军官来访路思义，要求派兵保护学校，但被拒绝。 这几年里，由于中国新学大兴，特别是民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日益需要。各所国立大学校的成立对教会学校也大有冲击之势。在这种竞争的局面下，齐鲁大学的领导们开始认真考虑起将三个分散的学院合并一处的设想。三院分离的局面有碍于学校的发展，也难以持续下去。于是他们决定建新校于济南，将原来三校改为初中级学校。 建立新校舍，需要大笔钱。筹集资金的任务再一次落到路思义肩上。1912年冬天，路思义一家经西伯利亚和欧洲返回美国。一路上他参观了所经过的俄国、德国、荷兰等一些地方。 回到美国后，经过三年的奔走筹集，他终于将30万美元预定数目搞到手。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药会捐赠不少。 1915年秋天，路思义返回潍县。他发现学校的处境十分不妙。三个月前，学生因不满教课内容而群起抗议，导致学校的春季学期提前一星期结束。这使秋季开学时入校学生人数大减。学生闹事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当时滋蔓于全国上下的一种不满情绪：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与日本签定了二十一条，引起举国愤怒。 1916年，路思义全家迁居济南，负责建校工作。他此时的职务是齐鲁大学的副校长兼建校委员会主席。正校长由英国浸礼会的J. Percy Bruce担任。其他三个学院的院长分别由Llewellyn J. Davies（美长老会，人文学院）、E.W. Burt（英浸礼会，神学院）和James Boyd Neal（美长老会，医学院）担任。 齐鲁大学的校址选在济南城南郊区千佛山的脚下，地势较高，俯视着济南城（即现在的山东医学院）。经过两年多的建设，1917年春，主建筑基本完工，秋天即可近校了。 路思义的辞职肯定是他碰上了难以对付的棘手问题，原则他决不会在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刻离去。由于齐鲁大学生是个多教派联合的学校，肯定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人际关系也相当复杂。学校暗伏的这个危机，不出路思义所料，两年后矛盾终于爆发了，除了校长一人，所有的教职人员要求辞职。后经调整，在换了新领导人之后，学校才又恢复了正常。 在上海期间，曾有几所省里的大学邀请路思义去干副校长，都被他拒绝。但是1918年12月司徒雷登（四十年代，美国驻华大使。）的一个邀请却打动了他的心。司徒雷登当时任南京神学院希腊语系主任。此时他被北京新成立的一所大学邀去干校长。他约着路思义一起先去北京看看行情。这个新成立的大学就是后来的燕京大学，它由北京当时的四个教会学校（通州的华北协和书院、北京汇文书院，另两个名字不详）合并组成。 司徒雷登和路思义到北京后，很快被那里的条件所吸引住了。司徒答应当校长，条件是坚决请路思义干副校长。获得同意后，司徒把建校筹款的任务交给了路思义。说实在的，路思义此时对筹款一事实在是有点头疼了，并且这次筹款的数目要比齐鲁大学多得多。不过，最后他还是答应下来。 经过一番选择，燕京大学的新校址选在城外西郊海淀（即今天北京大学的地址）。原址是一处王公贵族的花园。这地方离颐和园、西山、圆明园都很近。大家对此很满意。经过一些谈判，1920年12月又买下了周围约60多亩的土地。在以后的6年内，校院面积逐步扩大到100多亩。 对于学校的建筑式样与风格问题，路思义坚决认为要与齐鲁大学一样采取与周围的中国建筑相和谐的形式。司徒雷登也坚决支持。所以如果人们今天到北京大学去看看的话，就会发现所有的老建筑都是古香古色的，中国民族传统的大屋檐式的，连水塔也是按宝塔的样式建的。 1919年5月，路思义返回美国休假与筹款。从1919年到1924年，五年间路思义一直住在美国。到1924年春返回中国时，他的筹款总数达到200多万美元。燕京大学从1922年动工兴建，1926年基本建成。一个伟大的目标实现了，燕京大学变成了现实，并成为中国一所高质量的知名学府。继齐鲁大学之后，路思义为中国的又一所大学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内心的喜悦是无以形容的。不过多年的奔波操劳，他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影响，消化系统的疾病加剧。 由于经费问题，1925年10月路思义再次返美。不久胃病犯，在巴尔底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做了手术。 1926年，燕京大学搬入新址。随之而来的仍然是需要大笔的款子来盖房、买地、购置仪器设备等。学校要求路思义留在美国继续筹款。路思义估算了一下，在以后的十年内，学校大约需要五六百万美元的经费。筹集这笔款子是项世大的任务。路思义决定不回中国了，他的身体已不充许他来回折腾了，并且燕京大学的组织领导层里也是分歧重重，他预感齐鲁大学发生的一幕又要重演。 经过1927年上半年从未有过的紧张工作之后，年近六十的路思义辞去燕京大学的工作。 1928年春，路思义开始了他第一次真正的休假与学习研究生活。这些年里，他一直为事务性的工作忙碌，从未得空安定下来搞一些教学与研究工作。1927年秋天，他和伊丽莎白斯在靠近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开始在哥大联合神学院学习。 1928年春天，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学院基金会的肯尼迪传教士学校中文系请他去做教授，他接受了。在哈特福德，路思义得以把精力放在他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里。如同经历了一片暴风雨的洋面，此刻他终于来到一个避风港。他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东方的文化和做演讲。 1935年春，在67岁的时候他退休了。当年夏天，他途经日本对中国做了最后一次旅游。当轮船到达上海时，太阳明亮地照耀着，岸上挤满了前来欢迎他的朋友和同事。这景象与38年前他初次来上海时那凄凉冷落的情景相比简直判若两个天地。紧接着，他赶赴青岛参加即将召开的山东长老会会议。许多老朋友和老同事相见，分外亲切。抚今思昔，路思义感慨万千。之后，他来到济南，参观了齐鲁大学。18年过去，学校发生了很大变化。往日的一些意见分歧早已烟消云散被忘记了。齐鲁大学已成山东和周围几省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 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他受到以司徒雷登校长为首的燕京大学的代表们的热烈欢迎。汽车开到燕京大学时，他看到一个中国式的大红门，两边分立两只大石狮子。门楼装饰得异常壮观，正中写着四个大字：燕京大学。汽车开进大门后，一片开阔美丽的景致呈现他眼前，平明的湖水，绿枝低佛水面的杨柳，古色古香的小石拱桥，湖心岛红色的小亭子，还有那巍峨耸立的宝塔形水塔，盛开的鲜花和高大的教学楼，幽静的小径和浓密的绿荫……这一切都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由地赞叹不已。 在燕京的几天里，他曾与胡适教授会谈过几次，并一起在校园里漫步。之后，他去参观大同的云冈石窟和广州等地。同年12月，他到达香港，乘船去柬埔寨，然后去泰国、缅甸、印度。1936年，他从孟买乘船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埃及。后来又去了耶路撒冷、贝鲁特等地。最后经欧洲返回美国。 路思义对日本拓张侵略的野心早有注意。这次世界旅游途经日本见到的景象就使他深感忧虑。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呼吁美国政府停止与日本贸易，以支持中国。同时，他在美国就中国问题做了多次讲演。 1939年7月，路思义约集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在锡尔弗湾举办讲习班。有37人参加，历时12天，学习结束后，学员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1940年夏季，这个学习班第二次开课时，有更多的人参加。在准备1941年夏季的第三期时，路思义的身体已衰弱得难以支持。 过了大半辈子流动的生活之后，路思义总算有着一个幸福的子孙绕膝的晚年。他的大儿子卢斯此时已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著名人物，在左右美国和国际舆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经常在花园里带着一群孙子孙女们玩。不知怎的，他感到与大孙子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也取名享利，对爷爷所做事情总是特别感兴趣。 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美国举国上下为之震惊。整整一天他的神经紧张着，听广播，写东西，在电话上与大儿子谈话。第二天早晨，他的女儿去卧室看望他的时候，发现这位73岁的老人已经溘然长逝了。 〔 大军，今天在家录入你写的老卢斯这篇文章，跟随你笔下卢斯的时光，不知怎的，突然一股惆怅的心情袭上心头，多么不希望他的故事随着页数的减少而结束。 日本轰炸珍珠港，卢斯的故事也嘎然而止，我不禁满怀悲伤，眼睛也湿润了起来。这位中国人伟大的知心朋友却没有被中国人绚怀，已随历史的长河被人遗忘，他的贡献也鲜被人知。不过，卢斯应该庆幸，至今为止，世上还有你在为他书写人生。 常明晶， 2003年7月18日星期五〕
------------------------------------------------------------------------- 亨利·卢斯第二（Henry R. Luce）生于其父母来华后的第二年，即1898年。也起名亨利，与父同名。卢斯从小是在蓬莱山孕育下长大的。从1岁到7岁，他们家一直住在蓬莱城内文会馆座落的那所观音庙里。节假日期间，卢斯的父母经常带他出去玩。那楼台高耸的蓬莱阁，烟波浩渺的大海，以及那奇幻迷人的海市蜃楼，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蓬莱当时是登州府所在地，是一个较为繁华的城镇，各种商店如绸缎洋布店、粗细杂货铺、粮店、煤栈、油坊、烧锅、首饰楼、点心铺、饭馆、洒楼、客栈、船行、澡塘、当铺等应有尽有。娱乐方面也是异常丰富，沿街卖唱的、耍把戏的、戏班子、说书的、算命占卦的等到，随处可见。最热闹的是赶集或赶庙会，这不仅是个商品交流的好机会，也是群众娱乐的大荟萃。逢年过节时，内容更是丰实。踩高跷的、跑旱船的、打花棍的、扭秧歌的、耍大头的，甚至有时也有舞狮子耍大龙的。每逢这种机会，小卢斯挤在观看的人群里，别提多么高兴和新鲜了。有一种很长的号（约两三米长，胶东人叫它大杆）特别引起他的注意，往往是在出殡送葬时，四五个人排成一排，一人举着一支呜哩哇啦地吹着。遇到结婚娶媳妇时，他可以看一顶装饰一新的花轿，由众人簇拥着从街上走过。许多乐手吹鼓手在前面开道。锁呐、大小木管、笙钹之类乐器一齐吹打，好不热闹。这些曲子经常有“开门红”、“百鸟朝凤”、“月季花”、“刘春娘”，甚至还有京剧曲调如“苏三起解”等。遇到喜事吹喜调，碰到丧事吹悲调。 蓬莱人，因受山海的熏陶，民性多刚强豪爽，诚实质朴，重旧礼教，富于保守性。由于诚实质朴，所以民俗淳厚，多善良笃实，少奸诈伪虚。由于重旧礼教，故节妇烈女也甚多。如果到乡间看看，贞妇烈女之碑比比皆是。小卢斯经常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这些高大的、碑头由蟠龙雕成的石碑，它们象一座座白色的幽灵点缀在蓬莱以胶东半岛高低起伏的川原上。 几乎与这些碑一样多的是数不清的寺庙和牌坊。当时仅蓬莱一县大小寺庙就有五十多所，牌坊也有五十多座，以明代戚继光父子总督的两坊为最大，雕刻玲珑，不可多见。小卢斯自小就跟父母上教堂，当时蓬莱已建了几座教堂。有时他也去中国的寺庙玩，那里一座座面目狰狞把门神将军塑像在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可怕而阴森的印象。 另外一些景象也深深地印在小卢斯的记忆里。每逢灾年，颗粒不收，饥民成群，哀鸣遍野。这时的小卢斯可以在街上看到成群的叫花子。特别是在冬天，寒风刺骨，但他们敞着怀，拍打着露出的胸脯，还有的打着“瓜达板子”（两把菜刀相击）沿街乞讨。 穷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特征。这时小卢斯开始常常想象他的祖国----美国是一个天堂式的地方。有时，他站在丹崖山高高的蓬莱阁上，透过茫茫大海，眺望远方，想象那大洋彼岸的美国。 1904年，在他7岁的那年，文会馆学校迁到了潍县，改名为“广文大学”。他随父母一起搬到潍县居住。 1906年，小卢斯最快乐的时刻来到了。父母要回国休假和募捐，他第一次得到机会看看他“伟大”祖国的模样。他瞪着好奇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回到美国，好象回到圣经中描写的天国一样。这里，即使是穷人的生活水平看来也比中国富人的高。并且，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力。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由公众投票选举出来的。这种事在中国当时是听也没听到的。回美国这一年中所见到的一切，都激发了小卢斯对美国的自豪感和爱国心。 回到潍县后的生活是温暖而朴素的。孩子们经常在妈妈的钢琴伴奏下唱歌，或同其他教师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最使全家人高兴的是，1908年他们终于有了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从而结束了他们11年中颠沛流离式的住简易房的生活。这是一座很象样的有着八间房子的小洋楼，由美国一富孀出资所赠，卢斯此时已有了两个妹妹。不久，妈妈又为他生了一个弟弟。所有的家务事都由四五个保姆和佣人来做。 为了这所新房子，小卢斯曾兴奋地给美国一家他最喜欢的杂志《圣古拉斯》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亲爱的圣古拉斯： 我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孩子。我住在潍县城郊的一个约有两个街区那么大的一所有围墙的大院里。这院里共有8座宿舍房子，一个男校，一个女校，一所学院，一个教堂和两个医院。现在，中国的木匠和瓦匠们正在盖一座新房子。建成后我家将搬进去住。这所房子要用8个月才能建成，多么漫长的时间啊！中国人没有锯木厂，因此每一根木头都要用手工来砍或锯。 这时，他的大妹妹爱玛维尔正跟着一位有点令人生畏的德国女教师学习。她叫内茨，是一个寡妇。她的一颗善良的心被深深地埋没在她所受的最严格的普鲁士式的训练之中。每当她被请来辅导卢斯的功课时，刚愎专横的孩子就会和刻板严厉的教师顶撞起来。卢斯的任性使他的父母开始考虑起把他送到一个正规的学校去，以摆脱家庭教育中过多的女性影响。 就这样，在10岁那年，他被送进设在烟台的内地会学校。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传教士子弟寄宿学校。学生大约100人，来自全国各地，英国孩子占五分之四。教师是那种专制严酷型的人，动不动就用鞭子来惩戒学生。当时，英国人是瞧不起美国人的，为此，“大美国主义”的卢斯与他的英国同学打了不少架。对这所学校，卢斯后来说：“我既恨它，又爱它。” 卢斯前后在烟台内地会学校呆了四年。这一时期的严格教育对他后来一生的发展影响甚大。一个同学回忆他时说，他当时“平静，庄重，独往独来，……他受到了英国式的旨在培养帝国的建造者和管理者的正规训练，并得到了真传。” 英国内地会学校，无论是在教学条件还是在教师质量方面都要比当时烟台的中国学校要好。学生每逢列队出校，皆穿着整齐，在精神面貌上也是趾高气昂，这令当时半殖民地的烟台人看了既羡慕，心里又不是味。卢斯在这里学习圣经、法语、拉丁语、希腊语。他酷爱历史，天天细细地阅读从美国寄来的耶鲁学报，注意时事，关心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另外，他还喜欢写诗。13岁那年，他开始写一部关于传教士的长篇史诗，但后来被另一件事情打断了：他当上了学校里学生办的一张小报的主编。从此，他产生了从事新闻工作的念头，并在后来确实实现了。 1912年秋天，他在上海只身登上一条去英国的轮船，向岸上送行的家人朋友们向哺育他长大的中国挥手告别。他得到一笔美国康涅狄格州霍奇基斯学校的奖学金，但首先要去英国北部城市圣奥尔本斯的一个学校上一年学之后才能去。轮船驶向大海。一路上，他被沿途的异国风情所吸引。新加坡的热带植物园，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和古都开罗，地中海上的旖旎风光……这一切见闻使他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把自己的观感每天写信报告给家里。 当轮船到达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拿不勒斯城时，他第一次望到了欧洲大陆。在这里他看到了悬殊的贫富两极差别，漂亮的上层社会居住区和破烂肮脏的贫民窟。这使他感叹到无怪会有社会主义的产生。 10月，卢斯到达英国圣奥尔本斯学校。他以学校为基地，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旅游，参观英国的古城堡，天主教大教堂，以及长满野草的古罗马城墙。他经常阅读英国报纸和杂志。这时，他在中国的好朋友英国同学伯特也回到了伦敦，准备报考剑桥大学。卢斯到伦敦来拜访伯特，并游览了这座城市，参观了国会大厦，并旁听了据他说是那年最激烈的一场议会辨论。 1913年春天，他获准去欧洲大陆参观。在一个星期之内，他游览了巴黎、瑞士和罗马，并在古罗马会场的废墟址上度过了他15岁的生日。 这时，在潍县的他的父母正在准备第二次返美筹集资金。这年夏天，当卢斯完成了他的圣奥尔本斯学校学业时，他和伯特一起来到瑞士的洛桑与途经欧洲返美的家人团聚。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一起去湖上钓鱼，一起爬山。后来，路思义想开拓一下自己的宗教知识，决定与大女儿爱玛维尔一起马丁-路德的故乡德国逛一圈。当时爱玛维尔已跟自己的德国女教师内茨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们父女俩先后去了艾斯莱本、爱尔福特、莱尔锡和维泰贝格。后来，他们在韦尼格罗德与路思义夫人和二女儿伊丽莎、小儿子谢尔登会合。卢斯在这期间与好朋友伯特一起自上而下地游览了莱茵河。在韦尼格罗德，卢斯的两个妹妹要留下来住一年，由内茨的姐妹照管。因事务在身，路思义不敢在德国久留，就和卢斯在汉堡登船返回美国了。路思义夫人带着小儿子留在德国，细细地参览柏林和莱比锡的一些画廊和博物馆，不久也返回美国。 童少年时期这种动荡的生活和广泛的游历，使卢斯获得大量的从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和感受。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卢斯后来的成功与他早年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13年秋天，卢斯进入霍奇基斯学校。这所学校座落在康涅狄格州莱克维尔附近的一座小山坡上，一排排圆顶式的建筑环抱着绿色葱茏的山腰，并俯瞰着远方的一片湖水。学校之所以建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要把孩子与家长以及其他分心的事情隔开。校长是个十分讲究而古板的人，整天穿着圆型下摆的燕尾服。高年级同学开玩笑说，他甚至在睡觉时也是这身打扮。 学校共有250名学生，几乎全是为了进耶鲁大学的富人家子弟。罗森堡服装公司从纽黑文和纽约专门派来裁缝为学生们制作高级毛呢衣服。不穿弗兰克兄弟精制的西班牙牛皮鞋和不拾与其相配的高级牛皮行李箱的学生在这个学校是见不着的。但是，在这种高傲的环境里，卢斯来了，穿着一双破旧了的皮鞋和一身由中国裁缝做的样子怪里怪气的老式西装，说起话来常常是结结巴巴。他插在二年级的一个班里，其他同学都早来了一年，所以他更显得是个陌生人。由于刚回美国，还不熟悉美国当时的一些俚语，于是他成了同学们讥笑的对象。他很快获得一个叫“中国人”的绰号。做为一个靠奖学金来上学的学生，他必须经常打扫教室，有时吃饭时还要等着。 这些数不清的侮辱，卢斯极力设法忍受着。他是个性情倔强而天资聪明的孩子，尽管班里也有几个同学在智力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这些阔家出身、打扮入时的同学们没有一个在世界旅游和和独立生活能力、独立思考方面堪与他抗衡。 不久，他就变成一个受人尊重的学生，成为一个宗教组织的领导人，并在学校的文学月刊获得一席地位。虽然天生的结巴口吃，但他偏愿去参加演讲和辨论。他找了一本如何纠正口吃的书看，结果在辩论中竟然获胜。 1916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年令18岁。自此，他轻轻地跳过了一个普通美国孩童时期，正式进入了一个在言论和思想都与美国社会主流相关的阶层。 在路思义上大学时，耶鲁的教学重点主要是放在宗教、哲学和古典文学与语言上。到卢斯进校时，耶鲁大学已改变了它过去的做法，把它的教学重点转到了商业、经济、政治方面，专门为社会的最上层输送人材。在这个学校里，交情甚要比学问更重要。当别的学校还在按部就班的培养传统式的学生时，耶鲁大学已把眼光放到占领华尔街（美国的财政金融中心）、第五街（纽约闹街）和华盛顿的政府各重要部门上。 与此同时，学生们在学习上的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谁都想在将来获得权力，获得社会财富地位。美国当时正处在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并被称为是一个可以迅速致富的国家。大量的耶鲁学生毕业后涌入华尔街、华盛顿政府各部门。当时社会上的竞争之残酷和激烈也是可想而知的。卢斯在校时仍然喜欢新闻工作，并成为耶鲁一张学生报纸的主要编辑者。 1920年，卢斯毕业了。先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一年，回国后在芝加哥日报当记者。不久，转到巴尔的摩《新闻》报工作。在这里他和好朋友也是学校时代的竞争对手海登相会。卢斯在霍奇基斯学校时就与海登是同学，到耶鲁大学时他俩一起主办《耶鲁每日新闻》，海登为主，他为副。 1922年2月，他俩突然辞去报社的工作，前往纽约创办《时代》新闻周刊。在短短的五六年中，《时代》杂志的发行量达到20多万。1929年，海登去世，卢斯单独干下去。30年代，在《时代》杂志的基础上，卢斯又创办了《幸福》杂志和《生活》画报。1938年，时代公司搬到洛克菲勒中心，1960年又搬进自己在当地兴建的48层的时代与生活大厦，营业额达到了2.7亿美元。《时代》当时声称它在国内、加拿大及三个国外版的销路总计达300多万份。1962年，《生活》的销路达700万份。1964年，卢斯宣布退休，不再当总编辑。到1977年，《时代》的销售量是436万份，《幸福》62万份，，《体育画报》230万份，《人物》200万份。现在，时代公司已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新闻出版公司。固定资产达20亿美元，年营业额居全美同行业之首位（约7亿美元）。除了拥有7份主要的杂志和画报等，时代公司还有着各种业务的经营。《幸福》杂志是美国最权威的商业经济杂志，每年5?6月份评一次美国前500家大公司的名次排位。据1985年的统计，时代公司的资产额排在第150位上。营业额不知排在第几位。 卢斯1932年回中国一趟。他从西海岸的温哥华乘船，同船的正好有其父的老朋友司徒雷登，他当时正任燕京大学的校长。经过日本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卢斯于5月29日到达上海。此时他已阔别中国20年了。 在上海和南京，卢斯会见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并与宋氏家族、蒋介石和孔祥熙等人结下私人友谊。因为宋氏姐妹在美国曾经和卢斯的妹妹在一个学校里上过学，而孔祥熙原来是耶鲁大学比卢斯年级高两年的同学。 在北京，他参观了燕京大学，与在美国科内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胡适博士交谈。之后，他南下山东，先来到潍县，回到早年生活过的地方广文大学，受到他父亲的一些老朋友的热烈欢迎。其中还有小时候教他拉丁语的格雷斯。 在蓬莱，卢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细细地观察着文会馆学校的所在地----早先的一座菩萨庙。原先破旧倒塌的地方已经重新修茸起来。他回到他家早年居住的那间小屋，他的两个妹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徜徉在孩童时期玩耍的花园里，卢斯感慨万千。再次登上俯临万顷大海的蓬莱阁，他感到自己也象那东方的太阳从这大洋彼岸的中国的一角冉冉升起来了。三十年过去，他从一个和蓬莱城中的中国孩子摔泥巴玩的传教士的孩子，变成了当今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左右局势的新闻人物。 接着，卢斯回到了烟台，回到了四年寄宿生活的内地会学校，并受到了烟台各界头头脑脑的欢迎宴请。在自己的母校，卢斯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名字仍然登“荣誉学生”的大木片身上。之后，卢斯去了青岛、大连、哈尔滨。1932年夏天，卢斯从满洲里登车经苏联返回美国。 卢斯早年与里拉女士结婚，生有两个儿子。十几年后，两人离婚。两个儿子由母亲抚养，但随时可去父亲那里度周末过假日。卢斯同年与克莱尔女士结婚。克莱尔此年31岁，小卢斯6岁，也是第二次结婚，携有一10岁女儿安娜。卢斯对安娜十分钟爱。但不幸的是，当安娜长到18岁时，遇车祸身忘。这几乎令克莱尔和卢斯痛不欲生。 克莱尔也属女中豪杰。20岁时因受父母压力，嫁与一富商，长她23岁。婚后丈夫时常酗酒。生下安娜5年后两人离异。克莱尔得到一大笔信托基金，另有赡养费，一生不愁吃穿。但克莱尔并不甘于寂寞。经常给报刊杂志撰稿，并从事小说和戏剧写作。珍珠港事变后，克莱尔写稿、讲演，鼓动美国妇女参战。她参加了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竞选，获得成功，成为美国国会女议员，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委任她为驻意大利大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斯以私人访问的身份再度访华。他经印度、昆明到达重庆，应邀参加了欢迎毛泽东主席莅渝的盛大招待会。参加会人数三万余人，张治中任主席。在他右首是毛泽东，左首是卢斯。卢斯同毛泽东比比划划地谈了一会儿。会后，卢斯与陈立夫和周恩来分别作过长谈。 之后，卢斯参观访问了成都、西安、太原和北平，再从天津到青岛。因当时潍县、蓬莱和烟台之地已是解放区，由共产党占领，卢斯不便再返童年之地，只好怏怏乘车赴南京。在南京，卢斯曾同当时在中国进行调处工作的美国国防参谋长马歇尔夫妇和蒋介石夫妇一起去长江边上野餐，谈论战后中国问题。 国共和谈失败后，卢斯对马歇尔的调处工作不满，评论中多有指责，杜鲁门总统宣布参加朝鲜战争，卢斯为之喝彩，支持麦克阿瑟将军将战事扩大到鸭绿江边的战略，以便给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有个登陆的机会。 1952年，美国共和党在大选中获胜，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卢斯寄希望于共和党政府给台湾大力支持，并于此年访问台湾，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 1967年2月，卢斯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9岁。纵观卢斯一生，因为作者未对他的事迹和思想做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在此文中不敢妄下评议。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卢斯是反共亲蒋的，这是他的地位决定的，但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上看，卢斯对中国特别是对山东胶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猛烈抨击日本的侵华行径，并帮助艾黎领导的工会组织在美国筹款三百多万元以支持中国抗战。尽管他后来完全倒向了国民党政府一边，但在中国的问题上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 前英国首相邱吉尔说过：“卢斯是美国近代七个最有名望之人的其中之一。”在西方新闻界被称为无冕之王，卢斯虽未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却对美国政坛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是美国新闻史上少有的获如此巨大成功的人。 卢斯去了，留下来的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杂志出版业帝国。他是一个世界性的伟人，但中国的生活之根始终盘绕在他的灵魂深处。 “啊！给我一乘山东轩子，让我来尝试一下骡夫的生活。 我就以卢斯在耶鲁大学时写的这首诗来结束这篇文章吧。 1988年5月写于北京 作者简介： 仲大军，现年36岁，山东蓬莱大仲家人。童年在家乡跟姑父母长大。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新华通迅社工作。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81717712, 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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