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摘编

胡耀邦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他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远铭记在党和人民心中。

胡耀邦同志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同志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9年冬，胡耀邦同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党领导下开始从事青少年工作。1933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他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革命根据地团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胡耀邦同志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磨炼了革命意志。到达陕北后，他先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为党的青年工作贡献了力量。1937年5月，胡耀邦同志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先后任校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坚持抗战的过程中，他为加强人民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同志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四纵队、三纵队政委，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转战华北和西北，参加领导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太原、宝鸡战役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胡耀邦同志致力于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1949年冬，他率部进军大西南，任中共川北区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剿匪反霸斗争，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胡耀邦同志先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组织富有青年特色的活动，注重在实践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团员青年，在全团倡导“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团结带领团员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团的工作和青少年事业得到巨大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重要作用。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2年，胡耀邦同志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起，他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地方工作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关心群众，扎实工作，推进了当地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同志遭受严重迫害，但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领导时，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全面整顿的方针，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实事求是地反映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科技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于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党的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12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他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他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1月，他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同志在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参与制定和贯彻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坚持党的干部路线，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他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受到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赞誉。

他坚决拥护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在党的十二大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他主持和参与主持制定了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十分关心欠发达地区的建设事业，经常深入老少边穷地区，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大计，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开放。

他坚持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他热情鼓励年轻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健康成长。

他坚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政策，着眼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他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坚持推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做了大量工作。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大会上作的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报告，充分表达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参与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发展党内民主。他坚持党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大力推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满腔热情地关怀和培养优秀年轻干部。他坚定不移地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在端正党风方面发挥表率作用。他坚持党的外交方针政策，积极推动新时期我国对外交往工作开创新局面。他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明确提出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为恢复和发展我们党同外国一些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新时期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就是要学习他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德，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忠于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胡耀邦同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具有忘我工作的热情和勇往直前的干劲，始终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锐意改革、勇于创新的思想境界。胡耀邦同志长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勤于思考和研究各种现实课题，提出了许多重要主张和建议，同时博览群书，追求新知，不断丰富知识、增长才干，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保持进取精神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胡耀邦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广交朋友，加强同人民群众包括知识界和党外朋友的直接联系和坦诚交流，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亲自阅处大量群众来信，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榜样。我们要学习胡耀邦同志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胡耀邦同志胸怀坦荡，按党的原则办事，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我们树立了共产党人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榜样。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紧紧抓住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我们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促进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我们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党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求真务实，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田纪云

胡耀邦同志辞世已整整十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民公仆的品质至今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1981年3月，我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第一次与胡耀邦握手。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对胡耀邦不仅有着较深刻的了解，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与胡耀邦同志相识是1981年春。当时我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中央指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1981年3月，我第一次列席书记处会议时，国务院领导把我向胡耀邦同志介绍说，这就是从四川调来的田纪云同志。我走到胡耀邦的座位前与他握了手。这是我与胡耀邦的第一次握手。在其后的会议中，胡耀邦经常要我宣读文件，有时也问我一些经济方面的数位或情况，我总是尽力作准确回答。在我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之后，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经常参加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另外，我还是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之一，也经常参与人事安排问题的研究。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对胡耀邦不仅有着较深刻的了解，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给我留下的四点深刻印象：一是胡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二是胡耀邦同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三是胡耀邦同志对年轻干部的热情关怀培养，四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思想路线的忠诚。

胡耀邦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和公仆。对于胡耀邦的功过评价，在胡耀邦去世后中央所作的悼词中作了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我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一是胡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二是胡耀邦同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三是胡耀邦同志对年轻干部的热情关怀培养，四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思想路线的忠诚。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耀邦同志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胡耀邦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到了。1986年5月，我陪他去甘肃考察工作，他告诉我：全国2000多个县他已去过1500多个，甘肃省地市一级还有两个未到，即甘肃平凉地区和甘南回族自治州，这一次就是来补这一课的。胡耀邦同志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有高原反应。甘肃平凉海拔比较高，到后刚住下我就发现他嘴唇发紫，上楼有些吃力，我劝他少活动，晚上就不要开会了，但他说没关系，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开座谈会，听汇报，还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作为总书记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可以想像的，但他还抽空挤时间阅批大量人民来信。在他任职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耀邦同志生活非常简朴，衣着很随便，粗茶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比如四个菜刚上了两个，他就吃完饭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也抓紧时间吃饭，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

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1984年7月30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前天（即7月28日）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中全会的问题，我讲三中全会的一个议题是明年（即1985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党代会的议题是：1.‘六五’计划与‘七五’计划问题；2.人事安排问题。中委要退一些人，进一些人。现在的中委60岁以下的不到100人。补充中委的条件是：一是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的人，二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三是优秀的5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胡启立、乔石、李鹏和我同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一位领导插话说：“小平同志说过，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就干得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今后书记处会议由胡启立主持，由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使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及其思想路线的忠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6年7月在北戴河办公期间，胡耀邦同志主持拟定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档，几经修改之后，他首先让送呈小平同志审阅，听取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小平同志审阅期间，他非常焦急地期待小平同志的指示，几乎每天都打听小平同志看过了没有，有什么表示没有。在小平同志一看完档通过王瑞林将意见转达胡之后，他立即召集起草小组开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档一一进行修改。由此，我看出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的确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9月22日，我和胡启立、朱厚泽（当时朱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乘坐耀邦同志的专列从北戴河回北京，途中耀邦同志约我、胡启立、朱厚泽聊天，在谈到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时，他说：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在全国夺取政权之前，确实很伟大，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而且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着作。像《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着作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但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逐渐与实践、与群众脱离，毛主席很难再写出很系统的、很有深度的文章了，常常是三言两语，大家又都把它作为最高指示，因此工作上导致许多错误决策。相反，小平同志就有所不同，他虽然年过八十，但思想不僵化，适应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诸如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等等，都是小平同志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他又说，小平同志不愧为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想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

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为了说明问题，我将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他于1986年9月15日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摘录于下：

耀邦：某某的修改稿发给了很多人，可能有20到30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某某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想挑起争论，旁及其他。

小平：不会，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明年（指1987年党的十三大）人事结构要作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档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我。你还可直接找某某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在传达完邓小平的讲话后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用“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八个字来描述胡耀邦的个人品德、用“丰功伟绩、千古流芳”八个字来描述他的光辉业绩是当之无愧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假错案，以及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老一代革命家平反，并为受到错误批评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老革命恢复名誉。接着，又对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其中包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右派分子”摘帽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随着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得到解脱。

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份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文学家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长。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份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

所以，用“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八个字来描述胡耀邦的个人品德、用“丰功伟绩、千古流芳”八个字来描述他的光辉业绩是当之无愧的。

把耀邦的精神注入中国的政坛和文坛

----为《人民心中的胡耀邦》而作

鲍彤

听说中共中央准备为耀邦开纪念大会。我很高兴。我相信这是真的。人民怀念耀邦。共产党应该纪念他。

中国共产党现在有几千万党员，良莠不齐。许多党员有头脑，有是非，有热血；许多党员只学会了党云亦云，上云亦云。对待共产党也有两种态度。习惯于党云亦云的党员，把“忠于党”当作忠于党的一切，包括忠于坚持党的错误，忠于维护党内的阴暗面；只要是党的决定，不分青红皂白，都必须深信不疑，硬着头皮，捍卫到底。问题在于，共产党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它经常做些正确的事情，也经常犯一些很大的错误。

因此，有头脑，有是非，有热血的党员认为，对党应该分析，不能盲从；支持它的正确的主张是爱护它，揭露和纠正它的错误同样是对它的真诚的爱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记者刘宾雁先生在一篇报告文学中，把对党盲从命名为第一种忠诚，把对党采取分析态度命名为第二种忠诚，振聋发聩。但在党的某些元老中引起轩然大波，被目为异端。总书记胡耀邦和那些元老不同，他对刘宾雁先生是嘉许的，爱护的。

以第一种忠诚对待共产党的党员，并不全都出于虚伪。其中，也有出于盲目和迷信，也有出于高压下的无奈，但客观的后果，都会伤害党，毁坏党。第二种忠诚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性的态度，能够在党失误和失足的时候，正常地帮助和挽救党。这种赤子般的真诚，正是耀邦自己的理念。

耀邦对党内黑暗的丑恶的东西，不护短，不回避，揭露鞭挞，不遗余力。他创造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假大空话”，一个叫“冤假错案”。前者概括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那些所谓天经地义，不管谁的发明，只要是荒谬的，骗人的，有害的，耀邦就主张藐视它，戳穿它，抛弃它。

后者概括了政治上组织上的种种冤狱，哪怕是毛泽东亲自拍板定性的，无论受害者是党内的同志还是非党的公民，耀邦都不袖手旁观，他主张一风吹，一概平反昭雪。当时正在拨乱反正，步履艰难。九州生气，要靠风雷。耀邦主持政坛和文坛，大刀阔斧，披荆斩棘，为紫阳主持的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环境。

毛泽东死后，有人为了标榜自己是毛的教义的嫡传正宗，不惜扼杀人们的正常思维，动不动?出“高举”的招牌吓人。对尘嚣甚上的所谓“高举”，耀邦只淡淡一笑，说：“高举”总得有点内容啊，光凭几条语录，空空如也，没有东西-“高举”什幺呀？“高举”旗杆吗？“高举”棍子吗？想干什幺呀？想打人吗？

自从1955年党代表会议把自杀定性为“自绝于党”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中，自杀成了“畏罪”和“叛党”的同义语。但平反冤假错案，势必涉及历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无数自杀身亡的案件。怎么办？有些隔岸观火的人党性很强，宣称自杀本身就是最大的动摇变节，最大的错误，最大的犯罪，坚决不同意替冤魂昭雪。耀邦批驳道：哪里是“畏罪自杀”？？？这是“痛不欲生”啊！！！一句话，把那些党性很强的人驳得哑口无言。

到底是人民有义务为共产党服务，还是共产党有责任为人民服务？本来是常识。可是理论家一提出“世界观”哪，“党性”哪，“纪律”哪，就把问题玄妙化了。有些元老听到“党性”、“党的权力”、“党的地位”、“党的面子”诸如此类的概念，也天旋地转，昏头昏脑。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胡绩伟先生，力排众议，坚持人民性原则，因此而开罪了某些元老。但总书记胡耀邦有清醒的判断，对胡绩伟先生是尊重的，支持的。

1986年冬，某些元老主张开展动用党的纪律来打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总书记胡耀邦不屈从于元老的乱命。和人民在一起的总书记，因此而被元老们目为“软”，被废黜了。千百万冤假错案的大无畏的平反者，自己成了冤假错案的殉难者。他流泪了。他有理由流泪。他有理由为人民担忧。多灾多难的人民呵！

我赞成纪念耀邦。纪念耀邦应该有正确的宗旨。应该把耀邦的精神注入中国的政坛和文坛，一扫专横、腐败、虚伪、窒息之气。应该提倡和造就（而不应该摧残）千千万万新的耀邦。共产党过去对待耀邦有沉痛的教训，再也不应该含糊其词，继续文过饰非了，应该有勇气振作起来，通过纪念耀邦，从头学习自我批评，重新恢复自我批评。用耀邦的精神来纪念耀邦，才对得起耀邦，才有意义。

苏绍智、陈一谘、高文谦三位先生发起，出版《人民心中的胡耀邦》文集，举行相应的研讨会，我谨以此应征。

（鲍彤是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

原载《争鸣》杂志2005年1月号(11/1/200511:14)

“人民性”和“党性”冲突撕裂了胡耀邦的心

张炜

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是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已被迫远离那片我深爱的故土多年，在英国的剑桥小镇过着宁静的教书的生涯。虽然常常禁不住对在北京政治舞台上来来去去的不少小丑们嗤之以鼻，但是胡耀邦这个伟大的名字却永远是矗立在我心灵深处的一座丰碑。

我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伟人是一九八八年夏天，当时他和夫人李昭到天津休息。我和杨勇将军的女儿杨菁一起到迎宾馆一号楼去看望他。他看起来十分消瘦，与一年前在十三大期间我见到他时的模样判若两人。更明显的是，过去谈吐中那种指点江山的豪气似乎早已不在。更多的像一个慈祥和无可奈何的老人。他的变化，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导致他下台的中南海老人政变，心中禁不住涌起一阵悲愤。

闲聊几句后，当我向他谈起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天津开发区时，他又神情闪烁起来。那种关心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展的忧国忧民之心依然显现无遗。当我谈到各级官僚机构对开放事业的不支持时，他深情坚定地说，你是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他们不支持，你就冲他个稀巴兰。这一句性情中人的痛快话，说得我和杨菁两个人大笑起来。

我诚恳地请他到天津开放区去看一看，那里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崇敬他，希望见到他。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说道：“算了吧，不去了，不给你们找麻烦了。”一句话，使得活跃的气氛顿时沉寂下来。机灵的杨菁出了一个主意。对我说，胡耀邦希望见到有朝气、有知识的年轻人，你不妨带几个年轻人到这里来见他。后来，我让天津开发区的几位三十岁左右的处长们去看望耀邦，他们果然谈得十分开心。

转年四月，当我从日本访问回国后到中南海勤政殿去向一位中央负责人汇报工作时，得知胡耀邦几天前在政治局会议期间突然发病。但是据说已经抢救过来了。我在心底祝福这位伟人能够迅速康复，亲眼见到历史还他清白的那一天。不想，两天后，北京却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

我与胡耀邦的首次“交往”发生在一九八零年秋天。按照中国的习惯，二十年算一代人。如此算来，我与胡耀邦相隔约两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是一位在北京身居高位的传奇革命家，我是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北大学生。因此，无论从年龄上讲，还是从悬殊的社会地位上看，胡耀邦和我本不可能产生任何交集。然而一件偶然而又重大的事件，使得我们有了一线牵连，也使得我对这位领袖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九八零的夏秋之际，北京和部分省市的高校学生发起了竞选地方人民代表的活动。由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各级共产党组织无法很快地制定出应对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不少学生对地方党委和学校当局对学生竞选活动的消极态度感到不满，因此时有冲突发生。最为严重的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不满校党委指定候选人而到湖南省委请愿，当省委书记毛致用回避不见之后，他们集体绝食并派代表到北京请愿。

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对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频繁地派人到各个高校压制学生的竞选要求；另一方面向中央负责人夸大竞选活动中那些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妄图诱使胡耀邦和其它中央负责人出面表态制止学生竞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一些历来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学生问题时也说了一些否定竞选的话。

当时我已经决定出来参加了竞选活动。我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立场与当时自由民主主义的先驱们尚有很大的距离，倒是与党内改革派的主张基本一致的，即主张加快经济改革，同时通过加大党内民主的方式逐步地扩大社会民主。对于竞选活动本身，我认为主流是好的。而且我主张各级党的领导应该改变被动消极态度，出面积极领导。从而改变党与青年人对立的局面，为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政治局面创造条件。我对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的保守立场十分不满，希望胡耀邦和其它改革派负责人不要只听他们的汇报，而要多到学生中了解实际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名义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信。陈述了我的上述观点，尤其是对教育部和北京市委脱离学生的作为表示了不满。信是用普通邮件发走的。说实话我也没有指望听到什幺回音，只是感到说出了我所想的，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也就心安了许多。

时隔不久，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告诉我，耀邦在我的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教育部长蒋南翔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等人直接到学生中听取意见。后来，段君毅、蒋南翔和中宣部理论局长洪禹等人分批来到北京大学，与学生座谈。我想这对于沟通领导和学生的思想，缓和矛盾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这件事，也使我对胡耀邦虚心听取一个普通学生的不同意见的宽阔胸襟有了直接的感受。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第一次与这为我所敬仰的伟人近距离接触。当时我作为天津团市委书记参加团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胡耀邦、胡启立等中央负责人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室会见团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团委书记们。当时正值胡乔木、邓力群等老左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到处推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不少地方党委纷纷要求团组织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作用。他们对团的组织提出的要求千奇百怪。例如，北京市委要求团组织派人到大街干涉青年情侣们所谓“勾肩搭背”的行为，还有的省委要求团委带人到人家家里去查抄所谓的黄色照片等等，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大多数团委干部们做惯了党的助手，也就跟着干起了这些不得人心的怪事情。

当耀邦等人要求我们汇报时，一部分胆小的人保持沉默，我和其它几位胆大一些的团省委书记们不客气地列举了一些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出现的怪现象。其实，对于当时中央负责人在清除精神污染一事上的观点分歧，我全然不知。我只是对这些现象不满，担心继续下去会干扰改革的方向，觉得应该引起总书记的重视。在听完大家的汇报后，耀邦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和他随后召集人民日报、新华总社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同志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核心的意思是，抵制精神污染搞过头了。

当时在讲话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当耀邦谈到不要干涉人家穿什幺衣服的时候，王兆国插话道，有些人太不象话，还是应该管一管。王举例说，团中央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回话道，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耀邦随后又用服饰的变化为例，说明不要墨守成规，不要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横加干涉，尤其是不要把任何自己不习惯的东西轻易地归结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说，在古人看来我们现在穿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这次讲话，使我对这位开明的总书记除了敬重之外，更多了一份亲切可爱的感觉，这与我对许多中央负责人沉闷、古板的印象绝然不同。

耀邦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亿万中国人敬重他，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性的人。他的最为可敬可爱之处不在于他的一贯正确，而在于它总是真诚地坚持真理，迅速地修正错误。

他不是神，因此也有说错话、甚至办错事的时候。例如，他曾经指责学生竞选是青年学生在历史上第三次向党夺权（第一次制贩由以前的大鸣大放；第二次是指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又如，一九八一年前后，当第一个中德合资企业天津丽明化妆品公司呈报批文的时候，他也曾经对花钱建立助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化妆品合资企业不以为然，认为应该合资办一些在他看来“更有意义”的项目。他的态度，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荣毅仁赶紧撤销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该企业的投资计划。事后当荣老板访问天津时谈到此事后悔不已，因为中信因此失去了一个盈利的投资机会。

但是，出于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胡耀邦并不固执己见。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认真听取一个普通学生的不同观点；才能在几年后在所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问题上改变自己原有的观点。

在我看来，耀邦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民的福祉是他至高无上的追求。在他那里，人民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有那种至死不变的亲近人民的愿望，才有那样坦荡无私的胸怀。但是这一崇高的品德，也是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的根源。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习惯于尊崇党性。所谓的党性，在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那里，其实只不过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当这个最高领导人误入歧途的时候，人民性和党性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冲突。胡耀邦是一个老老实实做人的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冲突面前，他希望选择人民性，但是他所在的那个党的强大官僚机器却要强迫他服从所谓的党性。他忠于人民，又不想与这个他为之终身奋斗的党决裂，于是只能在“人民性”和“党性”的冲突中痛苦地挣扎。他是一个胸怀坦荡的君子，但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却不得不在委曲求全和郁郁寡欢中度过。“人民性”和“党性”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撕碎了这位忠诚的人民的儿子和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心。

原载BBC(11/17/2005)

一片丹心照大千

----纪念耀邦逝世十五周年

陈一谘

（陈一谘原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席、哈佛大学研究员）

近日以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耀邦生前的音容笑貌,总是不断在我的脑海里萦回。感慨万千之际，不由吟出小诗一首:“两袖清风随梦去，浩然正气补残天。无须太史春秋笔，一片丹心照大千。”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耀邦的逝世令我不胜悲悼,他光明磊落,耿直正派,敢作敢为,是纠正极左路线、推行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深受民众爱戴；他也是我最尊敬的师长，多次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地对我说今论古进行教诲”[1]。

虽然耀邦逝世十五年了，凡经历过文革浩劫与拨乱反正的人们,谁都不会忘记：他以无私无畏的一身正气,冲破重重阻力,主持并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和“继续革命”的禁锢,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以非凡的魄力和勇气，不顾个人毁誉,平反了四九年以来历次运动造成的三百万件以上的冤假错案,把人们从恐惧和不公平的境域中解放出来。没有他为国为民忘我忘身的奋斗,中国不可能在八十年代从短短几年的百废待兴变成欣欣向荣的局面,他的业绩将永载史册！

耀邦逝世时,我正在三O一医院住院。当时因为四月一日召开《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时,不慎摔伤了腿,打着石膏躺在床上。陶斯亮[2]正在病房看我,胡德平[3]也来了。我和德平说,“等我能下床了,去看看耀邦叔叔”。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谁知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正需要耀邦这样的领导人时,他老人家竟驾鹤仙去了。

四月二十日晚,我架着双拐到了北长街会计司胡同。耀邦家门口排着泣不成声来致祭的长龙。看着他的遗像,他那深沉凝重饱经沧桑的面容似乎有些憔悴,他那坦荡执着刚毅果决的眼神又好象有几分迷茫；看着他的遗像,为何这样功在千秋的改革领袖竟会如此含冤不白的离开人世？为何那些在文革中被整的稀里哗拉的元老却对向他们施恩的人下这么大的重手？我不禁泪流满面。泪眼模糊了视线,似乎闪现出雨果《九三年》中克郎道尔把郭文送上断头台的一幕,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向哭红了眼圈的李昭阿姨致意后,德平拉着我的手悲伤地说:“人都不在了,难道称呼他一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行吗?家属就这么一点要求。”又说:“希望悼念活动中,大家能在理性、祥和的气氛中度过。”我和他说:“要防止酿成八七年的悲剧重演。政府要有一个进一步改革的态度,学生和民众也要适可而止,事情就好办了。”

谁知道以后竟发生了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六四”悲剧。这个事件历史自会公论,本文不拟赘述。下文只将我与耀邦若干次鲜为人知的见面与交谈写出来,以告慰耀邦的在天之灵,纪念耀邦逝世十五周年。

一、“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

1957年5月的一天,团中央少年部突然来电话,让我带五十个少先队员,给第三次团代会献花。我去年考上高中后,因为成绩好,又热情肯干,被选为团委委员,分管少先队工作,组织了几个很受少先队员欢迎的活动,团中央少年部认识了我。

在接受了少先队员的鲜花和领巾后,刚刚当选第一书记的耀邦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好好好,你这个辅导员干的不错！来来来,介绍介绍你的工作”。他和蔼、亲切、率直的性格一下子就感染了我,少先队员们坐在一个可以容纳百人的会议室里吃水果,我毫无拘束地汇报了半小时。临走时,我灵机一动,说：“耀邦同志,给我题个字吧！”他拿起钢笔在我的小本扉页上题了“青年代表着国家的未来胡耀邦”几个字,还笑着说“哈,这是总理的话,我照搬！”

第三次团代会结束时,在新完工的北京饭店新厅举行茶话会，我收到了邀请信。晚上八点左右,大厅沸腾了，耀邦高兴地陪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进入了会场，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些共产党人中像神一样的传奇人物。过了一个多小时,舞会开始了,我挤到耀邦身边,他看见我,立刻拍着我肩膀说：“年青人,一块跳舞！”我说“我不行,我不会！”他爽朗幽默地说：“不会学嘛,开明一点,别当个小封建噢！”

那时,共产党建政初期,干部们清廉、亲民，社会稳定，我们又接受了大量苏联文学和“共产主义天堂”的教育。五八年大跃进,为炼出学校第一炉钢,我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举步艰难。但在听了耀邦修十三陵水库的激情动员后,热血澎湃,决心为田汉描述的“十三陵畅想曲”添砖加瓦,拖着病腿咬着牙,拿出当年保尔筑路的精神,摸黑起床走十几里,天黑一步一移地回到工棚,发高烧也不下工地,经受住了耀邦说的十三陵水库工地“风硬水硬窝头硬”的考验。年终被评为“社会主义青年建设积极分子”，五九年高中毕业时,成为北京市中学生中第一批入党的青年。

二、“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五九年秋,我考入北大物理系不久,“反右倾”运动便开始了。各地来的同学经常谈论“大炼钢铁”的破坏，“人民公社”饿死人,这些说真话的同学后来纷纷挨整。加上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变修,不由人们产生无数疑问。接着便是“三年困难”时期,北大四千人得了浮肿病。六二年秋,学校对五八年“拔白旗”和五九年“反右倾”被错误批判的师生赔礼道歉,进行“甄别”（即以后所说的“平反”）,以化解怨气。

这时,耀邦来物理系“蹲点”,听取对“甄别”的意见。我正巧在物理系党总支兼职做学生干事,有幸又一次见到耀邦,并听到了他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谆谆教诲。耀邦找了一些曾被错误批判的“甄别”对象开座谈会。他一开始就开诚布公地说：“同志们受委屈了！搞错了嘛，就承认错了。甄别就是改正错误。一个党、一个人都会犯错误,错了不要紧,改了就好。现在大家心情舒畅了吧？”一个叫王舒民的同学说：“还不太舒畅！”耀邦爽朗地笑起来说：“你说的是真话！批错了,甄别了,大气消了,小气还总会有的。”

接着,他话题一转，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呵,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错误、曲折总在所难免。一块铁,千锤百炼才能成钢！一锤下去就碎了,只不过是一块废铁。今天挨一锤就受不了,今后走入社会，那九百九十九锤怎么挨？”，“当然啦,列宁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七嘴八舌才能集思广益嘛！俗话说：管天管地,管不着说话放屁。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能总‘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吧？我重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永远有效！”，“列宁还说过只有死了的人和没出生的人不会犯错误,我这个人就像个维吾尔族姑娘,辫子一抓一大把！”他的话把大家说的都舒心的笑了。耀邦总是热情、真诚、坦荡地像一团火那样燃烧着自己,点亮着别人。

散会时,我走过去说“您一点没变。还认识我吗？”他说：“好象见过。”我说：“五年前,我给您献过花。”他笑着说：“噢,噢,小陈！考上北大了,好！北大可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其实,第三次团代会后,他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我表哥王松声[4]当秘书长,回国后,举行汇报会,我还见过他。四十一年前耀邦“千锤百炼才能成钢”的话,激励了我的一生,至今仍历历难忘。可惜他“三不政策”的许诺,很快就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取代,六四年各高校都不断抓出了大大小小的“反革命集团”。

三、“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有大出息”

刚到北大时，父亲带我去拜会了很多名教授，象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林庚、李赋宁和周培源等。他们都是父亲与表伯父吴宓[4]的朋友，对我很关照。当我苦读马列，企图找到苏联变修的教训时，请他们给我开了许多文史哲的书目。恰巧，这时我在物理党总支看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北大右派言论集》，我被强烈地震撼了。六四年，我的同学黄伟民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认为应当多强调马克思人性、人道的东西，不该搞那么多斗争，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我为他辩护，却受到了党委的严厉批评。六五年二月，我用一个礼拜时间，给毛泽东写了三万字的《对党和政府工作的若干意见》，批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不民主，送到了中南海。

谁知从此以后，我就从“红的发紫”变成“黑的发臭”了。文革开始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惨遭批斗一百多场，打得死去活来。六九年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很快，我和农民交了朋友，他们每天有空就和我说东道西，倾诉心中的苦水。我则有意识地把他们谈的问题分类归纳，帮他们解决能解决的问题，农闲时则抽空读书或作专题调查。七一年春节我自河南新蔡回京时，听说耀邦正回京治病，便去看他。因为德平文革时在北大也挨批斗，那时我们认识了，他是一个正直、诚恳、厚道的人。这次去他家，知道他正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一见面，他开玩笑说：“我们去沙城农场改造，名单有你，可没见人。听说你逃到苏修去了！”见到耀邦，他人还是那么热情、真挚，只是人显老了。因为和德平是同学，从此见他就叫“耀邦叔叔”了。我说“耀邦叔叔，还认识我吗？”他笑笑说：“小陈嘛，有印象！”我说：“我刚三十岁已经挨了几百锤了！”他说：“年青时多受磨练，一生受用呵！”接着，我向他汇报了农村的十个问题。

集中到一点就是说明：自大跃进以来，“左”倾路线已把农村搞的破败不堪，民不聊生。“大炼钢铁”树砍光了，男人炼钢，女人运输，玉米、红薯、大豆烂在地里；“打碎坛坛罐罐”把各家菜坛子、酱罐子都砸光了；农民按年龄、男女分别编成班排连营，夫妻一月见一次面，加上“高指针”、“高征购”、“大食堂”。五九年冬开始饿死人，到六二年周围的村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饿死了。退到生产队核算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生产还是“大呼隆”，分配是“吃饭不要钱”，调动不起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农民说，现在三分之二的人日子过的不如五六年以前，三分之一的人日子比解放前还差。连基层干部私下里都说，共产党搞的“山河破碎”！

谈了五个多小时，耀邦时而坐在沙发上沉思，时而站起来踱步，不时插话。当说到知青写的一首诗《左舷》，所有的人都要划左舷时，船翻了。他说：“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看过没有？我们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啊！许多人至今还不醒悟!”当说到左倾路线一次次把敢说真话的干部整下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假大空”就泛滥了。他慷慨激昂地说：“这个‘假大空’把我们党、我们国家害苦了！为什么‘假大空’会流行？一层一层从上边逼出来的嘛！”谈话结束时，他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好啊！到了农村，和农民交朋友，认真作调查研究，可以学到在书本上、城市里学不到的东西。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不了解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能是空谈。青年人的雄心壮志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结合起来才会有大出息！面对实际，敢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青年才是国家的希望！以后回北京，抽空就来谈谈。”

四、“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

七六年“批邓”不久，我工作的驻马店农业大学说我借口“提高教学质量”，搞“整顿”，搞“复辟”，把我打成了“小邓小平”。“四五”运动发生了，我悄悄回到北京，“天安门事件”刚过去，气氛很紧张，大家仍然很愤愤不平。我与几个好朋友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快有大变化了。我偷偷去看耀邦，我说：“从公开镇压悼念总理的天安门事件起，中国共产党已堕落成一个反人民的党了”。耀邦拍案而起，激动地大声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悲剧啊!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悲剧！中国共产党的悲剧！中国人民的悲剧！”当时，哪个人敢这样非议文化大革命？哪个中共高级干部有这种认识？敢这样说话？我从心里敬佩耀邦的无畏、正直和深刻，但还是有点担心，就说：“您小心点！万一被人揪住可麻烦了。”他正义凛然地说：“怕什么！我这个人‘五不怕’！”耀邦刚毅果决的态度使我深受鼓舞。

在北京听到一个消息：张春桥批示公安部，教育部负责人时逸之、迟群，要“追查”我“传播政治谣言”。他们想通过追查“我吴琰[6]邓英淘[7]”，企图追出“吴寄寒[8]邓力群与胡乔木、胡耀邦、邓小平”这条黑线。我不动声色立即回到驻马店，与吴琰、邓英淘商量好了对策。很快，五月初，由薛寿章[9]带队，公安、教育两部的联合调查组到了驻马店，地方干部不清楚上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临大敌，紧张的不得了。半个月的时间，他们没从我们三人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只得铩羽而归。我们三人则会心地喝了庆功酒。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春节回京时，听朋友说了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心里很高兴，就向几个熟人说了，谁知怎么传到了张春桥耳中，幸好没酿成大祸。

八月底听说毛泽东病危，我第三次回到北京。当时户口查的很严，没地方住，就在朋友处打游击。我的朋友吴鹏[10]因参加“四五运动”拍了很多照片受到严厉审查，我除了与他密议如何藏好照片外，替他给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写了一封为“四五运动”抗辩的信。我又去拜访耀邦，说下边对“批邓”很不理解，刚稳定一点的秩序又搅乱了，现在人心思安，人心思治，并说了吴鹏的事。他坚毅的脸上充满自信地说：“自古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是千古不易之理”，还让我安慰吴鹏。

“四人帮”倒台了，一年后，吴鹏告诉我，吴德和他谈话，还说了一段为自己开脱的无可奈何的话：“从我参加共产党，哪个人没挨过整？哪个人又没整过人啊！”,听后令人心寒。七八年春节，我拿着吴鹏编好的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大型摄影集去找耀邦，说：“想请您题个辞：人民的悼念！”他看了影集后说：“编的很好。我题词还不够格。请叶帅题吧！”很快，叶帅的题辞：“人民的悼念叶剑英”吴鹏就收到了。

五、“他们都是为革命贡献了一生的人，早该平反”

七八年夏收以后，我和几个大队支书聊天。他们说：“这个平反，那个平反，我们农民吃的苦最多，就是没人给我们平反。”我问怎么平反？他们说：“农民就希望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我又问怎么做到？他们相视后笑着说：“你没听大家说的‘六0年死人少，多亏责任田办法好’，就是‘包产到户’！”我想，拼死拼活在农村干，上边一变下边都变了，还是得影响中央决策。就给已任中组部长的耀邦写了封信，要求到中央研究农村政策的部门工作。很快，耀邦批准了。七八年底我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

回京后不久，北大给我平反了。我参加各种讨论会，拜会各方亲朋好友，好不忙碌。大批冤假错案在耀邦主持下纷纷平反，可我认识的几个老伯伯仍未平反。一个是韩子栋，他是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先后关在白公馆、渣滓洞、息烽十四年，原贵阳市委书记，反地方主义时挨整，文革中挨斗，一直问题未解决；一个是周科征，他是小说《红岩》中的刘思扬，富家出身的银行主管，倾家支持共产党，被捕后关在白公馆，后去港工作，又牵入潘汉年一案；一个是马千里，原渤海军区司令；一个是何凤池，1926年的老党员。我给他们写材料，送给耀邦，几乎是当天送去当天批示。耀邦办事的效率和果决由此可见一斑。

但何凤池伯伯的案子一直拖着,他的女儿何青是我的朋友,文革时在北大被整的很惨。我第二次为何伯伯写了信，亲自送给耀邦。耀邦听我介绍后，生气地说：“他们都是为革命贡献了一生的人，早该平反！”立即批示，限期解决。八三年初，我住在中办招待所养病，李雪峰住在隔壁，他女儿李丹林是我北大同学。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华北局第一书记问题还未解决？一问才知道，办他案子的人怕得罪邓小平。我替他给耀邦写了信，很快耀邦就找小平谈了，给他安排了政协常委。可见，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秉持一片公心，不问派系，有错必纠。因为他的努力，四九年以后形成的很多难以解决的大案、特别是毛泽东‘钦定’的案子，都得以逐步解决。

六、“对造反派应该区别对待”

在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也大规模地在整肃文革中的“三种人”。实际上，不少地方往往变成一派整一派, 面搞的很大。记得七九年春节，我和耀邦说：现在整肃‘三种人’有扩大化倾向，搞不好又会出一批冤假错案。狄德罗说过：“如果把傻子当作坏人那就糟了”。文革造反的人中，前三种人占98%，99%，一种是年青幼稚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红卫兵，一种是看到了十七年的问题想革新摸错了门的人，一种是历次运动本人或亲友受到不公正对待想改变现状的人，他们都不是坏人；后三种人，也就是不到1%、2%的人，可能是坏人，一种是趁运动浑水摸鱼的痞子流氓，一种是借运动挟私嫌寻报复的人，一种是运动中煽动极左、制造事端构成犯罪的人，但对这后三种人应当用刑事犯罪整治。治乱世用重典，但文革刚结束，不宜用民众厌烦的政治运动方式解决。

我接着说：若不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也可能成为造反派。从北大和各地看，造反派中有很多有才干、有头脑的人，当然也混有痞子、流氓，保守派则较多是工农或干部家庭，比较循规蹈矩。所以，不能一棒子夯。耀邦很用心地听着，感慨的说：“你说的很对。对造反派应该区别对待！毛主席不号召，哪会那么多人造反？十七年不欠帐，群众哪会那么大怨气？你比我们许多老干部清醒。有些人受了冤枉就想出口气，也可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他似乎有难言的苦衷。联想到，八三年我养病时，万里派他的秘书找我，让我把文革中打我、整我的人给他一个名单以便整治。我说，打我、整我的人大多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红卫兵，个别看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也不值得计较。万里也说：“你比我们许多老同志都心胸宽大”。可见，共产党打天下的元老中不少人计较个人得失是很重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从民众的造反中意识到原来的制度有问题。

就在这次谈话的同时，彭冲和汪峰先后从上海、新疆打来电话，抱怨“西单民主墙”给他们那里带来的冲击，并以“干不了了”相威胁。我听耀邦在电话里向他们说：“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群众积极性大大高涨起来了，十几年不敢讲的话讲出来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压制。当然，对少数坏人要惊惕，要防止闹事。在新形势下，一定要注意解决好新问题。”耀邦在百废待兴的当时真是不易呵。下半年，在反对“凡是派”时被邓小平、叶剑英、邓颖超和胡耀邦称赞过的“西单民主墙”便被取缔了。

七、“八亿农民富裕了，国家才能稳定发展”

我到社科院农经所以后，一方面研究、整理过去的有关农村、农业的文件资料，一方面参加各式各样关于中国前途问题的讨论会。后来，经过二十个月的反复讨论，为推动中国的变革,我和一批上过山下过乡的老大学生与考上大学的知青，于八0年九月组织了一个民间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着力研究农村改革，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

这期间，七九年八月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带来一份肥西县山南区试行“包产到户”夏季大丰收的报告，当天我就转给了邓力群和胡耀邦。后来知道，书记处第二天就讨论了这个材料，耀邦还立即给万里打电话表示支持。但当时,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很激烈。八0年初，我决定到安徽做一次深入调查。做了各种资料准备以后，四月到七月，我调查了安徽省不同类型的十四个县，做了不同区域、不同范围的纵向、横向比较，提出了“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结论，因为它突破了斯大林的集体化模式、突破了行政经济体制的模式、突破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模式，空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凡是实行的地方,生产都大幅度增加,农民生活则很快改善。回京后，我以《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11]为题做了多场报告，并和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激烈舌战。就这个问题，我先后和邓力群与胡耀邦谈了四、五个小时,受到他们的肯定。

八一年四月，我与“农村发展组”的几个朋友，去四川、贵州、云南农村做调查，回京后，写了几个调查报告。我把报告送给了耀邦，他在我们的两个调查报告[12]上做了批示。还说：“你们的调查报告是从实际来的，有见解，有生气，不落俗套。听你说‘三总家乡的农民又笑了！’[13],大家都很高兴！为什么农民又笑了？因为现在的农村政策调整的好，符合他们的利益了。过去的许多左的做法不切合实际，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什么时候农民心情舒畅，国家形势就好。我们要继续克服各种左的束缚，八亿农民富裕了，国家才能稳定发展。去年你在安徽的调查很好，你的意见对中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接着，七、八月间，我又组织“农村发展组”二十余人，在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滁县地区，做了一次深入的综合调查。赵紫阳将这次的调查报告[14]推荐给了各省领导人。

在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和八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处的两次会议中，先后对“农村发展组”这个民间研究组织在农村改革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肯定。并建议各部门重视这种能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中青年人才。自此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都提拔了一批在改革开放中作出贡献的中青年人才。胡赵主政时期的开明作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扩大了人才基础,今天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领导人,都是胡赵主政时期走上领导岗位的。联想到,八六年我们体改所组团在匈牙利考察时,被称为“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的涅尔什[15]说: 匈牙利六八年的改革,在苏共和苏斯洛夫的干预下,七二年受到挫折,福克和我都下台了。但匈牙利的改革以后还能继续进行,主要是得益于当年提拔的一大批中青年改革者后来左右了政局。我想,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八九年的大挫折没能使中国全面倒退,与胡赵时期改革人才的大批起用密不可分。

八、“我一直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

记得八四年四月一天傍晚，我去中南海办完事准备回招待所，正巧遇上耀邦在散步。他一见我，就热情地说：“哦，小陈，好久不见你了！听说你在上海生了病，好了吧？”我说：“正在康复”。他说：“你看，我每天给自己规定走一万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边走边聊。”我说：“您担任总书记以后日理万机，不好意思多打搅您。”他说：“没关系，我这个人喜欢听大家的意见，特别是青年人的意见，框框少，有朝气！我听紫阳、万里、力群多次说过，你们在农村改革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大家、特别是你们青年人的努力。听你说说。”

我们一边走一边谈。我说，“耀邦叔叔，北京民间有一个说法，把打天下的叫‘第一代’，四九年以后历次运动提拔的叫‘第二代’，而经过文革历练、特别是上过山下过乡又在改革中崭露头角的叫‘第三代’。中国农村改革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是因为经历文革悲剧以后，当年为救国救民打天下的第一代中的开明的领导人，像小平、陈云、您和紫阳、万里，意识到毛泽东的作法行不通，而不断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与上山下乡一代中青年里为国为民的佼佼者直接对话，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愿望,才成功推动的。可是，经历各次左倾运动飞黄腾达起来的那些第二代，往往不是看风使舵上来的，就是整人有术上来的，他们是‘反向淘汰’的产物,也是左倾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和左倾路线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者，经常成为改革开放的‘中梗阻’。”耀邦连说了两个“有道理！”

我接着说：“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多数省市主管农业的领导人是搞‘以粮为纲’、‘学大寨’上来的，主管工业的领导人则是搞大企业、‘学大庆’上来的。至于主管组织、宣传的领导人您比我清楚，多年‘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熏陶，他们比谁都左！”耀邦沉思了一会儿,说：“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能苛求。我一直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条件变了，人也会变的。”我说：“您说的有道理。小平同志也说：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好，不好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其实，文革就是明证。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周扬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明明很有道理，为什么会又被批判，大家都议论纷纷，很不理解。”耀邦没有回答，默默地走着。

最后，我说了一段可能会让耀邦难受的话，至今对他还抱有歉意。我说：“耀邦叔叔，我初到农村，觉得人们常说的‘经是好经，被歪头和尚念歪了’有道理。等我调查过许多地方以后，就发现为什么各个村镇、各个县市这‘好经’都念歪了呢？各地的好典型大多是‘吃偏饭’的样板，别处无法学。如果大家都成了‘歪头和尚’，这经岂不是有问题吗?”耀邦说:“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实现起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可能搞的过头了。我们搞文革还不是也走向了反面。”我说:“马克思说过,人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环境,环境就造就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不起创造了灿烂文明的祖先，也可能会对不起认为我们无能的后代！但，对不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却是创造了这种制度的你们这一代人！”耀邦似乎受到了某种震撼，停住了脚步。我真后悔，不该在我最尊敬的师长、共产党内最开明的领导人面前，说这种不知轻重的话。最后，耀邦握着我的手说：“小陈，养好身体！我喜欢你这种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今后日子还长！你们会是有作为的一代！”

九、“首先,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有了，就要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

八四年九月，想与耀邦谈谈一批青年学者对经济改革的看法和建议。到耀邦家正有几个老同志在座，他们担心农村出现“两极分化”。耀邦说：“过去农村那么穷，两亿人吃不饱饭！农村搞‘包产到户’，农民有饭吃了，城里人日子也比过去好了。首先，我们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分配？只会少数人搞点特权，多吃多占。农民吃饱饭了，有多余产品了，到集市去交换，市场才会丰富起来。农民‘绑着穷’了三十年，那时没有东西怎么公平分配？平均主义那是农业社会主义的作法。现在农民刚吃饱，不能挫伤他们积极性。社会主义是要讲公平的。有了,就要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公平问题要关注，要研究，过个七八年再大抓。现在就抓会影响效率。”说着说着他站起来，指着我向大家说：“这是我们的青年农村问题专家，给大家说几句。”

我说：“耀邦说的很对。现在农民收入比改革前增长2.8倍，但一年收入也就三百三十多元，还有八千万人不得温饱。城乡收入差距从改革前的三比一缩小到二点四比一。这五年的进步超过了三十年！富一些的农民多数在沿海省份和大城市郊区，占农民总数不到十分之一。其中,靠囤积倒买、欺行霸市、非法交易的约千分之八、九，这些人的问题要靠制定合理的政策去解决。”耀邦接着说：“我说同志们，中央连着发了三个一号文件，就是要解决农村发展中的障碍，进一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历史上会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干盛世’？都是先安定农民嘛！八亿农民有了积极性，一人一年多创造一百元的财富，全国就增加八百个亿啊！”

耀邦喝了一口茶，拿起桌上一本书，说：“我最近看了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很受启发，同志们不妨看一看。他书中说到：日本国民从普遍遵奉某种道德到普遍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日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人人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怎么发展？怎么进步？我们过去这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耀邦的善于学习，在于他能把学习的东西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这一点特别令人敬佩。

十、浩然正气补残天

耀邦离开我们快十五年了。对于他晚年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有人说，是他的真诚、坦率得罪了元老；有人说，是他不懂权谋而遭横祸；也有人说，是他大公无私惹恼了肖小；还有人说，是他盲动搞瞎指挥。人非圣贤，熟能无过？但我看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记得七二年到七六年，我每次去看他，他家都是高朋满座，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德平告诉我，每天上午他都看书作笔记、研究问题，既看马、列、毛，也看古今名著，还看中国与世界历史，下午则和各行各业的人谈话，作调查研究。在共产党领导人中，像他这样博览群书的不多，这样广交各界朋友的也不多，而读了书又不断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则更是少之又少。一次，我说读了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写的《含糊的遗产》，批评马克思很有份量，他立即记了下来。其实，他从苏联、中国痛苦的经历中，早已体味到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精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者。

耀邦逝世以后，家属希望在悼词中称呼他一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不答应。据我看，在中共领导人中，还没有哪一个人比他离马克思更近，更早地摆脱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束缚。无论是他发起“真理标准”的讨论、要求人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说真话不说假话也好，还是平反冤假错案还人们以清白与尊严也好，还是支持与同情“民主墙”、主张批封建主义、不赞成“反精神污染”也好，都体现了马克思所追求的人道与民主的精神。为什么元老会以“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罢黜他？党内素有“小斯大林”之称的派系不喜欢他，“对敌软对友刁”、文革中向江青献媚最甚、骨子里“两个凡是”已扎根的秀才们不喜欢他，受他之惠而被毛泽东称为“两面派”的人们不喜欢他，那些历次运动得利的“中梗阻”们更不喜欢他，连主张经济改革、又维护一党专政的提拔他的人最后都舍弃了他。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广大民众喜欢充满浩然正气的耀邦，但中共上层能容忍他一系列开明做法的人却太少。

如果不是元老们掌控着最高权力，凭胡耀邦的眼光、见识、能力和人格，他决不可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不断让步，以致连他自己和国家都又演出了一场空前的悲剧。八四年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和赵紫阳接触比胡耀邦多，但我从未像和胡耀邦那样与赵紫阳有过私下的倾心交谈。赵紫阳是我佩服的领导，胡耀邦则是我尊敬的师长。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经历了文革悲剧以后,觉醒了的共产党员中的一代难能可贵的领袖。短短十年,他们在中共的执政史上留下了让人们永难忘怀的业绩。没有八十年代“胡赵”主政时期的努力，不可能短短几年出现兴旺的局面，更不可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一个不可逆转的基础。

斗转星移，时迁势异。中共打天下的一代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靠左倾运动爬上来的也多不在位了, 而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正在崭露头角。面对全球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浪潮，面对“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已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 新主政的“胡温”能够象胡赵那样、甚至比“胡赵”时期更开明更进步吗？他们能引领中国走向胡赵因形格势禁而未能实现的“民主政治”之途吗? 人们都在拭目以待。这也是我现在特别怀念耀邦的重要原因。

2004年3月9日于纽约石溪居所、（本文于2004年清明节刊于《世界周刊》）

注释：

[1]见《〈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发表前后》，刊于1999年5月《世界周刊》

[2]陶斯亮:陶铸长女,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局副局长

[3]胡德平：胡耀邦长子，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经济局局长

[4]王松声：王炳南堂弟。五十年代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五七年因同情王亚南受处分，险划右派。文革中，与老舍一起挨斗，被打的遍体鳞伤，当夜老舍自杀。

[5]吴宓：作者祖母吴仪孟为其姑母。二十年代任清华研究院主任。《学衡》代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6]吴琰：吴寄寒之女，时任驻马店农业大学教学组负责人

[7]邓英淘：邓力群之子，时任驻马店农业大学科研组负责人

[8]吴寄寒：吴琰之父。文革前任中宣部教育处长，文革中遭迟群迫害致死。

[9]薛寿章：教育部司长

[10]吴鹏：摄影家，《人民的悼念》主编

[11]见《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刊于《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

[12]见《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和《四川柑桔为什么大批腐烂》，刊于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

[13]指四川仪陇、广安、南充、为朱德、邓小平、罗瑞卿的家乡

[14]见《“双包到户”地区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农村经济社会》（1981年卷）

[15]1968年至1972年,涅尔什任匈牙利主持经济改革的副总理,福克任总理;苏斯洛夫时任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11/17/200514:14)

来源：新世纪www.ncn.org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

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

----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郝怀明

《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

1986年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了。作为文件起草的参加者之一，我愿意把自己所接触、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供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研究参考，同时也是以志缅怀。

“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

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同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真正成为“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方针？能不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作指导？这已成为在前进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议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一）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定；（二）通过召开十三大的决定。胡耀邦亲自主持了这个文件的起草。

12月25日，胡耀邦在办公室召集起草组同志开会。起草组共有5人，即郑必坚（胡耀邦秘书）、林涧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愈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和我（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局级调研员），还有丛兵（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干部）。

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经济学可以继承、借鉴的东西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可借鉴的东西少一些。大主意还是道德风尚。“四有”是对全民族的要求。你们在小平、我、紫阳讲的框框里面搞不行，要重新提炼一下，不然没有什么新话嘛。

战略地位怎么写？几十年，从生产力、人与人关系上变成个什么样子，从这里面讲。也可以做个回顾：过去不能办，不可能办，没有办，现在为什么能两个文明建设同时担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物质不极大丰富，是不成熟、不稳固的，这就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什么叫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各民族之间，从社会到家庭，都要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谐的新型关系。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教育问题写一段，15年的要求，各类学校奋斗目标，知识程度，文明素养，甚至体质的要求。要写出新的道理。

在谈到思想、精神、道义上的一致的问题时，胡耀邦说，首先写奋斗目标，写三大步，写“四个坚持”，写如何达到一致的办法。不要“四大”的办法，采取什么办法？要总结大的历史教训，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如何，讲点道理。怎么一致，写这几年成功的经验。最后写党，主要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胡耀邦这次谈话，为文件起草提供了重要指针。

“这个文件难度很大”

1986年2月29日，草稿写出。3月4日、8日，胡耀邦两次主持有几位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中央有关思想理论文教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征求意见。

胡耀邦说，这个文件难度很大，草稿离全会通过的要求还差得远，道德比较好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确立为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为人与人团结、友爱、平等、互助打开了前景。对怎么团结互助，家庭怎么搞，作些规定性的东西，这就是很实的呀。没有哪国不称赞我们这个的，要加以总结提高。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过，我们过去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通通让资产阶级拿去了，现在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

胡启立在发言中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

会上，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几位同志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列出了一些题目。胡耀邦最后归纳为12条。

3月9日，是个星期天。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比较详细地谈了他头一天会上讲的12条。他希望能够搞成一个和经济改革决定相比美的文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武装了全党，精神文明决定应该是个比较完整的纲领，有科学的概念，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该怎么做。

第一、二条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和实质。

第三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要写三代人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理想，全国人民政治团结、道义、精神一致的根本基础，80年代就干这个事。自我完善的话要有。共产主义也挂上一笔。前面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两三句话写清楚这个历史观。写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写出困难，写出长期性。

第四条，对外开放，就强调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本领。长期搞开放政策，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要吸收人家的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东西。科技文明不在第三世界，在发达世界，没有几十年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不向人家请教，拿过来，我们的精神文明上不去。怎么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先学习再创新，几十年嘛，坚定不移。世界上把中国对外开放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最有希望的一部分。中国对人类创造的两个文明抱什么态度，若干年后，中国又反转来影响世界的进步与文明，对这个关系要讲。

第五条，新人的培养。不只是青年，包括老年，都要转到新社会、新体制下来。新人就是这个意思。“四有”分别概括一下所谓纪律，就是整个民族的统一的意志。整个民族兴旺发达，服从这个就叫有道德，这是我们道德的核心。

第六条，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人吃人的尔虞我诈的不人道的关系，建立了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开辟了历史新纪元。规划几个基本要求，如何对待老幼、鳏寡孤独、妇女、残疾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多少年达到什么。国家、社会、机关团体、家庭的职责。为不断完善美好的人和人的关系出力尽职。搞好了，社会就安定、和睦、友爱。

他建议开些调查会，了解点实际情况。文件使人看了：1、我明白了，重要性在哪里，是些什么内容；2、我有一定抓手了，知道怎么抓了；3、抓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大的偏差了。他要求4月中拿出稿子，在百人中讨论。

多方访谈研究实情

起草组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同民政部、全国妇联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登门造访了邓朴方、费孝通、赵朴初，分别就妇女儿童、城乡困难群体、残疾人及民族、宗教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

邓朴方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还说：精神文明要为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让人家看到中国改革政策是不变的。好多人不愿研究问题，还有禁区，还有棒子，还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略为放宽点，把自己手脚放开点。

赵朴初说：佛教徒有理想：庄严国土，利乐众生。这是菩萨的人生观。要自己觉悟，还要普度众生。这些思想同今天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要做菩萨，觉悟，要有戒律，没有戒律不能解脱，这对精神文明有好作用。我们提出人间佛教，就是为了佛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为社会主义服务。

费孝通对民族经济文化的差距，精神状态和习惯的不同，形成当前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就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回报问题，吸收汉族移民问题，有计划地在民族地区建立几个城市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3月31日，二稿完成。题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三大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十项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与草稿相比较，明显地增强了行动性。

4月8日、9日、11日，胡耀邦三次召集书记处几位书记，科学、文化、教育、宣传、理论界领导同志讨论二稿。王兆国主持了几位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二稿的意见。

会上，于光远说，精神文明建设本质还是创造，要大力提倡创造。马克思主义要单搞一段，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建设、生活和组织建设，要给予突出的地位，把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中宣部长朱厚泽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胡耀邦最后说：大家的意见，最大的还是结构问题。一要明白了，二要抓得住。六个字，谈何容易。我赞成先把结构调理一下。怎么调整？一、先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说透。一张皮还是两张皮。要从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说起。说点历史深刻。资本主义历史说不说？说多少？他们提出自由、平等、博爱说不说？我们自己的历史说不说？要把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说得人家信服了。二、讲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建设精神文明有几项要求。10项多了，要求与措施混在了一起。改成五大奋斗方向：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用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对社会主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要受到全社会的尊敬。2、讲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尊重人的权利、义务、创造精神，焕发民族的创造力。健全法制，正确地约束少数人，保证多数人的民主。3、科学教育。教育是手段，对最新科学成果的热爱与追求，掌握民族发展的命运。4、人和人之间高度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关系。包括不同人群、集团、民族、地区、男女老少、家庭之间，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之间。5、生活上的丰富多彩、健康活泼。适应时代潮流发展，逐渐克服落后的东西。允许什么存在，什么要克服，界限清楚。办不到的不说。三、采取什么手段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即阵地、工具和队伍，家庭、学校、社会、文艺团体、传播工具、知识分子队伍。指令性的东西不讲，不要搞指标。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或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指南，不能照搬，要发展、创造。怎么对待外国的东西、古代的文化。对群众精神世界不一致的东西，怎么疏导。不能超越物质文明的可能去要求。精神世界的东西不能强迫，只能提倡、引导。五、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责任。

三稿出炉“有架子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对二稿从结构上进行了调整，既注意了文件的思想指导性，也注意了可操作性。5月10日提出三稿。题目缩短为《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五个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要求（共五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和队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

胡耀邦看后很高兴，说：完全有希望。有架子了，有80%了。一、二部分特别好些，通俗，论理，逻辑性强，三、四、五部分弱些。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胡启立于5月19日约请参加书记处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对第三稿的意见。赵紫阳、习仲勋、杨尚昆、方毅、余秋里、郝建秀出席会议，胡耀邦去外地考察，邓力群有外事活动缺席。会上，大家发表了许多好意见，认为大架子可以，现在需要从宏观上讲明一些道理，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路数，同“文革”不同，利于统一思想。也有同志从实际工作考虑，觉得稿子太宽泛，应当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作个思想政治工作决议，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5月23日、28、29日，起草组先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央教育、科学、文化、广播影视、农村政策、《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一个是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广东、湖北和武汉六省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第三稿的意见。

芮杏文在会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说：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人们思想、理论、观念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这场改革涉及的问题，要表明党的基本态度，如对马克思主义持发展的观点，还是死抠条文，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法前进。稿子总的很好，把精神文明扣在现代化建设上，核心是经济改革，应该挑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杜润生说：从指导思想上讲清问题很有必要，免得大家从反面去理解，误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改革出了问题”。要让人们懂得，不可能不出现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干净的商品经济，纯粹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的。打破大锅饭，是积极的东西。但也须有防范的东西，如果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就不能容纳了；分配太悬殊，人们也不能接受。所以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又要给人一种开放、开明的感觉，决不可重复“清除精神污染”中某些界限不清的错误，也不要指望精神文明建设在一两年内就取得最后胜利。要做长期努力。

胡乔木对稿子作了仔细修改，在许多部分都加写了一些重要的段落和字句，还作了一些其他的文字修改。

在这两次会上，有些同志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最好不用。陆定一向起草组郑重提出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他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文革”中批判他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让龚育之帮他查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协助一查，发现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在论辩中最早用过这个提法。刘少奇说：“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刘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随后，1960年7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中引用了刘少奇的话，说：“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的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开花，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共存。”陆定一也说这个方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阶级政策。

为此，龚育之带着我一起去北京医院向陆定一汇报。陆定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我也讲过反对把双百方针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啊！”停顿一下，他又说：“我讲过，那也是错的！”

接着，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他说：批评不要恶语伤人。你骂过来，我骂过去，以牙还牙，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提倡这个。搞安定嘛，搞团结嘛，不要这样子。他不赞成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为什么要分呢？要分的话，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一些。这样听得醒目。他还说：资产阶级的好东西要学，经济上要学，政治上要学，理论上要学。他们的话比孔夫子总要进步一些吧。最有知识的还是资产阶级，他的知识，管理知识我们用得上。不觉悟，自己吃亏就是了。陆定一最后说：精神文明写成部《论语》很困难。匈牙利有篇文章讲经济改革一定要同进一步民主化一起进行。这个是对的。精神文明第一总要团结。青年人说：你们老一代有目标，我们没目标。我说中国富强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国富强”四个字，或再加上个“民主”。讲文化知识，基本道德，再讲点别的东西，少讲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法律范围内可以讲斗争坏人。然后再讲点管理，讲点生产知识，讲得普普通通，扎扎实实。迫切的问题就是大目标，要围绕这个问题讲。

邓小平：“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

此后，起草组在三稿的基础上，反复磨了几道，准备报送邓小平审阅。

7月23日，胡耀邦同起草组谈话，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经济建设受阻，体制改革攻不动。所以缓冲一下，搞精神文明建设观念形态的东西。老人家对这个稿子也不会满意，他历来反对长东西。凭对我的信任，他可以通过。

7月25日，提出四稿即送审稿(近两万字)，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分送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中顾委、中纪委负责同志审阅。

果然不出胡耀邦所料，邓小平阅后表示：六中全会的议题不变。文件不能搞那么长，五千字就可以了。要好好把法制问题讲一下，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很讲法制的国家，上上下下、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都要好好遵守法纪。

胡耀邦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召集有田纪云、李鹏、温家宝和起草组参加的会议，提出修改方案，结构上重新进行了调整，定为八条，五天出稿子。田纪云、李鹏都表示赞成这个思路和写法。

8月2日，改出送审二稿（近9千字）。题目同前，8个问题是：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三、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四、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五、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和纪律，六、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七、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八、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这八个问题，除了第五题改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外，其它各条都没有变化。可以看出，总的框架，还是最初设想的“四有”。其它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

当天上午，胡耀邦将稿子送邓小平、赵紫阳。

晚饭后，胡耀邦到邓小平处，一进门，小平正在散步，看到胡耀邦，远远就说：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的意见，作了个别文字修改，于8月3日印书记处会议文件。

8月8日下午，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二稿，，认为可在修改后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0日上午，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他仔细研究了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逐条提出了修改设想。八个问题不变，有些问题要重新组合，有些段落变动大些。胡耀邦在会上谈了两个重要观点。他说：“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精神文明，这个问题不争清楚，“左”的东西就会从这里来。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四项基本原则是实际工作中要贯彻的，不能天天念经的样子去讲，那就解放不了思想。他还讲，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武器，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指明了方向，除此没有现成药方。马克思和毛主席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观察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恩、列不清楚的地方，许多人拿来攻，老实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没有规范，他猜想了一点社会主义的规律，猜想多了就不是马克思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否则，思想解放不了。马克思说，他没有结论过啊，你们怎么强加于我啊？社会主义在实践，靠我们去创造。明年十三大讲话题为:《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8月12日晚，胡耀邦召集在北戴河的中央书记胡启立、余秋里、田纪云、李鹏、陈丕显开会，讨论根据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改出的稿子，一致认为改得好，有的说有神气了。同时提了个别修改意见。一致同意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3日，经再作个别修改后，印出政治局审议稿。

邓小平对决议稿批示：“同意。没有意见。”李先念亦表示没有意见。

8月16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

广泛征求意见，两点修改不予考虑

8月18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在参加六中全会的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以及不是三委成员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党组一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

这次征求意见，党内有2000多人参加了讨论，党外有200多人参加了讨论，改出140份修改稿，其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起草组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经过反复推敲，吸收了不少好意见，也有一些意见没有采纳。主要是两个意见：一个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不科学，要求放弃这个提法;一个是坚持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否则就是离开了十二大。

对要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开始起草文件就主张要写，历次草稿中都写了。后来，查阅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历次论述，重新加以提炼和概括，在9月17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草案中将这段话最后改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个新的概括，给“自由化”以严格的界说。在讨论中，有19个省、部委以及陆定一等领导同志要求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从政治上考虑，仍坚定地认为保留这个提法对保持安定团结有利，因此对这个意见依然没有采纳。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语，出自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十二大报告。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胡耀邦越来越感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来指导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广泛地动员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决议》在起草中没有再沿用这个提法。在讨论中，有些单位认为应当加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同志主持修改的稿子多处引用十二大报告中的论述，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说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我们的社会就是畸形的社会。还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我国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并且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还有人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要给资本主义平反。所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会是严重的。

对于如此坚持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写进文件，胡耀邦的态度同样非常明确。他要给中央常委写一封信，申明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的这个提法的理由。起草组起草了一个稿子，他不满意；中办几位同志又写了一个稿子，他还是不满意。他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于是，他亲自动手写出一稿送赵紫阳同志阅，赵紫阳同志表示完全赞成，还提了一点意见，并提出一同署名报常委。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关于决议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的一点说明

一、十二大报告中用此提法，当时我和许多同志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为指导，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后来才发现，这种提法不很准确，加上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似乎这个提法同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和物质利益原则有矛盾；还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来要求所有的人们。在我们党提出“一国两制”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之后，更感到在一个对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决定的文件中，不用这种提法为好。

二、当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而且必须用这种思想来武装全体共产党员，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决议稿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写的。我们感到，不用“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提法，完全可以把这种精神表达出来，而又可以避免那些误解。

三、过去文件说过的话，即使是党代表大会文件说过的话，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有所增新和发展。比如十二大时就没有写商品经济，也没有提出“六五”期间就开始全面改革，后来的文件都发展了，没有再沿用原来的提法，这样做不存在衔接不衔接的问题。

这封信于9月14日晚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小平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第三天即16日上午，小平办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由他的秘书王瑞林写在上面。

小平掌舵大功告成

9月17日上午，在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谈了近一个小时。胡耀邦回来后，向起草组同志谈到他同邓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

胡耀邦还汇报说：陆定一同志主张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并向邓小平讲了这个词的来历，说这个词是否科学可以研究，但现在必须保留。几年来小平同志定了一个界限，“自由化”是指根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突然取消这个词，会带来某些麻烦，不利于社会稳定。现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敢随便用“自由化”斗人。所以，我倾向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不多出现。邓小平说：赞成你的这个意见。并说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多少我不知道。对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反正他翻不了什么天。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个局势再发生新的动乱。“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胡耀邦的情绪显然非常高兴。他感慨系之地说：我是“左”右夹攻啊！我们党要讲是非，不讲关系，看脸色。讲关系，看脸色，我们党还有危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不打棍子，不重复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受“左”的干扰，也受右的干扰，“左”激起一些人往右走，右激起一些人往“左”走。我们没有上当，步履艰难。这几年，把一些年轻人吓得不得了，很可怜，我就够可怜了。为党的事业嘛，兢兢业业，有什么不得了！

9月19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了《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的讨论和修改情况(草稿)》(即后来的《简要说明》）修改。胡耀邦说：要把大家提的问题的合理性肯定一下，要求文件要有具体措施是对的。整个文字表述，注意既防止“左”，也防止右，但文字上不出现这字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服性还不够强，要讲出点道理来。我说，同志们提出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考虑到有了现在这个界说，党内把有这种思想的人打成“自由化”一般说不那么容易了，没那个危险了。所以这次保留这个提法有好处。这样，不致造成开禁的印象，又刮风了。我们要保证安定团结，良好的社会秩序。想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能说没有。第一，不捧他；第二，不批斗；第三，党报党刊不登。党报党刊一批评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运动。

经过修改，题目简化为《简要说明》。笔者手头存有一份9月19日的草稿，全文如下：

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党政群各部门和人民解放军，共一百二十三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约两千多位同志，认真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九月初，中央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了对《决议》稿的意见。经过讨论，党内外同志提了许多好的意见，达到了集思广益的目的。起草小组共收到修改意见一百四十份，对这些意见逐条作了研究，对原稿作了修改。

（一）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同志赞同文件解决新形势下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认为《决议》稿的基调是正确的、稳妥的，是个好文件。因此，这次修改，我们保持了文件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基本提法。同时，根据许多地方和部门同志的建议，把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的责任等，表述得更鲜明、突出了些；对原稿的文字也作了仔细斟酌。

（二）一些同志建议，《决议》稿加写建设精神文明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措施，以便于贯彻落实。这个意见，有合理的地方。但是由于文件的性质和篇幅的限制，加上各地情况很不相同，难以把这些内容都写进去。文件稿中已写了《决议》的实施，由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作出规划和安排，中央将在这方面加强指导。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根据这个决议稿的精神，草拟了北京市《“七五”期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

（三）有的同志主张沿用十二大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这次修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理由是：

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不吻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以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这个提法使台、港和华侨广大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反而不利。

不再沿用这个提法，丝毫也没有隐瞒或降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决议》稿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奋力开拓，勇于献身，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

对党在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规党法，不经下届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讨论决定，是不能修改的；但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加以提出，对某些经实践检验证明不妥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沿用，这种情况在我党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次不再沿用“为核心”的提法，也是可以的。正如小平同志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指出：“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

（四）有些同志主张不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把自由都归到资产阶级名下去了。看来这个提法，确有可以推敲的地方，但是这次修改仍然加以保留。理由如下：

这个提法的涵义已经有了明确的界说。决议稿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近几年中央用这个提法，涵义也就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确实仍然存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这次文件保留这个提法，有利于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

我们全党在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矛盾方面，已经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保留这个提法，不会导致过火斗争，带来危险。

附带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在少奇同志一九五九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使用过，当时是为了答复国内外对双百方针的歪曲，指出双百方针“决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文革”中，这个提法被用来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拨乱反正以后，中央针对“文革”遗毒、制造动乱和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使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同“文革”时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

（五）决议稿注意稳妥，防止片面，避免引起两方面的误会。有的修改稿多处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防止“变质”等文字，我们认为，《决议》稿对此已作了鲜明表述，无需过多重复；如过多重复，容易造成政策要变的误解。另一方面，又有些同志认为决议稿写了“防止迷失方向的危险”等，就是埋伏了打人的棍子。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对，也没有接受。

9月2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上，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胡乔木、方毅、伍修权、萧克、黄火青、乔石、胡启立先后发言，一致认为是个好文件，比前几稿都好。其最大的长处就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密切联系起来了，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了。会议一致通过，将《决议》（草案）提请六中全会审议。

全会通过决议时的波澜

23日，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分组讨论《决议》草案。起草组根据全会讨论的意见，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于26日改毕。题目最后定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27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先后批示：“同意”。

9月28日，六中全会召开全体大会，胡耀邦主持。由播音员宣读《决议》。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环顾会场问道：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陆定一发言了，还是那个“自由化”问题。他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很好了。这是我第四次提意见了。他在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在“文革”中彭真和他被批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后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我主张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还留着后面两句，很好嘛。这就同“文革”错误分开来了，去掉那几个字没有丝毫损害。

他的发言引起了掌声。

胡耀邦在陆定一发言后接着说了几句。我对他的发言记了个要点，原记录是：“自由化最早59年少奇第一次用。主张走资的人的确有。不要把自由化的帽子乱戴。一下不要这个词了，会不会……两方面照顾好，四，改革。”这里“……”中的字，当是影响安定团结一类的话，这里讲的“四”，即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的意思是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维护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推进改革开放，两个方面都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印象中，他好像也讲过对“自由化”一词到底怎么样，他没有倾向性意见，请大家发表看法这样意思的话。

接着有人发言，说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只是民主与法制。也主张去掉那个词。

接着，又有人发言，主张维持原案。还有人发言说，“文革”中打击人的方法很多，不只是“自由化”，维持原案较好。他们的发言也博得了掌声。

这时，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维持原案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接着，又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表示同意维持原案。

一场并非所愿，但也非完全出乎意料的争论结束了。如果胡耀邦能够在全会的大会上果断地坚持确定的方案，制止在是不是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情况也许就会不同了。但胡耀邦面对资历比他老许多的饱经沧桑的革命老人，加上他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以及他一向比较民主的作风，使他没有那样去做。平心而论，在党的会议上讨论问题，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的。就陆定一而言，乃至包括胡耀邦在内，他们对“自由化”这个词的质疑，并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同坚持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两码事。

历史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弄得面目全非。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之后不久，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六中全会开会那天，决议稿中有一句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搞资本主义制度”。陆定一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后边即这句注释删掉。这里显然是把陆定一发言的意思给弄拧了，陆定一明明说的是把“即”字前面的话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去掉，保留“即”字后面的话，在这里却被说成是他主张去掉“即”字后面那些话，这样他就成了不主张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了。

后来又有别的说法，说什么胡耀邦不愿意提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把文件（讨论稿）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删去，受到批评后才加上去的。

胡耀邦别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单就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事实是，胡耀邦在文件一开始就多次强调要写上四项基本原则，从最初的草稿到最后的定稿没有哪一稿上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哪一稿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对有同志要求文件到处加上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不赞成。他说：我就不相信，写几次不算坚持，写几十次才算坚持。他还说：不能说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坚持就是半马克思主义，三个坚持才是马克思主义。

经过时间的考验，《决议》的价值已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文件俱在，不需要我多说。《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同过去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也区别了开来，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的问题，为我国社会进到民主、文明的更高程度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

岁月的流逝，会抹去人们的记忆，但也会使人们对往事看得更加清晰。

（2005年9月25日）（责任编辑　萧徐）

深切的怀念

杜润生

耀邦，为人胸襟坦率、真诚，能向同志交心。“我作为团中央书记，理应跟党走，批刘批彭，也不能逆潮流而拥护真理！”他曾多次自我检讨。他在上任总书记会时说，职务变了，我胡耀邦还是原来的胡耀邦，要靠集体领导。

胡耀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大跃进以来人们就高唱以粮为纲，但粮食却濒临危机。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副，哪一项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耀邦力主发扬民主。他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望。

耀邦心脏不好，但还是不辞劳累深入农村。他曾约我在两年之内走访所有地委。我们确实基本上做到了（在地图上作了标志）。实际上他比我多走了青海和西藏两个自治区。那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了。

耀邦同志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听取各地方同志汇报工作时，听到他们过多诉苦时，耀邦往往即席给予善意的批评：我们干革命，就得知难而上，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可知难而退。

耀邦政治上勇敢，看准的事，勇往直前。在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他与赵紫阳密切合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功勋卓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耀邦，提倡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持了实事求是路线，受到党内外赞许。他还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两件大事，使千千万万的人洗却了政治沉冤，挣脱了思想桎梏，为进入新时期作了准备。

耀邦离开总书记职位，和他与陆铿谈话有关。但陆铿的报道是否如实，值得重新审视。即使报道属实，也无损于胡耀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形象。当然，像一切历史人物一样，耀邦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他天真，他宽厚，有时承诺过多，有时失于严谨，但瑕不掩瑜，无损于他的光辉。

他永远活在人心

任仲夷

耀邦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只读过一年初中。由于喜好读书，尤善博览群书，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做报告不念稿子；会写文章，会作旧诗，字也写得好；因此被人称为“大知识分子”（陆定一语）。

1929年他刚参加革命，打AB团时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延安抢救运动时即持异见，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对那些左的东西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有益之事。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即主张恢复长途贩运；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扣“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工作中最重视实情，常往下跑，曾经发誓要走遍全国两千多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举却受到讥评）。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破除迷信和平反冤狱两大根本问题，否则，改革开放无从谈起。耀邦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首先做好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件事，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之后，不论遇到何种干扰，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同步；他认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必经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老左”们的种种无端干预，当年《人民日报》的主持人对此体会最深。

由于总是以善心待人，毫无防人之心（这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耀邦终于被迫“辞职”、“检讨”，于是大哭一场。此种委曲促其两年后郁郁离世，引起世人的无限悲恸。

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2005年10月2日，

纪念胡耀邦必须正确评价这位伟人

于光远

我曾经听过一些议论，说胡耀邦虽然对党的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总的说来，他的政治水平不像人们以为地那样高。他看问题，有时就看不准，不都是很有把握，比较天真。

我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如果把“天真”理解为“纯真”，我认为胡耀邦倒是有这样“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特点。2004年10月我去江西共青城瞻仰的时候，看到李昭书写的这八个字，刻在石头上。这块石头的位置就紧靠在胡耀邦陵园的右侧的后面。

至于说到“问题有时看不准”，这是在每个人的身上都避免不了会发生的事情。问题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更要注意不要在大事上犯错误。而胡耀邦在党和国家大事情上，思想政治立场是很清楚、坚定并且是很正确的。他做到了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今天我们在纪念他的九十诞辰的时候就应该为他洗刷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

胡耀邦的确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对做出这样的判断深信不疑，绝不能让自己的科学良心受到玷污。对有意贬低胡耀邦的行为我固然坚决反对，就是对那些仅仅由于对历史缺乏科学研究，受长期流传下来的某种说法的影响形成偏见，无意地去做贬低胡耀邦的事情，我也不能接受。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胡耀邦的思想、行为、水平、性格和为人处世。

不幸和大幸

李锐

十六年前，耀邦溘然长逝。我在悼文中说过，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当时没有说而后来常与人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所禁锢。冲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那场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这两件大事都是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这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然而，说他是中国的大幸还不止于此。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一九八七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说绝无仅见，至少是鲜见的。这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不是大幸吗！

在耀邦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阎明复

今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离开我们有16年了，但是他那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面前，我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他。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在统一战线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在耀邦同志主持下，统一战线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调动了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转变工作作风，从“改造人”到“服务”，造就与新时期相适应的统战工作队伍；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开创同党外朋友合作的新阶段；立足国内，走向世界，拓宽领域，开展海外统战，直接服务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87年初耀邦同志辞去中央总书记后，我们对在耀邦同志指导下确定的新时期统战工作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回顾，认为这些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应坚持执行。为此，我们还给全国统战系统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前，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必要继续克服‘左’的倾向。过去在统战系统中，‘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反右很容易搞成扩大化。现在一定要防止用‘左’的方法反右。同时对某些右的东西也要认真地加以解决。”

这也是耀邦同志指导我们做统战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的一个体现。

伟人去矣，伟业犹存。耀邦同志那一身浩然正气，无我无私，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奋斗不息的坚强信念和崇高品德，坦诚宽厚的博大胸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谒耀邦陵感言

吴江

2005年为胡耀邦九十诞辰。耀邦逝世于1989年4月。直到1995年我才写《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纪念他。耀邦逝世后，骨灰安葬于江西省共青城富华山，有一群众自发营造的陵墓。我于1999年耀邦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往陵园拜谒，归来写《谒胡耀邦陵园记》一文，兹录其最后一段文字如下：“耀邦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名动历史。而其主政也则郁郁，终至不容，且终至于死。苏轼有言：‘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世人惜其死，然司马迁亦有言：‘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死后荣誉属千载之意）。中国古来贤者，大抵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耀邦亦当若是。苍天之下，日月昭昭，公道人心，功过本不足论也。”

今年9月上旬，书法家沈鹏先生突来电话，说中央已批准湖南省浏阳市建“耀邦故居陈列馆”和“耀邦图书馆”，命他书写馆名，他同时建议我也为耀邦故居陈列馆写一幅字以留念。我思之良久，乃录宋·杨万里诗一首如下：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想想胡耀邦的传记

李普

耀邦去世十六年了，还没有他的传记。我们为什么不放开来想一想，一定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有许多种。据说拿破仑的传记已经有两百种之多。华盛顿的传记，我书架上就有三种，而且我都不十分满意；难道不可以预期，在我们中国也一定还有人会再写吗？

耀邦功勋卓著。我虽然孤陋寡闻，也知道他做了五件大事，每一件都足以彪炳千秋。

一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答叶剑英的那个俗称的“新隆中对”。他说，全国乱了这么许多年，现在人心思定。怎样才能定？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那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以后，依然赋闲在家的时候。

二是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排名最后一位副校长任上，领导和策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三是平反全国冤假错案。

四是给“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干部安排工作。

五是带头支持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开放。

做第三、四两件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做第五件他已经在中共中央主政。

我国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改革开放之功。首先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了人们的头脑。一时政治思想活跃、意识形态领域环境宽松起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大大进步，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初步形成。可惜这种好形势没能持久，因此人们越来越瞩望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

想必大家都记得，具体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农业的改革开放带的头，这也不能忘记胡耀邦。他以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使农业和农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死胡同。那天，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样，便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对自己笑起来。

这五件大事各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既艰难又有趣。

耀邦的一生确实多姿多彩，再说两件事。

一是在苏区杀AB团运动中差一点被杀掉了，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他念过一年初中，也算得个知识分子，那还不该杀吗？

另一件事是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试着用“逼供信”的办法，使两个他十分了解的历史清白的小年轻经不住多方逼迫，终于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他这实验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才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耀邦的光辉太引人了。如果我现在不是八十八岁，而是五十八或者六十八岁，我一定写他，哪怕花十年时间。

耀邦的一条批示

曾彦修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也即打倒“四人帮”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方针政策是结束整整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路线，还是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路线？是有激烈争论的。胡耀邦是坚决主张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一位带头人。

1979年，我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想多出版一点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情况及政治、经济学说的翻译书籍，为打破中国的蒙昧状态做一点服务工作。我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并成立了选译与书目工作小组。

1980年7月，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分送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胡耀邦征求意见。结果是，那位领导人无反映，但胡耀邦却在第三天就复信给该编辑室。复信的全文如下：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1980）7.21.

这时，耀邦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日理万机，但能收到此件后立即处理，并作了复信，可见他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的热情与重视。

耀邦的支持，给了我们信心，工作就开展起来。可这一工作进行了三年时，有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却把这件事列为思想状况严重自由化九条中的第一条，加以指责。罪名是三大项：反苏反共（反苏，甚至包括契尔年科也在内）；宣传托洛茨基派及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国际修正主义。

我在当年写下的申辩书中写道：“历史将会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件批示是何等的正确，又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对各方面闭关锁国倾向的一个多么有力的批评！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并未解决。照有些同志的办法，实际上又是实行闭关锁国。”

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耀邦的正确！而我们仍需要发扬胡耀邦的精神，把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废除干净。

建议编《胡（耀邦）选》

龚育之

去年四月，我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发言，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我说：

“胡耀邦从一九八○年二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这个发言，已经在《炎黄春秋》去年第六期上发表。现在再就编《胡（耀邦）选》的建议作一些申说。

编辑、出版党中央已逝的和高龄的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专题论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据不完全的统计，出版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文集的规格，现在有以下几种：

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选集,邓小平、陈云的文选,叶剑英、彭真、李先念、万里、薄一波的文选。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并声明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董必武选集、王稼祥选集。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张闻天选集、李维汉选集。

由本书编委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有：习仲勋文选、王任重文集。

由《文集》编辑组编辑或未说明编辑单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邓子恢文集、陶铸文集、陆定一文集（一卷）、胡乔木文集（三卷）。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有：张闻天文集（四卷）。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的，有：李富春选集。由《文集》编辑组编辑、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有：林伯渠文集。

所以，如果说到规格，根据以上成例，《胡（耀邦）选》用以上哪一种规格都可以。

具体的编辑工作，据我所知，或者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或者是以某某选集编辑组的名义，由中央某部门、某单位或某省委组织力量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胡耀邦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已经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有十一篇，一百九十六页，已经收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九篇，一百四十页。再加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比《选编》多收的六篇，五六十页。可以说，编《胡（耀邦）选》，光是这些已经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当然，还要搜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收入以上《文献选（汇）编》的公开发表过的和在党内发表过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期间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还要确定以什么时候的哪篇文章作为开卷篇。还要作题注和注释。就是说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但是，既然是“选”，篇幅不可能也不需要太大。只要决定编《胡（耀邦）选》，编辑工作并不太难。

总之，建议编《胡（耀邦）选》，理由有二：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既然如此，有关的机关或单位，何乐而不为呢？

胡耀邦与马克思主义

钟沛璋

胡耀邦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在他去世时的悼词和讣告中，作了清楚的表述。胡耀邦年轻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他刻苦通读马恩全集，反复研读其中重要著作，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而他没有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当时曾引起了思考：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所以被认为是一门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是因为它是紧密结合实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发展、开拓、创新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贫困落后的国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求得解放，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行事，或照搬外国的经验，都使我们犯过错误，吃尽苦头，遭到失败。马克思针对那些教条地搬弄他的话人说：“反正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像康生那样，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在“文革”中又与“四人帮”狼狈为奸，死时竟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反正我们知道，胡耀邦不是那种“马克思主义者”。

胡耀邦在他十四岁加入儿童团时，的确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于在新的环境中勇敢地去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经验。无论在瓦窑堡创办抗大一分校，在解放战争中做部队政治工作，解放后在川北剿匪反霸、建立新秩序的复杂工作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胡耀邦在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几年中，是青年团历史上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时期。特别是经历十年“文革”大灾难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扭转乾坤，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1977年 1987年十年是中华民族中兴、最生机勃勃、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耀邦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对这样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开拓，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吗？

耀邦一生作过许多鼓舞人心的讲话，他特别重视调动人的积极性。1958年4月，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我就听过耀邦题为《人的积极性是最宝贵的财富》的讲话。有人曾要求恩格斯用一句话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恩格斯的回答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

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杜导正

我同耀邦同志有过近十年的工作关系，感触最深的是他的民主作风。耀邦并非不坚持己见，但他平等待人，从谏如流。

在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时候，每周两次召开新闻宣传系统的例会。那时，我是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中宣部指定新华社穆青、李普和我参加这个例会，穆青事情多，李普健康欠佳，我去的较多。每次例会，耀邦自己先滔滔不绝地讲四十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都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耀邦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作指示，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他都虚心听取，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有些是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回顾我党有关历史，令人感慨万分。

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物亲近，不愿意和深藏心机、高高在上的神相处。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是对耀邦民主作风感受的一种表达。我赞成！

耀邦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了榜样。尤其在我退下来后主持《炎黄春秋》杂志的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仁，一直努力学习耀邦的这种民主作风，做人、做事。

耀邦的民主作风，我想，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从人权派生出来的。耀邦的这种民主的政治品质，是尊重和实现人之为人的利权。而这恰恰是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问题。

古语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其耀邦乎？这是他性格、风格、人格具有的独特魅力。他不愧是我党、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9年至194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46年至1949年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第四纵队政治委员，18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他历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谦虚好学、顾全大局、艰苦朴素的高贵品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1989年4月16日《解放军报》）

耀邦之死

张祖桦

“中国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学” 胡耀邦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日。发自内心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耀邦整整长我四十岁。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了。但是由于他曾经长期担任过团中央第一书记，加之为人随和、待人诚恳、平易近人，行为举止很像一个年轻人，所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的名字耀邦。我有幸在大大小小的场合多次见到过耀邦，聆听他那即兴发挥、思想闪耀、激情四溢、振奋人心的演讲，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真是无法想像，在“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十年中，社会凋弊，民不聊生，问题成堆，百废侍兴，耀邦身上怎么能爆发出那样惊人的能量。拨乱反正，推翻“两个凡是”，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与解放思想运动；平反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包括那些后来在所谓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上逼他下台的老X们我不知该称他们什么为好）；深入到全国1500多个县市和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民间疾苦；每天要亲自处理几十封民间来信和无以计数的文件、简报；冲破重重阻力主持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的各项工作；提出“没有民主监督，就要腐败”的论断，积极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党内民主化。尽管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没有来得及实现，但是为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厚的思想遗产和政治资源，成为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绵绵不绝的动力源泉。就个人感受而言，耀邦是我最为敬佩的中国现代政治家，是永远活在我心中给我以激励的真正的大英雄、大智者大丈夫处身立世当如是也。

李慎之先生在为《哈维尔文集》写的序言中谈道：“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这里提到的良心政治与责任伦理正是对耀邦一生操守与践履的最好写照。是值得每一个后来的以政治为志业的人认真思考与学习的。

对耀邦生前为人做事的纪念文章已有很多，我在这篇短文中就不拟多写了。我想重点谈谈耀邦身后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

1989年4月15日晚上7点多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耀邦逝世的消息。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继而悲痛莫名（白天虽已听到这一恶耗，但一直不愿相信）！连续接到几个电话都是表达悲伤之情的。我当时住所离天安门广场不远，放下电话找了一条白色的纱巾（好像是藏族朋友送的哈达），就直奔广场。到达广场时还不到7点半，感觉天色黑沉沉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我碰到了团委同事韩旭东、《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魏群、前团委同事顾宝忠等人，我们一起面向纪念碑为耀邦鞠躬默哀！我把带去的白纱巾绑在纪念碑前的围栏上。细心的宝忠将他亲手制作的一个花圈敬献在纪念碑前，上署“康华总公司一名共产党员顾宝忠敬挽”，是为广场上悼念耀邦的第一个花圈（有书为证）。之后，我们又一起步行到广场西北侧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耀邦家祭奠。此后几日，我又多次情不自禁地从单位步行到耀邦家，跟随着人群排队进到耀邦家中设立的灵堂默哀致意，见到了酷似乃父的耀邦长子胡德平和许多朋友。记得我在留言簿上写道“青年楷模改革先锋驾鹤西去神州同悲”。

1989年4月22日上午，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耀邦追悼大会。会后我和几位同事从大会堂东门出来，走到由军人、警察和公安大学学生组成的几道警戒线前观看由北京40多所高校的十多万名学生和大批市民组成的声势浩大的纪念人群。在那里，我遇到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的严家祺先生和他的夫人高皋女士。广场上的人们都是前一天晚上就来的，一直在广场上守候了一夜，为的是能最后看上耀邦一眼，为耀邦送行。看着此情此景，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一方面是感受到“公道自在人心”；另一方面是为中国改革的前景深为忧虑。但是，蛮横无理的当局却无视民意，连学生们派代表向耀邦遗体告别的合理要求也不予理睬。广场上的人们群情激昂，不停地高呼口号，要求还耀邦以公道和与政府对话。学生队伍中有三个人穿过警戒线走到大会堂东门外的台阶上高举“请愿书”要求递送，政府这边一直无人理睬。三人遂当众跪在台阶上，继续高举“请愿书”长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最后还是我的团委同事（临时借到治丧委员会做工作人员）的杨农先生实在看不过去，主动走过去半跪下来说着“好兄弟，好兄弟，你把请愿书交给我，我负责给你转交”，才将“请愿书”接下，转交给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有纪录片为证，中央电视台当年曾反复播出）。还有一个插曲值得记下，我在现场碰巧遇见一位组织警戒线的负责人是熟识者，他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和严家祺夫妇都请求他转达我们的意见，千万不要对学生动手。他说：请你们放心！我们和大学生们的心情完全一样，只是负责维持秩序，绝对不会对学生动手的。之后，我又和他商量，能否放几位学生代表把学生们带来的花圈送进去。他在与人商议后，同意放一个学生代表进去送花圈。于是一名青年学生高举着花圈得以进到警戒线内的大会堂东门。这位青年学生的勇敢行为受到在场的数万名大学生欢呼支持。后来看电视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吾尔开希。

之后，就是中共最高决策层将因悼念耀邦而起的学潮定性为动乱，并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的社论，信口雌黄地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明明是广大学生和民众发自内心地悼念耀邦，为耀邦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鸣不平，却非要把这种自发的、正义的行动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中共高层守旧派通过政治阴谋把耀邦搞下台，却非要说单纯质朴、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学生搞阴谋；明明是广大学生和民众要求“反对腐败，铲除官倒，实行民主自由，推进政治改革”，却非要说成是反对现政权的严重政治斗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再后来，赵紫阳总书记出访回来，提出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高层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双方相持不下。“五一三”三千名学生发起绝食；首都北京连续发生百万人声援学生大游行；运动逐渐扩展到全国……

在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由耀邦之死所激发出来的能量比他生前还要大得多，乃至于演变成覆盖全国所有大中城市、有上千万人加入的、持续近两个月的爱国民主运动；乃至于波及到全世界，促进了“苏东波”，极大地催发了共产主义极权体系的崩解。

一位朋友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一九八九年因耀邦去世发生的民主运动的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它撕开了共产主义的铁幕，自此东欧的共产政权象多米诺（Domino）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其他地区的共产政权也不得不寻求变革之道。它为其他共产党国家镇压民主运动提供了一个反面的教本。它告诫人们，象中共政权那样镇压八九民运将为世人所不齿。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作了效法中共的尝试，结果丢了性命。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就不再敢冒这种风险了。“六·四”事件彻底撕下了中共代表人民利益的假面具，动摇了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八九民运在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以实现民主为政治诉求的反对派，这些人越来越多的从监狱之内转到监狱之外，在社会上从事使中共对之奈何不得的民主活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声张、呼吁。更多的人士利用身在曹营之便，在“六·四”觉醒后开始对共产政权进行默默的、但却是实质性的“和平演变”。这在中共统治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八九民运还逼出了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已推行四十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成功地把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共产主义笼罩之下的中国大陆一步一步的推向后共产时代。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中共统治下的第一次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