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文章：《诺基亚正在吞噬中国市场》

体育金牌与国民素质的关系

----多哈亚运会中国狂卷近四成金牌的意义

何必

2006年12月18日

    2006年12月16日，多哈亚运会终于落下了帷幕，中国代表团狂卷424枚金牌当中的165枚，把近四成的金牌揽入囊中，很值得我们骄傲自豪欢呼雀跃不是？

     这些日子，电视里有关亚运会的各类消息数不胜数。央视凭借着垄断地位，派出了庞大的采访队伍，针对中国代表团的强势项目进行报道，力争不落下每一个中国队夺取金牌或者奖牌的那个时刻的现场氛围，并通过数字信号传递到国内，满足观众的需求。直播的赛事之中，每当中国运动员成功时，总是能够唤起国人的振奋；而运动员的失败也依然让人们捶胸顿足好不懊恼。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在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击发的最后一枪，以总成绩566环获该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获得的第一枚奥运会金牌。由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金牌强国梦时代。其实，应该看到，运动本身并不天然地具有民族凝聚力，而只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形式。

    在英语里，sport就是运动的意思，而我们所谓“体育”，完全是带有很强的教化色彩的词汇。《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体育”的解释为：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项运动来实现。这个词汇本身是建国后才有的，与当时的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带有浓重的政治色调，把运动本身赋予了太多的负担，加上了教化乃至整合的功利含义。于是，运动向体育的过渡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太多的民族主义要义。

    袁伟民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用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词汇，那就是我们能在本次奥运会上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举国体制”之功。这倒是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举国为金牌，金牌强国梦竟然被哄抬到了如此的高度，金牌已经涵盖了过重的社会价值。说穿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英语里为Olympic Game，就是一场游戏，一种人们比试体力的赛事，就其通过比赛较量出胜负的意义而言，并不比教室里两个学生掰手腕更有价值。从古代奥运会时起一直到现在，在西方人看来，奥运会并不具有强国聚民的功用，而仅仅是在一定规则当中人类向自身体力极限挑战的公共表演。

    2003年9月7日《中国青年报》就曾经披露，一项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遍及61个市、县的调查显示，现在每100个小学生中就有20多个人近视，初中生近视近一半，高中生高达71.29%，大学生达到了73.01%。

    网上流传着一个署名“汤炜”的文章中提到，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退任后回到他的湖南老家，在家乡说了这样一番感叹的话：“我当政最大的遗憾是人民的体质改善得还不够快，日本人的体质提高得比我们快，二战后他们的平均身高增加了12厘米，而我们还不到4厘米。我这个1.68米的个头，回到家乡居然算是个大个子，太不像话了。”搞体育出身的伍绍祖的这番话，应该让“金牌第一”的国家体委当政者，有一点反思和清醒。

    我们的体育，已经忘记增强大众体质的本来宗旨，变成一部争夺奥运金牌的机器。举国体制里，自然会举国动员资源，甚至不顾中国国情。国家体委（现体育总局）提出了一个“119工程”，就是在田径、游泳、水上等119个枚金牌的奥运亮点项目上重点投入，与欧美国家展开“高端体育”的全面竞争。但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中国人的肌肉结构并不适于搞这几个项目。奥林匹克原本就是发源于欧洲的运动赛事，其构成势必要以适合欧洲人长于力量与速度体质特点来量身裁定，很多运动项目是身材矮小适合灵活与技术类型运动的东方人的劣势。如果非要让东方人在这样的运动项目上与西方人比拼，那将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而为此依靠“举国体制”动员社会资源，则势必劳民伤财。虽然刘翔、邢慧娜取得了田径项目上的金牌，但如果考虑到金牌的性价比，大概就会有别样的韵味了。

    汤炜文章也说到，体育总局科研所的研究员李力研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又涨到每年50亿元。按这个数据计算，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中国就要花费200亿元。这次中国队获得32枚金牌，那么每枚金牌的成本就是6.25亿元，真可谓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据报道，俄国为了备战雅典奥运会，2004年的体育经费增加了三倍达到33亿卢布，合计人民币约4亿元，而以前俄国的体育经费每年只相当于1亿多人民币，俄国备战雅典奥运会4年的体育开支不超过8亿人民币。俄国这次夺得30枚以上的金牌应该没有问题，这样俄国每枚金牌的成本差不多是2500万人民币，而中国夺得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为俄国的25倍。（其中金牌与开销实际数字经过奥运会结束时结果的调整。下同）如果田径设置一些灵巧型比赛项目，比如爬杆（以前曾是奥运项目，后被取消）、跳绳、秋千、武术等，欧美人的身体比较笨重，必难于取胜。所以中国应该联合印度、印尼、日本等亚洲人口大国，向奥运会提出修改比赛项目，多设置一些有利于亚洲人种的比赛项目。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可是亚洲的奥运金牌数却远远落在欧美后面，这是一件不正常的事。

    汤炜文章继续认为，最近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省体育事业成果丰硕”的报道，文中说：“借西部大开发及四城会的东风，我省扩建、改建了一批体育场馆，全省各级政府共投资近20亿元，扩大体育用地6000余亩，其中省体育场等设施建设达到亚洲一流。”陕西是中国的贫困省，陕西是全国失学儿童比较严重的地区，而陕西省却在没有钱修建小学的同时，花20亿元来修建亚洲一流的体育场馆。

    为了使中国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上学，海内外的华人发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动，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小学”。为失学儿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的费用不过20万元左右，而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则要6.25亿元，用这笔钱可建造3125所希望小学。如果按每所小学100人计算，建造3125所希望小学，就能挽救31.25万儿童避免成为文盲。打个不恰当比方：中国队每拿一枚奥运金牌，就要付出30万儿童失去受教育机会的代价。如果把备战雅典奥运会的200亿元用来办教育，能够修建10万所希望小学，可以让1000万失学儿童上学读书。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投资3.2亿美元，用于体育场馆建设和城市改造。

    希腊是50年来承办奥运会的最小国家，但希腊是奥运会的故乡，希腊政府为了办好这届奥运会，提出了33亿美元的预算，为悉尼奥运会投资的10倍以上。由于希腊的计划过于宏伟庞大，在实际修建过程中不断超支，现在已超过70亿美元，据预测雅典奥运会的最终花费可能高达120亿美元，这笔开销将使希腊人20年喘不过气。不过好在希腊已从欧盟获得了经费补助。

    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之后，中国的气魄更大，北京奥运会的投资预算额为350亿美元，是奥运史上破纪录的最大规模投资。但我们也应该知道这样一个常识：把中国比作一个金字塔的话，科技、教育、国防就是金字塔的基底，而竞技体育则是修建在基底之上的金字塔顶尖。奥运的狂热正使我们作出非理智的行动，我们正在抽取金字塔基底的砖瓦，去修造它的顶尖。这样持续下去的话，中国这座金字塔总有一天要失去平衡而崩塌。姑且不说汤炜这篇文章所援引数据的准确性、以及推论的正当性与否，只是，其文章标题为“冷眼看奥运”，这种在一片狂躁与喧嚣之中能有这般冷静、理智而不乏科学的态度，也正是我们时代精神里所欠缺的。而文章中所提到的问题，哪个又不是我们静下心来应该切切实实面对的呢？

    金牌拜物教已经如火如荼，信息不对称中的民意也发出了对金牌数量越来越高的怒吼，而这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结更是令人望而生畏。这次奥运会上，日本人破天荒地在这些年的沉寂后把韩国甩到了连味儿都闻不到的程度，曾经在奖牌榜上紧随中国，让很多周边的人提到小日本儿就气不打一处来。而但凡碰到与日本有关的事情，就屡试不爽地能看到民族主义的盛况，特别是到了网上，如果客观地说两句中日实力差距或是与日本相比中国在社会环境上的不足，就立即会招致一痛祖宗八辈的辱骂，污言秽语直至恶毒的人身攻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无疑，这种狂热是把双刃剑，随时可能招致毁灭性的灾难。今年北京亚洲杯中日对决后球迷的过激反应，就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种。如果我们还是任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在国民体质普遍孱弱、有限资源在“举国体制”的名义下用来实施精英教育，那么，即使中国的金牌总数超过美国而跃居全世界首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现在看来，这种说辞并不过时，而且更加过分。

    好像也是在雅典奥运会上，有个加拿大女子自行车运动员在夺取冠军后，急不可耐地要赶回加拿大，因为其比赛所用自行车的租来的，必须按时归还，否则就会招致过期罚款，并对个人信用记录产生不良影响。

    这种状况在我们听起来都像是天方夜谭。怎么会呢？一个奥运会冠军，竟然连辆自行车都搞不定？

    雅典奥运会后，发生了些个什么变化呢？

    中国篮球明星姚明在美国NBA成名了，这带去了中国人多少的热切期待和渴望，似乎姚明在打大洋彼岸的成功就能够使中国人脱贫致富，或者强身健体似的。姚明在美国挣钱，国内也没闲着，劳模、杰出青年……各式各样的光环纷纷向其头上扔去，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景象。

    与姚明同乡的上海男人刘翔在110米跨栏项目中达到并超过世界最高水平，将米国人阿兰·约翰逊放到了对决中败者的位置，并且赢得了太多的商业机会。

    亮晶晶、刘翔……奥运会冠军们从来没闲着，到处做广告和出席五花八门的仪式典礼，作为公共人物风光无限，将由纳税人的钱未经任何法定程序就用来举国投入的运动项目后所取得令人唏嘘的成绩，归结到了运动员、教练员及其所在部门的名下，进而依靠这种公共财政所创造的附加值完全划归部门利益，表现为公共利益向个人和部门利益的转化。

    国家队长跑教练员王德显被弟子们告上法庭，理由是国家队教练员克扣运动员经费，中饱私囊。此案至今尚未审结。这向全社会透露了国家专业运动领域里的潜规则究竟是如何自上而下将运动员作为牟利工具和搜刮对象。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中国男女足球都被边缘化。曾经被别有用心地称作是铿锵玫瑰的中国女足现在沦落到亚洲二流水平，被朝鲜压得抬不起头来，2007年广州世界杯女子赛上，如果中国女足不被比如德国再一场灌进8个球就谢天谢地了。而男子足球在经历了所谓十几年的职业化最终让国人看到的就是一大堆垃圾和龌龊不堪的黑幕。

    中国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美女诸辰远嫁卡特尔，让中国人好生撮火一番。人们思忖，实际上，以诸辰的容貌，在卡特尔之类的人种里并不显山露水，东方人更多的是靠着名模吕燕那般单眼皮眯眯眼儿聚敛世界的目光。

    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在北京酒后驾车被发现，拘留没到日子就被放出来，引发媒体评论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精神受到挑战。

    举国上下为了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媒体上总是能够听到北京奥运会准备工作受到了国际上的猛烈严厉飘扬的恬不知耻的言辞。

    ……

    运动领域内外，权力抑制权利、人治阻止法制（遑论法治）、官方压迫民间、委府作践社会、宣传替代新闻、繁荣消弭富裕、增长抑郁增收、物质放逐精神、肉体驱散灵魂、知识亵渎思想……这样的态势像瘟疫般扩散。

    当局看到，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有的道德禁忌和人伦底线都不断被击穿，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已经是家常便饭，日趋残酷的严刑峻法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安定和生活的健康，反而形成了作案手法的愈发惨无人道，激发了更加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在一个彻底没有了“信”（不管是信用、信仰、信心、信任等之类的中间的什么）的社会里，在一个什么都惧怕的民族面前，所有的宗教和自然的威力荡然无存，看到的只是中国社会全方位彻头彻尾的败坏。

    我在央视时的同事总是从美国给我发来BBC的评论。其中也有令人思索的内容。

    于是，委府不得不回过头来向传统文化寻求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去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头一次公开肯定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功绩，到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从今年没完没了的央视“新闻联播”中固定板块“光辉历程”对共产党先烈事迹的赞颂，到曲阜和台北两地共同祭孔的盛大仪式，莫不表现出十足的心虚。

    与此同时，新三座大山正在来势汹汹地逼进所有的国人，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消费的萎靡不振、委府权力无限大责任无限小的趋势，都让我们一旦把目光从电视屏幕上移开后，便会看到日趋冷落而阴险的生活，一次次地冲淡和抵消着从中国运动员花费举世罕见的巨资取得优异成绩后好不容易得来的尚佳心情和美好愿景，从心底里发出慨叹，那些璀璨鲜艳光怪陆离的歌舞升平踌躇满志，与我们何干？我们不过是被愚弄和操纵了的一群傻瓜。而如此以民族国家的竞技运动成绩来当作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把戏，当然也就是个空前绝后惊世骇俗的骗局了。

    如此，用类似亚运会、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成绩来当作障眼法，当作振作民族精神的法宝，当作救命稻草，这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约定俗成。可是，运动会金牌银牌铜牌并不具有那般的功能。

    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强化统治的基础远远不是附着在竞技运动成绩上那么简单。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就算是把所有运动会的金牌悉数囊括在手中，也无法将这种原本是人类游戏的符号附会太多政治功能。换句话说，运动会成绩本身根本负载不了如此厚重的政治成分，金牌也不堪举国之重负。

    更重要的是，在公共财政（姑且如此称谓，不管在中国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原本有限的情况下，对竞技运动投入的举国之势，必然大大削减了对其他公共领域的投入。中国现在的贫困化有加剧的趋势，以纯粹的货币收入计量生活质量，完全忽视了货币收入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福利状况，市场化叫嚣覆盖了那些市场失灵的地带，成为官产学共谋的大规模屠戮。

    何况，举国办官方竞技运动，这种制度设计是否经过了纳税人的同意？投入如此巨大的公共资源去与全人类比拼，是否经过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是否有诸如听证会之类的的正当程序？没有。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所取得的这些运动成绩，从行为本身来说就是非法的。

    如此，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自觉到，中国到底是要奥运会金牌，还是要货真价实的国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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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诺基亚正在吞噬中国市场

何必

2006年12月

    诺基亚日前开启了规模盛大的“2007完全移动生活”，大会不仅总结了2006年诺基亚在中国的市场表现，更发布了诺基亚6300、6290等四款新品，展示了企业的最新应用和服务。（见2006年12月17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其实，诺基亚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总是让人喜忧参半。在10年前，在整个手机市场中，诺基亚还是个很小不点儿，根本无法与类似摩托罗拉、三星、以及一些国产手机相提并论。可没过多久，这个来自北欧弹丸之地小国的产品，就迅速在中华大地上走红，飞速窜升，逐渐超越昔日的对手，并一个个将其甩在身后。

    现在，诺基亚已经成了芬兰的代名词。这个北欧小国原本不像同为斯堪迪纳维亚地区的瑞典和丹麦那般，拥有着传统的工业化产品，更多则是依靠其让很多民族国家艳羡不已的自然资源。可如今，这个巴掌大的国家却将这么一款手机玩出了眼花缭乱的花样。4月13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即将于24日出版的《商业周刊》杂志公布了全球最具创新企业排行榜。此次，《商业周刊》联合波士顿咨询服务集团，通过评选确定了全球最具创新企业排行榜。在评选过程中，全球共有1000多名企业高级主管参与调查。上榜企业的创新类型并不完全一样。

    例如，以生产“黑莓”著称的Research In Motion公司属于技术创新者，首次上榜就排在第24位；维珍集团则是企业模式创新者，今年排名第11位；西南航空可以归类于流程创新者，位列第25位。排行榜上位列前十位的企业依次是：苹果电脑、Google、3M、丰田汽车、微软、通用电气、宝洁、诺基亚、星巴克和IBM。其中，苹果排名榜首并不出人意料，从Mac计算机到iPod音乐播放器，该公司从来不缺乏创新。Doblin公司创新顾问拉里•基利（Larry Keeley）表示，苹果在推广iPod的过程中，至少采用了七类创新，包括网络、业务模式以及品牌等等。消费者喜爱iPod的易用性和外观，但正是在iTunes软件平台的推动下，它才成为了苹果最主要的营收来源。

    在当今时代，创新的含义已经远不止新产品那样简单，它还包括改造业务流程和打造新市场等诸多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延续，能否选择和执行正确的创意，并将其及时推向市场，已经成为创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创新大多指新技术以及质量和成本控制。现在，创新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能否提升企业效率，保持企业的创造力和增长。

    就此编辑部点评道：30年后，苹果和乔布斯回来了，执著到固执的创新精神是苹果兴衰的肇始和根源。30年前，苹果电脑开创了PC时代，改变了计算机产业的走向。30年中，苹果和乔布斯拒绝接受商业化潮流，固守自己的“小资”定位，被微软等商业巨人迅速超越，陷入“非主流创新精神”代言人地位。30年后，多少有些孤芳自赏的苹果身上的创新精神终于再次焕发出商业青春——iPod改变了全世界年轻人欣赏音乐的方式。不管外界看来iPod采用了几类创新，不管苹果在商业上还将经历什么样的兴衰成败，也许我们理解苹果的最贴切视角只应是其骨子里反传统的摇滚灵魂。

    可我们还能注意到，这10个上榜产品当中，只有诺基亚是个来自弹丸之地的产品，其余的都是美日等传统工业化强国。这也说明，信息化时代创新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工业化规模和以人口为劳动力和市场基础的发展道路，形成了民族国家向企业为主体的蜕变，换言之，这种表现更是对专制国家以主权为幌子抽象并强化国家利益、将权利人空虚化行径的否定。

    诺基亚在创新方面的成就，也给了中国手机企业极大的震撼。曾几何时，中国市场上国产品牌风起云涌不可一世，可没过几天就纷纷打起了退堂鼓。这种不可持续的状况，昭示了中国企业的普遍生存状态。5月18日快讯，随着每年手机出货量超过8亿部大关，少数中国无线设计公司希望从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等一线OEM厂商，以及一些合同制造商手中获得更多的设计订单。但这并非易事。来自实力日益增强的台湾地区ODM厂商，以及PDA智能手机制造商宏达电子等专业厂商的强力竞争，将限制中国大陆手机设计产业的成长潜力。据估计，中国有30-50家手机设计公司在争夺项目。但是，通过专注于研发和根据流行需要修改外形尺寸的简单工作，有些设计公司有望在未来的市场整合中生存下来。中电赛龙（CEC）的总裁Howard Wu表示，“所谓的总体解决方案不再那么有效。芯片组集成度越来越高，软件也更加成熟，而且经过五六年的发展，现在中国拥有了人才库，能够从事我们一直所从事的工作。”当CEC在1998年开业的时候，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家手机设计公司，2002年，在其母公司赛龙国际收购了飞利浦的手机研发部门之后，CEC一跃而成中国最有前途的手机设计公司之一。

    但是此后，中国手机设计公司和制造公司纷纷涌现，使CEC和中国德信等头号竞争对手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Howard Wu预测，在两年内，其它手机设计公司中的本地工程师都将掌握CEC在内部所培养的技能。这意味着商业模式的改变，生存下来的中国手机设计公司将必须找到自己的优势领域，如先进系统中软件和硬件集成，这些系统可能包括蓝牙、Wi-Fi和DVB-H。随着中国手机出货量的增加，有几个地区希望提高其对于手机产业的吸引力。目前，深圳和天津是手机的主要生产地。摩托罗拉、诺基亚和EMS巨头鸿海已成为天津供应链的一部分，2005年天津供应链生产了6800万部手机，约占总体供应量的8%。

    对此编辑部点评认为：随着中国本地手机厂商设计能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国际手机厂商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正将部分产品的设计外包给第三方的设计服务公司，以减小研发成本，这为中国手机设计公司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目前全球约40%的手机都在中国生产，但其中只有不到5%是通过中国的研发体系开发出来的，因此，手机研发的重心会向中国市场转移，这为本地的手机设计服务公司带来机会。但是，中国手机设计公司要满足国际客户的要求，需摆脱原来手工作坊似的开发方式，建立国际化的流程体系，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优势，在顺应手机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加强诸如手机智能化的创新设计。

    实际上，中国消费者所拥有的手机，在全世界都是最时尚和最先进的，欧洲人所掌握的手机往往要落后于中国国内好几年。作为以逐利为生存原则的企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跨国公司，都看准了中国这个人口乘数效应的地方，巨大的市场让全世界所有商家馋涎欲滴摩拳擦掌。

    国产手机遭遇全线溃退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6月1日快讯，4月25日，波导手机发布2005年第一季度财报，这家国产手机的企业迎来了久违的盈利，虽然只有2300多万，但对于2005年的国产手机几乎全线溃退来说，无疑具有转折性的意义。除了两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联想和中国无线可能会带来点好消息，在4月底前所有国内手机上市公司发布的年报利润尽墨。国产手机一直处于亏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以新品推出速度为指标的市场反应慢，二是以技术为核心的自身综合能力不足。除了企业经营决策失误、组织管理架构失去竞争力、内部争斗消耗等个性因素外，国产手机亏损还有很多共性原因，如库存陡增、新进入者增加、国外手机厂家加大对中低端手机打压、黑手机的冲击等。赛迪顾问的分析师认为，国产手机长期在创新性技术方面的缺乏使其在上下游供应链的关系人微言轻。技术的缺乏使国产手机厂家很容易因一款新产品的推出速度快而定生死，而这个速度又很难由自身掌控。

    不过2005年的亏损并不能掩盖像联想和中国无线这两个亮点，而在2006年有一些手机公司也开始走出低谷，2006年似乎成为了一个告别黑暗走向光明的分水岭。在联想前三季度的财报中显示其盈利是9000万港元，是目前国产手机中盈利状况最好的，而中国无线依靠其智能手机酷派在2005年盈利5087万元，酷派的成功在于合适的技术差异化和营销差异化战略。业内人士认为，3G为代表的产业升级和中国制造中心的地位给国产手机翻盘提供了机会，国产手机的行业转机将在2006年出现，手机行业格局将发生质的转变。但是价格战的风险依然存在，如黑手机短期内很难被赶出市场，国外品牌持续的低价策略进一步压缩国产手机的生存空间，消费者对国产手机的印象不好等。

    我们见过的太多手机已经销声匿迹，不仅仅是国产品牌，而且韩日品种也黯然退出中国市场。这倒是给了诺基亚这类倾举国之力并以单一的手机产业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半壁江山的研发经营成为经典案例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素材。

    不过，以我在芬兰赫尔辛基机场转机时的遭遇、以及挪威人对我频频提及的情况看，诺基亚及其所属的地界儿，是个非常具有白人中心主义情结的区域，并且对中国人抱着很不友好的态度。实在话，斯堪迪纳维亚国家在二战期间的表现，比起德国来并不逊色。这也让我对那里很是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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