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资银行竞争冲击的对策思考

郑良芳

2007年1月5日

zhlf0412@sina.com

    内容提要：在分析中外资银行竞争态势和外资银行竞争策略的基础上，对中资银行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对中资银行提高国际竞争力主要依靠境外战略投资者还是主要依靠中资银行自身员工问题、对银监会凡今后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境外战略投资者参加的规定、金融领导部门必须要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坚持对等开放原则、统一中外资银行的税率创建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提出了十二点看法与建议，供探讨。

    2005年是我国银行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也是外资金融机构登陆和吞食中资银行“肥肉”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一年。截止2005年底，已有30家外资金融机构购买了17家中资银行的股权；汇丰银行对交行的股权投资21亿美元（约合160多亿港元）当前市值约为300亿港元，账面上已净赚约130亿港元。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对建行的股权投资，在香港上市后也赚得个盆罐满盈。从目前看，我国银行业虽然在经营体制机制和经营管理水平上较外资银行有一定的差距，中资银行同外资银行竞争处于“外强中弱”的态势。但客观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只要弱者一方领导有志气、有社会主义银行家的雄心壮志、自强不息、勇于进取，一定能做到外国银行有的，中资银行要有，外国银行没有的，中资银行也要有。而其中关键要牢记为国争光、运用孙子兵法中指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兵家取胜的名言。为此，对近几年来，中外资银行的竞争策略、竞争态势作些剖析，相应提出一些看法与对策，供探讨。

外资银行的竞争态势和竞争策略

外资银行在登陆我国金融市场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从全国来看，2001年和2005年外资银行资产占全国银行业资产比例为1.8%和1.89%，人民币贷款占比分别为0.35%和0.55%，虽均还较低；但外汇贷款占比已达14.7%和20.97%。已占据了较高的比例。从上海、北京来看，2005年底，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616亿元，比年初的427亿元猛增44.4%；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670.6亿元，比年初469亿元猛增42.9%。北京外资银行总资产比年初增长27.8%，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长25.3%，存款余额比年初增长达54.7%。外资金融机构对中资银行的股权投资、抢滩高端理财客户、占据国际信用卡业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快速进展。

一一以购买中资银行股权方式实现低成本登陆中国金融市场。由于中资银行拥有广泛的网络和众多的客户优势，外资银行对入股国内金融机构的兴趣由来已久。自2003年8月银监会主席“在华外资银行负责人会”上说：“将鼓励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或股权投资者参股中资银行”以后，为外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低成本并构中资银行股权“肥肉”大开了绿灯。外资金融机构惊喜若狂，纷纷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争购中资银行的股权。截止2005年底，已有30多家外资金融机构购买了中资银行的股权。在国家严格限制外资对中资银行股权不得超过25%。在明显不能取得对中资银行控制权的情况下，外资仍然热衷于获得中资银行的股权，究其原因：一是金融业讲究人脉及政府资源。先行取得一部分资源深厚的股权，以完成战略性的布局，有利于以后在华业务的开拓。二是完善的网点，对银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即使不能获得国内银行的控制权，也可通过股权关系，利用国内银行现有的网点，低成本推销其金融产品。花旗持有浦发4.62%的股权，就明显含有这种目的。三是陈仓暗渡，由渗透转而谋求更大的控制（张正华，2005年）。

一一外资银行激烈竞争抢滩高端优质客户序幕已经拉开。外资银行会采取“先吃蛋糕上的奶油，先取皇冠上的钻石”的策略。金融产业链的最高端部分即能够创造最大附加值的部分，正在逐渐被外资银行蚕食，竞争形势十分严峻。目前在华已经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的外资银行中，基本都将客户锁定为存款5万美元以上的高端客户。其中，花旗银行及荷兰银行的门槛更是规定需存款10万美元。2005年3月24日，渣打银行北京分行行长左自鹏情绪高昂，因为这一天，渣打银行夺得京城首个人民币业务客户一一赫赫有名的大型的中国中化集团，签署了人民币业务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一一外资银行主动推出适应中国客户需要的金融“保本型”理财产品。在境外从来不承诺保本的外资银行却在中国内地推起“保本型”理财产品。如荷兰银行推出的梵高“石油-黄金挂钩结构性存款”，对外承诺100%的本金保障。而汇丰银行推出的汇丰“双点触发”外汇保本产品，也提出了100%的本金保障。在人民币汇改后，花旗、汇丰银行推出了与“一蓝子货币”挂钩的保本型投资产品。而国际热点一一股市、汇市、能源、各类指数更是外资银行理财产品的热点。渣打银行的“指数挂钩投资”产品，挂钩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使中国国内居民的个人美元资产能够通过海外股市来提升其资产回报潜力，并能够提供本金以及1%的最低收益保障。

一一外资“金融航母”在中国的战略是逐步吞并吃掉中资金融机构，企图重新占领控制和垄断中国金融市场。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这绝不是一句戏言！汇丰集团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这位汇丰银行高管“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是老谋深算久经“沙场”的经验之谈。汇丰银行原是一家亚洲为基础的殖民地银行，从50年代起，开始通过一系列购并活动，不断实现其在产品和地理范围上的多元化经营。1991年成立汇丰集团控股公司后，同时在伦敦和香港上市，充实了资本实力，进一步在英国、拉美、欧洲、亚洲等国家广泛收购当地银行，以实现其全球扩张的战略目标。

一一VISA国际卡已占据中国市场份额近七成。VISA国际组织在2005年5月提供的统计表明，2005年3月底VISA国际卡数量已占据中国国际卡市场近70%的份额。该卡从2005年以来每天在中国市场新增近9000张支付卡，一季度末流通卡数量接近614万，是去年同期的近3倍；3个月内VISA国际卡在中国市场签账总额高达13亿美元。

一一外资银行通过重点开拓网络银行，快速拓展业务。对于在中国内地没有网点的外资银行来说，开展网上银行业务是一招杀手锏。在2002年底，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东亚银行和恒生银行同时开通了在中国内地的网上银行业务。它们利用网上银行是自已审批宽松、低成本、跨地域开设“虚拟网点”的手段之一。特别是花旗银行还在中国申请了19项与网上银行业务有关的“商业方法专利”，这与当时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专利总和才11项相比，足可以看出它们对中国网上银行必取的决心。

一一外资银行以高薪、高福利待遇争挖中资银行人才。外资银行进入后，为更好更快地战胜中资银行，在用人上采取本土化策略，既可降低工资费用开支，又可从中资银行手中挖走一批优质客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国银行的人才被外资银行挖走最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3一5%的高层业务管理人才的流失将对一家银行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一一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散布贬低中资金融机构、抬高外资金融机构的话语权。使我国一些官员五体投地拜倒在外资金融机构脚下，无视中资金融机构也是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拥有竞争力的。

对策与思考

从上述中外资银行的竞争态势来看，形势十分严峻，已进入竞争的“白热化”阶段。中资银行必须要牢记温家宝总理的告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对新任务，需要更加清醒、更加坚定、更加努力”。要清醒地研究外资银行竞争策略，以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要有坚定取胜的信心；要加倍努力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管理经验，在学习中自主创新。

花旗银行前亚太区资产融资总部总裁夏保罗先生对外资银行在今年年底后的竞争策略作了以下一些描绘：“外国银行不可能到中国来输，事实上中国银行跟外国银行差30年以上…。以前外国银行只是布局，尚不能动手竞争，年底限制取消后，外资就要强打猛攻。2007年开始将出现收购兼并潮…。大进攻出现在2010年到2020年之间，就布局来说会先沿海后内陆，先东南后西北。外资银行会找最强的土狼（中资银行）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外资银行会先抓优质客户、先抓大客户，先挖中国最好的人才，先做投资银行、先做零售银行、先做无本生意（中间业务）”。

夏保罗先生这番竞争策略描绘是很精彩的。但笔者对夏保罗先生说中资银行落后30多年的说法觉得是有些过头和跨大其词，是一种抬高外资银行、贬低中资银行的话语权宣传。如果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竞争能力真比外资银行落后了30多年。那么请问夏保罗先生：为什么在2004年12月，落后了30多年的中国招商银行竟能在10余家中、外资银行参加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外币现金池业务项目竞标中，一举中标，并且目前已成为中海集团、中远集团、百联集团、TCL等千余家集团企业的“现金管家”，年结算量逾万亿元，柜面业务替代率达到23%。这种能为中国民族金融业争光的事绩有关领导部门为什么不进行必要的颂扬？这些实例是对中资银行落后30多年“唯西方是好”思潮的最好批驳和冲击！

当然，夏保罗先生预言2007年后外资银行就要“强打猛攻”的策略，这是值得中资金融机构重视和认真研究应对竞争措施的。夏保罗先生说的外资银行到中国不可能来输的预言，将会鞭策中国民族金融业团结奋起应对外资银行进入的严峻挑战，中国民族金融业是有优良革命传统的，在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中是能发挥后发优势，会力争竞争取胜的。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对策与建议：

一、

在银监会提倡下，我国众多中资银行均采取了出卖股权，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希望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帮助中资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个美好的愿望能否实现人们将拭目以待。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企业战略专家姜汝祥博士认为，通过战略投资者来建立市场化运行的企业文化是一个幻想。

笔者认为，境外战略投资者本质是财务投资者，是要追逐盈利最大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Eswar Prasad分析了境外投资者的三种心态：一是投机行为，入股几年后就卖出；二是寄生心态，希望借此了解中国消费者；三是试图操纵这家银行。这个分析是十分精辟和一针见血的。远比我国一些官员把境外战略投资者描绘成拯救中资银行的救世主、“活雷锋”为实事求是。因此，对境外战略投资者必须要有两手准备，只能利用，不能依靠。因为中资银行与外资金融机构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竞争关系和企业文化差异，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拥有自己的商业秘密，中资商业银行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慎地与战略投资者协作，正确稳妥地处理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的冲突，力争求得共赢。对战略投资者不认真履行原签订的合作协议的，要据理力争；对其超过协议规定，要求中方提供更多情况的，则应婉言谢绝。对其渗透、控制应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二、

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是依靠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才能提高？还是要依靠中资银行职工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切实提高国际竞争力？对此很有必要展开深入探讨和论证。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引进国际型人才比引进外资更适合招行，因为引进人才可以对其进行激励，也可进行约束，引进资金的话有时不得不受制于它。这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高招！定能为民族金融业自主发展独树一帜。笔者从党中央和国务院发的战略性指导文件来看，均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来提出。现在唯独银监会的官员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作为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同志在否认没有被“贱卖”时也宣传银监会官员的这一观点，说中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主要不是因为缺钱需要引进资金，而是要引进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技术，帮助中国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对此笔者提出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金融业的改革战略指导方针应否同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战略指导方针相一致？银监会官员不强调增强中资银行自主创新能力是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选择，而是强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的选择。为什么银监会的提法同党中央、国务院的提法那么不一致、不合拍？只有请银监会官员向国人解释清楚了，因为执政民主化、透明化，才能赢得国人的理解、拥护和支持。

二是跨国公司与跨国金融机构的本质是否不同？从20多年来的开放实践证明，跨国公司为确保其巨额盈利只会对核心技术保密，绝不会向你透露。难道跨国银行不追逐盈利最大化？会向中资银行透露他们的核心经营管理秘诀？为此，笔者奉劝国有股份制银行应尽快丢掉对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组织全行职工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把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发展引导到中央指引的坚持自主创新、全面提升银行国际竞争力方面来。日本学者说得好：“中国企业需要尽早明白，技术和品牌只能通过自己公司一点点地积累建立起来”。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还得靠自已卧薪尝胆、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继承和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坚定信心、奋发自主创新，才有可能实现赶超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三、

今年1月12日银监会发的第2号令《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7条规定凡今后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境外战略投资者；这个规定已引起国内外誉论的评击。 凤凰卫视资讯台2月24日新闻，中国银监会规定凡今后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以拍卖方式）。这就是说，凡我国新建股份制银行，可以没有国有、可以没有民营、也可以没有社会公众等股份，但必须有外资股份，否则就是违规违纪。

研究员杨晓陆在“银监会规定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一文中指出：“银监会此规定令人震惊，因为它单方面放弃了中国新建股份制银行可以是完全的民族企业的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无疑是我经济主权的一种体现。而外方对我这种放弃自己经济主权的单方面让步却没有对我作出任何让步及承诺，我付出这个代价也没有的得到任何利益。即今后若我国新建的股份制银行与外方谈判合作引资事宜，不会因为银监会的这个规定得到外方任何让步，而我却因此规定必须将股份卖给外方，否则我就违法。如果外方不愿意参股，我们还不能成立任何一家股份银行了！而且外方由此规定也增加了谈判的筹码。”“金融业是社会经济的核心部门，而银行又是金融的核心。…核心命脉若被他人控制，则经济主权和宏观调控能力皆失！害莫以此为大！”“因此，银监会的这个规定无疑是以损害我经济主权的方式而片面有利于外国。是个对我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绝对有害而对外资绝对有利的规定。是个胳膊肘明显向外拐，并将我经济自主权捧手相送的卖国规定。”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徐滇庆说，银监会这个规定下来，是对内资的歧视。世界上各国大部分银行都是本国民众银行。从来没有听说过民营银行非合资不可。银监会这个“创新”未免有些离谱。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主任曹红辉对此规定非常惊讶，政府做这样的限制性规定是极不明智的，它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即自由意合原则，在世界各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按其逻辑，向外资畅开大门成了中国银行改革的必须前提。众多法学者、金融界学者和从业者对此都表示极大的不理解、忧虑和震惊。

  笔者认为，银监会这个崇洋轻中的规定是极其错误的。一是违背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和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金融业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金融机构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要激发全体员工的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建立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但银监会这个规定是要中资金融机构依赖境外战略投资者一一“洋教头”。是同党中央和国务院规定的战略方向唱反调。二是违背世贸组织的五项基本原则，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金融业对外开放上设置了众多条条框框，阻挠中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理应坚持对等开放原则。银监会这个单方面的规定，是有损于我主权。三是这个规定只给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国民待遇，而不同时给国内民营资本以相同的国民待遇，这不是崇洋欺中吗？四是《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六条国家公务员义务中明确规定：“必须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银监会的这条规定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因此，笔者认为银监会这个错误规定必须删除，并做出深刻的检讨，以获得中国公众的信任和谅解。

四、

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外资银行进入竞争的挑战，必须要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上从“形似”实现“神似”。鉴别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标志是：一是银行董事会的决策机构能提出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达标的策略，要有实现战略目标的良好控制，银行内部各个组织机构要具有清晣的职责边界。二是建立了独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三是建立在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基础上的考核机制。这个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必须要与股东价值相挂钩，要与董事会所决定的价值取向相挂钩。四是要建立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各级经营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得以调动，促使短期行为、本位主义行为和违规违法行为得以有效遏制，银行经营者自觉关注银行价值和股东回报的提高。

五、

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同外资银行竞争的挑战，必须要尽快以垂直化、矩阵式和扁平化为目标，推进内部组织架构的改革和再造。比如我国交通银行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组织构架的主流模式，并结合本行实际情况，确定了较为先进的组织构架模式并稳步加以推进。目前总行层面九大板快的组织架构已基本成形；以“下管一级、监控两级”为特征的省分行管理模式改革已经基本到位；以增强内审工作“垂直性、独立性、有效性”为目标的内部审计体制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成立了六个由总行直接管理的地区审计部；为强化授信风险控制而成立的五个地区授信审批中心已经开始运作。内部组织构架的改革将为交通银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实现全面风险管理打下坚实的体制基础。

六、

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同外资银行竞争的挑战，必须要尽快建立现代银行核心业务系统。现代银行核心业务系统之所以在全球被广为接受，因为它既能够对数据、风险和客户资源进行统一配置，还能塑造出各个银行富有个性的核心竞争力。核心业务系统背后有着一串串、一层层的定量数据，而且基本都可以在银行的IT平台上自动生成。这些数据包括：全行风险结构、经营成本、收入和利润；每条业务线的利润贡献度、每个产品的利润贡献度、每个客户的利润贡献度；还有产品价格、客户价格、风险价格等等。只要这些数据相对完整而又准确，银行管理层完全可通过科学的参数化管理，来调整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七、

中资银行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盈利水平，迎接同外资银行竞争的挑战，必须要集中精兵强将，深入调查客户的需求，不断推出新的金融服务产品，满足客户特别是高端客户的需求。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全球金融创新呈现出日益深化的趋势，已成为金融机构保持竞争力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经营效益的关键。银监会已将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作为提升银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今年的一项工作重点。目前，中资银行对高端客户的理财金融服务产品的品种太少，严重不能满足客户特别是高端客户的需要。而今，中资银行均还未开办“一篮子货币”挂钩的保本型投资产品、“石油一一黄金挂钩结构性存款”、“指数挂钩投资”等产品。中资银行必须要大大加快这些新的投资产品的推出，才能吸引和稳住原有的高端客户。金融衍生产品可以用来锁定成本，管理风险。为适应利率市场化，中资银行要及早准备好适应利率市场化，发展能锁定利率风险的衍生产品，以满足客户防范利率波动的风险。

八、

提倡中资银行之间、中资银证之间、中资银保之间广泛开拓业务合作的战略联盟，抵御外资银行进入的冲击，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在2003年10月，北京市商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总行营业部、深圳发展银行和兴业银行的北京分行结成战略联盟式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合作协议，在符合国际惯例、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资金业务、外汇业务、金融产品开发、票据业务、信贷资产转让业务、银团贷款、现金业务及人才培训等方面展开合作。四家银行将实现资源共享，形成统一的结算平台。这不失是一种联合起来抵御外资金融机构冲击的好形式。

九、

随着入世过渡期即将结束，要尽快为中外资银行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财税部门应取缔外资金融机构的超国民待遇。目前，中资银行的所得税税率为33%，而外资银行仅为15%。很多外资银行的所得税可以享受减半的优惠税率，在一些开发区注册的银行还可以享受一定时段的免税。综合各种优惠，外资银行的实际所得税率平均仅有11%。税负差距使得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同样的税前利润下，中资银行的盈利水平大打折扣。

十、

由于金融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谁控制了该国的金融业也就控制了该国经济。从世界各国来看，都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对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绝多数均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我国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博士针对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超过发达国家，建议金融对外开放必须要坚持对等的原则，理应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和采纳。绝大多数国家政府为保护本国金融业不受外资银行的过度冲击，均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有严格的限制。据有的国家研究材料显示，在135个WTO成员国中，有122个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有众多的限制。号称最自由化的美国，对外资银行的政策朝着逐渐加强限制的方向演变，美国于1978年通过《国际银行法》，1991年又实施了《强化外国银行监督法》，从市场准入和业务经营等方面加强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和政策限制。

   我国资深国际金融专家王元龙博士针对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在相应阶段的开放程度，特别是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较世界很多发达国家还要快的情况。他指出与此相反，中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发展、市场准入方面却非常缓慢。对此，他建议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应该考虑国外对中国银行业的开放程度，对外资银行应实行对等开放原则，适当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一是合理控制外资银行的进入速度。许多国家都采用适当方式控制外资银行总数以及每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确保本国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份额，防止外资银行对其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经营或控制。二是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扩张速度。对外资银行的资产规模和经营业绩提出严格要求，实行有效监管。这是西方一些国家通常采用的措施。这是这次贱卖争论中向我国监管部门提出的建设性的建议，是应该引起我国监管部门重视、研究和采纳的。

十一、

我国金融领导和监管部门必须要纠正重洋轻中的偏向，要严格对外资金融机构违规违法的监管；同时，根据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定，对中资金融机构实行必要的保护措施。日本、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是极为严格的。日本金融厅在对花旗银行在日机构检查中，发现该行有违法从事银行之外的业务、违法诱导个人投资者进行交易、丢失顾客数据信息文件等，涉及在日的25个分支机构。在2004年9月17日，日本金融厅宣布对花旗银行的处罚决定，最严厉的是取消4家分行的营业资格（收回执照），对25家经营个人存款业务的分支机构，停办客户外币存款1个月等。2004年底，德国监管当局发现了花旗集团涉嫌操纵欧元区国债期货市场的证据…，并引发欧洲各国政府的震怒。从多年来看，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形见绌，究竟何因，还需监管部门深刻反省。

目前，中外资银行的业务竞争，是一种绝不对称的竞争，是我国幼稚的民族商业银行同拥有300多年发展史的丰富竞争经验的国际跨国银行的竞争，在竞争实力相差十分悬殊、十分不对称条件下的竞争，是无公平可言的。对于这一点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竞争的结局理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估量。在这种极不对称、极不公平条件下的竞争，我国金融领导部门应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保障条款》、《例外条款》有关规定，任何缔约方可以开列一个具体的不遵守最惠国待遇的清单，该清单有效期不超过10年；在金融服务的附件中明确规定：“尽管有本协定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这就为各国自主选择审慎措施，合理保护本国民族金融业留下了余地。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金融业尚属幼稚产业。我国金融领导部门理应充分利用有关条款，对幼稚产业采取保护措施，以保护民族金融业在同外资竞争中仍能较快发展。可是，国人至今也未能看到应有的保护措施，这真使人难以理解。

十二、

面对外资银行争夺人才的竞争，中资银行在吸引和稳定人才上必须要建立有效的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中资银行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八荣八耻”为指导，大大加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要培育员工树立为中资银行争光的经营理念，增强员工为振兴中华民族金融业的荣誉感、使命感和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同时，在留住高素质的业务骨干人才方面必须要建立有效的长期激励和约束机制。合理的绩效评价制度和有效的激励制度，能使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与银行的经营成果紧密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我国交通银行准备推出股权激励计划2亿元，该行的高管层激励方案已基本清晰，其覆盖面将集中在金字塔顶端的约250位高管人士。采取这些有效措施，将有利于做到事业留人、待遇留人和感情留人。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农业银行研究部兼体改办原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原副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张正华：“外资金融机构谋求低成本登陆中国”《金融时报》2005、9、9、B06版
2、 肖锋：“外资银行抢滩高端理财，推陈出新主攻外汇市场”《经济参考报》2005、11、14、第9版
3、 于江：“银行核心业务系统全盘西化，成功与否都是警钟”《金融时报》2005、8、31、C09版
4、 赵江山等：“中外银行激烈竞争时代来临，渣打抢得优质客户”《经济参考报》2005、3、28、第9版
5、 赵江山：“夏保罗：落后外国银行30年，2007年外资‘猛打猛攻’”《经济参考报》2006、3、20、第5版
6、 张建平：“VISA国际卡占据中国市场份额近七成”《金融时报》2005、5、25、第C10版
7、 冯娟：“上海货币信贷保持总体平稳运行”《金融时报》2006、1、21、第2版
8、 杨昭：“北京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呈现五大特点”《参考消息》《北京参考》2006、2、27、第1版
9、 徐炯等：“马蔚华解转型方向，称欲打造资本节约型银行”《中国城乡金融报》2005、11、21、第4版
10、 黄丽珠：访蒋超良“完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夯实金融稳定的微观基础”《金融时报》2006、4、3、第5版
11、 赵江山：“金融全面开放，外资享超国民待遇”《经济参考报》2006、2、16、第2版
12、 刘明康：“公司治理改革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中国金融》2005年第23期第6一9页
13、 蔡臻欣：“交行计划2亿元激励高管”《中国城乡金融报》2005、9、12、第4版
14、 王兆星博士：“提升中资银行国际竞争力战略性选择”《金融时报》2004、9、21、第10版
15、 大军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晓陆：“银监会规定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大军《中国经济与社会观察》第3期网站：www.dajun.com.cn

16、 新华社高级记者从亚平：“专家反映中资银行行政许可规定于我不利”电子邮箱：cyyppp@tom.com

（此研究报告已被财政部财科所以研究报告（增刊2006一4）上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政研室、全国人大财经委、国务院政研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政协研究室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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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文章：

仓促与国际金融接轨后的巨大风险

杨晓陆

2006年12月

   2007年，我国金融将正式与国际接轨，但我们实际上并未做好接轨所必须的准备。我们的金融及整个经济领域还缺乏必要的法制环境，既不能根治腐败消除资本外逃的源泉，也无法在金融开放后保护我免遭外来金融资本的恶意冲击和控制侵食。在时机极不成熟的条件下仓促与国际接轨，将使我们刚刚稍见缓和的金融风险陡然增大，且险象环生，危若累卵。这些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巨大的金融风险

1.外汇管制政策的放弃将使腐败产生的非法收入形成资本外逃不可阻挡的洪流，尤其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为非法收入提供了安全岛和外逃通道，这将使资本外逃原已高达4000亿美元的财富流失迅速增加。又由于流失外汇财富比丧失其它形式的财富更加危险，因为大量流失外汇财富最终必定会极大地改变本位币与外币的兑换比率，从而使外国人能够以难以想象的极低成本大量买走我优质商品和民族产业，造成我财富的更大规模流失，进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形成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最终造成的损失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那些流失的外汇财富。俄罗斯1998年毁灭性的金融和经济灾难就是这种类型。

虽然以外汇形式逃出的非法收入中会有相当一部分又作为“外资”重新流入我金融房地产市场，看似缓和了我外汇流失的速度，但这些境外流入的投机热钱已是非我所有的“他人”财富，一旦因金融或政治、军事及经济其它方面的“风波”导致外资从中国（连同卷着的利润）大量撤离，就会露出我以外汇形式流失财富的巨大黑洞，从而引发俄罗斯和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2.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汇市、股市的期货交易，银行业（包括人民币业务）对外资的全面开放，这几个条件一旦都具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就可利用股市和汇市期货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对我进行东南亚金融风暴式的恶意冲击，而已大量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将大大增加这些投机资金的冲击力量和速度。从而在短时间内卷走我大量外汇财富，引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虽然人民币的升值趋势还在继续增加我们看似庞大的外汇储备，但由人民币升值趋势而增加的外汇恰恰是最危险的投机热钱，一旦因人民币升值过度而出现回调，或由于（或结合）政治、军事及经济其它方面的“风波”，导致外资从中国（连同卷着的利润）大量撤离，（外企可通过A股上市或与我上市公司合资“曲线上市”而提前撤资，）国际金融投机资金就会不失时机地在我汇市和股市期、现货市场大规模作空，将人民币汇率和股市打入谷底，卷走大量外汇，造成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

3.金融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后，因腐败非法收入在我高端客户存款中占有极大比例，外资银行金融巨头将以其“优质”服务（包括存款保密及转移出境服务）而迅速掌握高端客户群，从而使其经济实力迅速超规模增强（外资独资银行会得到合资银行外方为其提供的高端客户及市场信息）。不仅使储蓄丰富的中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储蓄抽取地，而且使我境内非法收入有了安全的避风港和外逃通道。

外资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增长的实力，无疑也将增加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冲击的能量和速度。并且其还会在我遭受重大经济灾难后再乘人之危以极小的代价全面控制我金融和经济命脉。

总之，由于我现在的法制环境，金融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将形成一条我单向对外失血的粗大血管（既方便对外淌血也方便外部吸血）。

“如果外资金融机构深入中国各个产业，它们可利用金融资本控制国内产业资本，获得并转移财富。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境外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国内企业的一举一动（包括国际并购活动）都处在国外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还可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利润，掌控经济命脉。 ……”（见丛亚平文章）

对经济战不可不防

自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便有可导致人类毁灭的巨大风险。而经济战由于能避开巨大的战争风险而削弱打垮对手，因此具有比军事手段更大的战略价值。也无疑是最主要的冷战方式。俄罗斯的经济灾难就是美国运用经济战打垮超级大国的成功范例。（早在前苏联时期，美国及其操控的国际金融资本就充分利用卢布汇率计划内与黑市之间的巨大差价套走苏联巨额外汇，后又误导苏联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改革，取消外汇管制，致使卢布汇率大跌从而引起国内物质财富更大规模的流失，造成1991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又继续诱导俄罗斯全面私有化，结果造成每年俄数百亿美元资本外逃，终于引发了其1998年的金融和经济灾难。）

除对俄罗斯实行经济战，美国为保住其世界货币制造者这个最具国际经济利益的宝座，还利用经济战并结合其它方面的渗透手段，以全球化自由化为名，误导拉美及东南亚诸国在条件不成熟时开放其金融领域，制造了世界范围普遍的经济灾难。据美前情报人员珀金斯撰文揭露，美国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利用一切手段贿赂威胁各国政要，甚至不惜策划暗杀和发动战争，将中东及全球众多初级产品出口国的美元再投入美国购买美国债，并将这些国家国内建设的重要合同签给美国公司（也是为了回笼美元）。美国还操控国际金融资本对东南亚的恶意冲击和对拉美各国的金融掠夺。诱导中、俄、东欧等经济转型国家缺乏法制环境的腐败私有化改革，鼓励因此而产生的资本外逃，以使其大量美元流入高收益的美国资本市场，以支撑美元世界储藏手段所必须的强势地位。

对于中国，美国当然也不会放过。美前驻华大使（海军上将）普理赫说过：“美国有力量与时间和中共周旋，并致力确保使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第8版）

而中国90年代被美国所赞扬所误导的宏观调控在造成多半企业倒闭，数千万人下岗失业及农村更多的贫困人口，以及金融机构30%的银行坏账后，由内需为主的经济变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以及美国债的主要购买者，如此损我而“符合美国利益”的巨变难道与美国的经济战及其它渗透阴谋无关吗？难道导致我大量资本外逃的国企私有化及放开外汇管制，乃至我们现在仓促与国际金融接轨不正是美国鼓励和施压的结果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巨大金融风险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金融资本不会象对俄罗斯和东南亚那样加以利用吗？

尤其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已存在资本外逃4000亿美元及94－98年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损失4万亿人民币两大财富黑洞，（2万亿无法收回的银行坏账加上大约与之相等的社会自有资金的损失= 4万亿，虽然银行的坏帐都被剥离冲销了，但这个财富黑洞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因此一旦国际金融投机资本对我进行恶意冲击，其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将比东南亚金融风暴更为惨重！

还需指出的是，经济战的“和平”手段并不排斥其成为流血的军事战争的补充手段。我提前一年对外金融接轨，将使2008年可能出现的台海军事对抗中，美、日有条件对我发动经济战以配合其军事威胁。

最危险的是我内部已被严重渗透（形成强大的买办特殊利益集团）

经济战从来都是和其它方面的冷战渗透手段结合在一起使用的，若无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多方面渗透的配合，任何最阴险的经济战图谋恐都难以误导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

由于我们在缺乏法纪和有效监督这种必然滋生腐败的环境中对外开放，因此必然产生内外勾结的腐败，即必然会在我内部形成一个靠出卖国家利益谋利的买办集团。这个特殊利益集团是外敌经济战及财富掠夺的最好帮手和合作伙伴。古今都是如此。（满清和民国的买办与今天的买办难道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正是由于我们腐败的恶性发展，才成就了外敌前所未有的渗透规模和程度。随着外部的渗透向我高层和要害部门日趋发展，以及在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宣传教育、军事、外交、司法等领域的全面渗透，这个特殊的买办利益集团政治势力日益强大，对社会舆论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和控制力，并逐渐有力量对中央阳奉阴违，阻断最高领导与社会基层民众的联系，进而则可内外联手封闭我最高层于高墙铁幕之中。这个买办集团由于与最强大的国际势力勾结在一起，已是当今我国势力最大也最危险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已能实际左右改革开放的方向，使其向外国和买办利益倾斜。

由于我政府部门高度集权的性质，因此，外部势力一旦渗透我政府部门培植买办势力，立刻就对我形成各方面的严重破坏，制约、控制、垄断。

买办无祖国，买办对爱国者和爱国事业有着天然的反感，在买办势力强大的许多关键部门以排斥爱国者和爱国思想为潜规则，在此氛围中许多官员已彻底丧失了爱国心及对国家最起码的责任感。

在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许多官员和专家学者多年来将经济全球化奉为最高准则，有人甚至鼓吹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公然反对国家利益，却把美国利益视为“神圣”职责。他们对国家安全排斥反感，居然说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因此，买办利益集团对中央加强金融安全的方针和自主创新的民族产业政策总是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就不足为奇了。（如：银监会毫无道理地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必须有外资参股及金融提前一年接轨，央行要用外汇储备去买其总负债已是公司权益52倍的快破产的美国公司债券等等，如此明显地单方面损我利他，还能说明他们在为国家利益服务吗？）
依靠这些灵魂已彻底伪化且胳膊肘向外拐，却掌握着权力的内奸买办去搞金融安全及与国际接轨，金融险矣！国家危矣！

金融工作和改革应以控制和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

由于货币的流通制约着商品流通，金融就成为控制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和枢纽。又由于金融业通常以小博大的高效率高风险特征，它又是社会经济体系最脆弱的要害部门。因此，金融领域不论是微观的个别金融企业，还是宏观的金融政策，都将规避和防范风险作为第一目标。纵观世界近代经济史，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经济灾难，又有几次不是金融危机所引发？工商企业家的优秀素质在于其不断的积极进取精神，而银行金融家的优秀素质却在于慎重和减少风险。同样，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是积极进取的技术革命政策。而金融领域的宏观政策却应以控制和防范风险为首要目标。

尤其是目前，我法制环境尚存重大缺陷；金融风险依旧，且接轨后还将产生更为巨大而致命的金融风险；又有强国对我进行经济战之巨大威胁，及对我内部的严重渗透并造成我金融和经济管理部门强大的买办势力；在此情况下却要提前一年仓促接轨，这岂非险上加险，危若累卵！

重大的经济灾难所引发的社会动乱其剧烈程度无疑远远超过一切“颜色革命”，（如阿根廷的经济灾难使其政权频繁更迭，短期内就换了五位总统）。我们不比俄罗斯，在遭受经济灾难后还能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军火工业基础而东山再起。中国一旦发生重大经济灾难，中华民族将至少倒退百年，且难有翻身之日。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建议暂缓与国际金融接轨，至少不要提前一年接轨。一年后即使接轨，也应有所保留，并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外汇管制不能放开，在保持国内经济活力和流动性的同时，对国际金融仍应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使（非贸易需要的）向境外流出资金受到限制。此门若关不上，则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反腐斗争将成为驱赶资本外逃的自杀之举。

2.一切外资控股金融机构必须根据我纪律检查和司法部门的需要和要求提供其客户资料。并接受我金融监管机构对其越境资金流动的监管。

3.近几年不搞股市和汇市的期货交易。股市期货除被用来打压股市及制造其更大的波幅，并无积极意义。汇市风险可通过人民币缓慢而平稳的可预见性升来规避。此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平稳而缓慢的升值幅度（如每年2%），对防范来自境外的恶意金融冲击具有重要作用。

4.至少在最近几年不能考虑外资A股上市，已在境内上市的合资企业外方撤资应经过审查。这样会使来自外部经济战性质的恶意金融冲击有所顾忌。

除以上与国际接轨问题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外，我们还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金融安全：

1. 成立国家经济安全机构。对任何可能出现有损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事件及发展趋势，执行检查、审议、评估、管理、监督等职能。
2. 完善法制，严肃法纪，铲除腐败。追究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和事，以纯洁各级国家组织，清除买办汉奸贪官污吏的政治势力。并健全金融及经济政策决策机制。以消除未来与国际金融接轨的一切隐患。
3. 安全合理地管理运作外汇储备，以谋取我最大利益。如此可解决外汇不平衡及因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了在条件不具备时急于取消外汇管制的理由。
4．一些并非直接由接轨才产生的金融风险也应高度重视。如巨额银行呆帐自己不去追讨，却仅以象征性低价卖给外资机构；得不偿失的重大对外合作项目；外资对骨干国企的兼并；这些大量流失财富或丧失创造财富的造血细胞的重大失误也会产生严重的金融风险，甚至发生经济灾难。拉美一些国家就是前车之鉴。

总之，中国金融若要与世界完全接轨，必须是在基本清除了腐败及其产生的资本外逃的源泉，并基本完善了法制，消除了主要接轨隐患的成熟条件下，方才能摆脱俄罗斯、东南亚、拉美经济灾难的厄运。

2006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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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章：

金融开放的竞争图景

曹远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12月29日  《新青年·权衡》杂志

本刊记者  李英强

　　金融开放把国际先进的金融理念和金融运作经验切切实实摆在了中资银行家门口。它会带来模仿效果，带来细节上的竞争和改善，2004年开始的这一轮银行改革，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已于2006年12月11日起开始施行。开放将给中国金融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否存在金融危机的风险？金融改革是否会得到促进？⋯⋯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新青年·权衡》(以下简称《权衡》)记者采访了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

　　中外银行各有所长

　　《权衡》 ：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以后，会不会有大量的居民将存款转移到外资银行去？徐滇庆教授认为只要有10%的新增存款分流到外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就可能会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认为可能会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曹远征 ：不会。徐滇庆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实际情况是：第一，外资银行没有这个企图，因为吸收居民存款的成本非常高；第二，中方有政策限制，杜绝了用利息竞争存款的可能，即使外资想要参与竞争，也不会有实际优势。
　　《权衡》 ：外资银行在利率方面确实难有作为，但是国有银行曾经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坏帐，服务质量也一直为人诟病，而实力雄厚、管理优良的外资银行，会不会因为信誉和服务方面的原因对中国的居民和企业更有吸引力？
　　曹远征 ：相反。中国的老百姓会更相信中国的银行。为什么呢？首先，外资银行收费太高，对一般老百姓服务太贵。再者，企业信誉有一个本地化的问题。老百姓要把钱存到你这个银行，他需要熟悉、了解、相信你。在这方面，外资银行处于劣势。外资银行要在吸储方面更有竞争力，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本土化过程。
　　《权衡》 ：综合起来看，未来的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同台竞争的前景将会是什么样的？
　　曹远征 ：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在网点存款业务上基本不存在竞争，中资银行凭着现成的数万家营业网点占据绝对优势。要办一个网点成本是很高的，外资银行不可能在这方面与之竞争。外资银行将来会经营人民币业务，但是其人民币来源肯定要从中国银行( 5.43,0.49,9.92%)业上去揽，要从市场拆借；他们也会有一些有大客户存款，但是在零碎的吸储业务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
　　第二，贷款批发业务是上有强烈竞争的。对大客户的竞争很激烈，目前看来中资银行胜算的可能性还比较大。毕竟是本土运营商，还有一些传统的关系，言胜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将来这个市场肯定会有所分割，是竞争的主战场，中资银行也应该能保住相当的份额。
　　第三，在创新业务上，形势对中资银行很不利：首先，外国银行都是混业经营，可以交叉销售降低成本，竞争力比较强 ；它可以给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而不像我们每一项都得分开去做——目前混业经营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其次，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技术水平也不如人。再次，我们的汇率和利率没有放开，风险定价能力很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能不能准确定价，是现代银行最核心的能力。这三个问题都比较严峻，所以中资银行在创新业务和综合服务方面不容乐观。

　　限制外资主要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

　　《权衡》 ：在《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及其细则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如外资银行分行不允许经营单笔100万元以下的存款；外资银行经营普通人民币业务须在国内注册法人等。从监管机构的角度看，这些规定的作用是什么？
　　曹远征 ：这是风险防范的要求。子行相当于子公司，而分行则相当于分公司。分公司只是一个分支机构，本身什么都没有，不能独立经营。子公司才是有抗风险能力的。而且如果一旦有了风险，还可以把它切断。
　　至于单笔存款数100万以上，其实限制不限制都没有用。因为外资银行不可能做100万以下的，居民存款基本都不做，他只能做大户存款，对于大户存款来说100万是最低限制。其实中资银行都不太想做居民存款，小额存款成本很高。对于外资银行来说这一条不是什么限制，在商业选择上，我要是银行行长，肯定也会去做大客户。
　　《权衡》 ：外国银行分行不可以从事银行卡业务，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曹远征 ：还是为了防范风险。分行没有资本充注，不能承担风险。外资银行总行如果在中国发信用卡，风险在国外，由于不是中国的机构，中国法律监管不到那里。子行至少8%的钱是放在中国，如果发卡失败，可以破产，可以注销。而分行是没有储备金的，如果扩张得很大，很容易出现风险。
　　《权衡》 ：如果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像花旗银行规模这么大、经营了这么多年的银行，如果在境内以分行的形式从事人民币业务的话，也会有风险吗？
　　曹远征 ：不知道，但是至少是有可能的。花旗这种大行可能不会出现这种事，但是法律设计必须比较严密，很多能想象到的风险要加以防范、杜绝。银行所有的业务都是负债业务，所有存款都是负债，靠发放贷款最后来清偿这种负债，如果贷款与存款之间出现亏损，就要使用资本金来弥补。如果一分钱资本金都没有，稍微一个金融风险，都会变成社会的风险。所以必须得8%的资本金预存在那儿，你的规模才可以做大。

   股改上市是革命性变化

　　《权衡》 ：在过去两年间，几大国有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您认为这些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 
　　曹远征 ：2004年开始的这一轮银行改革，实际上一石三鸟地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重新梳理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政府作为股东出现，不再对国有银行承担无限责任；第二，国有银行完全变成企业，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制企业来运作；第三，为独立的第三方监管创造了条件。
　　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是革命性的转变。我们不否认这个转变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的基本方向已经确定，而且是有制度保障的。特别是在海外上市的银行，股东约束已经出来了，经营上再也不能随心所欲。这使得它具备了跟国外商业银行竞争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竞争的胜负现在还不敢过于乐观，但是至少具备了上场的资格，而过去根本没法跟人竞争。
　　《权衡》 ：在国有股份仍然占据绝对比重、企业领导仍然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任命的情况下，国有银行过去的弊端能否祛除？这是否类似于国有大型通信企业，虽然也是海外上市企业，政府依然可以把几个企业的领导人换来换去，依然存在行政对于企业的强力控制。银行的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吗？
　　曹远征 ：有不同。在中资银行的门口，就有一堆洋行。金融市场的竞争，是在国际规范下开展的竞争。这就跟通信行业不一样，尽管它出让了一部分股权，但是市场不开放，企业并不面临和国外企业的直接竞争。
　　打个比方来说，一家饭馆的老板不关心经营状况，但是店小二会关心。他会说旁边开了一个饭馆，服务比咱们强，老板咱们赶快再推出个新菜吧，再搞点优惠措施吧，不然客人全跑到旁边的饭馆了。如果老板迟迟不改进，店小二说算了，明天我到那家店去干了。这个时候老板会明白，人走了他的店就开不下去了，必须进行改进和创新。我觉得这个竞争才是最重要的。这是面对面的非常激烈的竞争，它会推动制度变迁，使之向更合理化的方向走。
　　《权衡》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金融开放必然促进金融改革，会推动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入？
　　曹远征 ：那肯定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流程在改造，更多地面向客户需要，服务质量开始改善，竞争意识开始提高，产品创新的动力开始出现。至于产品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那有很多外部的原因。

　　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和未来趋势

　　《权衡》 ：也就是说现在依然有很多外部因素在制约金融服务的持续改善。从完善金融市场，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比较迫切的事情是什么？
　　曹远征 ：我觉得两件事必须做：第一，利率市场化；第二，积极稳妥有步骤地推进综合经营。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利率市场化，就不可能有风险显示，就不可能有风险定价；如果没有风险定价能力就无法进行产品创新，就谈不上综合经营。而如果没有综合经营，没有丰富的合成产品，对一个客户只能提供零散的服务，肯定留不住客户。
　　《权衡》 ：现在这两方面的发展条件如何？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是否都有这方面的意识？
　　曹远征 ：我认为意识都是具备的，有的是条件不完全具备，有的是能力不完全具备。比如说利率市场化，大家都是有共识的：搞市场经济，资源配制以市场为基础；资本的价格就是利率。利率不市场化怎么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呢？
　　但是利率市场化面临很多限制条件。举例而言，目前金融监管的措施之一是为了防止热钱流入，所以要使中国的利率保持比美国低两个百分点。这样人民币升值如果不超过两个百分点，外资不能通过倒腾人民币赚钱。利率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现在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不断扩大主要是贸易顺差的贡献。这个比例在2006年1—10月份，大概是65%，这说明热钱进来的很少。所以，目前利率是被汇率焊接在一起的，是调整汇率的工具。在汇率不自由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是不能单独实现的。
　　混业经营是一个风险问题。1993年以前，我国银行金融机构也是混业经营的。1993年经济过热，金融秩序混乱，一下把大量的钱滚到房地产上去。所以此后开始禁止混业经营。如果风险管不住，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断开。为什么现在又有混业的倾向呢？由于计算机技术的使用，风险可以观测和集中处理了，银行内控机制也健全了，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了。放松管制的条件也就具备了。对中国来说，混业经营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是否放开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监管能力如果不行，最好还是分业。
　　《权衡》：2006年即将过去，您认为2007年的金融市场会出现哪些大的变化和趋势？
　　曹远征 ：第一，金融开放的意义非常深远。这个深远意义不是大家一般所说的，而是对制度建设的深远影响。它把国际先进的金融理念和金融运作经验，切切实实摆在中资银行家门口了。它会带来模仿效果，带来细节上的竞争和改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综合经营发展的势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和机构会呼吁这件事，在部分领域中间会有某种放开。
　　第三，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转好，很多金融品种为混业提供了试验田，一些交叉销售和综合性的产品也会在这个市场经营，资产证券化等等这些都会出现。因此也给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四，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国内银行竞争力的提高，特别是外资银行这种“鲶鱼效应”，会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进程。
　　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将开启一个人们对金融理解的新时代：金融业是经营货币的服务企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搞钱的地方”。金融业是风险的配置和管理机构，而不是传统的融资机构。它的职能就是给缺钱的人提供钱，但提供的品种会多种多样。利率市场化和金融业综合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