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原人民日报的老记者刘宾雁先生于2005年12月5日零时25分,在美国新泽西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逝世。海外媒体在他生前曾对他做过一些采访和报到,现把一篇有关他晚年思想的文章发表出来,供大家好好思考社会主义的问题。刘宾雁现象很值得注意,当年尽管被开除党籍,驱逐出境,但临死前仍然念念不忘社会主义。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内自由民主派人的现象。毛主席说过:“党内有党,党外有派”。自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便存在着左右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因此,毛主席始终把党内斗争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建国后的一段经历却是党内的极左力量占了上风,在矫正这种极左势力的过程中,象刘宾雁这样的党内自由民主派受到了打压。今天回过头看历史,党内的自由民住派是有功劳的,并且,他们也并不是机右分子,不象今天国内的一批官员和学者,一头钻进极右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刘宾雁先生到老也没有失去社会主义的信念,这是因为象他一样的一批共产党人在开始参加革命时就怀抱着一个美好的理想,正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的不公、人民的苦难,怎么能就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往历史的档案柜里一塞了事?......我不信,社会主义就没有值得后人吸取的价值!”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中国的改革者要有刘宾雁先生一样的风格,当极左大潮袭来时,敢于批评,当极右之风弥漫社会时,勇于抵制。只有永远站在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中国的改革才有希望。] 刘宾雁的晚年思想: 社会主义岂能一扔了之! 海外媒体 2005年12月8日 多维社报到,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有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野。有人将当年的着名“右派”刘宾雁也列为“新左派”的一员。这种划分相当牵强。刘宾雁对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人类探索有自己的独特观察和思考。他激动地对多维记者说:人类的社会主义试验是失败了,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根本性的缺陷,但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难道最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声“我们选错了道路”,再退回原处另寻蹊径?记者从与刘宾雁的多次交谈和在他的多篇文章中,记下了他若干想法。 1949年一切怪罪国民党,今天一切怪罪共产党? 刘宾雁说:1949年,我们曾切断历史,以为一切黑暗和罪恶都是国民党造成;今天有可能又一次切断历史,认为1949年后半个世纪,除尸体和灵魂的废墟外,再无其他;而一切罪恶全由共产党造成,因而只要推翻共产党,便是一片光明了。 刘宾雁说:连一些史学界权威都声称1949年那场巨变,无非就是中国这架飞机被共产党劫持了,而一劫竟然就劫了五十余年!比喻倒是很生动,可惜无法解释后来的历史。怎么能把历史看得那么简单呢,好像中国没有1949年就好了,没有1936年(张学良“西安事变”救了中共)就好了,没有1921年就好了,甚至要退到1919年(五四运动),退到1911年(辛亥革命)……跟着胡适走,别听鲁迅的,中国就好了。但是当时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跟着胡适走呢?那时并不像后来共产党天下唯“毛”独尊啊。跟马克思主义出来争取民众的,有各种各样的思潮,就在日本占领时期,还满街可以买到《胡适文存》呢。中国为什么会选择共产党的道路?──何况还不仅中国一个国家呢,全世界多少国家都这样? 中国这名报告文学作家、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刘宾雁虽然年近八十,但在与年轻学者的交谈中视野开阔,思维敏捷。 刘宾雁说:胡适说“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借用学者秦晖所说的话,我们在反对党内老左派头子胡乔木、邓力群的“假主义”上花了太多精力,却疏忽了中国毕竟面临很多“真问题”。就算共产党会搞宣传,可为什么老百姓愿意听共产党的呢,还是因为中国真有产生共产党的土壤。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不能说是共产党那么一煽惑就走的啊,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的不公、人民的苦难,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难,怎么能就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创造的一切──不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往历史的档案柜里一塞了事?“我不信,社会主义就没有值得后人吸取的价值!”那中间有他的前辈人同辈人和后辈人无数的血,汗,和泪。 半个世纪前一个未解之谜 刘宾雁多次谈到和写到整整半世纪前的1955年。他甚至认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五十多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发生两件大事,注定了后来使几亿人民惨遭不幸的那些历史悲剧必定要发生。 哪两件事? 第一件,是1955年5月,毛泽东亲自动手揪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是鲁迅最信任的弟子,文学理论家兼诗人。毛泽东为什么要对胡风狠下毒手,在短短一个月里把他从文艺思想“反党”连升两级而为政治上“反革命”? 第二件,紧接着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又发动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规模很大,而绝大部分都打错了。 刘宾雁认为,这两次运动无中生有,后患无穷,还违反了一年前刚刚通过的共和国宪法,宪法从此名存实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变成无法无天的历史了。 1955年中国风平浪静,国泰民安,毛泽东为什么非要搞一次反胡风运动不可?至今还是谜。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毛泽东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中国历史的大逆转,应该说不是从两年之后的反右,而是从这一年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从这一年之后,运用国家机器来管制人们思想、不容任何人挑战,舆论一律,也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注定失败? 刘宾雁说:对社会主义的简单化绝对化,美国的冷战思维也不能辞其咎。四十年代后期,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谈共产党而色变,一切都放在遏制共产党这个使命下来衡量,就看不到中共与苏共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看不到中国(以及亚非拉很多国家)闹革命其实都有自己国家内部的深刻社会根源,“麦卡锡主义无形之中就将整个人类历史拽住了,不能往前走。”本来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大国没有互相信任过,苏联对毛泽东疑惧重重。“1949年我经过苏联,一个普通老百姓问我:毛会不会变铁托?我心里一惊:老百姓不会自发地这么问,一定是上面教的。”抗战胜利后苏联对中共并不支持,不给武器,八路军到了东北,苏军有时甚至把他们缴械,苏联大使馆一直跟国民党挂钩……当时美国要是没有冷战思维,与中共不撕破关系,中国后来的局面就会很不一样。任何形式的国共两党并存,都会使毛泽东无法为所欲为,从而避免后半世纪的民族悲剧。不幸的是冷战爆发,美国政策剧变,全面支蒋,将中国推向了苏联一边。美国在冷战思维支配下,“任何国家发生革命,都一口咬定是苏联搞的,包括中国──这太可笑了!美国怎么对付呢?就设法不让发生革命,就支持那些明明是专制、反动、腐朽的力量。” 刘宾雁说: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注定通向失败?“实然”并不等于“必然”啊。社会主义错失了很多次自身改革的机会──例如,中国六十年代发出“九评”文章,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当年苏共是要搞改革嘛,但是中共这么强烈批判,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使苏联的负担加重,不仅要增加军费防备中国,在改革政策上也受到中共很多牵制;“最可惜的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失败。捷克斯洛伐克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主席倡导改革,全党全国也都同意,苏联一出兵,就全完了。那次在中苏对立的背景下,中国是反对苏联出兵的;但是在更早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那也是一次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国强烈坚持苏联出兵。如果当时不出兵,就让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实验,我相信能够搞出一点名堂来。” 刘宾雁的遗愿----刘宾雁夫人朱洪访谈 2005年12月5日 宾雁陷入濒危状态以后,看着他脑子依然非常清楚,但表达越来越困难,有很多很多话想说却无法说出来,我心里感到非常难受。他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奋斗了大半辈子,深爱着中国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普通老百姓。这些年来,他一心牵挂的就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变化和中国老百姓的安危祸福。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听到来自中国这片土地的声音,也希望祖国土地上的人民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所以,在前些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曾努力想办好两份容易携带、方便邮寄的小报,中文的《大路》和英文的《China Focus》,希望直接建立与海那边那片土地的联系。但是由于当局严厉的查禁,《大路》完全无法进入中国,最后只能夭折。 这几年病重,每次听到有什么朋友从中国大陆回来,他都要千方百计请到家里来,或者辗转打电话过去,请他们说一说他们亲眼看到的中国社会情况,随时想掌握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资料。只要听到一点什么有意义的消息,他都要为此念叨好几天。在癌症晚期、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情况下,他还要坚持多年的剪报习惯,把任何对中国改革有参考价值的消息从报纸上剪存下来。家里的剪报已经堆了一摞又一摞。我看他剪得辛苦,都已经剪不动了,总是说:你就划个圈圈,我们来帮你剪吧。他以后读报,就在他认为重要的消息上随时划上圈圈,请我们一定剪存下来。 有一对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夫妇很热心,对我们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随时跟我们说。宾雁就提出:你们帮我把剪报分分类吧,我这几年从海外各种中、英文报纸上剪下来很多关于拉丁美洲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消息。拉丁美洲的情况跟中国非常相似,我想这些消息会对中国的改革有帮助。在他身体已经衰弱到连走路、阅读都有困难的情况下,宾雁念念不忘的,还是怎么能够具体帮助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的朋友果真为他分出了一大堆他存留多时的关于拉丁美洲社会情况的剪报,直到他这次住院前夕,这些剪报还时时放在他的手边。 每次听到,这几年中国大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社会腐败和年轻人丧失道德理想的现状,他都感到忧心如焚。所以,知道自己罹患癌症以后,宾雁非常希望回到中国治病,同时亲历、亲灸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现实。为此,他一再给北京的最高层领导人写信,提出回国的要求。 先是给江泽民写,后是给胡锦涛写,给温家宝写,并且托可靠的关系把信件往上送。我们明确获悉信件已经递交上去,被有关领导人收到。可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其实,早在1992年,我们的中国护照马上要过期的时候,曾向纽约中国领事馆提出护照延期的申请,就遭受到护照被无理扣押的待遇。宾雁曾经痛苦地感慨:我只是想重新用自己的脚踏一踏那片土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位年过八十、身患重病的老人?! 宾雁曾经对我说过:我只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自己应该说的话。”我知道宾雁还有很多话想跟我们说,想对他牵念的祖国的父老乡亲说。可是,他也许再也没有力气说出来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最惦记的还是中国老百姓的自由和民主,幸福和权利,他为此奋斗、拼搏了一生。在他在进入昏迷以前,对身边亲友说的最清晰的一句话是:“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我想,这是他的最大的遗愿。 采写于二00五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九时,于宾雁弥留之际 (按口述记录整理)。 * 刘宾雁先生于二00五年十二月五日零时二十五分,在美国新泽西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逝世。 ** 朱洪,刘宾雁夫人,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