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趋势

新华社高级翻译 尹宏毅

2003年2月12日

当代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世人都是你的隔壁邻居；不再有远在天边、漠不关己的事情。全球化势不可当。但是，尽管从道理上讲全球化、“民主”、“自由市场”都说得通，甚至无可辩驳，实际结局却总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利益折中的产物。绝无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切药剂都有副作用，也都无法充分照顾到所有群体的利益。

灵活的金融市场看来是刺激经济增长的（Michael Klein，Money，Politics and A Futu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November 1999）。它们帮助把现有资源配置到效率最高的用途上。最重要的是，市场资助相互竞争的各种实验与创新，最终选择其中的佼佼者。在全球范围，目前都有金融市场取消管制和自由化趋势。然而，取消管制后的金融市场可能会显示出严重的动荡，使经济活动受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风”行为和恐慌的结果。20世纪的一些政策创新旨在创造防范金融体系中系统性失灵的安全网，譬如存款保险和对流动性的支持。但是这些安全网本身，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刺激冒险的激励机制（道德风险）。因此，金融体系管理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把取消管制与防范系统性失灵的安全网，同有效的审慎管制和对金融体系参与者们的监督相结合。

要选择适当的管制框架，使金融市场能够高效率地实现资源配置决策方面的权力下放，同时遏制系统性风险。对于最担心“跟风”行为和恐慌的人们来说，对金融机构活动的比较广泛的控制，包括控制利率和贷放的规模与方向，似乎比较有利。而在最为担心道德风险的人们看来，则最好是废除控制和安全网。他们所偏好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市场的约束力、削弱管制机构的权力和自行决定的权限。而比较明智的主流观点则主张把各种措施掺和起来，既加强市场的约束力，又改善管制与监督。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真正合理的政策选择，决定因素有二：对具体国情来说，主要的担忧是道德风险呢，还是“跟风”行为和恐慌；其二是改革所牵扯到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斗争，或称为“权术”，如何达成折中，从而影响最终方案。“最终的改革结局将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而是政治弱点与金融结算技术方面的进展之间的相互作用”（Michael Klein，1999，P.10）。

尽管全球化势不可当，各国间日益相互依存，但是勾心斗角在所难免。危难之时，民族国家并不一定对患难者伸出援助之手，即便提供援助，也难免不带有附加条件。而金融体系出现故障的国家，则也不愿认可有效的国际监督，来遏止道德风险问题。此外，还可以假定，尽管各国不遗余力地建设独立的中央银行，但是这一努力并不等于货币当局在发生实际危机时，能够与政治压力有效地隔离。而当货币当局屈服于一种诱惑，即动用自己的权力来征收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税，以便将政府债务和企业不良资产“胀”掉，这时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在世界范围内，低成本的电子结算高科技，得到迅速的采用。因此，就连单个的穷人，只要拥有十分有限的金融资产，也能够选择资金外逃，从而实际上使本国货币当局成为世界市场这个“大鱼池”里的“小鱼”，而丧失征收通胀税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下，金融体系的角色相当于中央集权的经济计划体制，握有“生杀大权”。一个优良的金融体系将资源配置到回报最高的经济活动，把风险分配给对风险最具有承担或抵御能力的人们。

对金融决策者们开放的机遇，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是实际上可能办到的事情的函数，而且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规则、他们所拥有的自行决定权，以及他们修改或规避这些规则的能力的函数。这些规则因国家而有所不同；它们突出地表现为产权制度（包括破产规则）、金融市场的竞争与管制之间的博弈，以及一旦投资失败，纳税人或陷入困境的消费者所能够求助的最后救星，或称“救命稻草”。

金融交易分为两种流动：资讯从借款人向贷放者的流动，比如有关借款者信用资质的信息；以及资金从贷放者向借款人的流动。有关披露的规则属于前者；而资本流动控制措施则属于后者。负责管理这些规则和规章的机构，其宗旨是为了把其事实上所渴望获得的自主权与问责机制相结合。

一切认识，必须从一个起点出发；一切理论，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即，没有任何技术专家，能够设计出万全的对策或完美的金融基础结构。有的只是社会形形色色利益集团的共识与折中的产物。

过去的一个世纪期间的货币与金融创新给我们带来了种种变革。首先一个是不兑现纸币的崛起。对不兑现纸币来说，发行货币的边际收益大大超过边际成本。仅仅带来物价的一个稳定水平的货币发行，就已经为货币当局提供相当多的垄断租金，即“铸造利差”，一般每年在经合组织各个经济大国中达到GDP的0.4%左右（国际清算银行，1996年）。除此之外，不兑现纸币为发行者提供了强烈的激励因素，促使其对本国公民征收通胀税。因此无怪乎，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许多国家的惯常做法是，每年征收3% 4%GDP的通胀税（菲舍尔，1988年）。过度的通货膨胀要么导致资本外逃，以规避货币当局征收通胀税的能力，要么是央行接到采取反通胀措施的命令。20世纪80年代末，名义上积极支持经济发展的中央银行的时代宣告结束。央行“独立地位”的时代继续着。90年代，在几个案例中，一些国家完全放弃了独立的货币，选择了货币委员会或者货币联盟。

最后贷款银行的功能，即在艰难时期提供变现能力，或称流动性，可能是十分宝贵的。在理想情况下，一家最后贷款银行向金融体系提供变现能力，而又无须营救资不抵债的银行或公司。维持最后贷款银行的好处，其实例之一就是1998年秋季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提供的变现保障。由于美国货币当局财大气粗，不会被资本外逃打翻在地，所以在全球货币市场上，它仍是一个享有信誉的主要玩家。

然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货币当局正在丧失有效地发挥最后贷款机构作用的能力，因为公民不再信任它们，并且享有资金外逃的选择。国际金融交易的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自由化，使得小央行在庞大的世界货币市场上，真正沦为“小鱼”。其发行货币的影响力“杯水车薪”。央行提供流动性原本是为了降低国内利率，但结果往往却仅仅是抵消了汇率的下降，甚至破坏其稳定（豪斯曼等，1999年）。

二战刚刚结束后时期的特点，是对银行的严格控制和最低限度的风险承担。但最近几十年，由于自由化，银行业危机呈上升趋势，影响到的国家达70个左右。危机袭击的发达国家譬如美国（1984-1991年的储贷危机）及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和拉美国家（90年代初），以及所有大陆上的发展中国家。营救所付出的代价不等，既有占GDP的百分之几的，例如美国的3%左右，也有阿根廷的约占GDP50%。在美国的储贷危机期间，单位美元存款的损失超过了大萧条期间的损失（怀特，1997年）。一般情况下，纳税人承担了倒闭银行的负债的很大部分。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存款担保的存在使金融危机恶化。实际情况是，在建立更宽更大的安全网和进一步取消管制后，接踵而来的是更加深重的银行业危机。

存款担保和最后贷款银行制度旨在防止银行业危机导致支付系统失灵，以致造成具有清偿能力、但却缺乏资产流动性的公司破产。但是，这些制度却削弱了银行和存款者保持谨慎的激励因素。因此，银行所保持的资本水平，远远低于其它公司。对银行来说，从事风险较大的贷放，能够增加回报，而不利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限制，对于“大到不可能倒闭”的银行来说尤为如此。

为了避免银行从事不顾后果的或腐败的贷放活动和钻货币当局营救空子的可能性，银行必须遵守谨慎性规章制度。银行监管机构负责监督遵守情况，并采取行动预防和应付危机。然而，监管体系往往未能防止危机或采取即刻的矫正行动。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像北欧各国这样的政治清廉的国家和像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所谓“裙带风盛行”的国家来说，情况都是如此。

监管失灵的根本原因，在于银行的性质本身。银行专门从事对借款人的信用资质的评估。而有关借款者的信息并不是普遍可获的。例如，对小型公司来说，创建一个透明的信息库，资本市场可用来估价这些公司的债务，这种做法会完全没有成本效益。因此，银行专门收集和评估别人，例如存款者所难以评估的信息。监管机构要想评估这种信息，成功的可能性大于小的存款者。但是，甚至监管者也面临很大困难，而且它们与存款者或其他债权人相比，监督银行的激励因素都要少。由于银行贷款并不在流动资金市场上交易，所以没有明确的途径，可以对其加以估价，因此也没有任何简单的方法来弄清，银行到底拥有多少真实资本。在涉及衍生金融资产情况下，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会十分迅速地改变。一旦危机爆发，资产质量便可能会迅速恶化。监管者除非亲自管理一家银行，否则便无法正确估价银行的贷款。而假如这样进行微观干预，则将破坏私人所有者的责任制度，使得监管者承担起它们本应监督的人们的盈亏责任。单单正确地评估资本充足率，就已经相当于评估贷款组合的市场价值。

一旦出现问题，银行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就愈加想要隐匿问题，而监管者则一般会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其不要干预。如果干预，监管者就遭到指责，说它们判断失误，从而带来巨额负债的严重后果。典型结果是日本在20世纪最后几年所实行的“管制性缓期”，从而减缓债务危机。在美国，消除储贷灾难的后果花费了将近10年时间。监管工作与银行存款人及其他债权人所实施的市场约束，只有这两者的出色结合，才能遏制金融危机。但是，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在大多数国家中，使这一点难度变得很大。

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是比较灵活的，而不是僵硬的金融体系。一些国家也许将控制权当作制胜的法宝，但是在长期里，这样做完全可能会阻碍它们的经济进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的智慧乃是关键的生产要素。这一要素作用的发挥，是通过把地球上早已存在着的物质与人力资源加以重组，形成新的、有用的产品和服务（罗默尔，1993年）。对成功的社会来说，重大挑战之一是如何维持有效的体系。这些体系决定着把资金投向哪些实验，不投向哪些，以及哪些资金投入要中断。中央统一计划的经济体制在这方面显然已经失败。风险资本，譬如在美国硅谷等高科技领域中活跃着的那些，看来恰恰体现着未来所必需的金融系统的精髓。而不由分说的金融控制则倾向于使持续不断的、普遍的创新活动萎缩。因此，拥有比较灵活的金融市场的社会，比较有希望成功和繁荣。社会与经济的不断进步，将使僵死的金融控制的重要性越来越小，即使一些国家的政府不遗余力地奉行这种政策。

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要求其参与者们对契约和产权的神圣地位抱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与此同时，还要求建立能够相当出色地解决这些问题上的争端的机制。因此，任何市场都使一部“经济宪法”的根本困境摆在人们面前：如何建立健全的规则，以及由谁来监管监管者。市场力量作为制约与均衡体制的一部分，能够起不可或缺的作用，并缓解对政治家和管制者的清廉与效率的要求。对于商家或国家彼此之间互惠贸易的兴趣，能够产生激励因素，以形成支撑市场的合理机制。但是，政府或自律性机构仍占有首要地位。

对未来金融体制发展的正确观点：

见新不怪、与时俱进

因此，控制与自由放任之间的中庸之道仍然是主流观点，也是我们所能企望的最佳结果，尽管它具有种种问题和缺憾。但是，现代世界是一个“脱缰的”世界、一日千里的世界。因此我们必须发挥充分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大胆创新，与时俱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各国不但能够输入别国货币当局的信用，而且可以进口外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外国银行的监管素质，譬如新西兰等国就十分倚重外国银行在该国的分支机构的作用。这样做起码将一部分监督与资本结构改造的负担转嫁给外国实体，从而使本国得以经济、节约地使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发挥杠杆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政治领导必须采用特殊的国策，能够迂尊降贵，放下架子，让外国人也有机会“控制”国内金融系统。

但是，灵活性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国家，特权阶级一方面热衷于征收通货膨胀税，另一方面又能够携款外逃，从而回避通胀，人民对此深恶痛绝，纷纷要求严格限制金融自由，即使这意味着牺牲可能十分宝贵的灵活性。但同时，要求允许外国人控制金融体系的呼声也是历史的潮流，因为外国人有很大可能会避免像国内官商之间那样沆瀣一气，而与政治势力和特殊利益集团保持一定距离。未来取决于各方力量的较量。

低成本的、安全可靠的国际结算系统的问世，将使资本外逃的范围与规模扩大。在外汇管制有限的国家，电子货币将使资本外逃成为一项选择，甚至对边远地区的贫穷公民来说也是一样。而在仍旧实行严格的资本控制的国度，电子货币则将拓展越来越多的人逃避管制的活动余地。道理很简单，电子货币使交易成本下降，使许多交易活动得以在国外进行。

信息技术领域中的进展还支撑着实时结算系统的涌现。实时结算系统使支付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减少了系统性危机的风险。事实上，随着电子货币系统的问世，对于管理支付系统来说，也许连银行都不再是必要的了。因此银行监管可能会失去重要性。

今天，甚至在非洲国家，智能化的借记卡也得到采用，以改善电话和电气装置的付费。在中国等一度贫困的大国，无线通信装置已经开始为亿万人所启用。从芬兰到美国，金融交易已经司空见惯地通过远程通信系统，譬如电话或因特网进行。单位交易的结算成本势必会下降。瑞典银行估计，随着从传统现金结算向因特网结算的过渡，“交易成本将下降两个数量级。”从现在起20年后，结算成本可能会十分低，因而对普通公民来说，从一种货币兑换成另外一种，可能将几乎不支付任何交易费用，只要金融监管机构愿意。

各个民族国家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恪守司法与执法等系统的自主权，最终可能将是一件好事，因为假如大家合而为一，建立单一的货币和金融系统，则对改革的约束力与紧迫性也许会消失。民族国家体系目前是终极的政治机制，其所提供的彼此独立与客观的机制，及各国间的承诺和制约机制，能够为要求加强约束力的人们所利用。

就连金融危机也是一种粗暴的约束形式，尽管它不会给受害者以喘息之机。国际社会能够支持建立一个更好的全球金融体系。无论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都通过改进标准、普及最佳做法和在危机期间推动各国采纳健全的改革，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结束语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具体的金融体系或秩序存在的时期最长也只有几十年。因此，我们必须高瞻远瞩，动态地看问题，因应变化了的世界。同样，维持货币当局独立地位的努力从长远观点看，也是会失败的。此外，不论是用以何种货币计算的金融工具进行交易，低成本的交易技术都将彻底清除交易中的羁绊。随着个人、公司和国家努力应付这些影响与后果，我们可能会开始看到一个真正全球性的金融体系浮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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