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报告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评论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局局长 谢平

2003年3月 于北京政协礼堂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自从1979年开始了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得非常的好，特别是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且按照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来调整和完善我们的所有制结构以后，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当然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不同，但是从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内地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格局形成的程度差一点，但是沿海由这些地区带头，可以说从1998年以来，最近这五年，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五年我们的GDP平均年增长7.7％，但是这个数字并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说。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增长质量有很大的改进，应该说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时期。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好的形势，主要的表现在实质部门的话，那么我们的金融系统，应该说是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二十多年来,这个风险的积累，我们不能不给它严重的注意。

我们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出现了好些个这样的事例，他们可以经过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度发展，一切经济情况，看起来都很好，可是在金融系统里面，积累起了大量的风险。而人们被经济的增长、繁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蒙蔽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金融系统里面的风险，所以当出现了突发性的事件，比如说日本在1990年，台湾在1990年出现了突发事件以后，金融系统的风险爆发了，那么接下来的就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衰退的时期。那么到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一些国家它的金融风险暴露了。有些对应得比较好，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这几年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有的国家到现在仍然没有恢复。那么这样一些事例就给我们严重的警号，我们一定要去认识、去识别我们的金融系统里存在的风险，而且要采取措施，来加以控制，来加以消弥。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在本世纪的前二十年能够实现我们现在新的宏伟蓝图。

我认为我们现在金融系统里面积累起来的风险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银行系统存在的风险。第二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比较有点异形的，主要是股票市场它存在的风险。第三是在这个，前面两个风险讨论得比较多，第三个风险可能我们注意得不够，讨论得不够，这就是在转轨期间，这个大的利益格局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风险。特别是我们现在报刊上叫做“弱势集团”，我们的农民，我们城市的国有企业的老职工，他们的收入，他们的职业地位，他们的过去的社会保障安排等等，都会发生变动，这个变动中间，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失去他们原有的财富，或者是原有的社会保障。这样一个风险涉及的人数是非常之多的，是几亿人的规模，这个风险我认为是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稳定、持续发展，而且威胁到我们的社会政治稳定的风险，所以必须要认真的对待。那么下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对这三种风险的看法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来控制这些风险。

第一就是我们银行系统存在的风险。银行系统存在的风险，它最明显的，最突出的外部表现，就是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我们都知道从九十年代后期，就是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的货币当局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控制银行系统的风险。比如说中央银行要求我们商业银行审慎经营，按照“五级分类法”增加准备金的拨备。第二就是在1998年发行了2700亿的特别国债来补充资本金，使得我们的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它的自有资本金达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第三就是在2000年成立了，对应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并且剥离了将近14000亿的四大专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但是这样一些措施，现在看来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根据去年戴相龙行长在会议上的公开宣布，经过几年的运作，我们四大专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又到了26％左右，就是说大致上又积累起了18000亿的不良资产，而且四大专业银行里面，除了中国银行之外，资本金的充足率都低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那么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在去年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我觉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措施，它触及到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银行的制度，银行的制度的革新问题。那么从去年下半年，大致上有这么几方面的措施：一个就是加快了四大专业银行的重组和上市的进度；第二就是开放了对民间资本，包括外国资本金融系统对他们开放了；第三个方面，就是对于县和县以下的金融系统的重建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头，原来似乎没有准备这么快地来推进我们的银行系统的改革，而银行系统的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处理了那么多不良资产，它又很快积累起来，它根本的问题，我想还是一个机制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或者是计划采取的措施，是针对着这个基本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照着这个路子去做，虽然还会有很多的问题，不是说银行改革了就万事大吉，有些国家也出现过这些事情，银行的私有化，银行的改革，银行的重组的结果并不那么能够符合原来的期望，所以我们还需要谨慎的工作，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风险。

第二个方面的风险就是我们的股市，我们的资本市场积累的风险。关于这个问题，在2001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叫《十年纷纭话股市》，把我从1988年以后，所有关于股市的言论都收集在里面，而且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前言，是跟我的批评者进行讨论的。和现在有一点什么不同呢？就是那个时候争论的是有没有泡沫，市盈率会不会下降。现在的争论就是这个泡沫好象是维持不住了，这怎么办？关于这个问题在《十年纷纭话股市》里面也已经讲过我的意见，要在一个泡沫的情况下，要希望泡沫继续膨胀，来让大家赚钱，这是没有希望的，它会破。这个破对于广大投资者的损失太大，所以第一要防止它形成，当它一旦形成以后，就要采取稳妥的办法，尽量减少对于经济的冲击和对于小投资者的损害。

我读了希勒教授这两本书以后，我想应该有一点新的想法，我认为需要强调的三点：第一点，就是我同意希勒教授的看法，就是解决由投机性泡沫造成的问题的时候，用关闭和限制的方法，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投机市场既是一个投机市场，它在资本资源配置上，它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关闭这个市场，用行政的方法去限制这个市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点，就是国家应付投机性泡沫政策的要点，应当是使交易更加便利，给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广泛的，更自由的，当然我要补充一句，更规范的，更能够平等的进入的这个市场。就是用推进改革的方法去解决泡沫问题。比如现在讨论得很热烈的，就是全流通的问题，用妥善的办法去解决全流通的问题，我想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三点，要通过设计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创立更好的金融机构，来有效的处理危机。使得我们对危机的处理收到更好的效果，这些话都是在希勒教授《非理性繁荣》的最后一章里面，我想这些意见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在《金融新秩序》这本书里面，就是21世纪的风险《金融新秩序》这本书里，希勒教授把这个问题的观察推到了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更广的范围。他提出了六个创意，刚才他在这里已经介绍过了。这些创意从具体的做法，具体的措施来看，这还值得讨论。比如这个宏观市场，一个国家的GDP增长的风险，怎么能够由全世界来分担，这我没有想清楚，还有其它几个，我不一一地说。但是我认为这个精神，这个基本的理念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在这里我特别欣赏希勒教授讲的一句话，就是要“实现金融的民主化”。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体会是这样，就是我们过去金融的避险的这些办法，这些手段，它是针对一些比较容易做出保险，做出保障的一些风险来的，而它们又很集中于股市，于是主要是华尔街的人们得益，用希勒教授的话来说，我们设想应该要从由华尔街的顾客们得益，要普及到中低收入阶层，让他们得益。我觉得这个精神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地重要，这就涉及到我刚才讲的第三种风险，我们现在存在的第三种风险，就是我们在转轨期间，出现了一些群众性的风险。特别是所谓“弱势集团”承担了改革的很大的成本，怎么来规避这个风险，怎么来控制这个风险，是我们的政府领导人和我们一切关心中国的稳定发展的人们都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因为在转轨期间，原来的利益格局有很大的变化，原来的一些避险的安排，也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以后，这个敬老院等等、赤脚医生，这些制度安排都不存在了。那么我们广大的农村居民，他们的养老问题，他们的医疗问题怎么解决。

再一个就是城市，城市我们从建国开始的劳保制度，实际上在改革经过十年左右以后，它已经不行了。那么从1993年开始，就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这个新的社会保障制度从1995年开始建，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前两年在辽宁试点的结果如何，有很不同的评价。我个人认为，这个城市保险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能够建立起来。那么为什么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我看来，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老职工，所谓我们行话叫做老人和中人他们的社会保障，他们所取得的社会承诺，怎么能够延续下去？他中间遇到一个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原来现收现付制度基础下，他们不需要有基金积累，而现在转入了个人帐户制以后，出现了一个空账户问题，我认为这个风险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控制它，否则它危及我们的金融的稳定运转，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

那么要规避这种风险，要控制这种风险其实有传统的金融手段，这就是社会保险。所以我们还不像希勒教授讲的那样，是一个在新的情况下，在一个知识经济的情况下，在一个信息社会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风险和新的避险的方法。我们一些传统的，就是希勒教授在书里讲的，是十九世纪后期在德国开始的养老保险，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手段，我们首先要把它用起来，要把这个体系建立起来。

那么我趁这个机会，我想讲一讲，我想呼吁，就是在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十六大”决定了是由原来的国务院集中行使产权，改成国家统一所有，三级行使产权。那么如果这个定下来了，如果二中全会通过了，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后，就要按照这个设想，那么就要建立三级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这个三级，然后把原来由国务院统一行使产权，这样一个格局改成三级，于是就有一个划拨问题。我要呼吁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在向三级，国务院向三级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划拨国有资产，第一件事要做的，在向三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划拨资产以前要做的一件事，是要划拨一部分国有资产，原来的国有资产，用来还老职工的欠账。如果不把这个欠账先还了，把现有的全部国有资产都向三级一拨，那么现在看起来，特别是下面两级，很快就会处理这些资产。当然这个处理过程中，怎么防止腐败，保证起点的公正，这是另外一个课题，这中间又会发生一些风险。就是全国人民创造的财产，怎么能够用公平的方式转让，比如MBO。但是比这个问题还要前面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给老职工做出补偿，就要把一部分资产根据两年前算账至少是18000亿，划拨给中国社会保障基金会，他的所有人，是所有的老人和中人。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谢平：

我给吴老师的发言做三点评论。 第一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问题，国有商业银行风险问题，现在这里也有三点，就是不良资产，一个我认为不良资产的情况，还是控制得住。目前来讲还是有所好转，第一是冲销的比例增加了，现在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冲销呆账的数字比例大幅度增加，而且可以用他们的所有的收入、利润来冲销不良资产。第二是我们国家这两年贷款增长幅度比较大，贷款增长幅度比较大，像中国去年贷款能增加18000亿，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贷款增加那这么大，而且利差也比较大，现在三个百分点多的利差。所以这些钱，一方面贷款增长快，基数大了，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另外一方面利差大，这个钱也用于冲销不良资产。所以现在关于不良资产的比例，关于资产管理公司收回的现金比例，你们都可以查人民银行的网站，那个数字是最权威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数字都在人民银行网站已经公布了，所以说不良资产总体的情况是在下降。还有就是营业税也下降了。一个是营业税下降，一个是利润增加，一个是贷款增加，一个是利差加大，所以说这些原因引起，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NPL）这个比重在下降，这是关于(NPL)。第二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步伐，内部管理现在也在加强，应该说是在加强，情况是在好转。比方说几家行信息集中化处理，比方说各家行现在年报的透明度程度大幅度提高，比方说各家国有商业银行现在都敢于请外国的会计师事务所给他们做审计，你们如果看这四家行的网站，你也可以随便下载他们经过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报，而且年报里头科目的设计和信息披露的程度，也在逐步的向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在过渡。而且他们内部的信息集中处理、扁平化管理、审贷分离、这些我们就不多说了，这两年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说是有进展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监管在加强。无论是监管体制、法规建设、监管手段、监管人员素质的提高、监管理念的改变，现在中国银行监管总的原则，基本上说是按照巴塞尔委员会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要求，在逐步逐步地达到，因为这个东西用不着咱们去有什么很多新的发明创造，因为这个巴塞尔委员会、OECD准则很多都已经给出了这些很详细的规定，我们就是照这个规则去监管。还有一定的距离，在做。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中国银行业的风险的问题，可以说是在好转。这是我第一点评论。

第二点关于股市的非理性。我个人认为吴老师多年来对中国股市的论述已经非常的精辟了，我需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的非理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股票市场，现代金融理论一直假设股票市场是在充分的私有制基础上，才可能做到市场的有效性。那么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股票市场，所以它的很多非理性也来自这里。这个非理性跟希勒教授的非理性还有点不同，其中最简单的原因也只有两条：一条上市公司是预算软约束的，第二条，买股票的投资者里有相当部分（国有公司）也是预算软约束，供求两方面都有软约束的话，肯定股票价格是非理性的。就跟公款买单在友谊宾馆吃饭一样，这个饭的价格就是非理性的，因为买单的人预算软约束。这是简单的道理，这个科尔奈最近重新综述了他的二十多年以来的预算软约束理论，科尔奈和罗兰两个人综述的文章已经登在《比较》上，这么快就翻译过来了。预算软约束理论现在可以解释转型经济中的很多问题，它仍然是转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同样软约束理论也可以解释中国转型经济当中的股票市场的一些理论，它可以跟现代金融理论进行结合，来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某些非理性行为，我觉得这里头的理论方法是可以突破的，而且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践，也可以使我们金融学的教科书专门加一章，股票市场建立在公有制的非理性股票市场，也许过一百年以后这一章是很值钱的。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二点。

第三点也是希勒教授跟刚才吴老师说的，就是说社会保障、社会问题很多方面怎么样运用金融工具来解决，来进行风险管理，把人类的金融思想和许多理念，扩大到社会、政治学方面，这些理论，如希勒教授的《金融新秩序》，还有吴老师刚才提出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有某种共同之处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更广泛的领域内理解金融产品在人类风险管理当中的作用。我给你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刚才吴老师说的国有企业老工人问题，比方说我前一阵子就在研究老工人的定价，咱们前几年有一个政策，就是说国有股的IP0收入中要拿出10％给社会养老基金，这个政策的理论背景，就是假定：任何国有股的上市，其中有10％是与这个上市公司无关的老工人的贡献的比重，这是一个理论假说。那么这个理论假设本身也给出了，跟这个上市公司无关的老工人的过去若干年的中人、老人的贡献的市场价格折算成IPO收入所占的比重，它实际上给出了一个老工人过去贡献的定价模型，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模型搞出来。那么我们原来也在研究，就是说中人、老人在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情况下，他做的那些事情，在当时的承诺机制下，那么现在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怎么给出这个定价，现在要给多少货币价格补偿？这些问题现在可以用金融工程的办法来解决的。大家想象这个东西，可能觉得不可理解，但是你读了希勒教授这本书以后，你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只要这个人还活着，这个人过去的贡献是可以折算成现在的价格的，现代金融工程可以解决。这个办法，也就是说可以把计划经济情况下的某些制度安排、某些行为折算成现在的市场价格，然后用某种金融产品给他进行风险管理。现在比方大家都说了，有一种说法叫，很多人都想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那么改革开放的成果当中有多少比重是你过去五十年的贡献所积累的，这里就需要金融产品来解决，这就是我引用希勒教授里头的一些方法。

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保险，刚才希勒教授举了很多保险，我看保险界的好几个教授在这，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反腐败保险，最高人民检查院院长，他那个报告里头实际上已经公布了国家公务人员腐败案例的比重，这个比重可以折算成一个赔付率，精算师可以把它精算出赔付率。假设：作为每一个公务人员，从你工资收入的一部分交这个保险费，如果你在当公务人员一生当中没有腐败行为，你退休的时候给你一个倍数，如果你发生腐败行为，保险费不仅没有，可能还牵涉到你的家庭财产，你的子女。那么这种保险，比方说反腐败保险这种东西，跟希勒教授生计保险就有点雷同之处，这样的话，它这种金融产品跟现有的反腐败政策就可以衔接。比方说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课题，在金融纪检委的合作下做一个课题，即中国金融腐败的指数的估算，估算完以后估算出一个腐败溢价，腐败溢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贷款，金融机构设立，证券交易都有一个腐败溢价，那么很多人在做金融经济交易行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腐败溢价估算在里头啦，然后我们进一步分析，发现用世行的方法做出来的腐败指数跟不良贷款有关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化解不良贷款其中一个措施，也可以跟反腐败连接起来。那么这个腐败指数的出现，腐败溢价的出现，对所有人的金融的交易行为，实际上他在做这个交易行为的时候，他已经隐含着我还要另外付一块腐败贴水（租金），也可以估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希勒教授这本书，这六个主张的意思。就是人类社会行为、政治行为、跨国的交易行为、大的市场，未来一生当中的不确定性，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老一代和未来青年一代的代际的风险转移，是可以通过一系列金融合约做出适当的安排，而且这些金融合约是可交易的。我的评论完了。

听众提问：

我是亚洲开发银行，我叫汤敏，我想跟希勒教授提一个问题。刚才您涉及的六个主张是非常有革命性的，可能把整个未来二十一世纪的国际金融市场会造成很大的变化。那我有三个问题，第一就是关于你的定价的问题。因为你的风险现在拉得很长，可能跨代的、还是跨国的，那么当这个风险非常大的时候，会不会在你的这样的保险的产品，它的价格会高于承受能力？你的价格太高了，根本就形成不了市场。第二个就是说，你这种想法已经多年了，关于这样的主张能不能实现，你跟国际上的大的保险公司或者是金融机构，有没有一些更实质的谈判，也就是说有没有可以实行的这种可能性；第三就是说，像这样的新的金融产品，新的金融机构，很可能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监管，甚至跨国的监管，那么关于这个监管，在这个你的新的理想市场里头，这个监管是由谁来做？谢谢。

罗伯特. 希勒：

如果我们担保的是一种很重要的风险，那么购买这种保险的成本可能是很高的，这个问题也是经济学家要估测和建模的，这和我的同事，对一些保险公司的房屋价值保险，做到估算。但是对于大的风险，那么我们可能是需要这么高的保费，这是必要的。当然除了保险模型之外，另外金融还有其他的模型，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互换协议，这两个公司可以通过互换风险而互利，如果这样的话，这样根本就不需要保费,也可以起到集中风险加以管理的效果.

听众提问：

我是人民大学的老师，我想问吴教授一个问题，刚才吴教授在讲演当中讲国有资产要划拨一部分给社会保险基金解决老工人的养老问题，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农民的问题，由于我们国家有六亿多农民，那么过去农民，我们国家长期实行“剪刀差”的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实行工业化。那么目前国有资产当中很大一部分价值，是农民创造的价值凝结起来的，那么现在农村的养老问题也值得解决，要不要划出一部分国有资产给农民解决养老问题。

吴敬琏：

关于这个问题，好像早就讨论过，当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引入个人账户制以后，经济学家就提出一个意见叫做“切一块”。要切一块国有资产用来补偿老工人，因为老工人过去劳保制度是现收现付制度，现在是个人账户制，个人账户制了这一部分基金应该还给老工人，这是他的道理了。那么反对的意见，有个很重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说如果你同意给老工人补偿，农民也找政府要怎么办？这是个很重要的反对意见。当然了这种反对意见后来取得了胜利，所以就没有考虑对老职工补偿。当时在辩论中我讲的理由，当然这个理由呢，从法理上可能是对的，从道德上可能是不对的，但是我只好用这样的理由。我的理由就是这样：对于农民通过“剪刀差”国家拿到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已经被浪费了，或者大跃进中间已经消失了。按道理说应该补偿，但是他没有这笔钱了，所以无法补偿。就是从积累的国民财富里，不可能拿出这笔钱来了，那么对于工人呢？情况有不同，他不但是在道德上说应该补偿，而且在法律上说他必须补偿。为什么？因为在过去我们有劳保条例，所有的人进入国有部门，政府已经承诺了给他养老保险，给他医疗保险，过去的这个承诺是用现收现付制的办法去付的。那么这个资金流是怎么来的呢，资金流就是用低工资制。低工资制你想我们所有的人，大概都有经历过拿五十块左右工资几十年，其实我们拿的工资比这个高，因为有一部分他没有发给我们，直接扣除了。这个扣除的部分，国家就用去投资建了国有企业，当我们需要拿养老金，拿医疗费的时候，就从国有企业的收入里面来支付，这就形成了现收现付制的一个资金流，资金流才能转。所以从本质上说，原有的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它本来就是老职工的。这个不能赖，这个账是有雇佣合同规定的。那么农民的问题是不是就不解决了，农民的问题要用别的办法解决，比如说用财政的支出去解决它，这就是我当时（说的理由），我觉得从道德上说我站不住，我们欠农民欠得太多，但是从法律上说，政府要执行你的合同，这是你以前已经承诺过的事情。

陈雨露：

下面的问题，刚才听到希勒教授的新书当中，《金融新秩序》一本书当中提到的六大金融创新的主张，或者叫做六大金融猜想，感觉有点像金融科幻或者叫金融浪漫主义，那么请问谢平先生，他所说的六大幻想现实吗？

谢平：

希勒教授的六大猜想实际上，他是指在原来一系列文章当中，我们看他书后面的这个（Reference）参考文件里头都看到，他是一系列研究结果，他不是幻想，他是严肃研究的结果，这是第一点我要说明的。第二点呢，他的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就是说，把金融领域，金融产品设计，金融合约，风险管理这些概念，扩大到人类的其他非经济行为。大家都记得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Gary S.Becker）为什么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扩大到了人类其它很多很多经济行为，比方说婚姻的成本计算，比方说歧视的GDP损失这些问题，最后在行为的框架内都得到证实了，所以说我觉得希勒教授的这六个猜想，可能将来不只这六个猜想是有可能在人类实现的。这里头它除了经济学的原理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这本书当中可能大家还没看，里头充分讲到了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人类生活，对人类金融发展的影响，这是它的物质基础。除了理论基础以外，他这本书，它有这么一个物质基础。有了这个物质基础，实际上可以说人类金融产品会有很大的革新，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英国有一个人已经把自己的神经元跟芯片接上了，这个已经成功了。将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芯片装在你的手上，那么全国的风险数据库可以以每个人的芯片为基础，我的诚信系统、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血型、你的行为都有可能，那个时候可能股票市场跟现在就不一样了。所以说现代信息科技的充分发明，你们要想象这个科学技术发明很快，现在已经隔几年就586、686了，将来可能有二十86出现的，那种运算速度的情况下，什么样的金融产品解决不了。所以说你们不应该觉得这好象是一个浪漫的猜想，不会的。我觉得，我相信一个科学技术的发明，一个金融学方法论，金融工程的技术的进步，好多事情，人类的风险管理，肯定会有一个新的阶段。

听众提问：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希勒教授，在你提出六个主张里面，好象是所有的就像吴老师说的，所有的风险大概都可以有一种金融手段来规避，但是我们知道保险，它某种情况下它不能减少风险，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增大人们去铤而走险的这种行为，怎么样在你，在全部的风险可以规避的情况下，怎么样减少人的风险，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罗伯特·希勒：

你的问题我明白了，道德风险是金融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很多金融理论都致力于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在过去我们之所以存在银行，很大程度上是要处理微观主体之间，信贷方面的一些道德风险的问题，那么银行家他知道怎么来处理相应的这些道德风险，他有他的专业知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金融专业人员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人类的行为是很复杂的，所以在处理道德风险的时候需要经验，仅仅靠自己的理论是不够的，需要专业知识，需要辨别出哪类道德风险可能重要，哪些不重要，在新的金融机构发展的时候，他们有过生活经验教训，他们受到过道德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所以处理风险的确是很复杂的，当然这也是我在书里面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

陈雨露：

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再见。

[注：此文摘自凤凰网第113期“世纪大讲堂”特别节目：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 建立开放条件下的金融新秩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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