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中心编者按：我国有句古话叫“旁观者清”，一些问题往往由圈外人士发现，作者虽不跻身于经济名流，但发现的问题很重要。譬如，中国1996—2005年我国平均投资率虽然高达38%，但真正属于生产性的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8%，远低于日本1955—1973年平均约12%的水平，中国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有21%，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33%的水平。作者指出，适当降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提高设备投资比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一发现使我们想起这些年里我国各地上马的一批形象工程，以及大量的政府豪华办公楼。实际上我国这些年里很多投资资源投到奢侈、享受和形象工程领域，这对中国的发展十分不利。哪怕将这些宝贵的资金用到人力资源的教育上，提高国民素质，也比建造一座座堂堂皇皇的长官大楼要好。此文有许多新观点，很值得一看，特做推荐。]

经济追赶的本质和中国发展预期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百年太久，只争朝夕

陈正标

联系方法：biaojuan@163.com，13395717557,

    作者简介：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曾在浙江大学生物系任教，现在企业工作，任杭州贝因美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研究策划部经理，对中国经济问题比较关心，同时有感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日韩比较不是有多快，而是太慢，有感于当前政府和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甚至还不如马来西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速度，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写了这篇文章。

二十年来，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可以有超越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吗？”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中国就可以有超越当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中国人均GDP可以在2025年前后赶上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035年前后与美国并驾齐驱。远不需要一百年，三十年之内，一个儒家文明的现代发达国家就会在东方崛起。

当前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以要素投入来分析经济增长。这种从增量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就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可以这样说，当前的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现象的解释，难脱“盲人摸象”之嫌。其实，只要跳出增量分析的误区，从要素资本存量、资本使用效率和国际贸易结构等三个方面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的道路就可以如阳光下的高速公路，一目了然。

本文共八篇文章，分别就中国经济的若干问题和中国传统文化作不同于一般的分析和阐述，题目为：

第一篇，    一个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和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

第二篇，    中国经济效率损失，兼论国家发改委的职能错位

第三篇，    国际贸易体系的本质和中国的选择

第四篇，    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需要继续转变观念

第五篇，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

第六篇，    国债可以扛起政府职能转型期的公共财政支出重担

第七篇，    中国应当担起新能源研发的世界领导责任暨资源问题求解

第八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摘要：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期及增长末期的若干指标，2005年的中国大致处于日本195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1970年代的追赶位置，正是他们经济起飞的初期。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将下降至7-8%的结论，恐怕是一个有缺陷的理论模型的推断，是一个主观预设下的产物。

中国1996—2005年的平均投资率虽然高达38%，但真正属于生产性的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8%，远低于日本1955—1973年平均约12%的水平。中国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有21%，远低于OECD国家平均33%的水平。适当降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提高设备投资比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平均资本产出率= GDP年均增长率/平均投资率；

 *中国投资率参照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在国家统计局原数值基础上下调3%。

 *平均通货膨胀率部分，韩国是1962年—1978年的数据。台湾是剔除1973年特殊值的平均；

 *人均GDP与美国的比值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PPP）计算；

 *汇率/购买力是指按汇率计算的GDP（美元）与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国际元）之比，美国该比值为1/1。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研究与争论》，2005年，岳希明、张曙光、许宪春，中信出版社；《日本、台湾省、韩国与中国经济起飞时期储蓄率、利息率与通胀率之间的经验比较》（研究资料），1996年，徐长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现代日本经济》，林直道，包文译，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日本的起飞与选择》，1993年，郭炤烈，上海人民出版社；《韩国经济发展》，1997年，赵淳，中国发展出版社；国家统计局网站等。

 资料来源：同表一。

从表一、表二的数据，可以读出一个中国经济的特殊现象：中国在低收入时期，投资率就比其它经济体最高时期的投资率还高，但中国二、三产业吸收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却最低，与此相伴随的是中国的低资本产出率。

在人口增长速度相近的情况下，更高的投资率应该有更高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中国却与此相反。透过这个反常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真实的另一面，即高投资率和低设备投资比率（如图一所示）。中国1996—2005年的平均投资率虽然高达38%，但真正属于生产性的设备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8%，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有21%。

OECD国家1994—2002年平均设备投资占GDP6.9%（《全球科技投入要览》总第74期）,总投资率约21%，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1/3。日本1955—1973年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占GDP20%以上，去除企业建筑安装支出（按中国财政部的测算，建筑安装约占企业投资的1/3），设备投资占GDP比重应该在12%以上。韩国1994—2002年的总投资率32%，设备投资率超过10%，设备投资占总投资的1/3左右。与日本、韩国等比较，中国的设备投资率是明显偏低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有最高的投资率，却有最低的农业就业下降速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产出率是偏低的。

中国2005年人均能源消费和按购买力平价的人均GDP ，大致是日本60年、韩国和台湾地区80年代初期的水平。如果采用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百分比（农业就业率）和按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与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比值这两个指标，则2005年的中国大致相当于日本1950年、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地区70年代初期的追赶阶段。后两个指标是判断一个追赶型国家发展位置更具代表性的指标：农业就业率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转移）潜力，按购买力平价人均GDP与最发达国家美国的比值则代表了一个后发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和经济追赶的空间。

在农业就业率下降到15%之前，多余的农业就业人口实际上是隐性失业人口，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性，劳动力数量不构成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资本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按哈罗德-多马增长公式，g=i×v，经济增长率（g）决定于投资率（I）和资本产出率（v）。这里的资本产出率不是原来意义上衡定的资本产出率，而是人力、技术、资本使用效率等变量的函数，v=f(h.t.e)。

中国1996—2005年的设备投资率是8%，年均GDP增长率9%。如果中国的设备投资率上升到与日本、韩国投资高峰时期相同的12%以上，中国的GDP增长率会是多少？适当降低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提高设备投资比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很大上升空间的。中国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增长速度将下降至7-8%的结论，恐怕是一个存在缺陷的理论模型的推断，是一个主观预设下的产物，并不符合中国经济的事实。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增量改革，放开了消费品和一般制造业，但能源、铁路、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仍由政府控制，这些领域的投资仍须通过审批，必须符合国家计划。其实，政府通过基础产业的投资审批，也就审批了中国的设备投资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总是保守的，对产品产量的需求预计甚至有些荒唐。中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国家，比世界所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还多40%，对基础产品的需求量，是不可以用美国或当前世界的产量来衡量的。什么中国消费世界钢铁总量的30%，铝的27%，铜的20%之类的话，应该是农村妇孺吹牛的话语，而不应该是学者或政府官员应该讲的。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中国人民要过上欧美人民同样质量水平的生活，如果没有新技术或替代品出现，中国钢铁、铝和铜等基础产品的消费量恐怕还要再扩大四倍，接近甚至超过当前的世界产量，这种客观需求，是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的两次经济“过热”，都是以开发区和房地产开发启动，但宏观调控压缩的又往往是制造业的生产性投资。从图一可以发现，每次经济紧缩，设备投资总是比总投资下降得更快、更多，这显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过热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过热，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扩大供给的能力有限，它处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唯有紧缩银根。但发展中国家就业是不充分的，特别是中国，有3、4亿的农业劳动力等待转移，扩大供给的能力几乎“无限”。因此，中国处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必须以增加供给为主要手段，紧缩银根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辅助手段，必须谨慎、谨慎、再谨慎。即使“经济过热”需要控制投资规模，应以控制房地产、基础设施等非生产性投资为宜，不可以用行政或变相的行政手段压缩生产性投资。即使是处理产业结构失衡的“有保有压”，也应该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我调节为主，以保为主，不压或少压。政府行政调控的力度和范围必须严格限制，中国经济吃计划的亏已经吃得够久、够多了。

2006年的中国又处在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希望政府千万不要因为“莫须有”的产能过剩，再次把有形之手压在生产性投资上，扩大需求才是唯一的正解。中国还有3、4亿的农业劳动力等待转移，全国人民的生活还仅仅是温饱型的生活，增加非过剩产业投资以平衡过剩产业，尽一切可能扩大非农就业，提高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才应该是政府的政策取向。

有部分学者用国际统计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认为中国官方统计存在低估经济总量，高估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如麦迪森计算的结果，认为中国1979—1995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只有年均7.5%，而不是官方统计的9.8%。虽然这些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存疑都受到了批驳，但结合中国年均只有5%的能源消费增长率和0.85个百分点的农业就业率下降速度，这些观点和分析还是有必要慎重对待的。

摘要：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行政干预、行业垄断等因素对市场运行的干扰，仍然给中国经济效率造成巨大的损失。国家发改委应该集中精力于清除障碍，完善市场机制，而把产能调控交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我调节，把供需总量平衡的宏观调控交还给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发改委调控产业结构和供需平衡，是典型的职能错位。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货紧缩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是难以估量的，而温和的通货膨胀则有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因此，把实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自然通货膨胀率”之上1—5个百分点，是比较理想的。

“九五”和“十五”时期，产能利用率由低到高排序，一般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能源工业和铁路运输业。按“木桶”理论，短板决定最终的供给能力。因为短板的存在，“长板”的很大一块固定资产被浪费了（如图二示）。

中国没有如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定期的产能利用率数据，但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和国家统计局2003年统计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数据，还是大致可以估算全社会固定资产的“产能”利用率水平（见表三）。第一产业的供给有土地约束，推定其产能利用率为95%；第三产业有特殊性，不同于制造业有产能利用率绝对值，可以肯定的是，在现有基础设施条件下，服务供给的增长空间还要大于制造业。考虑到服务业的社会需求增长与第二产业的增长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因此，推定其产能利用率等同于产业A、B、C的加权平均。1995年和2003年是经济景气年份，接近制造业“九五”和“十五”时期中国最高的产能利用率水平。依据这两年产能利用率数据推算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有效率，虽然不够准确，但大体还是可以反映“九五”和“十五”时期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资本产出的损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