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目前，中国的某些精英颇有点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样子。2006年2月20日，《北京晨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的采访稿，题为《李稻葵：我怀念不争论的年代》。2月24日，李教授又在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作了题为“回归基本共识”的演讲，进一步批判“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2月25日，《新京报》就李教授的演讲内容做了题为《清华学者：大辩论无助改革》的综述报道。两篇文章均立即被国内各大网站广泛转载，反响强烈。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的李健教授传来这篇文章，对李稻葵教授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另附一篇孙立忠先生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让公众辩论改革，天塌不下来》，以及时报其他几篇批驳张维迎教授的文章。] 李稻葵教授两次公开发言的错误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李健 2006年3月1日 电子邮件：lijian789@126.com， 李教授的两次公开发言都是针对过去一年多来社会及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的激烈争论，两次公开发言观点和依据一脉相承。在第一次采访中李教授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其实我很怀念1980年代那些具体的争论，也很怀念那些不争论的年代，在这样不健康的争论局面下，还不如让政府通过一项项试点来解决问题。”在2月24日的演讲中，李教授更进一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 通读李教授两次公开发言，说实在话，让人大跌眼镜，虽然其中有一些真知灼见（尤其第一次采访），例如，李教授说到，“现在很多人都是直接下结论，不讨论逻辑，也不争论证据，而是直接怀疑对方的立场。”、“有些辩论者会怀疑对方的个人能力，比如说有没有受过良好的经济学训练等，把这些都拿出来作为指责的条件。其实，如果把争论看成一场比赛，关键的是具体争夺的结果，可是现在就好像在赛前指责对方的身高和体重。”等等，很有针对意义，也是本人所一贯认同，不一一列举。 为什么说李教授两次公开发言让人大跌眼镜？容在下一一道来。 “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绝对不仅仅是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对象，更主要是一系列的现实的公共问题。即便是在学术层面，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莫不可以参与研究和讨论，由于各种原因，它（他）们并没有经济学（家）这么幸运。 李教授这两次公开发言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以及其他诸多的改革问题，都应当分为学术层面和现实的公共选择层面这样两个层面来讲。在学术层面，只要依照学术讨论的逻辑和通用规范，前提条件罗列清楚、完整，言之有据，无不可研究，无不可辩论，无不可批判，学术无禁区。在现实公共选择层面，只要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的公民，无论是谁，他（她）都有权利就任何公共问题，在宪法等相关法律的保障和约束之下平等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主张以及理由，有权利就他人的相关观点、主张及其理由发表自己的看法、评论、辩论甚至是批判，并且这些主张、辩论、批判以及理由可以完全是非学术逻辑的、非学术规范的。 我们先在学术层面上讨论问题吧。 李教授的“（大辩论、大批判）历来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实际是规范性极强的说法。规范分析以及规范结论必须要有明确的规范标准，李教授的“（大辩论、大批判）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的“规范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李教授没有说。我们也难以猜测。作出在国内引发如此巨大反响的规范性结论却没有给出必需的“规范标准”，依照李教授的说法，这种论辩即便在学术层面也是“不健康的”。 毫无疑问，这里的“正面”或“负面”得看是相对于谁说，如果以强势群体或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增进为“正面”，我无话可说，提前认输。如果是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增进为“正面”，则完全可以做有足够说服力的列举。 另外，我们还可以借鉴李教授的导师Andrei Shleifer的研究范式，学术地分析问题—— “哈佛大学的Andrei 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过去十年里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整理出一百多国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数据，他们对许多旧的和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做了系统的计量统计研究，使停顿多年的政治经济学变得耳目一新。”（陈志武，2006）， 就“李氏命题”——“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以古今中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及互联网全面兴起的这六七年）的无数利益冲突事件为样本，一一做验证。在下冒昧瞎猜，“李氏命题”经得住经验验证的几率不超过50%，而“反李氏命题”——“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矛盾公开化，公开辩论，会起到正面促进面作用”经得住经验验证几率至少超过50%。诸位以为如何？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教授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我们实在不知道李教授这里的“历来”怎么出来的！我们看看互联网兴起之后的中国吧： 孙志刚惨案暴光之后，以网络为主要平台激烈讨论，而后政府取消了强制收容遣返制度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SARS肆虐期间，蒋彦永医生等人发出“异常声音”，报纸、网络等媒体跟进，之后卫生系统变得相对更透明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实际违反宪法的“劳教”制度据说将在不远的将来取消或收敛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包括减免农业税在内的农民减负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政府开始逐步尽《义务教育法》中的“义务”，诸如减免义务教育学杂费等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国有企业改革更规范地进行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证券市场中政府行为的规范，大股东（尤其是国有大股东）行为的规范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考虑流通股股东利益的正在进行中的“对价股改”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野蛮拆迁的改善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政府致力于对城乡底层民众生存状况的改善 ——它的后面没有网络等舆论的压力？ 改善市场条块分割建立统一大市场（包括取消城乡户籍差别，保障公民自由迁徙权利等） ——其后没有新闻和舆论的鼓与呼？没有与保守势力进行斗争？没有批判与反批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再者，在海峡的对面，台湾今天政治的相对清明以及市场经济的相对成熟规范，难道没有李敖、龙应台等舆论悍将的大功劳？ 难以想象，作为在美国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并在同一次公开谈话中特别倡导学术严谨的李教授，怎么能够不顾事实，睁眼说瞎话，随随便便就对一个有一大堆明显破坏性反例的命题说出“历来”这样的武断呢？难道李教授话语之中的“正面”真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增进”？我们无意怀疑李教授的立场和动机，但是李教授确实有必要明确给出你这里的“正面”和“负面”的判定标准。 或许，有人还要拿几十年前的“十年文革”这样的似乎极端难得的“破坏案例”来说事。虽然今天的中国早已经不是“十年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但“十年文革”在这里并非不可讨论。“十年文革”大浩劫难道真的主要是“大批判、大辩论”造成的吗？我们随便罗列几条吧——储安平先生所谓的“什么天下”、“一人一手遮天”、“一人为主少数几人为辅对法治全面破坏”、“公民最基本的人权缺乏保障”（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惨遭遇只是一标杆而已），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更重要、更根本的原因？难道它们都是“大批判、大辩论”所导致？“十年文革”期间（以至更早前的“阳谋”之下的“引蛇出洞”），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确实不少，党的文件写得好，但这些只不过是“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企图的工具和现象而已。当时表面上的“言论自由”、“大乱”其实是极端虚假的。不信，你批评执政党半句不是或者说党主席半句不是试试看。林昭、王申酉、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等人的悲惨遭遇，并不算是极端异常的典型。 在正常的现代公民社会中，大批判、大辩论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可能是在环境不正常并且一些有能力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利用它而已。如果只见工具不见根本，进而不批根本批工具，这难道算是很有学术见地？ 我们甚至还可以再回过头去学术地看一看一个由几亿人几十年支撑起来的庞大的样本群—— 过去五十多年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因为无能力或不敢或“自觉”）不说话、不批评、不辩论，看看过去五十多年几亿中国农民相对于其他一些更有能力辩论和批判的群体，他们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这确实能够印证上述“李氏经验规律”无比的正确性。 如果由“学术”而“公共”，李教授或许可以这样对几亿中国农民说—— 农民朋友们，继续等着吧，千万别辩论，会有好的“措施”“正面”促进问题解决的，我们精英和先进的代表都知道你们不容易，你们可千万别批判，别说话，别辩论，因为那样对你们的问题“帮不了忙”，“反而会起负面的作用”。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改革”更主要地是全民皆可言说的一系列的现实公共问题。那我们就更一般地到公共层面去说话吧。 李教授“（大辩论、大批判）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等诸多规范性陈述，事实上存在“潜藏于教授内心深处的规范标准”，这些标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你这（些）个标准（例如，或可能有“效率第一”）大家是否都认同吗？是否已经不需要讨论，而直接由几个精英或者一些先进的代表代为定了就算数？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李教授的潜在意思大概就是这样。 在现代公民社会中，在任何时候，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或者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没有什么公共事务是不可以讨论的——尤其是如果某种制度或政策安排真有益于绝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增进。也没有什么争论是不健康的。如果真不健康，那一定是没有争论充分。中国的公共问题辩论，就好比是小孩子走路，一个很少或从来没有站立走路的小孩子，走路的技术自然可以想见，但是我们能够因此说“因为你走路的姿势不标准，不好看，所以你最好别走”？！ 在讨论公共事务时，我们必须首先明白现代文明社会中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抉择逻辑。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现代公民社会解决公共问题的基础。对于社会公共事务，“不争论”的含义就是，让别人代我们思考，决定，自己就象猪圈里的一头猪，而极少数决定者就是上帝，主人。在现实的公共抉择中，如果公共体成员广泛地被一小撮人“强行代理”，其结果必然是：十多亿被强行代理的公民由此变成为十多亿猪猡；载明“从此（1949年），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此变成为茅厕里的手纸。 有网友针对李教授的发言说得很好，“改革走了弯路，正是因为民众发不出声音。”；“理总是不辩不明,不希望辩论的人只能是不讲理的人。” 我们当然知道，李稻葵先生作为国内名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顶级教授，当然绝对不是家里在接近赤贫的情况下被“地产商勾结拆迁公司勾结政府官员勾结流氓”野蛮强制拆迁，也绝对不是曾经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家庭因为国有工厂被贱卖而被强制下岗进而全家失业，更绝对不是全家在农村被村乡恶霸欺负而上访被劳教以至家破人亡还哭诉无门，否则，李先生不会这样讲话。精英讲话就是不一样。人说在公共问题上往往是“屁股决定脑袋”，看来还不能不信，至少大数定律成立。 李教授讲——“解决利益群体矛盾的时候，并不是让矛盾公开化，相反是制定一些措施，否则可能会起到负面作用”。我们不知道李教授这里究竟想讲什么“措施”，不乱猜，就往最好的地方想吧，如同一篇文章中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那样乡愿一回—— “吴晓灵表示，在新的阶段当中，要想更好地推进改革，必须承认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存在，协调利益关系，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的过程来推进改革。她认为，要通过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起来，相互帮助自我约束，并通过法律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创造和疏通多种表达的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协调利益关系，寻求共识，推动和谐社会发展。” 问题是，这样美好的“表达的合法渠道”、“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组织起来”、“通过法律的渠道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猴年马月才能有？不见诸多的媒体和新闻人被“肃整”？不见诸多的维权人士（包括律师）怎样的处境艰难？吴晓灵的美丽愿景何日才能成为现实？20年不算是太悲观吧！20年？死一回都又一条好汉了！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吴晓灵女士的愿景或李教授并没有给出的某种药方子（“真正形成一个大市场”？）有效，但是它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让大家共同富裕和幸福起来？在此过程中，如果有那么几千万人感觉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实在难以忍受，连在网上哼唧哼唧希望希望，骂骂咧咧埋怨埋怨（除针对政治公众人物以外当然不能针对具体个人）难道都不行？你这大教授未免也太霸道了吧！ 再请问，放眼当今世界哪一个文明国家不可以在网上就公共问题“大辩论、大批判”？哪些个国家的执政党以及大牌教授会认为网上“大辩论、大批判”不利于“解决利益群体矛盾”，不利于“和谐”？ 难以想象，在美国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在“人权状况至少比美国好五倍”（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沙祖康先生公开语录）的国家的名牌大学教授也能这样想，而且敢于这样公开讲出自己的高论。不佩服不行。 网名为“郁郁白马”的网友针对李教授的发言这样说，“知道美国的优势在哪里吗？是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以为几个能人，一群精英就可以顺利改革，那是痴人妄想。改革从来都是谈出来的，要谈就要利益最相关的人发出声音。” 关于李教授特别在意的“市场化改革”，其实，正如《中国青年报》网络版登载的鲁宁先生的文章标题所言——《民众只痛恨伪市场化改革》，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民众其实并不反对好的市场经济，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有“权贵资本化”甚至“资本权贵化”的苗头，弊端和问题一大堆，李教授也一定知道“好的市场经济”和“糟糕的市场经济”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好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靠“不辩论、不批判”、“闷声大发财”可以自发达到的。当然，这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这一问题也完全可以并且非常有必要来一场大辩论。 就在李教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值得我们牢记——“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将统治者关在笼子里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工具就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包含它们的民主宪政。将统治者关在笼子里有什么好处？只有那样，国家民族才能真正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人民才能长久地安居乐业，一如两百多年来的美国、英国、法国等。 回头看来，从2004年张维迎教授“净化学术空气”和赵晓先生“不要冒然引爆仇恨国资流失情绪”的呼吁，2005年以来一些人“抢夺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权”的努力，以及李稻葵教授今天“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的公开发言，总体感觉，象李教授这样想问题的人在经济学界并不在少数。从诸多情形看，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正在滥用和浪费相对难得的话语空间。1941年就曾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的李慎之先生晚年说，如果有下一辈子，就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为中学生编一套十二册的中学公民课本。看来，李慎之老先生一生的感悟何等深刻！ 所以，先别说什么博士不博士，教授不教授，家不家，先学习作好一合格公民再说吧。 与李稻葵教授及学界同仁共勉之。 再，我始终相信，大家的出发点其实都是一致的，这就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最广大的人民都能过上自由、文明、幸福的生活”，因此，本文纯粹“就事说事”，对事不对人，言辞有冒失得罪之处，相信李教授和相关同仁一定能够理解，海涵。事实上，就在2月25日，李教授作为牵线人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多功能厅将杨帆、张维迎两个素来被认为是水火不容的学者请到一起，大家共同讨论“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参加当天研讨会的还有曾声称“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先生，以及曾撰文称“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当然，如果能够再有一流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等多领域学者参与那就更好了。无论如何，李教授之如此行为，让人欣赏。 （李健，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 第二篇文章： 让公众辩论改革，天塌不下来 孙立忠 2006年2月27日 “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２月２４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２００６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作了题为“回归基本共识，以发展为目标推动改革在发展中追求和谐”的演讲，批判了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２月２５日《新京报》） 对于以大辩论、大批判的形式讨论改革，李稻葵先生显然是不认同的，所以就要“批判”。但对他的这种观点，我实在不能同意。 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５年，被人们称作是“反思改革年”。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国企、教育、医疗和住房改革中存在的问题等，媒体和公众进行了深刻反思，议论风生水起，批判不绝于耳。应该说，出现这样的辩论和反思是正常的，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种必然，不应将其视为“反常”。 改革中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辨论、批判得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改革中问题的出现，更与一些弱势群体无法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缺乏话语权密切相关。比如说国企改革，许多地方搞的是暗箱操作，对于自身权益，工人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也无权置喙，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下岗职工权益受侵害等问题，实在在情理之中。其他的一些改革之所以出现偏差，同样是出于此。那么，当各个群体都可以表达时，显然就意味着今后改革决策的作出就可能更接近于真理，对此，难道不应该欢呼吗？ 众所周知，话语权的多寡与权力、地位、金钱等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广开渠道，才能让弱势者得到更多的表达机会。而互联网的出现，正弥补了这一点。而且，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表达往往来自于人们的亲身感受，很多都反映了改革的真实，对于修正改革的偏差大有裨益，无疑是应该尊重与重视的。 真理越辩越明。列宁说，“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可笑的”；顾准先生说，“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那为何要对于公开的辩论或是公开的骂感到不满呢？李稻葵先生“批判了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但“矛盾公开化”远比遮掩矛盾、粉饰太平要好得多。 李稻葵先生说“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历来”二字，似乎窥透了历史。但“历来”的辩论和批判，真的对改革帮不了忙么？三十多年前关于“真理问题”的那场大辩论，达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共识，难道不是对改革帮了很大的忙么？ 更何况，当前出现的辩论和批判，已不是往日的光景，并不是如当年那样要上纲上线、将谁一棍子打死，而更多地是在表达利益群体的观点和诉求，呼唤公平和正义。势异时移，怎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呢？ 在大辩论、大批判中，或许会有愤激之词，会有不理性之语，但这不能成为畏惧公开辩论、批判的理由。即便有些话不是真理，甚至是谬论，但给这些话以表达的平台，并不会让天塌下来。 的确，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要靠发展来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拒绝公开的辩论和批判。公开的辩论和批判，只不过是人们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之一种。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甚至是为其创造和疏通表达的渠道，从而对其利益诉求进行深入了解，并让各相关利益群体充分博弈，协调其利益关系，进而达成共识，大约才是明智的做法。（此文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2，27，） -------------------------------------------------------------------------------- 从“改革受损论”反思我国改革阻力 《中国经济时报》时评 李克杰 2006年2月27日 ２月２５日，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清华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了“改革受损论”和“既得利益补偿论”，可以预见，他的高论一定会受到猛烈抨击，因为他在为既得利益者说话，让改革在不损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推进。笔者的态度是，张维迎的“改革受损论”不无道理，而他的“既得利益补偿论”则值得商榷。在此，笔者只想借张维迎的“改革受损论”反思一下我国当前改革的阻力所在。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这是一句大实话。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具体说来，改革就是改变不合理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从而达到在政治上更加民主法治，经济上更繁荣发达，分配上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更加富裕安康的目标。那么，在旧体制下谁是不合理体制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呢？对此，我们不妨从改革涉及的方面进行分析。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富裕文明国家，是我国最大的改革工程。几乎一切具体改革措施都围绕它展开。首先，我们要依法规范国家权力运行，限制官员权力行使，这使得领导干部失去了旧体制下的许多权力，以权代法、以言压法，言出法随的权力风光不在。不仅如此，各级官员还将要申报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收入状况，自己及其亲属还要远离商业经营，官车也要被改革掉。正因为在旧体制下，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最丰厚，因此他们才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种“相对利益”，这种利益具有不合理性，因此成为改革的对象和内容。事实上，在旧体制下，哪个阶层享有的不合理利益越多，哪个阶层在改革中的相对利益受损就越大；相反，在旧体制下哪个阶层获得的合理利益越少，哪个阶层在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就越小，而在改革中获得的实际利益就越大。事实证明，农民是旧体制下的最大受害者，他们的既得利益最少，因此在改革中受损也最小。 正确认识“改革受损论”不应得出“既得利益补偿”的结论，而应从分析改革受损阶层入手，认真反思我国当前改革的阻力来自哪里，从而在制定改革措施和推进改革过程中注意克服阻力。因为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如果在改革中将某个阶层在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充分予以肯定并给予利益补偿的话，就没有公平可言，不仅事实上造成新的不公，而且会让人们怀疑改革的正确性。但改革受损者在改革过程中不支持改革、消极对待改革甚至给改革“使绊”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国领导干部个人财产收入申报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公车改革长期不见进展，很能说明问题。因此，明确改革受损阶层就是把握了改革的阻力来源，这对于消除改革阻力，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障改革顺利进行，具有重大意义。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2，27，） ------------------------------------------------------------------------------------ “正确观点不需投票”实质是“专制”精神 魏文彪 ２月２５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强调，重大改革必须预见后果，并且要对改革的后果负责。“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则认为，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２月２７日《中国青年报》）。 “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有违科学。任何观点一开始都是一种假说，在经过充分的讨论与辩驳前都不能以“正确”自居，只有那些经受住了充分的辩驳考验的观点才能说是“正确的观点”，所以，就科学方法论而言，张维迎所说的“不需要投票”而自动“正确”的“正确的观点”根本就不存在。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这样的说法实际也是反智的。尽管少数人未必就不能掌握真理，而“投票”作出的结论也未必就一定正确，但多数人的智慧总体上比少数人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确，或说多数人的智慧比少数人观点接近正确的可能性更大，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坚持“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实际也是在拒绝更大的智慧。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典型违背民主。即便张氏自认为握有毋须投票的“正确观点”，也并不意味着只有他或与其观点相同的几个人才有权发言，必须认识到，在任何有关全体民众福祉的重大事项上，广大民众都有发言权，这种发言权绝对不能被某一个或几个人所垄断。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这样的观点必然导致社会公正的缺失。尽管没有民众参与的决策未必就可与没有公正画等号，但建立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基础上的决策更能保证公正性，因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则社会各阶层声音就都能为决策者所听到，就可能会有更多阶层的利益被考虑进决策之中，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对某些阶层利益的“特殊照顾”及对另一些阶层利益的忽略。而当各阶层与各集团利益相持不下时，“投票”即民主协商无疑是更接近于公正的行之有效的决断办法。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抱持这样的观点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实现。决策只有建立在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尽量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基础上才能得到更多的拥护，也才能避免因为缺少协商与有失公正而滋生不满情绪。相反，未经过充分讨论、只体现个别人士与阶层“智慧”与利益的政策，则容易因为有失片面与公正而引发社会动荡。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实际是“没必要反思改革”说的另一种说法。是否坚持改革道路固然毋庸争论，但对于具体领域的改革路径，却并非没有反思与争论的必要。这既为部分领域的原有改革路径比如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思路“已经失败”的论断所证明，同时也是让更多民智及更多阶层声音与利益进入改革总体规划的需要。真正的改革不应惧怕反思与争论，相反还应对反思与争论张开手臂，因为对改革具体路径的反思与争论将使决策更为科学、完善、公正，从而能使改革因为得到更多拥护而强化改革自身的力量。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其实是一种“掩耳盗铃”，如此掩盖矛盾甚或只是为既得利益阶层张目，只会有损而绝不会有益于改革大业。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2，27，） ------------------------------------------------------------------------- 难道该主张精英独裁吗？ 郭松民 如果中国有哪个阶层从改革中获益的话，那么“干部”无疑应该是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阶层的典型特点是“不落空”：他们在“下海热”的时候下海，“出国热”的时候出国，“文凭热”的拿文凭，住房改革的时候以低价拿到豪宅，公车改革的时候拿到巨额“车补”，“阳光工资”的时候狂涨工资，还被逼着“带薪休假”……总而言之，近二十多年来，所有的好事他们全没有被拉下，所有的倒霉事都与他们无缘。到如今，“干部”已经成了今日中国几乎惟一能够给人带来保障和安全感的职业，每年的“公务员考试”热到了销铁熔金的程度，成了中国竞争最激烈的考试，这样一个阶层怎么可能是“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呢？ 但是，在仔细研读了张维迎教授讲话的主要内容后，我有点笑不出来了，因为他的话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而“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 的确，在学术研究领域，观点的正确与否是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张维迎教授在这里谈论的根本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谈论谁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损害，应该优先对谁进行补偿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到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这样的问题，只能通过让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充分讨论，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内，比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用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只有这样，才符合民主的原则、程序正义的原则，才能获得社会公众真心实意的拥护，才能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不夸张地说，像张维迎教授这样将自己的政策主张自封为“科学”，拒绝社会公众的“投票”，实际上就是在公然主张精英独裁！这意味着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所依附的既得利益者，在发现已经无法用公共利益来为自己的私利进行包装，并且自己已经为民意所彻底抛弃之后，便索性撕下了所有伪装，亮出了底牌，决心用反民主的手段继续垄断所有利益。 中国的改革确实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我们格外有必要重温一下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他老人家是这样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2，27，） ----------------------------------------------------------------------------- 社会流传的顺口溜： 新好了歌！ 发件人："新区发展论坛" <zorro@wnd.gov.cn> 收件人： <zdjun@263.net> 抄送：发送时间：2006-02-06 17:36:58 +0800 优先级：紧急标题：好了歌！ 当家作主就是好，三座大山推翻了；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