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下面发出易富贤先生的5篇文章，题目见目录。易先生是当今最反对计划生育的学者，这些年对人口问题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知识面相当宽的学者，因此应当说是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先知先觉者。但易先生的理论似乎还超前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理解力，但过不多久，他指出的问题就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
目录 1、本末倒置的“人口红利”理论 本末倒置的“人口红利”理论 易富贤 2007年3月15日 既然人类发展指数（HDI）越高，总和生育率（TFR）越低，发达国家生育率都低，那么通过降低TFR，就可以提高HDI了。这也是中国计划生育的初衷。1980年以来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似乎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中国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有很多人仍然持这种观点，并将生育率降低所引起的抚养比降低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教授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1983年至2000年我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国人均GD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1] 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教授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比较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情况和生育率，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2]，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3]。2000年胡鞍钢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鼓励少数民族家庭实行计划生育。胡鞍钢的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依照胡鞍钢的那种思路，很容易将发达国家发达的原因归功于人口增长率降低，也就是将“生产力压迫人口”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误当成“人口增长率降低促进经济”。但是胡鞍钢的这种理论却不能解释广东的现象：广东经济发达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反而高。对此，胡鞍钢认为要是广东人口增长率再降低一些的话，经济会更好，因此建议广东、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率。胡鞍钢的这种理论在美国也不见效，美国人口增长率比欧洲和日本高，经济发展也比欧洲和日本快，那么美国为了加速经济增长，也应该计划生育？ 本着同样的思路，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和世界的福音”，并建议日本停止鼓励生育并且应该和中国一样，人口至少朝着减半的方向努力[4]。国家计生委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马瀛通研究员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为富先老”，是开创“未富先老”到“先老后富”的捷径[5]。 其实这种“人口红利”理论是错误的，降低TFR却并不能升高HDI，刚好相反，HDI的提高是得益于当年的高TFR的。 人口问题是慢性问题，要后看五百年，前看两百年，并且要横向比较。眼光只局限于本国几十年的历程是无法准确把握人口的规律的。研究现代人口数量改变，要回溯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探讨生活质量改变，要回溯到英国工业革命。几千年生活水平没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如此，比中国大陆先行20多年的韩国、中国台湾省也如此，现在社会发展水平稍高于中国的巴西、泰国也还是如此。同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墨西哥、古巴采纳不同的社会制度，古巴还长期遭受经济封锁，但是现在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一致（2003年古巴的HDI为0.817， 墨西哥的HDI为0.814）。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是投入阶段，这段时间生活水平仍然低。1980年代之后是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始收获（比中国工业化起步晚十几年的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之后也开始进入收获阶段），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纵观各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工业革命的根本内在原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物质资本的积累）。各国的工业革命都是倚赖人口资源、倚赖年轻的人口结构起家的，但是工业革命却给人类生育带来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压迫人口”，导致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紊乱，物质再生产侵占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引起生育率下降，伴随抚养比降低。就是说，生育率下降引起的抚养比降低是工业革命的伴随现象，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原因。其实后期经济快速发展是工业化必然过程，是前期工业化的惯性作用（只要这种惯性不被刻意阻拦），而不是因为扶养比降低。相反，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使得物质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将抚养比降低视为人口红利，是本末倒置。为了贪图这种所谓的“人口红利”而主动降低生育率，是拔苗助长。 就是说工业化导致人类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必然，只要在政策上不出太大问题（中国1980年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理论,并不一定比印度和越南1990年代以后的理论高明），就无法阻止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中国恰恰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巧合却被计生委利用，将工业化引起两种意义相反的结果（生活水平提高和生育率自发下降）都视为计划生育的成绩。 计生委和人口学界说“人口红利”是西方国家公认的概念。但是发达国家又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通过主动减少人口、降低抚养比来获取“人口红利”的？西方国家的学者不过将经济发展和由其引起的扶养比降低进行简单回归分析而已。他们敢用他们的理论去指导他们国家的人口政策吗？ 我们比较一下“人口红利”的含义和中国的现实。人口红利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而中国1980年以来是劳动力过剩，高就业压力，人为降低生育率而将妇女推往劳动市场只会加剧就业压力而不会带来额外的红利（高就业压力导致低工资水平，本来一个主要劳动力可以养活全家，现在夫妇俩都工作养活三口人都有压力）；199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储蓄率过高，资本收入太高而劳动收入太低（妇女劳动参入率提高所引起的），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萎缩。2002年之后中国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的人口成为新增劳动力的时候），又因为劳动力不够而出现劳动力短缺，民工荒愈演愈烈。前面章节通过中印比较，也表明中国通过计划生育主动降低抚养比并没有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可见，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情需要须循渐进的进行工业化，而不需要高生产率和高储蓄率。这种循序渐进的工业化不但能够使得生产与消费保持和谐，人口与资源、环境保持和谐，并且使得2002年之后劳动力不短缺，经济持续发展。 最近胡鞍钢教授也已经意识到人口能够促进HDI的提高，从而赞成二孩晚育方案，其实“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1、1985年开始国家就特批山西农业县翼城县试点二孩晚育理论，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集“山、老、少、贫”于一身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也试点二胎晚育方案，生育率也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和世代更替水平。 2、蒙古和朝鲜既是中华文化圈，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但是目前蒙古生育率只有1.9-2.25（不同资料来源）；朝鲜生育率只有1.97。 5、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但是“十五”时期，新疆建设兵团妇女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过渡”意味着延误时机。“二孩晚育软着陆过渡”方案就像秋天了还只发几粒春天作物的种子给农民播种。二孩方案其实是一种催眠剂，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使得人们对政策调整没有压力，也就没有改变政策的动力。 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繁衍的人口成为现在的劳动力，这才是目前真正的“人口红利”；而1980年代计划生育所导致的扶养比降低不但没有带来任何“人口红利”，反而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6]。 总之，人口促进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又忘恩负义反过来压迫人口。政府需要做的是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而不是成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 注释：
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易富贤 联合国（1955）认定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标准是男孩：女孩=102～107：100。1980年以前中国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但自从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以来，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从1980年到2005年，出生男孩比女孩多出来2800万左右，意味着光是因为出生性别比就多出来2800万男光棍。近年在治理性别比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出生性别比高达123，意味着同年龄人口中有差不多1/5男孩将来只能打光棍。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但是“治疗”之前首先必须“诊断”准确，“诊断”明确后就应该对症下药，否则会延误“病情”。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惨重的教训，1980年代中期性别比超过108后，人口学家们认为是女婴漏报：“出生婴儿性别比在中国是108左右，如果调查结果高于这个数，一般就暗示着女婴有可能漏报”[1]。“对当时已持续了9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未能正确认识，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监管和及时纠正，最终酿成了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2]。因此现在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不能继续忌病讳医。 计生委多次否认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男女比例失调有直接的关系。计生委以韩国为例，韩国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其出生性别比在1988年达到114，1990年达到116.5。那我们先“诊断”一下韩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病情”。 韩国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父系姓氏有差不多两千年历史，有着“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 生一胎没儿子比例1/2，生两胎没儿子比例1/4，生三胎没儿子比例1/8，生四胎没儿子比例1/16……。1970年代韩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生育3.6个孩子，扣除不生育妇女，意味着绝大多数家庭养育4个以上孩子，绝大多数家庭都有男孩，没有必要人工选择性别，出生性别比正常。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养育成本增高，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4.53个下降到1980年的2.83个，1985年的1.67个，再下降到1990年的1.59个[3]。1980年代出生人口性别比也持续攀升，1990年代达到高峰116.5。究其原因就是在畸形分配制度挤压下，抚养成本太高，生育意愿下降，只能养育1.6个孩子，要是自然生育的话，将会有相当部分家庭没有儿子，而在男孩偏好的传统思想下，借助B超等方法，人工选择性别。抚养成本的提高，导致二孩和三孩的人数减少，为了提高生男孩的“效率”，二、三孩的出生性别比也增加，韩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以及一孩、二孩、三孩的出生性别比分别从1985年的109.4、106.0、107.8、129.2增加到1990年的116.5、108.5、117.0、188.8 [4]。从中可见，即便在1990年，一孩出生性别比还是相对正常。就是说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抚养成本增高的一个指标。 计生委宣传说想生儿子就是思想落后。难道想生女孩就是思想先进？想吃萝卜是落后，想吃白菜的就是先进？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本来萝卜白菜都能兼有，鱼和熊掌都能兼得，但是只让拿一样，这就导致了人工选择性别。 中国父系姓氏至少有两三千年历史，欧洲国家只有数百年历史（欧美国家妇女现在结婚后仍然改为夫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family name；很多美国人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华人妇女婚后不改姓、一个家庭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奇怪；邮递员送信都经常感到困惑，对于一个family出现两个family name感到纳闷，生怕自己弄错了），延续数千年历史的姓氏意义非常深远，岂能用“落后”二字来形容？ 生活不光是多几块面包，而且包括其他的享受。断子绝孙是古代最为恶毒的咒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现代工业化就像拿着小利去诱惑鱼走向死亡的渔夫，将妇女赶出家庭（只有游得快的鱼才能抢到鱼饵；知识女性更能抢到现代渔夫的鱼饵，更容易为膨胀的享乐和物欲思想所俘虏，毁灭个人的不朽希望和培养新生代的激情），长期流浪于家庭之外，有些从此无家可归（终身单身），丧失很多人生的意义，甚至导致很多疾病（哺乳、积极的性生活减少得乳腺癌的机率；近年韩国以及中国北京、上海等地乳腺癌发病率不断攀升，很大程度是由晚婚、晚育、不育所诱发），很多人放弃生育而断子绝孙，从家族和民族意义上讲是“人为财死”。也破坏了古人所强调的“男有分，女有归”的男女分工，这是违背人伦的，是对妇女权益的最大损害。现在的就业模式使得男女都往中性化发展，是在消灭性别。性别歧视固然不对，但无视男女生理和心理的差别难道不是另外一种歧视吗？性别倒换难道是对女性的尊重吗？ 教育好一个男人可以让其一生衣食无忧，教育好一个女人可以让其今后三代受益，教育坏一个女人可以让其断子绝孙。 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达到约400万（当时全中国人口5000万左右，蒙古族占了大约10%）。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全球人口空前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民国时期，蒙古族人口也还在减少。由于生育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文化（文化的内衣），从满清政府本身的的立场来看，其对蒙古族的计划生育是非常成功的，彻底消除了其在北方的心头大患。从中也可以看出，不对称的人口政策很容易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构成。 可能是由于汉族人口众多，是满清政府的财税来源，满清政府无力对这么一个大民族兑现“少生奖”。要是当年满清政府也对汉族实行对蒙古族同样的人口政策话，那么汉民族现在已经沦落为一个只有数千万人口的小民族。 中国计生委正在采纳“韩国模式”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这种方法后患无穷。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1.23，其中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892、0.294、0.045[10]。就是说一孩率72.4%，二孩率23.9%，多孩率3.7%。 2000年二孩出生性别比是151.9，那么大约是这样的比例：500个家庭中400个家庭是自然生育（生育204个男孩，196个女孩），100个家庭是人工选择性别（100个全部是男孩），总人口中，男孩／女孩=304/196=1.55。那么我们粗略将生二胎的人群分为6种： Friedman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讲到非洲诸国保护大象的问题。有的国家实行象牙禁令，严厉打击非法狩猎等；有的国家实行大象产权制度，保护大象饲养人的产权。两种做法结果大相径庭，对出售象牙的禁令使饲养大象不再有利可图，实行禁令的国家里人们都不愿意去饲养和保护大象，导致大象数量反而远远低于实行产权保护的国家。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对森林的利用。 Friedman还举了其它例子，例如人们都要吃牛肉，就会导致牛的饲养发达，牛群数量越来越多。如果人们都吃素，则没有人愿意饲养牛群，反而导致牛群减少。 而韩国和中国的人口学家，恰恰无法理解为什么合理的需求和有效的激励，其作用总是远远大于一味的压制需求。韩国花费同样的成本，完全可以既治理性别比，又提高生育率。应该将同样的经费用在改善民生上，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利用偏爱男孩的传统思想提升生育率（让那些想生男孩的家庭靠多生而达到目的），而不是打压这种思想。将萝卜和白菜都烹调好，让大家既愿意多吃白菜，也多吃萝卜。 既然低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一对孪生兄弟，就必须同时解决。为了解决出生性别比增高和生育率降低： 1）、停止计划生育。 总结：韩国治理性别比失衡的方法是“下错了药”，中国近年治理性别比失衡不但“下错了药”，而且“诊错了病”（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了中国的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注释： 1.蒋正华.正确认识人口形势科学规划发展目标. 人口与计划生育.1994;第6期
国家统计局一个数据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撕成碎片 易富贤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透露：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44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9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84万人，出生率为12.09‰；死亡人口892万人，死亡率为6.81‰；自然增长率为5.28‰。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2/28/content_5782495_10.htm) 这是又一次公然撒谎。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平均每年1369万（比较人口普查和历次抽样调查，以及育龄妇女构成，这个数据还有水分），2003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平均每年1283万。2006年出生人口怎么增加到1584万？ 统计局（人口统计其实有国家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影子）又像以前那样先根据“政策的连续性”来确定“增加人口”，再用"出生人口=增加人口＋死亡人口"来推算出生人口,由于“增加人口”是假的,也就导致出生人口1584万是假的。统计局用这种方法玩弄了17年了，结果导致人口总数与实际人口相差6000万（国家统计局局长自己也承认2004年水分就达到4700万）。 比如国家统计局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2001年到2005年每年增加、死亡、出生人口如下： ---------------------- 可见根据统计局数据，2001-2005年这5年共出生8156万，增加4013万（平均每年增加803万人口），死亡4143万。但是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到2005年只出生6846万（这个数据是在人口学界和计生委高度“关注”下进行的，并且在抽样比进行了“修正”，就是说实际上还没有6846万），出生相差1310万，每年平均相差262万。也就意味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1年到2005年平均每年增加803万是假的，实际上不到540万。 即便认可2006年死亡人口892万，出生人口与前五年一致为1369万，那么2006年增加人口只有477万。2006年人口出生不可能有1369万，死亡人口应该在1000万左右（而不是892万）。那么2006年只增加300万左右。人口负增长已经临近！基本国策竟然是建立在玩弄数据的基础上的！ 2007年01月22日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今后十几年，人口惯性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不断创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机制、手段和方法不动摇”。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为：“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到2010年控制在13.6亿人；到2020年控制在14．5亿人；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http://news.sohu.com/20070112/n247567963.shtml)。 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达到13.7亿”(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37/3858072.html)。但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却要求在2010年将人口控制在13.6亿之内。那么意味着根本不是要“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而是要“千方百计降低生育率”。 目前每年人口只增加四五百万，今后死亡人口将激增，“今后十几年，总人口每年仍将净增800－1000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修正后的数据，2005年中国人口13.0756亿，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和“十一五规划”的2010年13.6亿的人口数据，那么这5年平均需要增加1049万，由于2010年死亡人口远比2006年要多，因此2006年增加人口必需远远多于1049万。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2006年增加692万人”是真实的，那么也远比1049万要少，这一数据也足以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多位专家的260万字的报告撕成碎片！一年的预测都不准，还指望预测到2033年？应该及时追究责任！ 到目前为止，宋健领导了三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断代工程，1980年的“人口控制论”（断子孙的代）的所有预测全部落空，被事实撕成碎片；宋健领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断历史的代）被“国际学术界撕成碎片”；宋健领导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断子孙的代）被国家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撕成碎片。 事实证明耗费巨大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不过是一场闹剧！ 请神容易送神难。但是要是不将他们当神看待，而是当成小鬼，那么就不难了。 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个政治大礼包，但是这个大礼包里面的是鲜活的树苗（可望长成高大的栋梁），而不是饼干（晚打开几天也没问题）。要是不及时打开，看到的就将是发出腐味的枯木。
老有所养,谁来养? 作者：易富贤 （初稿被仲大军老师推荐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2004年第42期(总第275期)：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2/cz01.htm，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这次进行大量补充。 ） 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 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 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英国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 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实还不算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他们还凭借掌握产业链的高层，获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提高本国生活水平，缓解本国老年化压力。因为日本起步比中国等国家早，在技术上占有优势，日本的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产值能换取中国数十个工人的产值，从某种意义讲，是中国等国家在帮日本养老。但中国不可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可供中国“剥削”的发展中国家为数无几。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帮助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有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在年老时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现在整个社会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话，今后数十年内各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但是孩子长大后主要贡献却主要是给国家。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高校录取分数线反而远比农业省份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养”，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到时候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以前的100元将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要知道，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目前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口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三亿派”学者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帮助解决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但现在只占很小一部份。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的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像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人们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何新、何清涟等学者认为人口过多会威胁社会稳定，建议控制人口。其实他们的这种思路是非常错误的，纵观历史，动乱的起因往往是人均税负太重，人口多只是表象。而税负过重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管制手段所造成；相反，劳动人口多还会降低人均税负。《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叶适认为“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墨翟认为人口众多恰恰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因为“以人为本”，鼓励生息，降低人均税负。而现在我国税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今后老年化严重后，政府想“薄赋轻税”都不行，三四亿老年人等着生活，人均税负更重，社会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就提出一旦社会保障出现问题，“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政治未毕通也”。西汉时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击”，现在不一样了，弱势群体一样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作用：石家庄残疾人连炸数楼；马加爵连杀四人……。今后老年弱势群体要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容小看。
“优生优育”还是“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易富贤 实行计划生育的一个理由是：人口质量比数量重要。少生优生，通过降低人口数量来提高人口质量。这种想法已经深入人心，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其实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对立的，少生并不一定优生，多生也不一定劣生。《三字经》既记载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母成功地培养了一个孩子），也记载了“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成功地培养了五个孩子；窦燕山五子先后登科及第：长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曾任补阙；四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当时人称窦氏五龙）。现实中既可以举出无数事例说明精养一个孩子比粗养多个孩子更合算（孟母模式），也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说明一个家庭同样能够培养好多个孩子（窦燕山模式）。 两千多年来，出了无数个孟母，花费了巨额的培养成本，但是培养出的“孟子”却没有几个。并且“富不过三代，贵不过五代”，“孟子”的后代往往很难继续“富贵”下去。现实中，窦燕山模式可能更加普遍，兄弟姐妹互相督助，互相扶持，培养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成材。美国前总统布什算是现代的窦燕山，“教五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名俱扬（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和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 现在很多人将素质简化成高学历。并且以为高学历就一定要获得高报酬。人们简单地将获取财富的能力视为素质的标准。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而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国家更需要的是有能力创造财富的人，而不是有能力获取财富的人。社会要发展，就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如果这个社会只有所谓的精英，实际上和只有低能者是等效的。就是说家庭培养孩子的标准：获取财富；国家培养孩子的标准：创造财富。国家标准与家庭标准是不同的，国家不能用家庭标准来看待人口问题。要是分配制度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可以趋同；要是分配不合理，家庭标准与国家标准就会出现矛盾，就会引起社会问题。 如果说学历高就叫高素质，冰岛是世界上平均学历最高的国家之一，何时曾经强过？新疆的石河子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城市之一，何时曾经富过？ 如果说道德高尚叫做高素质，见义勇为的更多是文化低、思想单纯的普通工人、农民，高学历并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德，甚至还有“文人无德”的说法。 人的素质是人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而发展形成的人的主体性品质，即人的品德、智力、体力、审美等方面品质及其表现能力的系统整合，是一个人知识、经验、价值观的综合积累，而知识、经验、价值观等等这些东西统统是要靠人来创造，靠人来传播，靠人与人的交流逐渐来完善的。孔子就认为人多才能“富之”、“教之”，才能产生文明礼义。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人类只能回到野蛮状态。 人们往往觉得城里人比乡下人素质高，大城市的人素质比小城市的人高，这种感觉其实没有错。城里人素质高是因为乡下素质高的人进城了，此外还因为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提高了知识、经验、价值观的创造和交流速度、密度，才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越大的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使“人”成其为“才”的概率越大，要是生在一个小乡村，哪怕浑身都是音乐细胞，也只能在婚丧嫁娶的时候吹吹唢呐，但是生在北京、上海的孩子，就有机会逐渐成长为世界级的音乐家，这就是人口数量对国民素质的贡献。“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钢嫌天津舞台小，跑到北京之后才慢慢成名，成为“著名相声演员”。 最佳的优生就是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子宫、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染色体易变异，胎儿的致畸率也随之升高。二十几岁是生小孩的黄金年龄。但计生委单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而提倡晚婚晚育，给人一种错觉：晚育是好的。造成多少残疾儿童出生？我国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儿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每年的治疗费用给许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晚育还引起早产、宫内发育迟缓、孕妇高血压综合症(孕高症)等疾病。宫内发育迟缓、孕高症不光是最主要的孕妇和胎儿的死亡原因，并且影响小孩今后一生的生活(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显著增加)。农村头胎是女孩的可以生育二胎，但中间间隔太长，很多妇女生育二胎时已经是晚育了，不必要地增加残疾人口的出生。工业化本身就使得人们自发晚育，政府的责任是对抗工业化的影响而不是成为帮凶。明明20出头是最佳生育年龄，但是中国有些学者却偏偏说说24-29岁是女性比较适宜的生育年龄段。要提高人口素质，首要的措施就是停止鼓励晚婚晚育（2005年湖南这样的农业省份平均初育年龄推迟到为24.34岁，上海为27岁，意味着30岁以上初育比例很高）。 我国是神经管畸形高发国，发病率为美国的10倍，缺乏叶酸成为每年10万例神经管畸形儿的“头号杀手”。如果在孕前三个月至孕后三个月，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片（成本价几角钱，市场价也只有几元）可以降低70%以上的神经管畸形的发生，要是真的提倡优生优育，完全可以免费提供，但是却没有这么做。 孕高症发病率等疾病在二胎及其之后胎次的发病率不到头胎的一半。但是随着生育间隔拉长，发病率逐渐升高(甚至逼近头胎时的发病率)。因此，抓紧时间赶在妇女黄金生育时间完成生育任务，不但从经济上合算，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超生孕妇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营养也跟不上，势必影响胎儿的发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规的产前检查。以国家计生委1.8（笔者已经质疑这个数字）的生育率来推测（现实政策生育率不到1.2），出生人口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没有进行常规产前检查（有些连出生都不敢去医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担心超生罚款，而不能及时免疫接种。联合国特别批评中国“没有能够将创造财富和提高收入转化为更快地降低儿童死亡率”，笔者以前一直以为完全是因为中国的医疗改革的失败，现在看来，卫生部是在替计生委背黑锅。并且计划生育提倡的晚婚晚育也是降低人口素质的重要原因。 翟振武说现行生育政策使得农村人口整体素质提升，很多指标的上升幅度大于城市，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上升是拉动全国人口整体素质上升的重要力量。我就感到纳闷，19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8比1左右，而国家计生委张维庆认为现在已经是6比1了；难道农村人口可以做无米之炊，素质提高幅度反而大于城市？ 巨额的超生罚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超生致贫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们的孩子素质降低。并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长期受到社会歧视，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 计划生育政策对有抚养能力的城市人口限制更为严厉，这些人只好将本来应该用在抚养孩子上精力、金钱和资源用于其他消费（如宠物、歌舞厅），造成全国的平均教育素质偏低，从教育角度上讲确实是“逆淘汰”。据北京市养犬办统计，北京市2006年登记年检犬为55万只，比2005年又增加了9万余只。截至2006年10月，2006年北京市已经有11万余人因被猫、狗抓伤、咬伤而注射狂犬疫苗，已经收到了10起狂犬病死亡病例报告。同时，北京市由于饲养宠物导致的弓形虫病发病率也在上升。重型弓形虫病的表现为脑炎、癫痫和精神异常，妊娠期妇女若感染弓形虫，可引起流产、早产甚至畸胎、死胎等。重庆市2006年已报告狂犬病发病数13例，超过过去5年全市狂犬病发病数的总和，比2005年同期上升了160%。南昌平均每天上百人被狗咬伤。如果说人口消耗资源，那么宠物就不消耗资源了？在不到7年的时间里，洛阳妇女刘小荣已先后收养弃狗100余条，并被广为称赞，说是有爱心；而要是她收养几个弃婴，情况会怎么样？现在谁敢收养弃婴？人不如狗！踩死猫的事件引起网上全面申讨，但是武汉计生委处死活婴的事件却没能引起广泛关注。社会对人的生命已经很淡漠了。真是应验了推背图的第五十象的谶语：兽贵人贱，白米盈仓不值钱（1990年代粮食卖不出去）。 ——————————————————————————————————————————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温家街2号，邮编：100031， 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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