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军中心编者按：明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什么态势？每到年底，媒体纷纷发出调查问卷，近几天里，仲大军先生接受的采访和问卷调查无数，下面我们发出王建、罗奇、谢国忠、左小蕾等学者的几篇文章，从几个角度来考察我国的经济，仅供参考。]
2007年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走势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汇编 2006年12月7日 2007年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王建 2006-11-24 中国证券报 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四年保持10％以上的速度已成定局。回顾这一年的增长格局，与前三个高速增长年份略有不同，其主要在于投资需求的拉力下降了，出口与消费需求对增长的拉力则相对上升了。这种增长格局的变化，主要出现在进入三季度以后。 展望2007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说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所以说是“挑战”，是因为中国经济将很可能走入本轮经济增长的末尾，是一个从繁荣到衰退的过渡年份。 这是一个市场周期，自2002年以来，我们已经经历了经济增长从复苏到繁荣的过程，但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危机与萧条这两个阶段，中国在基本上已经踏入市场经济轨道后，是否会经历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所经历的市场周期，我们因为从未经历过，所以目前还不知道，但是目前已经可以明确地看到，在经历了四年繁荣之后，明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投资先行指标在不断下滑 在经济增长率仍高达10％以上的时候说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当然需要用经济增长中的“先行指标”来说话，由于对目前的中国内需来说，投资需求是主体，所以要看投资中的先行指标，就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的增长率。 这个指标在2003年本轮投资周期刚出现的时候，当年上半年的增长率为70.5％，而同期投资完成额的增长率为31.1％，由于投资的先行指标比同期的投资完成额高出1.3倍，说明一个巨大的投资高潮正在到来。但是到今年前10个月累计，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长率同比已经下降到只有4.4％，说明本轮投资周期的高潮阶段已经过去了。如果看进入三季度以来新开工投资增长率的走势，7月份当月的增长率已经只有3.8％，8月份开始进入负增长，到10月份当月已经是负的20.8％。新项目投资代表着未来新增投资需求的增长，去年前10个月，新项目投资的增长率还在28.5％的高水平，而到今年同期已经下降到了只有4.4％，新增投资需求的下降，乃至负增长，必然会带来后续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也与10月份投资完成额增长率下降到16.1％的趋势是一致的。 由于投资是需求的主体，投资需求增长放缓，必然对其他方面产生重大连带效应。观察10月份的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当月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到14.7％，比9月份下降了1.4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从9月份的3.5％下降到2.9％，这两个指标连同投资指标的下降，都说明了国内生产领域的需求增长已经开始减缓了。在10月份的主要经济指标中，只有广义货币的增长率出现提升，M2的增长率上升到17.1％，上升了0.3个百分点，M1的增长率上升到16.3％，上升了0.6个百分点，但是在生产活动减缓的背景下，货币增长率的上升，显然不反映生产性需求的增加，而主要可能是股市繁荣的影响，而与生产活动相关紧密的贷款增长，仍从上月的15.8％下降到15.2％。 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增长，必须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对应的循环关系，不能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对应，就会出现或者是过热，或者是过剩。在现阶段看，由于本轮投资周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分配领域的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当投资周期过去，开始形成巨大的生产能力释放的时候，过剩矛盾甚至演化成危机的前景，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 许多同志仍在为目前高居不下的投资增长率发愁，仍然认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投资需求过大，他们据以作出判断的指标是投资完成额。从宏观调控角度看，如果只有当投资完成额增长率下降到10％以下，才开始放松宏观需求控制，则对于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已为时晚矣！ 消费增长不可能接替投资减少 由于今年以来消费增长率开始提升，许多人把需求增长的希望寄托到消费，但是对9—10％的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如果投资增长率下降到15％以下，消费增长率就得上升到25—30％才能接替投资需求对增长的拉动效果，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分配矛盾根源于体制与制度矛盾，仅调整某些机制与政策根本不起作用，非得动大手术才行，这就决定了在投资需求落潮后，消费不可能接替投资的地位。而且由于投资是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投资增长率下滑必然会牵动生产增长率下滑，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导致消费增长率也下滑，因此经济增长率在明年的滑落是不可避免的。 生产过剩阴影的浮现会极大地压抑需求，在这个背景下，消费物价与生产者价格都会持续走低，因此明年的CPI可能会低于1％，PPI也会下降到1％上下。 亟须必要的思想和政策准备 对国际经济关系来说，最应该关注还是美国经济与美元的走势。从目前美国经济与美元的状态看，房地产市场的衰退还没有见底，财富效应正在显著减退，已经有很多专家预计，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比三季度1.6％的增长率还要差。如果美国经济在明年走入衰退，美元也会出现较大幅度动荡。此外，如果中东局势波动加剧，将会导致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并影响到国际贸易的顺畅，这都会对中国的出口需求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生产过剩与经济增长减速正在向中国逼近，走入市场化道路的中国将可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严峻形势，这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新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9亿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大格局决定了中国的生产过剩是“短期过剩、长期不足”，因而走出过剩时期也会用不了太长时间。从世界范围看，新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形成高潮，发达国家的需求正在不断向中国转移，也为中国战胜市场周期波动提供新机遇。因此，只要我们能未雨绸缪，有了必要的思想与政策准备，就可以把市场周期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 中国经济发展重大矛盾与13亿现象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史蒂芬· 罗奇 2006-08-22 《商务周刊》杂志 中国的形象受“13亿现象”的影响，常被宏观笼统化。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人们忽略了阐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张力——即宏观与微观以及中央政府与全国超级增长地区之间的角力。如何协调这个矛盾，将是对中国经济进行有效管理和诊断的关键 对市场的启示：银行业改革对于扫除政策拉力障碍至关重要。国有银行的公开上市将有助于促使银行从地方色彩浓厚的“政策性贷款”，向按商业规则设定信用额的做法转移。 如果缺乏这方面的改革，中国政府可能需要比一般情况下更大力度地收紧货币政策，才能压制过剩的中国投资周期 银行借贷与经济活动上的分散结构，大大妨碍了中国在实施宏观调控上的成效。中国不是一个传统宏观分析及有效稳定政策所讲求的发展成熟的宏观经济体。其分散的结构比任何体系都来得“反宏观”。这增加了调控的难度，并最终使经济管理风险上升。 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越长，对其固有矛盾的感受便越深。在过去的12周，我三度造访了中国——创下我个人的纪录，期间相当多的时间是用在与中国领导层和最高政策制定人的会面和讨论上。我实地考察过一些大小不同规模的公司，在天津消磨了一个周末——在滨海新区的心脏地带，这里也许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个大型开发区——我瞥见了未来的景象。我也到过位于天涯海角的海南省。我在中国的著名大学讲过两堂课，与来自不同层面的学生进行广泛的交流与辩论。我甚至涉猎目前发展得非常红火的当代中国艺术市场。但当我静下来并尝试把以上种种整顿一下，我发现我在期待着一个不可能的景象。社会充满着反差与矛盾，中国远非笼统化(generalization)可以概括的。 毫无新意的“13亿现象” 我们西方人总是倾向从非常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把焦点放在其令人生畏的规模及其对我们的意义上。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举忽略了阐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张力——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角力。北京是中心，是推动中国宏观发展的管理机制代表，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是从一群群到北京权力中心朝圣人士的所见所闻而形成。在最近的这些日子，我在北京的餐厅和政府机构比在纽约遇到更多的熟人。 这是中国故事的圣地麦加——但不是中国，至少不是全部。更为真实和全面的中国是在省和地方层面上，它们远离以北京为中心的权力网络。尽管经过了27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真正的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微观故事，只是很多时候会加插一个让西方容易理解的宏观故事。目前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的形象正由于“13亿现象”而受到影响——这是占世界人口1/5的令人生畏的经济发展力量——随着目前已经达到全球第四并持续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规模到达某一个临界点，突然间这种算术呈现出一种新意义：如果中国保持现行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其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到2030年，它将超越欧洲；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继续沿着按美元计算每年增长12%的轨道运行，而工业化发达国家则继续沿着5%-6%的道路前进，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按美元计算的GDP年增长值将比美欧总和还要大。 其实，它们并无新意。世界上创下像这样数字记录的跨国公司并非前所未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也并非头一遭要面对由此引发的工人和选民的忧虑。这种认知的问题在于，在中国正由中央计划体制相对顺利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设想下，它把中国描绘成一股巨大的单一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误读正是中国的最大矛盾所在。在旧有体系中，中央政府对经济控制权是近乎绝对的，但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里则不然，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乡镇层面分散，使得北京在执行宏观调控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当然，这个现象也不足为奇。中国5000年历史中没少出现这种情况。然而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中国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这种不够协调的组合，已经妨碍着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经济近期和未来的趋势。 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人很快便发现他们正陷于一个严峻的困境中。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和创造就业机会，地方党政官员运用其对地方银行分行的影响力，对于投资项目的审批往往比公司管理层或银行北京总行信用部的主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地方银行的影响力也同时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还有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行业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现行相对温和的收紧措施，正好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忧虑。我觉得尤其有趣的是，一些市政府目前也自行制定法规为其过热的房地产行业降温。换言之，北京发出的信息不足够，完成工作的责任落在地方政府身上。在这方面，深圳起了带头作用，在北京发出行政指令的三个星期后，深圳政府于6月22日公布了十项紧缩措施。根据报章消息，深圳房市对国家的指令反应不大，但面对地方政府的行动却立竿见影。这一重要实例反映了国家紧缩措施相对乏力与地方行动直接有效之间的矛盾。 在最近与多家中国银行和公司进行的会议上，有关地方与中央控制权之间的张力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议题。这不仅是关乎项目的融资，还涉及日益重要的环保政策。两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对地方官员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从与地方商人和银行家的对话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把其从事的项目授权和目标，视为独立于国内各地情况的活动。尤其是在天津的一次，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是中国前中央银行行长，他对于宏观政策问题肯定十分熟悉。负责带领这个位于北京以东约175公里的高速增长地区发展的戴市长，突然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姿态说明地方增长的至关重要性。他形容北京的看法——特别是最新一轮的收紧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与追求增长的地方目标不一致。然而就此而言，与我会面的银行家和商界人士大部分都认为，中央近期的行动像一个刺激多于一个重大的调控冲击。当然，戴市长身兼着两个身份。在晚宴上，他承认在中国的整体可持续增长可能是较接近7%而非现行的10%的同时，觉得天津的适度增长步伐大概是20%。 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改革的关键。在经济及其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分散发展和伴随而生的不均现象，仍然是增长经历中的突出部分。总的来讲，中国平均每年实现10%的GDP增长，但由于全国幅员异常广博，实现高速增长的地区集中在约占全国20%的城市领域内，其余农村地区的增长仍然相对呆滞。伴随实体经济发展不平均的是银行体系结构的同样分散，整个体系由大量独立自主的地方分行主导着。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实体经济在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上的效力。事实上，在一个结构分散的银行体系里，政府将需要比一般体系紧密情况下更大力度地收紧货币政策，才能达成一个既定的政策目标。银行业改革是解决这个两难局面的关键。国有银行的公开上市将有助于强迫银行从地方色彩浓厚的“政策性贷款”，向按商业规则设定信用额的做法转移。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在需要时充分发挥其抑制投资活动过剩的实际功能。 中国看来仍然与功能发展成熟的宏观体制距离很远。随着在过去12周来回穿梭于这个非一般的国家，我感受到的介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张力——北京宏观政策战略与独立自主的超级增长地区之间的博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这严重地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除非中国能协调这种矛盾，有效的政策性管理对于这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仍然是遥不可及，而经济面临风险却挥之不去。 “山高皇帝远” 上文我提到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宏观经济，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分散、集合各个地方权力的经济体。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对亚洲各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任教于耶鲁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能说得对，大部分西方观察家长久以来都以他们用来自我审视的一套标准来看中国(参见史景迁的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1998 年)。从13 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至1970年代的尼克松访华，精于剖析历史的史教授揭示了外部世界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未能真正窥见“中国的内部”。看来，我们是再次印证了他的看法。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西方涌现了不少利用传统宏观观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机遇、压力和限制的中国专家。然而，这当中藏着一个有趣的玄机：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正在顺水推舟——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错误理解，也或许我们全都误解了。 表面上，中国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包装整齐的经济体，它拥有一个设计周全的符合国际GDP会计准则的国家统计系统，并定期每月公布一整系列的详尽的经济数据；它拥有一家于1998年参照美联储体制而重新组织的中央银行，其财务政策立场每年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呈审批；中国定期列席七大工业国会议，以外部观察员身份参与范围广泛的宏观事项讨论，从全球失衡和世界增长问题到贸易政策和货币事宜；还有，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15 年的迅猛成长，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特别是在关乎通胀走势、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跨境就业等方面。 由于中国拥有一个如此西方化的外表，再加上其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力，我们西方人都倾向认为可以用我们观察其他宏观体制的同一套标准来检视中国。因此，当事情出了问题时，我们便搬出一大套宏观理论，并从中选出传统的政策挽救方案。 美国如何处理其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就是反映这种态度的最明显案例。自从中国成为美国多边外贸赤字中最大的顺差国以来，华盛顿和学术界的传统派均要求大幅度调升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我从来都不赞同这种理论，因为我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个多边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国内储蓄短缺所致，“解决”对华贸易问题，仅意味着把美国贸易失衡的其中一部分向别国转移。另外，即使我的看法有偏差，中国真的是关键所在，也无人能保证 人民币升值便能解决问题。一个经济体需要有发展成熟的市场机制，才能利用相对价格变动(比如汇率)来调节数量(比如贸易流量)。可是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混合经济体，还有大量国有企业和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体系，仅仅是局部“市场化”。经济中缺少了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传统货币政策可能会因仍然“看得见的手”而受到妨碍。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宏观问题或无需执行宏观政策。相反，这个全球增长最迅速的主要经济体存在不少严重的宏观失衡情况，必须尽快地从速解决，包括过热的投资行业、低效的大量需要石油和原材料的生产技术、长期偏低的私人消费和过度依赖出口。在市场化体系里，这些问题可通过结合收紧银根和货币升值的政策得到解决。考虑到前所未有的投资和出口过热情况——两个板块在中国GDP里共占到75%以上并以每年30%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在遏制这趋势上只迈出了一个小步。自2004 年以来，短期借贷利率只轻微调升了两次(每次27个基点)，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仅窄幅升了3%。取而代之的，中国在政策层面的严峻任务却由相当于昔日国家计委的发改委代为执行，发改委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政策性机关，出台了一系列具针对性、旨在限制若干过热行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措施。目前，措施针对的行业包括铝、水泥、有色金属、煤、焦炭以及房地产建筑行业的投机活动等。 中国领导人已郑重地向世人表明：中国还不具备条件通过货币、财务和汇率等政策进行较传统的宏观管理。这些政策手段不只要求有一个市场化机制，还需运用非常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调节的目标。对于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拉力的难度很高。这方面的限制严重地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战略。央行就借贷利率发出的任何意见，对于地方银行分行如何向地方投资项目配置资金往往影响不大。此外，当宏观政策机关调整汇率，外商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并不会自动缩减它们的对外采购。简而言之，北京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层面的根深蒂固的分散结构和独立自主作风所妨碍。从北部的天津到南部的深圳，我们很难想象正在享受着超高速增长的中国沿海大城市会慢下来。 这里正是考察现代中国经济的着眼点。宏观中国的持续性已到达至关重要的临界点——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然而受到地方层面的自主性发展拉动，微观中国却继续向前迈进。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在宏观与微观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大量民工涌进大城市，估计在未来15年每年介乎1500万-2000 万，这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对个别地方和省的超高速增长情况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便有效吸纳庞大的民工迁徙潮。不然的话，持续上升的失业率、日趋显著的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安情绪，将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归根结底，加快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是舒缓这些不断上升压力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样，传统的宏观政策才有用武之地并起到其发挥拉力作用的功能。 明白了这个逻辑，我建议大家少点在意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宏观政策官员的高姿态声明，多关注一些发改委微观管理人就经济走向做出的指导性举措，这些在数量层面做出的行政措施，将远比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稳定政策调整来得重要。 我同时建议大家留意史景迁的意见。我们总是倾向使用我们用以检视自身问题的同一套标准来看中国。就中国经济的当前状况而言，这样做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误导。中国不是一个传统宏观分析及有效稳定政策所讲求的发展成熟的宏观经济体。其分散的结构比任何体系都更为“反宏观”。 悲观者罗奇：中国应做最坏准备 2006-12-04 08:21:00 第一财经日报 徐以升 “中国有一种说法是‘以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也许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我认为在看美国经济走势的问题上，中国现在应该做一个最坏情况的准备。”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表示。 罗奇认为，对中国经济而言，美国经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疲软的美国经济对中国会有很大的影响。 做出这个判断，是罗奇基于对中国经济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分析：薄弱的消费，而且拉动消费增长需要很长的时间，以至于在过去15年中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占到了GDP增长的80%。“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平衡的经济，从定义上讲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因为它没有很长的支撑的基础，如果美国的经济出现问题的话，中国的经济也会出现连带的影响。”罗奇说。 美国消费者信心的降低，总体经济的放缓乃至衰退毫无疑问将影响中国的出口水平。而在罗奇看来，或将影响中国出口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一个是美国经济的衰退，第二个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过于依赖出口的不平衡的 中国经济，2007年可能会遇到双重的风波。”罗奇最后说。 谢国忠称中国人没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2006-10-31 07:49:00 来源：新京报 谢国忠其人：1960年生于上海，198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198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硕士，199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同年加入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分析员，所参与的项目涉及拉美、南亚及东亚地区，并负责处理该银行与印尼的工商业发展项目。 1997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离职前任亚洲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经济学家。谢国忠离开原因是由于9月18日所写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对新加坡政府有不敬言论。 在北京召开的欧美同学2006北京论坛上，尽管有来自国内外数百名海归精英汇聚一堂，及林毅夫、曾宪章、扬壮、汤敏等中国经济界大腕人物在场，但谢国忠的出现还是引起了媒体的不少骚动。 谢国忠感言财富应转移到百姓手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称，由于大部分资产控制在政府，老百姓并没有享受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财富增长，而要改变这一现状就是要将部分国家财富转移到老百姓手中。 谢国忠预测中国房地产将于2008年遭遇高风险 前摩根史坦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师谢国忠一日表示，预计2008年世界经济将出现衰退，中国的房地产届时也将遭遇高风险。中国证券报引述谢国忠说，中国房地产需求并不正常，现在真正买房子居住的需求其实不是很大。拆迁户造成的强迫需求，加上境外需求，都是不稳定的因素，这些与经济周期相关。 另外，他表示，参照其它开发中国家的路径不难发现，举办奥运会后，都将经历一阵调整期，经济难免出现衰退。谢国忠认为，中国房地产应大力发展，但一定要维持适当的价格，使大众都能买得起，才能进入一个良好的循环。他指出，为了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必须给予农民一定的土地。农民进城以打工为主，基本都被边缘化，没有进入城市的主流。谢国忠说，农民拥有土地后，才能拥有一定的资金，进入城市后得到较好的生活水平。透过重新分配收入，达到城市化的进程。他表示，除了房地产调整，中国经济要保持长远发展，一定要真正发展内需，目前依赖先进国家需求的增长模式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谢国忠指出，中国要培养自己的内需消费，这要在收入分配上进行调整，并在发展中国家开拓新的贸易市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消费。才能使得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增长阶段。 2007 中国经济从三大悬念开始 左晓蕾 我们在预期2007年经济发展前景时，不妨先探讨一下2006年给我们“遗留”下什么不确定因素，对2007年的经济展望应该从这些“遗留”问题开始。 增长大幅下滑抑或投资反弹 2006年中国经济在起伏跌宕中给2007年的走向留下了两个不同的可能方向。一方面，2006年10月份14.7％的工业增长是至今全年增长的最低点。与今年2月份的最高增长点20.1％比较，降低了5.4个百分点。工业增长数据似乎超过市场预期的调整幅度。有信息显示，10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近年来的最低增长。我们担心可能出现对宏观调控的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如果延续，2007年的经济就可能出现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比较大幅度调整。经济会不会走向这样一个极端，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一个主要不确定问题。 另一方面，投资反弹的体制因素仍然存在。商业银行以利差收益为主高度依赖贷款规模的经营模式还没有实质性改变。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政绩的评价体系、资源的非市场化配置机制以及商业银行的单一利差收益模式对过度投资冲动的支持等，这些问题并不可能马上有显著改变。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加工出口贸易顺差不断增长带来的外汇积累结汇需求，使一直困扰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是货币政策总量控制的主要目标。 实际上，过度投资每年“先快后慢”的非经济规律循环似乎已经牵着中国经济的鼻子走了好几个回合，也与宏观调控做了几轮博弈。许多体制因素还没有迹象显示有显著改变，所以投资在2007年初再次反弹是有体制基础的。 这两个可能的方向看似截然相反，其实是同出一辙。完全可以通过体制改革这样同一个武器来防御。加大体制改革的力度可能是既不走经济大幅下滑的极端，也避免投资反弹恶性循环，使经济平衡发展的最佳途径。一个和谐的经济体制才能推动和谐的经济发展。 内外失衡亟待有所突破 2006年留给2007年必须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带来的万亿外汇储备管理和流动性过剩加剧。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过度投资压力和经济失衡问题。 2006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冷门”非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性高位莫属。这是中国出口贸易中60％以上为加工出口贸易的重要结构特征使然。人民币升值使一般出口贸易价格上升，减少了一般出口贸易，但是使加工出口贸易的成本下降，鼓励加工出口贸易增长。所以自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小，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减反增。而且美国经济放缓也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市场没有受到预期中的冲击。 但是因为人民币升值而“阴错阳差”的贸易顺差增长带来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诸多困扰，包括增加流动性过剩问题、贸易摩擦加剧、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构失衡。 石油泡沫挤破地产泡沫? 谢国忠 《世界经济学人》ICXO.COM 日期：2006-10-08 是房地产泡沫导致了石油泡沫。高油价也令通货膨胀之火四处蔓延，迫使央行提高利率。 当美联储将利率减至1%以对抗通货紧缩的时候，它催生了全球的房地产泡沫。这个泡沫导致了美国消费的强劲增长和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2000—2003年，美国的个人消费增加了1万亿美元，4.1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增值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房地产的消费需求，也推动了美国企业的利润提升并使股市复苏。 在中国，投资和出口驱动着经济增长，出口赚回的现金变成了带动进口的投资，大量资金如2001年底以来增长的3030亿美元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投资中。因为投资水平太高，中国的资本回报总体而言偏低，因此，资本流入或出口收入并不能自动转换为投资，要么政府不得不投资，要么必须提高市场的利润预期。1998年政府推动投资，触发了投资泡沫，现在，地产泡沫又戏剧性地提高了利润预期，本人注意到，通货膨胀已经广泛存在，甚至二级城市也不例外。政府的统计显示，自2002年初以来，全国住宅价格有20%的增幅，而实际增长即使达到三分之一或更多也不奇怪。 如果假设名义GDP每年增长11%而房地产价格不变，当前的在建房地产量将意味着，新的房地产销售额将从2004年占GDP的8.4%提升到2007年的11.4%。从房地产买方到卖方(地方政府、发展商及原材料供应商)的收入再分配在2004年大约是GDP的2.5%，2007年将是3.5%。标准普尔(S&P)500强公司的利润占美国GDP的份额亦大抵如此。 然而，所有在建房产能够以当前价或更高价出售的预期是不理性的。支撑这一价位所需的支付能力，在大城市是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2-15倍，在其他地区也达到10倍。以如此高的价格实际上不可能销售超过10%的GDP的新物业。 地产泡沫带动了需求增长，令石油价格一直上涨。以本人看来，是房地产泡沫导致了石油泡沫。高油价也令通货膨胀之火四处蔓延，迫使央行提高利率。地产泡沫的存在依赖于低利率和大量的流动资金，一旦央行提高利率，房地产泡沫将会收缩。因此，石油和房地产泡沫不可能长期并存，房地产泡沫也可能消灭石油泡沫。 高油价是一次重大的石油供应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收入再分配，他们拿走了美国消费者和中国投资者的收入。今年，中国的GDP可望增长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石油消费量每天增加了100万桶。当强劲的需求将石油价格从每桶15美元提升到40美元时，100万桶的直接成本是146亿美元，间接成本是136亿美元，整个石油的帐单因此达到282亿美元，相当于GDP增长的14%。与之对应，整个经济的石油成本是GDP的6%。石油消费的边际成本乃平均水平的两倍，这种不经济的GDP增长是不可容忍的。在本人看来，源自高油价的收入再分配是全球经济收缩的表现。 经济周期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压力，取决于房地产与石油之间相对的价格变化。目前，市场正为石油而疯狂，预期石油价格将继续攀升。这恰恰是泡沫现象。供需平衡偏紧使得油价对额外的需求高度敏感，投机需求可能驱使石油走向天价，并持续更长时间。这将迫使央行更快地提高利率，从而引发全球的房地产收缩。如果房地产泡沫收缩，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可能接踵而至。本人认为，2005年下半年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为30%。 美国与亚洲的共生与分离 谢国忠 2006-08-29 中国经营报 美国经济减速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中，亚洲受影响最大：美国经济减速将会带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因为出口商品的减少和真实利率的上升，欧洲和日本也将会减少它们对亚洲出口商品的需求。因此，美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对亚洲GDP将造成直接冲击，同时美国消费的衰退将会增加亚洲的真实利率，进而将会引发亚洲经济的衰退。 在错误的假设下市场重整旗鼓 在上个月，使市场重整旗鼓的两个假设：一是美联储加息结束了，二是亚洲经济并没有受到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我认为，这两个假设都是不正确的。正如我们一贯所认为的那样，当美国经济衰退出现的时候，它自身并不足以将通货膨胀拉到低位。在过去的10年里，不管美国经济增长强劲与否，亚洲都在拉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现在，当亚洲从 通货紧缩转向了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保持在高位，虽然它的经济低迷。 进一步讲，美国经济的减速仍然是一个假设。我认为，美国经济将因为住房市场的低迷而最终减速。时间还不确定。同时，按照常理，考虑到它生产能力利用系数的水平很高，纯粹的经济减速并不能拉低它的通货膨胀率，除非有外部因素作用。 亚洲经济不会受到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一个错误的假设。首先，美国从亚洲(日本以外)地区的进口占了该地区2005年GDP的9.8%。占GDP如此大的比重减速一定会引起该地区经济增长明显的下降。 第二，因为对美国的出口支撑着其他新兴经济体，欧洲和日本对亚洲出口商品的需求将会减少，因为二者对美国的出口将会减少。 第三，美国对亚洲(日本以外)地区的贸易赤字占去年美国GDP的5.4%。来自贸易盈余的过剩流动性是该地区低真实利率的主要原因。低真实利率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和印度消费强劲增长的最主要原因，二者又是该地区需求的两个主要发动机。 美国的消费与全球的流动性 美联储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供应者，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很可能比美国进口增长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还要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贸易上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多的依赖性。它们的货币条件对美元的供应非常敏感。当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巨大的时候，新兴市场经济体得到的美元供给就会非常充足，它们的真实利率就会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低真实利率就会刺激国内需求的繁荣。 美国消费和亚洲真实利率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充分认识，这将会导致金融市场面临认识不足的挑战。亚洲国内需求并不能被证明能够在目前的名义利率环境下得到支撑。目前的繁荣乃至过去的繁荣都是建立在低真实利率的环境中。当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下降的时候，正如我所预期的那样，亚洲地区试图保持低真实利率的经济增长条件将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共生关系需要改革 亚洲有能力从美国经济增长的列车上下来。该地区有很高的生产力和很低的收入基础。然而，我认为，在该地区能够依靠自身需求实现经济增长之前，很多痛苦的改革必须首先实现。 这些必须的改革包括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和金融市场的弹性。 首先，亚洲各经济体缺乏消费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所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我认为，大萧条促使西方国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需求的增长，这维系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尽管这其中包含了效率成本。 第二，我认为，亚洲的收入政策是达尔文主义的。收入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们控制着稀缺资源。在很多案例中，这种稀缺资源往往来源于政府授予的特权。但是，收入集中并不会比大众收入分配均匀更好。有钱人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可能的消费也就很少。在亚洲，奢侈品的消费已经再创历史新高。比如，昂贵的法国皮包绝大部分是在亚洲地区出售的，尽管该地区占全球GDP的比重仅有10%。 当美联储的经济政策能够解决亚洲经济增长问题的时候，亚洲没有足够的动力建立自发增长模型。不过，该地区已经具备了进行这种改革的条件，在2006年，该地区的GDP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的44%，而1986年仅相当于22%。 游戏的结局 美国经济是乐观的，如果利率下降的话，美国人可能会借入更多的钱去消费。对于美国人来说，住房市场的低迷仅仅意味着——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下，需要借入和支出的更少一些。如果通货膨胀下降，美国经济将一直保持增长。如果美国经济保持增长，亚洲也将会增长。 警惕特殊利益集团 郎监管 发表日期：2006年12月1日 出处：法人 作者：张邦松 没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郎咸平选择了再次开口。如果说那场以国企产权改革为主题的大辩论，已经把郎咸平卷入了一个极大的漩涡，那么这次，他选择了一个可能更为敏感的领域—对腐败势力的挑战。 “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郎咸平对《法人》说。当然，愤怒不应该是一个学者面对此类事件的唯一手段，对于在经济学领域造诣颇深的郎咸平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他关注的很多问题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但他的落脚点仍离不开商业规则的建立和商业环境的完善，而他用以分析论证的方法，也显示出了经济学者的理性态度。 每个人可以按照正常的企业经营准则来经营企业，施展你的商业才华，获得你应得的，正当的丰厚利益——“这是我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郎咸平又要投入战斗了——“当然，是以我自己的方式。”郎咸平说。 我为什么不研究潜规则 《法人》：无论是从文章还是演讲，都感觉你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你写的研究报告却比较平实，这似乎有点反差，你能给这个有趣的现象一个解释吗？ 郎咸平：所以认为我锋芒毕露，纯粹是因为我透过研究而发表的观点和当下国内所谓的经济学主流的观点不同，而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绝对不会因为畏惧学霸的权威而有些许犹豫，经过这两年多来的论战，现在整个社会基本上已经理解了国内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中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地方，而且也已经理解了我的公开发言都是以事实或数据作根据，我绝对不是因为想哗众取宠而说一些偏激的话。过去媒体认为我偏激的言论，后来都证明了我观点的正确性。例如德隆和科龙的出事，国企MBO损公肥私等等问题。在以数据为本的前提下，我演讲时很投入，现场气氛比较激越，而且针对问题一针见血的提出我的观点，没有犹豫，因此与听众很能形成互动，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锋芒毕露吧。 但是我写的文章非常注意逻辑的连贯性，环环相扣，我从不把演讲的语言放在文字当中，我更不会用激情的语言来阐述我的观点，因此看我的文章就要很用心。在这种环环相扣的逻辑之下，编辑要修改我的文章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只要删了一段，前后就连不起来了。所以可能读起来较平实罢了。 《法人》：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出，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些不成文但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但你的研究是不把“潜规则”纳入演讲范围的，这是否可能导致结果上的偏颇？ 郎咸平：吴思先生所谓的潜规则是非常深刻地描述。法制化的建设在外国很容易推行，但在中国就很难，因为法制讲的就是规则，而一个缺乏讲规则的民族，必然形成一套适合当地社会生态环境的潜规则，这就是吴思的锐利观察。我一再呼吁建立法制化的社会，就是要引导中国人从没有过的对规则的敬畏，因此就要打破现在的这些潜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把潜规则纳入我的研究范围的原因。 腐败不符合商业逻辑 《法人》：我注意到，你对反腐问题的很多观点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你是不是觉得要解决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就必须跳出经济学范畴而先行解决社会问题？ 郎咸平：是的。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也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要取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先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个就是功夫在诗外的道理。这一次的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反腐败战役缔造了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 在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个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败产生了，出现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政府中央决心反腐败，老百姓又痛恨腐败，因此中央和老百姓之间才能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共识。 《法人》：你提出的“腐败铁三角”中，政商关系（更进一步说，是政商交易）从来就是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依靠政商关系建立的经济秩序，有可能是一个次优选择吗？你呼吁要敢于冲破潜规则，但潜规则是否有“存在即合理”的可能？ 郎咸平：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你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你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锦涛总书记讲反腐败是当前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个人认为这是懂经济的见解。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是，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还是中央政府？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影响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之不可避免，还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诚信不足，监管不力以及商业环境不容乐观，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呢？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收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这个是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中央政府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做，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这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四十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法人》：在你看来，当前一些不合理的政商关系是如何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的？ 郎咸平：当前，一些腐败势力编造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在这个口号掩护下做的事情却极大的损害了正常的商业秩序。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作出一个矛盾的选择，你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你选择道义清白而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作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对于任何一个正直的投资人而言，你肯定希望进入的是一个更加干净的中国，一个利益归于全体百姓分享而不是利益全归于特殊利益团体的经济体系，你不需要下跪乞求铁三角给你提供便利，而你更可以按照正常的企业经营准则来经营企业，施展你的商业才华，获得你应得的，正当的丰厚利益。这是我的梦想，因此我本人坚决支持中央的反腐行动。而且，你们已经看到，我本人早就奋勇参战了，当然，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对于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都要关注中国胡温新政下的反贪腐进程，因为，只有反贪腐成功，中国社会的商业规则才能完善，投资者才能在中国安心地做生意。中国的经济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腾飞。 铲除腐败须用“铁腕 《法人》：你在几次演讲都提到了“严刑峻法”这样的词汇，这是解决你认为的中国信托责任缺失的主要思路吗？鉴于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2000多年前法家已经开出这样的药方，历代王朝也不乏实践者，但效果都不甚理想。你在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提出“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应如何系统的解决问题？ 郎咸平：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但是我所批判的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光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我认为近期一系列腐败事件所引发的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用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腐败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要清除体制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切莫为其开脱，必须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 民企应当“做强做大” 《法人》：根据全国工商联数据统计了一下，在2006年民营经济500强中，前13名的营业收入都过百亿，第100名企业的营业收入也有20多亿，而在1999年的时候，民企500强的总营业收入才2000多亿元，还不如2006年10强的总和。从这个数据看，民企做大的趋势非常明显。但在你发表的观点中，对于民企做大（“民企目前的能力不容许做大”），似乎很不看好？ 郎咸平：中国企业家有两大特质，第一是投机取巧，第二是浮躁。中国企业家怎么成功的，基本上是找到一个好的专业切入点，再加上碰到好的机运而成功。但是第一步成功之后，投机取巧的个性立刻显现，比如勾结地方官员批块地图利，或则抄袭仿造别人的产品等等，而不再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解决企业成本控制等等问题。此外，中国企业家的浮躁个性使得他们想立刻进入世界五百强，这是我所谓中国企业家“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购兼并做大做强，以前TCL的李东升批评我的观点，他说企业不大一定不强，他这种错误的思维带给了TCL无穷尽的后患。中国企业家还没有做大的能力，我建议企业家改变思维，由“做大做强”改成“做强做大”，有小做起一步一脚印的解决企业方方面面的问题，争取在小范围内做强而后在强的基础上做大。 《法人》：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但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思路来发展民营经济，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好建议？ 郎咸平：我经常提的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夕阳产业，中国的夕阳产业都是由夕阳思维所造成的，我建议中国的企业在任何领域都要有先做强后做大的心态，任何领域都能在这个思维之下形成朝阳企业。 回眸近期官商勾结大案刘志华案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今天审议认为，刘志华的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决定免去其副市长职务。6月16日，刚刚从香港返回北京的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还没有走出首都机场，就被中纪委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除了刘晓光，现已有数名北京房地产企业高层被中纪委叫去“协助调查”。 祝均一案 2006年8月，原为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祝均一已被撤销职务，祝均一出事之因是，其在2002年前后挪用社保基金，为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高达32亿的“贷款”，该笔款项正是彼时福禧收购沪杭高速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福禧投资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也已案发。此案同时涉及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董事韩国璋等高管。 何闽旭案 2006年6月23日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从2005年6月由安徽池州市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到被“双规”，仅有105天。一刘姓地产商供出了何收受30万元贿赂的事实。 徐放鸣案 2006年9月15日上午，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徐放鸣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并受贿214万余元。 徐放鸣于1997年至1998年，接受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冰的请托，利用其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向农发行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揽业务，使中电子获得农发行4亿余元的汽车租赁业务，而诚奥达公司也从中电子获得700余万元的中介费用。此后，在农发行深圳分行购买办公用房时，徐放鸣又向农发行推荐韩冰介绍的房屋，使韩冰从中获得200余万元。韩冰为感谢徐放鸣的帮助，分4次给予徐放鸣20万元人民币和10.8万美元的贿赂，折合人民币总计109万余元。 雷渊利案 2006年9月5日电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5日对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经济犯罪案件进行一审宣判，雷渊利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至2005年4月期间，被告人雷渊利利用担任郴州市苏仙区区委书记、永兴县县委书记和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安排工作、承揽工程、解决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周吉等人经手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21.0174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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