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一篇发在价值中国网上的有关仲大军先生的文章，看来仲大军先生这些年来的工作没有白废，终于获得人们的认可。在一个越发趋炎附势的社会里，仲大军坚持为平民大众说话，为此他吃过官司，受到冷落，但他仍然独立地发表自己的声音。中国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民需要这样的学者。]

仲大军：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吉林省珲春市委办公室  李世春

2006年12月19日

lsw999king@126.com

（原载: 价值中国网）

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没的时代，任何领域中秉持公心悟道求业的人都属凤毛麟角。本人学经济出身，对于经济学界自然关注的多一些。然而，看得越多，就越感到眼下好多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实在愧对养育他们的中国人民。这些人总是声嘶力竭地为垄断资本和苛政弊治辩护，却对广大群众的疾苦充耳不闻。读它们的文章，往往令人恍然不知今夕何夕，简直比马克.吐温在《竞选州长》中所描绘的还要是非颠倒。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任何时代都有“民族的脊梁”。我竟然在莠草丛生的中国经济学界发现了一颗参天大树。他的公正和良知令人景仰，他在用心书写着人民的经济学。他叫仲大军。

我不认识仲先生，也没有幸运听他的讲座，虽然大学时代曾听过不少国内知名甚至著名经济学家的课。我仅看过他的数篇文章，包括《民工荒说明了什么？》、《90年代以来农村发展迟缓的原因》、《中国经济是否一枝独秀？》、《警惕过度对外开放的危险性》、《 中国廉价劳动力战略问题及精英文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廉价劳动力与中国工业化的问题》等。总体感觉是，像他这样真正站在百姓的立场上、精确透辟地解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人，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无出其右。前些日子，我曾想写一篇题为《究竟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的文章，分析中国经过28年高速发展，为何多数群众的生活依旧贫穷，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找到了仲先生的《我国低工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一文。读过此文，我感到自己的计划不必实行了。因为仲先生已经将问题分析的鞭辟入里、刀刀见血、入木三分。在此，我想要引用文中的一段，一来表达我长期懵懂心中而未能准确形容的观点。二来借用电影术语，插入一个所谓的“侨段”来向先生致敬，也算是幽上一默。

　　仲先生在文中说：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GDP的50-60%。而我国2005年的职工工资总额仅有19980.8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其中国有经济单位12009.2亿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 867.8亿元，其他经济单位7103.8亿元。这一比例可以看出我国工资水平是多么低！

　　2005年，我国城镇从业总人员数为27331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为18405元，如果将这2.73亿从业人员都视为工资收入者，那么他们的工资收入总额应为5万亿元，约占2006 年20万亿元GDP的25%。这是将个体户都计入统计的结果。如果将我国的工资收入提高到占GDP40%的水平，以8万亿元除2.7亿从业人员，人均年收入将达到3万元。这应该是我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

　　但我国职工收入水平实在是太低了。无怪有学者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这意思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最残酷的原始时期，劳动工资水平也没有这么低！

　　我国的工资收入在GDP的比重中如此低，大多数国民收入都被企业和政府拿走，以致老板有钱大肆挥霍，政府有钱盖豪华办公大楼，民众工资收入却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资本和经营管理者拿走了利润的大部分，真正落到普通职工手中的工资额很少。加上不同行业的差异，整个工资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便会出现巨大的差距。

　　……改革20多年来，为劳动群体说话的声音太少了，为资本辩护的声音太多太强了。有能耐的人都想多拿多占，而舆论阵地偏偏就由这一伙精英群体占据着，广大劳动者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他们的要求极大地被忽视，他们的愿望根本得不到落实。

　　因此，当前真正值得社会关注的事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剩余利润正在被资本所有者和财政大量拿走，被高管和权贵瓜分。尽管经济在增长在发展，但好处大多被精英群体分享，普通员工们永远都处在一副饿不死也阔不了的生存状态。这导致处于社会低层的民众很难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声讨垄断的同时，还应进行有关分配公允与否的讨论。

　　当然，影响工资收入的重要原因还有财政税收。今年底，我国的财政收入将达到4万亿元，占GDP的20%。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上升，已从19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20%多，这还不算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如果加上预算外的收入，我国财政收入可达到GDP的3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政府对国民财富的控制程度以及政府规模的庞大程度。

　　然而，国家财政收入是否可以无限制扩张？政府成本是否没有一个基本额度？这是中国改革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解决的大问题。财政拿走一大块之后，剩下的一大块就是企业收入，也就是资本收入。在我国的GDP当中，资本收益约占40%多，大大高过劳动工资收入。

    因此，改变我国的国民财富收入分配格局，是解决整个工薪阶层收入的最根本问题。只有改变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严重不平衡的现实，我国整个工资水平才会得以提高。劳动收入如果不能超过资本收入，中国将成为财富高度集中在国家和少数私人手中的国家，这样的社会将很难达到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垄断企业目前每年不合理的掠取着几千亿的企业利润，垄断企业与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中国的劳动群体要联合起来向这三个寡头索取利润。”

请读者原谅这个“侨段”有点儿长。因为仲先生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每一处都与我长期以来的观点契若符节，而我却无法将问题剖析得如此清晰和到位。

事实上，除了读过他的几篇文章外，我对仲先生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尽管满怀敬意，但我无法从更多方面去表达。文不宜长，意尽而已。在我心中，仲先生正是那个长期寻觅而不可多得的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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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来稿：

公正、正义与当代知识分子

康新贵

kxglawyer2005@126.com

    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形成，部分取决于当代知识分子对公正、正义的追求和态度。当代中国社会目前已分化为四个阶层：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其中劳动者阶层又分化为三个子阶层：发展型、温饱型、贫困型。

    当代知识分子，同样因其对控制社会的稀缺资源的占有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阶层。对知识分子来说，对公正与正义的追求，是不应当分阶层的。知识分子不应当因为自己在物质的、社会地位上属于上层阶层而在观念上排斥其他阶层，尤其是排斥劳动者阶层。倘若如此，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当代的改革，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倘若知识分子们视而不见或不以为然，甚至以为理应如此，那就很危险了。 当然，知识分子有自我选择代表某个阶层的权利，但代表某个阶层，不等于可以不要社会公正，不等于可以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

厉以宁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张维迎则主张“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主张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显然，他们是完全代表了权贵经济和强势集团，不再主张社会的公正与正义。当然，他们有自我选择的权利。但是，当厉、张等人代表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时，那就很不正常了，也很可怕。

    公正与正义，是一个理性的文明社会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和理想，我们中国人作为人类的一员，当然不能例外。事实上，在孟子这样的先哲们的努力下，公正与正义的价值观念才得以逐步形成。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所追求是最高价值目标是公正与正义。一部法律是否体现了公正与正义的原则，是区别良法与恶法的试金石。

    改革中获得利益最大的是极少一部分人，绝大部分人利益获得较少甚至是绝对的利益受损体，或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或许是权宜之计，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理应如此而天经地义，并用强权予以维持。如此，失去公正、正义基础的所谓效率要它何用！

    如果说改革导致社会分层不可避免，那么如何缓和阶层矛盾就成为政策、立法的重中之重。建设和谐的福利社会，是化解社会阶层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唯一正确、有效的道路。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就是一个现成的榜样。

    当然，中国经济人均GDP的水平还不高，福利社会不可能一步到位。但这不妨碍将福利社会作为中国社会所追求的目标。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建设和谐的福利社会不仅不能为主流意识所接受，甚至遭到主流意识的强烈否定。这不禁让人感到震惊和茫然！中国的主流意识、主流价值观念怎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很是令人失望和沮丧。难怪中科院的何院士要说：谁叫你是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如此，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念如此。斯如是，夫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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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中国真能崛起吗？

吉林省珲春市委办公室 李世春

2006年12月18日

    眼下，全球爆炒“中国崛起”话题，热度远迈当年的“日本奇迹”和“汉江（韩国）奇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信心大增，仿佛未来100年已经铁定是“中国世纪”。日前李光耀说：一些中国年轻人错估国力，民族主义高涨令人不安。李光耀说得对。我们取得的成绩根本比不了日本和韩国。用不着高深的论证和计算，事实明摆着：

    二战后，日本、韩国，还可以算上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小龙”，都是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了从欠发达到发达社会的转变，中国却没有做到，并且至今相差遥远。喜欢数字的朋友可以从下面这些数据中得到证实：

    日本1955年人均GDP才258美元，1966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到1980年就跃升到10133美元。25年人均收入飙升38.3倍。

    韩国1962年人均GDP只有区区83美元（不及当时的中国），1978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1995年达到11468美元。33年增加137.2倍。

    我国呢？1978年人均是224美元，2001年突破1000美元大关，2005年为1703美元。27年中只不过提高了6.6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6%，日本和韩国分别为7.8%和8.4%。事实殊为离奇。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哪里去了？中国为什么还不发达？原因很多。个人的分析，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体制问题，二是政策问题。

    近30年来，我国的体制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进行，而政治、社会、文化改革相对滞后，有目共睹。我国的管理体制庞大而低效，官民比高达1：18（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语），不仅举世无匹，也创历史新高。财政收入1/5用于行政费用，比日本、欧洲发达国家高近10倍。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结构普遍为三级，即中央（联邦）、地方（州，都道府县等）和基本自治单位（市、镇、村等），我国却有五层甚至更多。

    日本中央政府设有12个省（部）、美国是14个、英国16个、德国17个，我国至今尚置有正部级单位60余个（80年代超过100个）。每个省有一百几十个厅，每个地（级市）有一百几十个局（处级），每个县（级市）也有一百几十个局（科级）。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环环相套，既有条条，又有块块，繁复得无以复加。这是社会管理和运行成本高昂的根本原因。

    举个例子，湖北省襄樊市有个襄阳区，韩国有个襄阳郡，两者前些年结成了友好区郡。据派到韩国襄阳考察的人叙述，该郡所有公务人员合计不足300人，而我们的襄阳区呢？2万多人！机构庞杂的另一个后果是效率低，职责不清，推诿扯皮，有利益的事争着管，没利益的事谁也不管。第三个后果是监管不到位，腐败横行，地球人都知道。官方的数据：每年公款吃喝4000多亿、公费旅游3000多亿、公车消费4000多亿、转移出境的赃款数千亿、出国赌博上千亿，贪官污吏们收受贿赂、灰色收入、“来源不明”的巨额资产等等，还要消耗掉很大一部分……

    这么多国民的血汗都被挥霍掉了，未能投入社会再生产。长此以往，即使经济增长率再高，大多数百姓又怎么能富裕？中国又怎么可能尽快发达？政策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改革之初，无师可法，恰好东亚有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于是把“出口导向”战略奉为圭臬。在没有满足内需的情况下，盲目扩张出口，以至于：第一，消耗巨量资源和人力生产的产品廉价输出国外，致使国民经济高度畸形，对外贸依赖过高，甚至超过了日、韩这样的岛国。第二，消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仅至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别国纷纷实行高收入、高消费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实行超级低收入政策，全民工资总额仅占国民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国民无力消费，更无法应对节节攀升的生存成本。第三，为了扩展出口，非理性地压低人民币汇率，用“廉价”而不是“质量”占领市场。结果我国成为欧美的“血汗工厂”，中国人成为全世界的“民工”。

    其实，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衡量，人民币汇率都绝不应该如此之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日、韩等国刚刚起步的时候，其产品质量也很差，技术含量更谈不上，那时候的“日本制造”、“韩国制造”像这些年来的“中国制造”一样，都是“低档货”“仿冒品”的同义语。但人家并不刻意在压低价格上作文章，而是通过保持货币币值并适时升值来迫使企业千方百计改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以质取胜。最终成功地从全球生产链条的低端攀升到高端。

    汽车业是最好的例证。50年代日本和70年代韩国的汽车根本不入流，可20年后就能与美、英争胜了。我们呢？真正的国产车在哪里？这就是片面压低汇率，走“低价策略”的下场！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若不改弦更张，即使再高速增长20年又怎么样？还不是做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日本、美国，以及其他西方世界，当然希望中国永远这么糊里糊涂地走下去，不要觉醒才好。

    以人民币升值为例，西方人知道我们有一种多年受压迫形成的“屈辱感”，最不愿意听他们的指挥和“教唆”，所以他们就高调逼迫我们“升值”。其真正目的，就是要我们上当，永远不升值！这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是美国人自己说的。读者有兴趣的不妨拜读一下这篇文章《美对人民币高调施压，欲延续自己“好日子”》（http://intl.ce.cn/zgysj/200612/04/t20061204_9660331.shtml 中国经济网），恐怕会有全新的启示。

   附文： 美对人民币高调施压　欲延续自己“好日子” 

    人民币若真的大幅升值，美国消费者以平价购买中国货的好日子将不再。 美国作为中国汇率政策受益者，近年却接连不断地批评中国，逼人民币升值。内地经济学家余永定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解析了其中的玄机。

     余永定点出：在美国最著名的主流经济研究所之一——“美国事业研究所”(AEI)的官方网站上，一位名叫斯瓦格尔(PhillipL.Swagel)的高级研究员不请自来地给我们做了回答。 斯瓦格尔写道：“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付更多的钱。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催生泡沫的只付利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

     斯瓦格尔续指，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

    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

    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余永定因此说：我非常感谢这位不曾谋面的斯瓦格尔先生，他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如果不能抛弃“凡是……的，我们就……”的简单思维定势，我们就无法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折做出判断，就有可能跌入陷阱。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又往往十分天真，忘记了什么是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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