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应当怎样计算？

对此我略有异议，主要是以上先生对中国政府债务的统计方法存在一定问题，由此导致对中央财政债务率的估计不准确。从帐面上看，2000年底我国财政债务余额1.3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4.6%，这要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差得远。但我国现实的国情是，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应当统统看做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不仅我有这样的观点，西方一些人士也是这样看。例如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政府的债务有时完全可以维持，这为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留下了很大可空间。但另一方面，隐性债务[hidden debts]以及或有债务[contingent liability] 大量地存在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或有债务会变成政府的债务。中国在纽约的银行向当地其他银行借款却不能为其他银行提供贷款，那么所有纽约的银行将会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债务。那么在什么情形下纽约或香港的中国银行将会无力支撑债务呢？那就是当政府向外界发出意外支出不属于政府债务的信号时，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因此，政府压缩或有债务非常重要。”[《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10月1日，13版。]

迪帕克的话很值得注意。他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目前中国的许多隐性债务是由于体制性因素而没有成为显性的。如果将来国家象对待广国投一样对待所有独立核算的国有金融企业，那么某些国有金融企业的隐性债务可能迅速显露出来。因此，必须将中央财政以外的国企债务也算到中央财政的负债中去。如果是这样计算，便可以看出国家财政的债务率到底有多高。

再从国有企业看，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新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大约也有一两万亿元。这些不良资产有的在不断被消化掉，有的正在从隐性变成显性。当企业债务显性化以后，责任和负担还要政府财政承担起来。因此，国有企业债务也应当被视为政府债务，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这种资产保障的前景可能导致两种可能，一种是靠国有企业的赢利和国家税收来如期偿还债务，另一种是当第一种收入来源出现问题时不得不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偿还债务。目前看来，国债实施者的保障重点在一定程度上放在第二种方法上。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将来所导致的后果有可能以国家资产转换为代价，这种转换的后果必然是更大的私有化。因此，积极财政手段的实施并不宜太“积极”。五六万亿元的债务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它应该给那些大手大脚敞开口花钱的人们提个醒。国债的发行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要量力而行，精打细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积极财政的问题在哪里？

尽管如此，我还是赞成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其理由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国家和政府来调配资源。这是公有制国家的特点，也是中国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的特点。共产党执政是这一经济模式的政治保障。在这种国家里和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里，私人资本始终不能占主导地位，这是政治思想导致的结果，是政治思想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假如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能保证政治稳定和经济运行顺利，这样一种资源配置模式是可以收到一定效应的。我们都希望中国今后十年能出现这样一个黄金发展阶段。但为了顺利地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指出积极财政的一些问题。

人们对积极财政最常见的非难就是它可以产生“挤出效应”，过多地占用社会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资金的活跃性，个体私营经济难以获得较大的发展，居民消费动力不足。但目前中国的情况是“挤出效应”并不明显，所以这一点可以忽略不计。

主要问题在于资金投入的方向，钱往哪花？由于有些投资项目选择不当，投资效益便大打折扣。我对此的看法是：硬件投入过多，软件投入相对不足，只重物质建设，忽视精神文化和知识建设。重视硬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人往往是多余的，而物是稀缺的，因此，对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远远大于对人的投入。“十五计划”目前已经确定的项目有：铁路要投入3500亿元，公路4000亿元，电力建设6000亿元，南水北调东中线要投入1500亿元，城镇化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一年投入5000亿元，还有几十个机场建设、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环境保护、生态工程等，粗略计算每年要投入七八千亿元。

第二是体制和投资机制的问题始终存在。重要建设项目由政府操办，由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投资建厂，由政府指定领导人员，组建企业。这样，投资和建设都依然是一种行政决策而不是企业行为。这种做法往往忽视经济上的权衡，缺乏硬的财务预算约束，无人承担经济上的责任，往往造成投资的严重失误和建设过程中的巨大浪费。这需要政府在选择企业经营管理者择优汰庸，尽量避免使用一些对公共财产不尽心或道德败坏的人经营国有资产。但随着对外、对内开放政策的不断调整，投资多元化、产权相对明晰以及监管制度不断严谨会不断解决以上的问题。

鉴于此，积极财政今后要在功能和任务目标上进行大的转变，其任务要从生产建设逐步转移到社会福利和扶危济贫。一些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要放开垄断，推向社会，譬如西气东输和一些铁路交通项目完全可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从国际上融资。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也可以让非国有经济进入，让市场去经营，国家和政府不要再大包大揽，而应当从基础建设项目中适当的抽身而退，这样做不仅可以改造中国企业的运行机制，也可以将国债用在其他社会目标上。

目前，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财政五六万亿元的债务包袱已经不算小，因此，要尽量少发点国债，尽量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将财政担负的经济建设功能和经济建设任务逐渐缩小。现在需要深刻认识的是：在变化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的职能要不断转化。财政不能再充当建设的主角，财政的主要功能应当是转移支付，扶危济贫，保障社会安全。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一个优胜劣态的机制，市场经济自行发展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就是大批劳动力失业下岗。看看当前的社会，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财富争夺不择手段，甚至一些中央媒体也跟着参与炒作。因此，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方面需要靠市场经济机制来提高效率和效益，另一方面还要靠政府财政去照顾那些被市场竞争淘汰下来的那批人，缩小人际间的差别。今天再不用这种思想来看待财政的功能，那就要犯越俎代庖的错误。

积极财政的深层原因

要想搞建设就要节衣缩食，要想增加消费就要放弃上项目，这是一对矛盾。现在中国有那么多地方等着要建设，要花钱，是先考虑人民群众生活还是先考虑项目？对此问题，我的观点是该上的项目勒着裤腰带也要上，不该上的项目坚决砍下来。问题出在一些地方行政官员盲目追求政绩和摆花架子上，例如，河北某县规定城内临街的居民房子必须是四层楼，逼着市民花钱建高楼。在北京，则表现在硬要花几十亿元建造国家大剧院。这种追求政绩和浮夸的投资浪费每年估计要消耗GDP的相当一部分。许多地方高速公路修完没人跑，城市规划做好了无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